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的时机
在晚清的一系列改革中，中国不仅发展出了纯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传统体制内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的一部分，也发展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
然而，带有一定急剧特质的改革，最终必须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基本秩序。这一基本秩序的建构就是一个宪政运动过程。100年前（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次规定公民权利。
最后的改革，虽不必然导致骚乱和革命，但晚清的宪政改革最终转变成了革命。怎样的宪政改革不引起骚乱和革命呢？或者即使导致主事者自身的“毁灭”，也不引起社会的骚乱呢？这是从晚清立宪中不能不提出的问题。
以袁世凯、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富有行政治国经验的审慎立宪派，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具有实业诉求和富有实业经验的务实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充满观念理想的激进立宪派，构成了晚清的立宪势力。另外还有中央权力集团中那些为了争夺和扩张权力的立宪派。
清末立宪的目的，一般被表述为“开国会、设议院、颁宪法”。其实这些只是宪政运动最后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射到更广阔的社会运动中去，从地方宪政到社会宪政，从议会宪政到中央宪政……
而晚清立宪的时机最终被错过。今天我们祭奠这段历史，也祭奠这个被错失的时机。
绅商的崛起与预备立宪公会的推力
绅商是从晚清体制里产生出来的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了救国和促进实业，组织了各种民间立宪团体，成为晚清宪政最务实的推动力量
★本刊记者/张鹭
对于清末立宪派，1906年是一个政治小阳春。
9月1日，危机重重的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期为9年，理由是需要首先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顿军备，使绅民悉明国政。
“使绅民悉明国政”的政策，默许了民间宪政团体的存在。民间参与政治的星星之火，自此直逼燎原。
绅商的崛起与离心
在晚清的改革中，传统体制内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的一部分，发展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
为着保障和促进实业而进行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晚清立宪，首要的条件是有势力的实业阶层获得一定规模的有序增长。这在晚清就是从清政府体制里走出来并崛起的绅商阶层。
1894年，在慈禧60寿辰的恩科会试上，经历20多年科举生涯的江苏南通人张謇，以41岁高龄得中头甲（状元）。他没有表现出得偿夙愿的喜悦，因为几千年来的传统体制正在发生变化。
由此上推312年（1582），利玛窦来到中国，惊呼科举制实现了柏拉图“哲人治国”的乌托邦。除了官员外，科举制还产生一个为数庞大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以家长、族长、乡望、耆宿等身份在各地区施加影响。他们不是官员，却承担了政府部分管理和动员的职能，并由此享受一些荣誉和特权。
这个局面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瓦解。“士绅叩官无门，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徐爽说。
利用手中的经济、人际资源从事商业活动，成为这些士绅的一个流向。但士子从商，并不是科举废除之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通商口岸逐渐增加。西方的商业因此溯江而上，直接刺激了长三角地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部分中央官员和封疆大吏，特别是直接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认识到改善军队战备的必要性，先后由湘淮军阀官僚、各省督抚创办了19个军火厂。这些军火厂全属于官办。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马上面临相关的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问题。19世纪70年代中叶清政府不得不在“官办”之外，增加“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即由商人出资，政府官僚来管理。这些企业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等，都享有种种特权，与官办企业一起，被后人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二三十年后，这些企业大部分失败了。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王韬批评它们“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富；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
同时，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1872～1894年，一共出现了100多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它们大多集中在上海，其次是广州，其他的也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
部分官商合办企业渐渐发生微妙变化。在大部分新公司失败的同时，一些公司由于其督办采取企业家式的经营方法而成为极成功的事业。许多在任和退休的官员开始在现代企业中为自己或子女准备后路。这也被称为官商合办企业的商办化。
因此，传统政治体制内的士绅阶层和官绅阶层一部分走上工商业，发展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成为中国工商业阶层最有政治经验和政治势力的一部分。据统计，到1912年，当时的商人群体约为150～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五。
这个巨大的绅商-商人群体，以江浙东南一代最为集中。据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的研究，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华商缫丝厂共97家，其中江浙有40家，资本额占全国缫丝厂资本总额将近90%.
这些具有政治和行政经验的绅商，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国家的危机结合起来，逐渐产生现代立宪的冲动。立宪派两大领袖张謇与汤寿潜就来自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
“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的实业精神
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诉求，这为晚清务实的立宪运动打下坚实基础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正在北京的江苏籍新科状元张謇，义愤填膺，单独奏疏弹劾李鸿章。不久，父亲病逝，张謇根据惯例回乡尽孝。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请张謇出来主办团练。他毅然应命。
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建工厂。张之洞决定抢先在苏州和南通建立纱厂，南通集资兴办事宜请张謇来担任。张謇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资金的穷书生，权衡再三，接受了这一重任。从此走上实业之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状元实业家”。
通过当地两位棉商的介绍，张謇组成上海董事会和南通董事会负责筹措款项。张謇没有自己的资本，并不是董事。他只是官方创办人并负责全部与政府的沟通。尽管如此，他表现出了独立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魄力——当上海董事会的人担心政府干预而想放弃时，张謇当即表示：“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尽管清末10年，私人企业的创办者大多是地方有功名的绅士，很多是现任或退休官员，但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初步有了“必不苦商”的现代企业精神，这为中国务实的立宪诉求打下坚实基础。
维新变法期间，对政治念念不忘、赶回北京的张謇，很快意识到朝局将大变，又避居南通，建成大生纱厂。1901年慈禧上谕“新政”，张謇认为又有了希望。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的建议下，张謇著成《变法评议》，提出42项政治体制改革主张。遭到慈禧的拒绝，张謇再次回到南通。此时，大生纱厂每年以15%的净盈利在增长。后来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王同愈、尤先甲等，都在此前后涉足商界。
张謇在1899～1911年间，共创办18个企业，参加9个公司的投资。他创办的企业资本总额（合股）达5483200元，经营范围广泛，既有工业也有农业，既有轻工业也有重工业，还有农牧业和渔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以此为开端，江苏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形成。
同时，在确立宪政改革方向之前，政府和绅商就已经开始寻找保障实业的新途径。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发现，从1904年上海首先创设商会开始，苏州、杭州随后相继成立商务总会。到1911年，江浙地区商会已达130余所。通过商会团聚起来的东南精英，影响所及，已经到了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的工程局、自治公所等市政机构。江浙绅商势力还迅速伸入医学会、教育会、书画会、救火联合会、体育会、商品协会等各种社会团体，赢得很高的社会声誉。
这些立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
东南绅商精英通过各种渗透，成为很有社会势力的新阶层。
1906年12月16日，上海愚园路，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会长，后来的保皇党分子郑孝胥在演讲中痛批中国数千年来的“家天下”制度，号召同仁“从事于预备立宪之盛事”。
参与立宪取代科举，成为绅商阶层新的参政渠道。在一份358人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中，不算普通士绅，仅当过知县以上的官绅就有77人。据统计，清廷成立的第一届国会性质的资政院，仅进士和举人合起来就高达63%.
之后，汤化龙、谭延、丘逢甲分别建起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团体，梁启超等人也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
在预备立宪公会中，江浙两省（含上海）会员占了三分之二，其中很多骨干成员被史学家归入“江浙立宪派”。
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成了官员、绅商和留日“海归”的政治俱乐部。除了张謇、郑观应这样与官员关系密切的绅商，一些边缘化的有志书生和能干的热血青年也参与进来，比如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好的小说家曾朴，再比如当时还是浦东中学教员的黄炎培。
他们的领袖人物，理所当然是张謇和浙江萧山人汤寿潜（1856～1917）。
明清时期的10大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曾留下辉煌的一笔。但是晚清时期随着外国商业势力的侵入，不论徽商、晋商，都相继衰败，而浙江商帮却接续原有实力，注重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结合，发展为最有实力的近代工商业地区势力。他们不仅在企业所有和经营上，而且在铁路建设上，都追求“商办化”。
1905年7月，汤寿潜被浙江绅商组建的浙江铁路公司推为总理，主持拒款自助的工作，发动民间集资，建造商办铁路。次年就动工修建沪杭段。1907年，汤、张共同抵制英国强行借款的压力，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清廷屈服外力、借款卖路行为。1909年8月，全部商办自助的沪杭路在汤寿潜等的坚持努力下全线通车。
汤寿潜是现代宪政比较早的主张者。早在1890年，在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4年写就的著作《危言》里，34岁的汤寿潜就提出精减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改良主张。他甚至提出“开议会”的主张。1904年，汤寿潜致书自己的恩师、军机大臣瞿鸿，请求他说服慈禧实行立宪。
除了为两江总督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并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謇还主动两次致信绝交20年的学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希望他劝说慈禧实行立宪。台湾史学家萧一山评价说，“袁世凯对清廷之决行宪政，颇有促成之功，而其原则亦由张謇之怂恿也。”
公民“意见”的力量
在立宪团体发动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
为了把“专制政体无责任之民”改造成“立宪国之公民”，预备立宪公会尤其注意把国会理论演绎成白话，力求让那些女人和小孩都晓得。
“我想我们天天把这话说上去，政府必然欢喜，说：好了，他们的程度真个够了。这就是百姓的造化。倘然一两次要求不到，就灰了心，说这个国家横竖不是我们的，不开国会，我就不管，这却断断使不得，到了危险的时候，仍旧是百姓受苦，我们大家想想罢。”曾任预备立宪公会《宪政日志》主编的孟昭常这样写道。
该会留日学生的思想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和民众的政治知识饥渴。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初编》，河南抚台一次就订购1万册；广西抚台甚至于1908年11月一次性订购《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达10万册。有些书因畅销风行，曾多次再版，至1909年6月，《公民必读初编》已印至27版，《地方自治纲要》印至15版。
与此对应的，是该会的《预备立宪公会报》对政府的敦促。清政府的每一个法令，每一个步骤，该报都给以多半是否定的批评。清政府为立宪而定的每一个时限，都招致该报的不满。在报纸的“疏解法令”栏目中，对政府出台的《各省谘议局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该报援引各国法理、学说，加以疏解剖析。
为了扩大会报发行量，预备立宪公会除在上海设立总发行所外，还在全国50多个城市设立销售点，并将传播的触角伸向海外，在日本东京、南洋华侨聚集地成立销售处。除了自办刊物，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中，英商创办的《申报》，1907年被该会会员席裕福买下；《时报》主人狄葆贤、主要撰稿人雷奋都是该会的骨干；《东方杂志》的实际主持者、任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家张元济是该会的会董。
很难估量这次全民政治启蒙的思想震级。在其他立宪团体的云集呼应下，全国在1908年出现的一次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湖南10000多人，广东11000多人，江苏13000多人，浙江18000多人。各省签名总数近10万人。
在这样的舆论风潮下，公民的“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1910年国会请愿期间，请愿代表要求面见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力被拒。10月14日，《国民公报》发表社论《诘问庆王》，次日，庆亲王被迫接见请愿代表。
国会请愿运动
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
1907年，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作为正式议院的基础，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并预筹设立州县理事会。预备立宪公会中的活跃人物，便积极投身到咨议局的筹备工作中。
1908年张謇筹办江苏咨议局，并当选为该局第一任议长。汤寿潜当选为浙江咨议局的议长。预备立宪公会许多会员成为各省咨议局的议员。这意味着立宪派主要活动阵地的转移——如果说刚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是一个云集立宪派人物和上层绅商的立宪团体，那么随着各省咨议局的设立，这些人纷纷转向到官方机构，预备立宪公会随之也成为一个较为单纯的立宪派互通风气的相互联系之处。在立宪派所发起的几次国会请愿运动中，它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联络作用。
1909年11月，汤寿潜得到被摄政王载沣召见的机会。汤将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另两位成员请到杭州，商讨如何“陈国会及内阁之要”。这是以预备立宪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立宪团体与清廷最高权力的首次接触。汤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数万言的奏折。他关于速开国会的主张没有被采纳。
此时，民间对于开国会的热情已经无法阻挡。
对君主立宪制有所了解的杨度认为，如果想要实现“责任政府”，就必须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而监督机构的设置，除了开国会，没有其他道路。
相比之下，东南绅商精英开国会的出发点要务实一些。在他们看来，没有国会，不能制定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口税有利于洋商而不利于华商。
身兼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和江苏咨议局议长二任的张謇，到杭州的另一个动作是说服浙江地方政府，江浙联手再次发起请开国会运动。经过各地的频繁活动，到11月7日已有7省咨议局代表到达上海，当即决定每天在预备立宪公会开会一次。
1909年12月，16省谘议局代表50多人，聚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第二年1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清廷借口筹备工作来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低下，拒绝提前召开国会。
请愿代表团致电预备立宪公会求援。预备立宪公会接电后，发表《致各界书》，通过江苏教育总会、上海总商会向全国教育界、商界发出参与国会请愿的倡导。
6月16日，请愿代表80余人前往都察院，按照不同的群体，递上10份请愿书。但清廷以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为由拒绝，并严令不得再行请愿。
10月的第三次国会请愿开始时，带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已经成立。10月3日，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其他立宪派代表，在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上结成与钦定议员相对抗的阵营，甚至公开鼓动民众：“民选议院之设立，非有国民之活动足以胁迫政府必不可得。”
10月26日，资政院一致通过奏请速开国会的折稿，请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这一次，连日本和美国华侨也参与进来。
清廷终于不胜压力，答应成立内阁，将开国会时间由9年缩至5年。张謇对此表示满意。据估计，1910年间的三次请愿活动，第一次约有20万人参加，第二次为30万人，第三次更多。
但被点燃的国民意志，已非轻易所能消磨。1911年10月9日，张謇在武昌庆祝新纱厂开工，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晚间和湖广总督端方谈到深夜。次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回上海。船开动时，他看见长江对岸起火——那是辛亥革命的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