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网络公民》去年举办了首届10大网络公民评选活动，主持人之一阿墨邀请我作为评委，提供一些意见，其实对那些候选人我自觉没资历置啄，于是就写了篇短文，推荐另外一些同样值得关注的网络公民。这些朋友中，有些我有机会了解更多，比如浙江洞头的老林，他的维权经历已经接近传奇，现在地方政府对他已经相当忌惮，在事关渔民利益的领域，已经学会放下身段和渔民平等谈判。深圳的江山则通过几期成功的行政诉讼，把社区业主维权方面推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境地。重庆的杨孝明先生则因为最近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的成功转化而得到不少媒体的关注……他们的故事都印证了我当时的一个感觉，那就是每一个个体在适当的时候承当的一个适当的角色，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无可替代的，在网络舞台，他们值得更多的掌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2008年又近岁末，阿墨又开始张罗2008年版的10大网络公民评选活动，并且同样邀请我参与。回望2008年已经逝去的时光，会有一种特别的沉重，某种意义上说，2007年是呈现个体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个体演绎了一条失望与希望并存的轨迹；但是2008年却是呈现事件的年代，雪灾，地震，奥运，毒奶粉等等，数不清的悲剧，闹剧给历史性的2008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悲情。在2008年临近尾声的时候，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又把我们抛入到一个困惑和不安交织的灰暗网络，走不出去，也看不清未来。

不过阴霾不会永远笼罩天空，在2008年，我们依旧可以看见一些闪光的亮点，那是一波波不愿接受黑暗，不断被黑暗裹挟的理想主义者运动的轨迹，他们是雪灾时候广州火车站无数的自愿者，是地震灾区那些不畏险情的救援者，还有坚持独立姿态发言的媒体人，异见分子，以及为毒奶粉受害群体顶风作案的律师群体们……而我也借这个机会，简单勾勒一些我有所了解的网络公民们，向网络公民评选活动表达我的参与。一个必要的提醒是，这种勾勒远远不能代表他们的价值。

李铁——这个哥们曾经干过几票大的买卖，据说强国论坛的兴起也和他有不少瓜葛。他对股市有独到眼光，曾经很是从中捞了些钱财。但是一路走下来，他自称忽然发现最大的乐趣原来还来自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尤其是无法正常参与但有空间可以使力的当下政治。因此，在2008年年初，他和邹涛敢于举着”民主中国”的大幅标语在街头行走，他还曾经自掏腰包在苹果日报刊登整幅广告，呼吁政治改革。——那真有点吃饱了饭撑得味道。当听说某某人士被抓，他脸上可是一脸羡慕，觉得那是一个成就人的好机会。据说李铁一直在琢磨着一些奇特招数，没准某一天，其中的一些招数引发了蝴蝶效应，让人们看到政治原来可以那样玩，可以那样精彩。

顺便说一句，2008年，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个李铁，学有所成，蓄势待发，那些逆潮流而动的集团要小心了。一个又一个李铁杀将出来，不是闹着玩的。

林江仙——这个哥们曾经活络于京城各界，不过也许觉得光说不练不过瘾，08年他一个猛子扎下去，弄起了几个乡村图书馆，在最基层的土地上摆开观念战场。虽然我个人并不觉得这种方式最有效，但是对于那些被社会制度所分割和摒弃的，那些平时很难接触到书籍的公民们，林江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数因子，起码几百人因为他的努力而实实在在的受惠。他的成绩单都在这里显示着：

http://www.xctsg.cn/

罗大翠——这个很有主见的农村妇女，本来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太多曝光的机会，但是她会打猎的丈夫偶然串进了一个利益链条，成为其中一个小棋子，而糟糕的是，因为互联网，这个勾兑利益的棋局被拆穿了，她的丈夫成为了一段时间媒体的主角，并且创造了一个新的成语：正龙拍虎。

后来，她的丈夫被抓了，入狱了。这个时候，罗大翠的韧性开始显露，她不服，认为坐牢的不应该是她丈夫，她要上诉，不管告到哪里。二审之后，很多谜团依旧未解，但是罗大翠的坚持的结果之一是周正龙可以回家了，她的坚持也让那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利益链条暴露的更彻底了。

芙蓉姐姐——她不需要介绍，她自认”一个人在默默地忍受着破蛹而出的痛苦，刻骨铭心的痛苦；一个人又在暗暗积蓄着展翅高飞的力量，撼天动地的力量。反思自己，沉淀自己，充实自己，磨砺自己，只为了让你看到我腾飞的那一个瞬间，眼泪、汗水和鲜血绽放出大朵大朵最超凡脱俗的芙蓉花。”作为娱乐人物，我们不得不佩服她的敬业和独特性，不过我觉得她存在的价值被许多人忽略了。在我看来，她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自由的边界可以不断扩展，娱乐精神同样会逼迫专制机器不断后退。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也提到一个芙蓉姐姐当红的时代，意味着统战失灵的时代，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是芙蓉姐姐无意间解构的过时塑像无疑让我们的空气中少了些陈腐的味道。据说在南京的一次演出中，芙蓉姐姐公开向国家偶像刘翔求婚，我觉得芙蓉严重低估了自身的价值，她的鲜活不是刘翔的虚伪和僵化所能匹配的。当然，刘翔的虚伪和僵化未必是他自身所能掌控的，他被成为国家符号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赵枫生从某天开始，邮箱里就多了他群发来的文章，有些是转载，有些是他自己的原创，其中有篇文章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他作为一个农民，决定省吃俭用给温铁军和李昌平发工资，以表彰他们两个这些年在反对土地私有化方面的”不懈努力”，但是他将使用温和李所倡导的逻辑，不把工资发到他们手中，不告诉他们有多少钱，然后告诉他们工资是集体所有制。当然，除了对温和李许诺发工资这种慷慨之外，赵枫生又转帖了一个朋友的短信，对温和李进行了十足的嘲讽：”别把农民想象成和自己一样白痴，允许土地流转不是要强制性地让农民卖地。农民不是白痴，不像这些写文章的人，做任何事情不用脑袋。允许土地买卖，不是说农民都要进城，在没有任何保障和把握的情况下就把自己财产给卖了。中国有太多的白痴，自以为很了解农民。”赵枫生有一个沉重的感慨：作为这个国家人数最大的群体，农民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没有自己的利益表达渠道，在这样一个类似申肖克监狱的政体之下，农民被驯化，离开这个暴力与谎言包装下的政体，将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说话如何吃饭，如果继续沿着人治的道路走下去，让人看不到这个民族未来的曙光。

当然，他又是不愿放弃的，，他希望，在这个被痛苦包围让人难以呼吸的时刻，通过朋友的以身说法，逐步对法治的前景有所耳闻，能有更专业的学习成长机会。我相信赵枫生们的努力将让农民这个群体向现代公民群体回归。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互联网时代，一个个网络公民的生成史，就是自由在这个社会生长过程的形象代言人，让我们给予每一个这样的个体热烈的掌声！

写于2008年11月底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个年头了。如何评价这场改革，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二十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进行了百万次的抗争、请愿、上访活动。在发展的总纲下，中国政府坚定地沿着市场化和明晰产权的主线推进国企改革时，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稳定成本。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连续增长的经济成就，同时使社会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国家日益显示出整体的冲突状态。多年来积累的矛盾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喷发。如果政府没有能力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作出重大调整，危机的总爆发包括发展的中断正毫无疑问的一天天临近。

 围绕国企改革的各种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这些问题再也无法含混的回避了。国有企业到底是谁的企业？企业的利益到底应该归全民共享还是由管理层独享？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个理论现在不提了？全体国民的企业是怎样变成了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呢？原来企业管理层和职工之间的兄弟关系怎么就改革成了爷孙关系了呢？把职工赶走时所谓的”安置费”、”买断工龄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是根据什么道理算出来的呢？职工为什么只能靠”低保”来维持生活，而不能和管理层一样分享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呢？多年来职工抗争、请愿、上访的口号普遍是”要吃饭”、”要生存”、”要工作”、”反腐败”、”反对瓜分国有资产”，但上述问题就像地火一样萦绕在全国数千万被改制的国企职工的心头。

  这种地火现在终于朝着公开要求财产权的出口开始喷发了。2008年三月和七月，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三千多名职工两次签名上书中央政府，公开要求清算他们几十年中在企业中的财产权利。职工们认为，几十年国家在政治上宣称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法律上确立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特别是也在经济事实上承认了职工的主人地位。职工们认为，如果退休时职工们在企业中没有劳动积累、财产积累，那么退休后不干活了，职工凭什么还要拿几十年的所谓的退休工资，还要享受各种福利呢？职工们认为，他们享有的退休工资和福利就是他们在企业中通过长期劳动积累的财产。按照退休金和福利总额就能算清楚职工们退休时在企业中拥有的财产股份。职工们认为，算清楚了全体职工在企业中积累的总财产后，剩下的企业财产就是应归全体国民共有的国有财产。职工们认为，财产账算清楚了，职工的主人地位自然就在经济上和法律上明确了，企业怎么改制，破产方案怎么制定自然就清楚了。财产账算清楚了国家制定政策时也就有理有据了。不能糊里糊涂的由少数人想怎么制定政策就怎么制定政策，想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职工们认为，现在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是不讲理的，是蛮横的，无视了企业职工在企业中的财产权利，无视了全体国民在企业中的财产权利。

  2008年4月，吉林省辽源矿业集团4700名”买断工龄”的职工在他们的维权活动中同样提出了财产权的要求。职工们要求”必须说清楚他们在企业中的财产权利问题”，”必须说清楚他们是企业主人的问题”，”不能把职工当作奴仆逐出门外”。他们认为，”国企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职工的利益必须受到有效保障，否则主人地位如何确定，对国家贡献的价值又根据什么来体现，基本尊严、公平正义如何保障”。他们认为，”平均两万元的安置费是毫无道理的，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是根本体现不了工人的劳动价值的”，”几十年积累的共同共有的财产份额是职工自然拥有的财产股份，还有退休后几十年的股息，都是主人应获得的切身利益”。他们认为，”清算企业的财产份额是职工应有的权利，政府和企业领导不能单方面确定安置标准，不能任意变更职工的国企身份，侵权、侵公是非法的”。该集团的会计李桂荣女士，长期以来公开揭露该集团领导和地方政府领导搞假破产，骗取国务院十五亿元的破产资金，集团领导和地方政府领导侵吞数亿国家破产资金和企业财产，遭受残酷的迫害。著名法学博士李柏光律师多次带队到辽源矿业集团和辽源法院要求查阅破产案卷，被以各种借口拒绝。

  著名的安源煤矿是中国现代国家工人阶级历程的象征，是中国工人参与革命的最早最辉煌的发源地。安源煤矿改革后，煤矿工人们一直进行着抗议企业管理层和政府的活动。工人们认为，安源煤矿的改革就是一场”夺权”，就是干部们通过牺牲工人而取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改革使工人们失去了企业主人和社会主人的地位，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基本尊严，工人们重新沦落到了和农民一样的悲惨地位。工人们认为，安源煤矿现在实施的”承包制”就是旧社会安源煤矿的包工头制度。旧社会安源煤矿是包工头的天下，改革使现在的安源煤矿成了干部的天下。工人们对干部的依附和革命前对包工头的依附是一样的。现在的安源工人尤其是大量存在的农民工挣的都是卖命钱。工人们人认为，现在看不到国家的希望，看不到安源煤矿变好的希望，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正在失去民心。1922年的安源大罢工正是由于包工头制激发的，包工头制使工人缺乏保障，缺乏工作的安全感，缺乏尊严，促成了他们渴望跟随毛泽东去井冈山，并成为新生的红军的核心力量。

  从多年全国范围内的职工阶层抗争的实际情况看来，职工们的抗议源于对社会不公正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现实的经济环境。政府精心选择的政治述语告知工人们，现在和旧社会是不同的，但在决定工人们的反抗方面，他们切实的感受还是起了主导作用。各级宣传机器花了巨大的代价试图改变工人们的认识，但始终没有改变工人们被剥夺和被欺压的感受。

  大家都知道，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首先是政治革命而不主要是经济革命的产物。没有来自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外部世界知识分子的介入，1922年的安源大罢工是很难发生的，更难论获得那样辉煌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革命，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这场革命承诺了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这个阶层中的几代人几十年来在享受着高于农民阶层的利益时，也以国家主人的情怀，企业主人的情怀对国家、对企业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现代化使国有企业必须面临市场化改革。过去政治框架下的财产关系必须要在现代法治的框架下重新明确界定。对数千万工人的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必须基于历史的公正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作出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应涉及到全体国民。这种安排将使工人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继承和享有自己在旧体制下积累的财产，使工人在新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下享有国家公民的各种权利。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执政方式的改革基本上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其合法性也主要由发展主义和维持稳定来支撑，而不是靠继续革命来支撑。工人阶层需要从”领导阶级”这种革命身份向公民群体、劳动者群体的身份转变。合理清算和公平分配职工在企业中的财产权利，是和平完成转变的最重要方式。也是把执政者从革命年代对工人的政治承诺中解放出来，从历史道统的合法性中解放出来，重建现代道统、重建现代合法性的最重要方式。任何人类都离不开”等贵贱、均贫富”的精神主题。我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无不是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号召。而历史上的贫富不均无一不是因为官府与豪强掠夺造成的，历史上的贵贱不等无不是官府和豪强强加给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历史上同样的形势。

  中国二十年的国企改革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还有数以万计的国企未来的改革将要走怎样的道路？还有千万计的职工阶层的未来命运如何安排？这些事关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应该进行公开的讨论。毫无疑问，中国必须搞现代市场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任何经济体的产权归属都应该明确界定。不管企业归个人所有、归一部分人所有、还是归十三亿国民共同所有。所有权人的身份都要在责任、权力、利益上体现出来。毫无疑问，广大国企职工应该得到的不仅是基本生存的保障，不只是仅够维持简单的劳动再生产。和全体国民一样，职工们应分享几十年来的财富积累，应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也毫无疑问，在对国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经济增长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对各路政治和经济豪强肆无忌惮地掠夺国企财产，应给予彻底的否定和坚决的反击。三十年疯狂掠夺式发展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这个代价包括了环境、资源、能源浪费的代价，包括了民生、民权不能进步的代价，还有道德、政治沦落的代价，对此都应该进行最痛彻地反思。黑龙江鸡西矿业集团和吉林辽源矿业集团职工们发出的呼吁和要求，对于正确确定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具有极重要的突破意义。他们的呼吁和要求，强烈地展现了现在职工阶层对公平的理解，对职工和企业在财产权这个核心关系上的理解。从政策上回应这个要求，将使未来国企改革赢得广大职工阶层的最大支持。

  中国历史上的进步和变革都离不开知识阶层的参与和支持，知识阶层的整体水准从来都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整体水准。今天广大职工阶层对知识阶层仍然怀有强烈的敬意和期待。现在的知识阶层应该对职工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理论上、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支持职工阶层从革命身份到公民身份在思想认识上、经济权益上和政治上的转变，支持职工阶层在劳动者群体的公民身份上重塑自己的阶级意识，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大旗下重新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重建自己的以劳工联盟为主要形式的先锋队组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避免怀有传统政治抱负的知识者和普遍不满的工人阶层相结合所产生的爆炸性后果。如果没有前一类知识者作用的成长，后一类知识者和不满的职工阶层的结合产生的爆炸性后果是一定会到来的。如果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在很多方面看来是奇迹的话，那么因社会的彻底断裂所引发的局面也将会出乎整个人类的意料。这个巨型民族正按着自己的历史逻辑展示着自己的特性。

中国政府有道德义务、有政治责任检讨二十年的国企改革。有义务和责任为正在继续进行着的国企改革安排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欠债是要还钱的，职工阶层有权利为几十年的付出索取回报。中国政府有义务为数千万职工的未来买单。为了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干部阶层的内需一直在不可遏止的扩大，广大农民的内需需要土地改革和社会保障的改善来扩大，广大职工阶层的内需也需要财产权利的落实和社会保障的改善来扩大。作为执政党需要通过重新确立正确的改革道路，让全体国民恢复对国家的信心，让全体国民相信中国还有正义存在。

2008年的中国多灾多难，北京奥运会并未如期带给中国自由空间的扩展，相反全球经济衰退无疑将会深刻影响并改变中国。《零八宪章》给沉闷僵局的中国送来一股清新之风，将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加速。尽管是迟来的宣言，但相对于中共威权政府的存在，则不言迟。中国民主转型与其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如说是中共转型来得确切。转型同样对于那些异议组织和民间维权运动具有意义。

知识群体历史使命完结

如果将清末民初的民主政制雏形作为原点，以及后来的北洋政权和国共政权更替作为观察点，那么，《零八宪章》是对中国稀缺的民主制度迟到的补课，或者说是对国共政制变化的价值修正。只要正视历史，100年来中国的民主宪政一直在倒退。中国民主转型不会孤立于近20年苏东及亚洲民主化潮流，是其延续和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民主梦想迟来的惊醒。

《零八宪章》几乎集结起全部的异议组织和人士，不能不承认，受到既得利益知识群体冷遇甚或反击却是无疑的。固然宪章在大陆民间不得普遍传播，受到官方屏蔽是重要原因。但是，同时一方面显示宪章对当下中国的”水土不服”，另一方面可见既得利益者对民主价值的拒斥。

《零八宪章》尽管是效仿捷克《七七宪章》，但是对于中国的意义仍然是新鲜的、当下的。就其文本和内容都不卓越，并没有超越民国初年的民主理念和政治实践高度；近二、三十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作家和民运人士都在践行并表达着这些理念和诉求；单是翻开近10年的《南方周末》，宪章涉及的理念和诉求，都有学者做过系统阐述。

《零八宪章》即使签名人数达到10万、100万，相对于13亿大陆人口，又能证明什么？如此说来，谁签名、签名人数，并不重要。当局对于民间频发的群体抗议潮，事先都无法形成官民良性互动，因此，互联网签名的效果不值得寄予过高期望。网络签名充满随意性，几乎与预期的公民动员没有关系。笔者不妨提供与三位《零八宪章》签署人网聊时他们的真实态度：一位作家说，《零八宪章》是书生意气；一位宪政学者说，我就想露露脸，但也不想冒险；另一位作家说，没细看扫了一眼就签了。笔者愿意签名，在于《零八宪章》绝大部分主张符合个人的政治诉求。知识群体作为整体表明姿态即可，然后需要职业政治活动家付诸卓越智慧和艰辛操作实施。在《零八宪章》起草、发布和宣传不具备公开性的前提下，勇气和压力构成的姿态成全了《零八宪章》。当中共合法性危机越来越凸显的时刻，任何公开反对和抗争的行为，便被赋予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异议群体民主价值理念和言行表达方式上的前卫直白，与大陆民间的接受度之间存在距离和异趣。也就是说，后者目前还不能接受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付出。他们能够接受或者说欣赏的是，借外说内、借古讽今、乃至打擦边球”恶搞”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等含蓄委婉暗示式的表达方式。”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60年来残酷政治的历史，中老一代都有亲身经历，年轻一代从长辈和互联网上都有一定了解。因此，政治风险是他们首先考虑的，这是这个民族深重的内伤和文化基因。

《零八宪章》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毋庸置疑。因此，从宪章宣布的那一刻起，异议群体所代表的全体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从此进入崭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时期–他们来自中共改革派、异议群体和民间维权群体。知识群体应该回归各自的专业领域践行宪章，而不应仅停留在宣介宪章的肤浅层面。社会启蒙和批判仍将需要，最可见的例子是，1980年代出生的韩寒、陈巧文和王千源，他们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形成，并未受到近20年民主启蒙的影响，但他们做得并不差。只是遗憾象他们的年轻一代非常稀有，更多的年轻人需要接受价值观反正和启蒙。

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零八宪章》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政治方韬大略”、”书生意气宣泄”、”理想主义宣言”、”圈子化命名历史”不一而足。《08宪章》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把双刃剑，既适用于诉求对象，也适用于诉求者自己。如若起草者没有社会担当和牺牲勇气，宪章即沦为某些人政治投机的工具，而更多的普通民众则被忽悠和利用，期望宪章不要被中国式权谋利用和异化。

《零八宪章》如要操作实施，还需配套一系列法规，《七七宪章》及其辅助文献，在政治实践层面已经提供成熟经验，不再赘述。

汲取传统资源和外来经验

清末预备立宪仓促间未及颁布实施，便在急风暴雨的辛亥革命暴力下倾亡。革命执政党思想资源的贫乏和民间启蒙的极度缺失，导致建立民国之后以新文化运动来补课（1915年–1927年）。这次补课或曰启蒙并不成功，如前所述，国共独裁政权在大陆的相继建立和更替足以证明。民国政府已经建立国会咨议局内阁等权力制衡框架，并且党禁和报禁在事实上已经开放。民国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经构架出一个民主政体的雏形。

但是，孙中山为什么还是将总统权力拱手转给清朝旧臣袁世凯？在于革命党的组织资源、人才储备和行政经验，不足以与尾大不掉的北洋势力抗衡，才导致政权旁落。在初步民主国家或民主制度转型国家，当政治改革触及社会结构深处，必然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实力的剧烈较量，不乏战争和社会震荡，胜出的往往是综合实力雄厚的组织和后起之秀，相反，政治主张和社会正义倒显得无关重要。这几乎是后发民主国家的通例，中国将不能例外，这是中国人在制度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或者说社会成本。

民国、东欧、俄罗斯和台湾经验都已给出答案，即当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崩溃之后，旧政权人物改头换面之后，依然具有执政的机会，这几乎成为一条历史规律。不管情愿与否，这个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制度转型初期，领导者不一定代表最高民意，但绝对是最有实力的。虽然今天俄罗斯和台湾的执政党，面目全非，但在本质上殊途同归。即叶利钦作为苏共的”叛徒”解散苏共之后，以改革者面目示人，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以至到今天实际掌控俄罗斯政治的普京，他们曾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同样，台湾民主转型初期，尽管国民党曾经独裁黑暗，但是，国民党人李登辉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制度转型初期，其它新生党派处于弱势地位，实力和经验均不足，不足以在政治上形成制衡格局。

台湾20年民主转型的成功，这在亚洲乃至后发民主国家都堪称奇迹。”台湾模式”将是两岸分治60年后，呈献给两岸三地和世界政治文明最好的礼物。在路径选择、政治解严、权力退出、制度搭建、社会和解、民众宽容等方面，都体现出完整性、细节性和人性化。社会成本最小，制度获益最大，制度优越性又反馈给社会和民众。陈水扁作为民选总统，在任上惊人贪腐受到制裁，与蒋家威权时代的贪腐不可同日而语，在于制度环境不同。对于有志于未来中国政治的领袖者，如果忽视或轻看台湾民主模式，注定将是失败的。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转型的问题。转型，对于当下中共或民运组织都是不可回避的，这是中国现实社会淤积的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弊端对他们提出的新诉求。如果一味沉浸在制度惯性和对抗情结，反会错失历史机遇。

中国民主转型需要一个政治宽松的”窗口期”，这既取决于中共的主动，更取决于民间和国际力量的联合施压。现在的僵局是中共主动政改的动力不足，只有压力才能转换为动力。”窗口期”的存在，才能保证异议党派和领袖才有公开合法的成长空间，在未来才能聚集足够的制衡力量，以至民选执政的机会。也不排除共同执政的可能。

转型民主与美式民主的路径选择完全迥异，将美式民主生搬硬套在中国头上，注定要将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拉长许多年。

中共改革派与异议组织站在同一起跑线

如前分析，中共在未来中国民主舞台上，同样有胜算的机遇。如果在这波全球经济危机中有较于其它经济体优异的表现，会获得大多数西方政府和本国民众的支持。没人能预测这次经济危机周期将持续多少年，但是，这波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已经显露。企业倒闭潮、失业率加大增速，以及拆迁征地、上访、腐败等暴露的制度弊端，必将引发民间维权运动进入高发期。

在种种民间力量和国际势力施压推动下，如果中共党内开明改革派能够完成理念转型，公开拥护民主自由价值，摒弃一党专制，开放党禁报禁，凭借他们掌握的政经军事等资源，即使依旧打着中共的旗号，依然能够吸引大多数中国民众的选票。这将是中国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起点，也是各利益群体和台港澳都能接受的开端。这将可使中国出现类似于台湾蒋经国–李登辉时代，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如若依照联邦制和平转型路径，少数民族的权益能够得到制度保障，分裂独立的风险将大大降低。

大陆知识界有种说法”我们不反共，而是反一党独裁。”即使未来中国民主化，中共作为政党依然存在并可参与竞选。西方许多国家都合法存在在野党共产党，只不过势单力薄，不足以挑战主流政党。中共则不同，根基庞大。

五四运动以来，政治激进往往最先以文化激进的面目出现，文化激进必然走向政治激进，思想文化理想通过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现实政治强力压迫，导致异议知识群体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这是社会担当勇气的体现。

“六四事件”成为知识群体的分界线，这种分化与其说是体制性的，不如说是利益性的。那些企图或已经获得名望的知识群体，现体制能给予他们优厚的生存环境和上升通道，公开反共，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未来利益也不能保障，他们往往保持沉默或堕落为社会变革的挡路石。另外，年轻时的激进常常演变为年老时的保守和投机，历史上如此的人物太多。

现在中国民众普遍担忧，一旦中共一夜之间崩溃，且不说可能出现社会全面动乱、地方割据的局面，谁有能力领导新中国？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会进行比较和选择。民间以权益诉求为核心的维权运动与异议运动的高涨或衰减，取决于中共政改的速度–政改快，则可能消释维权和异议运动的冲动；政改慢，则内外危机四伏，中国崩溃将成为事实。因此，在中国广阔的转型舞台上，中共改革派与异议组织机会均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异议组织掌握的资源，无论从哪个层面，都不可与中共改革派抗衡。对于已经尝到富裕生活甜头的中国人，他们对空洞的政治纲领并不感兴趣，他们更看重眼前的自我的利益。当然，中共30年经济改革，遗留下巨大的道德崩溃、法制废弛、价值观紊乱、贫富不均等社会黑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另外的负资产，新型政治家必须承担。

西单民主墙和六四民运诞生的异议组织和领袖，不管他们今天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并不天然拥有主导权，唯一倚重的是道义优势。假如未来一天有公开合法化的政治舞台，他们都须重新接受民意新的检验。在20年或几年的运作中，民运组织或准异议组织林立，都想以党派命名历史，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历史。这不奇怪，中国文化和政治有这个传统。但是，呈现给外界的却是贪污功利、党同伐异、争抢资源、只说不做、以圈子化标榜自己的唯一纯洁性，同样乌烟瘴气。他们不断透支道义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显得比中共高明多少。这些近乎让人绝望的现实，让每一个身处其中者岂能回避。

最致命的是，异议组织与中国民间社会被当局完全隔绝，因此没有群众基础，不得不承认中共做得相当成功；其次，异议知识群体同样具有的清流和书生意气，他们也不屑做出行动上的努力；其三，不管是因为监禁流放，还是传播通道受到屏蔽，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说已经遗忘了他们；其四，他们曾经的知名度都是通过中共的通缉令、监禁追认的，相反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并不为大众所知晓；其五，固然中共60年政治高压没有留给异见领袖的成长空间，但是，中国迫切的制度转型需求，或说在当下经济危机催赶政治改革的当口，民间社会又很需要这种人物出现。

民运组织亟需从”明星政治”转型为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的组织，从组织的人员发展、选举、监督、任期、公开透明起步，彻底抛弃”名人”思维和怪圈，未来才有可能与中共公开竞争，否则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出局或被新势力取代。中共和民运共同、唯一的裁判将是民意。

民主墙一代和六四一代，注定是启蒙的一代，是付出个人牺牲的一代，而不是收获政治权力的一代。

许多异议人士，遭受无数次监禁或十数年的流亡，悲壮而决绝。笔者对他们个人充满敬意，但对异议组织运作不能苟同。这未尝不是笔者20年异议经历的痛苦感悟和反省。

威权政府的退出机制

《零八宪章》的最大不足是没有留出并预见专制政权的退出机制。退出机制是以和平为前提的，否则社会成本无法估量。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不断反复，代价太大、周期太长。西方学者对此早有观察和研究。和平退出机制既是当局选定的，也是反对派预留并施压的结果。否则，将会把中共置于未来遭受政治清算的巨大恐惧之中。宪章公布之后当局抓捕传唤的过激行为，即可看出是恐惧的本能反应。当然，这是一贯性的，这次并不显得特别。这同时显露出宪章起草者政治策略欠缺和经验贫乏的地方。

中共执政60年，三反五反、三年灾害、反右、文革和六四的历史罪责，和正在发生、将要来临的政治镇压恐怖，都是铁的事实并可预见的。不妨冷静地做一对比，苏共、中国国民党和东德共产党等独裁政权，都曾对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并不次于中共。然而从他们各自民主化之后对历史清理的经验来看，人民往往选择了遗忘、宽容和淡化，而不是大规模地清算和复仇；曾经的独裁者列宁、斯大林和蒋介石的雕像、博物馆和陵墓，今天依样矗立在俄罗斯和台湾的土地上。遗忘、宽容和淡化，与其说是民意，不如说是人性使然。

谁能保证民主后的中国大陆能比这些国家做得更为彻底？谁又能够抵抗历史规律和人性？

如此，对旧政权的全面清算和报复就值得理性面对。局部的清算当然是有必要的，以彰显社会正义和法治精神，也是民主制度下社会秩序的有效保障。

知识分子并不必然能够承担政治领袖的担子。捷克剧作家、《七七宪章》起草人瓦哈维尔能够当选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只是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政治家需要高超智慧、勇气、行政运作经验并掌握组织、经济和人才资源，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政治分子不仅是学识和专业意义上的，而且还包括社会批判者和持不同政见者。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和解智库”一厢情愿推出政治和解主张，其违背政治常识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政治对立不经由公开化的政治博弈体现出来，和解就是缘木求鱼，和解是社会正义和法治公正的动态实现，绝不是政治策略和政治投机。

2008年12月15日初稿
2008年12月31日定稿

我是12月20日从北京飞抵旧金山的，由于要在机场转机（还得从国际厅到国内厅），中间相隔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一下飞机我就一路小跑到美国移民局，还好，早想到了，所以没有托运行李。可一到移民局前就傻眼了，长长的队，黑压压的人，按照911后的效率，一个小时也轮不到我。好在我有经验，选择了最旁边的一队，果然，不一会，最旁边的一队就不是“最”旁边了，又连续开了几个新柜台，我立即跳过去，站到了前几位。

轮到我时，那个美国移民官装腔作势，慢吞吞的。看了护照，又看我人，看了我人，又去看护照，弄得我渐渐不耐烦起来，要知道我可是从北京坐了不9个小时飞机过来的。打完手指膜后，我以为结束了，可他突然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大吃一惊，心想，我不是写了吗？我一般都是顺手在职业栏目里写上“工人”或者“农民”，一般国家的移民局从来不问我，我怀疑他们根本都不看。估计这哥们怀疑了。于是，怕他进一步追问，我就干脆告诉他，我是writer（写作者，作家）。

他紧问一句，可你填的是工人。我说，对不起，在我来的国家（中国），作家是工人的一部分。不知道他听出我调侃没有，他笑了笑，准备在护照上盖章，手却停在半空。他显然又犹豫了，抬起头问，你来干什么？

考，着次问得就有点过了，我不是写了我是来旅游的。我说，旅游。他“哦”了一声，却还没有盖下去的意思，果然，又问，你是写什么的作家？(what you write about?)

也许美国人比较随便，也许是我的英语理解有问题，或者当时我烦躁的缘故，因为这句问题听在我耳朵里有些轻蔑的味道（后来一位朋友解释说，没有那个意思）。我突然想调戏他一下，我说，我是专门写美国中央情报局丑闻的中文作家，我是中文作家里唯一一个直接以收集中情局负面消息然后披露出来的作家。

那个移民官抬起头，显然感到很意外，我能够想象，以前没有一个中国来的敢这样对美国移民局官员说话。我心里很得意，脸上是皮笑肉不笑的，看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又加上一句，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我这次来也主要是旅游，但不排除从朋友那里记录一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丑闻，把他们写给我的读者看。

说到最后，我一本正经，那个移民官员这次听懂了，却一下子笑了起来，随即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章子，递给我护照时竟然说：好运。我也谢谢了他。

现在想一下，我有些过激，很想让他继续问我问题，然后我找机会把美国人在反恐中的过激行为（例如移民检查）一股脑说出来。不过，这个官员没有兴趣，让我走了。我失去了发泄的机会。

当然这不是第一次，由于对西方的法律了解，我常常利用他们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刺激一下他们。大陆的读者可能以为我在大陆是刺头，其实你们大错特错了，我在大陆，知道自己是屁民一个，很少去和官员对着干。上次从台湾回珠海，进海关时，被一名海关女官员要求“送”一本我的小说给她，这要是在西方，我非玩残她不可。在中国，我就很“乐意”送了，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对付外面的移民局和官员，我的经验很丰富。最早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大学刚刚毕业不久。当时香港（港英当局）对中国护照也比较严格，而我的名字由于比较普遍（原来的名字），大概有同名的人上黑名单，结果，我的护照一递过去，就要等至少15分钟，有时他们还让我进去坐一会，等他们在电脑上弄20分钟左右，最后才放行。我一开始也不介意，认为大概都是这样吧。可后来看到人家那么顺利，特别是西方人，以及听到很多中国人的护照在世界各地受到歧视的事，心里渐渐有些不平衡了。

但等到我开始反击的时候已经是我到香港工作一年后（大概是1993年），那时我对香港的法律也了解了不少。有一次，当他们再一次让我进去坐等他们查资料时，我就忍不住爆发了，我要求见罗湖移民局最高首长，我说我要投诉，我要强烈抗议。我说，你们每一次都这样折腾我，你们到中国大陆，我们的移民局这样对待你们了吗？把你们香港同胞当爷一样看，说到后来，我说得非常过分，我说他们歧视我的大陆身份，我说他们故意折腾我，我要求立即叫记者来，我要当场抗议，否则，我不要护照，就在这里不走了。当然，我知道，是我有道理，因为他们电脑里的黑名单（一般是偷渡者或者滞留不归的），即使和我有相同名字，也不应该每一次浪费我时间。

我叫骂过之后，他们很快还回我的护照，我以为这事就完了。但三个星期后，我所在中资公司收到香港移民局一封公函，这封信是给我的，竟然是一封非常正规的道歉信，下面是移民局当时高官的签名。信件中说由于电脑系统数据庞大，出现了一些问题，每一次官员都以为我只是临时经过香港，所以就没有永久性处理这个问题，原来我每个星期都到香港，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我不少的时间，他们保证今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了。

果然，到现在为止，我进出香港移民局都非常方便。我也把那封信在中资公司来自大陆的员工中传阅了，他们有些觉得不可思议，说他们经常被港英移民局刁难，想不到我竟然为这个事去闹场。我鼓励他们说，香港这地方不一样，有法律有人权，但你不争取，什么也没有。

大家只知道我满世界飞，却不知道有时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大家也知道，中国护照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简直象世界孤儿和弃儿，所以，如果真要工作方便，要满世界飞，弄几本外国护照（或者花点钱买一本）（象007一样）也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你不是寸步难行，就是插翅难飞。

以我的性子（欺软怕硬？），一旦掌握了西方的一些价值观，我是不会受他们欺负的。于是，过去多少年，我在世界各地和移民局、海关、警察没少折腾。好在几乎都是我赢，或者我能够出一口气。其中有一次是在澳大利亚海关。

去过澳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个海关之严格简直象鬼门关，严格得连个屁都不能带进去。而且，对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旅客检查尤其严格。一旦你被抽出来检查，动不动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也有（如果你行李很多）。我自然知道澳洲严格，也就不带任何食物和农牧产品进入（包括带木头的玩艺）。可是，大概我是中国人，最初过去还是有好几次被抽查，看着他们一点点翻我的行李，我郁闷死了。

可是，他们完全是依法办事，我没有任何理由爆发，而且，说个心里话，我也知道，经常违反澳洲海关法律的确实以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多。中国人大概饿怕了，加上喜欢带自己的事物到处走，包里总少不了这些在澳洲被视为违禁的物品。

然而，我心里还是不平衡，却完全无处发泄。只到有一次，在他们检查我行李时，我拿出照相机，问，这里可以拍照吗？那官员立即说，不能。还以嘲笑的口气加了一句，你没有看到牌子吗？

我当然看到了，我也知道全世界的移民局和海关都不能拍照，我是明知故问。因为我想引起话题说下面的一句话：真可惜，不能拍照，否则，我抢到新闻了，也许能拍一张卖不少钱的照片。

那个正在检查我行李夹层（其实根本没有夹层）的官员停下手里的活，疑惑地问，什么新闻？什么照片？

我抬起手，在周围划了一圈，提高中国特色的大嗓门说，你看看，到悉尼机场的旅客来自世界各地，海关排队的更多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白人，可看看被这些海关（我故意回避他，因为选择哪些人需要详细检查并不是他的工作）抽出来详细检查行李的，几乎都是说中国话的人，还有少数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你觉得如果我把这幅图片发到报纸上，配上“澳洲悉尼机场的白澳政策”这样一行话，你认为澳洲人会怎么想？

我的声音很大，当时至少有四五排的海关官员和排队的旅客都听到了，那个官员立即不说话了，周围所有的眼睛都盯住我，我想，我至少让那些白人难堪一阵，也让他们思考一下，下次，至少得多找几个白人来检查一下吧。

后来抽查我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我不知道是他们把我加进“刺头不好惹”的黑名单，还是其他原因。实际上，以我对澳洲的了解，如果真拍摄那样的照片，会引起不少议论的，可惜，禁止拍照。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到一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如东南亚、俄国以及我的祖国，我特别小心和收敛之外，我在一些西方国家真的象一头牛一样牛，随时想找点人理论一番，随时准备教育他们不要歧视，教育他们什么叫人权等。当然，大家也看出来了，你要想牛，最主要的一条是，你必须不能知法犯法。例如，我之所以在澳洲海关借机讽刺他们，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行李中没有带违禁的物品。否则，难堪的不是他们，而是我。

同样的道理，美国移民局有权对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详细盘查，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那就理直气壮，而且不要以为美国人（官员和警察）就都知道什么叫人权和自由，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很难让人家尊重你的人权和自由的，你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权利，随时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是当今唯一一名公开说自己研究中央情报局的华人作家，而我此时此刻就住在离开中央情报局总部不远的地方。按照一些中国人的思维，简直天要踏下来了，又或者我杨恒均一定有什么背景。

其实，如果我有背景的话，那么那个背景就是美国标榜的言论自由！我正是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在不违犯美国法律的情况下，收集我的素材，写我的书，发我的言，这就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说话的权利，它往往能够保护你不受侵害，让你活得有尊严。记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保护你的不是所谓素质高的美国人，而是这个国家的法治和其核心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

近期，周围时有一些不安的气氛，某个聚会被取消，某位朋友被“请喝茶”。有一则消息中，特地提到了本人的某篇文章被一家网站所“删除”，并断然推测：“她相信，网站管理者受到不少压力”。听上去这没有问题，一般人们正是这样表达的，但是我本人看后却感到不悦。

其一，拿掉一篇文章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我的原话强调的是这篇文章被“隐去”而非“删除”，不同在于“隐去”只是不对读者开放，它本身还在那里。我认为网站这样的处理十分温和，能够理解和接受，因此没有忘记说“我不准备鸣冤叫屈”。况且那是在广泛阅读之后，这件事情有什么好提的。都什么年头了，谁还这么娇气啊？

其二，“压力”云云，是这位记者本人在电话里问我的说法，她问我“网站是不是受到了压力？”我没有接这个话茬。实际上我对于网站的实际经营操作所知有限，等别人告诉我了再说也不迟，为什么我要事先去推测这件事情？而且更主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恰好有另外一些想法，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所以选择了不吭气。

我并非说“压力”不存在，而是宁愿换一个说法，叫做“张力”。“压力”者云，某种力量来自某一头，即掌握权力者，是这些人能够对另外一些人施加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则处于这种压力之下，他们主要是被动的。“张力”则不然。“张力”指的是两头使力，就像一根绳子，由两头拽着，双方都在施加力量，没有一方仅仅是主动的，也没有一方仅仅是被动的。某种格局也是双方造成的，而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

换句话说，我感到自己也是有力量的，是有根基和有空间的，而远非仅仅是被动消极的。因此，我不需要“诉苦”，也不需要“抱怨”，不需要像一只被追赶的兔子那样，发出那种成串的尖叫，这种尖叫只会增添追捕者的乐趣，当然也能够博取旁观者的喝彩。我不准备加入这种游戏和乐趣，并认为其中毫无趣味可言。

甚至我不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当然肯定也不是“有罪”的。谓之“无罪”，在于我与朋友们的说法做法，是在我国宪法规定保护的条款之内，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我们始终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做事，是在行使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谓之“不无辜”，是因为我们的确做了一件看起来是“违反常规”的事情，一些不同身份的人们走到一起，共同表达了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和思考。无论如何，这个举动对于现有语境，或多或少是一个突破，因而令人们感到不习惯，于是有人考虑采用过去习惯性思路来对待处理，这是不奇怪的。我们事先不是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后果，也是准备随时承担任何后果的。因此，将自己打扮成“天真无辜之人”，反而取消了去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意志。

这样说，是想传达这样一个意思：除非我们变得练达起来，我们才可能拥有智慧；除非我们变得沉着和成熟起来，我们才有可能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而如果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处理诸如此类的事务，能够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思路，那么从我们自己开始，同样也需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思路。比如对于现代公民来说，可以将与警察打交道视为稀松平常，视为理所当然，不是那么特别。我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

    某种开放的思路同样在于——至少我本人，完全可以强调——宪章之举是在与政府一道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是在与政府一道面对和承担我们民族的历史机遇。人们愿意提到中国“08宪章”与捷克斯洛伐克“77宪章”之间的联系，当年“77宪章”的重要发起人瓦茨拉夫•哈维尔在2008年12月1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维权人士需要支持》，这篇文章开头有一段，也指出他们当年的行为，与当时政府并行不悖：“我们作为公民，有一定责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起，通过我们的警觉，致力于确保基本权利。” （ As citizens, we had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to work with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 to ensure through our vigilance that basic rights would be protected.）请注意其中的与“一起”（“一道”）这个表述，它非常容易被忽略。对于哈维尔来说，这肯定不是笔误，而是深思熟虑、一贯而为之的。

徐友渔先生在他《我为什么要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文章中，强调需要与“与中国现行宪法的精神和条文一致，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公约一致，与中国已经承诺的国际义务一致”，他指的是宪章中所提到的：“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 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府已经为诸如此类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和平台。不管这个政府做多做少，不管它多么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它始终是在努力往前走，并打开了一个基本局面。

一件事情，不管是谁做下的，只要其本身有意义，那么就是好的，值得肯定的。宪章本身中亦有这样一些对于政府工作的肯定性表述：“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

如果认可、认同政府此前奠定的相关基础或框架，认为它是朝向一个正确的大方向，那么我们则不仅尊重现有的法律框架，在法律已经提供的范围之内行事，而且我们还应当尊重现有政府工作的框架，认为它是值得肯定和受到欢迎的。我们不应该放弃对于政府的期待，不应该放弃对于政府的要求，只有不放弃才能促使政府的改变和改善。对于政府采取藐视和蔑视的态度，都不是我们的本意。无政府主义那是过去年代的某个遗产，不是我们正好想要继承的。

所谓与政府“一道”，即是与政府权力乃至整个社会“相平行”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自我限制”。我们必须自我限制。如果我们希望别人是有所克制的，那么我们自身必须是自我克制的。如果我们对别人提出要求，那么我们也必须对自己提出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自身感受出发，而且要从整个社会出发，从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和整体考虑。同时需要认清自己不过只是社会当中的一员，我们既不能超越于社会之上，更不能代替社会作出选择。

这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也会不习惯，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因为这种“限制式”的思维方式，超出了我们此前可能拥有的思想框架。从某个角度看过去，我们与政府互相所分享、共有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看看我们从政府曾经提供的教育中都学到一些什么吧：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农民起义、直取天下、改天换地、推翻推倒、你死我活、冲锋陷阵、仇视藐视、宁死不屈、绝不妥协，以及革命与政权、万恶的旧社会之类。所有这些只有一个效果，都是令人自我膨胀，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与正义，可以凌驾于社会和其他人之上，为所欲为。而如何学会将自己也置于法律等现有框架之下，学会尊重和尊敬，则从来不曾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学校及其他地方。

而只有当我们自我限制时，我们才可能是自由的、轻松的和放松的。我们不需要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只需要对一部分事情负责；不需要对看不见的事情负责，只需要对看得见的事情负责。当我们的思想行为是有边界的，也才可能是清晰和明朗的，而不是混杂了人性深处的各种欲望和恐惧。恐惧这种东西并不仅仅来自外界，有些是来自我们自身。当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没有把握的时候，对行为的后果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就会产生对于自身行为及人性深渊的恐惧。这种恐惧同样会强烈干扰及毁掉我们。某些急躁便是产生于对于自身行为无效和无可控制的恐惧，于是便急于找到证明，急于得到结果。

而我们的自我限制，也是对于政府和他人所发出的理性呼吁。很容易想象，对于我们来说是不习惯、难以做到的，对于政府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结合前面所说的，即使政府的工作与时俱进，发生了重大变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遇到诸如宪章这种事情，还是会感到非常不适应，觉得那是一个冒犯或者挑衅。这同样是从前阶级斗争、权力斗争的思路在作怪。觉得只要采取这种形式，就都是别有用心、有所图谋的，而不会将它看作仅仅是一些公民的自由表达而已。

因此政府与我们一样，需要自我限制，需要去做对于自己来说并非习惯而有难度的事情。时代在变，所有的人都在变化，政府工作也是一样。我们是将自己限制在法律之内并愿意尊重政府工作的框架，那么政府也同样要将自己限制在法律所能够允许的范围之内，尊重并发展自己的工作框架。对于政府来说，如何处理宪章这这件事，需要打破过去阶级斗争的思维，以法律的准绳来衡量、矫正自己的眼光，向法律靠拢而不是向过去的做法靠拢；向法律看齐而不是向从前的结论看齐。政府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榜样，政府的所作所为，对于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直接起着带头作用。

法律这种东西，不是一部分人制造出来，让另外一部分人去遵守的，而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不分彼此地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遵守法律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离法律靠近一步，便离安全靠近一步，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在今天能够运用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去解决，而要在明天发展成别的问题呢

新华网巴格达2008年12月14日电 ：美国总统布什14日突然访问伊拉克，并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签署了美国驻军协议和两国间战略框架协议。布什在与马利基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这场战争没有结束。”马利基则表示，伊拉克现在正在各个方面取得进步。就在布什讲完话时，一名伊拉克记者将两只鞋朝布什扔了过去，布什弯腰躲过了袭击。

这不是新闻了，扔鞋的人成了英雄，被扔的鞋成了畅销品。但停格的瞬间倒是一个可以讨论，让人思索的话题。

鞋，履之物也。从古至今，鞋子穿在脚上作走路用，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无人怀疑，至于文革十年，鞋子有了丰富的政治含意，穿尖头鞋划为富人、坏人、穿草鞋划为穷人、好人，鞋在共和国历史上被人为的歪曲了，草鞋专了尖头皮鞋的政，从鞋上能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三六九等，对80、90后的人来说是，这段中华文明结晶怎么都不信，哄小孩，编笑话也不至于蠢到这一步吧。

对伊拉克人说，鞋子除穿之外，又把鞋子的作用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伊拉克人用鞋对美国总统说不，用鞋子诠释了伊拉克人的政治态度，通过鞋子，伊拉克人扬了国格、人格。一时，街头巷尾，人举一鞋，以鞋抒情，见鞋起愤，化鞋为剑，鞋情交融，万鞋齐发。那几天，鞋子从伊拉克人的脚上转到了手上，真是洛阳“鞋”贵啊

美伊战争，历时五年多不见了，美军化了3万亿美元并加上9200人伤亡，伊拉克人却为比赔上了大约120万人的性命，美国人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把人家的总统送上了断头台。世界与论一致认为，这是美国单边主义，在错误地点、错误时间、发动的一场错误战争。可见，伊拉克人朝美国总统扔鞋子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行为上是能让人理解的。在阿拉伯世界，扔鞋，是一种非常极端行为，是对对方最大的侮辱。

思考还在继续。那么，伊拉克人是什么时候又开始可以运用“扔鞋”来表达自已的感情，是美国人来之前，还是之后？

萨达姆统治伊拉克35年之久，其中进行过三次“非常民主”的一人一票选举，两次为90%多，最后一次为99.99%.生活在民主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领导人，能有50%的选民支持你，当仁不让；超过60%，众望所归；超过70%，留名青史；超过80%，那是耶稣；超过90%，是独栽；近100%，那绝对是暴君加骗子。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暴君、骗子不知给人们上过多少回课了。萨达姆统治时期，多多少少与统治者意志相左，只是刚想扔鞋，还没扔的仁人志士就被杀了头。

在美国人枪炮声中，独裁政权倒了，印在钞票上独裁者的头像不见了，人们在茫茫销烟下，渐渐发现有了表达意见的权利，有了各个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了不同民族组成的议会，选择多了，人们不在为统治者的喜怒而担心受怕，尽管今天的伊拉克实在不怎么完美，伏在专制制度下那张旧皮还未完全褪去，但是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回到过去，伊拉克人终于发现我们的民族并不比别人差，我们也可以享受民主，于是，他们松开鞋带，拿起了还带点异味的鞋，扔了出去。

扔鞋的民主不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完善的民主希望把一双双大小舒适的鞋穿到每个人脚上，并尽量让大多数人高兴和舒服。扔鞋不是最好的方式，可扔鞋比不准扔鞋进步了许多，扔鞋是民主的开始，不准扔鞋绝对是独裁。伊拉克民主进步了，生活在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后裔有希望了。为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是美国总统布什率领的美国军队用枪炮让伊拉克人终于有机会学会了向美国总统布什扔鞋子。读起来既拗口又无美感，但却是事实。

伊拉克人有勇气扔鞋子了，中国人呢？如有一天我们可以向他们一样，或退一步讲，只作出扔鞋子状（注意！只是装装样子，离扔出去还差十万八千里），摆个造形，我想，中国也就进步了，按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那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民主进步最好的时期！

2009年元旦

此次《零八宪章》事件，“毛左”们站在当局一边，对之围剿，着实显出堕落。

随着一代暴君毛泽东的去世，改革开放的时代得以开启，中国的左翼力量很快就失去了先前的影响力，到如今即使有新左派的出现，他们依然难扭颓势。虽然像郎咸平这样的新左派尚能赢得一些民众的支持，但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毛泽东虽然已经死亡了30余年，但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毛泽东崇拜者，这种毛泽东原教旨主义者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毛左”。

如果说新左派还有一定支持率的话，“毛左”则是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在现实中，有“毛左”倾向的人大多是毛时期的红卫兵。但如今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属于“毛左”，但他们往往不会随便表露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们对“毛左”的处境不乏自知之明。

不过，“毛左”在网络上却异常活跃，毛泽东旗帜网、祖国网、乌有之乡等网站都是“毛左”的阵地。中华网更是人气鼎盛，被称之为中国左翼和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一旦中国与其它国家发生纠葛的时候，民族情绪升温，这些网站便成了“毛左”们的乐园。在今年西藏骚乱发生后，中华网论坛刊发的一篇长平的文章点击率竟然高达百万。“毛左”的思想核心既包括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包括根深蒂固的反改革意识。

“毛左”们不仅仅热衷于对其它国家喊打喊杀，而且自由知识分子也毫不留情，很多“毛左”对自由派的攻击可谓是充满了暴戾之气，一旦毛泽东时代卷土重来，这些人肯定又是当年的红卫兵。“毛左”们从来都不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这也是他们无法取得民众支持的原因。“毛左”们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但他们却永远不甘于落伍，总是在关键时刻对自由派落井下石。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更多时候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考量，往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毛左”们所做的却多是为了争夺公共话语权。几年前的“反日”活动有“毛左”的影子，今年的“反法”活动同样也和他们脱不了干系。中国社会有太多的不公，但他们往往视而不见，只有在中国与它国发生矛盾时他们才“勇敢”地站了出来，你相信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吗？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跛足的改革已经使得中国社会产生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当中国的经济状况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显得前景黯淡时，各种社会矛盾便越发地凸显出来，从2008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来看，中国已经临近了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的临界点。

在2008年这个特殊年头即将走完的12月，也就是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零八宪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开展纪念世界人权日之际，中国政府竟然动用警力于12月8日将著名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先生抓捕，因为他参与了起草《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刚一发布，就引起了海外媒体和国内民众的强烈关注，签名者与日俱增。然而，左派网站又开始了对《零八宪章》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攻击。他们给《零八宪章》扣上了企图“分裂国家”和“推翻共产党”的大帽子，对逮捕刘晓波幸灾乐祸，并要求中共对签署者绳之以法。他们实在缺少人性，要置人于死地。

逮捕刘晓波先生没能阻止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反而激发了民间
签署《零八宪章》的热情。作家和学者们也纷纷撰文声援刘晓波和要求践行《零八宪章》。短短的几天，海内外论坛有关《零八宪章》的议论铺天盖地，网警删不胜删。左翼也乘势批判《零八宪章》。乌有之乡网站特别设立了“《零八宪章》与颜色革命”专题，大量散布围剿《零八宪章》的言论。司马南在一篇文章中信誓旦旦地说，如果《零八宪章》签名人超过两千，他就吃屎。截止12月15日，签名人已超过3600人，司马南将如何兑现自己的诺言？

正如《零八宪章》中所言，中国“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然而，民主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所有有良知、有责任感、有勇气的民众主动地去寻求和推动。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中华民族也许永远都无法真正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零八宪章》是民权运动的纲领，需要更多的中国民众去践行。左翼人士对《零八宪章》的表现让人深感失望。记得几年前，个别左翼网站遭到中共的封杀，当时左翼和自由派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但在反对监控言论拓展自由空间方面还是有共识。但此次《零八宪章》事件，“毛左”们却站在当局一边，对之围剿，着实显出堕落。

大陆媒体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没有新闻法约束和保护新闻从业者，另一方面媒体操守与其它行业一样，并不显得自律和高尚一等。

今年大陆记者频频出事，最近央视法制节目女记者李敏，被山西一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从家里拘捕，北京网络报记者关键赴山西调查官员与地产商勾结新闻线索，却被河北张家口警方以涉嫌受贿罪刑事拘留。近年曾有数十起记者因言治罪个案，年内还发生山西矿主与媒体的“封口费”事件、深圳警方殴打南方都市报记者事件，最近的极端例子是，南方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江艺平和南方周末第三次遭受官方整肃。新闻界的清洗再次来临，笔者颇多感慨。

媒体竞争激烈，报刊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记者不得不冲撞新闻禁区挖掘新闻，客观上加剧了新闻监督力度，但对政府公权部门的新闻监督，往往遭致其属下司法机构的报复性执法。新兴网络媒体勃发，每个人都可能是公民记者。记者不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反而充满高风险。

中国大陆媒体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没有新闻法约束和保护新闻行业，导致媒体职业操守失范、从业者采访权不受司法保护；另一方面媒体恶性竞争加剧、霸占话语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从业者自律和被监督落空，新闻监督动力不足，民众的知情权受到限制。除非开放报禁，颁布新闻法等配套制度，媒体和记者才可能扮演“社会公器”和“守夜人”角色。

概略聊聊笔者先后在九家媒体十年从业见闻和感受。在九家媒体最短的呆了三个月，最长的两年。2003年初离开媒体，其间两次入狱囚禁。用5年时间跟踪采访行为艺术家舒勇，2004年出版大陆第一部环保行为艺术纪实著作《颠覆——中国首宗环保行为艺术事件全纪录》（出版社改名为《裸模风波》）。艺术对社会观念的启蒙和突破，并不亚于文学，但是，往往被人们忽略和轻视。先期发表的片段，曾获2000年度全国最佳报告文学奖。这部作品成为笔者10年记者生涯的墓志铭。

中国恐怕没有哪个记者敢公开说自己不曾从受访对象或相关方得到好处。宴请吃饭、参加新闻发布会拿礼品红包、写软新闻拿红包购物卡、借采访便利让客户投放广告然后拿广告提成、受邀赴外地采访客户报销机票食宿费、用度假休闲娱乐抵换广告等等。最有杀伤力的一招是抓住对方违法把柄，写出批评曝光报道，在未发表前与对方商谈，或以广告抵消曝光报道，或干脆让对方放血拿钱买走批评稿，这从许多媒体紧盯山西矿老板可见端倪。多年前央视大门口地方官员排队“公关”《焦点访谈》，试图拿钱摆平的目的昭然若揭，央视如何处理，可想而知。总之，媒体和记者得到好处的名目繁多，方式多样。

山西“封口费”事件，有的人收受几百数千元，最多两、三万，即被曝光调查。这其实与政府反贪是一个道理，抓住的都是小贪，大贪记者拿到的钱可能是六位数，后者往往能做到合情合理但不合法，但结果却是双赢，不露马脚。媒体行业流传新华社记者一句名言：拿人家红包能发出报道还算有些良心的记者。笔者在深圳某报业集团时，有记者每到周末专赶企业新闻发布会和地产开盘发布会。一天赶三四家不在话下，签名吃饭拿红包礼品走人，从不写稿，自然有同去的本报其他记者发稿。而企业商家给记者发红包送礼品在全国都是惯例，这是大陆新闻行业的潜规则。记者受贿案内情都很复杂，牵扯权力和金钱的灰色地带，不好轻易下结论。

按理媒体从业者须遵循中立客观立场，不偏不倚，不听信单方一词，用事实说话，不施加记者和媒体主观意识，恪守公正和正义，更不得与受访者发生利益关系。但是，大陆记者不是西方记者、也不是香港记者，有一个法治社会环境，当然这不是全部理由。某次报道或新闻作品能做到忠于事实，在某次社会事件中能代表公义，恪守职业伦理，但是，不能永远保证如此。

　　

所有媒体属于政府，奉行“国有市场化”经营模式，一是将有些版面和频道承包给某些行业或企业经营，每月稳收所谓管理费；二是中央级行业媒体在全国广设记者站，省属行业报刊社，则在省内各城市设立记者站，这些记者站专门针对本行业作出报道，同时收取名目不同的会员费理事费等，这些记者站都有报刊征订和广告任务，压力之下，出现邪门歪道的收费办法。这些承包公司和记者站聘请的广告业务员对外也称记者，主管媒体也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能拿到钱。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将责任全部推给承包公司和记者站。这从山西发生的“封口费”事件可见猫腻，包括此前被山西矿主打死的某报社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

按照新闻管理条例和广告法，广告经营与媒体应分离，也就是说广告公司只管广告的承揽和设计，媒体只管发布和发行。但在实际运作中，每家媒体都自设广告部或广告公司，实行母体内循环，当然也接受其它广告公司的广告。然而，其中的广告刊例和折扣优惠，有很多名堂。

大陆媒体从业者门槛并不高，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媒体市场化之后，报业集团和期刊集团大肆扩张，近年又流行跨媒体经营，冠以最为时髦的“传媒集团”，旗下子报子刊网站林立，一个都不能少。许多媒体采编一体化，甚至兼有广告员身份，三位一体。绝大多数媒体都鼓励记者以多种身份出现，既为媒体创收，也丰富个人腰包。1990前后，国家新闻出版署逐渐将各省新闻出版局记者证发放权收归麾下，从业者须参加统一培训、考试。因此，记者既是职业也是专业职称。专业职称上，记者分为高级记者、主任记者、记者、助理记者，对应于高级、副高、中级和初级三个职称档次。媒体编辑由新闻出版局等评审委员会考定，职称与记者类似。记者证实质上是官方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手段之一，记者职称是计划经济的遗产，已被市场化媒体彻底冲破、抛弃。

现在媒体吸纳新人，并不看重是否有记者证，但冠以省级日报，通常会要求是中共党员。我在9家报纸杂志从业，从没一家要求查看记者证，只管拿前一家媒体发表作品即可，也有总编挖角和同行推介经历，照样署名“本报（刊）记者 ”。
　　

2003年笔者任某工业杂志执行主编负责招聘记者编辑时，也是看重应聘者新闻作品、从业经历、敏锐力和勤奋度。学历专业仅是参考，有无记者证皆可，不乏“海归”应聘英文编辑，三个月实习期开出的税后月薪是3500元，应者云集。记忆最深的是在南方都市报记者站做采编期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位中年博士编辑，原是南昌某高校教师，因为几次给专题报道起大标题不被主管认可，加上几次上班迟到，被炒鱿鱼。笔者一直记得他愤怒委屈的眼神，后介绍他去了朋友习保平初创的《凤凰周刊》。习在2001年被以“非法经营罪”重判20年。1998年，他即以总经理身份投资参股香港大公报旗下的《大周刊》，他是大陆最早以私人资本投资参股香港传媒者之一。

可见媒体市场的混乱，以及媒体之间和从业人员之间竞争激烈程度。在10年新闻从业经历中，唯有一次在国家教委采访，门卫要求查看记者证。一般媒体会发工作证或采访证，大多出于出入门禁、考勤等内部管理需要。笔者先后在甘肃、海南和广东媒体供职，采访几乎跑遍全国，凭一张名片基本就能证明身份。一次在河北省教育厅采访，办公室人员拨打名片上的报社电话核实身份；几次采访突发事件，跟现场警察发生冲突，警方要求出示证件，但一直有个原则，警察必须首先出示警察证，尽量记住对方姓名和警号，然后才拿出证件。

综合和行业媒体（冠中国字头的大多属于行业报刊），社长台长本身就是政府官员。行业报刊和频道外包的也不少，主管机构挂名，只管收取管理费。数千人的大型媒体集团中层管理者一般由正式调入报社人员担任，中高层管理者的年收入十多万至上百万不等。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和版面编辑，几乎都是聘用人员担任。正式人员与聘用人员工资待遇，相差悬殊。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深记者编辑，不管是正式或聘用者，年收入至少可达10万。正式调入记者编辑工资跟职称等挂钩，但聘用记者编辑一律拿基本工资，不关职称和工龄。此外记者收入跟发稿量、广告提成等灰色甚至黑色收入关联。年收入5万——10万的记者编辑占大多数。除非你在一个行业成为专家级人物，文笔好懂选题策划脑袋灵光，那会受到格外青睐。媒体从业者收入跟当地经济水平成正比。
　　

媒体人员流动频繁，老板炒你你炒老板，或其它原因辞职，都很正常。1990年代后期， 始出现“流浪记者”，要说中国大陆媒体国际特色，这点倒是跟国际接轨。“流浪记者”是指那些没有正式编制、临时聘用、频频跳槽的新闻从业人员。笔者在1992年偶然进入媒体工作，足迹在媒体和监狱之间转换。1994年在海南省司法厅《法制与生活》杂志社工作期间，因在“六四”五周年前夕撰写《六四大写真》、采访并编著《海南黑社会纪实》，而被劳教三年；1998年在深圳因跟朋友举办“自由论坛”、接济出狱异议人士而被收容遣送，04年因批评深圳政府，再次被构陷入狱两年。

媒体竞争混乱，从业者鱼目混珠，竟到互使绊子的地步。最荒谬的一次，笔者跟踪采访深圳发生的彭氏兄弟巨额诈骗案，这是一起案中案，牵扯政府部门、警方和消费者，案情非常复杂。笔者在广东高院现场采访庭审全程撰写报道《交锋：沉重的诉讼》，南方周末某年轻记者片面听信第三方消委会言辞，称笔者该篇报道有事实偏向，并据此推断暗示笔者有受贿嫌疑，然后在南方周末头版头条署名报道。南方周末该篇报道构成诬陷诽谤，笔者准备提起法律诉讼，后在两家媒体主管斡旋下，笔者撤销了对该记者的诉讼。

1997年赴西北陕甘新采访312国道沿线，撰写的长篇通讯《生命之路》获交通部年度一等奖。报社主管政府机构调笔者去新闻办，并承诺将户口调入深圳，享受公务员待遇，恰巧也面临报社被兼并当口，遂去新闻办。任职不到一个礼拜，受不了约束刻板而辞职。04年被捕的前记者师涛，也属于“流浪记者”类型，曾在多座城市和媒体任职。近年由于敏感（或所谓负面）报道，受到上级宣传部门勒令辞职的媒体从业者，或入狱的记者，粗略估计有数百人，大多数并未公开。往往在这个时候，媒体的政府机构面目就暴露出来，辞退记者，保全自己，也不会替这些陷狱记者打官司，反而落井下石，划清界限，以证清白。

多年做个恪守良知的记者，还从未见闻。笔者在全国著名报社和行业报刊都有从业经历，党报党刊的从业者，并不见得比行业娱乐类媒体记者，显得自律。本质上记者与总编的价值立场是不同的，记者关心真相和事实，而总编社长关心的是报道不惹麻烦、不影响官位，稿件能不能发表取决于媒体部门主管、总编，甚至政府宣传部；其次，媒体出于对上级或同级政府部门忌讳或广告收益考量，作出有利于这些部门或企业的片面报道，或者不做报道，所以，所谓异地新闻监督，才风行一时，都是新闻环境或说社会环境不正常的异化表现。
　　

记者虽然辛苦奔波，但也是快意自由的，如果你热爱并愿意接受挑战和刺激的生活方式。记者见多识广，能丰富人生阅历。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都能接触，企业家、官员、演艺明星、贩夫走卒、乞丐罪犯。可以打望官场生态、商业运作和人性的复杂。笔者曾采访过不少官员，这三名记忆最深：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深圳市副市长王炬都因受贿入狱、原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文化部副部长任上被撤职；最具官员本份和文人气质的官员，则是原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斯奋。他跟相熟记者勾肩搭背、借香烟吸的地步，他的中国画和小说《白门柳》，跟官员普遍冒充风雅大异其趣，颇有功底，《白门柳》曾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大陆报刊媒体大约经历文人办报、报人办报和企业家办报三个阶段，三个代表时代分为195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后期至今。1949年之后，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未诞生一位世界级的名记。在威权制度下，记者跟律师一样，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而言，只是一个饭碗，或者说是机构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并不总是与良知和正义相伴。因此，对他们的职业期待不能太高，与理想的角色尚远，他们正挣扎、艰难地行走在路上。话说回来，做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将非常痛苦，心理是严重扭曲和变态的，也难以长期在一家媒体立足，受限于外部和内部环境人为因素制约。

所以，记者大多利用采访建立的人际关系，在媒体间跳来串去，或者依靠采访相熟的行业，脱离媒体转型为该行业职业人士，近年从传统媒体转型为网络媒体的新闻人也不在少数。记者一旦脱离媒体平台，将发不出声音，中间没有缓冲地带，不象律师还可以做公民代理。可以讲是互联网拯救了中国媒体的坠落，也给予民间发声的巨大平台。

2008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它不仅是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会的一年，而且还是中共政府签署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是联合国通过《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简称《人权捍卫者宣言》10周年，是中共政权批准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简称《禁止酷刑国际公约》20周年，是所谓中共的”改革开放”30周年，是开创中国民主运动的”西单民主墙”运动30周年，是中共”大跃进”50周年，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是中国立宪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国开始进行现代化进程120周年。在2008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满怀信心，相信中国公民在这个特殊年份会有所作为。

现在2008年已经过去。回首这一年，我们感慨万千。有这么一个在2009年元旦这天广为流传的手机短信能够说明我们的感概：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08年：元旦没进乌鲁木齐，二月没去柳州，三月没逛拉萨，四月没到山东，五月没在汶川，六月没在贵州瓮安，七月没在上海当警察，八月没在新疆当兵，九月没有到山西襄汾看溃坝；当然最幸福就是今年没进股市，否则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服进去，三点式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牵着狗进去，被狗牵出来；总之，就是地球进去也是乒乓球出来。其实那些都没啥，更值得庆贺的，也就是天大的幸福，就是我们已经长大了，不用天天喝三鹿了。祝大家今天元旦快乐！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记住的维权事件，其中最值得、也最有影响、必将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作用的，就是2008年十大维权事件。

1、《零八宪章》运动

2008年12月9日，中国303名社会各界人士发起《零八宪章》运动，提出”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公器公用”、”联邦共和”等十九项基本主张，要求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公民运动，以期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这场由知识界人士发动，7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公民社会运动，是对中国100多年来的现代化历程和近三十年来中国发展进程的整体表达，也为未来的公民社会运动开启了良好的运作模式。

2、杨佳事件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公民杨佳冲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对警察进行击杀，致使警察六人死亡四人受伤。虽然今年是中共官方所谓的”和谐”五年，但杨佳事件意味着中国社会并不”和谐”，而是”官民对立”之矛盾已经激化，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杨佳之”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标志着民众开始对中共官方进行反击。而中共当局不顾民意，悍然利用”法律”名义违背法律程序快速处死杨佳，又标志着中共法制之死。虽然中共处死了杨佳，但民众也处死了”中共”。如果说中共对”六四”的屠杀是在知识分子心中丧失了”合法性”的话，那么对杨佳的”屠杀”就是在民众心中丧失了”合法性”。4656名社会各界人士签名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不仅意味着普通民众的觉醒，而且意味着公民社会运动之初现成效。

3、瓮安事件、陇南事件、孟连事件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因为一名叫李淑芬的初三女生被奸杀，导致万人围攻并焚烧中共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机关大楼的事件。2008年11月17日、18日，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民众因被拆迁没有安置，而发生反对政府迁市的数万人的上访运动。而2008年7月19日，因与橡胶公司长期利益纠纷，云南孟连县勐马镇勐啊村、芒海村700余名傣族村民对警察进行围攻。

这三起事件，依照传统标准就是”举义”或”起义”，而不是”群体事件”。只有法治社会才有群体事件，而目前中国还不是法治社会。瓮安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起初把它定为”打砸抢”，但随后在舆论压力下改口，而且省委书记石宗源还向民众道歉。而孟连事件，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向胶农鞠躬致歉，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这个说法说明中共政权存在之荒诞。对这两个事件，地方政府勇于反躬自省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与他们相比，甘肃地方政府在陇南事件中不仅不道歉，反而出动武装警察镇压，认为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唆”。

4、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

2008年11月3日，因每月交给出租车公司的费用高达七八千元，重庆市近9000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后，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薄熙来、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与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受此鼓励下，海南三亚和甘肃永登的出租车司机也进行罢运，甚至云南大理的长途客运司机也进行罢运。面对这些罢运事件，地方政府基本依照”重庆模式”解决问题。而广州出租车司机也准备发动罢运，却因行动被政府部门密切关注，并以公司3个月累计发放1500元补贴的措施化解。这一切表明地方政府开始尝试通过协商对话，运用非政治化办法来解决社会危机。但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是重庆还是广州，出租车问题只是暂时解决，还是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根本解决之法在于，让出租车司机个体经营，不再受出租车公司的盘剥。

5、拉萨抗暴事件

2008年3月10日，十多名藏族喇嘛和尼姑聚集在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门前，挥舞西藏旗帜，散发传单，进行和平抗议活动。随后中共当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引发上千名僧侣抗议。随后蔓延到四川阿坝、甘肃兰州、甘南等藏族地区。虽然这场和平抗暴行动却被中共当局称为达赖喇叭有预谋策划的”打砸抢”事件，但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却是空前的。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民众、国际人权组织、国际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与中共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围绕此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博弈。致使中共当局不得不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叭进行对话谈判。《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因为发表文章支持西藏僧侣，却遭到中共当局组织媒体与网民对他进行批判，并要求《南都周刊》对长平撤职。成都公民陈道军却因写文章支持西藏僧侣的抗暴行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著名维权律师朱久虎在为陈道军辩护过程中，认为”陈道军对共产党的言论基本符合事实，中国共产党本身在法律定位上已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达赖喇嘛也没有主张西藏独立从而分裂国家。”这是大陆律师首度在法庭上为达赖喇嘛的西藏政策抗辩。这个事件凸现了中共当局在地方治理、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危机。

6、三鹿”毒奶粉”事件与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学校倒塌事件

2008年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开了三鹿”毒奶粉”的黑幕。实际上又何止是三鹿，包括蒙牛、伊利等众多知名品牌都存在”毒奶粉”问题。毒奶粉事件至少导致30万名婴幼儿受害。而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学校倒塌问题，至少导致19065名学生遇难。更有甚者，民众在不断捐钱救灾，中共官员与中国红十字会却不断贪污。无论是三鹿事件还是地震事件死亡学生如此之多，说明整个中共政权以及企业在不断挑战人类的底线。过去是仅仅是谋财，现在却不断害命。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家长还不断上访。而有30万名受害的婴幼儿所拥有的60万名父母亲，却在维权问题上表现太差。

7、北京律师协会直选

2008年8月26日，35名北京律师签名发出《顺应历史潮流 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号召北京律师自发参与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实现中国的律师协会民主选举零的突破。对于这一正当要求，北京律师协会却在其网页上发布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将那35名律师的改革要求，冠以”煽动”、”私自串联”等罪名，并定性为”非法”。这种近乎于”文革专政式的”声明在律师中引起了强烈反弹，两个多月内，签名律师已经增至近百位。但一些签名律师却遭受司法局谈话，甚至被所在律师事务所辞退。

8、上访维权人士奥运期间申请游行示威

2008年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官员宣布，将在奥运期间划定日坛公园、紫竹院公园、世界公园作为示威游行区域。截至8月19日，中共当局对77起申请示威游行的案件没有批准其中任何一件，两位八十多岁的访民甚至为此而被当局处以劳动教养。多年上访求告无门的数百万”上访维权人士”，虽然知道中共当局不会批准游行示威，但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每一个公民称赞。

9、鸡西矿业集团职工要求”工龄股份”

2008年3月和7月，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3000多名企业职工两次签名上书中央政府，公开要求清算和确定他们在企业中几十年积累的财产份额，也就是”工龄股份”。2008年4月以来，吉林省辽源矿业集团14000多名被迫下岗或买断企业职工，在他们的维权诉求中也提出了财产权利。比起多年来国企职工”要吃饭”、”要生存”、”要工作”、”反对腐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等诉求，具有很多的突破意义，不仅标志着中国职工阶层的真正觉醒，而且标志着中共20年来国企改革的失败。

10、南航认沽权证事件

2008年1月15日，忍无可忍的南航认沽权证沽民第一次到中国证监会就南航认沽权证事件问题进行举报，发起无数起维权抗议。事件起因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违法自我授权、自我创设，26家证券公司参与售卖的”南航认沽权证”（证券代号：580989），导致数百万投资者损失200多亿元，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大的”诈骗案”，其案值甚至是陕北民营石油事件的三倍。此案的关键在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证券商联合对沽民进行诈骗和赤裸裸的掠夺。面对这种掠夺，沽民奋起反抗，其中有名的就是2008年12月1日，40多名沽民在中国证监会门前举行抗议活动。547名受害沽民还集体在《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上联署签名。目前，这一事件还没有完，沽民们已经聘请律师，准备进行法律维权，相信这将成为2009年的一件重大维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