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特立尼达出生的印度裔英国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最近求法非洲巫医，向其传记作者施咒，以泄私愤。

奈保尔的现任太太娜迪拉在2009年1月号的英国《闲谈者》（Tatler）杂志撰文披露，数月前，夫妇俩造访乌干达一巫医，得知有机会“摆脱”某人，奈保尔遂请太太举荐人选，瑟鲁和弗伦奇的名字立刻浮现在娜迪拉眼前。

瑟鲁是旧仇，1999年写过一本《维迪亚爵士的阴影》，讲他和昔日恩师奈保尔30年的友情如何一朝恩断义绝；弗伦奇是新恨，他今年出版的《如此人世间：奈保尔正传》将大作家描写成嫖客、负心汉和虐女狂，导致坊间大哗。

巴基斯坦裔的娜迪拉生于肯尼亚，熟悉非洲巫事，76岁的奈保尔便带她驱车前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外的树林，那儿有个神圣的棚子，挂着豹子皮，外墙还倚着一支长矛，巫医便在棚中坐诊。

奈保尔夫妇求法巫医一事传出后，弗伦奇拒绝评论，但瑟鲁对《泰晤士报》挖苦说：“巫医只对游客、小人、俗人、奈先生和奈太太才显得妙不可言。真正的巫医会发现，奈太太才是需要治疗的病例。”瑟鲁说的也许不错，娜迪拉写道，巫医也认为她有问题。施咒完毕时，老两口准备付钱，娜迪拉却发现自己将钱包落在了酒店。大作家夫妇十分狼狈，跑出神圣的棚子，正准备驾车逃离的当口，只听见身后传来巫医的怒吼：“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什么咒语都拿你没辙，只有你丈夫能让你循规蹈矩。”

只要你参与了这一活动，你就证明了你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 尊严、有血性的人，你就是未来自由民主中国的奠基人。

2009年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今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
 
2008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到了年终岁末，又出了这篇《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一发布，立即引发广泛而热烈的反响，连许多发起人事先都没料到这一纸宪章竟能造成如此轰动的效应。
 
说来也是，《零八宪章》所公布的理念和主张，没有一条不是以前讲过很多次 的；另外，自”六四”以来的十九年间，象发布宣言（包括以宪章为名的宣言）以及征集签名这种形式的活动以前也不知搞过多少次。但没有一次比这次更有活力， 更有声势，更显得有后劲。这当然不是说《零八宪章》完美无缺，更不是说以往的活动徒劳无功。应该说，《零八宪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次签名活动的巨大声势正是以往历次活动积累的产物。我们隐隐地感到，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正在向我们逼近。然而我们又都懂得，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注定要发生的，除非我 们为之努力。
 
有人说，《零八宪章》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可持续性。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零八宪章》既有可操作性又有可持续性。那就是，不断地扩大宪章的传播，使之深入人心；不断地扩大签名，争取更多的人参与；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直到自由民主在中国胜利的那一天。
 
在互联网时代，《零八宪章》是谁也封锁不住的。我认为我们不必对宪章的文本过于挑剔，毕竟在现实条件下，《零八宪章》的起草和修改都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再说，《零八宪章》并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一篇意向书，因此即便我们对其中的若干表述不满意甚至不赞成，那都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上面签上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着力点。《零八宪 章》平等地面向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没有所谓精英与草根大众之分。它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集合点。事实上，在《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中，就有很多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包括农民、工人、小业主和众多的维权人士。重要的是，不论你是何种身份，只要你参与了这一活动，你就证明了你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 尊严、有血性的人，你就是未来自由民主中国的奠基人。
 
用实名签署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用实名签署表示我们不惧怕。尽管专制者总是 不厌其烦地营造万民拥戴的假象，但实际上，专制者并不指望民众对他心悦诚服。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专制者还不放心别人由于赞同而服从，因为那意味着，别人一旦不赞成了，也就很可能不再服从了。专制者要的就是，你明明已经不赞成了，但是出于恐惧而不敢公开表达，因而依旧顺从。专 制者妄图改造我们的思想，其实它就是妄图消灭人性中最高贵的部分――人的自尊。什么叫改造好了？改造好了就是整怕了。是的，参与《零八宪章》活动是有风险 的。但是正像一位签署者留言所说：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我们参与还有什么意义？《零八宪章》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一般人提供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表现自尊―― 你只要在宪章上签上你的名字就行了。在这里，风险比较小，普通人不是不能承受；意义却十分大。如果你犹豫，害怕；没关系，你可以再等一等。我相信，随着时 间的流逝，签名活动必将越来越深入。它会逐渐形成一种滚雪球效应，人越多就越多越多。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零八宪章》就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 签名运动。而伴随着签名运动的发展，将是人性的伟大苏醒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升华。到那时，中国不变也得变了。

年底，中共当局出台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赔偿方案：由22家责任企业，出资11亿元人民币，其中，现金赔付9亿，赔偿基金2亿。近30万全国受害婴儿中，死亡者每人获赔20万，重病者每人获赔3万，普通患者每人获赔2000元。

方案出台后，受害者家属大呼不公，纷纷表示“不能接受”。不公平，首先在于赔偿金额太少：20万，不过是一个普通意外死亡者的保险和赔偿金额，死于毒奶粉的婴儿，系人为加害，性质恶劣，影响巨大，岂是区区20万所能打发？

至于重病者仅获3万元，连护理费都远远不够，更莫提超常的精神损失；对仅获赔2000元的一般患者，家长怒道：花两千块钱就想了事，把我们的孩子当要饭的（乞丐）！

不公平，更在于形成赔偿方案和决定赔偿金额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消费者和受害者的参与，“根本没有问过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气结至极，纷纷表示要入禀法院，尽管，法院大门早已被堵死。

按常理，有人因商品受害，循法律途径解决，聘请律师，入禀法院；有关赔偿方案，不管诉讼双方如何控辩，最后都由法官裁定；如果需要专业鉴定，法院自会聘请或委任专家进行；如此获得的赔偿方案，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平与公正。

三鹿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和资金，据称出自22家责任企业；这些企业的背后，是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该协会的背后，是卫生部。代替法官和法院的，也是卫生部，由“卫生部出具医学鉴定证明，论证问题奶粉赔偿方案。”

之前，就在受害婴儿家长纷纷把诉讼和索赔矛头瞄准三鹿公司时，却有人让三鹿公司悄然进入破产程序，甚至不顾有其他企业收购和重组三鹿集团的市场行为，有意使原告失去诉讼对象。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早有律师代理毒奶粉受害者，依法索赔，但全国各地法院，均拒绝受理。联想到三鹿毒奶粉案发之初，河北当局就对全省律师下达封口令：不得为毒奶粉受害者代理官司。当时，有人解读，那是河北地方当局一手遮天的行径，如今真相大白：杜绝法律解决，原是中央政府的旨意。

封锁法律诉讼之路，不仅针对受害于毒奶粉的婴儿家长、而且针对四川大地震中受害于豆腐渣工程的学生家长。这种针对特定群体统一关闭法院大门的做法，只能出自中共中央政府。事实正是如此，被家长质问得无言以对时，不少法官坦白：中央政府对各地法院发出内部通告，要求不得受理任何此类案件。

好一个“依法治国”！原是拿来唱的，不是拿来兑现的。

迹象显示，中共高层，试图形成另类“中国模式”： 对于诸如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等重大公共事件，堵死法律途径，而由政府一手包办。法律问题，政治解决。

一般人以为，这类事件，原本是企业责任，或者是地方官员责任。中南海竟大包大揽，令人疑窦丛生。如此做法，除了口中所念的“社会稳定”（实为政权稳定），对中共高层，究竟益处何在？要知道，以政代法，以党代商，集毁誉于一身，对当权者而言，风险极大。罔顾法律，公然废弃法治，更留下历史污迹。

莫非另有隐衷？正如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捕前所言：“如果你们拿我开刀，我就把这个脓包挤破，我要向全世界报导问题。”

原来，毒奶粉的始作俑者，不只是三鹿集团。如果受害人打起官司，层层追究责任，站到被告席上的，恐怕就不只是三鹿集团当家人，还有石家庄政府、河北当局，以至于，中共中央政府。中共高层的具体责任，极可能是：为了奥运会，亲自下令封锁毒奶粉丑闻，拖延之下，令更多婴儿毙命于摇篮。（毒奶粉丑闻，案发于奥运前，严重于奥运期间，全面见光，则是紧接在奥运之后。）

据此推断，田文华的命运，极可能是：被诱骗争取“宽大”和“轻判”，开庭时“只讲自己，不讲领导”；但随后就遭杀人灭口。

《澳大利亚人》网站对该事件的报导。图片为被击毙的少年Tyler Cassidy。

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一名十五岁的少年因涉嫌用刀攻击警察而被当场击毙。警察开枪打死十五岁的少年，这种事在澳洲应属首次，又刚好发生在希腊警察打死少年引发大面积暴力骚乱之后，因此有中文媒体以《墨尔本警察枪杀少年希腊骚乱恐在澳大利亚重演》报导了此事。

希腊式骚乱真的会在澳大利亚上演吗？也许应该先回顾一下事件本身。

十二月十一日晚九点左右，警察接到报警电话，称墨尔本万国公园（All Nations Park）附近有一少年冲到商场抢了两把刀，然后跑到商场附近的停车场中挥舞刀子，威胁他人，行为失常、狂暴。

四名警察马上赶到现场，试图让他放下刀子。但少年不听劝告，一边挥舞刀子接近警察，一边说：“杀了我，我要杀你。”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向他喷射两次辣椒水，还放空枪警告，但未能够阻止他，三名警察因此同时开枪，这名叫做卡西迪（Tyler Cassidy）的少年被打中胸口，当场死亡。

事情出来后，舆论哗然，首先受到质问的是：警察有必要把他打死吗？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篇接一篇的报导披露出更多的细节。

警方表示，卡西迪那天晚上用自己的手机打过两次假的报警电话，第一次他说有个地方有人在行凶，结果警察赶过去时根本就没有那个人；第二次他又在电话中假装惊叫，说这里有人拿枪杀人，叫警察快来。

商场中的员工也说，卡西迪抢了刀之后，逼着员工打报警电话，说不打就杀了他们。

警察还表示，卡西迪当天曾对一个朋友说：“今天晚上我要杀人，然后我就会被杀死。”

据说卡西迪在那天晚上曾经在火车上跟人打过架，因此情绪极度不正常。

总之，警察方面试图告诉公众：是卡西迪存心想通过警察来实现他想“自杀”的目的。

另一方面，卡西迪的母亲和其他许多同情死者人则表示：为什么四个受过训练的警察对付不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为什么非要把他打死？为什么不试图说服他放下刀子，或者逃走、或者叫更多的人来，用个大网网住他，等等。

卡西迪的母亲已经表示，要为卡西迪“讨个说法”，要求调查清楚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且已聘请律师，如果最终证明警察行为失当，就将为死者寻求公义。有也人写评论把警察的行为称为“谋杀”，指责警察“嗜杀”。

不过，同情和支持警察的公众也不在少数。一名记者采访了一名二十一年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到持枪歹徒的攻击，为自卫不得不将歹徒打死的警察。

这位警察说，他在当时别无选择，只能开枪保命，但歹徒刚刚倒下，他立刻就开始自责、自问：有无别的选择？能不能不把他打死？他说，外表上，他必须装得很坚强，因为他得面对一系列调查，包括接受令人难堪的来自同事们的审问，但内心里，他已经崩溃了。许多年里，他既恨死者，又恨自己，也恨那些对这件事说三道四的人。他的家庭成员，包括孩子也与他一起承受被人指责的痛苦；而曾经杀过人的痛苦，将伴随着他，直到他死去。

类似这样的报导，及此次卡西迪被打死事件本身，引发了又一轮给警察配备“泰瑟枪”（Taser），也叫电击枪的呼声。这种枪能让人失去反抗能力，但却不会伤人性命。

目前澳洲警方已承诺将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笔者以为，这件事在澳洲属于“个案”，它会被当作个案认真处理，却无发展为希腊式骚乱之虞，因为澳洲还没有那样的社会积怨或矛盾积聚。

这件事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杨佳“袭警”案，但又马上能看到太多的区别。

比如，从澳洲媒体的报导看，谴责警察的、替警察说话的、替死者和死者家属说话的都有；它不像中共官方媒体，在发生什么事情时报导是一边倒的。在网上发贴说杨佳的生殖器被警察打坏了的郏啸寅，就被当作散布谣言抓了起来。

另外，共产党为了让警察成为维护它的绝对权力的私家军，有意的培养和纵容人性中恶的一面为它所用，同时扼杀警察的人性，使警察成为共产党行恶的工具，以至最后成为人民的敌人。

而在澳洲，通过方方面面的报导和日常生活，人们能看到、感受到警察人性的一面在时时闪光，他们真的是在维护公共秩序，而不是某个党的私家权力。

笔者本人就有过一次被警察感动的经历。那天是我女儿到新的中学上学的头一天，本以为她已十二岁了，学校又不远，一共就几站地，早晨我坐公车送她到校，心想下午让她自己坐公车回家应该没问题了，谁知那趟公车走的是环线，不是从原路返回，所以女儿就被带到“陌生的地方”，越看越不对，只能跳下车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丢了。

我让她不要惊慌，只管走到任何一条路口查看路牌，告诉我路的名称，以便我从地图上将她“定位”后去接她回来。

还没等我将她“定位”，女儿又打电话来，很神气的说：“妈，你不用来接我了，我现在在警察车上，他们正送我回家。”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三名警察“押送”着女儿走上楼来，确认我是她母亲后，挥挥手高兴的离开了。

女儿告诉我说，原来，是因为有个路人看到身穿校服的她在路边仿徨，知道她一定是迷路了，就打电话报警，警察十分高效的立刻赶到，问明住址后马上就送她回来。

这是2005年的亲身经历。在澳洲有过很多次被感动的经历，这是其中一次。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让我对澳洲的 “和谐”与安定很有信心。

身处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浙江地区，我最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份量。奥运之前，一切欣欣向荣，楼市股市的泡沫越吹越大，人人趋利津津乐道。奥运一结束，经济就遭遇寒冬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浙江江龙控股、中国飞跃、华联三鑫等大企业出现问题，或被债权人讨债大军包围，或等待政府“救市”，或资不抵债祇能破产。经济危机带给全社会的问题更为严重，浙江有上千万外来劳工，而我老家安徽太和县一个乡在浙江务工人员不下千人，四川某一个县在浙江玉环县就有5、6万人，占该县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企业裁员50名以上必须经政府“审批”，“废品收购站”、“娱乐服务业”等以往兴盛的第三产业大批关闭，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这些人的就业。经济形势不妙，停工无工人员大量增加，火车站的人流每日剧增，已经比上春运时期的拥挤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更为严重的是昔日被经济繁荣掩盖着的社会矛盾这个“干柴”，往往会借助经济危机的“烈火”火上浇油，不可收拾。

有人说，经济危机来临，今天祇是“初冬”，明年是“寒冬”，后年是“严冬”。出口下降，“内需不足”，钱袋子还要捂紧……难日子还在后面。经济危机涉及全民方方面面，不像呼吁“民主自由和政治体制改革”祇是一部分人的责任，民众可以不参与争取民主自由运动，但无法逃避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诸如就业压力、社保压力、教育压力、医疗压力、住房压力等等。奥运前，经济还比较乐观，人们对现实还比较能够忍受，对未来还有期盼，可现在经济危机来了，钱包越来越空，收入越来越低，官员腐败加剧，人们所期盼的“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一一落空，经济危机就直接转化成社会危机，中共遭遇的压力是空前的，这将导致中共由此陷入“发展泥潭”，并带来政治危机。

“八九六四”运动，之所以没有全民参与，祇因为当时经济基础还比较稳定。当年中国流行一部肥皂剧《渴望》热播，直接的社会效果是“万人空巷、犯罪率下降”。可近20年来，中国祇是经济建设大进步，社会建设大退步，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就高达8、9万起，社会学家于建嵘称此类社会冲突事件为“泄愤”。“泄愤”事件直接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将因此混乱，甚至引发大规模动荡。

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上亿广大农民务工人员失去生活来源，被迫转入农村务农。而城市低收入阶层比农民更为悲惨，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新市民，土地被征用，补偿款花费一空，有的还遭遇住房拆迁，就业压力大，这些人将会成为“泄愤”的主要参与者。经济危机到来，政府控制能力和社会应对局势一旦失控，被抛弃的农民和城市人员就会成为社会最危险的群体。而且，广大进城农民，进城时间长达10年以上，有的近20年，甚至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也常年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一旦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发现土地极少，如河南、安徽等外出务工人员大省，人均土地不到一亩，生活没有依靠，他们会对农村的社会安定构成极大的威胁。一旦在农村无路可走，他们还会“杀进城市”，甚至严重破坏城市社会秩序。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农民土地流转，农民承包村里的集体土地，原承包期限30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新政策是还可以延长30年。但问题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人均土地偏少，土地产出祇能供养一家人的口粮，无法用于生活消费、教育文化、医疗等开支，农民祇能选择进城务工，而进城一旦没有工作，经济繁荣靠农民“扩大内需”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所谓“流转”也不过是30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确认，对于农民来说远不如进城找一份工作更能吸引人，更为实惠。

且不管农民有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但拥有长期使用权，按照温家宝的话解释就是“永远不变”的使用权，可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政府大量征用农民土地，然后高价转售，这个“永远不变”也是靠不住的。所谓“流转”，更是不可靠的。

中共统治60年超级稳定，主要因为广大农民是最大的承受天灾人祸的“国家的海绵”。60年之后，有3亿农民进城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若让这样的海绵再为天灾人祸垫底，就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他们不但要土地，还要工作，要维权，要城市户口或户籍自由迁移，要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黑人都当总统了，中国农民不能再当永远的“二等公民”，每年8、9万起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少不了农民参与。

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最近10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几年几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4000宗，2006年达到90000宗，其中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2005年全国农村共发生群体性事件30300多起。其中因土地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约19700起，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一些事件有个明显特征，就是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参与事件，如奥运会前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工人和农民根本就不相信政府，认为政府在说假话、欺骗。在民众眼里，政府缺少威信，毫无公信力，就是腐败的代名词，上海“杨佳案”便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案例，网上有人称其为“杨侠客”，足见民众对政府认同的流失程度。

中共经营60年的专制体制，表面上像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实际上支撑的是个相对空虚的躯壳。这些对于全民来说，社会一旦失控，爆发点就会在政府和民众的冲突之间产生，而经济危机将加快这样的爆发。

严峻现实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也考验着中国民众的承受能力。中国各级政府非民选，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确实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经济难题和社会难题。中共高调的所谓救市和预案，没有社会广泛参与，缺少民意，缺失民众监督，往往成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现在，危机已经出现，留给中共的机会不多了，中国若不顺应民意迅速而剧烈地变革，中共将承受更大的代价。这一代价是从未有过的，也是致命的。未来3、5年时间，中国由经济危机引起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也可以说将能看到最后的中共到底成为什么模样。

华盛顿到处搭起大看台。美国正准备为一位新总统就职做准备，其竞选调动了创纪录的公民人数，并注重希望和改变的主题。

今天是2009年元旦，距刘晓波先生被拘留，已经有三周之久了，与此同时，《08宪章》已经获得了全国各界人士超过7000人的签名。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了，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在此元旦-春节之际释放刘晓波先生。为表达我们的善意，我们倡议：如果中国政府在春节之前释放刘晓波先生，08宪章运动休假三至六个月，我们不以《08宪章》的名义举办公开活动。进一步的休假活动将视政府释放的进一步的善意而定。

如果中国政府以《08宪章》为由正式逮捕刘晓波先生，那么我们所有《08宪章》的签名者都与刘晓波先生同罪，我们将集体向政府自首投诚。2009年，中国经济的冬天已经到来，有人为狱中吃喝不愁而抢劫，有人为狱中的免费治疗而强奸。为了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为《08宪章》而入狱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附件：

我的自首书

敬爱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敬爱的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敬爱的北京市公安局：

敬爱的某某分局某某派出所：

俺们是一群自不量力、自投罗网、自取灭亡的自由化分子，我们读了几天破书，相信了一些洋人自由民主的歪理邪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像一群蚍蜉一样，妄图撼动贵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这棵大树，准备于2008年12月10日推出一个叫08宪章的东东。俺们没有想到，伟大光荣正确的贵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机智神勇，于12月8日破获了我们的阴谋，抓获了我们的头目六四黑手、老牌反革命分子刘晓波博士，传唤了上百名签名的自由化分子。俺们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培育下的左派战士的愤怒揭发和彻底批判之下，俺们深刻认识到，自由民主是动乱之源，人权法治是祸国殃民，共和宪政是背叛人民、分裂国家，尤其是俺们还梦想建立什么中华联邦共和国，更是勾结台毒、藏毒、疆毒、蒙毒、法轮功毒、民运毒、家庭教会毒等八毒势力企图毒死贵党的恶毒计划，实属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贵党抓获了刘晓波，却放过了我们，这是伟大之中之小小失误也。根据俺们江湖的规矩，大家做事大家当，不许一人做英雄。这份功劳岂能让他一个人占了？经过吹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俺们这些反动分子一致决定向贵党投案自首，请把我们和晓波一同治罪，以保证贵党一党说了算、人民都是狗屁的红色江山万古长青，永不变色。

自首人：***

同意本倡议的《08宪章》签署者，请签名。

邮箱：[email protected]

进入年末，诸多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外出口还将持续低迷。尽管中国各级政府已经开出了数目庞大的投资清单，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乐观，一般认为，只要中国的内部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提振，中国经济就很难迅速走出目前的困境，因此，如何启动内需，始终是攸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

内需问题由来已久，人们给出的诊断五花八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一是分配说，认为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分配不公，导致“无钱可花”；一是保障说，认为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导致“不敢花钱”。其中，分配不公的核心是权力行使造成的扭曲，如秦晖教授所指出的“尺蠖效应”； 而建立社会保障的核心是如何使用公共财政，提高民生保障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可见，无论是分配问题还是社会保障问题，其核心都是对公共权力行使的约束限制，从而，内需问题也就与政治体制改革挂上了钩，吴敬琏等诸多经济学家近年来的呼吁，主要围绕这一出发点而进行。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绝非一日之功，内需不振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却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各种启动内需的偏方。如笔者长期混迹的万科经济人俱乐部论坛，就有一个叫求心的网友数年如一日地呼吁“按人发钱”， 可惜人微言轻，一直没有很大的反响。近日，在首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提出，中国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每人约 800元，可以刺激有效需求3.5%.诺奖得主的影响力就是不一样，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这个偏方想启动内需，在我看来依旧是镜花水月。

只要“无钱可花”和“不敢花钱”的预期未曾改变，那么，这发下去的1万亿购物券大概有三个命运：最底端的人群会立刻使用购物券购买生活必需品；较富裕阶层则会随意地使用消费券；但是，占人口最大比例的中低收入阶层面对这笔飞来横财，却不大可能轻易花掉。 对于这些能基本满足生活需要，但又对未来充满不测预期的阶层来说，储蓄，只有储蓄，才是应对未来的最佳选择。因此，很大的可能是选择以折扣价将购物券换为现金，再变为储蓄。

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购物券等同于有期限的现金（蒙代尔先生建议购物券期限为三个月），而不限制其使用范围。那么，就会有人以折扣价收购购物券，再购买高价商品，如房地产、高档汽车、艺术收藏品和奢侈品。 而如果限制购物券使用范围，中低收入阶层使用购物券的同时，很可能将省下来的现金送入银行。前者的结果是，万亿购物券最终刺激了高价商品的消费，并增加了一堆新增储蓄；后者的结果则就是一堆新增储蓄。无论如何，万亿购物券中总会有相当部分转化为储蓄，所谓刺激3.5%的有效需求的可能，大概只存在于蒙代尔教授的公式，而不是现实中。

如果说按人发钱有什么正面效果，也就是满足了部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必需要求。但是，要满足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必需要求，更应该采取如成都市近日推出的措施，直接针对最低收入者进行补贴，而不是什么按人发钱。蒙代尔先生不能理解的是，造成中国人“无钱可花”和“不敢花钱”的诸多原因中，政府功能的过分强大正是主因之一，无论是分配的扭曲，还是公共财政的使用失当，根子都在于一个强势而又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启动中国内需或许更需要减弱而不是强化政府的分配职能。与其让政府分发一万亿，不如让政府减税一万亿，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减税，尤为重要。就在几天前，民营企业家武克钢先生曾对我说，应该采取“以岗减税”的办法来支持中小企业，其大意是，根据企业所雇用人员的数量，而返还税金，在我看来，这样的建议要比外来和尚提供的偏方，要更合乎中国的实际。将政府的分配功能当成了启动内需的良方，在当代中国，无异是将致病的原因当成了治病的良药。

刘晓波又坐牢了。这不知道是刘晓波1989年来第几次坐牢。坐牢、书写、抗议、批评已经是刘晓波生命的基本结构。这样的生存方式在20年前的东欧、苏联是一种常态，哈维尔、米克尼克、贺里希帝、沙卡洛夫都过着这样的生活。现在这些东欧与前苏联的知识份子早已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或者从政当了总统，或者成了媒体事业的龙头霸主，或者从容地过着正常人的日子，他们不再是异议份子，或者说异议份子已经在政治体制中绝迹了。

但是中国依然是个铁笼，依然有着意识形态的框架，政府依旧相信它有能力，而且也应该左右人民的思想。或者说，中国的当权者，无论在经济上展现了多么出色的成果，始终信心不足。他们甚至相信几个读书人的联名信就足以动摇国本。曾经拿出过人气魄主办奥运的大国，毕竟还是有它极为虚弱的一面。

刘晓波发起《08宪章》，邀请一些人签名，就这样他进了牢房。看看《08宪章》的内容，其实提到的都是已经在民主社会中落实的价值和实践。宪章的签名者包括老中青，绝大多数是作家学者，要说造反，这些人成不了气候。就如戴晴所言，这个宪章充其量是纸宣言，而不是什么行动纲领，既没要组党，也没有进一步号召。但中国当局就是无法包容这样的理念。中国这几年的知识界，也产生过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但是这些参与辩论的知识份子都安于自己的职位，上级一旦喊停，争论也就无疾而终，没人因为涉及论战被送进大牢。

永不退让令人激赏

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相继扬弃共产主义开始民主化后，中国继续维持威权统治，那时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异数，是个例外，是个继续制造异议份子的社会。刘晓波不幸成为这种结构的一部分。不过当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让国际艳羡，中国不但不是异数，反而被看成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这也就是高盛公司的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所说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得到新左派学者的支持与推荐，在国际上得到共产中国新同路人的重视。国际上的同路人绝大多数是西方在中国工作的高阶经理人，当然也包括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若干专制国家的领袖。和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当前共产中国在国际上的同路人绝大多数是右派，他们歌颂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他们赞扬一个有效能的集权政府，他们欣慰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兴起，但他们绝没有对乌托邦体制的浪漫幻想。

而且这些同路人还不乏替中国专权热情辩护的知名学者。例如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教授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就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人权概念，因此无所谓普世价值，只有相对价值。他赞美中国讲的“以法治国”，所谓以法治国充其量指的是程序的完善，而不包括尊重人权、民主。裴文睿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甚至认为压制人权和政治权利有助于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不但成功挑战西方的模式，还足以成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典范。

是在这样子对中国威权体制的一片歌颂声中，刘晓波的异议才被凸显出来。他的《08宪章》哪怕了无新意，也是对这些新权威主义同路人的当头棒喝。刘晓波原本可像许多人一样选择与威权妥协，换取地位利禄。但是他却选择一再入狱，人生原地踏步，用糟蹋自己才华的方式让世人理解中国人民并非次等人种。刘晓波的境遇令人同情，但他永不退让的勇气令人激赏敬服。

作者为《苹果日报》社长

重叠共识的凝结

上苍掷下骰子，魔幻的硝烟散去：2008年中国，破土而出，全球瞠目结舌。年终，国际舆论对2008中国划下了四大惊叹号：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经济滑坡。

不过，笔者的预感是，几十年后，倘若人们回望2008，首当其冲铭刻青史的，却是另外四字：零八宪章。

虽然，这份已经超过7000位公民签署的宪章，迄今尚未出现于中国大陆的任何正式报章杂志上，其名也未见踪影，甚至有签署者已丧失了自由。然而仔细寻思，这恐怕正是其力量之所在。

原因无他，封锁和拘押的背后，藏匿着恐惧。（自然，是不必要的恐惧。）

沉迷于音乐者都有切身体验，一个小小的乐思，在时间的进程中会神奇地展开，随乐思的自由奔流，扩大、缩小、倒影，转位，模进，如涓涓小溪汇成江河，如浩浩江河破峡穿谷，春潮汹涌，洋洋乎平川无垠，最后归于包容万象的大海——结构严谨，气势弘阔，壮丽辉煌的交响乐章。

《零八宪章》，就是中国的“乐思”——宪政之声。它给自己派定的使命是：梳理千溪万壑，汇成公民之海。

圣经有言：“但有雾气从地上升腾，滋润遍地。”  我们看到，它来了。

对过去而言，零八宪章就是六十年来潜潜流淌的自由乐思汇聚成的一个总谱。仔细聆听辨认，隐隐地，我们听出了林昭，那一缕柔美的乐思，如何像种子发芽一样，被她自己殉道的血滋养成参天大树；我们听出了遇罗克，在奋笔疾书《出身论》时沙沙的运笔声；我们听出了1976年四月五日那遥远的呐喊；听出了1979 民主墙下的诵读；当然更听出1989年春夏之际那动地滚滚的天安门之声；以及之后，柏林墙倒塌时沉重的混凝土着地声和捷克的天鹅之声…。

对未来而言，零八宪章自己又将是一缕乐思，潺潺运行，启动并展开新的乐章。

零八宪章诞生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氛围， 恰如哈维尔回顾的捷克七七宪章当年：“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觉醒的迹象，当然，是在所说的少数人内部。很多人开始从历史的震荡中苏醒过来；很多人抛弃幻想，开始真正自由地思考问题了；很多人已‘厌倦了自己的惰性’，开始意识到不能老等待别人 (上面的？外来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很多人已不能忍受总是被动地充当历史的客体，重新感到有必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历史的主体；很多人感到社会避难所里的沉闷空气令人窒息，从而感到为改变共同命运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过去一直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现在人们渴望冲出樊篱，走向社会。人们也感觉到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意识到了自由的整体性，懂得了对某个人自由的侵犯也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践踏。假如在某人受迫害时大家都袖手旁观，那么最后谁也不能逃脱受压迫的厄运。”

于是，起而联手行动。

对照当年捷克与当前中国的精神状况，特别是知识界的心路历程，扑面而来的历史相似性令人惊诧莫名。

是的，零八宪章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主张，它是当今世界的ABC，是现代国家的天经地义。中国若不欲成为文明人类之外的孤岛，迟早得走上这条路。

人们注意到，即使如此，仍存在一些对宪章内容的质疑。的确，它需要接纳严谨的审视和批评，以完善自身。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即使是批评者，绝大多数亦声称，认同宪章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內容。这就表明，宪章大体上是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33-168） 的。事实上，在现代多元化社会，要想在所有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在基本政治问题上的一致又是社会稳定所必须的。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的概念，提供了现实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宪政架构。在现代社会，尽管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各各不同。但是，它们相互间却有其交叉重叠的部分。这重叠的部分虽然不多，却极其基本，堪称核心。零八宪章所欲揭示的，正是这种“重叠共识”，即“最大公约数”。罗尔斯的重叠共识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所规导的；第二，这种政治观念是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到重叠共识的核心；第三，当宪法和基本正义问题发生危机时，公共讨论是按照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进行的”。这正是零八宪章所力求达成的，也是即将面临的宪章运动需要竭力满足的。

有人说，零八宪章在此全球金融海啸时刻出手，时值自由制度时运维艰，天时不利也。对此，笔者并不以为然。老实说，此时出台，实际上正表明签署者对其信奉的基本价值的自信，一时之风浪，更凸显了签署人的气度和高远眼光。基本价值的重申，在风调雨顺时和在惊涛骇浪时，其份量是截然不同的。

更重要者在于，对当下中国，零八宪章的意义，主要不在其文字，而在其签署行动。把自己的真名签上去，等于出席一场公众集会，等于交托一份庄严承诺，等于投出自己神圣选票。因此，这份承载重叠共识的精神宣言，就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自然，更是一次公开负责的政治行动。

要言之，各种不同观念、思想、身份的人的实名签署，大家以自己的信誉乃至安全做担保，公开其重叠共识，凝结成沉甸甸的分量，引发更广泛的宪政共鸣，这就指向了未来。

有鉴于此，不可避免，它将面对严酷压制，将历经千锤百炼。北京当局将一如既往，精确的遵循有识之士对它的预测，走上抓人、抄家、恐吓、判刑的老路，而面对国际压力时，重施回避、撒谎、黑箱操作、底盘交易的故技。如此，重蹈覆辙的中南海主人，势必亦步亦趋地跳起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统治者的旧式狐步舞，他们的镇压将飞快积累宪章运动的道义力量，加速社会共识的形成，催生公民社会。倘若幸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宪章运动将逐步被磨砺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创世纪”点。

我们对此怀有谨慎的期待。

外交与宪章

人或问，零八宪章与外交，有什么关系？众所周知，北京当局曾信誓旦旦，要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确，当局也使出浑身解数，施展各种外交技巧，借以改善自己的外交处境，从而挤入“强国俱乐部”。无奈，总是收效不彰。譬如，最近金融危机时刻，北京曾私底认为，现在该是西方朝拜自己的时侯了。然而事到临头，远非如此，甚至逆向而行。譬如，中南海发现，近来中欧关系反而日益疏远。特别是过去还算乖巧的法国总统，居然不顾北京多次威吓阻扰，坦坦然然，会见了达赖喇嘛。对北京而言，情何以堪？

原因何在？中国有一句告诫诗人的老话，叫做：功夫在诗外。对中南海，倘若要从根本上改善外交环境，也得听懂类似的一句箴言：功夫在外交之外。

恰如一位法国公民所说的，那些认为为了一个达赖喇嘛不值得同中国闹翻的人们使我想起了当初有人曾经说过，为了一个索尔仁尼琴不值得同苏联对抗。法国早就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阿谀奉承以及派遣前总理拉法兰到中国道歉的行为了。现在是所有欧盟国家协调一致共同担负责任的时候。

外交技巧云云，只有在国家定位和方向确定后，对于接轨国际社会，才有其价值；否则，雕虫小技而已。而零八宪章运动，从根本上看，正是意向鲜明的国际接轨行动，是跨入文明人类的通行证。同时，也是根本改善中国外交环境的方向。

改变外交处境的枢纽，是国家定位。是内政，是善待自己的国民，是走向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与国际主流秩序的亲缘关系是毋庸讳言的。这不是其缺陷，而是其长处，是其赢得历史的重要保障。向宪章规范的过渡，就是向文明世界过渡，这是改善中国外交境遇的治本之道。舍此，没有其他捷径。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2009年门槛上。无需深邃的洞察力，也不难想像，新的一年，风风雨雨将不绝于途，它势将载入史书。原因无他，盖源于从民间到官方都隐匿于心的某种莫名的精神亢奋的预期，源于政治的周期性震荡，源于全球性的基本制度力量。纵观历史，实际上，上述社会性的总体精神预期，本身就会转化为社会变迁的力量。当然，坦诚地说，在中国，上下双方，对时间的感情是不同的。 在上者，是恐惧，在下者，则是期待。因为对既得利益者而言，时间不属于他们。

然而，既得利益者的命运也并非铁板钉钉，无可改变。历史转折关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每个人都不得不选择。只是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而已。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上位者的一念之差。歧路在前，须审慎三思。 想想古罗马智者塞涅卡的话吧：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谨以此迎候2009年新春，迎候 二十年前那未完成的交响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