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它不仅是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会的一年，而且还是中共政府签署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是联合国通过《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简称《人权捍卫者宣言》10周年，是中共政权批准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简称《禁止酷刑国际公约》20周年，是所谓中共的”改革开放”30周年，是开创中国民主运动的”西单民主墙”运动30周年，是中共”大跃进”50周年，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是中国立宪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国开始进行现代化进程120周年。在2008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满怀信心，相信中国公民在这个特殊年份会有所作为。
现在2008年已经过去。回首这一年，我们感慨万千。有这么一个在2009年元旦这天广为流传的手机短信能够说明我们的感概：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08年：元旦没进乌鲁木齐，二月没去柳州，三月没逛拉萨，四月没到山东，五月没在汶川，六月没在贵州瓮安，七月没在上海当警察，八月没在新疆当兵，九月没有到山西襄汾看溃坝；当然最幸福就是今年没进股市，否则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服进去，三点式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牵着狗进去，被狗牵出来；总之，就是地球进去也是乒乓球出来。其实那些都没啥，更值得庆贺的，也就是天大的幸福，就是我们已经长大了，不用天天喝三鹿了。祝大家今天元旦快乐！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记住的维权事件，其中最值得、也最有影响、必将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作用的，就是2008年十大维权事件。
1、《零八宪章》运动
2008年12月9日，中国303名社会各界人士发起《零八宪章》运动，提出”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公器公用”、”联邦共和”等十九项基本主张，要求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公民运动，以期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这场由知识界人士发动，7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公民社会运动，是对中国100多年来的现代化历程和近三十年来中国发展进程的整体表达，也为未来的公民社会运动开启了良好的运作模式。
2、杨佳事件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公民杨佳冲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对警察进行击杀，致使警察六人死亡四人受伤。虽然今年是中共官方所谓的”和谐”五年，但杨佳事件意味着中国社会并不”和谐”，而是”官民对立”之矛盾已经激化，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杨佳之”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标志着民众开始对中共官方进行反击。而中共当局不顾民意，悍然利用”法律”名义违背法律程序快速处死杨佳，又标志着中共法制之死。虽然中共处死了杨佳，但民众也处死了”中共”。如果说中共对”六四”的屠杀是在知识分子心中丧失了”合法性”的话，那么对杨佳的”屠杀”就是在民众心中丧失了”合法性”。4656名社会各界人士签名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不仅意味着普通民众的觉醒，而且意味着公民社会运动之初现成效。
3、瓮安事件、陇南事件、孟连事件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因为一名叫李淑芬的初三女生被奸杀，导致万人围攻并焚烧中共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机关大楼的事件。2008年11月17日、18日，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民众因被拆迁没有安置，而发生反对政府迁市的数万人的上访运动。而2008年7月19日，因与橡胶公司长期利益纠纷，云南孟连县勐马镇勐啊村、芒海村700余名傣族村民对警察进行围攻。
这三起事件，依照传统标准就是”举义”或”起义”，而不是”群体事件”。只有法治社会才有群体事件，而目前中国还不是法治社会。瓮安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起初把它定为”打砸抢”，但随后在舆论压力下改口，而且省委书记石宗源还向民众道歉。而孟连事件，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向胶农鞠躬致歉，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这个说法说明中共政权存在之荒诞。对这两个事件，地方政府勇于反躬自省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与他们相比，甘肃地方政府在陇南事件中不仅不道歉，反而出动武装警察镇压，认为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唆”。
4、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
2008年11月3日，因每月交给出租车公司的费用高达七八千元，重庆市近9000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后，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薄熙来、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与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受此鼓励下，海南三亚和甘肃永登的出租车司机也进行罢运，甚至云南大理的长途客运司机也进行罢运。面对这些罢运事件，地方政府基本依照”重庆模式”解决问题。而广州出租车司机也准备发动罢运，却因行动被政府部门密切关注，并以公司3个月累计发放1500元补贴的措施化解。这一切表明地方政府开始尝试通过协商对话，运用非政治化办法来解决社会危机。但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是重庆还是广州，出租车问题只是暂时解决，还是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根本解决之法在于，让出租车司机个体经营，不再受出租车公司的盘剥。
5、拉萨抗暴事件
2008年3月10日，十多名藏族喇嘛和尼姑聚集在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门前，挥舞西藏旗帜，散发传单，进行和平抗议活动。随后中共当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引发上千名僧侣抗议。随后蔓延到四川阿坝、甘肃兰州、甘南等藏族地区。虽然这场和平抗暴行动却被中共当局称为达赖喇叭有预谋策划的”打砸抢”事件，但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却是空前的。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民众、国际人权组织、国际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与中共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围绕此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博弈。致使中共当局不得不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叭进行对话谈判。《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因为发表文章支持西藏僧侣，却遭到中共当局组织媒体与网民对他进行批判，并要求《南都周刊》对长平撤职。成都公民陈道军却因写文章支持西藏僧侣的抗暴行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著名维权律师朱久虎在为陈道军辩护过程中，认为”陈道军对共产党的言论基本符合事实，中国共产党本身在法律定位上已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达赖喇嘛也没有主张西藏独立从而分裂国家。”这是大陆律师首度在法庭上为达赖喇嘛的西藏政策抗辩。这个事件凸现了中共当局在地方治理、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危机。
6、三鹿”毒奶粉”事件与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学校倒塌事件
2008年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开了三鹿”毒奶粉”的黑幕。实际上又何止是三鹿，包括蒙牛、伊利等众多知名品牌都存在”毒奶粉”问题。毒奶粉事件至少导致30万名婴幼儿受害。而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学校倒塌问题，至少导致19065名学生遇难。更有甚者，民众在不断捐钱救灾，中共官员与中国红十字会却不断贪污。无论是三鹿事件还是地震事件死亡学生如此之多，说明整个中共政权以及企业在不断挑战人类的底线。过去是仅仅是谋财，现在却不断害命。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家长还不断上访。而有30万名受害的婴幼儿所拥有的60万名父母亲，却在维权问题上表现太差。
7、北京律师协会直选
2008年8月26日，35名北京律师签名发出《顺应历史潮流 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号召北京律师自发参与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实现中国的律师协会民主选举零的突破。对于这一正当要求，北京律师协会却在其网页上发布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将那35名律师的改革要求，冠以”煽动”、”私自串联”等罪名，并定性为”非法”。这种近乎于”文革专政式的”声明在律师中引起了强烈反弹，两个多月内，签名律师已经增至近百位。但一些签名律师却遭受司法局谈话，甚至被所在律师事务所辞退。
8、上访维权人士奥运期间申请游行示威
2008年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官员宣布，将在奥运期间划定日坛公园、紫竹院公园、世界公园作为示威游行区域。截至8月19日，中共当局对77起申请示威游行的案件没有批准其中任何一件，两位八十多岁的访民甚至为此而被当局处以劳动教养。多年上访求告无门的数百万”上访维权人士”，虽然知道中共当局不会批准游行示威，但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每一个公民称赞。
9、鸡西矿业集团职工要求”工龄股份”
2008年3月和7月，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3000多名企业职工两次签名上书中央政府，公开要求清算和确定他们在企业中几十年积累的财产份额，也就是”工龄股份”。2008年4月以来，吉林省辽源矿业集团14000多名被迫下岗或买断企业职工，在他们的维权诉求中也提出了财产权利。比起多年来国企职工”要吃饭”、”要生存”、”要工作”、”反对腐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等诉求，具有很多的突破意义，不仅标志着中国职工阶层的真正觉醒，而且标志着中共20年来国企改革的失败。
10、南航认沽权证事件
2008年1月15日，忍无可忍的南航认沽权证沽民第一次到中国证监会就南航认沽权证事件问题进行举报，发起无数起维权抗议。事件起因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违法自我授权、自我创设，26家证券公司参与售卖的”南航认沽权证”（证券代号：580989），导致数百万投资者损失200多亿元，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大的”诈骗案”，其案值甚至是陕北民营石油事件的三倍。此案的关键在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证券商联合对沽民进行诈骗和赤裸裸的掠夺。面对这种掠夺，沽民奋起反抗，其中有名的就是2008年12月1日，40多名沽民在中国证监会门前举行抗议活动。547名受害沽民还集体在《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上联署签名。目前，这一事件还没有完，沽民们已经聘请律师，准备进行法律维权，相信这将成为2009年的一件重大维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