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2月28日，是晓波的生日。

这个生日，晓波无缘收到亲友们的蛋糕、鲜花和礼物，也无法亲耳聆听亲友们的祝福了，因为他正被关押在北京某处不为人知的黑牢–据说是为了一份在”国际人权日”发表、现已有数千中国公民共同签署的呼吁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

我尝试拨打晓波家的电话，与以往的数次一样，信号显示无人接听。不知道刘霞姐此时在做什么？是外出与亲友们在一起，还是独自在家中思念着此时不知关押何处被剥夺了自由的晓波？（本文发稿之前我获悉，当天北京朋友原定为晓波的生日与刘霞一起晚餐，也被国保丧失人性地破坏，多名北京朋友还因此遭到传讯和软禁。）听北京的朋友说，晓波被带走以后，他家里的电话也被”和谐”了，时常”罢工”不能正常接听电话。转念又一想，即便接通了电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在电话里面对被数十壮汉围堵家门、精神濒于崩溃的袁伟静的泣诉，曾面对张青为孩子读书奔波交涉的身心交瘁，也曾面对曾金燕的叹息和无奈–每逢这样的时刻，我都感受到难以言说的歉疚和羞耻，仿佛不是这个据说”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国家和它的警察们强加于这些无辜弱女子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而是我该对这一切悲剧负责！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情她们，更无力给予任何安慰，我只能把深切的痛苦和忧伤压抑埋藏在心底。

今夜，我在遥远的异国，再次为自己无力做任何事以减轻刘霞正在承受的痛苦而抱愧！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祝福身陷囹圄的晓波，我也想起以往晓波曾给予我的许多鼓励、关心和帮助。

最早知道”刘晓波”这个名字，还是80年代我读大学时，当时作为文坛”黑马”的北师大年轻讲师刘晓波横空出世，他的关于美学和文艺评论的激情四溢的系列雄文令人耳目一新，尤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鞭辟入里的剖析与批判，对正陷于迷茫中的我恰似醍醐灌顶！我从中领悟到千年古国坎坷际遇背后的深层根源。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八九学运，正在国外讲学的刘晓波闻讯毅然中断访学，回国参与民主运动，站在第一线与争民主、自由的学生、市民同命运、共呼吸。在”六四”那个血色黎明，晓波从容辗转于刀枪丛中，冒死与戒严部队谈判，最终与侯德健等人带领广场数千学生撤离，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就此，作为特立独行的文坛”黑马”和钦定六四”黑手”的刘晓波，成为我青春期的偶像和精神导师，对于我个人的思想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六四”劫难以后大学毕业的我，带着深深的幻灭、绝望感步入社会，此后忙于为生存奔波，”刘晓波”这个名字渐渐隐藏于记忆深处，直到2000年后我开始上网，才重又读到晓波发表于海外、在国内多年来无处寻觅的文字。

2003年春，正是SARS闹得举国人心惶惶之际，一日杭州的温克坚兄开车载着晓波和刘霞伉俪从杭州赶来上海，克坚打电话约我一起见面聊聊。据说当天他们一路有官车”护送”，在沪杭交界还办理了”交接”，杭州”护送”的专车打道回府，改由上海的换防。当晚我们一行七、八人在衡山路一茶室饮茶聊天，一直尾随我们的”公务人员”就坐在茶室紧挨我们的外面一桌。当时我尚缺乏与这些国保人员打交道的经验，对这些寸步不离跟踪我们的人好奇且紧张，对他们如此侵犯公民隐私、浪费纳税人的血汗于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不以为然，而据晓波解释这已是他生活中的常态。记得中途有朋友离席去洗手间，回来时告诉我们，刚才路过外面一桌盯梢的国保身边，听他们正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不禁失笑，我打趣不如邀请他们过来同桌探讨。

此后与晓波有了email通信和电话联系，但因不想过多打扰他，平日联系不多，只不时会从网上读到他的最新时评文章，笔锋犀利不减当年，而经岁月磨砺的晓波，比当年更多了一份沉稳、练达与平和、宽容。

2005年1月，我因试图发起上海网友悼念赵紫阳先生的一次追思会，活动被国保破坏，我被国保搜查电脑并勒令不得对外联系。连续一周，每天下午我要到市局国保指定的宾馆”报到”并”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对朋友戏称破格享受了一把党国的”双规”待遇。当时外面的朋友无法联系上我，传闻我被上海公安抓捕。当我终于有机会上网时，在一个内部论坛，我读到晓波老师的殷殷关切之情，并称”向侠女小乔致敬”，令我感动且怀愧。出于对晓波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此后不久我冒昧请求他和刚缓刑出狱数月的杜导斌兄作为我申请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的推荐人。在我加入笔会之后，我才偶然从别的会友处听闻，为了尽量不影响到各位理事的独立意见，身为会长的晓波很少直接做新会员推荐人，我为自己可能无意间给晓波添了麻烦而感不安。

由于受到上海国保的干扰，我不得不尝试离开上海去外地谋生，但国保们很是”尽责”，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们都如同鬼影附体般纠缠不休，令我无法在外地工作安生，只得重又返回上海。这期间，晓波经常给予我关怀和鼓励。大约是2006年上半年，一次晓波让我提交一份英文简历，说根据我的情况，笔会打算推荐我作为一个国际救援项目候选人，如果入选将有机会到西方国家的一个城市访问一到两年，专心创作、学习一段时间。数月后，笔会秘书长张裕通知我已通过审核，成为”国际城市救助网络”ICORN的救助候选人。ICORN是以城市为单位加入的一个救援机构，旨在促进全球范围的言论和文学创作自由，为至今尚无言论自由的国度受政治迫害的作家提供帮助，参与该网络的欧美民主国家城市可以为受助作家提供基本的写作、生活条件，邀请他们在国外安心创作一到两年。一年多以后的2008年初，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希望邀请一位女作家来访，我有幸被选中，该市文化部于1月底向我发出邀请函。由于我所有的通联方式均受到监控，上海国保很快上门”关心”，并收缴了我的护照，说他们并不是要阻拦我出国，但能否成行取决于我本人是否”配合”，他们希望全程了解我的进展情况，且必须在他们知情和陪同下我才能去使馆办理相关手续。当我将相关情况通报晓波后，他劝我要隐忍、冷静、克制，尽量争取成行就是胜利，否则许多朋友前期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在与国保艰难谈判两个多月后，今年4月底，我终于在国保两辆警车”护送”并不准许任何朋友送行情况下在浦东机场登机离境，来到北欧明珠斯德哥尔摩市访问写作一年。得知我平安抵达瑞典后，晓波松了口气。在我们通过网络skype聊天时，他告诉我说，他很担心我继续在上海待下去，那边的警察迟早不放过我，弄出什么严重的状况毁了我的后半生，他希望我能在海外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有机会学习提高并安心创作一段时间，也希望我有机缘安排好自己的个人生活。言辞间透出绅士关怀与一腔豪气，我明白晓波未曾言明的言外之意：坐牢这样的事情应由我们男人来承担，监狱让女人走开。自身常常处于困境中的晓波，总是尽力给予朋友和同道充满人道情怀的爱心和帮助，许多良心犯的难属都在困难中得到过晓波无私仗义的援助。

如今，为了争取我们每一个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晓波再一次毅然踏进了监狱之门。从北京的朋友处获悉，”08宪章”问世之前，晓波已经做好了再次入狱的心理准备，他的知己伴侣刘霞也已经有准备再次踏上漫漫探监之旅，这令我感动不已，也令我对自己怀有割不断的复杂情感的故国的羞愤之情难以言喻！因为就在晓波被捕的第二天，12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对比晓波因”08宪章”而被捕，至今对”宪章”签署人的骚扰持续不断的事实，真不啻为莫大的讽刺！”08宪章”在我看来，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良知，为了国家前途和苍生福祉，向中华民族、向亿万中国公民提交的一份迟到的答卷，也是旨在宣示公民权利、推动健康的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份”中国公民权利宣言”，何罪之有？正如我和部分”宪章”签署人在声援晓波的一份后续声明里宣示的：”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也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写下对晓波的敬重、思念和怀愧，并郑重承诺：若晓波居然会因《08宪章》而判”罪”，我将回国，承担我作为联署人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

2008年12月28日写于晓波生日之际

《零八宪章》是近年来民间独立意见表达的延续，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启蒙成果的显现，它承载了各界人士对改革落伍现行体制的呼声。迄今为止，参与《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已达7000人，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信仰。事实上，《零八宪章》文本并非一锤定音的最终形态，正如签名活动本身的开放性一样，作为一种意见表达，《零八宪章》的内容将在开放性的讨论中得以充实完善。《零八宪章》的书写者并不等同于最初的起草者，也不等同于第一批的303个签名人，自公开签名活动展开以来，许多签名者来信表达他们的意见，有些签名者并不完全认同宪章的内容，并提出了极具价值的修改意见，这是公民参与和民主实践的有益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将是所有签名人的作品。

 

我们并不认为《零八宪章》文本具有自我赋予的权威，也不认为这是一份排他性的现实改革方案，而且，作为一次公民群体的严肃的意见表达，个别签名人的意见并不能代表《零八宪章》，即使签名者中的知名人物，也无权利用《零八宪章》的社会影响，对与自己意见不同者进行轻率的批评，我们尊重签名人个体表达独立见解的自由，但我们反对曲解《零八宪章》的精神实质，将《零八宪章》推向无谓的纷争。签名活动开始后，个别签名人针对《零八宪章》发表了一些不妥当的言论，这些言论并不代表《零八宪章》全体签名人，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并向因为这些言论而感到受伤害的人表示歉意。

 

在这份严肃的文本面前，我们确实需要表现出勇气和谦卑。为了《零八宪章》的公开发表，宪章签名人之一、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以自己的勇气与担当，已经承受了又一次失去自由的代价，为我们树立了勇于践行的典范，而且，正如刘晓波宽容、开放的性格，在他对自由、民主理念韧性的坚持背后，还具有勇于内省、勇于返观自身的一面，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胸襟与担当。

 

遗憾的是，语言与行为往往展现出奇怪的分裂，当我们自称勇敢的时候，我们是否敢于承认内心的懦弱与狭隘？当我们自称谦卑的时候，我们是否将谦卑当成了傲慢的资本？如果我们不敢正视自己心灵的盲点，我们对他人的批评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足以令人信服的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这些签名者——请不要因为参与签名行为而自视勇敢与谦卑，我们并没有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智慧和道德优势。

 

《零八宪章》并不能给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答案，作为一次温和、理性的签名活动，我们需要倾听各方面（也包括官方）的意见。《零八宪章》不是鼓动社会决裂的宣言书，更不是激起仇恨与对立的导火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中国社会内部淤积了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我们需要一种尽可能平和、理性的社会环境来推动宪政改革，任何无端制造对立的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些言论都从根本上违背《零八宪章》精神，真正的勇气与谦卑应表现为担当与宽容。为此，我们呼吁围绕《零八宪章》的讨论，尤其是签名人的发言，请不要背离这一原则。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12月18日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称这个讲话为”两路三不”。所谓”两路”：一是”封闭僵化的老路”，指苏维埃式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这被称之为”左”；二是”改旗易帜的邪路”，指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这被称之为”右”。所谓”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不折腾”提法。这个提法不仅被国内官方舆论大肆操作，也为海外媒体广泛报道与解读。但这些解读大多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如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胡锦涛关于不折腾的新提法中，不折腾的主词虽然是我们，但所指也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官员或一般民众，再加上胡锦涛未明确说明是在哪个方面、哪些事情上不折腾，因此成为中国媒体和网民的热门讨论话题。

在国内官方媒体，舆论一致为胡锦涛的”不折腾论”唱赞歌，评价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和高度的政治清醒。还有官方媒体，说在如此庄严的会议上，党的重要报告用群众耳熟能详的百姓语言，感受到了党的文风的改变。更荒唐的是那些大陆御用学者，为粉饰胡锦涛的正面形象，有意凸现”不折腾”是新提法，并南辕北辙地解释说”不折腾”是对总结历史教训而言的。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则认为，它既有历史针对性，也有现实针对性。为此央视名嘴白岩松还特此在节目中讲解胡锦涛”12、18讲话”中”不折腾”的意义。

其实”不折腾”提法在中共党内早有渊源，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是只能被冠以”总设计师”而无实际党首名分的邓小平，传授给两代接班人的政治秘籍。1957年就是”反右”急先锋的邓小平，一向是把在中国推行宪政民主与自由视为”折腾”的。他在党内曾多次以君临天下的口吻，传授臣下政治密旨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引自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更加明确地说：”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引自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这些讲话在《邓选》中都能查得到。由此可见，”不折腾”是邓小平留给隔代继承人们统领”坚持四项原则”，”稳定压倒一切”，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化民主制度的传代政治秘籍。从这个逻辑推演，就不难深度解读出胡锦涛在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重提”不折腾”的内在意义了，那就是再次强调 “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决不容许动摇”。鉴此，央视名嘴白岩松在讲解”不折腾”时提及”还权于民”，实在是文不对题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不折腾”根本不是胡锦涛的新发明。
基于上述分析，胡锦涛”两路三不”的玄机设计就在于”不折腾”，而”不折腾”的实质就是”不放权”。由此理解也就会明白胡锦涛所谓政治上”不易帜”的用意了。实际上，胡锦涛此次讲话是借用邓小平的 “不折腾”，来锁定”胡温版政改”的内涵——”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不搞西化民主，拒绝宪政改革。他宁愿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原地踏步，也绝不在”自由化”道路上改变求新。为此，胡锦涛说：”我们深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在这里，”稳定”又成了”不折腾”指向的”硬任务”。由此一来，人们不禁要问，胡锦涛”12、18讲话”谁最欢迎？又代表谁的利益？

一个社会民众究竟需不需要”稳定”与”折腾”，不在于是否有领袖人下达旨意，而在于社会制度是否正当和利益分配是否公平。那么在这个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严重，社会不公 ，两极分化已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的现实中，又是谁最需要”稳定”，害怕”折腾”？其实，既得利益者最怕”折腾”，权贵集团更需要稳定。 对于既得利益者和权贵集团来说，稳定就是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因为他们只有在稳定条件下才能维持、发展其既得利益和权势，而对广大弱势者和权利被剥夺民众来说，无正义、不公平的稳定，只能是继续侵害他们的权利与利益。因此他们更需要的正是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存制度与秩序。对此，2008年群体事件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瓮安群体性暴力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孟连警民冲突、甘肃陇南事件、陕西府谷县警民抢尸事件、广东惠州骚乱事件、云南丽江环保纠纷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川渝教师罢课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资事件、重庆巫溪车祸事件、河北省廊坊铁路征地事件、江西铜鼓县山林纠纷事件、深圳宝安区对讲机砸人事件、湖北武汉下岗职工上访事件、重庆开县村民煤矿冲突事件、广东东莞劳资纠纷事件等等，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未敢再公布最新的数据。不过三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如此现实已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很遗憾，中国的国情民意，并没有给领袖的”不折腾”论调背书。

历时四年专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日前接受采访时说，群体性事件蜂拥而起”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如果胡锦涛今后执政的思维框架，只能退守到中国特色”引号”里去寻求作为，就必然一方面遭到极左势力对其”修正主义”的抨击；另一方面又遭到自由主义者对其”假民主””假改革”的批判和来自民间自发的群体抗议事件一浪高于一浪的回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正路”，说白了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市场经济。正是由于它在理论上陷于了自我矛盾的逻辑错误，因此不仅难于统一中共党内思想，而且注定难逃腹背受敌的政治宿命。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已经走向了背离人权、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歧途。

在当今世界上，只有通往普世价值的宪政之路才是人间正道，才在根本上符合人类平等、自由与安康的福祉。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诱人”主义”与”原则”，都是背叛人类自由发展的天然属性的，因此也是终将会被抛弃的。

 官方的态度，只可能使得暴力事件更多

互联网消息称，《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张祖桦于北京时间26日晚11点左右再次被北京警方带走。据悉，当夜四名警察进入张家，出示了传唤证，并带走了张祖桦。经过三个小时讯问后，张祖桦获准离开警局回到家中。本周一,张祖桦家中的电话仍然无人接听。据称，本月8日被警方逮捕的宪章起草人刘晓波目前仍然处在关押中，其家人仍然没有其确切的消息。宪章签署人之一，北京学者戴晴表示，《零八宪章》提出的只是最温和的诉求，如果这仍不能被接受的话，只能说明当局太虚弱。

德国之声：您是第一批签署《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您最近是否也遭到中国当局的打压、威胁或者其它骚扰？

戴晴：没有。因为我是无业者，没有组织或者公安局来找我，生活上也没有受到影响。我就是在中国不能发表作品。

德国之声：您觉得，为什么《零八宪章》会让当局反应如此之强烈？

戴晴：我不知道，觉得非常奇怪。当局应该同我们在《零八宪章》中的表述和要求有同样的看法，因为这是对一个法治国家和一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内容。这是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零八宪章》更清楚地把它谈出来。这无论是对执政者还是对公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德国之声：您预测当局今后会不会再做出更激烈的行动和反应？

戴晴：政府的反应太非理性了，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零八宪章》以这样的方式表述出来，或者说呼喊出来，是一种最温和的方式，是公民要求基本权利的最温和的方式，对执政党自己提出的要改革寻求社会稳定都是最有利的。我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他们今后是否要改正，还是要做出更不理性的行为。现在没有办法估计。

德国之声：能不能说《零八宪章》提出的是1989学生运动以来中国掀起的最大一场公民诉诸于实现政治民主自由的群众性运动？

戴晴：《零八宪章》没有掀起任何运动。《零八宪章》体现的完全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声音。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应该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如果这么温和的诉求政府还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当局太虚弱了。

德国之声：您认为《零八宪章》会在民间以及政治高层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戴晴：我觉得《零八宪章》不是为了掀起一个运动。而且在实际上也并不会像2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那样，造成交通阻隔，不能举行国事活动。《零八宪章》不过是一个呼声，希望当局能够听到并重视这一呼声，并做出慎重思考。所以我不同意你刚才说的要掀起什么运动。中国在改革进行以来的30年也好，”六四”学生运动以来的20年也好，在各个领域人们都在觉醒。《零八宪章》不过是一个总结。其实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到，就能这么呼喊一下，把大家的思路清理一下。就只做这么一点事，政府都不许。

德国之声：民间能做的现在只是发出一种呼吁、呼声，这岂不是让人感到很悲哀的一件事吗？

戴晴：我觉得悲哀已经是太轻的字眼。如果连这么温和的一点声音都听不得，那就等着革命吧，就等着杀警察吧。各种各样的暴乱，无序的非理性的毫不妥协的情况都会发生。我觉得当局应该好好吸取20年之前以及20年以来的教训。

2008年12月10日发布的《零八宪章》无疑是当代中国有着标志性意义的社会事件。

中国有公民意识的国民尝试用一种自已的语言表达意见，打破了官方长期以来沿袭至今的话语体系，这就是宪章的意义。

官方图景与社会生活

国家经济一直沿着大家认为健康的轨道上持之以恒的行进；党的基层委员会依然能够准确无误的将党的标语送达到它认为必要的地点；各级官员们依据上级的重要指示例行公事的上报各种数据、报表和信息；选民们在各自选区将上级指定的各类侯选人通过官方解读的民主程序选举到指定位置；人们下班之后的思想被统统驱赶进官方电台统一安排的节目，收看党的领袖们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表演；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今天已经有了现成答案然而人们假装毫不知情；秩序稳定得好像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仪式化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总之，社会在按照一整套预先制订的图景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党的领袖意志能够随时让在这个国度下生活的每一位人们得以知晓，并为之奋斗。

这一切，是由官方宣布的用于公告全体国民，这个时代的社会图景。

与此同时，社会似乎有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进行，只不过官方所宣称的图景似乎稍稍有些偏离。官方统计与社会之间存在误差似乎也十分正常，谁又能保证自已百分之百的正确？

这个由社会自身导出的图景大概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

经选民一致同意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们享受着他的选民所没有的特权，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享用改革带来的成果；人们找官员们办事总是遭遇冷眼，不得不三番五次赔上自已都不忍目睹的难看笑脸；农民工一个月辛苦赚来的薪水却满足不了一次普通风寒病治愈的价钱；大量工人失业下岗被称之为“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商人被迫向官员们行贿，这种现象被视为正当交易成本；父母总是担心孩子考上好的学校然而名额却被有背景的干部子弟半路占取；因为担心被冷漠的邻居举报，孕妇不得不为生下一个小孩而像动物般四处躲藏；纪律再次被强调，任何与官方不一致的行为方式将受到惩罚，这种惩罚不再是赤裸裸的公开斗争，而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出现，可能来自工作、晋升、奖金和精神压迫各个方面；人们必须像犯人一样时刻检讨自已的行为和思想，总是设法与上级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因为上级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人们害怕被打击报复不敢说出心里真实的想法；教师害怕被学生告密而不敢公开批评政府的某些不良作风；大量被侵犯了权益的人们被迫像一队队蛆虫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北京蠕进，似乎那里能够讨到说法；人们可以毫无风险的在一份侯选人名单上像木偶一般签上名字表示认同或支持，却不敢在一份内心真正认可的文件上签名，譬如《零八宪章》。

这副图景所导出的结果远非官方宣布的社会图景那样美妙，这是一幅由人们内心深处感受到社会的孤独图景：社会关系的利益化，致使人际关系间普遍冷漠；因为冷漠，导向害怕与惶恐；这种阴暗的心理结构又重新回复到更加孤独的社会现实，有所不同的是，人们经历过了一些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如此，构成了一条循环不息的生存链条。

在这条畸变的生存链条上，人类存在的价值与人格尊严不复存在，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人们被迫算计如何在博奕中取得更大优势，而不去管获取这种优势的方式是否符合内在的人性，这种方式被社会解释为“适应社会”。

适应一个官方图景与社会生活分裂的“社会”的结局是造成人们心理的普遍压抑与沉闷。

如果把官方预制的图景比喻为理想社会，社会本身所呈现出的图景比喻成现实社会，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每天都同时面临在这两幅完全割裂的社会图景之中生活：一方面，人们从仪式化的官方图景中寻找精神慰藉，一方面，人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生活的压抑和沉闷。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直至人的肉体死亡，便处在人格高度分裂的生存状态之中。

执政党精心导演和修饰这一幕，将官方图景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断地进行自娱自乐的调整和互动，用于显示它存在的正当和合理，通过这种方式时时警告和提醒社会：没有我的存在，这一切将不复存在。很难想象，没有它在公共领域提供如此“不断丰富”的图景，社会将成为何种无序的状态，人们对于未知的世界总会抱有天然的恐惧心理。

这种恐惧心理暗示人们有意识有意识接受这一切、融入这一切、为这一切的合理存在寻求任何可能的借口说服自已，强迫自已的良心服从——生活本来就应该如此。于是，生活便成为一场荒唐的游戏，在同时并存着的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跳来跳去，利用这幅图景，党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统治，人类利用这幅图景，满足了不断惰化的灵魂，在不断“丰富”、“创新”的图景作用下，整个社会走向沉沦。

如果把执政党比喻成一幢高层建筑，承载这幢高层建筑的社会生活则是一块永不聚合的沙滩。这幢高层建筑通过它所展示的华美图景将自已紧紧地包装起来，告诉沙滩：“我是那样的富丽堂皇，建筑在你的身上完全适当，甚至于是你修来的福份。”。党的内部结构越严谨，质量越坚固，脆弱的沙滩负荷也越沉重，这幢高层建筑整体下沉的速度也越快。结果是两者因为无法相容导致建筑与沙滩一起沉没，随着时间推移，黑洞将取代这幢建筑所在的位置成为沙滩永久的遗迹。

《零八宪章》的公布，正是由于这幢高层建筑的强力挤压，不甘被埋没的沙粒们被迫寻找新希望的必然结局。

宪章效应

在一切事物都有现成答案的图景下，宪章同样不例外。对于官方而言，它试图使社会相信，宪章所展现的图景从来就不曾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对于社会而言，它假装不知道有宪章出现过，因为如果知道宪章的存在，它们将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麻烦。

一切麻烦都随着宪章的出现而展开。

宪章的起草者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拘捕；签名的学生被学校校长“好心”的教导他们这样做是多么愚蠢，甚至可能因此影响到他（她）的前途；教师可能会从他（她）心爱的教学岗位上被一个十分“合理”的理由分配到图书馆担任闲职；所有的公职人员要接受上司语重心长的谈话，被告之这一签名影响到“国家安全”，并且这一事件将会记入个人档案，当然，这将影响他（她）的晋升、提拔和奖金。；工人会被企业老板找去谈话，告之他（她）被开除或者是被警告的消息，因为企业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自由职业者则随时可能在街上、商场或是其它任何地方“偶遇”穿着便衣的警察，仅仅是因为他（她）的签名；其它一切还未被官方人士交待过签名活动的人士要随时准备接听警察局打来的电话（即便他们是使用匿名的方式签名，警察依然能够准确无误的找到。）。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生活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切都显得那么有秩序、有规则。

当然，宪章同时也给官方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宪章是来自社会自发的语言，与官方预设的话语体系完全不相类似，一个真实存在的声音将有可能葬送它精心打造的整个话语体系，不管这种威胁有多大，然而威胁现实存在。

官方希望人们像往常一样，把这个曾经出现在他们生活里的东西遗忘。它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限制宪章在社会的广泛传播；在一切可能的场合诋毁宪章的起草者，将他们描述成国外敌对势力在国内的代言人；尽量淡化宪章的影响，告诉人们“真相”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它正在妄图破坏我们现有的生活秩序。

另外，在与社会可能相关联的所有渠道，《零八宪章》被一股神秘力量堵截，一切都在那么平静、那么稳定的环境下进行，仿佛从未有过像《零八宪章》一样思考的思考者，尽管校长们、上司们、老板们、官员们、警察们私下里也可能偷偷议论宪章，总之，聪明的人们都在假装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宪章曾经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过，因为，宪章事件与其它糟糕事件一样，与官方所要提供给他们的图景不相吻合。

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久前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就在人们假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很快遗忘掉了。换句话说，它也最能抓住人类天性最为脆弱的一面，人们的所思所想，它都事先进行周密设计和给出现成答案，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它极为有效地控制着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情感。

争取权利者的声明

回归到宪章，为什么一纸宪章的出现会引起当局如此大的恐慌？以至于党的领袖甚至将宪章描绘成为通往“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这些沙粒看起来比其它沙粒要遇到更多麻烦——当局不允许有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独立存在，它试图将所有沙粒纳入其掌控范围，和它一起沦陷。

宪章虽然仅仅是由几颗飞溅出来的小沙粒发出，但是却有可能导致压迫在高层建筑下所有沙粒的同鸣，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破坏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谁都不希望在压迫中生活，这是沙粒们与生俱来的另一种天性。

也就是说，社会虽然假装不知道宪章的存在，但是宪章确实事实存在着，皇帝没穿新衣的游戏终究要被小孩点破，从这层意义上讲，宪章的起草者们仅仅起到一个小孩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人们原本就存在的真相：原来我们一直处于被长期压迫和愚弄的事实当中，为此，我们要抗争，要争取属于我们的权利。

真相虽然大白，但是如何实现我们的权利？譬如：这幢无用却又坚固无比的高层建筑该如何拆除和处置；沙滩以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重新结合才能使沙粒们更加舒适；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一座怎样的建筑才能使沙滩不致于再次沉沦。

正如宪章所表明的：“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未来的社会图景如何实现，宪章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它本身也无法给出预设的标准答案。因此，要达到宪章所宣示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8年6月22日，夏至，晴间阴

死睡至中午，起床，空着肚子去网吧，给美国的嫂子回交差信。没一会儿，收到回复，很是暖心窝。抄录一段：相信你的眼睛和感受。这片地界，人口密集，各有活路，就剩你总把瓦砾埋了的骷髅翻出来给没了灵魂的人们绊脚。还带着恶作剧般的鬼笑。祭祀各有方式，这个死人最多世界最大的骷髅大陆，祭祀已成最要紧一项工程，所有正经非正经的活路都在它的超度或诅咒中进行。黑阒阒的作业环境，你把衣服裤子鞋都扎紧，别让自己绊倒才好。

2008年6月23日，晴

在网上偶然读到《被倒挂着进入天堂》，一篇关于地震遇难者刘晓波的新闻特写。恐怖。

学生刘晓波，地震时正在北川县医院实习，本来前程光明，不料逃命途中，双腿被身后追来的巨石压住，眨眼就倒挂于旧城区一暗无天日的排水渠内。

5月14号下午6点，记者发现了他，但见上面石头比小汽车大，下面齐屁股的人体却悬空晃荡着。刘晓波说：我想活，你们救救我。记者没办法，只得从超市废墟中寻了两瓶饮料递去。刘晓波反向伸手，抓住瓶子，还喝了一口。于是记者又去找人，武警、消防部队都找了。“一个军官被我带到大石头边，他摇着头：起码6吨，没有办法。当时大型机械还没有进城。”

接着又传言上游堰塞湖要溃坝。所有抢险人员奉命撤离。直到16号，黄金救援期过了，还没溃坝。记者就再次入城，希望见着倒吊的活的刘晓波，或者被解救的刘晓波。可是，“我发现那块大石头已经被挪到里面，修出一条路。石头后面的乱石堆里，露出一只胳膊，直直的树立着。” 

这个刘晓波死了，比我的朋友，鼎鼎大名的反动文人刘晓波要小30余岁。没有结婚，甚至没有交女朋友。可记者却肯定，他将倒挂着进天堂。

2008年6月24日，晴

与绵阳的老郑通电话，谈起刘晓波。老郑说，他也是第一时间进北川的。“在废墟里随便走几步，腿就会被地底伸出的手给抱住，叔叔救我！伯伯救我！哥哥救我！没得法哟。只能递瓶水，脱件衣裳，安慰两句话，而已。也有实在痛急了，好说歹说都不松手的，就咬咬牙，活生生地掰开，跟刽子手没差别。本来嘛，我还扛着摄像机，可是才几分钟，我就拍不下去了。”

老郑还说，与刘晓波相似的有个人，被两块预制板卡着，吊车刚刚叼起一块，不巧余震来了，大伙扔掉东西，撒腿就奔。一大块废墟转眼就空了。就剩那吊车，那悬吊吊的预制板，如老鹰的嘴壳，在下面倒霉蛋的鼻子尖尖，日以继夜地晃来荡去。接着又是上游溃坝的传闻。再接着，大伙才惊抓抓地聚拢来，摆弄机械，放下悬空十几个钟头的预制板。可要救的人呢？眼睁睁，却硬梆梆。也许吓死的，也许失血过多死的，也许急着要跟倒挂着进天堂的刘晓波结伴——就这两个镜头两个情节，拍一部电影绰绰有余。

2008年6月25日，晴间多云，闷热

下午去新南门附近，约见从四川到北京发展、这次又转回来当志愿者的朋友胡某和李某。

早两年他俩都是艺术家，近两年他俩又受洗，成了家庭基督教徒，所以在靠江边的露天茶馆一落座，他俩就不顾炎热，不辞劳苦，向未得救的我宣讲开来。主旨为福音和地震。可见上帝之手无处不在。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底层挖掘的阴谋家，我对他俩乘抗震救灾之机传播福音表示敬佩，顺便还举出西方传教士乘瘟疫肆虐传播福音的先例。两人兴奋极了，还以为圣母门下又会添一新丁呢，而我的私心目标，却只奔地震。

老威：据江湖传闻，你们在北川县城搞5•12周月祭了？

胡某：没搞成。6月12号凌晨1点，我们的帐篷突然被包围。几十个全副武装的特警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们24个志愿者全部逮捕。很吓人哦，电筒光乱晃，冲锋枪抵着脑袋，我本来朦朦胧胧，快入梦了，可额头一碰冷冰冰的枪口，也不由自主惊叫一声。我们慌慌张张穿衣服，不少人套错裤头。最后，我们被押上警车，带到安县一派出所。彻夜审讯。

老威：咋会这样？你们搞破坏？

胡某：我敢说，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艺术家、大学生、民工、老板、退伍军人、文人、市民、白领，当然也包括基督徒，都是自发赶到灾区作贡献，都是凭良心。不是党和政府的号召，不是空喊几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侯”。我们帮助寻人救人挖死人、搭帐篷、分发药品、安抚死难者家属，等等，没有一句怨言。我们和贵州省特警疾控中心的帐篷紧挨着，同在北川一中操场扎营，平时相处得不错的。

老威：突然就翻脸了。

胡某：北川一中分高中和初中，有30个班，3100名左右学生，这次地震至少死掉1500多人。据估计，还有400多具尸体没从废墟底挖出来。所以那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家长几天前就告诉我们，要集体到垮塌的教学楼前，焚香烧纸、磕头求神，以此祭奠、超度自己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当即答应维持秩序，协助他们完成“周月祭”。接着，我们向一中领导和北川县副县长汇报了情况，得到他们的口头认可。没想到，当地警方却杯弓蛇影，“截获情报，成功阻止非法集会，掐断引发动乱的导火索”……

老威：接下来就是“颠覆国家”了。

胡某：对嘛。所以如临大敌。不少志愿者遭到警察殴打，我们在一中后山为死难者立的纪念碑也捣毁了，一位学生家长想收藏一块碎片，也被痛打。

老威：他们是不是以为在救灾中显了身手，就有资格为所欲为？

胡某：身手？上帝发怒了，谁还能显什么身手？一中的老教学楼修好才10年，却眨眼间粉碎性骨折。5楼盖4楼，4楼盖3楼，层层叠叠垮压，里头几乎就没有生还者。而新教学楼，三四五楼完好无损，一二三楼之间的顶梁柱却全断，也是层层叠叠垮压，整个2楼已沉陷到地面。只是一些横梁还勉强支撑着，所以在楼板、楼地之间，剩约五六十公分高的支离破碎的空隙。也就是说，三四五楼的娃娃多半逃生，一二楼的学生多半死了，可还是有一些活的。不少学生家长哭诉，13、14两天，外面还能听到里面的呼救。他们急得团团转，手刨不行，又没大型工具，只好求助守在现场的武警。不料军方回答：没接到施救命令。于是家长们又去找武警领导，却撞上开会。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没结果。15号天亮，里面的呼救弱下去，急坏了的家长们又找台湾专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几遍，证实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于是家长们再去找武警，而军方再次答复：大型营救机械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有个家长见百般乞求无效，就自己冒险，贴着教室外过道缝隙挤进去，才发现楼板之间夹缝还不小。他那样一个胖子都能爬10来米，估计几个娃娃蜷缩一两天，问题不大。果然，他在被横梁隔成两瓣的教室右边，碰着两个死娃娃。泪哗哗地流啊！他喊天道不公啊！可没用，因为不知有多少困在夹层间的娃娃被拖死憋死了！

老威：后来呢？

胡某：17号上午，日本救援队赶到。人家也没有什么“大型营救机械”，人家围着兜两圈，敲几敲，弄清楚情况，就简单明了，直接打洞。3楼通2楼，2楼通底楼，然后拴绳下人，到每个隔断的小空隙搜寻。结果呢，所有的娃娃都死了。

老威：据官方电视台报道，武警部队的救灾还是挺及时。

胡某：只能说，北川县政府的汇报很及时。据传闻，地震开始几个钟头，县里派了3批人员，逃到绵阳报警，可父母官谭力怕影响官运，均采取惯常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义。第二天深夜10点过，400赤手空拳的先头部队终于抵达，可面对山崩地裂人嚎，也只好束手待命。直到13、14号，成都、重庆的消防武警赶到，才首先抢救政府机关和银行，而普通居民的大规模救援一再推迟、推迟、推迟。

老威：那几天，我一直在看官方电视台的滚动新闻，看上去，部队相当卖力，不少战士手指头都抠出血了。

胡某：我不否认部队卖力，可收效甚微。有些救灾场面，跟演电视剧差不多，记者拿着话筒煽情，群众演员密密匝匝，可在演戏的同时，许多时间被耽搁，许多生命被耽搁。上帝作证，在天谴之际，犯罪还在继续。6月2号，我们一些志愿者去暂时没垮的一中学生宿舍，却发现每扇门都踹开了，每间屋都被洗劫一空，没留下任何稍微值钱的物品&&

（2007年4月，我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关于建造航空母舰的辩论。参加辩论的嘉宾分别是各大学的教授、将军、军事杂志主编和记者。我是下半场才参与的。播出时的字幕和网上流传的文字记录稿，好些地方不准确或不完全。鉴于辩论中的不同观点，对观察当前国内外有关问题不无启示，特请孙红璎小姐根据凤凰卫视寄来的光碟对下半场的文字记录进行校正，形成这个比较完整和准确的文本，供有兴趣的朋友们浏览。为了完整表达原有的意思，个别地方需要加一些词或句，则用括号标明。

袁伟时 2008年12月9日星期二）

主持人（胡一虎）：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当我们今天在热烈讨论中国该不该把握现在来建造航母的时刻，现场的四位嘉宾PK得非常激烈，还有现场的嘉宾跟观众也想加入战火，更重要的是连网友都有抗议，到目前为止没有念任何网友的意见，也跟网友说听到了半天，大家的争论之后，他有感而发说出了这九个字，他的答案是衡量目前的中国情况，应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建航。这的确让我们想到，在目前中国的时刻，我们强调大国形象，应该要是富国先，还是强兵先。请出接下来这位嘉宾，热烈掌声欢迎中山大学的教授、史学专家，从历史眼光看这个问题，那就是袁伟时教授。欢迎袁教授。袁教授你好，来请坐。刚刚听到四位嘉宾有的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有的是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有的从国际关系，您一直笑个不停，为什么这么开心？

袁：我想一个是现在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20年以后，他可能就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因为全世界的现代化国家都是由文人领军的。为什么要由文人领军呢？就因为中国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所犯错误，都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够，犯下的错误，所以你要看待要不要现在立即建造航母的问题，要站得高一点，要有充分的全局观点，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

主持人：刚刚有一位强调高瞻远瞩，刚刚我们讨论范围还只是限在军事之间谈军事，现在跳到历史的高度来跟我们讲。

袁：对，我先讲，刚才有三个人，包括我的广东老乡——那个女孩子将来可以做国防部长的候选人。（主持人：她当国防部长，我看就是裁军的天下了。宋晓军：她当国防部长就亡国了。）

为什么呢？我想刚才辩论很精彩，但是就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十年后中国会怎么样？三十年后会怎么样？我看的资料都说航母是三十年寿命；而且一个航母是不够的，要造就造两个；一个航母还要十到二十个辅助的舰艇。这些舰艇，我们造出来以后怎么样？先讲十年。十年后的中国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是不是这样？刚才讲南海的油气的争端，这里化解了。好了，三十年后怎么样，30年后我相信会出现一个情况：东亚共同贸易区。

主持人：东亚共同贸易区？

袁：对，就是中国和日本、韩国（加上东盟）的自由贸易。21世纪是什么样一个世纪呢？世界大战不可能了。因为人类总结了过去的野蛮史，相砍、相杀解决不了问题；要是通过发展贸易、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文化，那世界会走向一个新的境界。在几年内，现在开始算，几年内可以开始谈判。慢慢慢慢，东亚会实现一个和平的局面，（一个）共荣圈。人类走向哪里？在我看来，人类过去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2001年中国参加WTO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

主持人：袁教授我打个岔，我非常期待您所描述的现象会出现，但是难免大家会很好奇，你讲的理想的色彩，刚才这样乐观的期待，你是从史学家过去经验的总结还是个人主观的期许？

袁：从历史总结。我的观念是什么呢？过去整个世界是相砍相杀的，但是它这样一个野蛮状态掩盖了一个实质，世界走向一体化。

刚才讲19世纪70年代，海上防御之争。我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写过文章，到现在为止，我感觉到我的文章还是站得住的；而且19世纪中国的战争我都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分析的角度很突出，假如大家有兴趣在互联网上找我的文章看一看。过去的代价太大了，中国为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为了走上跟各国融合的道路，付出了多大代价呢？19世纪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是一亿多中国人。1840年，中国已经四亿人，到20世纪初还是四亿多人。非正常死亡！20世纪，我们也是非正常死亡一亿人（左右）。这个历史，还有两次世界大战，各国的历史证明要另找一条路。这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没有大战，反而经济飞速发展。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中国就碰到很多问题，还有很多侵杀，都有，（各种）黑暗都有。但是黑暗里面看到光明。这里面是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不能再重复过去。

主持人：现场观众要挑战史学家，热烈掌声欢迎第三排第一位。请。

观众：我要反对教授的话。首先从人性的方面来说，为什么毛主席领导我们，为什么走人民公社没有成功，为什么说不能调动积极性，归根到底就是人性，人性有自私的一面，不管到哪个社会都是有的。所以教授描述的都是非常理想化的，那是忽视了人性，是个矛盾，善与恶是并存的，忽视了这一点。人性永远有善有恶，消除不了这一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消除不了。美国跟苏联有一个政策，核战略，是全国毁灭核战略。美国发（展）核武器，也会打法国，也会打英国，也会打德国，它要全球都毁灭。只能美国毁灭了，也让英国毁灭，苏联毁灭了，不能让美国弱了，回到旧石器时代，我还要让英国、法国（毁灭）。为什么他们同样信仰着基督教，西方社会同样是民主社会，（还会这样？）

主持人：谢谢，真是想不到，你看起来是眉清目秀，貌似忠厚，但是你如此是之相信人性恶论。热烈掌声这一位第三排第一位，举了好久，终于等到了。

观众：终于讲了，我把上面的牌都摇折了。大家谈论的是先富国还是先强兵。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先富国，我牌折的原因是我对于刚才这位穿绿衣服嘉宾的话，已经达到了气愤得不能容忍的地步了。这位嘉宾曾经用刚才说过了一句话，他说刘华清副书记在80年代提出了建造航母这个计划，但是他又提到了过去的三大件，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意思就是在发展三大件的时候把军费耽误了。现在这个时期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美国的国民经济的差距和20年前实际上在比例上来说是差不多的。如果说您要建航母，而耽误了三大件，全中国13亿人民没有洗衣机，没有电视机用，没有电冰箱用的话，这个航母用来干什么用？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个钱是花在我们身上好，还是花在一艘航母上，我们根本看不见它的好。

宋晓军：我来回答你刚才说的。你肯定首先听错了，我说的重复性建设，你知道当时由于重复建设，银行挂帐多少亿吗？八千亿人民币，是排浪式的消费，是远远的供大于求，是盲目的上。我没有反对大家享受人民正常生活的冰箱、彩电、洗衣机，而是排浪式的消费。自行车，我们国家当年五千五百万辆占到世界的60％，最后这些自行车厂，你还找到了吗？那些厂房、设备全部浪费掉了，您如果有限的规划，需求多少、造多少，来拿出其它的钱做高端的科研。当然这个高端科研一定就像说的，按照美国的路子，一定是跟军工有关的；把我们的制造业的天花板顶上去，才能叫做产业升级。现在的两会、十六大几中全会都要再提产业升级。什么叫产业升级，把原来做单边带雷达的工厂，去做电视机，降了几十倍的功能，怎么不做CT扫描仪？最后这些东西都是重复性建设。

主持人：第一排有一位美女现在反对你，本来没有反对你，现在她举手反对你。

观众：我就是觉得现在建大飞机也同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为什么要建航母呢？没有用，我觉得。

主持人：将军来。

徐光裕：我想针对袁教授的观点，我提一点。首先声明一下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在原则上和这位教授观点一样，因为我多次阐述这个观点，人类它的发展历史一定是越来越文明，而不是越来越野蛮，这是第一。第二，人类的发展前景是越来越聪明，而不是越来越愚蠢。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如何解决这个和平一体化，绝对一代胜过一代，会想出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存在着国家界限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国家冲突矛盾的情况下，维持国防力量，在这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也许是五十年、也许是一百年，战争消灭不了。战争消灭不了，那么军队就消灭不了。军队能够停滞不前吗？不可能，一定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改进。所以国防力量的建设，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把它抛到脑后，并不因为将来会世界大同，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搞了。恰恰相反，为了促进世界和平，维持平衡消灭战争，是需要一定的武装力量的平衡来制止战争、保持和平。

主持人：袁教授，你跟将军两个人都是乐观主义者，两个人也都是脸带微笑的在描述，其实你们是殊途同归，都是希望走和平，但是这个方向，殊途，方面差很多。

袁：我想是这样，人类越来越聪明，所以未来的发展有些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比如欧洲走在前面，法国、德国那么长远、长久的仇恨那么深的仇恨都化解了，2005年我到欧洲去旅游，在北欧走了一趟，非常有感动，虽然还有独立的国家，但那些国界基本上是和平的，不设防的。今天晚上在这个国家上了游船，第二天早上到另一个国家，不用检查任何证件就通过岸。

徐光裕：我插一句，欧洲这么好，这么美好，为什么美国要在波兰捷克建导弹，为什么跟俄罗斯要吵起来，这就是一个界限，利益，它有差异，这是客观存在。

袁：对。所以中国要走新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要继承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上乘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是不要国防，要有强大的国防。但是有一条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非常落后，人口众多。30年、5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第一，这完全有可能。但是按人口平均，我们还是一个落后国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变为世界宪兵。美国人作为世界宪兵他要有那么多航母，哪里起火了，他要救火，我们不承担这个任务。

宋晓军：不光是救火，它要不让我们当老二，连老二都不让我当。它现在的所作所为在跟美国、在跟日本、跟澳大利亚，在跟日本2005年开的2＋2会议上，公开把我们的台湾搁在它的设防范围之内，公开违反联合国的宪法干预一个国家的主权。我们国家现在不能谈大国崛起，一个国家连统一都不能完成，还谈得上大国崛起吗？我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咱俩都不是一家人了。

主持人：你别挑拨离间。

袁：这一条我先答复，这一条就是什么呢？世界很复杂，有高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就在这里发挥作用。你要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这些政客的吵吵嚷嚷，你要看透它。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是结盟的，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是结盟的、互相补充的，融合在一起，已经是不可分，这个有数字为据，你那个反对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一万亿的外汇储备，有多少是买了美国的国债，你知道吗？我们的1/3已经将近40％的外汇储备是借给布什，买他的国债。

宋晓军：最近正在减持。

袁：但中央负责人说，不会大量减持美元。

宋晓军：日本刚从70％减持到63％。

袁：对，但是大的国际……

主持人：反对没有用。听看另一种声音。对不起，你们俩的战火看出来，我现在要当消防队，请说。

腾建群：袁教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个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可以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在英国格列威兹天文台有一个海上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鸦片厅。英国人也不忌讳这一段历史，就讲英国当时给大清政府做这个贸易的时候，出现了逆差，他最后想到了鸦片，我们国家又禁止。袁教授可能比较熟悉，我们大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在这个时候，鸦片商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到英国政府去哭，这一闹，英国政府就派了一支舰队，很小的舰队把整个大清帝国打败了。这说什么意思呢？现在讲富国也好，强兵也好，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的看，富国必须强兵，强兵必须富国。为什么？那么英国强盛最强盛的时候，占了比它大150倍的土地，在全球范围，包括印度半岛，靠什么？靠两种，一个是靠商人，第二靠军人。商人军人、军人商人形成了这样一个轮回，轮到最后把大英帝国，像螺旋上升的时候，顶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富国也好、强兵也好，现在不能分开。

王湘穗：袁先生不光是乐观派，已经进入历史浪漫主义。为什么呢？欧洲确实原来法德是宿敌，现在也说中日能不能走法德的路。欧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现在仍在创造。欧盟有多少军人？250万；同时现在仍然在造，除了北约的系统之外，还要造欧盟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因此他们一方面在消除自己内部的边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全世界获得自己的利益。因为当时讲三句话，欧洲是经济的巨人，是政治的矮子，是军事的侏儒。由于是军事的侏儒，因此必须跟在美国人后面，就没有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是欧洲人最近看到之一条。要改变这一点，浪漫的欧洲人、超前的欧洲人，也在回归于历史的现实主义。

主持人：浪漫的袁教授，我现在非常担心你，你现在的情况他们四个悄悄的结盟在一起，他们四个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你谈笑过程当中悄悄结盟了。有没有观众是火力支持袁教授，他现在退守在岛，你现在的角色比较像台湾。你是想当国防部长的那一位，看看你有什么火力支援他。

观众：我非常支持袁教授。袁教授（认为）人的确要现实，但是袁教授站的就是比现实更加高的一个世界观的层面里面。因为他看得到军备竞赛最后的恶果，他站的就是为了全人类和好，而不是引起各家的利益（冲突），所以我非常支持袁教授。

主持人：这边有人支持，这边两个牌子的反对的。两个人。先给上面的第三排的先。

观众：这个问题，我想关于中国现在造航母是为什么，以后人类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和还是战，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世界和平，世界终归会趋向于和平的，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日本，还有美国，美国在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时，欧洲的兵力大大削减了，但是它在关岛的军事基地大大增强了。它为什么？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力量来维持我们现在的和平状态。

宋晓军：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到关岛，就是说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是要维持我们国家的安全环境，是为了要遏制战争。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关岛以西保持军事优势，那么台湾就不会再闹独立了，最多跟我们谈两个条件，说多给三瓜子两枣。日本也不会再闹了。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所以说关岛以西一定要保持军事优势，关岛以西的军事优势在现有的可见的兵力有效的兵力装备上，航空母舰是不可或缺的。

徐光裕：我再补充两句，小宋说的。第一，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软实力，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战而屈人之兵，靠什么？嘴皮吗？不行的。要靠势力，靠谋略，这样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王湘穗：我回应一下小宋说的关于关岛以西离开航母是不行的。我觉得是把航母的能力绝对化，我仍然希望能用一种比航母更加有效更加廉价的方式。

主持：小宋你们这同盟关系一点都不稳固。

宋：是的，因为他要教航空嘛。他是航空大学的。

徐：我再补充一下王教授的观点。我很赞成一个作战平台，可以搞得小一点，灵巧一点，能下水，飞机上面还带很多架飞机，还有导弹，好啊，可以的。总而言之来讲，要延长我们的作战半径，把我们的战略纵深要延伸、要扩大。

宋：而且延伸是为了要遏制战争，达到世界的一个平衡，遏制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做一种安全区域的交换。也就是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翻译成官话就是多极化的世界，和谐的世界，必须要有一些负责任的大国来填补这种军事上的不平衡。现在这种军事上的不平衡责任由谁来填，只有中国人来填。

主持：你看袁教授笑得多开心，看到这四个里面的关系已经四分五裂了。

袁：首先我说，我是历史现实主义者。所以呢，我是说，富国和强兵，关键在哪里？不在哪一个优先，而是在有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最好的国防是什么？最好的国防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就是说，我们要将眼光看到解决老百姓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我们的教育，比如我们的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的保障。

主持：好，你刚刚引用的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那你刚才强调最重大、与将军的一个歧义是，将军认为其实你一直强调的是软实力，但是您认为，其实中国的软实力不仅在军事方面，在种种方面尤其是制度，并没有完全达到那样尽善尽美的情况下，花再多的钱，也达不会这样的效果。

宋：那是动态过程。我觉得大飞机，现在已经吸引了私营经济可以进来了，可以入股了。航空母舰，其实教授的意思是要造航空母舰，但是要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参与。这一点我很赞成，民营经济参与建造航空母舰，这我举双手赞成。

主持：你读出他的潜台词了。他现在想当你肚子里的蛔虫。

袁：……不对。将我们的教育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各方面的改革搞好，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这个是最好的国防。

徐：袁教授，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经济规模总量在世界上绝对是靠前的。这个我可能是班门弄斧，但是为什么十九世纪中国死了一亿三千人，这些人不是坐航母出去打的，而是人家坐着战列舰过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军事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可能邦不宁，民也不安。

宋：国民党，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也在做新生活运动，做了很多，说我们先缓建，最后日本人为了他们那点儿市场忍不住了，7月7号打了芦沟桥，813直接到了上海，所以这种和平主义的思想在上个世纪实际上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行的了。

袁：刚才那位先生讲得不对，因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好象经济很发达，但是结果是不行，它本身没有力量转化为现代国家。这是大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系统的文章回答。

主持：详情请看他的博客。这在做广告啊，请简单补充。

袁：就是这样，中国十九世纪死了一亿多人，不是洋鬼子打我们的。洋鬼子和我们打，死的人很少（宋：他们卖鸦片让我们抽死的。）也不是，是自己砍自己，自己杀自己；另外就是经济发达不起来，结果饿死、战死，自己打死。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传统里面缺少了很多东西，结果我们不能不向西方学习。我们没有法治传统，没有市场经济传统，没有地方自治传统，各个方面都是不准讲的；我们多少时间都发达不到一个新的社会型态。

宋：但是他们带着这些好的传统却用坚船利炮打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造航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结，恰恰是1840年以后，特别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完了以后鸦片在中国成为了合法的消除英国贸易逆差的东西了，包括香港建了汇丰银行，包括躲到澳门那些人，最后中国人积贫积弱，到了1894年被日本舰队打败了，我们才采用了一种激进的求强式的道路。那么激进的求强式的道路，到了79年的改革，我们反过来又走一条激进的求富式的道路，忽略了强，那么现在走到今天，我们要强和富平等，所以强平等的时候，大约是四到五艘航空母舰。

主持人：能吗？能这样想吗？我看看那位戴眼镜的那位你赞成谁的，大家掌声欢迎他，第二排举了很久。

观众：首先表明我的观点，我肯定是赞成现在就建造航空母舰，然后很同情刚才袁教授寡不敌众，因为你的这个观点是从历史的角度讲。但从历史的角度讲，肯定很多人否定你这个，从历史角度讲然后要不建造航空母舰。但从历史角度和建航空母舰没有任何关系，咱们可以一边建航空母舰一边宣扬这种和平（就是一手硬一手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一边建航空母舰一边一边宣扬和平。

主：来，第一排第一位也是等了很久。

观众：中国现在真的是没有建造航母的必要。现在西方不是流行“中国威胁论”吗？如果你造了航母的话，人家就会利用这个来造成新一轮的反华思潮。这是我的观点。

宋：宣传中国威胁论的这些国家就是用了当年的航母，不是航母，全是坚船利炮把中国大门打开了、往我们这儿卖鸦片的这些国家。所以听他们说他们的中国威胁论，咱们用一句北方的土话：听喇喇咕叫我们还不种地了吗？！

主持：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听洋人的喇喇咕讲话，我们就完全不要介意他吗？难道我们就按照自己的策略，就走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适合的吗？不用关心周边的反应吗？最后一组嘉宾，分别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于海生先生以及资深媒体人，超级大本营网的海军版主李航，欢迎两位。

刚刚听了半天，听到我们这位浪漫的，但其实骨子里是现实主义的，你的反应是？

李：我觉得老先生这个思想，怎么讲，耸人听闻一点，很危险。184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GDP好像在世界上能占到1/3，不可谓不富，但是我们实际遭受的是什么样的苦难，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教训。而且我还要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国家的这个投入是要服从、服务于这个军事预算的，有这么一个情况。

于：我刚才听了教授的话，其实我真的很赞同教授的话，因为他在宏观上我认为他是一点错也没有的。可能是大家对他有一点误解，而有些反对他的同学或者嘉宾，可能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当然了，我不能在这儿说谁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情绪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有失偏颇，可能对袁教授的原意产生误解。

主持：我看你讲话都非常拘谨，是不是有压力在，已经感受到威慑力了？我想请问一下，你来自新加坡，如果从海外的视野来看，现在像他们这边人的支持立即建造航空母舰的话，会在周边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

于：我是感觉到威慑力了。其实我觉得以现在中国宣扬的那个外交政策，咱们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因为航空母舰，我们的理解它是一个进攻性武器，而中国现在，真的还不需要，还没有到需要利用航空母舰来进行国防。因为它的国防政策是防御型的国防政策，这一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中国一直对外宣扬的。

宋：反对。我说如果新加坡既然认为航空母舰是攻击型的武器，为什么把樟宜基地开放，允许美国航空母舰在那里停泊？当然了，新加坡还比较聪明，就是说我只能让你在那里停泊休整，在军事上使用它，樟宜基地是不能让它用的。因为它也害怕沾上包，沾上这个。但是这一段路是不是该美国航空母舰来管，新加坡这一块。我觉得，假定中国的航空母舰停在新加坡的樟宜基地的话，我觉得新加坡人会更加爽一些。这是我主观的想法。

于：你这样说的没错。如果，假如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航空母舰，其实我在这儿可不能代表新加坡，在这儿先声明，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航空母舰停泊在新加坡的港口的话，我相信新加坡人会欢迎的。因为新加坡人他们大部分人是华人的后代，尤其是一个带有和平使命的航空母舰，来维护地区安定的，一支地区稳定力量的航空母舰，出现在南中国海，或者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人们不会反对它。这一点我没有异议。我是说中国真的已经到了非发展航空母舰不可的地步了吗？我们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主持：按照你的话来，那现在不能打造一个带有和平使命的航空母舰吗？

于：我觉得现在很难。航空母舰我觉得现在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实用意义不大的奢侈品。

腾：尽管我们坐在一排，我还是对刚才这位先生的话提出一点看法。刚才已经说了，航空母舰是一个进攻型的武器，这个我不是很同意的。就像我们在超市里看到一把菜刀一样，那么这个菜刀至少有三个用途是吧？一个是可以做饭，一个是可以防贼，一旦我家里进了贼，我可以拿来自卫的，第三个才是进攻。航空母舰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们过去一直在积极宣传我们的政策是自主防卫、积极防御，那么现在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在航母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光把它看成是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当然我只是从刚才这位先生说这些话引起我的一些想法。

主持：我看你们三位现在有点貌合神离。

王：我想把他们三位做一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因为新加坡的这位先生认为航母作为一个进攻型的武器，如果说是出去他们会感到担心。我想能不能这样，如果中国的海象，就是飞艇，在平流层，在马六甲海峡，看护这个航线的时候，它因为在平流层上，现有的国际法对它是不受限制的，这样的话也许它的威胁色彩会少一些。大家感到是和平之神、护卫之神在上面。

主持：你又在促销你的航天产品。不过我想新加坡的这位先生，他们两人看来没有把你当成盟友，你来坐到袁教授旁边，你们两位感觉比较像。来，将军来回答。

徐：我要强调一个观点。这个和平的形象，和国家军力发展的水平不矛盾，因为按照这两位先生的逻辑，非常麻烦的一个逻辑，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和平形象，我们可以搞成不设防国家，多好啊？我们的国家不设防，我们完全是防御的，是一个，完全是儒家的思想。（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我就宣布我是中立），对了我就宣布我在世界范围全中国是中立的，我的原子弹氢弹搞它干什么，两弹一星搞它干什么，230万军队搞它干什么，不要，统统复员转业，多么好啊。

我是把话说得极端一点，当然了，不可能出现这个现象。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关键问题在于你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有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我们统统都有，洲际导弹仍然发展，八千公里不够，一万一，干什么？这都是进攻型的，要从武器性能来讲，我们国家有什么用，也不能打到自己的国境线上，对不对？当然是打出去的了，它起什么作用？防御，防患于未类，是威慑力，它需要一种威慑力，就是止战的作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现在的世界很复杂，很多年轻人在座，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么个想法。要注意这个问题，看问题要两方面去看，不能走极端，一提和平，那就全和平，一听打仗全打仗，不能这样，对吧。还是应该非常现实地看待它的问题。

李：刚才那个先生说到中国威胁论，我想在座的嘉宾和观众，我们捋一捋，中国威胁论这个言论，它到底怎么产生的？我查了一些资料，在1882年，大家记住了，1882年，那个时候中国应该是很蠃弱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有部分劳工去美国帮助美国建铁路，而这个时候美国那些白人极端主义者，他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这些黄种人代表劣等文化，他们来抢我们白种人的饭碗，他们在1882年就有了排华法案。大家可笑不可笑，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他们的威胁，对不对？

于：李先生我打断一下，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我们只说咱们的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威胁论，那肯定是无稽之谈嘛。即使现在的中国威胁论，我也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而航空母舰是一个反行动。是对和谐世界的一个反行动。因为中国现在不需要航空母舰。

宋：我补充一点事实，现在说中国威胁论鼓噪的声音最大的是谁？恰恰是美国人日本人，当然还有八国联军。八国联军我就不说了，反正是对中国有过。好像怕中国强大了清算他们一样。中国已经说过，强大了我们也不要清算你们那些事，虽然你们打过我们，对吧，我们要建立和谐世界。可是他们还要在那儿喊中国威胁论。所以我的意思是，造我们的航母，让那些曾经侵略我们国家的那些人去说去吧

观众：我想说中美之间的和平不应该是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而应该是由中国主导的和平，或者起码说中国和美国应该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和平。

主持：收敛得好，不要太霸气，

宋：（海外一些工地）那里几千工人出了事怎么办？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高速公路，63亿的投资，我们那么多的工人，那么多的重型机械出了事怎么办？

主持：你现在表情很象军火贩子。

袁：现在那里的那么多的货运，需要（航母）护航吗？对付那些海盗，需要用航母去护航吗？

宋晓军：不要忘了九十年代初，美国人还在以我们给伊朗供应所谓的生物武器来检查我们的货船。这样大大影响我们的贸易量。但是我们凭什么让他检查？他凭什么要来检查？我们一定要将来在同样的地域上和他达成一种平衡。他要检查我，我就检查他，最后形成一种平衡关系，这叫和谐。

袁：情绪不能治国。

观众：你说他检查你，你之后也要检查他的目的，那这是一种冷战思维啊，所有人都听得出这是一种冷战语言。（主持：冷战不是已经回到历史的灰烬了吗？）刚才这位嘉宾还说了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美国人说去吧。美国人说一句话你受得了吗？现在的社会你受得了，中国受得了吗？现在的世界美国说一句话，中国受得了吗？

宋：我觉得中国能受得了。从1949年中国人完成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站起了之后，美国人说了很多事，我们都可以跟它对着干对吧。美国人打越战的飞机，迷航飞到海南岛上空，我们照样把它给打下来。把它飞行员俘虏了，我们历史上做过无数次让美国人很难受的事啊，为什么不能做呢！（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的思维跟小布什有点象呢？）这叫以毒攻毒。

李：在中国威胁论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是说我们做得怎么样。现在说句老实话，连说得怎么样这一条都达不到。拉姆斯菲尔德说我看不到你们中国受到威胁，你们为什么还要发展？我觉得他特别搞笑在哪，我们一个国家什么是最重要的，国家的安全。安全是什么构成的？安全是你的领土是否完整，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对不对？大家想像一下，我们现在领土完整吗？我们是不是感到了这种威胁？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好像没什么话语权。我觉得我们这方面做得就是不够。不光是对海外华人来讲，包括国内的这些广大的观众来讲也要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纯是一帮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人，而这个时候不管你中国是什么样，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你现在中国即使是大刀长矛，他也觉得你是中国威胁。

袁：我只谈几句话。第一句，你对历史的解释错了。鸦片战争为什么失败？失败在我们的制度。不是说我们没有武装，那个时候英帝国主义不是用铁甲舰将我们打败的，是用木船。第二，现时我们碰到的四个问题，都是不能用发展航空母舰来解决，台海问题不需要用航空母舰，台湾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政客的炒作要看透它，现在统一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经济领域正在自然融合，谁也阻挡不了，）要看到主流本质。第二个，你要看到中日是不可能再战的，日本经过二次大战的制度改造，中国经过四九年以来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双方的力量，双方制度的情况，不可能再战了。这个结论你如果不相信，三十年以后你记住袁伟时讲过。

观众：用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反对袁教授，从经济历史来讲，宋朝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制度上，都比金、元还发达，但结果呢，历史很清楚。为什么老是用清朝的角度来看呢？不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的角度去看呢？其实关于造不造航母，可以从政治、思想、哲学、经济很多方面去说，我觉得这位将军说得很对，他的观点很全面。航母这个东西，其实绝大多数人不反对造航母，航母仅仅是一种武器，不反对造这种武器，其实大家都想。

主持：本节目在美洲也有播出，不要再引起争端。为了制止你这样的言论再出现，引起不必要的国与国的争端，请每位嘉宾用三十秒的时间做结束语

于：我希望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形象，给整个亚洲甚至给整个世界起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袁：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都要看得更高一些更远一些。要把二十一世纪变为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纪。

王；用一种创新的精神面对威胁。

腾：造与不造航母我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更慎重的考虑，我坚决支持这个富国要强兵。

徐：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需要有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支撑，不能偏废。

宋：立即建造航母，把那些涂脂抹粉的殖民主义者遏制住。

李：耸人听闻一点，要不要航母，实际上就是要不要海军的问题，咱们国家现在的海军力量和咱们国家要承担的国际角色，和我们的国际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2008年，法律领域的情形似乎处在一个调整期，既有进展，亦有更多的彷徨。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年份，人们有理由期待2008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丰收年。改革开放是从无法无天、人权不彰的十年浩劫中而来，因此从一开始， 建立基本的法律体系以保障公民权利就是法治改革的中心任务。大致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前十多年时间主要的课题是立法，就是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而后十多年制度建设的重点明显地转移到了司法领域，就是如何通过法律人和全社会的努力将立法所承诺的权利兑现于社会生活以及具体纠纷的解决之中。

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案例时代。案例揭示司法程序的缺陷（兰希海案，1998），案例展现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利的紧张（恒升公司诉王洪案，1988；余秋雨诉肖夏林案，2003；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案，2004），案例反映司法独立的进展与困境（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1999 —2002），案例显示立法之间的冲突和缺乏违宪审查制度的严重后果（孙志刚事件及相关审判，2003），案例让我们听到一些法官追求审判独立的坚实脚步声（李慧娟事件，2003），案例让我们感受到冤狱的可怕和纠错机制缺席导致的苦难（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年，案例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发生在上一年的两起案件在这一年尘埃落定，一个是许霆案，一个是周正龙案。那位遭遇“史上最牛提款机”的许霆先生在2007年12月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结果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导致今年改判5年有期徒刑并由广东高院维持原判结案。本案凸显了一系列法治的核心问题，例如法律条文的解释方法，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种解释，在成文法国家如何解决社会变化（如通货膨胀）与法律稳定之间的矛盾，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界限何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合理关系，媒体与司法之间的互动或者冲突，等等。许霆案是一起典型的疑难案件，它引发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议，同时无疑也是对于法院的严峻考验。虽然最终的结果尚属差强人意，不过一些事项将会继续引发关注，例如其他地方类似案例如何审理或重审，怎样建立合理的法律解释机制以确保法律规范的清晰明确，确保不同地方和时间里的人们真正生活在同样的法律准则之下等等。

周正龙案件本来只是一个事件，该事件的扑朔迷离以及在网络上持续不衰的热议居然贡献出一个新成语：正龙拍虎。当事件最后演变成为一起刑事案件时，人们的关注点却更多地集中于法院能否通过公开和公正的方式揭示事实真相。周正龙果真是单枪匹马地实施了诈骗行为么？照片在网络上一经发布，就引发巨大的质疑声浪，何以陕西省林业厅组织的专家却能够出具让纸老虎变成真老虎的鉴定意见书？如果说是诈骗的话，是否属于团伙犯罪？或者有关公职人员是否构成渎职罪？还有，一审和二审法院之间是否存在着“联合作业”违反诉讼法的情形？日前媒体传出周正龙又要提起申诉的消息，看来这起事件最终结局还是未定之数。最大的问题在于，真相无从揭露，又何谈解决纠纷和冲突？

2008年另一起案件的审判同样引人瞩目，那就是杨佳案。尽管杀人多达六人，但是杨佳案却是一起不涉及任何敏感事项的普通案件，法院本来能够比较容易地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认真而透明的审理。但实际的审判过程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违反程序正义基本准则的地方。这样的做法不仅让当事人以及公众失望， 而且由于透明度的相对缺乏硬生生地把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一起敏感案件。

在司法界能否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方面，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某些法院对于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拒之门外，使得试图通过司法程序合法维权的人们告状无门，造成侵权者逍遥法外。例如，土地征用所引发的纠纷法院经常拒绝受理；震惊世界的毒奶粉事件，在不少地方，陆续有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企业作出赔偿。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家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给当事人的解释基本上都是要等待有关指令。侵权行为发生了，所有条件都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但是还要等待法律之外的命令，这明显地昭示出法院受理甚至判决案件所依据的准则出现了问题。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如果将法律置若罔闻，判断依据超越法律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如何彰显权威？建设法治国家何以具备路径？

从历史的经验观察，一种独立而公正的司法系统对于确保纠纷的公正解决，进而保障人权与自由、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是极其关键的。2008年，我们见证了法律人对于司法公正的努力，也见证了在推进法治过程中人们的某些彷徨，还见证了国民对于司法的某种失望和希望。在社会矛盾重重、冲突频仍的时候，中央也迫切希望找到适当的途径化解冲突，增进和谐。于是有了法律界全国范围内的“大学习大讨论”，法学界也在司法究竟是要走职业化道路还是走民主化道路的问题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论争，司法改革处在一个很微妙的调整期。

日前跟研究中国法的美国学者 Donald Clarke谈天，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他引用欧文的小说《李迫大梦》，说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在1978年突然进入深度昏迷，一觉睡到2008年，大梦甫醒，睁开眼睛看祖国，他大概会以为自己到了外国。这是经济上的成就。他问我：假如一个法学家一觉醒来，他会有怎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容易回答，尚须司法界及各界同仁共鞭策，再努力，改革正未有穷期。

12月22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一条消息：外务省新近解密的外交文档证实，前首相佐藤荣作于1965年1月访美之际，曾向当时的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请求美在日中两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包括先发制人式攻击在内的对中国的核报复。同时，佐藤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在核武器引进问题上的默认态度。而后者被认为与日本在战后始终奉行的“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相抵触，一时间舆论哗然。

对此，日官房长官河村建夫于当天召开记者招待会，紧急澄清说，“核引进虽然是双方事先协议的对象，但到目前为止，美方既无此申请，核武器也从未被引进到日本”，强调政府立场并无变化。

1964年10月，正值东京奥运会，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宣布跻身核大国行列。这对世界唯一的核受害国日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地理上的毗邻，加上冷战的敌对关系，使与台湾有密切的官方来往而跟北京却尚未建交的日本视中国为现实威胁，同时也构成了佐藤访美的背景和动因。

佐藤与麦克的会谈于1965年1月13日举行。关于中国核试验问题，对美防长“未来两三年内，事态如何发展值得关注。日本今后有无核研发打算”的提问，佐藤答道“日本无论如何反对拥有和使用核武器”，重申了置身于美核保护伞之下的愿望立场。同时，佐藤又强调说，“至于核武器引进的问题，在安保条约中有所规定，所以关于陆上引进的问题，还望在发言时慎重”，但又话题一转，“不过，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话，另当别论———我们期待美国能在第一时间以核武器进行报复。届时，虽然构筑陆上核设施不是简单的事情，但如果海上的话，可即刻启动。”对此，麦克回答道：“技术上无任何问题。”

这段谈话，可看成是以1960年1月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时，两国之间达成的“密约”为前提的承诺。根据此“密约”，关于核武器在日国内的贮藏、装备，需日美间事先协议；但如果是装载有核武器的美舰船或航空器的临时靠港、领空通过，则无需事先协议。2000年，美政府解密文档已证实“密约”的存在，但日政府惧于国内的舆论压力，至今矢口否认。

在与麦克纳马拉会谈的前一天，佐藤先行拜会约翰逊总统。会谈中，佐藤说：“无论中国核武装与否，日本不会以核武装，只有依存于与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因此，我们需得到美国会切实保护日本的保证。”约翰逊答道：“我们保证。”

1998年，美解密文档证实这次谈话中，佐藤曾有言“如果中国拥有核的话，日本考虑也应当拥有”，但此番公开的日方解密文档中却未发现。不过，佐藤对麦克说，“当然，从技术上说，我们是可以制造核弹的”：“我们正在生产用于宇宙开发的推进装置，如有必要的话，也可转为军用。”就是说，佐藤试图向美方表明：尽管日本拥有核武装的能力，却不打算将其物化，而是期待美国的核保护。

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美日两国虽然是现实的同盟关系，但基于曾一度交手的历史教训，美在骨子里其实仍对日本抱有戒心，战后对日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造，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防止一个重新武装的日本“江湖独走”。而后者向自己要求核保护，其实等于从反面背书了弃核的承诺，美何乐不为？既可给日本一颗定心丸，亦可借此让同为核国家的中国意识到美国的核威慑力量。

访美3年后的1967年12月，佐藤荣作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了“无核三原则”方针。进而，在翌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包括“三原则”在内的核政策的“四个支柱”，即“无核三原则”、核弃绝核裁军、对美核威慑的依存及核能的和平利用。佐藤其人也因倡导“无核三原则”之功而荣获197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应该说，“无核三原则”是在日本国民异常强烈的反核感情的背景下，基于拥有核反而不利于日本的安全及日美安保的维系的结论之上的战略选择，走到这步，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无论是美方解密文档披露的所谓“如果中国拥有核的话，日本考虑也应当拥有”的表态，还是佐藤上台之初，对美驻日大使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所做的“如果对方（中国）拥有核的话，那么自己拥有也是常识”的暗示，都表明日本最终选择不拥有核，无非是利弊权衡后的权益考量。

“无核三原则”问世逾40年，从冷战到“历史终结”，从后冷战到全球反恐，无论是国际社会的形势，还是日本的地缘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彼时的中国，系正与美国交战的北越盟友，因核试验的大胆博弈行动而使美日同盟深感威胁，今天，这个经历了与日美建交和30年改革开放的国度正迅速和平崛起，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有力一极；印度、巴基斯坦先后“晋级”核国家，NPT（核不扩散）体制面临挑战；两年前的朝鲜核试验，为东北亚地缘格局增添了新的变数，日本至今无法从威胁感中解脱；在日本主导下，联合国每年都会对核裁军决议进行表决，随着美印原子能合作协定的签署，日本也不得不选择容忍。而更大的问题是，印度很可能不是最后一匹“黑马”。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长期以来在核开发问题上的禁忌被屡屡打破，尤其是受朝核危机的刺激，核拥有论者已经博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重量级政治家、战略学者时有物议，不绝于耳。

正本清源历史地看，“无核三原则”并不完全是日本强烈的反核意识形态和近乎理想主义的纯洁的无核禁忌的产物，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其为寻求美强有力的核保护伞而打出的砝码，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既如此，随着形势的变化，舆论的松动便顺理成章———“无核三原则”正面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尴尬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番历史文档解密，无非暴露了其出台背景的冰山一角。而围绕其存续的讨论，今后肯定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表面化。

这是一次意外事端，无论对我本人，还是警方。在灯光迷离的街巷相逢，我的左臂被一个警察架住，带离火灾现场。

所有的节日对我都是平常的日子，被刻意印记在大脑，是因为跟我以前的遭遇一样，每次总有侵犯和耻辱相随，中秋节只不过是一个偶然巧合。

9月14日，是今年的中秋节。傍晚，我正在电脑上玩游戏，楼下传来越来越响亮的嘶喊声，不象是往常悠闲街坊的玩闹嬉笑，没太在意。一会儿，高分贝警笛声越来越近，似乎附近发生了什么。我离开电脑趴在客厅窗户外望，原来相距大约30米的一幢居民楼发生火灾。一股黑乎乎的浓烟直直地冒向夜空，烟雾中飘舞着黑色的碎纸片，呼喊救命声正是发自那里。

我返身抓起相机，跃上窗台，拍下浓烟。另外一栋楼遮挡住视线，看不到火灾现场。一阵紧似一阵的警笛声，让我觉得灾情不小。于是，来不及关闭电脑、灯，关上门，拎着相机，穿着拖鞋，奔下楼梯。大院门口是一条繁华的街巷，平日里人来人往，此刻密密麻麻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警方和保安已经拦起警戒线，穿着防护服的消防员戴着面罩、背着氧气瓶，匆忙地跑来跑去。巨大的红黄色火舌从大楼7层楼窗户串出，消防兵站在对面楼层阳台喷水灭火。距离远、树影遮挡，我随意抢拍了两张照片。一个大个子警察嚷嚷着不让我拍照。问起旁边人，没人能说清楚失火原因。消防员身负氧气罐救火，我猜测可能是煤气泄露引起的火灾。

看阵势火灾挺严重，我这才想起给报社朋友打电话，通知他们赶快来采访。

大楼上不断有东西丢下来，楼内居民正在疏散出来。我走向巷口，两台消防车被乱搭建建筑阻挡，不能靠近火灾现场，在50米开外供水。白色消防水管，冒出汩汩的水流，整条街巷都被流水漫延。转一圈拍了几张照片，我又返回大院门口，试图找机会进入失火大楼。这时街巷里飘散着浓重的煤气味道，马上引起我的警觉。

八、九前，我先后两次采访煤气泄露事故。一次是深圳辛诚花园小区修筑路面，施工工人意外挖断煤气管道，100多米长的地下管道发生剧烈爆炸。气浪掀翻了水泥路面，地面摇荡，跟地震似的。工人撤离及时，没有伤亡。所幸街道偏僻，只有数十名远处路人被纷落的砖石砸伤，马路对面一栋写字楼100多扇窗户玻璃被震碎，散落在地。我跟同事在警戒线内拍照，被警方没收胶卷，双方发生争执。另一报社朋友在外围看到，拍摄我与警察推拉场景，被便衣警察追赶殴打；另一次是一位十多岁保姆，在雇主家厨房开启煤气炉烧开水，不想煤气胶管老化泄气，引发火灾。小丫头全身烧伤面积达60%，被户主送往医院在重症室抢救，生命垂危。我闻讯后去医院采访，呼吁社会捐款救助。

街巷里的煤气气味越来越浓，我直觉很危险。警察得到命令，驱赶观望人群撤离。我随人流走向大街。在巷口第一道警戒线，我站在内侧拍摄撤离人群。火灾周围几栋楼的居民挨家挨户接到通知，陆续撤离出来。病患老人被家人背着、小狗小猫等宠物被牵着往外走。我望见隔壁的邻居，忽然想起家里的电源未切断。

巷子里空荡荡的。消防员攥着消防斧、拉动水管来来往往跑动，警察和保安堵在较远的小区门口，限制人流外出。我走近失火现场，黑影里突然奔出几个消防员，抬着一个煤气中毒昏迷的战友往外撤。我本能地端起相机，按下快门，他们奔跑，我跟在旁边不停地按快门。停在路边树影里的警车后闪出一个警察，喊：“你干什么的，是记者吗？别拍！”跑过来架住我的左臂，被我挣脱。两人撕扯着来到一个小区门口，那里站着几个警察和保安。抓我的警察马上变得神勇起来，几个警察联手抢夺下我挎在脖颈上的相机。他吩咐一名戴眼镜警察先带我回派出所。

我挣扎着质问：“我拍照犯法吗？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你们没权限制我拍照。”“我是派出所的，你妨碍执行公务，先把你隔离起来。”我被两个警察架住胳膊，不能动弹，回头问：“你的警号，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投诉你们。” 这警察倒很爽快：“我是派出所领导。”边说边扯着胸前的警号牌抵在我眼前。我记在心里。我被挟持坐在停在巷口的一辆警车后座，两边坐着警察。警车一溜烟驶到几百米远的派出所。

大厅里有一男两女三个警察值班。简单交代完毕，送我来的警察离开。中年男警察看起来挺和气，竟然问我是不是想把照片卖给外国媒体，我说，那你帮我联系一下，卖了钱咱俩一人一半。我给他解释准备返回家关掉电源，顺便拍照。我问他哪条法律规定公民不能在马路上拍照，治安法、刑法还是警察法？他不吭声了。我这才发现，在接警台前，并排立着所长和教导员的铭牌，上面有照片、警号和职务，我对照默记的警号，原来限制我拍照的是派出所教导员刘东平，还真是一个小头目。

派出所警察限制我离开他们的视线范围，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但我能感觉到。男警要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敷衍没带在身边，没看见我穿大裤头啊！他又拿来纸笔让我写一个事情经过。草草写完，签上草体名字，我要求离开：我已经配合你们了，我没违法，你们没理由再限制我人身自由。男警给教导员打电话请示，然后回答我，没事，让你呆在这里，不想你妨碍我们执行公务，等一会儿他们就回来。我回家关电源也是预防引爆煤气，怎么就妨碍执行公务了。每次跟警察遭遇都有一种无力感，法律游戏规则跟中国警察无关。几个警察坐在门外纳凉聊天。我走出大厅要求买水喝，他说附近没小卖部，让保安倒杯水递给我。一女警问我火灾怎么样，我简略告诉了她。大厅里有一个失踪的4岁小男孩，只知自己叫什么名字，不知家庭住址、电话和父母名字。女警从他的书包里翻出玩具陪他玩耍。小男孩很调皮，拿着玩具在大厅里跑来跑去玩得很开心，他把这里当自己家，根本没把自己弄丢当回事。

我坐在派出所门口椅子上吸烟喝水，抬头望见明亮的月亮，忍不住想笑。保安坐在旁边，一个安徽小伙子，他是看护派出所的保安。腰里挎着长长的警棍、枪套里别着一把电击手枪。进进出出的警察、警车，他都跑过去里外照应。我问他，公安部早就禁止公安机关聘请保安，你怎么还在这里干。保安不悦，反问我：谁说的？公安部老大啊。

我要去卫生间，保安告诉我在二楼。我进去大厅发现楼口有一道不锈钢闸门，紧紧关闭。问值班的年轻女警，女警答：“没有卫生间。”“不是二楼有吗？开门让我进去。”女警白我一眼，说：“楼上是我们办公区，你想上去就上去啊。”我无名火上来了：“我没犯法，你们把我关在这里，上个卫生间怎么啦，你态度太差。”我返身走出大厅。保安指指前面的露天停车场。我走过一条马路，来到树下的一排警车前，撒在警车上。转念一想，我完全有权离开派出所呀。再一想，相机还在他们手里。又返回门口坐下。

大约两个小时后，火灾现场警察陆续返回派出所。听说火灾控制住了，也没发生煤气爆炸，我悬着的心顿时轻松下来。抢相机的教导员，光线太暗，我还真没看清他的面容。我问保安哪个是教导员，他说，刚才进去的几个警察里就有他。他们都上楼了。我让年轻女警找刘东平，她拿起电话联系。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30多岁的警察下楼。我坐在木头沙发上告诉他，你限制我自由是违法的，我有拍照的权利，我回家关电源不存在什么妨碍公务。他答，你拍受伤消防员干嘛，传播出去影响多不好。我拍相片本就是好玩，没想着公开发布，每天火灾多了去了，这次灾情根本不算什么。刚说几句话，女警叫他接电话，他边走过去边对我说：“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这当口，一个年轻警察拎着我的相机回到派出所。我猜测他是拿到分局处理照片去了。朋友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派出所。刘东平在旁边示意我不要讲在派出所。我没理会，继续打电话。

接完电话，我随两个警察上楼。走进一间办公室，年轻警察告诉我他要处理照片，让我坐等一会，随后去了别的办公室。很凑巧，我刚好在当天拍摄了100多张自己的资料照片，担心引来意外麻烦，争辩已是徒劳。我四处转悠。正在办公的一个警察说：“先生，你去对面办公室等着吧。”

大办公室很空旷，办公桌上空荡荡的，墙壁上挂着警务指标牌子。一刻钟左右，年轻警察进来，坐在我对面，说：你的火灾照片我们全删了，当然你有权利拍照，但是我们内部有规定，你不能在现场拍照。我盯着他看，暗骂了一句粗话。他递过相机，让我检查有没有损坏，其它相片是不是完好。我开机检查，果然六七张火灾现场图片全部被删除。他又说：你用闪光灯引起煤气爆炸可就严重了。

这话没道理，我根本未开启相机闪光灯，我要拆穿他。

“你拿我相机检测过了，有没有开闪光灯你不懂？再说用没用闪光灯拍摄的画面就能看得出来，你删相片倒很熟练啊！”

他尴尬地笑了笑。自称小关，吹嘘他十多年前就玩过十多万的佳能相机。我也笑一笑，暗忖，相片是别人删除的，他压根不懂操作相机。又问我的职业，我随口说，在广告公司工作。他又问具体做什么，我调侃说打杂的。他问带名片没有，我们这里经常要制作牌匾什么的，以后可以给你公司做。我笑着说，打杂的哪用着名片，你把电话告诉我。他叉开了话题。

胡乱聊了一会，我说我要走了，他送我到楼下，跟我握手，我拒绝了，说：我们道不同。他似乎很认真地告诉我：“天晚了，你拿着相机，注意安全！”我似乎有些心动——这些人一会扮大爷，一会象孙子。能吓唬住你就威风霸道，胡乱执法，你稍微强硬一点，他们装得很无辜很可怜。我早就在想，假如他们主动向我道歉，我不会计较两个多小时的拘押，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披露。但我没有从这些警察口中听到道歉二字。

遛达进街巷，跟平日一样，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摆摊的小贩平静地招呼着生意，除了湿漉漉的水泥路面，证明这里曾经发生了火灾。走到小区门口，遇见最先推搡我的大个子警察，他正在监管火灾现场善后。我跟他打招呼，他认出了我，忙走过来跟我握手，连说你看你不小心，都是为你安全，我们也是执行公务，别计较太多，赶快回家冲凉去吧。

警察以保护者的名义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从来也不会认为会做错什么，他们把自己当做法律化身，这是警察最悲哀之处。他们伪善的面目很容易迷惑人。20年来，我在几座城市进出的派出所、劳教所、看守所、收审所、收教所和收容遣送站，少说也有十多家；也有近10位高中同学当警察；自己在高中毕业那年，等待高考通知书的无聊日子，也曾被通知参加公安局招干，政审、文化课考试、体检都过关，文化课成绩还是全市第一名。假如没接到大学通知书，我就会是一名警察，跟今天的警察不会有任何区别。制度制造了恶警，恶警反过来又维护恶制度，这是一个长久的交互感染的过程。

我的经验：千万不要跟警察交朋友，他们没有良知，说不定哪天就会出卖你；千万不要相信中国警察，哪怕他（她）是你的同学、朋友、家人或丈夫妻子。警察曾经带给我的伤害和侮辱，何其多何其深，我无法忘记，但我一再原谅了他们。

 

2008年11月9日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