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的中国可谓是风雨飘摇，虽然成功地举办了一届重金打造的超豪华奥运盛宴，但大规模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却接踵而来，震惊中外的瓮安骚乱刚刚落幕几个月，甘肃陇南地区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性骚乱，让人不禁为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而深深忧虑。

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共当局在此事发生之后不再隐瞒消息，而是很快就让其见诸媒体，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如今的宣传腔调和以往并无丝毫的区别，那些因为遭到殴打而奋起抗争的群众再度被喉舌媒体视为”不明真相”的糊涂蛋，他们的反抗行动亦被抹黑为”冲击市委机关”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近些年，中国官场的腐败已经日益深入，各级官员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能够分一杯羹，纷纷无视党纪国法以及做人的良心，千方百计地进行权力寻租，强征土地、强制拆迁等恶劣行径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疯狂敛财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完全是建筑于普通民众的痛苦之上，虽然很多官员自己早已是是盆满钵满，但一般的老百姓却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官员权力的极度泛滥使得如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有可能被点着和爆发。

陇南骚乱和几个月前的瓮安骚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大事件都是官员首先出动警力镇压民众所致。可悲的是，一次次的官逼民反事件之后，官方的喉舌媒体都将主要责任推卸给无奈的民众。官方的《甘肃日报》和新华社均称”11月18日零时左右，部分上访人员冲击市委机关，砸坏部分车辆和办公设施”，但他们在报道中却也透露出了一个让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秘密”，那就是”闹事”拆迁户早在11月17日上午9点就来到了市委门前上访。很显然，拆迁户的上访行动在起初非常理性，毫无暴力冲击官方机构的动机和行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上访行动就已经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当时的访民却无法形成今天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从瓮安骚乱和陇南骚乱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起初的少数维权民众最后都得到了其他围观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事情发展到最后，原本与那些利益受侵害的群众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也在良心的驱使下自觉地加入到了他们的维权行列。

30多名拆迁户缘何能鼓起”冲击市委机关”的勇气？和平理性的维权行动缘何会演变成无法调和的官民暴力冲突？所有这些问题你都无法从官方的喉舌媒体那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而只能从海外独立媒体以及网络论坛上寻找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因。针对此次骚乱，虽然官方媒体反应及时，但由于担忧其它地方的民众争相效仿，他们仍然在报道参与的人数上做了手脚，上万人的维权行动被说成是只有两千多人参与，而且对官方出动警察非法抓捕民众的重要细节只字不提。

陇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11月18日的通报中称，17日武都城区部分群众上访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信访干部公安干警出面劝导遭一些不法分子殴打致伤，导致60多名干部群众和公安干警受伤。甘肃当局对此次群体性事件的”定性”和以往中共当局对其它群体性事件的”定性”如出一辙，我们再次看到了官方惯用的”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法分子”、”教唆”、”煽动”等极富对立色彩的词汇，官方以民为敌的思维再一次表露无遗。

原来此次维权事件和今年的”5.12″大地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地震中，陇南地区是重灾区之一，当地政府官员想方设法地截留救灾款和救灾物资，因此引起了民众的愤怒。据维权网披露，陇南市四大班子曾准备迁市，在没有进行严格科学的规划下，陇南市政府先准备搬到东江镇。政府把东江镇的土地低价征收，给农民许诺盖经济适用房和给予一些补偿。在将农民大片土地损毁和将房屋夷为平地后，最近政府又决定不搬迁到东江镇，而是要搬迁到几百公里外的成县。如此一来，使得大批田地被毁、房屋被拆的民众生产生活没有依靠，还有大量民间投资也因政府改迁而无法回收，于是，民众纷纷上访市委、市政府，要求妥善安置，解决补偿，同时惩处腐败官员。

17日上午部分民众在市委门前的聚集请愿可以说是忍气吞声之后的无奈之举，虽然当时的陇南已经是寒气逼人，但他们在没有得到官员答复的情况下，直到晚上仍然不愿散去。就是这样一群手无寸铁的可怜民众，在晚上的时候，竟然遭到陇南政府出动的警察与武警的非法抓捕，被捕民众达到60多名，包围政府办公楼的民众最终被武力驱散。

其他民众不服，约5万人遂于18日早上聚集到政府大院中，他们要求市委书记王义出面来解答问题并释放被抓民众。这些民众在当时仍然没有对政府机关进行暴力冲击，而是希望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解决问题。但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当地政府却出动四、五百名武警和警察到场镇压，施放催泪弹与防暴弹，使得武都满城乌烟瘴气，警察还用警棍与砖头殴打民众，甚至连十来岁上学路过该地的小孩也不放过。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民众才冲入政府大楼砸毁了电脑、桌椅、门窗，并放火焚烧了市府大楼，还烧毁了7辆警车和市政府的10多辆公车。

毫无疑问，此次陇南骚乱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当地政府官员，即使民众有暴力举动，那也是忍无可忍后的无奈选择。官方在事后的各种片面说辞不仅难以服众，而且极有可能为将来更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埋下隐患。近年来的官民冲突可谓是与日俱增，而且在规模和冲突程度上有不断加大的趋势，由此可见，中国的官民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每每发生群体性的维权事件，中共当局选择的不是理性的疏导，而是蛮不讲理的暴力镇压，这种处理方式看似可以在短期里维护社会的稳定，但长远来看，将产生更为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冲突再次爆发，局势将难以收拾。

刘晓波先生曾在其评论杨佳袭警案的文章中这样提到：”以民为敌”的官权思维必然带来”官逼民反”的冲突，也必然造就一种普遍的”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心理。在中国当前这种极权体制下，官权的泛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反腐败”与”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再响亮，在缺少宪政民主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官员们为了自己腰包的鼓胀，仍然会置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良心于不顾，继续侵害民众的合法权益，并在民众的反抗过程中将自己彻底地推向民众的对立面。只要这种现状没有改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就会全民爆发。

2008年11月20日

王军涛

【作者简介】王军涛，北京人。17岁时，就因参加1976年的“四五运动”入狱。出狱後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原子核子物理专业。1979年主办《北京之春》杂志，担任副主编。1980年策划和推动首都高校学生竞选活动，并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北大选区第二名。八十年代中期参与创办民办独立思想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9年因召集各民间团体组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而被通缉。1991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直接要求下，从关押地点直接送往美国。1997年获得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后获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中国司法观察顾问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联络人。

正如“犬儒主义”的特立独行被异化与曲解为没有道德责任感一样，“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正被官方主流媒体正面化为反对政治改革至少是民众参与的话语利器。只要出现群体一致的声音，总会有御用文人出来指责其为民粹主义，指责民粹主义的背后就是将群体声音归入“多数人的暴政”。

民粹主义之于中国政治现实仍然不是真问题，但是对可能导致社会突然解构的情绪进行启蒙指导确有必要。因为民粹与“多数人的暴政”之间的逻辑链表面成立，但本质上，后者是个伪命题。一言以蔽之：多数人的暴政归根结底是少数人的暴政。历史上最经典的例子发生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即耶稣作为宗教革命家出现而被处死的事件。按字面意思理解，罗马殖民统治者惧于民意而不得不改变宽恕耶稣的初衷，最后交由犹太人的公会来执行死刑。就事件的本质看，是耶稣的新的解经方法触犯了法利赛人的利益，引起了后者的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法利赛人又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呢？简单地说，他们是由文士（经师）那样的知识分子与犹太中产阶级构成。法利赛人是一群爱国精英，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反对既成的希腊化经义，在政治上对罗马殖民统治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对于犹太内部与罗马统治合作的撒都该人采取敌意。

法利赛人是精英，但更是少数。由于他们的形式主义与繁琐主义，在西方后来的文化历史中成了“伪君子”同义词。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他们以“多数人的暴政”的面目而行“少数人的暴政”的本质，到公元70年之后，其文士成员取代了祭司的地位，集解经与祭祀权于一身。虽然我们没有历史数据来说明法利赛人在犹太人的比例，但是按现代政党形式比较，它不可能超过中共在中国全民人数中的比例（小于6%）。此非故作历史影射，也不管激进的反共理论家们如何地描述中共的暴政状态，它本质上从来就没出现过“多数人的暴政”机会。

如果一定要指斥反右与文革等运动形式的“多数人的暴政”，并在今天用所谓的历史教训来压抑民粹情绪，那么，我们不妨从两个线索去看待它：

第一，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暴政”，实质上操控于极少数分子，甚至连“少数人的暴政”都算不上。

在勉强可称为“少数人的暴政”的结构中，一个被赋予神性的集团领袖掌控一个又一个可互相替代的政治小团伙。一旦这类的小团伙失效，就将被神性化的领袖所抛弃。这种本质，也揭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及的政党集团内部派斗的残酷性。领袖的神性（位格）化，是科学社会主义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在封建传统浓厚的俄罗斯与中华帝国成功的最核心密码。

第二，归结为领袖神性化的“少数人的暴政”在信任结构上更喜欢选择家族统治。

虽然列宁与斯大林均未建立起有效的家族统治，但此后苏联官僚体系的高度特权化与裙带政治，实为其变种。在中国，毛泽东亦未能建立起家族政治体系，实在是因为他的长子死于一场战争赌博。成功地建立起家族统治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以金氏朝鲜最为突出。等而外之，凡是具有家族统治特征的政权构架，又无一不是“少数人的暴政”的文本。萨达姆的伊拉克是之，尽管它已成为历史。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少数人的暴政”虽然屡屡被人造的神性所庇护，但它的逐利性亦是天然性格。这样，曾经发生的革命则无一例外地是少数人（较有标准意义的少数人）对全民（整个社会）的一次政治赌博。一旦博弈结果利于少数人，那么特权则是合理所获。除非这个集团有着较好的宗教信仰，愿意将彼岸精神置于宪法之上，尽管彼岸精神并不实际干涉宪法的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讲，最好的法治归根到底是人治即道德人的治理。道德人的治理肯定是少数治理，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去暴政化的，是“好人政府”。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特权作为“少数人的暴政”的表现形式与频率，越来越在家族统治中出现。变卖或瓜分一个庞大的全民具有追索权益的企业（或一项资产），采用家族统治方式，相对于利用外在团伙要安全得多。所以说，分析中国政治现实政治的“少数人的暴政”特征，更应注意经济领域的诸种动态。

“少数人的暴政”作为分利机制，其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在经济上的庸俗化倾向。这是因为“少数人的暴政”与政权机构平行并且可以细分。目前，出现四千五百人争抢一个公务员职务的现象恰是证明，因为在任何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少数人的暴政”局域内，分利的可能性是能够明确预期的：首先，在工资收入方面，边界相对清晰的局域较社会其他行业更有保证；其次，由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导致的监察成本的高昂，监察实质不起作用，寻租收入超过合法收入是“合理腐败”，并且寻租收入越高实际上越受边界相对清晰的局域内人士的尊敬；再次，“少数人的暴政”为打击民间的监督力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是群体事件动辄被政府政治化的原因所在。

北京律师协会的直选事件，典型地说明的了“少数人的暴政”急于把群体事件政治化的倾向；还有，典型的“少数人的暴政”背后经济利益通过这一事件也暴露无疑，每年数以千万计的管理费是如何开支的，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秘密事项。就不用说社会公众无法了解，就是身在协会册子的律师们也难以知道详情。类似的情况还有中国体育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于芬出来挑战周继红绝非仅仅限于经济利益，本质上于芬早就是“少数人的暴政”的受害者。

通过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了自身的维权，这是一个好现象。它使中国的维权运动从草根阶层向精英阶层提升了，其远期效果很可能是推动整个国家的财政民主。简单的说，在经济社会里反对“少数人的暴政”要比完全政治化的社会里成本小得多。

陈水扁先生被扣上铐子塞进「警备车」拉走，他在拘留所绝食。台湾媒体用的是「囚车」这个词，马英九先生特别更正，说应是「警备车」，因为阿扁前总统还不算囚犯。今从马总统，用「警备车」一词。阿扁被拘，恐怕举世无人说阿扁是清白的。可他究竟犯了那些致命错，才招来这锒铛入狱之祸之辱呢？

太宠老婆祸连党国

在我看来，他起码犯有两大错。第一，当初他在台上时，不该放过其前任们的腐败，应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二千年大选，宋楚瑜至少质问连战十次：「连先生，你们父子两人皆任职公务员，但现在财产有二百多亿，你能解释钱是从那来的？」宋楚瑜的这个质问，连家的这个事实，阿扁难道不知道？你上台后为甚麽不予追究？据媒体报道，蓝营贪污的钱超过二千亿，其中超过十亿的贪污案至少有六十起，绿营人士抱不平说「却无一人戴上手铐」。还好意思攀比！为甚麽不把他们铐起来？

国民党统治台湾半个世纪，树大根深，民进党乍一上台，千头万绪，还来不及清淤池塘底，想来是原因之一。那麽除此之外，是否另有其他丑陋的原因？比如故意不清理这个老池塘，继续让其藏污纳垢。一切如房檐滴水，点点不差。凡事照老道儿描，他吃过的肉，你也要吃一通，他喝过的汤，你也要喝到肚儿圆。好，今天终于喝饱了，喝到自己的胃把自己整个人、整个家族、整个党压倒。

阿扁犯的第二大错是太宠自己的老婆。请原谅我的口德。吴淑珍女士久坐轮椅，心理明显变态。或者即便不坐轮椅，像中国大陆许多女人，一当官太太，心理就变态。心比嘴大，欲壑难填，夫妻彷彿前店后厂，男人人前当官，女人屁股后数钱。阿扁与太太的关係又有不同，先是吴氏下嫁，不惜与父母闹翻；再是太太为营救自己遭遇车祸，导致终生残疾，阿扁悔愧无地。既已位极总统，自然希望分些馀炎馀光给太太。孩子爱玩具，太太爱数钱，那就由他人后门儿送钱给太太数好了，一博太太开心，二抒悔愧之意。宠太太本来是中国男人难得一见的好德性，可宠到阿扁这份上，也太过了。

北京贪官物伤其类

谈了阿扁两大错，顺便再说说阿扁两大功。第一，无论如何，阿扁对于台湾民主化进程，曾起过无可替代的正面作用。第二，他今天的境遇，作反面教材，足以警戒来者。马英九先生固然不敢、不会蹈前任覆辙，我相信台湾任何其他继任者今后也决不会再犯同类罪错。不止台湾，对大陆领导人也有某种程度的警醒意义。北京ＣＣＴＶ第四套节目近几个月来一直密集追踪报道陈水扁弊案，阿扁戴手铐的镜头流佈之后，我猜ＣＣＴＶ快踩煞车了。为甚麽？物伤其类，北京有人害怕呀。阿扁入狱，台湾的民主吓北京，给阿扁记三等功一次。

北京青年杨佳一口气杀死了上海六名警察，成为震动全国的一件大案。该案在审判过程中的若干黑箱操作，如杨佳母亲被上海警方绑架送进精神病院，引发了民众普遍的谴责与愤怒。此案也彰显出上海社会弔诡的现实：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与政治上的极度野蛮，居然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死难警察的家属，一开始还要努力为死去的亲人争取“烈士”的谥号，甚至有一名失去丈夫的妻子还在个人博客中鸣叫屈，但很快他们就消音了。

据上海方面的小道消息说，原来上海公安局拿出巨资作为“封口费”，即每个被杀害的警察政府给予三百万元的补偿。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以一名基层警察一年五万年薪计算，相当於六十年的收入。这一天价的补偿，终於让死难警察的家人乖乖地保持沉默。这些死难的警察大都是普通民警，而不是腰缠万贯的贪官，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总算为亲人留下了一笔财富。

从来没有尊重生命

这一次，上海方面大大方方地给每个被杀害的警察三百万，实际上是要安抚所有军警宪特的心，让他们即便肝脑涂地也有所盼望，让这些“专政工具”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甚至献身。至於为甚么要给三百万，而不是两百万或四百万，则完全无法可依，甚至并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而是由某要员金口一开，随意给出的。

对於中共当局来说，人命关“钱”，人命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作为一个依靠暴力杀戮来夺取政权的政党，作为一个依靠阶级斗争来维持政权的政党，中共从来没有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意识。今天的中国政府乃是全球最富有的政府，中国拥有超过十亿的廉价劳动力，这些人都是中共肆意压榨和盘剥的奴隶劳工。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自然坐享其成、财大气粗，可以像天女散花一般四处撒钱。

如今的中国，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早已破产。尽管中共是一个拥有七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尽管每一个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曾经宣誓效忠，但作为党魁的胡锦涛清清楚楚地知道，没有一个党员真正忠於这一套谎言机制，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失去了信念与价值之后，则惟有金钱和利益可以维系这个统治集团。於是，最高当局视公款若私款，用国库里的钱来买平安，用国库里的钱来买稳定，或者更准确地说，用所有纳税人的钱来买一个党的独裁统治的合法性。

到那里去寻求公义

有的人的生命可以换来三百万，有的人的生命则一文不值，虽然他们同样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比如那些四川大地震中死难的学生，比如那些在毒奶粉事件中死难的婴孩。他们不是死於天灾，乃是死於人祸。他们死於商人的贪婪，死於官僚的贪腐。可是，他们的家人不仅得不到任何赔偿，而且在维权的过程中还遭到当局的骚扰与打压，甚至被抓捕入狱。一个戕害自己的孩子的国家，还有甚么希望呢？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欲哭无泪──律师被严令不得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法院被严令不得受理他们的诉讼，他们到那里去寻求公义呢？看来，还是毛泽东说的好，在他所缔造的“共和国”之内，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

2008年中国大陆人民内部矛盾之尖锐，可以用”火山爆发”来形容。中国老百姓之纯朴，可以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可我们的政府呢？却是权力膨胀，利欲熏心，贪腐无度；当台湾和澳门政府准备给民众发放人均千元的消费券时，我们的地方政府却要大规模发放债券，从民众手里借钱，可见这个政府是何等的贪婪无度。

作者为独立新闻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1950年1月，小说家奥威尔逝世，饱受肺结核折磨的他终于可以解脱了。那年，他46岁，正是一个小说家的最好时光。

如果奥威尔熬过了这年春天，我想，他将活下来，并最终会抱着他那病羸的身躯，移居中国，近距离观察他的绝笔之作《一九八四》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排演。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抵抗这场试验，轰轰烈烈、空前绝后的人类试验之强大诱惑，更何况，那还是他自己剧本的首演。自然，断送他那小说家生命的肺结核也可以借助中医的法术得以根治，而他那近乎忧郁的心情大约也会像北京的天空一样开阔、高远，和……短暂（这大约是一个合适的词汇）。这位人类命运的预言者，大约也会选择定居在北京这个适宜肺结核病人疗养的城市，一个充满金黄尘埃与廉价阳光的城市，并写下另一部长篇小说，那，该是一部历史传奇了。

然而，奥威尔幸运的早逝了，留下了《一九八四》这部令人震撼且恐怖的小说，和这部小说中场景在东方世界那更加震撼与恐怖的演出。剧未终而人已残，好在剧作家已经不能出席谢幕了，否则，这将是怎样的尴尬与悲惨！

奥威尔说，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思想控制。是的，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专制统治之处，就在于极权主义关注的不仅是它臣民的身体、行动，而是他们的思想与感情。极权主义的权力冲动，在于对人的控制与改造，而不是物的占有与分配。如果技术能钻进人的身体并控制人类情感，极权主义者必然不惜代价获取，甚至毁人之城，灭人之国。好在这种技术没有原子弹那样简单，至今还没有发明，这于《一九八四》中人物温斯顿来说，是活下来的惟一理由。因为思想的反抗是他活着的意义，而反抗之可能，就因为还没有这种技术——“他们无法钻进你的身体”，因此我们可以幽会，可以做爱，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以思想，至少在头脑中，在与情人的对话中。

然而，他错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正是这个错误，注定了他温斯顿的命运——陷入核心党虚构的反对组织的阴谋中，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思想与忠诚，向敌人放开了最后一道防线。自然，身陷囹圄只能是最终结局，身体的折腾与思想的改造继之而来，无可或逃。甚至连最后一点人性的东西也被周密地消灭了，活下来的温斯顿已经是一具僵尸。且听听核心党成员奥勃良的嘲笑：

“如果你是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你那种人已经绝迹，我们是后来的新人。”

“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

温斯顿打败了，完全崩溃，身体的与意志。他的生命已经终结，而那位核心党领袖奥勃良的嘲笑却从《一九八四》中汹涌而来，越过小说中的大洋国，淹没了东亚大陆，那片由长城防卫着的黄色土地。

“你就是最后一个人！”核心党说。

是的，自从意识控制术发明之后， 最后一个人已经消失，所有的人都只是傀儡，被操纵的机器与组织的工具。人的皮囊只是信息编码与控制的对象，作为防护体系的皮肤与作为自主意识的大脑，已经瘫痪，成为意识控制的最好与最后的试验场。而所有这些现代政治技术中的核心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或者，按奥威尔的说法，那就叫做“双重思想”：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

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

这段核心党伪造的极权主义理论，足以让普通读者迷失。它太理论化、太费劲了，不适合普通读者的胃口，但奥威尔却不想放弃，在小说中插入这样坚硬的石块。其实，国人对于“双重思想”的理解，简直不需要任何解释。所谓“双重思想”，无非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无非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一套；无非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所谓“生存哲学”与“政治智慧”；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那种反抗策略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混世名言；是对现有势力的恭顺与屈服、承认与分赃，是随时准备“彼可取而代之”的暂时容忍与最终的反叛；是以“无法之法”为一切法的统治手段的核心内容。核心党领袖奥勃良说“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表面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要打败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

“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要改造他们”是的，多么宏伟的宣言！多么崇高的冲动！而这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本质，权力冲动最原始的依据。按奥勃良的说法，就是，核心党“不论财富、奢侈、长寿或者幸福，我们都没有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感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就是目的”——

以前的各种文明以建筑在博爱和正义上相标榜。我们建筑在仇恨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怖、狂怒、得意、自贬以外，没有别的感情。其他的一切都要摧毁。我们现在已经摧毁了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再敢信任妻子、儿女、朋友。而且在将来，不再有妻子或朋友。

《一九八四》的世界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由仇恨、欺骗与镇压编织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对人类思想的控制上，但更是建立在对人类情感的毁灭上。一切极权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对人类的犯罪，以反人类为惟一的快乐之源。思想的改造、情感的亵渎、意识的控制、肉体的消灭、人际关系的拆毁、社会的瓦解，都只有一个目的，将人类当做试验品，以发泄他们对人类的仇恨。

我们总是将极权主义当做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其实，以中国文化积累之深且厚，哪里需要西方世界的扶贫？《孙子兵法》的“攻心为上”虽说是战争艺术，但稍具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明白，中国的政治技术，从根本上说就是军事技术的运用。“攻心”也者，思想与情感控制是也：“攻心”云者，“教育与改造”是耶！只不过这一套现代技术，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更悠久的传统，法家的威权、兵家的阴谋、儒家的温情、官僚的冷酷、现实理性的算计，众恶所归，五毒俱全；再来一个创造性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西方极权主义的“中国化”，人类历史上两股权力主义终于合二为一，且蔚为大观，并登峰造极……真该为我们伟大文化的新生而举杯相庆，奏盛世乐章了！

学者们总是以数学运算来推测文化交流，以为东西对撞的结果必然是最优文化的融合与最新文化的生长，这真是所谓逻辑梦梦了。可悲的是，文化交流的现实却往往是最劣文化的汇流。惟水就湿，惟水流下，是谓“下流”。只有那些“下流”、“低劣”的文化因素才会馄饨一体，汪洋恣肆。人类文化的优良成分，必是逆流而上的结果，是抵制、抗拒人性中恶的结果，所谓“一口气提不上则万劫不复”。文化的优良成分，因此必然崖岸崔嵬、壁立千仞，需要人类去朝圣、去膜拜、去上下求索、去静修与参悟；需要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敬审谨慎“善护持”。夫子教导“未闻往教，只闻来学”是，此之谓文化的尊严。而那些“下流”们总是自己找上门来，随势就下，侵入你的身体与意识，如同酒肉之徒呼朋引伴——泥水搅合，鱼龙混杂。

现代极权主义的中土化，批评者往往归罪西方，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云云，这真是找了一个特好的替罪羊。它将自己的罪恶一股脑推给一个无名之物，一个无法开口说话、无法自我辩护的“他者”，这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统治技术的专门——制造并不存在的敌人！制造假想敌，一个永远处在黑暗中的影子。“仇恨”于是有了对象，控制于是有了理由，清洗于是有了借口，饥饿与死亡于是有了崇高的价值；而核心党也因此获得了永恒权力，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绝对权力……

奥威尔揭示的现代极权主义，使东方世界的我们猛然惊醒——原来那并非西方式的凶神恶煞，武力与暴力、技术与组织；而是我们文化中的温柔面纱，一种古老的“亲爱的妈妈”式的统治；一种“动之以情”的说教工作；一种“攻心为上”的统治艺术；一种人性改造的系统工程。

奥威尔的写作，因此便在替东方世界的现代性正本清源。也因此，奥威尔是我们的，他为中国写作。

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诗已经死了。同样，《一九八四》之后，思想已经终结。然而，思想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最后历史的到来，因为人类的命运远未注定。“人”，那些无产者的存在与发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作为希望。

在奥威尔那黑色的忧郁中，总是有那么一缕亮光渗漏。这大约是社会主义者奥威尔内心的矛盾。他无法放弃理想，那是他政治思考的出发点与价值标准，更无法割舍历史，他那短暂然而饱受折磨的生命历程。对无产者的亲和，试图与无产者打成一片，进入他们的世界并了解他们，是他生命中最强烈的冲动，对无产者的“发现”与寄托，也是他坚持写作的永恒动力——一个黑暗世界里的惟一光明。尽管，在奥威尔的笔下，无产者只是一个影子，模糊飘忽，仿佛剪影，但他们却少有的鲜活、生动、充满生命，充满人性的光辉。他们是真正的“人”，笑着、叫着、爱着、恨着、生育着、劳动着、烦恼着并痛苦着。他们在生活中，生活在他们中，生活只在他们那里，他们就是生活。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这些东方读者，重新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存在——一个被完全扭曲了的概念，一个被改造了的群体——无产阶级之人性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里，无产阶级的人性早已被阶级性掩盖与抹杀。读奥威尔的过程，于是便成了发现之旅：对于无产者、对于无名群众、对于生活，对于人性，对于历史中的永恒与人类希望的探险之旅。

是的，无产者是没有思想的个体，永远活在当下，他们没有意识。“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他们不觉悟就不会造反”，一个悖论！一个令人绝望的谶语！但这仅仅是理论，是语言建构。幸运的是，奥威尔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作为小说家存在。作为小说家的奥威尔，虽然有着令人震撼的政治敏感与历史想象，但理论激情从来没有窒息他那小说家的直觉，那种艺术家成其为艺术家的强烈现实感，那种对生活本身的关注与洞察，那种对存在局限的绝望却清晰的反思。

“我们不是人，他们是人”， 温斯顿对情人裘莉亚说。他们，那些无产者，那些无名群众，他们是人，而我们不是！

“生活会打败你们”。尽管在奥勃良的严刑之下，温斯顿还是抱持着道德上的优越，这种优越也许仅仅是某种希望，某种漂浮物，某些模糊片段，但他绝不放弃。“生活会打败你们”！不错，这是最后的真理，温斯顿的与奥威尔的，如果有真理的话。

这是奥威尔一切主题中的最核心的主题，一切思想中最核心的思想。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读懂奥威尔；理解了这一点也才能最终逃脱奥威尔式绝望假象的迷惑：理想破灭者的痛苦，未来世界追寻者的焦虑，过于强大的思想体验捕获了一个小说家的情感。但奥威尔的绝望绝非宿命，因为他的底层体验，因为他对人性的确证，因为他对生活的敬畏。

是的，他们是人，而我们不是。

思想者总是为思想迷狂，但思想者也为思想丧失一切，身体的与情感的；无产者或许没有大脑，但无产者却保持着完整的身体，与完全的生活。他们也许不会思考，但他们从来就不靠思想活着；

思想者可以为思想放弃人的尊严，忍辱含垢，唾面自干；但无产者绝不为任何抽象之物背弃自己的直觉，绝不容忍，有怨必报，有仇必报，欺人者必得报应，杀人者必被人杀；

思想者总是为概念争吵，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极权与集权、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争论，一生虚耗；

但无产者拒绝任何语言的诱捕，他们拒绝一切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承认事实；思想者也许知道无数的理论、信仰，却反而为那过多的知识迷狂，失去脚跟；无产者也许只有一种信仰，但他们以生命捍卫自己的价值；

思想者有着无数的真理，他们在真理的市场上讨价还价；但无产者只有一条，绝不折价、绝不出卖。那惟一的真理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奥威尔说，他们“不忠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只互相忠诚……他们怀着最原始的感情”。

是的，正因为这原始的感情，他们才是真正的“人”。

“群众”，当统治者发明这个词汇，在那些总结与表格中建立严格的等级身份，借以区分可靠与不可靠、自己人与外人，领导者与跟随者时，他们一定在为自己的语言天才而窃喜：啊，那群众千千万万，可最多的数量也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群众，终究只是一些被处置的客体，被统治的对象，被关押在档案黑箱中无名之物，他们已经不再能获得自己的意识了——“他们不觉悟他们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觉悟”！统治者在窃笑着。然而，统治者忘记了，当群众在表格子填上“群众”这两个字时，那些无名之徒已经把自己凝聚为一个整体，一个庞大而无形的力量已经诞生——那是一种无名的力量，因此也必是无法控制的力量；那是地下的暗火，因此也就是永恒的热能。制度、法律与组织拒绝了他们，因此他们也拒绝一切组织、制度与法律的约束；权力将他们控制在黑暗中，他们也就以黑暗作为战场。身份的壁垒隔阻了他们，但这种壁垒也正成为他们举旗的路障；统治者以剥夺名分惩罚他们，但他们失去的却只有枷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如此说。

正因为无名，它便无法控制；正因为无名，它便无处不在；正因为无名，它便无影无形，飘忽不定；正因为无名，它才不需要任何理由，合法的与非法的，正当的与荒谬的；正因为无名，所以它能借用任何名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风驰电掣，席卷残云。

老子说，“有名，万物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无名乃生化一切力量的源泉，控制一切权力的权力，打碎一切统治的统治。因为这无名，统治者将终身深陷它的莫测变幻，成为无名的影子，正如游击战中那些追击者，被影子所拖垮。

那些无名者惟一遵守的法则，就是万物之母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按老子的说法，那叫做“天道好还”——剥夺剥夺者，统治统治者，以暴力还击暴力，以死亡回报死亡。

这就是历史，如果历史有所谓规律的话，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规律。

试看2008年这个黑色盛世，以天冤飘雪始，以戾气杀人终。无名群众的暴力报复春夏以降，秋冬以继，杨佳行刺、瓮安啸聚、吉首骚乱、深圳袭警，永登罢运；雪灾、霍乱、地震、海啸、暴雨、泥石流、六月飘雪、白日放毒，天灾人祸，望踵接肩…… 群体骚乱与天道示警一道，将一个“盛世”搅得乌烟瘴气，浊浪滔天。“一阕天谴遭众嫉”（朱学勤），然而天命转移、天谴报应之说，无非“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正的。谁谓苍天无眼？谁谓天道无情？！

体制拒绝“群众”，拒绝他们拥有自己的“名”——组织与团体，群众必然拒绝体制，拒绝体制的约束。当表达机制被统治者的暴力强行关闭，群众必然以暴力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法律被谎言、权力、利益所践踏，群众必然践踏那被践踏了的法律，而祭出他们自己的律法。那一切法律之上的法律、一切法律之最终的法律——此为“天道”，此为“自然正义”！

因为群众是人，是天命的最终归属。

但“我们”不是，奥威尔说。

2008年11月13日整理

幽燕之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