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3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民中汲取智慧”。
——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宪章不仅是写在字面上的那些内容。就字面上的条款来说，正如艾晓明教授恰当指出的，它们并不新鲜，其中无一不是多年来人们在不同场合听说过、议论过的、见到过的，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真正新鲜的是，这样一些不同身份、不同面貌的人们，在观点上也不完全一致，他们互相之间的差异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但是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就我们民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形成某些底线共识，发表某些共同的看法，提出某些共同的诉求。因此，它不仅是一个文本，而且是一个举动。
这样的举动并不多见。在人们不远的记忆中，能够数得出来另一个鲜明生动的例子是，1978年岁末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共十八位农民兄弟，在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的带领下，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共同签署了“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契约，并先后在这份契约上摁下了手指血印，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绝不动摇的决心：“如果失败，坐牢杀头也心甘。”
这就是公民首创精神。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些人不过是被饥饿所驱使，他们是一些缺乏自觉意识的人们，此言大谬。所谓“首创精神”，是这样一些初始性的举动，它不同于现有的、习惯的那些做法，不是发生在日常工作的既有轨道之内，而是如同石破天惊，在现有框架之外，自发地产生一个新的起点，让人们精神为之一震。这之后也许又会感到气闷疏异， 觉得不好马上理解，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对付。而且还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它存在于那儿，始终令人不安，感到那是一个刺激。
简单地说，它是一个意外，像是一个事故，有许多现成的理由及规定不允许它发生，并因为不允许，它便仿佛绝不可能发生，但是最终它还是发生了，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目前摆在面前的联署宪章这件事情也是如此。人们并没有事先准备好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某种深感意外的感觉，甚至对于宪章签署者都是如此：签完名之后若干日，愚钝如本人已经将这件事忘掉了，数日来都在紧锣密鼓地写作一篇关于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长文，这是早就计划中要做的事情，也是自己十分感兴趣和投入的事情。但是宪章的公布、刘晓波先生被抓，将我从书桌又拉回到现实，来思考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件事情，到底意义何在。
而谓之“首创”，不仅因为其新奇和带来意外，而是它所蕴含的潜在能量，它所代表的那个维度，对于未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显然不是所有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都能够做到这样：在提供一个新的起点的同时，能够开启一个新的局面，打开一个新的、生长性的空间，预示一个新的前景，带来一些新的实质性变化。
小岗村农民在那个寒冬之夜不怕杀头的举动，给后来中国社会变革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写进历史、有目共睹的。当然，当事人在当时并不知晓他们行为长久深远的意义，它是在中国改革的大环境、大脉络中逐步显示出来的。从人数上讲，这里只有十八位兄弟，比宪章签署者还要少得多，但是他们的举动，反映了亿万农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体现了经济生产的基本规律，因而代表着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方向。当然，历史也不只是这十几位农民创造的，而是上上下下众多人们的共同努力所造成的，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当时国家的领导人功不可没。
目前这份联署的宪章，与小岗村农民兄弟手上带着血印的那份是同一个血脉，同一个类型。它同样是自发的，来自民间，由一群看起来不怕坐牢的人们所为（今天的社会无疑开放了，“杀头”完全谈不上）。宪章提出了方方面面的诉求，说到底是政治方面的，是对于我们社会政治改革的要求。而这项要求，同样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的愿望，体现了我们民族三十年来从基层到高层各界人士的要求和努力，为踏上这条道路许许多多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两任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如此令人尊敬至今被人们所怀念，他们的英名矗立在人们心中。宪章的努力，与他们的努力是一致的，是继承了他们的道路和遗志。反过来说或许更恰当：他们的努力方向，正是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深刻意愿。
如果说，小岗村农民关于大包干的秘密协议，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门，那么，众人签署的这份宪章，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时机：它能否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契机，一个启动之点，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用以衡量中国政治改革的决心、诚意和看得见的举措，并且预示中国政治改革强而有力的前景，开启我们民族千百年前赴后继的追求平等、自由伟大事业的新阶段？
这当然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当权者的努力。处理这桩事情，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而且需要政治远见，更加需要的是，政治家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使命感、责任感，对于我们民族命运的真正负责和承担。需要引进“历史”这个维度：是与千年的历史长存还是服从一时需要？
面对诸如此类大胆新奇的事务，人们的思路越是停留在从前的某些记忆之中，想到的是从前人们如何处理和如何做结论，便越是没有出路。当年若是在全国范围之内批判小岗村的农民之举，其实也就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根据过去的经验，拒绝和排斥这十八位农民兄弟的做法，似乎更加顺手和合乎逻辑。然而，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却高瞻远瞩，从小岗村区区十几个人“大逆不道”、“违反常规”的做法中，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希望和力量，并将它们发展为富有希望的中国现实。
谈完“首创精神”，它的冒险性和开启性质，再来谈谈“公民”。
联署宪章，这是一桩公民的举动。“公民”这个词各人的理解有所侧重，譬如公民权利、公民义务等等，我愿意特别强调它这样一个基本方面：那些不同身份、不同利益和兴趣、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们，他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国家或城邦）当中，就要为这个共同体承担责任，以及互相之间承担责任。“责任”，是公民的根本要义。
一个人当然要将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以免将自己弄成一块不幸的灾难之地，弄成别人的麻烦和负担——这样讲并不等于说麻烦是自找的，许多不幸是实在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但同时他也需要将自己的眼光放在所处共同体上面，他与其他共同体的成员们，有着互相关联的共同处境和命运。比如地震、毒奶粉、煤矿失事、被城管追打，所有这些或近或远的事情，大多并不直接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都与我们有着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我们感受着他人的痛苦，如同感受着我们自己的痛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古话里就是这么说的。
我所研究的那位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位从内心气质来说，最好离政治越远越好的艺术家，1981年他的电影前辈瓦伊达，拍出了《铁人》这样“团结工会的宣传片”，他却拍出了一部看上去不疼不痒的《机遇之歌》，在影片中沉湎于“偶然性”这种哲学问题。但即便是他，在谈到死刑时，也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这个社会的一名成员，我是波兰的一位公民。因此，在这个国家里，如果有人将绳索套在别人的脖子上，他就是以我的名义在做这件事。”他以影片《杀人故事》参与了当时社会的讨论。这就是说，每个人与他的国家不可分割。他需要关心他的国家发生的事情，如同关心他自己的事情。
说这些并不是唱高调（这个年头，高调如此令人反感），而是因为始终有人不能理解我们通过签署宪章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公民的小小愿望，不过是一个公民对于自己周围同胞与自己国家的责任，并认为这样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需要将它大声说出来。那些不能理解的人们为我们举动所假设的前提是——你们这些人，肯定是有政治野心的，是在政治上有自己图谋的，说到底是你们自己想掌权，想取而代之，如此等等。
我要说，这是这些人他们自己唯一的思路，那更加符合他们自己的情况，即认为凡是自己所关心的，便是自己所图谋的，否则还关心这些事情干什么？这些人被他们自己的自私、陈腐限制住了，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另外一些思路。他们心中能够想到的，就是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时所发出的感叹：“彼可取而代之”及“大丈夫生当如此”。这都几千年过去啦。
需要提醒这些先生——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好玩的、有吸引力的事情，比当一个统治者要多得不可比拟。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有着那样多丰富广阔的乐趣和享受，这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实在要举一个，就是像杨佳那样的，当一个驴友与朋友们一道爬山旅游。一个如此生龙活虎热爱生活的人走上那样一条道路，一定有他不能咽下去的理由。我的朋友卢雪松在《签名后的补充》一文中写道：“其实我无意于政治，我热爱艺术，感兴趣对于人性的理解”，此说法深得吾心，卢老师的想法与我完全一致。笔者也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走上权力政治的道路，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本人对此毫无兴趣，也不擅长。要有兴趣早就表现出来了，何必等到今天？
所以，请不要把我们当作敌人，当作权力的竞争者，当作危及自己的“政敌”。这不是恳求，而是事实，这同时也是对于各路同胞发出的吁求。想想看，我们当中有些年迈的“六。四”母亲，她们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很抱歉这样说），她们难道还具有政治野心、指望自己有一天会执掌权力么？显然不是。退一万步说，即使是权力的竞争者也没有什么，权力是允许竞争的，通过正当竞争而来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但是有关这种竞争，距离我们实在太过遥远。
有人会说，那是你们现在的说法，实际上你们心里怎么想的，谁知道？谁能够保证你们今后不那样？提及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这是一个好主意！那么好，让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来平等地接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接受后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评价，任何人也不能从中逃脱。这样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因为在宪章上签了字，从而陷入不断的麻烦和误解之中，需要不停地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那么我就有可能发展为一个政治批评家，而不是从事自己最为擅长的电影与诗歌的文本分析，以及关心叙事这种形式如何与现实相匹配这样的文艺理论问题。
也有人批评道，你们的宪章中没有特别提及工人与农民的利益，没有提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你们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想法。此话差矣。难道那些整天将“广大人民群众”挂在嘴上的人们，就真的做到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作为公民，我们认为自己的这项行为不仅仅在于呼吁某些人的利益，更重要的在于促使产生一个自由宽阔的公共平台（言论平台），并由这个平台促使产生出这样的制度，于其中不同利益不同意见的人们，都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诉求；关键不是由谁来代表谁，而是存在这样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共享平台，让每一个人、每一种力量能够自己代表自己，走上前来大声说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要求，并由自己来同别人进行互动协商，达成互相承认的某些共识，不因为他的出身、身份、社会地位而遭到压制和抹杀。将“右派”的标签加在我们当中许多人身上是不妥的，我们脚下有什么样的现实土壤、现实依据，让这些人发展为一个“右派”呢？
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和我们民族——这种公民参与的行为，同时也是我们自身的生长和培育，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你落地在什么地方，你就天生是那个地方合格的公民，还需要看你对待自己的同胞和共同体是否尽责任，是否与周围的人们一道，分担这个城邦这个国家的处境和命运。而与他人并肩一道，哪怕是冒险的行为，也是寻找自身意义的一部分。我们所拥有的价值不应该只是独享的，而是在与他人分享中才能体会和实现的。在人与人的联系和联合当中，我们的理想才能够增值和增强，我们的思想才能够生出翅膀，得以飞翔。
2008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