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所收的《安能敬试卷诗案》，涉案只有一人，而且以免于处罚结案，如此浩荡皇恩，在清代文字狱中是很不多见的。现在拿来议论的是，乾隆皇帝就此案宣示的一条办案原则：不通无罪。
先简单说一下案情。乾隆三十四年（1769）冀州学生员安能敬在试卷上，以《赋得“人文化成天下”》为题写了一首试帖诗，他的全诗照录如下：
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朝。
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
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
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
顺天学政倪承宽看了，觉得这诗“语涉讥讪”，于是就要兴文字狱了。他在奏折中说：“查该犯居住乡野，不思安分读书，辄敢于试卷内肆行讥议，非重加惩治不足以惩愚顽而端士习。”这样，就把人抓来，还去抄了家。
可是抄家并没有什么收获。办案官员“亲赴该犯安能敬家中细查，所有书籍俱系经书时文，并无违禁字迹。”于是只好问取口供，寻找定罪的材料。在这篇“恭呈御览”的供单中，安能敬说了他的创作动机：“入场应考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这是一句“足尺加三”的大老实话，全诗的每一句，他都是在想竭力称颂，可是说不上来，结果通篇不知所云。从他在庭审中对这些诗句所作的解释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恩荣已千日’一句说圣世恩泽遍及臣子已非一日；‘驱驰’一句，现在缅匪不安分，那些臣工当得报效正在此时；‘知主多宿忧’一句，因这一件事皇上为之筹画费许多心，他们难道不知道么？‘能排难者谁’一句，是说正在用兵之时，能够出力者是谁？因是我不通，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试帖诗和供单，都足以表现这个人让人苦笑不得的不通了。
乾隆皇帝的朱批：“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
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可以知道：第一，清代那许多文字狱的当事人，那许多因而得祸的文字，其创作动机还是在“竭力称颂”的，或者因为“说不上来”，词不达意，或者是犯了别的忌讳，终于酿成大狱。
第二，像倪承宽那样的官员，在当时那种一片肃杀的政治空气中，垐危惧，深怕因为宽纵罪犯而得到溺职、失察的罪名，于是提高警惕，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进而无事生非，要在没有问题的人身上找出（制造出）问题来。这安能敬的诗不通，也就可疑了，也就有获罪之道了。乾隆居深宫之中，那许多文字狱，还不是那些外官给他提供的线索吗？不过这倪承宽也不足深责，尽管他的奏折不敢建议以无罪结案，但是如实奏明了搜查和审讯的结果，有助于皇上最后作出这个颇为宽大的决定，好人只能皇帝去做嘛。
第三，乾隆皇帝有甚高的文化素养，能诗能文，能够分辨出诗文的通与不通；而且还有一点法制观念，能够提出分辨罪与非罪。这安能敬总算有惊无险，逃过了一厄，恐怕更要感激涕零，更要竭力称颂了吧。
其实，这也不能说是乾隆皇帝一朝的仁政。古往今来，作不通文章者其例多矣。似乎还不见因文章不通而治罪的案例。就说现行法律，例如《刑法》、《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等，都没有规定作文必须通顺的条文，都不禁止人写不通的文章。不过，话也只能说到这个分寸为止，决不要以为法律不加禁止的就是提倡的，不禁止人写不通的文章就是鼓励人写不通的文章。
不过，这世界也真是千奇百怪，上海就有老文化人黄裳再三为不通的做法作辩护，振振有词地在《新民晚报》上发问：“不知何人何时订下除非自著不得使用‘自留’字样的律令。”白纸黑字的律令没有，黄裳所愤恨的“律令”倒确实是士林历来的礼数，他人的著作不僭称“自”，自己的著作才好“留”，这样做既撇清人我的著作权，也在对他人的尊重之中别有一份自信，反之就是不通。所以我敬谨回答说：没有谁订过这样的律令，也没有谁有权订下这样的律令。谁愿意写不通的文章，你写就是；谁愿意为不通文字作辩护，你辩护就是，都不犯法的，不会治罪的。语法、文法、修辞法……等等，虽然也有个“法”字，但是和“法律”的“法”还不是同一个字。犯了这些“法”，决不会有人来治罪，却总也难免旁人的讪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