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光：改革三十周年：办喜事还是办丧事？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是一个歌功颂德、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大好时机。然而天公不做美，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很不好，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外国刮风、中国漏雨。房市萧条，股市跳水，企业减产，民工返乡。地方财政大幅减收，底层民生捉襟见肘。这为中共官方的喜庆纪念活动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不仅如此，其实，二○○八这一整年的年景都不怎么好，中国人民的日子过得很不顺利。天作孽：灾异不断，南方下暴雪，四川发地震；自作孽：官商缺德，奸商无良造毒奶，贪官逞凶出暴民。虽然今年也有一个大「亮点」，北京举办了「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算是在全世界面前风风火火当了一回冤大头，但烧钱的快感总是短暂、冲喜的效果总归虚幻，刹那间的耀眼繁华，已随风吹雨打去。

官方对「改革」态度混乱

如今年关将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日子来得真不是时候。经历了○八年的大悲大喜，中国人都有一种「好日子」就快过到头了的坏感觉。此情此景，人们难免有一种疑惑：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是贺寿还是祭奠？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是打算起死回生还是就此盖棺定论？

对於改革，中国官场也显出了相当诡异、十分混乱的态度。一方面，改革前期的一些提法――如「解放思想」、「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近几年又被少数「改革派」政客重新捡了起来，并试图加以利用。似乎有那么一点老调重弹、死灰复燃的势头。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却频繁挥舞起政治大棒，压制批评意见、打击异己势力，甚至向无辜的「普世价值」发起一波愚蠢的围攻。种种事态表明，目前大大小小的官场中人，绝大多数大概早就不知道什么叫改革，更不知道改哪里、怎么改、朝哪改了。自一九九四年以来，「改革」仿佛成了万金油。在中央，「改革」就是一笔糊涂帐，放权让利叫改革，削藩收权、与民争利也叫「改革」，精兵简政叫改革，叠床架屋、增官设府还叫「改革」。地方就更糟了，招商引资、官商勾结也可以称之为「改革」，就连抢占民田、私分公产、乱收滥罚、卖官鬻爵，无一不可以命名为「某某领域的某某改革」，改革之乱，莫此为甚。

改革的社会动力降至历史低点

在中国民间，「改革」又是另一番光景。回想三十年前，民间社会才是当仁不让的改革主体，西单民主墙、北大人大代表选举，农民单干、职工下海，个体户发财、乡镇企业崛起，这些都是民间挣脱体制束缚的自发改革行为，属「群众首创」，与官府没有多少关系。当年，人民所有求於政府者，仅「允许」而已，如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批示那样，只不过是「不要动他」。但官府中人却见不得民众获益，终究不甘寂寞，小平南巡启动二次改革以来，官方开始大幅侵占民众的创业空间，一时间政府办厂、法院开店、军队经商，蔚然成风。后来几经折腾，但「改革」局面大变，官民易位、攻守转换，「改革」也就逐渐被权力所接管、所劫持。最近十来年，大凡有名份、有来头的「改革」，都一律由官府开张、「权贵」操办，民间社会既已被剥夺了改革「首创」之权，则欲改革而不达，就更难得从官办的「改革」中分一杯羹了。官防民，如防火，民防官，如防匪，官民「改革」两条道。在此情形之下，一切官办「改革」都免不了要惹事生非，免不了要诱发社会冲突和族群对立。

自从经历了教改、房改、医改的切身惨痛之后，中国改革的民间声望和社会动力已经降至历史低点。如今，二○○八可比不得一九七八，人们已普遍患上了「改革疲劳症」、「改革冷漠症」。不管是大改小改、好改坏改，民间社会大都姑妄听之，淡然处之，七分不信，三分不屑。这不奇怪，感到不公的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既然长达三十年的「中国奇迹」仍然让广大民众愤愤不平，接下来的「改革」政策又究竟还有多少新招值得老百姓期待呢？

政府无方向，民众没信心

政府无方向，民众没信心，改革在泥潭中挣扎，左支右绌，进退两难。这就是今日中国改革的现状。无怪乎有人说「改革已死」。然而，除了拿「改革」说事、用「改革」唱戏，中共当局又还有何话可说、何曲可唱？方今之世，当中共的「革命传统」成了无可争议的政治欠债，当马列斯毛意识形态成了一目了然的执政负资产，除了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之外，中共高层还能到哪里再去筹措可供其继续挥霍的执政本钱？所以，对当局而言，「改革」还不能死，哪怕它事实上已经沦为植物人。

而对中国社会来说，改革也确实还不能死。因为三十年的既往改革只触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浅表层次，尚未完成的任务比已经完成的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有待解决的难题比已经解决的也要多得多、复杂得多。在中国，持续变革、实质性变革的必要性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后续改革止步、政经转型无望，那么，一个厌倦了现状却又失去了前进动力的中国社会，将立刻变得分崩离析，无所适从，必将陷入不可自拔的长期混乱局面。

对改革评价的分歧两极化

关於改革的现状与前景，自然也涉及到对既往改革的评价。关於三十年改革的功过是非，不同的人也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近些年来，有关改革的争论不仅没有弥合分歧，反而使分歧愈加两极化。比如，有经济学家说，中国改革世界最牛，中国制度前所未有、天下第一。又有人说，中国改革背叛人民、祸乱国家，无功有罪，甚至罪大恶极，因此，必须「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这是两种极端对立的意见，其实结论却有其一致性，都是要终结改革。已经天下第一，自然不必再改革；已经罪大恶极，当然也就不应该再改革。这两种意见不同於「改革已死」的事实判断，而是「改革该死」的价值判断了。

在改革已经陷入泥潭的时候，美化改革是没有意义的，抹黑改革更没有意义。公允地说，中国改革有功有过，但至今为止仍功大於过；中国改革有是有非，但至今为止却是非不分。对於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个改革时代算不上好时代，但与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相比，它已经好了很多；更加关键的是，改革为今天和将来的人们提供了向未来的好时代和平进发的诸多可能性。然而，如果当局和民众放弃或者毁灭了这些可能性，我们这个时代离一个坏时代的距离，其实也只有咫尺之遥。

如果要作一个笼统的评价，我们应该说：改革是好的，但为改革附加的政治义务（即支撑一党专制的政治义务）是坏的；发展是好的，但对发展收益的政治性分配（即让官商利益联盟优先得利的政治性分配）是坏的。对改革的剖析再细致一些，我们似乎可以说：那些从民间出发、由体制外启动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从官府出发、由「权贵」操办的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社会自生自发、当局让步认可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当局刻意而为、民众被迫接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以扩大个人自由和社会公益为目标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以维护执政集团统治地
位和官僚集团独特利益为基准的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作为「公有制补充」的「增量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对公有制本身的「存量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背离中共政治教条的自由化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在专政教条里面转圈子的「社会主义改革」大多是坏的；那些向公认的「普世价值」靠拢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一味强调「中国特色」的改革大多是坏的。

中国改革三十周年之际，在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遭遇寒流之际，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时刻：改革是生是死？改革向何处去？对此，中共当局和中国社会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