Author: wulb

《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博士被拘，上百名签署者先后被传讯或约谈。当局认为采取此种高压策略便能让宪章”无疾而终”，却没有想到签署者们勇敢地站出来，发表名为《我们与刘晓波在一起》的公开信，声明大家愿意与刘晓波一起坐牢。更出乎当局意料的是，几十名被传讯或约谈的对象，将约谈的过程详细地记载下来和公布出来，真是”君子坦坦荡荡，小人遮遮掩掩”。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掌握了数百万军警宪特的执政党，却变成偷偷摸摸的地下党–许多与当事人谈话的警察自称没有阅读过《零八宪章》的文本，且他们也不愿或不敢阅读；而被约谈者虽然只是一些孤立的、无权无势的个人，但他们已经不再像原来遇到类似事件那样，有诸多顾虑和犹豫、尽量保持”低调”，这一次他们战胜了恐惧和怯懦，让一切都呈现在阳光之下。

当局不敢像八十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样，在官方喉舌上连篇累牍地批判零八宪章及其签署者，并为之扣上各种吓人的帽子。当年，官方还有相当的自信，认为自己是纯洁的、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并有能力制造出让民众乐意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及让民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那时，官方确实”自以为是”，才会将不同的意见统统打上”精神污染”的烙印、将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全都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堆中。那时，中共当局手上掌握着许多才华一流的御用文人，可以写出气势汹汹的大批判文章。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和对文化资源的掌控，使得他们有必胜的把握，在思想文化领域放手展开”暴风骤雨式”的斗争–虽然实际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

如今，二十年之后，当局连这点信心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不敢与被批判对象公开对峙，干脆选择”缩头乌龟”的角色，以一种黑社会的模式来治理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重新回到当年的地下党时代–甚至连地下党时代都比不上，他们甚至没有力量和颜面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了，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他们自身已经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在官方控制的任何媒体上，无一不敢提及《零八宪章》，甚至连一篇”旗帜鲜明”的批判文章都看不到。同时，官方控制的御用文人的水准亦直线下降，那些不得不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御用文人们，根本写不出有力的批判零八宪章的文章来。今天官方的御用文人，哪一个有当年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的才华呢？这一细节已经充分地说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极权主义政权衰退的标志之一便是–“它不再努力让人民爱戴，而只是企图让人民害怕”。但愈来愈多的人已然不再害怕。

《零八宪章》的发布以及广泛流传，让我想起了十年前发布的亚洲人权宪章。亚洲人权宪章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七日在韩国光州发表的，这一日期和地点都颇有纪念意义：五月十七日是南韩军政权屠杀光州追求民主的民众和学生的日子，光州惨案的直接遇难人数为一百六十六人。这份宪章的公布，乃是对死难者最好的纪念。而《零八宪章》在六四屠杀二十周年前夕公布，也可以看作是对死难者的纪念以及幸存者的赎罪之举–这二十年来，我们所做的太少太少了，面对死难者的墓碑，面对天安门母亲的泪水，谁不感到愧疚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迟到十年的零八宪章也是对亚洲人权宪章的一次并不遥远的回应，是对当时在亚洲人权宪章的起草过程中中国大陆的社团和人士缺席的一次弥补。亚洲人权宪章从起草到定稿经历了三年时间，先后召开多次区域性的会议，征集了两百个团体和数千名个人的意见。参与起草和修改文本的团体及人士，来自韩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若干亚洲国家和地区，却唯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据我查看名单发现，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士，唯有当时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工作的萧强。忽略中国大陆的声音，这是宪章的组织者的一个欠缺，也表明中国大陆的人权活动人士疏于参与国际人权活动的弱点。

亚洲人权宪章是一份民间的宪章，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但极具象征意义。它的起草正是源于占世界面积和人口最多的亚洲，却是惟一的一个没有以政府为主体签署一份洲际人权宪章的大洲，正像宪章所指出的那样：”亚洲是惟一一个主要地区还没有保障人权自由的地区性官方宪章及相关机制。”经济决定论不足以解释此空缺，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比亚洲经济落后得多的非洲国家早已签署了非洲人权宪章。实际果效如何是另一回事，但他们毕竟有了一份可以操作的、对独裁者有一定制约的洲际宪章。而亚洲人权宪章的空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亚洲缺乏人权价值的文化传统有关–无论是东亚的儒家文化圈，还是南亚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圈，都没有尊重人权的文化传统；其次，与若干率先实现了民主自由的先进国家的自私自利及民族主义的考量有关，比如日本便未能承担责任、成为在亚洲推广人权和民主价值的领头羊，曾经主张价值外交的麻生外长一旦当上首相便忘记了前言；第三，与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抵制和反对人权价值有关，在中国周围便集结了一大批独裁国家，如缅甸、北韩、老挝、越南等等。所以，亚洲人权宪章的起草人的思路是，与其恳求政府”良心发现”，不如动员民间力量，先于政府行动起来，并由此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政府迈开步伐。

讨论亚洲的人权状况，不能回避亚洲的文化处境。亚洲人权宪章的发起人声称：”本宪章的发表是为了深化在亚洲有关人权的辩论，表达人民对人权的看法，并提倡区内各国人民的人权。然而，当我们在区内的文化泉源提取养分的时候，同时需要纯净这些数千年来被偏见、歧视、不平等及暴力所污染的泉源。”换言之，这份宪章是在对亚洲的文化传统有深切反省的前提下起草的，而不是建立在夜郎自大式的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省是必要的，比如，中国人若不反省”儒道禅”互补的文化传统，反倒试图从中找出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民主自由思想的”萌芽”来，此做法如同缘木求鱼。亚洲固然应当是以亚洲人为主体的亚洲，亚洲不应当成为欧美的殖民地；但亚洲更应当是践行普世价值的亚洲，是与整个人类享有共同的人性尊严的亚洲。所以，亚洲人权宪章指出：”虽然文化传统影响一个社会如何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但是这无损于人权的普世性。”它又强调说：”亚洲人民必须消除文化中与普世原则相互矛盾的部分，我们必须超越传统家庭观念中的父权主义，在我们各种文化传统中恢复家庭规范的多元性，以保障妇女的人权。”在”背景”一节中，宪章直接批驳了那些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反对民主自由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在许多国家，独裁主义已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被任意剥夺，人权自由等价值被指斥为不合于亚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外来价值观念。一些政府还鼓吹所谓’亚洲价值’的谬误理论，作为掩饰他们独裁主义的幌子。”其代表人物显然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以及对李光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感到”心有戚戚焉”的中共当局。亚洲人权宪章深入反思亚洲文化传统，比《零八宪章》仅仅是回顾中国百年立宪的失败历史尤其是六十年中共统治史来，更是追本溯源。《零八宪章》其实可以补充上这一笔，因为中共之为中共，中国人之选择中共，与中国文化传统实在有莫大之关系。我们今天不是简单地通过驱逐马列之”外来邪教”便可拯救中国，中共既来自外来思想之成分，更有对中国内在传统延续之部分，所以毛主义比马列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之上。中国自身的反人权、反自由的毒素不加以清除，中国这一肌体便不能获得健康与生计。

人权具有不同的层面，但各个层面的权利又是息息相关的。亚洲人权宪章强调了人权之不可分割性：”我们相信人权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其他权利的名义压抑另一些权利，这是一种谬误。人在社会、文化、经济方面有各样需求和渴求，它们是互相依赖的，不能够被割裂或分隔。公民、政治、文化的权利，除非获得经济资源去行使这些权利，否则它们便没有多大的意义。同样地，如果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机会发展和表达个性，没有机会参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讨论，物质财富的追求和获取最终也是徒然的。”这一观点恰好与中共所宣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针锋相对。中共大言不惭地将人权贬低到”猪权”的地步，并沾沾自喜地认为是他们给了十三亿中国人”吃饱饭”的好处，炫耀”用最少的耕地养活了最多的人民”是当今世界最了不起的成就。其实，他们不敢正视的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存在，中国人完全可以活得更好。即便在刀耕火种、自生自灭的原始社会，中国也没有发生过毛泽东时代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绝人寰的惨剧。人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一样，人具有上帝的气息和形象，人具有不能被他人剥夺之尊严。所以，人权绝对不是猪权，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将人民当作《动物庄园》里的动物来管制和”饲养”。

亚洲人权宪章在原则的部分，论及了”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生命权利”（其中提及了生命权是”天赋”的，《零八宪章》中却未有类似的表达）、”和平权利”、”民主权利”、”文化身份权利和良心自由”（其中特别指出：”在亚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权利”等等。与之相比，《零八宪章》在原则部分的阐述过于简略，《零八宪章》的初稿名之曰”政治文本”，由此可知它侧重于政治制度的建构，而非集中对人权原则作阐述。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批评《零八宪章过于”务虚”，”不具有操作性”–中国人太喜欢那些所谓”可以操作”的、具体的政治方案了。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反倒认为《零八宪章》仍然太”实在”了，具体的政治方案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而抽象的价值有更为清晰的阐释，并尽早达成共识。如果没有核心价值的认同，仅仅靠有一个反对的对象（中共），根本不可能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的”统一战线”，终归会分裂的。就像当年国共之间三心二意的合作一样。不同的党派、阶层和人群很容易就某些具体的政治方案达成共识，即便他们在基本价值理念上并不一致，因为他们可以将许多具体的方案当作手段和权宜之计。昔日奉若珍宝，改日便弃之如履。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价值的共识而只有政治方案的共识，这种共识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共识。历史的发展路径从来就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用共产党的方式、用谎言和暴力的方式，根本就不能造就一个自由民主的、保障人权的中国。某些高调反对共产党的力量，一边不择手段地反共，一边营造教主崇拜和党魁崇拜，他们并不比共产党更”好”–他们没有比共产党更”坏”，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共产党那样掌握了权力而已。

亚洲人权宪章在所针对的具体人群这一部分，论及弱势群体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不同能力的人士的权利（如残障人士和艾滋病患者等）、工人权利、学生权利、囚犯及被政治拘留的人士的权利等等。与之相比，《零八宪章》在具体人群的权益上关注不够，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更为充分的表达，则可以吸引更多民众的支持。关于”囚犯及被政治拘留的人士的权利”这一部分，宪章明确指出：”亚洲政府经常行使行政权力，不经审讯便做出拘留。它们利用国家安全拘捕和拘留政治对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犯法”的行径，包括劳改和劳教制度等。在《零八宪章》中，有专门的条款提出废除劳改和劳教制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局拘禁宪章的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博士，使用的便是非法的手段。迄今为止，刘晓波的家人尚未收到正式的法律文件，律师去公安局递交律师函的时候，对方却声称，必须提供带走刘晓波的警察的资料方能证明刘被带走、方能接受律师函。一个政府可以无耻到这样的地步，执法机关可以公然蔑视法律的尊严，他们以为这是对刘晓波家人的羞辱和捉弄，并能让律师知难而退。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乃是自掘坟：当宪法不能保护包括异议人士在内的普通人的基本人权的时候，也不能保护特权阶级–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那些被他整肃的对象死得更加凄惨。

我颇感兴趣的是权利的实施部分，这是亚洲人权宪章与《零八宪章》中重合最多的部分。政治既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和政府管理的机制，同时又是人权的实践和保障。亚洲人权宪章在加强维护人权的架构方面提出了如下之建议：确保一个维护人权的法律架构是必要的；所有国家应该批准各项国际人权公约；提高普罗大众、国家机构及民间社会内各组织有关人权的知识及意识；鼓励非政府组织熟悉并使用国内及国际上监察和检视人权的机制；警察、监狱人员及武装部队应接受有关人权规范的训练等等。尤其是最后一点，对今日中国军队的现状可谓一针见血。而零八宪章中更是详尽地对军队由”党化”变为”国家化”做出了若干”改制”的设想。以我一九九二年作为北大新生在自诩为”中国的西点”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的经验，中国军队中不仅屏蔽公民品格和人权意识的教育，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地推行反人道的、反独立思考的、对党”绝对服从”的洗脑术，由此将国防军打造成”党军”。正是因为此种”愚兵教育”，让那么多蒙昧的”解放军”官兵变成六四屠杀中的刽子手，而且在二十年之后仍然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开枪杀人的士兵公布真相、公开忏悔。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经谈到公民课的普及问题，而我认为公民课首先便应当进入军营。如果不对军队的官兵进行人权教育和公民教育，中国的军队永远是一支威胁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负面力量，永远是中共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特殊地位的”枪杆子”，永远是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支”党卫军”。此一问题若不解决，六四屠杀的惨剧则随时有可能重演。

亚洲人权宪章在”执行人权的机制”部分，更是列出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司法机关是保障人权的主要手段，应独立与立法和行政机关，其任职应当由一个司法人事委员会负责，并受宪法的保障。第二，法律专业应享有独立的地位。第三，所有国家应设立人权委员会及保障人权的专职机构。第四，民间社会机构可以通过组织人民法庭去帮助人权的实施，其审判结果虽然不能施行，却能触动政府和公众的良知。这几点建议对中国都极具启发性。亚洲人权宪章在结尾部分还提出了设立保障人权的地区性机构，并制定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人权公约的建议。比起欧洲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来，亚洲已经迟到得太久、太久了。我一直期盼着一份亚洲版的《赫尔辛基人权宣言》的问世，如果可能的话，它可以扩展为一种更为广泛的”亚太版”–这样，便可以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熟的民主国家涵盖进来，让这些国家在推动亚洲大陆的民主化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今日之中国，盲人骑瞎马，危机重重。晚近读史每每叹息燎原之忧、覆舟之惧，日夜滋大，而窃国之盗，吞舟之漏，不可胜计。不是没有”救命的稻草”，外部的亚洲人权宪章与内部的零八宪章，堪称是推动中国”和平演变”的两根拐杖–而”和平演变”，无论对中共而言，还是对中国民众而言，都是一条最好的路径。这两份文件所彰显的都是”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我们相信尊重人权是一个公平的、人道的、充满关怀的社会之根基。一个尊重人权的制度，其大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并有权活得有尊严。我们有权通过制定政策和管理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个保障人权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繁荣、稳定和强大的中国。可惜的是，病入膏肓的胡温当局以及斥责西方”多管闲事”的接班人习近平，已经连挪动拐杖的力气和智力都没有了。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九日

经济增长率

本次危机之前人民币一直就在升值并使企业成本上升，投资环境趋于恶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开始举步维艰。全球危机加上固有顽症，使”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风光不再。

“中国增长率达到8％才能维持企业和财政的收支平衡，才能基本满足就业。在台湾，达到收支平衡要求的增长率是3％；在美国，这个数字要求是零；在欧盟，这个数字是0.5％。”–为何一定要”保八”？ www.aboluowang.com

既然8%是保持经济增长或平衡的下限，则中国特色的8%与0%概念是一样的，8％就是0%，那么低于8%就会出现经济衰退。有数据说，中国09年度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在5-6%间，按上述概念，则今年经济增长无疑是一个负值。

只是8%这个数字对于稳定中国人的信心起着0%无可比拟的政治功能，所以8%也就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政治概念。

国民失业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赫德估计，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每下跌1个百分点会带来200万个工作机会的损失。这其实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从09年1月份的经济增长率与去年同期之差和中国短期内骤增的2500万农民工来看，此算法是站不住脚的。

2008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4.2%，中国社科院08年12月发布《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透露，近3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均超过20%，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统计标准，中国城乡人口失业率为24%至27%，大大高于国内官方只针对城市人员统计出来的官方4%左右的说法。

国内人士有多年的生存体验，对这个失业数据也有很高的认同度，即有约3亿国民处失业状态。

流民危机

中国经济长期一来一直以低成本劳动力进行低端产品加工维持外贸出品，这种畸形发展本身不具备任何抗风险能力，使历史欠帐太多，再有本次世界性危机冲击，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完整的劳动力供求体系和足够拉动国内消费的新兴市场。

《财经》做了一篇调查报告称：”因失业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超过1000万，但最让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数倍于这个数字的失业农民工并没有返乡。

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2004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经济危机使几千万农民工失业，可他们并不想回乡，或者有乡不能回，不论生存状态好坏，都已成为城市的一部份了。

在金融失序、实业受损、失业暴增的前提下，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确定和多变性，使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出现诚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极大，而其中又以新增流民危机为最。

危机比较

美国本次的经济危机是技术性的，是信贷和投资失误导致的，中国的经济危机则是根本性的，是所有制的性质本身决定的。

威权体制下的社会危机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危机必然产生不同的两种后果，前者因为不具备自我修复功能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后者则是表面危机下的大稳定，也就是一种动平衡的调整过程，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比较有限。

作为世界经济的上下链条，处于下游的中国受上游影响不是有无而是是时间和力度问题。从中国的现有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上看，整体水平和实力远不如美国，要应付与美国同等的危机，却难有同等的效果，至于再遇到比美国严重的问题，则破坏力远比美国大得多，持续时间也将会比美国长得多，应对也必然要坚难得多。所以，中国平静的今天不代表还能有平静的明天。

危机应对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说法，在此危机之下各国应该对下岗工人进行再训练，并增加失业福利和保险，采取措施以保护人们现有财富不受损失。

据《新京报》2月18日报道：在昨日的”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人保部副部长张小建说：中国政府也要推出被称为就业”六大组合拳”的政策，但人皆熟知的”中国式”落实尚待观察。

孙春兰同时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

农民工大量失业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已引发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之前就已派出多个督导小组奔赴各地，以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

之前重庆大力整顿治安，拘捕黑恶势力，看守所一时人满为患，虽被官方称为正义之举，却无法长久一来积重难返的危机根源，故虽有一时之效却非根除之策，亦被讥讽为”薄氏做秀”。

更有返其道而行者，据《南方都市报》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导：作为地方政府的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四所新监狱和扩大二十五所老监狱的计划。而且，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增设”城管警察”用以应对社会不稳定力量–这又是明显的积极”备战”而非与民”和解”的做法，是以暴应暴的非人之策。

中国现在群体性事件的原则是”一般情况下原则上不动用警力”–只是从高压弱化成低压，与民主国家相比显现出巨大的理念差异。这说明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压力面前，再以强势”压倒一切”虽已是昨日黄花，但官方仍还处于某种进退失据、欲放还收的矛盾心理之中。

有报道说”外国的穷人和流浪者们可以享受政府的特殊福利待遇，如日本的流离失所者就可以在政府安排的场所中安然过中式农历新年等。这些故事不论真伪，哪怕也全是如”中国灾民搬入新居，幸福过年”般地虚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一个具有政外监督和权力制约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对待穷人的事情上，绝对是要比没有人管的国家要好出一万倍的。不论这些人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最起码政府不敢轻易将这些人赶出城市。”

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是高於一切的，在危机面前更是如此。若政府没有保护公民的能力或是未保先防，时时侵害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甚至伤及生命，则无疑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最严峻的挑战。

鉴于中国社会所固有的种种欠缺，若能借此危机之际化危机为转机，抓紧时间探索新的政治经济新思维，进而建立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和各阶级间的互动博弈机制，不但是应对本次危机的有效措施，也是在面对新的历史转折之际获得社会长治久安的一条必由之路，更是中华民族的全民之福。

(内容有引用处，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2009.2.18.

 

   仿佛是遥远
   又萦绕在眼前
   吻着你的名字我就心颤
  
   那无觅处的回忆
   是凤笙弦鼓的生机
   打开了雕阑香砌的鲜活生命
   韶华的春霭腾腾
   熏醉了绰约历史的扉叶
   而哪里去了
   那蓝天下无法摆脱的羁绊
   柔唇上的留言
   还飘逸着袅袅的稚气
   纤手啊摆动着走过犹豫彷徨
   啊我的消逝的女神
   不要让我太久的期待
   蓬山正瞬息变幻
   你难道没看见流星
   那是我望穿了的双眼
  
   仿佛是结束
   又酝酿着开始
   吻着你的名字我就心颤

《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5.50元。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20.00元。

对于一名生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普通中国居民而言，1949年国民党失去大陆绝对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它也是一个令海峡两岸、乃至太平洋对岸研究关注的焦点。在汗牛充栋的此类历史图书中，《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算得上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本书，值得对中国现代史感兴趣的读者一读。作者易劳逸（LloydE.Eastman）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另著有多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其中《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虽然本书的研究时间段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12年，但其论述重点在抗日战争时期，着重论述了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兼而言及地方军阀和最后的金圆券改革。在回答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的问题时，作者独具慧眼地指出，“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弱点，与其说是在它的主义之中，倒不如说是在它的体制之中。”该书之所以命名为“毁灭的种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作者首先研究了抗日战争中农村经济的变化，特别体现出了国外学者注重以数据说话的优秀传统。战争会带来粮食价格的上升，而国家支付更多货币购买粮食又会进一步促使粮价上涨。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在收入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为了供养日趋庞大的军队，不得不抛弃正常的田赋模式，转而依靠征购、征借、摊派、劳役等严重损害广大农民利益的征收方式，使农村经济趋于破产，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而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而言，自耕农经济的破产对国家的命运才是致命的。纵观历史，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中国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作者在书中也说道：“政府对农村粮食资源动员能力的衰竭是它政治衰弱的标志，并对它的财政崩溃起了重要作用，而这可能是它垮台的关键原因。”国民党政府作为一个未能实现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渡性政权，自然难以逃脱这个规律。

政权的维持还取决于其自我改革的能力，如果改革进行不下去，结果不是革命就是周期性的农民造反大破坏。于是紧接着对农村问题的分析，作者叙述了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治改革。可好笑的是，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成员起初立意是为了改革国民党涣散腐败的现状，但他们一旦自己做了官，也变得和以前他们猛烈批判的国民党官僚完全一样了。对于这样一个吊诡的变化，作者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可以促使国民党政权的官员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对选民或者政府以外的力量负责，所以绝大多数官吏很容易就把政府的主要目标丢弃了。”这番话至今读来，仍不禁令人别有感慨。

作者随后还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了国民党军事体制诸如军官素质、征兵制度、伙食医疗等方面的糟糕状况。但与对农村问题和政治改革的深刻剖析相比，此部分内容略显单调枯燥，史迪威等美国人的回忆录中对国民党军事体制的弊病有更鞭笞入里的批评。不过，作者在批评国民党军事体制的同时，更是高度赞扬了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决心和毅力。“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和英国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这句话可谓对国民党抗战历史地位的公允之论。

但是蒋介石可以用“以空间换时间”来拖垮日本人，但却无法使这样一支战斗力低下的军队在内战中获得胜利。内战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不过就是一个泥足巨人，根本不能阻止全新体制支撑下的共产党军队，胜利来得如此之快，甚至也远超毛泽东之预料。

本书在开头和结尾还分别以云南为例叙述了地方军阀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以蒋经国金圆券改革为例论证了国民党最后一次经济改革的彻底失败。但纵观全书，这两部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均感觉一般，不够出彩。而作为一名国外学者，其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也稍有欠缺。本书对三青团特别是蓝衣社的记述曾遭致海峡两岸学者的批评，“革新运动”似乎也并非像书中所表现的那样具有代表性。王奇生所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对国民党时期的政治有更为生动细致的描述，其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剖析也更显深刻。

抗日战争就是这样一颗“毁灭的种子”，不光毁灭了日本侵略者，也毁灭了国民党政权。其实在抗日战争前的十年中，国民党政府经过努力，已经使中国这个积弱已久、四分五裂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社会经济逐步走向正轨。但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打破了所有中国人关于美好未来的幻想，抗战对中国的影响也绝非人身死亡和财产损失这么简单，它打断了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型的这一过程，使国民党政权在战争中百疾缠身，统治趋于解体。而中华民族更不得不在抗战胜利后需要以伤亡上千万人的代价重新开始向现代化的缓慢进程。这才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最大历史罪行。

作者在书中也不无惋惜地说道：“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视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可是历史容不得假设，抗战胜利之后仅仅一年，华夏大地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中国历史又被迫掀入新的一章。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情，这样的不可思议。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所收的《安能敬试卷诗案》，涉案只有一人，而且以免于处罚结案，如此浩荡皇恩，在清代文字狱中是很不多见的。现在拿来议论的是，乾隆皇帝就此案宣示的一条办案原则：不通无罪。

先简单说一下案情。乾隆三十四年（1769）冀州学生员安能敬在试卷上，以《赋得“人文化成天下”》为题写了一首试帖诗，他的全诗照录如下：

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朝。

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

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

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

顺天学政倪承宽看了，觉得这诗“语涉讥讪”，于是就要兴文字狱了。他在奏折中说：“查该犯居住乡野，不思安分读书，辄敢于试卷内肆行讥议，非重加惩治不足以惩愚顽而端士习。”这样，就把人抓来，还去抄了家。

可是抄家并没有什么收获。办案官员“亲赴该犯安能敬家中细查，所有书籍俱系经书时文，并无违禁字迹。”于是只好问取口供，寻找定罪的材料。在这篇“恭呈御览”的供单中，安能敬说了他的创作动机：“入场应考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这是一句“足尺加三”的大老实话，全诗的每一句，他都是在想竭力称颂，可是说不上来，结果通篇不知所云。从他在庭审中对这些诗句所作的解释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恩荣已千日’一句说圣世恩泽遍及臣子已非一日；‘驱驰’一句，现在缅匪不安分，那些臣工当得报效正在此时；‘知主多宿忧’一句，因这一件事皇上为之筹画费许多心，他们难道不知道么？‘能排难者谁’一句，是说正在用兵之时，能够出力者是谁？因是我不通，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试帖诗和供单，都足以表现这个人让人苦笑不得的不通了。

乾隆皇帝的朱批：“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

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可以知道：第一，清代那许多文字狱的当事人，那许多因而得祸的文字，其创作动机还是在“竭力称颂”的，或者因为“说不上来”，词不达意，或者是犯了别的忌讳，终于酿成大狱。

第二，像倪承宽那样的官员，在当时那种一片肃杀的政治空气中，垐危惧，深怕因为宽纵罪犯而得到溺职、失察的罪名，于是提高警惕，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进而无事生非，要在没有问题的人身上找出（制造出）问题来。这安能敬的诗不通，也就可疑了，也就有获罪之道了。乾隆居深宫之中，那许多文字狱，还不是那些外官给他提供的线索吗？不过这倪承宽也不足深责，尽管他的奏折不敢建议以无罪结案，但是如实奏明了搜查和审讯的结果，有助于皇上最后作出这个颇为宽大的决定，好人只能皇帝去做嘛。

第三，乾隆皇帝有甚高的文化素养，能诗能文，能够分辨出诗文的通与不通；而且还有一点法制观念，能够提出分辨罪与非罪。这安能敬总算有惊无险，逃过了一厄，恐怕更要感激涕零，更要竭力称颂了吧。

其实，这也不能说是乾隆皇帝一朝的仁政。古往今来，作不通文章者其例多矣。似乎还不见因文章不通而治罪的案例。就说现行法律，例如《刑法》、《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等，都没有规定作文必须通顺的条文，都不禁止人写不通的文章。不过，话也只能说到这个分寸为止，决不要以为法律不加禁止的就是提倡的，不禁止人写不通的文章就是鼓励人写不通的文章。

不过，这世界也真是千奇百怪，上海就有老文化人黄裳再三为不通的做法作辩护，振振有词地在《新民晚报》上发问：“不知何人何时订下除非自著不得使用‘自留’字样的律令。”白纸黑字的律令没有，黄裳所愤恨的“律令”倒确实是士林历来的礼数，他人的著作不僭称“自”，自己的著作才好“留”，这样做既撇清人我的著作权，也在对他人的尊重之中别有一份自信，反之就是不通。所以我敬谨回答说：没有谁订过这样的律令，也没有谁有权订下这样的律令。谁愿意写不通的文章，你写就是；谁愿意为不通文字作辩护，你辩护就是，都不犯法的，不会治罪的。语法、文法、修辞法……等等，虽然也有个“法”字，但是和“法律”的“法”还不是同一个字。犯了这些“法”，决不会有人来治罪，却总也难免旁人的讪笑吧。

一：德国官员：在中国当官真的很幸福。http://www.usqiaobao.com/observer/2008-11/16/content_166391.htm.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官员的贪婪中国官员的蛮横中国官员的拿大，中国人应该是不乏直观感受的。这直观感受，再加上这些西方官员的对比，就可以衬托出中国官员天堂般的生活。中国官员不经民选，权力大得不受约束监督，这便是他们视民众为屁的原因。由于民众乃至民意都是个屁，所以官员的肆无忌惮，哪怕在传媒受到极大管制、新闻不自由的中国，也能频繁地被曝露出来。人是比较的动物，看看西方官员是如何清廉如何兼职的吧，国内的媒体还好意思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有优越性的话，也是对官员来说的――除了睁眼说瞎话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他们的胡诌。

二：云南躲猫猫调查委副主任称无法介入事件核心。http://news.sina.com.cn/c/2009-02-21/033817258335.shtml.

此一事件将会与周老虎、查蚊子、俯卧撑等可笑事件，一并进入中国社会怪现状的历史之中。监狱和收容所的污烂，凡是有过经历的人，恐怕都不难说出其间的黑暗。以控制真相和信息为要务的宣传部，想通过利用网民来控制他们目前尚不能控制的网络舆论，从而达到混淆网络民意，让假相成为真相的效果。这种通过控制网络舆论来混淆真相的思路，只不过是官方宣传上的”五毛思路”的一个新变种而已，并没有什么新意。只要有像宣传部这样的机构，你就不要想得到什么真相，官方宣传部的工作就是愚弄民众，混淆真相的。再者，公检法的糜烂当然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污烂是一体的，只不过是他们那里经常人命关天，像这样的政府机构所做的许多事倍受民众的质疑，那是必然的。果然，邀请网民调查真相的一干活动，都只不过是一场拙劣的表演。

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为中国政府对波尔布特政权的支持辩护。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0/article_12125.asp.

三十年前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就是为了替波尔布特这样邪恶的政权出气，而许多国人因此而丧命。但三十周年的时候官方对这些去当炮灰而死而残的士兵，没有丝毫的安慰与尊重。到了波尔布特所犯反人类罪的铁证累累，罪恶昭彰的今天，官方还在为这样的魔王辩护，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一方面是为了掩盖官方在几十年前到处输出所谓的革命而种下的恶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续掩盖执政者恶的本质。并且继续执行哪个政府是极权政府，便是我们的朋友的一贯策略。哪怕因支持这些邪恶政权而与当今主流政治文明相悖，与犯反人类罪的政权同流合污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勇敢”无非来源于官方与这些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的同构性质。

四：报道触怒永善县政府 三改罪名劳教移民代表。http://www.cnyulun.com/article/show.asp？id=3463.

中国各地无度地大修各种水电站，而修水电站的权限又集中于没有任何竞争可言的官方，必然出现许多强拆强行移民行为。因为民众没有议价与谈判能力，所以他们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得不到完全的保护。更可恶的是，修水电站的官方与当地官方合谋来导演强拆与迁移之事，那么官官相护的勾结，以及地方官员将本该补偿给民众的酬劳，从中再吃掉一截，就更是常事。这便是造成不少移民上访的原因。而移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停上访，竟然遭到公检法类似黑社会的威胁，多次修改对上访民众的惩处手段，真可谓视法律为儿戏。今日官方与民意民利普遍相违，成了一种可怕的常态，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吏治不靖，官员混账才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五：网络传媒的白纸黑字――瑞星与杀毒业丑闻报道个案一瞥。http://blog.donews.com/keepwalking/archive/2009/02/18/1469970.aspx.

中国一些企业的恶性竞争，是背靠着行业的主管官员，来做政策性倾斜，来做暗箱操作，把对手打倒了事，根本不是在阳光下的良性竞争。据一些计算机防毒企业的人士说，有的时常演出放毒杀毒的”捉放曹”，靠这样的自演双簧来对消费者欺哄黑诈，从而达成消费者对他产品的依赖，收获不当利益。企业恶性竞争，贿赂官员，搞捉放曹的丑恶把戏，无疑是杀毒软件的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真正受害的是消费者，是整个中国的计算机业，同时也损伤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于公于私都害莫大焉。

六：中国导致禽流感疫情恶化？http://timeweekly.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534653&PostID=16522903&idWriter=0&Key=0.

禽流感似乎在中国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一月官方报道相对较多。也许是因为报道较多后，宣传部之类的单位便要求媒体紧急刹车，二月份的报道就几乎没有，这不能不使人联系到官方掩盖真相的一贯作派。家禽如此大规模的疫情，而惯于迁徙的鸟类的疫情却很少报道，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形。真相不仅涉及到你的利益，真相还涉及到你的生命，作为民众，我们强烈要求官方随时公布与此相关的数据，不要为了所谓的稳定，而置民众的生命和利益于不顾。

七：江苏灌南县”惠民工程”变身豪华办公楼（图）。http://post.news.tom.com/54000A682550.html.

政府不受监督与制约，他所有的惠民举措，都难免走样，难免变成表演，难免变成暗度陈仓的虚假行为。官方一直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干着中饱私囊的勾当，江苏灌南县的”惠民工程”变身豪华办公楼，只是他们众多偷梁换柱的作为之一例罢了。一个你管不住且无力制约的人，做任何事都说是为了你好，这样的人，我想你智商再低，也是不可能相信的。准此，我们有理由对官方拿出四万亿来刺激的举措，表达我们的悲观与不信任。因为这些刺激经济的举措具体收支不仅不公开，而且会肥了许多贪官污吏，经济危机成了许多民众的寒冷，却成了贪官污吏又一次捞取不义之财的大好时机。

2009年2月23日8：50于成都

 

多年前的电影《修女也疯狂》，有首动人的赞美诗《follow him》，一遍一遍地宣告，“He is my destiny（他是我的命运）。这几个字把王书亚莫名其妙地震动了。在我们眼里，“命运”是一波三折的贬义词，是你无法对抗的东西，叫人活在无力的羞耻中。可为什么她们唱得那么喜乐而鲜明呢。

恩格斯最爱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像列宁最爱《热情奏鸣曲》。大概革命家都爱贝多芬，就把贝多芬误解了，当他是人定胜天的世俗英雄。那个身材矮小、略微丑陋的天才，17岁丧母，父亲常年酗酒，他却爱上好几个窈窕淑女。只是在水一方，至死未娶。所爱的侄儿也不愿送终，羽翼丰满就弃他而去。唯有音乐天赋使他凸出，却在26岁就失聪了。那一年，他给朋友写信说，“我觉得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导演丹尼·贝尔说，这部电影是向狄更斯致敬的。影片的前半部，好像殖民地版的《雾都孤儿》，或亚洲版的《上帝之城》。杰玛活在孟买的贫民窟，掉在粪池里的那一幕，也如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导演颠覆了宝莱坞的印度图画。他说，狄更斯的传奇故事似乎不可能发生在西方了。所以把剧情搬到印度。但这匹夹杂着苦难和童话的黑马，却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季节，几乎囊括了整个世界的赞誉。有人开玩笑地说，2009年，上帝终于想看电影了。

但在孟买，贫民窟的人们却上街示威，杯葛这部电影。就像当年特蕾莎修女的名字传遍世界，加尔各答的人们特别委屈，说我们其实是美丽的城市。一个老修女，就把加尔各答的投资环境给砸了。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但最精彩的是后一句，“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18岁的杰玛，为了寻找他爱的女子，参加“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问答游戏，奇迹般地赢取了2千万卢布。他的故事其实和贝多芬差不多，关键词都是destiny。

影片开始，打出一个问答：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赢得2千万卢布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四个选项，作弊，运气好，天才，以及“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看到最后一项，我们就爱上了这部电影。她们为什么唱得那么喜乐，因为命运原来是一个温暖的词。“It is written”的意思，就是命运与宿命的差别。宿命是没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换言之，你的一生没有剧本。这样的宿命论叫人恐惧，一遇见三鹿奶粉，人生就充满没有确据的惊慌。但“It is written”，告诉你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比8.0级地震还大的大手笔，给你一个稳妥，一个应许。听到这个词，你就知道这辈子已预定了，一桌简陋而丰盛的筵席。

警察抓了杰玛，逼供他。因为他们绝不相信，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穷小子，居然在智力问答节目中一夜暴富。杰玛讲了他的故事，原来每一个问答，碰巧都与他的遭遇有关。他之所以知道印度教的罗摩神右手中，拿的是弓与剑。因为他的穆斯林母亲死于一场宗教屠杀，一个印度孩子打扮成罗摩神，如死神的模样，盘踞在他的灵魂中。他之所以知道谁发明了左轮手枪，因为他哥哥就用这样一把枪，杀死了绑架他们的黑老大。又反过来用枪指着弟弟的头，从那个女孩身边赶走了他。

影片前半部的沉重感，慢慢膏抹上后半部的童话色彩。但这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杰玛除了苦难和一份执拗，没有任何凸出的本钱。能将苦难和童话连起来的，还是这个词，destiny。这样一种命运，是在一个美善的旨意中被写好的预定，如《旧约·诗篇》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样的命运，乃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命定（ORDER），甚至是一种有关系性的召命（CALLING），也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使命（MISSION）。

杰玛是个执拗的孩子，他对苦难之上还有美善，永远存有一份信心。这就是“He is my destiny”的含义。杰玛必须一无所有，那美善的命运才成其为命运。就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十字架建立在人类一切希望的坟墓之上”。导演也说得很肯定，杰玛的结局与才华无关，更不是撞大运。而是“It is written”。这样一种非宿命论的命运观，是中国人极其陌生的。但故事实在讲得太漂亮，胜过了一百场布道。

其实电影是说，如果你摔断过腿，你就得到了一千卢布。如果你现在失业、失恋、失明，你就得到了2000卢布。如果你被人用枪指着头，你就得到了4000卢布。所以你的一生，终有一天会赢取2千万卢布。你若相信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就是杰玛；你若不信，你就永远活在自己的不信里面。

这是童话吗。这就是当年贝多芬的一生。《命运交响曲》里，那四个反复的音符，把人的心都抓紧了，就像婴孩咬住奶嘴，死不松口。他有一句名言，也被反复引用，“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使我屈服”。许多人以为这就是贝多芬的传奇。但后面那句却常被省略，他接着说，“上帝啊，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该是多么美好”。经过《英雄》和《悲怆》之后的贝多芬，回到对“It is written”的信心，写下了《庄严弥撒曲》和《欢乐颂》。临终，这个曾自怜为上帝最可怜的造物的艺术家，亲笔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一切灾难都带来良善”。

杰玛的两千万，和恋人的站台重逢，看似俗套，其实是对这句遗言的注脚。所以在我们眼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也是对《欢乐颂》的致敬。我们一道看电影，在情人节一起祷告。想起身边一位失明的孩子，获得过全国残疾儿童歌唱比赛的一等奖。他来教会分享见证。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我想问，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而感恩过？

当时我们都哭了，因为上帝啊，就这一点，我们已白白得到过2千万卢布，却从来没有为此感恩。直到一个孩子，摸索着走过来，提醒我们。

我们也向狄更斯致敬，因为他说，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无论在伦敦、孟买还是成都，“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