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些年，群体性事件眼见得越来越多了，人们发现，凡是群体性事件，矛头多半对着有关政府部门。很多事，比如出租车罢驶，商业拆迁，工厂的劳资纠纷，按道理本是该冲着资本家去的，但是，闹来闹去，还是政府当了冤大头。

为什么呢？难道说参与事件的人一律“不明真相”，全体听信了少数坏人的挑拨，非要跟有关政府部门过不去不可？当然不是。我们总是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不见得到了跟政府为难的时候，他们就一下子都眼不明心不亮了。关键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该揽的事揽得却太多，把“脏活”、“累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出租车行业原本跟其他运输行业一样，是个理所应当市场化的行业。但是，有关部门偏偏要把经营这个行业的权利，授予少数出租车公司，让它们垄断经营。结果呢，有了垄断权的出租车公司，空手套白狼，用出租车司机的钱买车，再租给司机，收取越来越高的份子钱，高达司机收入的80％左右。这期间，无论司机怎样反映、请愿，学者如何做研究、提议案，都无济于事，政府有关部门就是给出租车公司撑腰，把人逼上梁山才算拉倒。

同理，开发商拆迁，政府不当介入；劳资纠纷，政府也不当介入，平白把冲着商家的群众怒火，引到自己身上。

当然，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说有关部门的某些人并不傻，揽事无非是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只是，少数部门和少数人的获利，却得让整个的政府背负责任，不仅把事揽到政府的头上，而且让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导致群众和政府出现强烈的对立。

贵州的瓮安事件，甘肃的陇南事件，似乎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出来生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方存在着强烈的官民对立情绪，老百姓对于基层政府，缺乏起码的信任。其实对于这样两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而言，官方的信息不公开，只是事件发生之后，激发了流言的纷传，从而酿成大事。而大量没有根据的流言之所以能被人信以为真，关键在于，在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少数官员的确做过，或者说能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来。这属于另一种的揽事，政府官员超越自己的权力，谋一己之私，甚至无法无天，肆意侵害老百姓的权益。这种现象，在本质上，跟上面讲的官商勾结，并无大异。

我们的政府，权力实在是太大，说是要民进国退，说是要建设小政府，但是，政府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张。我们的政府，像一个手长手也大的巨人，将所有的鸡蛋都抱在自家的怀里，鸡蛋越来越多，越多越要抱，实在抱不住了，不是想办法把鸡蛋放下来，而是设法生出新的手来，还是抱着不放，结果是，手越生越多，政府变成了千手观音。政府当然不可能是千手观音，政府权力大了，“揽事”多了，准定是办不好的，不仅办不好，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历史告诉我们，过大的权力，是不好监督的，更何况，我们现在对某些政府官员，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监督。人非圣贤，权力能换来的东西太多，官员牟利而政府买单的现象自然就难免，一旦出了事，政府当然首当其冲。

冤吗？冤，也不冤。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师夷长技”，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为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王大臣奕訢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所以在奏折中说：“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他们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结果必然徒费金钱，无实际效果。他们特别驳斥了那种以“师法西人”为耻的荒谬论点。奏称：“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想振作，耻熟甚焉！今不以为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再雪其耻乎？”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求自强，在朝廷则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

张盛藻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递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痛定思痛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更具煽动性，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訢等人上折反驳说，倭仁之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不敢象倭仁那样一味“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洋人之举动，我们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却议论纷纷，一误何堪再误！他们指责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计谋，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当然不服，再次上折，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用人”与“行政”，所以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

为使清廷鼓励正途出身人员报考，奕訢等人再递上折、片各一件，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强调如仍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将不堪设想。他们斥责倭仁以“道学鸣高”，故意危言耸听，总以“师事夷人”、“奉夷为师”指责别人，其目的无非是阻止人们报考同文馆。他们声称，同文馆雇觅洋人不过是讲授天文算学，早已奏明入馆学习者不修弟子之礼，该折业经发抄，倭仁岂有不知？为什么信口开河，肆意攻击？他们继续“将”倭仁的“军”：倭仁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船坚炮利的人才，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他们于是提出希望朝廷请旨饬下倭仁保荐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由他督饬。清廷还真接受了奕訢等人的请求，发布“上谕”，要倭仁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人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倭仁不得不承认“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天文算学只为最不重要，“并非欲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在奕訢等人的策划下，清廷于是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使他也不能不染指洋务。但倭仁表示坚辞，未获批准，便称病乞假。

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下，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以“天象示警”来为顽固派辩护。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为了“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起见，必须“收回成命”，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是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他认为中国欲求自强，只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怀于民上”，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与“世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后果非常可怕。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杨廷熙自恃有倭仁为后台、又掌握儒学正统“话语权”，所以在奏折中还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衙门诸大臣，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统治者：“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该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等语。

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师事夷人”、“奉夷为师”、“师事仇敌”等类似于“里通外国”、“汉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最后，奕訢等人只能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相挟。看到两派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清廷便于 1867年6月30日发布“上谕”，一方面严批杨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用和解的口吻要倭仁“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饬令奕訢等应“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当然没有同意所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的要求。这场争论遂告结束。

这次历时半年激烈争论的结果，双方各有得失。顽固派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企图毕竟没有得逞，就此而言，洋务派胜。但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特别是正途出身人员依然寥寥无几。顽固派的主张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广泛支持，形成为一股相当强大的舆论力量，“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就写道，“正途”人员学西学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一时还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还有作俚语笑骂的，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人言籍籍，群起非难，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更少。总理衙门1867年7月初奏称：“两月以来，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共计投考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临时又有26名没有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72名中，不少是因为待遇极为优厚才来报考，所以学生质量很差。只得勉强录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毕业的只有5人，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实际严重受挫。就此而言，顽固派胜。

这次争论的实质是西学的价值问题，亦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地方”，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适性，那么所谓交流、交往将没有意义，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人类也不可能发展进步。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引入之初被称为“西学”，即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不应为“我”所有，而且是对“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洋务派虽不可能清晰认识到，自然也未明言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知识，但强调能为我用，毕竟是对其“普适性”的初步承认。声光电化、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从“西学”到“科学”的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近代中国最终承认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体系。现在，更是提高到“科教兴国”的高度。中外历史表明，国之兴衰、社会发展之快慢，与对这种“普适性”知识接受的难易确实大有关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回顾三十年走过的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惠及面最广的一次高速经济增长。过去三十年,中国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经济繁荣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社会、文化、卫生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经济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正如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为了对经济增长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并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艰难而持续的求索。在早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通常体现为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物质资本的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条件,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一观点的理论概括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一些明显缺陷:首先,我们不清楚是谁在决定资本积累的数量和种类；第二,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受制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上升。这显然无法做到,也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

在这个领域,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当属熊彼特(J.A.Schumpeter),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此后,库兹涅茨(S.Kuznets)和索洛(R.M.Solow)也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利用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数据进行计算,发现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产出变化的12.5%,而其余的部分则归因为技术进步。不过,索洛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给出内生的解释,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外生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罗默(P.M.Romer)等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对于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个人和企业有意识地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结果,换言之,技术进步本身是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并且,他们的研究也隐含地认为,除非从事技术研究的个人或企业能够获得某种奖励,否则,技术进步很难发生。而要确保这一点,必须建立承担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功能的一系列制度。

在研究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方面,鲍莫尔(W.Baumol)教授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在许多著作中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鲍莫尔特别指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取决于一个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以及由该规则所决定的报酬结构。

鲍莫尔教授在其新书《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里试图解释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最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在书中,“资本主义”一词并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指生产资料的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里而不是由政府拥有或使用这一事实。即使都是拥有这一共同特征的经济体,其经济的组织方式、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以及各种其他要素方面也可能很不相同。他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哪个经济体属于某一种纯粹形态。在鲍莫尔教授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鲍莫尔教授对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寡头型经济体制,乃至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缺陷都进行了深刻剖析。譬如,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在亚洲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然而,它的缺陷乃至危险在于: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过度投资；挑选了错误的发展部门或行业；腐败；难以停止向失败的部门或行业输送资源。寡头型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财产权制度偏向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政策设计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为了促进少数人(执政者及其亲信)的利益。因此,寡头型经济体制往往导致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和缓慢的增长、严重的腐败、持续存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等不良后果。即便大企业型经济体制也有管理僵化、不愿意创新和反对竞争与变化等问题。

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在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以后,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近来十分热门的话题。2007年国际经济学会曾经在北京召开圆桌会议进行专门的讨论。好几位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鲍莫尔教授提出了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实现领先性增长的四个条件:(1)易于创设和发展生意；(2)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可以得到良好回报；(3)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4)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如何释放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才能,作者也提出了中肯的看法。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欠发达国家要么采用了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在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对此,鲍莫尔教授认为,要摆脱国家主导,需要进行如下方面的改革:(1)减少创办生意的障碍,如简化企业注册程序；(2)使法律体系正规化；(3)改善资本的可获得性；(4)扩大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对于摆脱寡头型体制,鲍莫尔教授似乎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类欠发达国家可能需要迂回前进,首先转变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主导体制,然后再转向更加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体制。在此过程中,鼓励这类国家的年轻人到发达国家的学校和企业家型企业来学习和接触做生意的方式,了解创业所需要的法治环境和其他条件,将有助于驱动这种转变。

按照鲍莫尔教授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做出如下解释: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家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本质上是鲍莫尔教授等人所界定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也混合了其他三类体制的部分元素。

所以,毫不奇怪,鲍莫尔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的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对腐败和寻租需要警惕的国家。根据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的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从而催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的形式也从早先的“官商勾结”转变成近年来的“卖官买官”。根据官方信息,1998-2002年间,各级地方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99306件,2662名处级以上官员被判刑,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65％。其次,由于贪腐问题,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根据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的计算,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实际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9。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最富有10％的家庭与最贫穷10％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中国的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56％,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不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活动。总之,缺乏创新环境使得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粗放型的增长,而这条道路目前越来越走不下去了。最近两年来,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调研发现,企业家开办新生意的势头明显放缓,有的企业家甚至干脆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放弃了创业和经营活动。

在存在以上问题的同时,当前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面临着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到依靠创新、依靠技术进步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来。换言之,应该设法使企业家才能进一步释放到生产性活动上来。显然,这需要我们从既有的经济体制转向鲍莫尔教授所说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鲍莫尔教授的论述中获益良多。一方面,加快在中国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包括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降低创业成本。我相信,只要真正建立起激励生产性活动、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中国民间所蕴含的企业家才能就一定能够在创新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中国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原题为《改革，就是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比起《红》《蓝》《白》，更喜欢基斯洛夫斯基那十个短片《十诫》，而尤其偏爱《杀诫》（又称《杀人短片》）。

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他叫雅克，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他大约二十岁，目光迷离，神态恍惚，似乎在捕捉什么，可是看上去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游离的，他的存在仿佛仅仅是一个缝隙，他和谁也没有联系，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在一些恶作剧的举动中，雅克的轮廓才显得清晰：他故意哄走广场上正在觅食的鸽子；他从天桥上往下面行驶的车辆扔小石子；他推倒小便池旁边其他正在小便的人。这些做法本身当然很无聊；但很可能他内心有什么隐痛，那是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而同时另一个年轻人正在通过律师资格答辩，摆在他面前的是仿佛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只是他的头脑有些不确定，有些晦涩和灰色。当被问及为什么当律师时，他一再吞吞吐吐：“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希望我说真话还是假话？”他不相信运用实施惩罚能够阻止人们犯罪，能够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广场上闲逛的雅克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漠然。他在广场溜达时停在了一个小女孩面前，有“广场艺术家”正在给这个女孩画素描。女孩很小，她坐在哪里时，他注意到她的脚够不着地面。他走进一家餐馆，要了一点饮料和食品。餐馆的玻璃橱窗外面有两个女孩走过，她们朝里面张望，还停了下来。雅克朝她们示意，并报以灿烂的微笑。不知这是不是他内心秘密的流露？

一个出租车司机嘟嘟囔囔，身材肥胖，他似乎成心为难他的乘客，拒载、还把把妻子做的午饭扔给狗吃。在和别人的争抢之后，雅克坐上了他的车，他们一路往郊区驶去。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雅克要求关窗户，被司机拒绝，他们发生了争执——并没有太多的话。雅克拿出事先准备在身的一根绳子，从背后套住了司机的脖子，被卡住的司机的叫喊被奔驶而过的列车的声音掩盖了。最终，雅克将装有司机尸体的出租车推进了河里。司机是个大块头，雅克弄死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影片基本上是两个杀人过程所组成。很快雅克被捕、受审、出庭、被判死刑。行刑室正在有条不紊地准备。它只有一个目的：有效地工作，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有人提醒道“窗帘该换一换了”。关心窗帘的人，并不关心这天要处死谁，他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在一个人和旧窗帘之间，行刑者关心后者。

同样的冷漠不仅体现在下层狱吏身上，也体现在高级法官身上。年轻律师的老师、也是该案子的主法官对匆匆走过的律师说：“听说你新添了一个儿子。”这让神色悲哀沉重的律师无言以对。他心里想的是那个就要离开世界的雅克。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死囚牢房看望雅克。

雅克面对律师讲述了那个不幸的故事。几年前，雅克和自己的朋友喝酒，喝完酒的朋友驾驶拖拉机，把雅克十二岁的妹妹压死了。雅克内疚不已，一方面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可能也由此产生了对于司机莫名其妙的仇恨。

雅克是一个有巨大的内心创伤、精神零落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帮助。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人们互相之间的冷漠已经习以为常。雅克恳求律师将那张在照相馆放大的妹妹生前唯一的照片，送到母亲手里。在这期间，狱吏不断地来催促，行刑的时间到了。

执行死刑的场面令人想起了纪录片，基氏本来是拍纪录片出身。一群彪形大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堪称完美的、无懈可击的程序。压在他们之下的，是那个无助的小伙子，他最后的恐惧、喘息，被死亡扭曲的身躯，直至不动了。

基斯洛夫斯基的这十个故事中，特别偏爱的这一个，尤其喜欢影片中的那种灰色的低低的格调。在处理外景时，镜头上都装了滤光镜，其中的世界显得病怏怏的。人们在精神上病得很重，最大的病是冷漠。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没有人听得到生命在被剥夺时的那种无望的喘息。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还是那个大块头的司机。不同在于，雅克的被杀，是有组织的、有系统完成的。

作为昔日央视科教频道的王牌节目，《百家讲坛》在9、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到了十名开外，最低之时为第18位，在科教频道现有的24档节目当中处于中下游。这不禁让人忧虑：《百家讲坛》正遭遇“七年之痒”，日薄西山，衰落与死亡是否将成为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尤其在著名主讲人阎崇年被打、于丹被威胁之后，《百家讲坛》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疑。此前人们只是从知识层面批评《百家讲坛》主讲者的种种谬误，而阎崇年被悍然掌掴，则使人们意识到这背后还潜藏着严酷的话语权之争：在当下语境，掌掴者根本就抢不到与阎崇年平等对话的麦克风，为使意见表达更富影响力，掌掴成为最极端的方式。这里无疑包含了被迫的成分。而压迫力的来源，正是《百家讲坛》所象征的知识和话语霸权。借用文化形态学的分期说，当一种事物抵达生命巅峰之际，衰微的阴影便随期而至，《百家讲坛》亦然。2005、2006年，其霸业初成，傲视华夏，风靡一时，接下来必须迎接衰落的宿命。

对《百家讲坛》的盛衰变迁，我既无感伤，亦无快感，只想借此契机，来谈论一个与《百家讲坛》息息相关的话题：学术娱乐化。这个词组虽然不是由《百家讲坛》所直接衍生，但能升级为舆论争议的火热焦点，却离不开易中天和于丹们明星般的大红大紫。以至今日，该节目出现颓势，有人竟然视学术娱乐化为“罪魁祸首”。在我看来，这明显属于“欲加之罪”。学术娱乐化只是《百家讲坛》衰落之一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它承担不了决定一个节目之生死的重负。就其本身而言，很难说是个坏词儿。

有人曾区分“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认为前者是好的，值得发扬，后者是坏的，应该摈弃。我倒觉得，这种区分颇有些先入之见，事先预设了泾渭分明的道德鸿沟。你如何划分学术的通俗化与娱乐化的界限呢？学术本是极少数人的营生，当它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带点喜剧的气息，不能给人们的头脑以愉悦和滋养的快感，恐怕早就被拒之门外。特别在我们所生活的喜剧年代，“娱乐至死”乃是大众文化私奔的方向，通俗化与娱乐化之间基本上可以画等号，至少是近亲。若戴上上有色眼镜看问题，难免为其斑斓的外表所蒙蔽。

也许在这些人眼中，学术通俗化可取，娱乐化难行。他们谈娱乐，视之为洪水猛兽，谈虎色变。娱乐对于学术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会毁损学术的根基？这端看你怎样定位学术的价值、为什么而学术。如果认为学术是在寂寥的书斋里面皓首穷经，是用钉子穿透硬木板的格物致知，那么将其作为娱乐对象，则是两败俱伤：学术的高贵性被瓦解，被玷污，而娱乐者亦可能发觉，他们所寻的题材是如此枯槁艰涩，很难生产预期的娱乐效果。

所以说，学术与娱乐相结合，首先需要学术符合娱乐化的种种需求。你应该看见，如今被娱乐化的那些学术都是什么学术。康德、罗尔斯、在中国政治学界已成显学的“二施”（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怎么不拿来娱乐化一下呢？《百家讲坛》为什么只请易中天和于丹，而不请刘小枫和张志扬，或者形象儒雅、口若悬河、有法学界第一名嘴之称的贺卫方呢？因为在这个世上，毕竟还是有一些学术无法有幸成为娱乐的对象。那些维护学术高贵性的人，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我们不能说，被娱乐化的学术，就不是学术。它们仍隶属学术的一亩三分地，可它们无疑更接近大众的审美口味，如《论语》、《三国》、国史。这种学术的价值是指向大多数人的，是力图通过普及性的观念宣讲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如果它们不能像心灵鸡汤一样浇灌大众之心，那才是一种惨败。由此而论，我们则应该召唤一些学术思想娱乐化，如权利、法治与宪政意识、公民社会理论。只要能在公民心头播下正义的种子，以哪种方式并不重要，娱乐投射的面更广泛，那就娱乐一把好了。

当然，学术娱乐化仍有其限度：不能为娱乐而娱乐，更不能为了追求娱乐效果，而篡改历史，遮蔽真相，以至指鹿为马，满篇谬误。有人为讲《论语》的于丹挑刺，写了整整一本书；阎崇年对清朝执政者伟业的过度弘扬，更是激起公愤，终于遭到“武器的批判”。于丹和阎崇年作为失败的路标，正为学术娱乐化此后的出路指明了方向。

纪念改革活动蒙上阴影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是一个歌功颂德、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大好时机。然而天公不做美，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很不好，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外国刮风、中国漏雨。房市萧条，股市跳水，企业减产，民工返乡。地方财政大幅减收，底层民生捉襟见肘。这为中共官方的喜庆纪念活动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不仅如此，其实，二○○八这一整年的年景都不怎么好，中国人民的日子过得很不顺利。天作孽：灾异不断，南方下暴雪，四川发地震；自作孽：官商缺德，奸商无良造毒奶，贪官逞凶出暴民。虽然今年也有一个大「亮点」，北京举办了「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算是在全世界面前风风火火当了一回冤大头，但烧钱的快感总是短暂、冲喜的效果总归虚幻，刹那间的耀眼繁华，已随风吹雨打去。

官方对「改革」态度混乱

如今年关将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日子来得真不是时候。经历了○八年的大悲大喜，中国人都有一种「好日子」就快过到头了的坏感觉。此情此景，人们难免有一种疑惑：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是贺寿还是祭奠？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是打算起死回生还是就此盖棺定论？

对於改革，中国官场也显出了相当诡异、十分混乱的态度。一方面，改革前期的一些提法――如「解放思想」、「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近几年又被少数「改革派」政客重新捡了起来，并试图加以利用。似乎有那么一点老调重弹、死灰复燃的势头。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却频繁挥舞起政治大棒，压制批评意见、打击异己势力，甚至向无辜的「普世价值」发起一波愚蠢的围攻。种种事态表明，目前大大小小的官场中人，绝大多数大概早就不知道什么叫改革，更不知道改哪里、怎么改、朝哪改了。自一九九四年以来，「改革」仿佛成了万金油。在中央，「改革」就是一笔糊涂帐，放权让利叫改革，削藩收权、与民争利也叫「改革」，精兵简政叫改革，叠床架屋、增官设府还叫「改革」。地方就更糟了，招商引资、官商勾结也可以称之为「改革」，就连抢占民田、私分公产、乱收滥罚、卖官鬻爵，无一不可以命名为「某某领域的某某改革」，改革之乱，莫此为甚。

改革的社会动力降至历史低点

在中国民间，「改革」又是另一番光景。回想三十年前，民间社会才是当仁不让的改革主体，西单民主墙、北大人大代表选举，农民单干、职工下海，个体户发财、乡镇企业崛起，这些都是民间挣脱体制束缚的自发改革行为，属「群众首创」，与官府没有多少关系。当年，人民所有求於政府者，仅「允许」而已，如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批示那样，只不过是「不要动他」。但官府中人却见不得民众获益，终究不甘寂寞，小平南巡启动二次改革以来，官方开始大幅侵占民众的创业空间，一时间政府办厂、法院开店、军队经商，蔚然成风。后来几经折腾，但「改革」局面大变，官民易位、攻守转换，「改革」也就逐渐被权力所接管、所劫持。最近十来年，大凡有名份、有来头的「改革」，都一律由官府开张、「权贵」操办，民间社会既已被剥夺了改革「首创」之权，则欲改革而不达，就更难得从官办的「改革」中分一杯羹了。官防民，如防火，民防官，如防匪，官民「改革」两条道。在此情形之下，一切官办「改革」都免不了要惹事生非，免不了要诱发社会冲突和族群对立。

自从经历了教改、房改、医改的切身惨痛之后，中国改革的民间声望和社会动力已经降至历史低点。如今，二○○八可比不得一九七八，人们已普遍患上了「改革疲劳症」、「改革冷漠症」。不管是大改小改、好改坏改，民间社会大都姑妄听之，淡然处之，七分不信，三分不屑。这不奇怪，感到不公的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既然长达三十年的「中国奇迹」仍然让广大民众愤愤不平，接下来的「改革」政策又究竟还有多少新招值得老百姓期待呢？

政府无方向，民众没信心

政府无方向，民众没信心，改革在泥潭中挣扎，左支右绌，进退两难。这就是今日中国改革的现状。无怪乎有人说「改革已死」。然而，除了拿「改革」说事、用「改革」唱戏，中共当局又还有何话可说、何曲可唱？方今之世，当中共的「革命传统」成了无可争议的政治欠债，当马列斯毛意识形态成了一目了然的执政负资产，除了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之外，中共高层还能到哪里再去筹措可供其继续挥霍的执政本钱？所以，对当局而言，「改革」还不能死，哪怕它事实上已经沦为植物人。

而对中国社会来说，改革也确实还不能死。因为三十年的既往改革只触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浅表层次，尚未完成的任务比已经完成的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有待解决的难题比已经解决的也要多得多、复杂得多。在中国，持续变革、实质性变革的必要性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后续改革止步、政经转型无望，那么，一个厌倦了现状却又失去了前进动力的中国社会，将立刻变得分崩离析，无所适从，必将陷入不可自拔的长期混乱局面。

对改革评价的分歧两极化

关於改革的现状与前景，自然也涉及到对既往改革的评价。关於三十年改革的功过是非，不同的人也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近些年来，有关改革的争论不仅没有弥合分歧，反而使分歧愈加两极化。比如，有经济学家说，中国改革世界最牛，中国制度前所未有、天下第一。又有人说，中国改革背叛人民、祸乱国家，无功有罪，甚至罪大恶极，因此，必须「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这是两种极端对立的意见，其实结论却有其一致性，都是要终结改革。已经天下第一，自然不必再改革；已经罪大恶极，当然也就不应该再改革。这两种意见不同於「改革已死」的事实判断，而是「改革该死」的价值判断了。

在改革已经陷入泥潭的时候，美化改革是没有意义的，抹黑改革更没有意义。公允地说，中国改革有功有过，但至今为止仍功大於过；中国改革有是有非，但至今为止却是非不分。对於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个改革时代算不上好时代，但与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相比，它已经好了很多；更加关键的是，改革为今天和将来的人们提供了向未来的好时代和平进发的诸多可能性。然而，如果当局和民众放弃或者毁灭了这些可能性，我们这个时代离一个坏时代的距离，其实也只有咫尺之遥。

如果要作一个笼统的评价，我们应该说：改革是好的，但为改革附加的政治义务（即支撑一党专制的政治义务）是坏的；发展是好的，但对发展收益的政治性分配（即让官商利益联盟优先得利的政治性分配）是坏的。对改革的剖析再细致一些，我们似乎可以说：那些从民间出发、由体制外启动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从官府出发、由「权贵」操办的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社会自生自发、当局让步认可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当局刻意而为、民众被迫接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以扩大个人自由和社会公益为目标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以维护执政集团统治地
位和官僚集团独特利益为基准的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作为「公有制补充」的「增量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对公有制本身的「存量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背离中共政治教条的自由化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在专政教条里面转圈子的「社会主义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向公认的「普世价值」靠拢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一味强调「中国特色」的改革大多是坏的。

中国改革三十周年之际，在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遭遇寒流之际，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时刻：改革是生是死？改革向何处去？对此，中共当局和中国社会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杨佳杀警案已开始，就被认为这是一个分析中国形势政治性极强的事件，不但杨佳把目标对准了政府暴力的象征——警察，更有甚者，他是选择在中共建党的7月1日行动，而有报道称他在上海闸北公安局大楼的主要杀警行动也选择在一层、九层（官方报道是十一层）和二十一层，这组数字合起来就是中共建党的年份1921，……无论是杨佳“精心预谋”，还是民间的片面解读，整个行动对中共一党专制统治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中共当政者对此又要比谁都领会得更加深刻，从案发之初就用特别手段将杨佳母亲王静梅秘密送到北京公安部门的精神病院控制起来，到安排政府法律顾问谢姓律师配合官方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到审判过程非法处置案件的主要证据和证人，以及一口拒绝对杨佳的精神状况进行法医鉴定……看得出来，由上海帮背景的周永康所主管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统一调配着公检法司（律师）的资源，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这桩案件，将对中共尤其是上海帮的损害控制到最低限度。

然而，任何当权者（尤其是集权独裁者）总是低估人民的觉悟，周永康肯定没有想到：杨佳案发生以来对抗中共警察的社会民意完全浮上了台面，人们竟然把杨佳视为新时代的武松，杨佳语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在民间产生的共鸣，大大超出了所有中共中央文件的影响力，杨佳成了所有不满中共一党专制压迫的民众的“精神领袖”，人们期待已久的“陈胜吴广”终于重出江湖……就此而言，这个刑事案件所代表的政治含义，也是1949年中共当政以来所有其他的刑事案件都无法比拟的。

后极权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共并非铁板一块，中央政法委要一手遮天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上海帮的新帐旧债早已不得人心，虽然中共一如既往实行网络控制，但是艾未未、刘晓原等对杨佳案的追踪文字传遍了海内外；上海法院两次开庭都有群众自发到法庭外公开声援杨佳；而杨母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密情被揭穿，以至于近日不得不放她回家，不仅显示出有人相对杨佳案一手遮天是不可能的，而且剑锋所指也相当明确：曾经在扳倒陈良宇重创上海帮的时候，上海政法委书记吴志明由江泽民保护过关，这一次看来即使不倒台似乎也要脱一层皮了。

从上述背景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何以在时下，江泽民不断推出“限制团派”的政治动作、上海帮从上到下总动员高调批判胡温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了。正是由于这种台面下权力斗争的政治因素在左右杨佳案的审判过程，加之胡党与团派每次在与上海帮较量的过程中总是落下风，人们对结果很难乐观起来……杨佳最终被仓促处死的结果，证明上海帮依然在主导中南海政局，同时也证明中国大陆社会的官民矛盾水火不容、司法黑暗、政治腐败已不可救药。

如果说，在此之前是杨佳一个人在向中共“讨说法”，那么现在不仅有杨父杨福生更加坚定了要向中共“讨说法”的决心，而且还涌现出艾未未等更多的人要向中共“讨说法”，套用中共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一个杨佳倒下去，千百个杨佳站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佳的祭日也是中国司法的祭日” ！中国进入了一个人民群众勇于向中共“讨说法”的“后杨佳时代”。

不出我的意料，杨佳最终被处以死刑。2008年11月26日，这也许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因为杨佳28年短暂的生命在这一天被无情地终结。此前，我一直都为我自己不具备杨佳这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勇气而感到深深的自悲。

孩提时代，在官方教科书的宣教下，我曾经对警察群体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敬，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种有关于警察的反常消息都不断地进入我的耳朵，令我开始对警察群体产生了质疑。1995年的冬季，我还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读书的时候，因为在住处的工厂内拿着铁链锻炼身体，最后却被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当成小偷拳打脚踢，那个时候我真想狠狠地反击他，可惜力量远在他之下。

等到21世纪初，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告别了曾朝夕相处的父母，去到了其它城市打工。在2000年的夏天，我在长安街的远洋大厦里面卖苦力，晚上收工之后，我和几位工友吃完饭就往住处进发，结果在一个小巷子里被警察拦住。我因为走在后面，所以才幸运逃脱，几位被带走的工友结果在一位北京的熟人拿钱去取的情况下才得以释放。

这样的悲剧并非北京所独有，在中国的南方，那几年同样是每天都在上演。我在2001年赴深圳打工，走在街头，时常可以看到警察拦住路人盘问，很多人都在盘问后被带走。那个时候，我在外出的时候只得自己多加小心，见到那样的场景就赶紧躲开。即使这样，有时候，当你晚上安稳地睡在租用房屋里时，也会有警察前来查房，仅仅有身份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得有暂住证，否则就可能被带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警察就逐渐蜕变为一个特权阶层，不仅仅收入高，而且还能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所欲为。不论是在计划生育的过程中，还是在强制拆迁和征地的过程中，你都能看到警察的身影，反而在你遇到小偷或是劫匪的时候，警察显得若无其事，你报警了，他们可能还会责备你自己不小心。

如今的中国，不少遭受过警察不公正待遇的人都会谈警色变，有的扼腕叹息，有的甚至破口大骂警察是“有执照的流氓”。警察在当今中国已经彻底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他们时时刻刻都视民众为敌人，而民众也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好感。

每一个生活在这个警察当道的社会里的普通民众都是不幸的，但杨佳却更为不幸，他两度因为自行车问题而被警察野蛮殴打，后一次还被打坏了生殖器。加上他母亲王静梅女士因为遭受不公正对待而上访无果的家庭经历，他能不对警察这个群体恨之入骨吗？虽然我不主张以杨佳的那种方式去发泄对警察的不满，但我却能设身处地地对杨佳的行为给予理解。

杨佳袭警事件发生以后，各种媒体上都充斥着有关此事的报道，尤其是在网络上，有关杨佳的帖子更是火爆至极，绝大多数网民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杨佳的这一边，对杨佳的行为叫好。一时间，“大侠”、“英雄”、“勇士”等称号纷纷加于杨佳，这是近些年来少有的现象，说明中国的民众已经觉醒，明辨是非的能力比以往大大增强。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度，所有的法律所体现的不是民众的意志，而是统治者的意志，杨佳选择7月1日向警察这一中国最强势的群体之一大开杀戒，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表达对统治者的严重不满。警察群体不是官方媒体所口口声声称呼的所谓“民警”，而是名副其实的官方爪牙，一旦民众和官员产生矛盾的时候，即使民众理直气壮，但警察却会坚定地为官员说话，甚至于充当官员的打手。从日常生活中警察那耀武扬威的姿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内心那我行我素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中国每个地方的警察在素质上也是良莠不齐，让人不解的是，深圳和上海的警察似乎比其它地方的警察更为不守规矩。深圳警察的猖狂可以从他们对自由作家刘水、李剑虹的驱逐，以及对作家赵达功的严厉管制中窥见一斑。而上海的警察则更是无法无天，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他们对访民的残暴和对自由作家的迫害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

上海曾经在历史上盛产流氓，如今，昔日的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早已作古，取而代之的却是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他所领导下的上海政法系统已经彻底堕落为一个力量强大的流氓集团。按照现今的中国法律，杨佳被判死刑并无悬念，但在杨佳案的审理过程中，上海政法系统完全是进行黑箱操作，毫无程序公正可言。如此作为，让起先对那些被杨佳杀害的警察有些同情的人也觉得杨佳杀得痛快。

杨佳被判死刑的结果在1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早就是沆瀣一气。最高院对上海法院判决结果的许可让人感到中国的法律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尊严，最高院不可能不知道杨佳案的程序不公正，他们最终核准了该案的死刑判决，这让很多人对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憧憬顿时化为了泡影。

仅仅一天时间，就在11月26日，我们就看到了杨佳在上海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一个满腔正义的热血青年生命就这样灰飞烟灭，他留给官方的也许是无尽的快感，但留给普通民众的却是无尽的忧伤。

杨佳和我是同龄人，和我不同是，他是父母的独生子，按照传统观念，他的生命也许要比我宝贵得多，但他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上海警察发出了一声强有力的怒吼，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杨佳真可谓是侠之大者，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在杨佳的惊人勇气面前，我不得不自愧弗如，但愿杨佳能含笑于九泉，因为他找回了中国人丢失已久的抗争精神，他的这种精神将激励着更多的人去舍生取义，向暴力执法者发出反抗的声音。当然，我更期望中国能真正走入一个法治的宪政民主时代，既告别杨佳，也告别恶警。

杨佳兄弟，一路走好！

2008年11月26日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演讲）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腐败的根源是什么？是我们原来就有的计划经济。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太多的事情是公权，我是一直不太赞同太多地从道义的角度去思考腐败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制度造成的。是因为有那么多公权，有人就有了腐败的机会。你要不削弱那些公权的话，它就总是在滋生着各种腐败的动机。所以，怎么限制公权，怎么使公权在发展过程当中，真正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又是一些特殊的问题。是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也是改革所比较着力的一些地方。

咱们回过头来看这30年，还是改革了不少，还是打破了很多公权力，我们就回想30年前吧，30年前卖猪肉的都是公权力，瘦的给谁，肥的给谁，有没有皮在那儿，那就是公权力；你有没有票，走不走后门，那就是公权力。至少这些年，我们还是打破了许多。现在呢，确实还有一些政府的管制，国有的资产，国有的企业，国有的垄断等等，公权力还是在背后发挥影响，还是有很多既得利益。那么怎么办呢？就是继续改。而且我们想想，过去30年，我们把很多中小的国有企业都运营垮了吧，这些资产当中至少公权力小了吧。我们现在一些大的国有企业，在民营化和改革之前，现在是怎么加强监管，来限制来约束公权力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讲，还是要逐步把这些公权力用别的权力替代下来，把这个既得利益破除掉。

所以，我说我们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有希望。总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没改好，但你回过头来想，30年前，到处都是国有企业，然后到90年代末新世纪初的时候，下岗了2700多万人，多数中小国有企业在地方上都已经民营化了，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过渡。回过头来想这个过程，我们还是有信心吧，中国人也不笨吧。而中国人也会看到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吧。当然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是很强大的，有时候需要危机才能够解决，需要大家觉得有要解决的问题。当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当这些大企业利润还很高的时候，改起来确实很难，因为它的既得利益抓得比较紧，而且很有理由啊，你为什么要改我，我挺好啊，对不对？我们过去为什么改，是因为它有问题实在走不通了，问题实在没法解决。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冲突，就是怎么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寻找一条道路，能够使这些既得利益得以转化，使新的利益集团能够培育出来，然后去和这些旧的利益集团进行竞争，冲突，逐步用新的利益去替代旧的利益。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抱幻想，包括走极端。你甚至可以来一个革命，你可以打破原来的坛坛罐罐，你可以把一些沙漏抓起来，但接下来你有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替代它？这个制度也不是一天能够形成的。所以，回过头来这么想的时候，我说我们这样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仍然是一条好的道路，比较起来仍然是最好的道路。是在大家的利益都能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对原来的既得利益进行转化，使利益结构发生逐步地变化，逐步走到彼岸去。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对改革的过程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它不是一天能实现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有个概念：当我们处在中间状态的时候，既不是此岸，又不是彼岸，处在中间过渡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又很复杂，这时候会出现一种改革焦虑症。谁看现在的制度都不顺眼，旧体系的利益集团看不顺眼，再往前看，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也不顺眼。现在又有很多矛盾冲突，也不顺眼，大家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这种焦虑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理性地来看待这个过程，理解它的艰难，理解它的漫长，理解历史不是一天完成的，特别是一个制度，特别是一个像我们这样有几十年计划经济历史，又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方的差距又很大，这是一个历史的漫长的过程。

改革焦虑症其实都是参照系的问题。你要是参照最好的，完美的制度，那大家都焦虑了。但要想到完美制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改革的过程。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来理解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如果一下子用革命的那种方法，把你认为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都铲除，能解决问题吗？我想我们就寻找一条渐进的过程，逐步把它做过去，让大家的利益逐步调整。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太理想，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科学分析。科学分析就是事实上这事物会怎么发展；这个经济规律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在发展和改革当中，我们近期能实现的和远期能实现的东西相互关系是什么。对此都要作出理性的分析。

自11月3日重庆全城出租车罢运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的出租车司机连环”罢运”冲击波轰动中外舆论。据媒体报道：11月10日，三亚市200多名出租车司机罢运，并聚集在市政府门口，要求与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接洽；11月10日,由于不满当地大量非法出租车辆干扰客运市场,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发生了上百辆出租汽车集体罢运事件；11月16日，广东潮州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堵塞潮州广场；11月20日，由于不满当地大量非法出租车辆干扰客运市场，广东汕头出租车司机大罢工；而在同一天，云南大理也发生数百名客运司机集体罢运事件；最新一起则是11月24日湖北省随州市全城出租车罢工停驶。此外还有一些小型城市风起云涌的罢工事件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在这些事件中，最具典型意义是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后，重庆市当局声称与”罢运”者展开平等、公开、透明地对话；而出租车司机则明确要求建立自己的行业工会。官民双方释放出的信息，都具不同以往的启示性意义。对此，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在官媒发表看法认为：”薄熙来与部分出租车司机代表、市民代表面对面，直接倾听群众诉求，开启党委政府应对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新方式。”然而，官方的这个大有自我标榜之嫌的说法，很易让人联想到89年”六四学运”那一幕。

在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北京之春”政治事件。当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罢课活动，目的就是要与政府对话与谈判，希望借此促进政府”反官倒、反腐败”和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以及学运性质等。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该报道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其中第一条就是”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这个要求完全合理合法，符合当代公民群体与政府平等谈判的游戏规则。然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竟以暗含政治老人们”老子暴力打天下坐天下”，岂容与学生娃娃平等谈判的惯式思维，对学生要求做出威胁性的回答。袁木声称：”请愿书”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云云。他的这一答复，完全堵死了与学生团体在和平、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交涉，达成相互妥协解决问题的可能，最终以召集军队的武力镇压方式，否定了学生要求”反官倒、反腐败”的正当谈判愿望。

从此，这个社会便陷于了日趋严重的腐败与不公而无可治愈，导致了今日中国官民对立，警民冲突等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连环爆发。据已公布的统计的数字显示：群体事件目前每年要发生4-5万起（100人以上的才算群体事件，而少于100人的冲突事件则多如牛毛，无法统计）。特别是今年以来，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竟然井喷式的涌现。杨佳那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一个说法”的维权宣言，如今已响彻中华大地。仅仅近期爆发的重大群体事件就有瓮安冲突、惠州骚乱、孟连动乱，而刚刚发生于本月7日下午至8日凌晨的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民众与警察对峙，推翻并烧毁警车暴力冲突硝烟未冷，11月17日、18日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再次发生震惊中外的更大规模民众反对政府迁市的上访抗议运动，但由于当地政府没有出面接待群众，谈判解决问题，导致群众冲击市委机关和警方暴力应对，造成上百人受伤，3 0多人被捕。事后政府便习惯性的声称”一小撮挑拨”。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官民冲突事件，大致都是由于政府拒绝与民众群体对等谈判，导致矛盾激化，最后借口 “一小撮挑拨”进行暴力镇压，不断重复着”六四”习惯模式。

当今中国的整体腐败与社会不公，正是权力贪婪与资本贪婪不受制约造成的。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是导致民权不保，社会不公的两大关键问题。而本文所倡导的”社会对治谈判”，就是克服此问题的一剂药方。所谓”社会对治谈判”，包括民众群体制约政府权力贪婪的官民谈判（群体谈判）和工人集体制约企业主资本贪婪的劳资谈判（集体谈判）。

本文意义上的“群体谈判”，是指由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社会群体事件时，代表群众诉求的组织或团体（有的仅是临时性的）推选出代表与政府面对面的对话解决问题。它在谈判桌上直接表现为公民社会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对治。”群体谈判”的诉求往往是多方面的，甚至是政治性的，要求一揽子解决相关问题。例如”六四”学生组织提出对话问题的12条要求、4点声明。这种民众谈判权是民主社会必须保护的；也是宪政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群体谈判”构成了对政府权力的重要制衡力量。因此本文又称之谓”权利与权力的对治谈判”。为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利益，民间社会必然要求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因此公民有权建立临时的或长久的自治团体与组织，形成公民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反制。这也就是从寻求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平衡的角度，确立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治。

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还有另外一种重要方式，即”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实质，就是以公民社会的组织力量和群体抗议行为，制约政府的权力贪婪。权力本身潜藏着特有的侵犯性和腐蚀性 , 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会越权与腐败。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的权力扩张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导致权力本身的癌变。无论何种公共权力，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存在着否定这种权力公共性的异化力量。上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洛德•艾克顿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权力所能换取的利益越多，即权力的含金量越大，权力的贪婪性也就越大。当前，中国之所以腐败深入到公权力体系的骨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且难以排解，除了没有宪政制度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原因外，更在于政府权力不受公民社会的权利对治。中国要想迎接宪政时代的到来，促进民间组织的成长是其关键。当下争取公民结社的自主权与谈判权，应该是最重要的公民维权运动。而”群体谈判”能否实现，是验证这个社会是否走向了民主与法制的一种标志。

本文意义上的”集体谈判”，是指由雇主或其组织为一方与工人组织（一般是工会）为另一方，主要涉及劳资双方权益所进行的谈判。集体谈判的主体是企业主或企业主组织与工人组织双方。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机制，是工会维权活动的途径之一，是劳动者对治资本贪婪的有效方式。集体谈判制度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被认为是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协调劳资矛盾的”伟大发明”。集体谈判过程不仅是一种以经济事务为中心的谈判过程，也是一种政治过程，是多种力量相互较量最终达到妥协的过程。集体谈判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谈判双方具有独立性和代表性。

但在中国，无论是党政机关的工会组织，还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组织，都是名副其实的官办工会，其领导人都被纳入”领导干部”，按其不同的隶属等级，享有不同的行政级别。由此可见，中国官办工会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权的一种辅助性、依附性机构，而不再是一个群众意愿结合，自我维护利益的团体。当今中国官办工会面对工人失业、下岗、买断、矿难、拆迁、农民工、欠薪等等一系列悲惨遭遇毫无语话权。在最近闭幕的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代表党要求工会出面控制工人以适应党和政府的发展战略，而不是促使他们成为制约权力与资本贪婪的对等谈判者，具有要求工会去做缓和工人不满情绪，消除工人对抗性行为的明显政治意图。其实不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改良派如费边派，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保守派如新自由主义，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特点是贪婪的。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向来离不开”独立工会干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保障独立工会活动就是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却只引进资本贪婪，不引进”独立工会干预”。工人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低下，安全和医疗等等没有保障，有的还动辄遭受打骂和侮辱，甚至还发生了黑窑、黑包工头等比奴隶制、法西斯集中营还残酷的工地剥削。　

综上所述，中国跌足改革的30年，引进资本家剥削，却不引进独立工会约束；只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会对治，对待群体事件一贯采取镇压手段。这便导致了公权与资本合谋无人制约。它们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大大加快了公权与资本大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私利和腐败。如此同时，中国当局对待群体维权代表的镇压和拒绝独立工会的态度，客观地导致了当下中国群体事件发生时的谈判者往往难以确定，甚至缺席。例如刚刚发生不久的三亚上访司机们，始终不愿意选派代表与政府部门正式谈判。这恰恰正是因为”六四”镇压的”秋后算账”模式，至今都在沿用，导致百姓恐惧维权背后的风险太大，”社会对治谈判”无法实现。

任何群体事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利益诉求的组织者和动员者。然而，在近年发生的群体事件中，当需要对话和沟通时，却很难找出代表谈判的责任者。这反过来也加大了政府控制社会的成本，致使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矛盾走向的判断力。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必须首先进行保护群体谈判权立法，明确规定谈判代表因履行谈判职责行为不受法律追究，赋予谈判代表以法律豁免权，彻底否定“六四”以来暴力镇压群体事件这样一种习惯模式。

由于权力自身就具有贪婪性，因此不能指望政府哪只“政策的手”，会摆平社会公平；正如不要指望资本自身的贪婪性，会自发满足劳资双方的利益均沾一样。”群体谈判”与”集体谈判”，正是”社会对治谈判”平衡社会公平与效率的两翼。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中国要走向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公民必先争取一张可以平等坐到另一端上的谈判桌。当下中国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与群体事件，正在呼唤 “社会对治谈判”机制的常态化，而重庆全城出租车罢运，不仅敢与政府面对面谈判，并要求建立可以平等坐在谈判桌上另一端的行业工会，可视为一种”社会对治谈判”的尝试，其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