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之一。显然，发生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的《零八宪章》事件，是对当局执政能力的最现实、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沿袭陈旧的政治思维，以敌视的态度对待《零八宪章》及其发起人，还是正视《零八宪章》的积极意义，理解发起人和签名者的拳拳之心，是考验当局执政能力和决策者政治远见的试金石。从《零八宪章》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来看，当局对待《零八宪章》的态度也影响到社会各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继续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推进的信心。
一、不应遏制公民社会发育
就其内容来看，《零八宪章》显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未来走向的一种民间关注，表达了一种民间立场。关注的内容暂且不论，当局首先应该看到，这种关注本身代表了一种趋势，反映了公民社会崛起的时代潮流。
我们注意到，就在《零八宪章》问世前不久，中外媒体广泛报道了发生在北京的这一件事情：在京工作6年，今年36岁的施孟奇产生了办“山寨版春晚”的想法，他租借的车身上印有“山寨版春晚”的面包车出现在北京街头后，迅速引起热烈反响。施孟奇的想法获得许多中国网民的支持，更有趣的是，不少公司已表示愿提供赞助。公布“山寨版春晚”想法仅几天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表演，还有更多人表示愿意担任义工。
《中国青年报》的读者调查表明，“山寨版春晚”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目前走红的“山寨”文化现象。由此我们想到，最先出现在电脑资讯产业里的“山寨”一词，迅速成为一个新颖的文化概念，它表达的是中国民间社会依托于现代网络技术的一种自主表达，表现的是民间文化对主流社会的强烈的参与意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参与不仅在技术上无法遏制，在价值层面更具有无法替代的正面意义。多年来，央视主导的“春晚”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山寨版春晚”，与其把它看成对央视春晚的挑战，不如说是公众满足春节文化消费习惯的一种新的有价值的探索。
“山寨”文化异军突起的社会现象告诉人们，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民间表达，在技术上是不可遏制的。领悟“山寨版春晚”蕴涵的道理，就不难理解，面对“零八宪章”及其激发起来的社会关注和国际关注，当局与其感到紧张，耗费大量国家财力，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不如冷静面对，认真体会《零八宪章》的价值，审视、分析当局同民间意见出现隔阂的原因，寻找和谐处置之道。
二、“六四”的惨痛教训应该吸取
《零八宪章》的问世以及当局的激烈反映，可能都同即将到来的“六四”二十周年有关。评价“六四”不是本文的意图，不过，就笔者的观察，面对《零八宪章》这一当前最大的公共事件，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有关章节是有益的。
笔者注意到，一九八九年上旬，激化当局同学生矛盾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那篇发表于四月二十六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事实上，这篇社论发表的时候，北京并未发生任何成规模的暴力冲突。史料证明，社论中首次使用的“动乱”这个词，是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当时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游行集会定的性。
社论发表一个多月后，6月3日晚以及以后几天，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城区的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由军队动用重型武器镇压引发的大规模流血惨案。
6月9日，北京大规模流血惨案发生没几天,邓小平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在谈话中，他把刚刚发生在北京的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称为“风波”。
和平请愿时被斥为“动乱”，血洒北京城之后却成了“风波”？这是不是一个微妙的变化？一向不苟言笑，寡言少语，用词严谨的强人邓小平，内心是否为他基于错误判断的鲁莽决策悔悟，外人不得而知，但是，由于“六四”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局面一度急剧逆转，使得邓小平内心深感不安，却通过他两年多以后的“南巡”得到证实。
从多种角度看，中共中央政府当时完全可以找到比由中央军委调兵“勤王”更好的处理办法。事后的严密调查表明，整个“六四”的过程决不是有预谋的，也没有什么“境外敌对势力”插手，当局中也没有谁去策动兵变。更为重要的是，军队戒严之前，学生整个行动主要是针对北京市政府。这就意味着，在学生市民同一个地方政府的冲突中，中央政府完全站在地方政府一边，从而激化矛盾。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种方法十分低能愚蠢。
当局处置“六四”的手法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开创了公开动用国家武装力量处置平民百姓同地方行政当局纠纷的恶劣先例。可以说，整个九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国家暴力机器公开介入并镇压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其他维权群体的纠纷，国家执法工具堕落成为为所属地方行政当局看家护院的“家丁”和“警犬”，都是因为有邓小平关于“六四”的错误决策消除了地方官员的心理障碍和政治顾虑，为他们滥用国家暴力提供了“合法性”，甚至“合道德性”依据。邓小平本人——虽然由于倡导中国改革开放而获得荣誉，由于他在“六四”事件中的错误而低能的决策，不可避免跻身于二十世纪全球最愚蠢、最残暴的政治屠夫之列。
近几年，当局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目前，当局在努力督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不可避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正当利益。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已深深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困扰，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仅以近几天围绕《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引起的热烈讨论为例。这项最初来自 “海南模式”的启发的改革，于1994年就提出设想，但由于涉及到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寡头以及交通部等国家部委的部门利益，直到十四年以后的今天才进入启动程序。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事实证明，是真的象胡锦涛先生所说的那样“发展依靠人民”——吸收、汇集民间智慧以谋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是回到由权贵集团主宰发展的局面，是一个严肃的选择。当局如果因袭陈旧的政治思维，以敌对镇压的方式对待《零八宪章》，无疑是在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设置思想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杀《零八宪章》就是在终止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三、中国社会需要一张蓝图：当局应该正视 《零八宪章》的思想和道义价值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周年之际问世的《零八宪章》，在思想层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属于“危机启动”模式。她是在公众生存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启动的。从理论和历史上看，任何一种“危机启动”型改革都带有明显的应急性，以解决面临的最紧迫切的任务。正因为如此，这种改革模式也潜伏着严重的危险，即因为全力应对当前危机而忽视了对一个转型社会的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和长期设计，甚至阻断改革之路或者扭转了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十年来，当局以“放权让利”为主导的改革模式，在改善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客观上也纵容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崛起。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垄断权力，侵吞公共利益。他们利用逐步发育的市场化工具谋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拒绝让市场调节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把理应惠及百姓的改革偷换成设租寻租的手段。这是造成当代中国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显然，没有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那样，公众对改革和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没有公众对改革和发展过程的监督，改革和发展就将会是一个不断积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严峻背景下问世的《零八宪章》切中时弊，具有鲜明的思想和道义价值。因为，理论和历史事实均雄辩证明，市场经济的缺陷只能由政治民主来弥补，对于一个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如此，对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更是如此。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不少公众无法正确辨别当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怀疑社会主义失常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构成一个严重的隐患。
《零八宪章》最鲜明的思想特色是弘扬普世价值，这对中国社会平稳转型是十分必要且及时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年代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在成功冲击长期桎梏中国人民精神的“专制神学”之后（对“专制神学”的分析批判见拙文《重建“道统”不如保障人权——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沉思并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而作》），已经无法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和谐的未来，因为，那个基于功利主义理念的发展模式，忽视了改革伦理和发展伦理，忽视了改革发展的道德意义，致使本应惠及全体人民的改革发展，蜕变成积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的权贵资本游戏。这就是说，在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迫切需要丰富完善引导改革开放发展的价值观念；建设中国的未来，需要一张蓝图！这张蓝图当然不是空洞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但也不应是价值模糊的“小康社会”。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华民族艰难困苦的近现代历史证明，能够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只能是普世价值。这不仅有血缘同宗、文化同源的中华民国为例，也有曾经同中国一样建立过阶级专政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成功平稳转型为例。一个表示要让人民富裕、幸福、和谐，一个要融入国际社会，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大国形象的政治集团，行动上却拒绝承认普世价值，这在逻辑上不可想象。
前不久，官方的一些意识形态官员曾经发起了一场对普世价值的讨伐。那场讨伐在理性上多么苍白无力，在政治上多么孤立，恐怕那几个始作俑者自己也感到汗颜。
拒绝和平共处、反对发展生产力、抵制全球化、拒绝市场经济……陈奎德同他的先生们一路走来，扮演了多少中国当代历史上这类丑陋滑稽的角色，还要到几时呢？中国社会无法认真清理“文革”灾难，无法实事求是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以至无法吸取诸多历史教训等，均同拒绝认同普世价值有关。
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谁会怀疑，今天拒绝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就象前天鼓吹“输出革命”、昨天“反和平演变”、“拒绝市场经济”一样荒唐！
《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以其卓越的胆识和勇气，在中国改革开放处于重要关头之时，重申普世价值，这种表达至少是进一步完善改革发展理念的有益探索。一个稍有自信的政治集团，不妨参与民间的自由讨论，因此抓人，既无道理，又无品格。
四、正确把握历史趋势，及时把“民生主义”推向“民权主义”
胡温当局“奉命于危难之际”，励精图治，扭转了中国改革开放向权贵资本主义迅速滑行的方向，开启了大陆中国“民生主义”新局面；同时，也显示出了一些新的政治思维，如用“民生”这种国际通用、规范的词汇表达思想等等，这些都获得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扬。
然而，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亚洲其他国家从统制经济和极权社会向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转型的经验均表明，“民生主义”只是“极权主义”向“民权主义”的一个过渡。
道理不必多讲。因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仅是一个利益主体，而且是一个权利主体，并且，他的利益是通过各种权利来体现的，只有个人权利得到切实保护才有公民利益——民生改善可言，离开个人权利保护谈“民生”无异于缘木求鱼。比如，农民没有土地承包的权利，或者这项权利得不到切实保护，农民的耕地不是可以随意被侵占吗？
希望中共当局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顺应历史潮流，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启时期的中共领导集团那样，展示新的政治思维，把《零八宪章》作为一个开启民间智慧、整合社会舆论的契机，共图改革，共谋发展，创造一个民主文明、民生和谐，并为国际社会增添安全感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