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毒的不仅仅是三鹿婴儿奶粉。短短几个星期，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的，除了三鹿还有蒙牛、伊利等其它知名品牌；除了奶粉，还有液态奶和其它奶制品；在网络上曝光的，还有更多种类的中国制造的食品。
三鹿毒奶粉丑闻如同一张多米诺骨牌。
受害者的范围，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
禁止中国奶粉以至奶制品的国家，从欧洲、亚洲到非洲。
被毒奶粉连累的，从食品、药品、玩具到更多的“made in china”。
被抓的或被撤的，除了奶农、三鹿老板，还有市委书记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
被联想到的，有安徽“大头娃娃”事件，有毒饺子、陈化米、地沟油、注水肉、石膏豆腐、激素鸡鸭、敌敌畏火腿、工业酒精冒充食用酒，有奥美定、齐二药，有豆腐渣工程，有“萨斯”，有“特供”，也许还有瓮安、孟连、吉首和杨佳。
评论者的锋芒，从商业道德、政府监管、新闻管制、发展战略，进而指向整个政治体制。
二、
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越位，导致了三鹿奶粉悲剧的发生和扩大。由于权力的傲慢和腐败，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管制价格，干涉市场，限制媒体报道，干涉新闻，限制律师介入，干涉司法，如此等等，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和所谓政绩。毒奶粉事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不仅仅是疏忽和缺位，而是官商勾结，合谋“投毒”！
为什么政府和厂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大规模坑害民众的事，但民众就没有办法防止或制止侵害呢？“其根源当然是源于政府的执政不是民众选举的结果，而且政府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那就是因为民众无法用选票将不称职的政府选下台，因为目前中国民众的选票依旧是一张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用途的废纸。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民众不能真正制约他们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乃至作恶，才是一切人祸频发的总根源。请记住，每天频发的大大小小的灾难里所包含的人祸因素，无一例外指向这个政府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可谓万箭猬集。”（冉云飞：《三鹿奶粉事件的命门》）“伪劣食品成灾失控绝不是个别的犯罪问题，而是整个病态文化和社会下的自然衍生物。源头就是统治者拥有不受监督、可以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锺祖康：《毒奶食品只是冰山一角》）
人们其实早已认识到，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才是病根。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结石儿’之死，与其说是死于毒奶粉，不如说是死于制度之癌。在制度性癌细胞不断繁殖和扩散的情况下，最大的毒源就是制度有毒。” 抓几个奶农当替罪羊，换几个市长书记或局长，撤销几个国家免检称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事关整个制度的权力监督问题，而必须进行还权于民、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配套改革，权力才能在民众的监督下真正服务于公益和民众，道德也才能逐步提升、发挥自律作用。”（刘晓波：《毒害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要除‘三鹿毒’，当先除特供；要除特供，当先除特权；而要除特权，百姓就必先要一张可以平等坐在另一端的谈判桌。”（《 “三鹿”事件引爆中国“三特”：特色、特权、特供》）不从政治体制着手，“从根本上来讲，不解决中共政权的问题，”中国人就只有继续吞毒饮鸠，中国的孩子们，更可能因为幼年被毒害，一生都无法避免潜在疾病的危险。“（曹长青：《三鹿奶粉是怎么”毒“出来的》）
而制度是一个网络结构，一个具体的体制连着另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是隔靴搔痒；小改小革，小修小补，无异扬汤止沸。而大的变革乃是由小的改进、博弈和抗争，积累而成。体制的问题，和道德、文化、社会结构又有千丝万缕的互动联系。《南方农村报》一篇评论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固然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者素质低下、法治不健全等诸多因素有关，但其背后城乡对立的社会背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观察视角。在一个向食品中添加工业原料没有愧疚感的社会，在一个让小农无以自处而公众又缺乏反思的社会，在一个民众缺乏道德基础、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社会，任何细枝末节的制度改良都难以使现状发生根本性改观。”（《在一个没有愧疚感的社会》）
毒奶粉事件暴露了当下中国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缺陷，它对唯GDP主义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强烈挑战。它“是急功近利的经济主义和投机主义泛滥的结果，是权力精英与经济强势团体、社会财富与资源垄断精英阶层达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潜规则被全体社会成员复制和学习的结果，是‘摸石头过河’时早晚绕不过的暗礁。”（潇阳：《毒奶粉事件与中国社会与人的失范》） “毒乳粉事件充分证明了‘稳定压到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荒谬性。”由于不加反思的“稳定压到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和实践，“被忽视的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普世原则——人权。”（张赞宁：《人权才是硬道理》）
在经济腾飞的表面繁华和狂热的背后，是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政治腐败、民权受害、官民冲突、精神空虚、道德堕落，是公民与政府、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是人与人、物质与精神、人与自身的不和谐。
三、
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件，和这种处理危机的办法。普选权、代议制、问责制、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使这种罪行基本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三鹿事件，是制度网络的联动并发症：如果相关的任何一个制度环节还在健康运行，结果都不会这么悲惨、这么不堪。
如果有类似丑闻，足以让西方政府下台，但不会涉及到政治合法性。为什么呢？
在全权体制下，政府大包大揽，揽了一切好事，功德，利益，名誉；那么出了任何事情，政府也难辞其咎。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犯罪，政府就是共犯。公私不分的情况下，私人的恶行，也会算到体制的头上。改革开放30年，是政府（不得不）退却的30年，但政府的黑手还是到处乱伸。最近的“1900案”（南阳市民下载一部淫秽视频供自己观看，被罚款1900元），就是一个具有症候意义的事件：政府总是忍不住把手伸到公民的裤裆里。因为全权体制控制一切（企图控制一切而不可得，可称作后全权体制），所以一切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被政治化了。
根据韦伯的理论，人类服从的三个基础是习惯、情感和理性计算。相应地，合法性的三种类型是传统型、魅力型（卡里斯马型）和法理型。不过，合法性是一个关系性的动态概念，人们对合法性的感受将影响他们如何与国家进行互动，这些互动又反过来塑造人们对合法性的认知和判断。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赵鼎新根据民众和精英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将合法性分为法律-选举型、绩效型和意识形态型。（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西方民主国家是典型的法律-选举型统制，其合法性来自于民众的投票和规则的治理，而不是意识形态、政府的经济效果或领导人的魅力。而在绩效型统制下，经济发展、道德行为、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等都会直接影响政权的合法性。
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型主导的政治合法性逐渐被绩效型所取代。政府的权力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只放开经济而政治体制裹足不前的情况下，民众的基本权利经常被侵犯，甚至基本生存权也会受到威胁（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冤假错案等）；畸形的市场经和不受监督的政府之手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上权力寻租行为的扩张、官员的傲慢和无能，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官民冲突，民间的怨忿之气越来越大，几个月来接连发生的瓮安、孟连、吉首事件和杨佳袭警事件就是一个缩影。这些和三鹿事件一样，都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当下政治体制的感受，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政府官员失去信任，这直接威胁着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尤其是瓮安事件和杨佳案，对人们政治心理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之中。可以说，在这种体制下，出现三鹿事件毫不奇怪，而奶粉掺毒这种表面上的法律、道德或商业问题，直接关涉到整个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瓮安事件和杨佳案也是一样。海内海外，坊间论者，千夫所指；不从根本上进行政治制度变革，不但无法重新树立中国制造的声誉，而且无法树立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没有这种起码的信心，不但市场要失灵、政府要失灵，恐怕连伦理底线和民族主义也要失灵了！
四、
这还不是三鹿事件最令人震撼的部分。
在各个论坛被反复转载的一篇名为《某食品企业内部员工总结的不能吃的东西》的帖子写到：“不喝乳饮料，基本是水兑出来的；建议少吃香精；一定不能买散装的冷冻水饺；99％的蟹肉棒是香精＋淀粉＋色素＋蛋白做的；如果你能不喝桶装水更好，因为桶装水的桶是反复使用的，怕消毒不够，要尽快喝完，时间久了会有细菌；蜜饯大家不要吃了，生产过程太脏了；午餐肉主要问题是亚硝盐的问题，亚硝盐有致癌作用，越少吃越好；烟熏的东西尽量少吃；有些肠为了颜色好看，除了加素，还有硝酸盐超标问题；货架上的所有果汁，除了盒装的，其它的都不要买；不要买那种屁股突出来的西红柿，是打了激素的；做妈妈的，不要给小孩吃果冻了；太早和太晚上市的或者反季的蔬菜水果，最好不要买；不要吃翅尖，鸡从小到大打过的激素之类不会完全代谢掉，一般会在肢体末端累积；冷饮能不吃就不吃；吃什么都不要吃葡萄，那个打的农药实在太多了，水果当中农药含量最高的有苹果， 生梨， 桃子， 葡萄， 草莓……”
人们曾经相信名牌，相信“国家免检”，相信别人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投毒，现在三鹿婴儿奶粉里有毒，著名品牌纷纷落马，不是一袋两袋，而是数以万吨计。人心下流如此，还能说什么呢？有什么语言可以把人们从这种无助和失语中解脱出来呢？办几场奥运，射几个 宇航员，才能掩盖这种被强暴之后的灰暗和沮丧呢？
“面对天灾如汶川大地震，中国人表现出爱心、信心、力量和团结；面对人祸如三鹿毒奶粉，中国人愤怒的同时，却感到无能为力，特别是当你感到你每一口吃喝都可能是一剂毒药时。”（潇阳：《毒奶粉事件与中国社会与人的失范》）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还能够说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等待人们去说么？环顾四周，发现许多朋友与我一样，再次陷入极度失语当中，忍受因为无语和发不出声来的折磨。是因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因为该说的，早已经说过了？抑或是面对这样残酷粗砺的现实，我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失效，它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现实？”（崔卫平：《我的人性被冻伤了》）
“面对三聚氰胺，我还能写什么？要我说什么？”“我想，我没什么可写的了，我怎么会生在这种国家呢？我上辈子一定造了什么特别可怕的孽，才会让我生在这样的地狱里，居然连自己每天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萧瀚：《我能说什么？》）
谁又能置身事外呢？这种“平庸的恶”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肌体。这种“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利益，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制度。在我看来，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而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公仆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郭于华：《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 》）更进一步，“这批毒奶粉的受害婴儿倘有机会长大成人，他们到时也很有可能为了谋财而干同样的勾当，卖毒奶粉或别的中国贱货，因为‘受害者蹂躏后来者’历来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只要中国人继续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条件作反思忏悔。”（鍾祖康：《毒奶食品只是冰山一角》）
关于有毒食品的信息借着互联网在迅速传播：如果你不信，人家说的又有道理，谁都想减少中毒的机会；如果全信并想避免被污染，那恐怕得自己去种地、养牛，不去饭馆；但还是免不了要买油盐酱醋。除非拒绝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分工带来的一切好处，回到丛林去。但是上哪儿去找一块干净的林子？一块没有被主权、产权、司法权覆盖的林子？一块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林子？即使找到一个遁世隐居的地方，我们退得回去吗？我们已经和“文明”有太多的关联，我们知道飞机和手机，知道麦当劳和麦当娜，知道莫扎特和博尔特，知道民族和民主，知道秦始皇和马克思，知道胎教和安乐死，我们真的愿意退回去吗？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呢？
失语。无力感。绝望。玩世不恭。在社会中传播的还有这些情绪。我们对政治的态度越来越像对中国足球的态度，或者想离婚之前的夫妻。情绪、态度和人生观当然也有传染性，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从政治领域传染到工作和日常生活。
三鹿事件被曝光之后不久，《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讲到，在餐馆聚会，客人举箸艰难，拿起又放下。“不知道应该选择被毒死，还是选择饿死？”讨论的结果是：既然空气都是有毒的，防不胜防，横竖是个死，在被毒死或饿死之前，我们总不能被吓死！
三鹿丑闻所展示的，不是一个品牌的危机，不是一个“中国制造”的经济危机，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一场中国人的心理危机。在“有机会就移民”的心理浪潮席卷之下，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恐怕也想抽自己嘴巴。对一部分国人来说，三鹿事件就是压垮他们日常生活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感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安身立命所依靠的最起码的心理安全感、信任感和身份认同，内心和社会就会失序，生活就会被瓦解，哭不得，笑不得。
我们的反应、反思和选择本来就是事件的一部分。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讲述者。我们所这个时代也终将被人讲述——被人如何讲述，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思考和行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身和政治共同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