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自由就似一个狱中苦奴
被关押在水牢的最深的漩涡中
不时地发出喘息的梦频
未来如荷香粲粲
眼下却烦襟难开一寸
也许要在历史的路口等候
或在海涯的冰封中觅影
即便到天际的云层中衍变
纵然或到地心的国故里探险
但一切的黑暗却无法改变白昼
自由有多远
我的心啊就走多远
 
自由就象一个梦中情人
会消失在萍浮般的风外烟笼柳
可能要苦苦地追寻
也行缥缈无际我仍不放弃
如果生活中失去了你的最爱
活着不过只是为了过一把动物之瘾
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
而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我要沿着你的回声走向你的娴静
直到走进你豁达开朗的微笑
自由有多远
我的爱啊就走多远
 
自由就如一个湖中美月
数叠凉愁时常化作碎了的涟漪
浩渺一天却无法小憩
不胜幽悠解悲愁
高秋风急蟋蟀横玉笛
无根蒂的踟蹰披楚更狂
而我莘野寥寥明眸初衷不改
只要你的秋露还会路过我的天空
站在叶麓的痕迹上
让我沐浴到你思想的芳泽
自由有多远
我的魂啊就走多远

《包遵信纪念文集》的编者徐晓（中）、张祖桦（右）、刘晓波（左）在包先生墓前 （2008年10月28日）

 

包包，一年前的今天，晚6点，你的生命走到尽头。

我仍然记得，你离去时，一场大风让气温突降，接着又下了雨，凄冷的雨滴抽打北京，刮面，刺骨。

你走了，天也哭。

我仍然记得，在你弥留之际，我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我俯下身，与你脸贴脸，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倾听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温度，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死是极限。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的恐惧是一场梦，阴晦、朦胧、遥远；死的预测，是被变形、被扭曲的形而上学。而当死亡变得清晰、变得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事实。

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包，今天是你一周年忌日，我们来为你下葬。

深秋的蓝天，似乎从头顶延伸到脚下，把白云送进你的墓穴。明媚的阳光，穿透我的身体和泥土，带着野草的气味，落在你仍然微笑的脸上。我看到了你的亡灵，融化在天地之中。

这个墓穴，是师母选的，座落在山腰，视野开阔，可以极目远望。我相信，你能看到生前最喜欢的潭柘寺。

八十年代，你是启蒙的先驱；八九运动中，你是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八九后，你是京城的囚徒。

再有半年多，就是六四二十周年祭了。

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也划开了你的两段人生。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

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

但是这种“悲惨”处境，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因为你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你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你庆幸，你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在你的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

如果说，八九运动是远未完成的涅槃，那么，1992年11月你出狱后的言行就是为了完成这涅槃而奋斗。结束铁窗生涯没多久，你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成为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九十年代，你参与起草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你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从为六四正名到为政治犯呼吁，从为反腐败建言到为社会宽容呐喊，从为弱势群体发声到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2004年，你第一次重病，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使你的民间活动有所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去世前的两个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正因为你的学识和经历，你的智慧和人格，你的不屈和坚守，你才赢得了民间的尊敬。一年前，在你的追悼会上，尽管有政治恐怖笼罩，但仍然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他们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是喜欢与朋友畅饮，五粮液是你的最爱。今天，刘霞为你带来了五粮液，让酒香渗入你的亡灵。如果在地下感到孤单，你就喝一口。

今天，徐晓站在你的目墓前说：老包，文集终于出版了，但免不了还有遗憾，希望你不要怨她。一年前，筹备你的追悼会，最忙碌的人是徐晓。追悼会后，她又与我和祖桦一起编辑你的纪念文集。她的仗义和能力，让你的老伴、儿女和你最亲近的朋友都感慨万千。

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也是你最希望我做的，不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和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也不仅是在你坟墓前洒泪和把五粮液放入你的墓中，而是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个涅磐完成了，你将从坟墓中走出来，与你的亲朋好友一起举杯，杯中盛满五粮液，大笑大醉！

包包，爱你，生也爱你，死也爱你。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让我们先来听听托克维尔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他说：“在规定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使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成正比地发展和完善。”他同时还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均见《论美国的民主》p640）

既然托克维尔先生对“结社”的意义做了如此的强调，那么，究竟什么是“结社”和“结社自由”呢？

简而言之，所谓“结社”就是组织社团、组织团体的意思。它是以“主义”、思想为纽带，将志趣相同或相近的人（群）组织起来的团体。该团体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组织章程和奋斗目标，并有内部组织分工。而所谓“结社自由”就是国家公民能够自由地组织这类社团的意思。对于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来说，所谓结社自由就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公民有组织这类社团并开展相关组织活动的自由。威权国家的法律由于其伪民意性质，也就谈不上依法结社的问题。

按照社团的性质分类，结社可以分为政治性社团（如政党）和非政治性社团两类。政治性社团就是以谋求国家执政权为目标并按照指导社团的“主义”来引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组织，如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等。参政和执政是政治性结社的主要目标和动力。

非政治性社团又大体可以分为公益性社团和自益性社团。公益性社团是指社团维护的不是该组织内部成员的特殊利益，而主要是维护公共的或全社会的利益，如环保组织、慈善团体、人权团体等等。它们主要以志愿者、义工、捐助调查、呼吁等方式来促使公共利益的维护。自益性社团则主要为了维护社团内部成员及该社团所特别关心的某一人口群体的特殊利益，如自治工会、自治农会、同性恋组织、性工作者组织等等。它们通过与利益相关方（如政府、企业主等）的集体谈判协商乃至斗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由于各国国情不一样，因而各类社团的生存发展状况也不一样。在民主自由国家，各类社团都能合法生存，包括具有排他性思想的政治性社团如共产党组织以及性工作者组织都可以自由成立，可谓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但在极权国家，由于执政力量的垄断性和强力排他性，绝大部分社团都是政府性组织，都由执政党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如中国的工会、妇联、青联、共青团、少先队等），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尤其是带有政治性色彩的民间结社将受到严厉禁止。比如说一部分中国公民在1992年和1998年所尝试的组建民主政党的活动都被执政党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将相关组织者逮捕入狱，北京的胡石根、徐文立、武汉的秦永敏、杭州的王有才、成都的刘贤斌等人先后都被处以重刑。其它如朝鲜、越南、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如缅甸、津巴布韦等国的监狱里，莫不关押着大量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和冲击结社禁令的人士。
 
威权国家的执政党为什么要强力打击民间结社活动尤其是政治性的结社活动呢？我想主要原因应该有两点——

第一、是因为作恶太多，大失民心，一旦开放党禁势必丢掉政权，专制政党的核心人物还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恶行而受到人民的正义审判。前东德的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前智利总统皮诺切特、秘鲁总统藤森以及前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头子萨达姆等人都因为在台上执政时作恶太多，对国家和人民所犯罪行太重而分别受到通缉和审判，有的还被处以死刑。这些独裁者及其所属强权政党的结局使得现有的极权国家专制政党及其领袖集团极力避免类似剧情在自己的国家上演，从而竭力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及其政治性结社活动。

第二、是想继续作恶，为本党及其所属官僚集团谋取额外的“荣华富贵”。虽然所有专制极权国家都要求自己的政党及官僚集团以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奉献者、牺牲者、看护者、创造者的“公仆”身份出现，都把自己打扮成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把自己说成是代表这、代表那，总之给人民的心理造成一种没有他们，人民就将堕入万劫不复的十八层地狱的印象。但事实上由于一党独大的政权垄断性，由于缺乏平权政党的有效监督，分散化、原子化的人民又缺乏有效的以和平途径动摇专制政党的制裁力量——在这种缺乏监督或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下，一切的道德说教都会变成忽悠民众的谎言。而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集团则因为拥有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权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肆掠夺和鲸吞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各种财富。秦晖先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就已指出的中国国企改革中出现的“掌勺者从私占大锅饭到私分大锅饭”的现象便是官僚阶层（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阶层）掠夺全民资产的形象写照。而中国社会的先富群体虽然不乏合法经营者，但相当数量的暴富阶层都和各级官僚的利益互动有关系。官僚们通过“自肥”性的政策制定使得国家资源以“合法”的名义大量流进自己的腰包。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之所以出现一些人为了升迁而不惜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高官的床上这样极端无耻的情况，原因正在于这些人都意识到一旦混入官场，一旦得到提拔和重用，自己便会掌控更多的公共资源、便会变本加厉地将自己的前期“投资”全部收回，从而满足自己生活方面的所谓荣华富贵。

而一旦开放党禁，一旦施行政治结社的自由化，专制政党雄霸天下、唯我独尊的局面便会不复存在，在野政党的监督批评，尤其是在野党有可能通过民主竞选而咸鱼翻身，获取执政权，专制政党及其官僚集团就无法再以各种名义掠夺公共财富，无法再借助国家公器（官位）来谋取自己的“荣华富贵”，因而也促使贪欲私心极重的极权国家执政集团竭力执行党禁政策，强力禁止民间结社活动尤其是禁止政治性的民间结社活动，力图继续作恶，继续维持官僚强权集团掠夺于人民的“荣华富贵”。

在我们弄清了“结社”、“结社自由”的内涵分类及极权国家为什么会强力镇压结社活动的主要原因后，我们对结社自由的重要性大概也有所意识了。但是我还是愿意根据自己的理解将结社自由——尤其是政治性结社自由的重要意义归纳如下：

其一，结社权为天赋之人权，公民个人可以借助结社来完成“四两拨千斤”的壮举，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众生平等理论，一国之内，人人生而平等，既没有天生的统治者，也没有天生的被统治者，就如杰斐逊所说的那样“人类并非广大群众生来背上带有鞍座，而少数人穿着带刺的长靴，独蒙上帝恩准可以合法地来乘骑他们的”。国家应该怎样治理、应该由谁治理应由全体人民从民众当中进行定期挑选，再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来决定。而且挑选出来的执政者是为民众提供服务的，并不是让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

那么这种民主挑选活动在实践上应该怎样具体操作呢？在面积很小、人口也不多的弹丸小国（如雅典城邦）可采取面对面的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即有志于服务邦国的公民可以面对面的向民众陈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及相关方略。但在面积较大、人口也很多的大国里，单靠个人的力量则是无法在较短时间内让广大民众了解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怎么办？这里就牵涉到结社问题。

比如说，一些思想理念相同或相近的人在平时就组建成一个相对团结和紧密的政党，他们通过创办媒体来宣传本党的治国理念，并通过这种宣传来发现吸收新的党员，通过遍布四处的基层党员又把党的理念带进草根阶层，尽可能多地使广大民众了解本党的“主义”和方略，当选举来临时，该党就可以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参加人民在全国范围内的挑选活动。由此可见，借助于结社活动，由单个人的力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便被众多的党员解决了——正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有志于服务国家和人民的人都会参加一个政党或另外组建一个政党，而任何一个政党领袖想为全国人民“执政”，也必须借助于全党的力量，通过反复宣传来调动多数民众对自己的关注和支持，虽然偶尔也会有独立候选人竞选成功，但概率非常小，更何况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玩”的是政党政治的“游戏”。

而政党社团在吸纳集体智慧、凝聚集体力量方面的天然优势也正是吸引公民个人组党结社的根本原因，民众精英可以借助党团这根“政治杠杆”四两拨千斤，使国家与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发生变化甚至是发生巨大的变化，做成单靠他本人“单打独斗”根本做不成的“大事情”，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才明确规定“人人有结社的自由”。

其二，自由结社可以通过组织化的监督活动有效抑制执政者和执政党的作恶行为。在极权体制下，由于不存在言论自由及结社自由，单个公民对执政者的大小作恶行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官方控制的所谓“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也不会发出批评的声音，更没有力量将执政者或执政党赶下台（除非武装斗争），因而各级官僚会因为自己的作恶行为难于受到惩罚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恶下去。虽然执政党也会三令五申地下文约束各级官僚的腐恶行为，甚至也会将一些“腐败分子”送进监狱，但这只不过是权宜性的“杀鸡给猴看”的警示行为。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显性腐败分子影响到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集团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整体特权利益，这种“害群之马”当然必须进行整肃和清除。但是，既就是执政党的官僚集团中一个显性腐败分子也没有，却因为它对政权和国家资源（实为人民的资源）的垄断性支配权，也会使它通过各种所谓“合法”的名义为自己攫取种种不应该拥有的利益（如住房、医疗、食品、服务等各种各样的没有向广大人民公布并获得广大人民认可的各种福利补贴等）。前中共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在谈到官场的分级待遇时公开对记者说：“职务不一样，看病不一样，工资不一样，住房不一样，坐车不一样，配备工作人员不一样，过去是限制这个东西的，现在思想观念不一样，有的人官本位强调得太厉害了。”（见《南方周末》2006.11.9.）。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通过研究指出：2006年全国仅公款吃喝一项就花费3700亿元；公车消费也达3700亿——这相当于全国十三亿人民人均每人掏出500元来供这些党政大员们做这种消费。又如前卫生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一年支出的公费医疗卫生费用在2005年是1100亿元，但其中的900亿元却被各级官员们消费掉了，而十三亿老百姓却只能享受到总共200亿元的公共医疗经费。而问题在于所有的这些不应该或不合理的官场消费对于官员们来说却是“合法”的，是符合现行政策规定的。

这种“隐性腐败”还表现在用人方面的任人唯亲，尤其是极权政党掌控着各种政策的制定权，并由于掌控话语霸权而使得“党的喉舌”们对于它所出台的每一个政策都喊叫什么“科学”、“英明”决策，结果常常是给国家和人民大众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大跃进、文革等)。而这种错误决策除非它自己能够自我纠正，其它任何民间力量都无能为力，因为原子化的民间就根本难以出现能够制裁执政者作恶的有效力量。

但是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各种结社（包括非政府组织）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因而在野的政党和社团依靠组织力量对执政者和执政党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执政者的任何作恶行为都会受到及时地曝光、批评，而执政者和执政党为了享有执政权就必须小心翼翼。如果丑闻、弊病太多就会丧失民意基础，在下一届选举时就会被选民用选票所淘汰。而强大的在野政党便会通过这种批评并通过向选民出示自己的政纲和治国方略而赢取民心上台。不过在野党一旦上台执政也会面临来自下野的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同样监督，同样不敢为所欲为，否则同样会被其他政党、被广大的选民“炒鱿鱼”。同时执政党为了执政也会对在野党形成监督，在野政党也不敢因为自己没有在台上执政就可以在台下罔顾法律、任性胡来。由于各政党、社团间的互相监督、互相揭短，因而对于以冲刺政权为目标的任何一个政党来说，无论在朝在野都得严格约束自己，否则会遭到选民的长期冷遇而不得翻身。对于选民来说，污点越少、出错越少的个人或政党受到欢迎的机会肯定会比“问题人物”和作恶政党要大得多。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远的不说，就说台湾吧。86年开放党禁以前，国民党在台上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制造了不少反民主、反人权的悲剧，如《自由中国》杂志事件、“大力水手”事件、美丽岛事件等等。雷震、柏杨、李敖、施明德、吕秀莲等人都先后入狱。没有任何力量能与执政的蒋氏王朝及其国民党官僚集团相抗衡。但86年，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顺应时代潮流，开放党禁，于是台湾出现了以民主进步党为代表的新型政党组织。尽管国民党由于自己的开明在92年和96年继续赢得选民支持而执政，但由于来路不明的党产及“黑金政治”问题，使得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民进党一举夺魁，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易手。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后，为卷土重来，再登大宝，也对民进党睁大了双眼，特别是在民进党于2004年因3.19枪击事件而再度执政后，在野的国民党、亲民党对陈水扁及其官僚集团展开了各种调查，结果陈氏家族的腐败丑闻对陈水扁和民进党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在2008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国民党上台执政，民进党沦为在野党。非但如此，国民党上台后，对陈水扁贪腐窝案穷追猛打，结果当年的“台湾之子”现在几乎成了人人皆欲喊打的“台湾之鼠”了。以我的观察，阿扁的未来恐怕凶多吉少。如果马英九不使用特赦权的话，陈水扁恐怕要在铁窗之中打发余生了。

这种由于自由结社而形成的政党间的相互制约大大的降低了执政党及执政者肆意作恶、为所欲为的可能性。虽然有众多大陆媒体借“陈水扁现象”大力嘲讽民主制度，说什么“民主照样腐败”——但说此话的同胞可否知道：倘台湾只能由民进党一党长期执政，贪腐数千万美元的陈“总统”会面临今天这样狼狈的局面吗？恐怕会跟大陆的诸多领导人一样在任期届满后光荣退休、安享晚年。好在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在台湾早已成为历史，因为民主和政治上的结社自由，不仅前“总统”陈水扁被“揪”出来了，而且对马英九之后的台湾领导人会敲响一个长长的警钟——民主会动真的，哪怕这种“动真格”的行为有些姗姗来迟!

其三，自由结社可以直接为“善”，并以此改善民生，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早在1913年的元月19日，孙中山先生就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对同志们说过这样的话：“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德，宜重党纲，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它党争胜……一国之政治，必须有党争，始有进步”（王俯民《孙中山详传》p740），而比孙中山还要早半个多世纪的托克维尔先生也持类似观点。他说，如果从一个民族的长期历史考察，“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不但有利于公民的福祉，而且有利于他们的安宁”（《论美国的民主》p649）,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两位巨人在结社问题上的观点如此一致，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那么为什么“一国之政治，必须有党争，始有进步”呢？

除了前述的政党间由于互相监督、互相揭短而导致各政党不敢为恶或不能为恶而使民间大得其利外，还因为各政党的核心目标是谋求国家执政权从而实现本党的价值理念。由于在民主体制下，一党能否执政将由人民手中的选票来决定，因而各政党为了争取选民多数，就会在平时采取许多措施来服务选民、讨好选民，从而打造本党亲民、爱民、与民共生共荣的形象。如台湾的国民党自从2000年丢掉政权后，就在设法采取一些善民举措——多数国民党基层组织都有自己的党员义工小组，在平时为邻里乡亲及孤寡老人做些好事，开展经常性的民意调查，以了解基层民众所关注的主要问题。2005年国民党还通过与大陆的有效沟通较好的解决了台湾农民的农产品对大陆的销售问题。在野党如此，执政党也不甘落后，除了借助于政权力量实施“善政”以造福于民外，也会采取一些私人性质的亲民举动，如陈水扁还在台上时，就定期上街做“义工”；今年上台的马英九就更是如此——由于各政党都想上台执政，因而都会想办法讨好选民，为选民做好事、做实事，生怕做得不好、做得不够而被选民批评乃至于淘汰。结果政党间的鹬蚌相争，倒让人民这个大渔翁大得其利，民生状况当然会相应改善许多。

除了政党间的竞争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进步外，许多不以执政为目标的民间公益性组织如环保组织、慈善组织也会因为自己的舆论监督活动和相关组织活动而使民众、国家和社会收益无穷，这类事例很多，无须多加赘述。

其四，自由结社还有利于民间维权活动，特别是地域性的、行业性的、局部人群性的结社如自治工会、农民协会等都可以借助组织的力量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人人都有权利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但在实际生活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常常会遭到强势力量的侵害，如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和土地买卖过程中，农民和城市居民常常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强力损害（如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三轮车夫、小摊小贩屡屡被城管部门打砸驱赶，农民工群体中经常出现的爬上楼顶或电杆上以死相搏的讨要工钱事件，南方许多民营企业的超低工资现象、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量出现的管理者阶层私分大锅饭现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上访”、寻找青天大人的现象等等。在所有这些利益纠纷中，拆迁户、农民工、三轮车夫、讨工薪者、下岗职工、上访人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一不是政府、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以及“老板们”等强势力量的受害者，而这些受害者由于缺乏组织力量，因而在维权过程中会付出很高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如陕西省旬阳县人力三轮车夫吕福山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竟然与西安市的交警系统耗费了七、八年时间才算得到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说法”。这还算好的，许多爬电线杆讨要工资者、进京上访者则常常会被当地警方关进看守所。

这正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判断“一根筷子不经折”，单打独斗是一种悲剧性色彩极为浓烈的“壮举”，但一般情况下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强权面前，单个人的力量太弱小了，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维权目标。也因此，秦晖先生才会在一篇答记者问的文章中强调“结社” 的意义，他说：“公民社会是民主政府的基础，民主政府主要是体现公权力，公民社会主要是体现公共权利尤其是结社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在权利面前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权力。”他还说：“我认为农民也应该有结社自由，能组织农会来与其他利益群体打交道，形成集体谈判与博弈的权力”见《南方周末》2006.10.9.笑蜀文章《为什么需要有农民的组织》)。

这话真是说得好极了，倘若农民有自己的维权组织，一些地方政府绝不敢轻易以极低价格从农民手中圈地，再以高于付给农民征地价款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 。同样如果工人能够成立自治工会，那么就会形成与“老板”们进行集体谈判的力量，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世界各地也不会因为售价过低而遭遇太多的“反倾销”难题。而且国有企业的工人若能组织自治工会，国有企业的资产也不会过于严重的被“红色老板”们所侵占和瓜分。三轮车夫们若能组织起行业自治工会，相信吕福山们的维权活动会容易得多。如果公民们能够自由结社，能够借助集体力量依法维权，我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现象一定会逐渐地消失。

综上所述，自由结社作为一种社会杠杆在“办大事”，在制恶、扬善与维权方面具有其它任何力量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它是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最引人注目、最有价值的亮点和看点之一，这正如市场经济能打破经济领域的垄断者，使得商品的质量、种类和价格都在不断地朝着消费者（人民大众）所期望的方向（物美价廉）前进一样，自由结社作为制恶、为善和维权的杠杆，其主要作用就在于能够借助有组织的集体的力量打破某一党派和强权人物对于政权的垄断局面，使所有想参政和执政的力量，特别是使已经执政的力量——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党都必须认认真真的眼睛向下，一心一意乃至于全心全意的服务于人民，从而实现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人民组织国家、成立政府的根本目的。

2008年6月13日，晴转阴

傍晚鲲鹏来电话，称整日奔命，刚刚才落屋。我忙问康吉的重新入院可办妥？鲲鹏答都江堰地震指挥部批了条子，拿到成都，几家医院却把人当成皮球，踢来踢去。“老子载着康吉母女，折返多次，汽油损耗大半缸，终于毛逑了，就在武警医院领导的办公室，给《四川日报》头牌记者某某打电话，企图狐假虎威，显示一下我方实力。不料某某借故推脱。狗日的，平时追名逐利，连我家门槛都踢断了，值此关键时刻，却暴露了冷血本相！搞得我进退维谷，只好图穷匕首见，扬言要将这“地震中的医疗事故”写成内参文章，往上捅。院方领导一时虚火，就答应在严重超员中挤出一床位，接收康吉。”

这就不错了。我松一口气。

明后天住进去，我还要时时到场督促，直到康吉上手术台。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嘿嘿，假和尚念真经嘛。不过我是基督徒，应该念“上帝保佑”才对。

2008年6月14日，阴有小雨

上午绵阳友人来电话，终于打听到安县桑枣中学叶志平校长的手机号码。脚跟脚拨过去，不通；再拨，仍不通；狂拨20来次，通了，语气低沉而慈祥，称正在外省开会。我长话短说，告知有笔寓居美国的汉语作家的捐款，1000美元，要通过我转给他。

叶校长极为稳妥地哦哦几声，说几天后回四川，再联系。

2008年6月15日， 晴

下午再次重访柳街镇，寻觅农民诗人邱刚。若干天前，就接到友人线报，称邱家在地震中死5口人，值得一写。

在公开挂牌的“都江堰市柳风农民诗社”内，找到53岁的邱刚，头发花白，愁容满面，却仍热衷于诗歌活动。稍微寒暄，他就迫不急待地介绍，诗社的大地震周月祭才搞完，他作为组织者，骨头快累散架了。

我有些惊讶：这不是诗歌的年头嘛。

邱刚说：我们都江堰，有诗歌传统嘛。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萤》诗社。我呢，30多年工龄，土著青城山人，又长期在柳街政府部门管文化，加之爱好诗书，所以在2003年，就发起成立诗社，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被推举为社长，相当于带头羊。晃眼5年余，已发展成上百人的写诗队伍，囊括了青城山庇荫下的所以农民诗人。2007年，省文化厅经过考核、验收，给我们颁发了“农民诗歌之乡”的荣誉证书。

我在《星星诗刊》工作过，也写过诗，能不能拜读几首呢？

惭愧惭愧，我们都是些泥腿子货色，难登大雅之堂。

哪里哪里，延安时期，就出过老羊倌王老九，大名鼎鼎的农民诗人，毛主席出来捧场，喝过洋墨水的李季、田间、贺敬之之类也反过去向他学习。你们诗社，孕育十几个王老九都不成问题嘛。不过这次大地震，你身边有没有诗人遇难呢？

诗社没人遇难。我嘛，差一点点。

为啥子？

2007年，我将柳街的房子卖掉，举家搬迁到都江堰市区。但农民诗社在柳街，所以每月逢2、5、8，柳街赶场，我都要从都江堰下来，坐镇诗社，搞些交流活动。比如交接诗稿、切磋诗艺、即席朗诵。5月12号上午9点过，柳街已挤得水泄不通，诗社内来了20多人，个个手头都有一摞稿子。我戴着老花镜，一首一首仔细琢磨，然后提出修改意见，很费事。这样耽搁，午饭也就只能在柳街吃。按常规，我应该回家吃。

回家吃？那命运就改变了。

对对。也许我们就见不着了。

诗歌救了你。

对对。地震后我每天都写好几首。

然后呢？

然后地震就来了。场快散了，街上的人稀稀落落。诗社内，只剩两三个诗迷，留下来闲聊。哐当哐当，地连摇几下，跟跷跷板似的。我喊了声“地震罗”，就迸出户外。周围差不多是平房，只见瓦片稀里哗啦飞，还好，没伤着人。我们站在街中央，心如猫抓。电也停了，通讯也断了。捏着废铁般的手机，没法跟家里联系。直到下来一个都江堰的人，四处叫唤：你们还有心情耍哦？那边都成悲惨世界了。

我如梦方醒，立即驾车朝市区赶。平常就25分钟，这时起码跑了两个钟头。沿途塞车，喇叭叫得比嚎丧还难听。拢市区边边儿，像拍战争电影，烟雾乱冒，人影子车影子，在烟雾里穿插。躺着的、坐着的、靠着的、瘸着的，裹着纱布，或者来不及裹纱布，浑身都流血的。哎呀，气紧，我开车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抖。此路不通，彼路不通，不晓得绕了多少弯弯儿，才靠近石油路，也就是我住的那条街。哦哟，我们那栋6层楼，骨头架子还支撑着！尽管若干墙面没了，尽管前后左右都夷为平地！特别是一街之隔的我妹妹家，成了建筑垃圾场。

我不管不顾地跑上楼，推开门，所有东西都粉身碎骨。不幸中万幸，人还完整，老母、爱人、娃娃都在。可是我妹妹、妹夫、侄儿，还有当时在她家串门的姐姐，以及我三娘的孙女，统统遇难了。

你参加救援了？

我整个懵懂了。只晓得趴在废墟上喊我妹妹的名字。几百遍地喊。没任何回应。其实，喊应了也救不出来，人夹在几层钢筋水泥中，没挖掘机……

救援部队呢？

大约天黑以后，救援部队赶到都江堰，首先奔赴学校、医院、政府部门。我们居民区，由8至10个一组的公安，以及各乡镇派来的民兵负责救援。到5月13号白天，温家宝总理来过了，救援人手和机器也充裕了。我熬了一夜，还蹲在妹妹那个点，给人家提供具体位置。先用吊车挪预制板，再使挖掘机刨混凝土块儿，哐当哐当几小时，几个解放军才上去，嘎扎嘎扎好一会儿，将我那21岁的侄儿拽出。

死了？

脑壳、身子都变形，惨，太惨了。14号白天，掏出我妹夫、姐姐、侄女；17号才寻到我妹妹，人已经臭了。当时满城都是志愿者，我们那一片就有23个，日夜奋战。我妹妹就是他们从挖掘机下扯出来的。

同在一间屋，咋个相隔几天才全部找到？

点不一样。我妹妹在卧室睡觉，其他人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垮楼，大家就分割开了。本来姐姐、侄女来串门，我家也理所当然要过街去团聚，但我参加诗社活动，避免了全军覆没。

12号到17号，你扛了整整5天。

几乎没合眼。房子没了，只有深夜停止挖掘时，我才开车回柳街休息。但是神经莫名其妙兴奋，无法入眠。天不见亮又赶回，继续守候。开头两三天不晓得饿，某个钟点，我想站起来，突然就天旋地转。胃猛烈抽搐，吐了大滩清口水。接着就疯狗一般寻吃。太不容易了，偌大的都江堰，饭馆都倒闭光了。我在旮旯深处撞到一小馆子，人满为患。我挤进去要了20元一份的肉，20元一份的肥肠，5元一份的爬爬菜，几分钟就一扫光。菜干完，饭还没熟呢。

海吃一通，悄悄溜回废墟，不敢声张，像做了啥子亏心事。直到死难的亲属都齐了，才松口气。接着处理尸体。死人太多，都江堰境内的火葬场日夜加班，连几分之一也烧不完。我联系来联系去，人家都一口拒绝。无奈，只好土葬，政府在此非常时期，也默许。姐夫将姐姐拉走，三娘家人将侄女拉走，妹妹全家绝户，就由我挖坑，在怀远一带寻了3口黑棺材，埋进祖坟地。逢7烧纸钱，我已经烧了5个7。

这倒是既节约了火葬费用，又尊重了民间风俗。

惭愧惭愧。

你们那一片死了多少人?

不清楚。至少两百多吧。我亲眼见，我妹妹那栋楼，就掏出来20多。更多的还埋着，要清理干净不容易。

有活的么？

有3个活的。其中那18岁的娃娃，还上了中央电视台。还有一条小黑狗，裹满灰，也从预制板下获救。

3人1狗。

狗的轰动效应比人还大，大家不顾解放军和志愿者的劝阻，都围上前。狗打几个喷嚏抖几次灰，尾巴就翘上天了。它咕咕喝了许多水，就吃人们喂它的饼干。吞馒头时，居然噎住了。这个小可怜，它的主人还埋着，肯定遇难了。好些人想认领，我也想，它是地震吉祥物，是神犬。

犬种名贵么？

土狗而已。意义非凡嘛。

估计这狗会落下地震后遗症。

动物的记忆很淡，人就不同了。我妈妈86岁，至今还半夜起床，说要回家去。家都没了，她就在街上走来走去，特别在月光下，影子斜斜的，吓人哦。

你作为儿子，没跟她交流一下？

她的耳朵背，只能说，不能听。她的3个儿女，只剩我1个男的，照顾她肯定没有我的姐妹周到。不吃不喝不睡，我也不晓得该咋办，医生也不晓得该咋办。只说时间一久，就不碍事了。

况且，我的岁数也大，得了肾炎，瘦了十几斤。恐怕我这辈子，也摆脱不了地震阴影。我经常不由自主开车到都江堰市区，逛来逛去，望着废墟，望着没倒的楼，发呆。这很危险，因为发呆会出幻觉。对对，党和政府号召，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生产自救抗震救灾。对对，咋个说都可以。帐篷、板房也成片搭建起来，废墟也在逐步清理，奥运要开，形势看好。但是，有不少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晓得震垮了的梦，不管多少雄心壮志也恢复不了。都江堰市受的是内伤，百分之九十的房子已不能住人。至于内心余悸，就是百分之两百。哦，忘了忘了，我曾经是个开朗的人，可从5•12以来，连笑肌都僵硬了，一咧嘴就难受。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国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谓“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皆俱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王先生考证，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封建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怠”。百姓当然深晓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就是明证。”

一

及至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

1947年，著名作家张爱玲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文华影业公司将其拍成电影上映。这部讲述小市民生活的喜剧，初映即大获成功，赢得了票房的肯定。小市民男男女女的庸俗生活，竟然也可冠以“万岁”，“万岁”已失去其“神圣性”。

不过，喊了两千年的“万岁”毕竟传统悠久，影响仍大，并不会轻易绝迹，所以数十年后才又复燃。当然，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此即“新儒家”所谓“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欤？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何种后果？在在均令人反复琢磨。

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雪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1998年第4期回忆说，在1966年4月“第二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 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依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不知彭真这第一声“万岁”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这“第一声”为何能迅速传播开去，引起强烈共鸣，不仅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数次的程度，否则就是“忠不忠”的态度、立场问题，直接关系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却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许多“成文法”更加“厉害”……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看来彭真后来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后时刻，只能以历史上是他最先喊“万岁”来辩诬，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无辜。

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老共产党员邓拓，1966年5月17日夜以死解脱之前，在给“组织”的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968年年末，中央专案组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逼迫“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打倒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剪伯赞交待所谓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反革命勾当”。因为剪在1936年曾参与国、共两党“南京和谈工作”，而指导共产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就是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之一，只要按“专案组”的要求“交待”，剪就能“立功”、获得“解放”。剪氏知道，“专案组”所要“证明”的完全不是事实，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罗织“罪证”。他当然忠于“伟大领袖”，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良知。这样，必然陷入“忠于领袖”与“忠于事实”的矛盾痛苦之中。最终，他与夫人一同服药，双双自尽而亡。人们在他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位照顾剪先生生活的退休工人。在剪先生的左上衣袋中，发现了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剪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证明，彭真的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文化”的某种变化抑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致“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个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深刻。若对此作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证爬梳，搞清其来龙去脉，并从党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方面面对此加以研究，定会取得引人入胜、意义深远的成果。

期盼着读到有关专家们的《新‘万岁’考》或《‘万岁’新考》。

二

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闹后果可能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据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三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其实，1965年秋发动的对吴晗的猛烈批判，其锋芒的真正所指可谓“意在彭公”。正是对吴晗的批判，揭开了历时十年的巨大灾难的序幕，因此，吴晗又先彭氏几个月成为这场大灾难的最先受害者。

与“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彭真不同，吴晗是“学者从政”。他的学术才华曾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埋首故纸堆，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40年代中期，时在“西南联大”的吴晗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左倾，走上激烈革命之途，参加民盟，并任中委。此后他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冒着危险在学者间奔走串联，鼓动、支持学运，不遗余力，颇有成效。1948年10月，他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但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前此数十年的教育就迅速被当成“包袱”扔掉（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他对这些事物就完全理解、适应、习惯，并对以前的不理解、不习惯深感愧疚。在一篇“自传”中，他对这一过程有较为细致的描述。

吴晗的这篇“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当时47岁的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等多项职务，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篇“自传”也写得非常自然、坦诚。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转变无疑是真诚自然、发自内心的，以后确是一心一意，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路跟着走，一边扔包袱。”（同上）一些年后，当他辗转听说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说要发扬“海瑞精神”，便积极主动发挥自己“明史专家”的专长，急忙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响应号召。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在几年后反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吴晗的这种激情，这种真诚，决非少数，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满怀激情与真诚高呼“万岁”的。季羡林先生回忆说，建国之初“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对自己此前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充满耻辱感，甚至，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自责为自己为“摘桃派”，“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下〉，《东方》2001年第2、3期合刊）而曾经“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则更是自豪、真诚地高呼“万岁”。参加了共产党夺取政权斗争的老共产党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写道，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回想起夺权道路的艰难曲折、血雨腥风，他不禁百感交集，其兴奋激动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大有“万感填胸艰一字”之叹。然而：当大学生们“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时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吴、季均毕业于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大学，季先生还长期留学德国；李曾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学习，他们都曾如此彻底地转变观念、发自肺腑地喊“万岁”，遑论他人！

这种孩子般的透明、单纯、纯净，憧憬着一个同样透明、单纯、纯净的未来。然而，正因为所有人都如孩子般的透明、单纯、纯净，丧失了对“万岁”的权力警惕，未来才会是那样地不透明、不单纯、不纯净。

四

十年浩劫，彭真备受迫害，终于在“文革”后平反复出，走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重要岗位。

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曾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彭真在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年已七十有七的彭真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结束了一个“泱泱大国”成立三十年竟然没有刑法的历史。1980年，他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在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所以，彭真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他的亲身经验说明，当年“喊万岁”并未能使他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依然使他身陷囹圄；只有真正重视、遵守宪法，包括像他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有可靠保障。从彭真强调自己“喊万岁”到每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认认真真“读宪法”，确是中国政治生活、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象征之一。

事实说明，当年加德纳的“没有常识”恰恰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理”；而我们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正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才会发生“文革”那样巨大的浩劫。或许，悲剧在当年第一声“万岁”和从“不习惯”到“习惯”的真诚转变中便已悄悄铸就。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声音”，而是具有极大代表性，确确实实曾经是千百万人的“心声”，是“时代的最强音”，但惟其如此，悲剧、冤狱便更难避免。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

中国人有珍重“神童”的传统，过去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之外，还有一种《神童诗》。如今虽然不大公开捧“神童”了，但大学办“少年班”，文体重“小明星”，势头仍方兴未艾。近来无事翻旧书，从南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中见到介绍当时“神童”的事迹，觉得颇有意思，因转介如下：元丰七年四月初五日，礼部举行考试，应试者是饶州（今江西鄱阳）保送来的神童朱天锡，只有十一岁，竟能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背诵如流，不错一字。于是皇上立刻召见，宣布赐予“五经”（进士）出身。别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还不一定能得到的功名利禄，这个十一岁小孩立马便得到了，于是神童就多了起来。十月四日，朱天锡十二岁的堂兄朱天申，将上述七经加上《孝经》、《扬子》、《老子》连读一百遍。十月二十七日，抚州（今江西临川）十二岁的黄居仁，将九经连读七十五遍，二人也算“神童科”考试及格，得到了和朱天锡一样的奖赏。

北宋亡于朱天锡“神童及第”后四十二年。这四十多年中，发现神童奖励神童曾成为朝野上下的一种风气。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有一则也谈到这件事情，大意是：饶州在元丰末年出了个朱天锡，因为能背诵经书，成了神童，当了官。于是民间十分羡慕，都希望自家子弟也能成为神童。不管小孩资质如何，到五六岁能念书时，都要他背诵五经，一本接着一本地读和背。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备一个大竹筐，要小孩带上书坐在里面读；再将竹筐连人吊到大树最高的枝梢上，使之除了读本再看不到别的东西，也接触不到别的人，在视和听两方面排除一切干扰。教读经书有一定的价钱，读熟一经交一笔钱，教的人为了早些得钱，不分白天黑夜逼着孩子苦读苦背。这种专考幼童背诵经书的“神童科”，中间停办过一段时间，但到徽宗政和年间又正式恢复，有时也会出现个把像朱天锡那样能够背诵如流的，“饶州出神童”的消息越传越广。但是，被苦读苦背折磨至死的小孩，比起能够考上神童的来，就多得多了。

以上所述，都是南宋时的旧闻，再来看一段新闻吧，据《三湘都市报》今年9月2日报道：“出于对传统文化可能中断，国学后继无人的忧虑，有老先生主张，招收聪颖可教的幼童，从三岁起发蒙，以传统方式传书授业，与社会隔离，使之不受现代生活污染……”

公认为宝贝的国学快要失传了，怎不令对国宝忠心耿耿的老先生忧心如焚，此项条陈真可比贾长沙痛哭上言的治安策了，也不知有关方面认真听取了没有。“聪颖可教的幼童”，还不就是“神童”吗，至少也是可以造就为“神童”的呀，那决不会少，只要能得到“传道授业”的机会，家长们几千几万的教育投资正准备着哩。“与社会隔离”，正是如今贵族学校努力造成的环境，看来还不如学南宋时老祖宗的样，将小孩放在竹筐中吊到树梢上更保险。在这方面真还得发扬国粹，则轻车熟路，不会为难。“从三岁起发蒙”，比宋朝亡国前的五六岁开始诵读又提前了两三年，也许是八百多年流光如驶，炎黄子孙的智力和体力大大进化了。

包先生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

 

包先生生前好友：前排刘晓波、李小山、刘霞、李红、马少方、忠忠；后排张祖桦、浦志强、刘苏里、杨冠三、江棋生

 

送别包先生的亲友在墓前

 

包遵信先生的妻子在墓前鲜花

 

刘晓波在包先生墓前致辞

 

刘晓波给包先生墓献花

 

于浩成先生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张祖桦与包先生妻子在墓前

 

张祖桦向包先生墓鞠躬

 

包先生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

 

包先生生前好友：前排刘晓波、李小山、刘霞、李红、马少方、忠忠；后排张祖桦、浦志强、刘苏里、杨冠三、江棋生

 

送别包先生的亲友在墓前

 

包遵信先生的妻子在墓前鲜花

 

刘晓波在包先生墓前致辞

 

刘晓波给包先生墓献花

 

于浩成先生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张祖桦与包先生妻子在墓前

 

张祖桦向包先生墓鞠躬

 

浦志强跪拜包先生

 

刘晓波给包先生墓献花

2007年10月28日下午六时，引领八十年代风气之先之《走向未来》丛书主编的包遵信先生，因脑溢血复发去世，享年70岁。包老去世后，亲朋好友300多人曾在去年11月3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追悼会送别包先生。随后国内与海外的好友又在11月24日举行追思会。

今天，2008年10月28日，正好是包先生去世一周年，亲朋好友在北京门头沟区万佛华侨陵园为他举行仪式。这个陵园位于西五环与西六环之间，距离市中心只有25公里，毗邻潭柘寺、戒台寺、西峰寺。在北京这个拥挤的地方，该陵园闹中取静，三山环绕，依山就势，顺势而建，放眼望去，满目苍翠、绿意如茵，亭台轩榭，交相辉映。

这个陵园安葬的名人不少，其中有吴祖光和妻子新凤霞、张中行和妻子李芝銮、藏克家、陈景润、华怡芳、徐特立以及中共的大特务头子钱壮飞。

参加今天安葬仪式的有包先生家人有夫人王淑苓、女儿包媛、女婿林进、儿子包晟以及其他几位亲属。朋友有80多岁高龄的于浩成老先生、包先生的同学也是朱学渊的妹妹朱学文、陈小雅、刘晓波刘霞夫妇、张祖桦、徐晓、梁晓燕、莫少平夫妇、浦志强、滕彪、刘苏里、马少方、余杰刘敏夫妇、周忠陵、江棋生、李海、杨冠三、李小山、李红、刘柠等40人左右。

参加的朋友们大多是在10点之前到万佛园的，只有徐晓、马少方因为路途不熟悉，到得晚一点。十点多一点的时候，大家进入万佛园入口右侧楼的大厅。大厅里已摆放好了包先生的骨灰盒，骨灰盒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在王师母对着骨灰盒说了告别的话语之后，工作人员将塑料盒子封严。

随后，没有使用陵园的仪式，直接由包先生的儿子包晟捧着盒子上山，亲友们跟在后面走上山。于浩成先生、朱学文先生年龄比较大，坐车上山。十来分钟后，到达墓地。

包先生的墓地位于万佛陵园的半山腰，墓地是师母选的，能看到包先生喜欢的潭柘寺。周围是一块长满小草的小平地，往前远眺，视野比较开阔。目前，这块平地上只立着两块墓碑，一个是包先生的，另一个是别人的。另一个已经修好，只是还没有下葬。包先生的墓碑是其女婿林进设计的，上面镶有包先生的塑像。碑座上刻写包先生自己写的字“包遵信”，字旁放着一本石头做的书和一只石头做的毛笔。本来原计划在墓碑上刻上“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但后来亲友们考虑到，如果当局去把墓碑砸坏怎么办，所以后来为了规避风险，决定什么字也不写。

安葬仪式在十点半正式开始，先由工作人员将装着包先生骨灰的盒子放进墓碑下面的墓穴里，然后放进去了两个小人进去。由于包先生爱喝五粮液，每次马少方请他吃饭时，都请他喝五粮液，刘晓波、刘霞夫妇特此为包先生带来一瓶五粮液放进墓穴。最后，在师母的提议下，放进去了一本最近刚由香港出版的《包遵信纪念文集》。

然后，亲友们最后向包先生的骨灰盒告别。随后，工作人员封严了墓穴，先是包夫人向墓坑里填入一铲土，然后从女儿开始，亲友们一人一铲土地填土。在众亲友们都铲过土之后，本来可以由工作人员来填土，但为了向包先生表示告别，各位亲友还争先恐后地抢着填土，直到把土最后填完。

其后，由亲友们向包先生献花告别。最后，大家再次向包先生告别，去年追悼会时由于受到国安人员骚扰而未能参加的朋友，如浦志强、刘苏里、滕彪、李海等人，他们跪在包先生的墓前表达歉意，请包先生谅解，也祝包先生一路走好。

包先生的老同学朱学文说，虽然，今天其他同学都没来参加葬礼，但包先生在这么好的阳光下，有这么亲友来送他，肯定会感到温暖。这句话温暖了包先生，也温暖亲友们的心。

在包媛向父亲最后告别之后，刘晓波做了一个《包包，安息！》发言。刘晓波以这样的话语开头：“一年前的今天，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尽头。包包，我仍然记得，你离去时，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北京。你走了，天也哭。”

当晓波说到这里时，他哽咽了，众亲友也哽咽了，都在擦泪水。后来晓波回顾包先生的追悼会时的情景：“包包，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最后，晓波以下面的话语结束：“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包包，爱你，生也爱你，死也爱你。”这是晓波的心声，也是各位来参加以及未参加安葬仪式的亲友们的心声。

2008年10月28日

今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也是故乡先贤、晚清政治家翁同龢被罢黜110周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68岁生日那天，慈禧太后令光绪帝将其“开缺回籍”。怅然南归的翁同龢最初在常熟城中租屋暂住，待虞山西麓翁氏丙舍旁新建“瓶隐庐”后，即退隐山林，离群索居。1904年7月4日，老人溘然长逝，葬于距“瓶隐庐”一箭之遥的翁氏家族墓地。

老人长眠于地下104年之后，我于今年10月1日首次踏进绿荫蔽日的翁氏墓道，与我同行的有章虹及她的妹妹和妹夫。使我略感吃惊的是，与我所曾见过的名人墓相比，安葬着两代帝师翁同龢和他的祖母、父母及兄嫂等人的翁氏墓冢，显得十分质朴、简约，几乎与山野浑为一体。无论是墓道中的石阶，还是坟茔本身，都甚少修缮痕迹。尤其是，墓碑很小，字迹已不易辨认。或可作为翁墓独特标记的，是墓前挺拔苍劲的桧柏；翠柏之下，翁氏安卧。

据信史，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危局中，翁同龢是一位不畏险恶、力主变法图强的高官。当时，颟顸可笑的守旧官僚充斥清廷，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桐，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主张“宁可亡国，不可改革”。在那样的情势下，翁同龢挺身而出，堪称难能可贵。翁同龢明确宣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1898年6月10日，翁同龢奉光绪之命代拟国是诏。6月11日黎明时分，翁氏将定稿进呈光绪，光绪当天就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以变法为国是，从而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翁同龢起草的国是诏，几乎全盘采纳了康有为关于军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及康氏关于经济革新的大多数条陈。但是，康氏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则并没有被写入其中。为什么？因为翁同龢的政治立场是保君兴国，他想看到的，是厉行新政、大有作为的专制君主，而不是宪政秩序下的立宪君主。

翁氏长眠百年之后，当朝高官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他们的主张是：保党兴国。即通过改革来力保共产党的垄断执政地位，在不要多党民主，不要三权分立，不要宪政的前提下，实现“大国崛起”。应当说，这一事实让人震撼：在政治这个维度上，他们与百年前的翁同龢相比，居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窍和进步。作为后人，我们对百年前翁氏的“保君兴国”不必也不应苛责。然而，在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当局还奉行与普世价值对着干的“保党兴国”，则是何其落伍、何其不可取啊！

翁同龢的另一难能可贵之处是，他身为朝廷重臣，却廉洁自守，开缺后几乎两袖清风，囊无余资。伫立翁氏墓前，遥想晚清政坛贪腐成风、硕鼠麇集，而他却出污泥而不染，不能不令人顿生感佩和敬重之情。不过，翁氏决想不到的是，百年之后的中国，贪渎之风更炽，以至今日之域中，几乎无官不贪。别的不说，离虞山不到百里之遥的苏州，一位六品副市长的受贿金额竟然超过一个亿。

谒墓之后数天，我在常熟石梅广场与友人品茗叙谈，议及肃贪这一非敏感话题，很快得到了敏感的共识：晚清的贪腐，是皇权专制下的制度性贪腐。如今的贪腐，是一党专政下的制度性贪腐。治贪之良策，既不是翁同龢的“保君”之道，也不是当局的“保党”之道，而只能是民主化之道。

我尊翁同龢为故乡先贤，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难能可贵”外，还特别因为他对待“群体性事件”的贤明态度。1898年夏秋，因遭受百年一遇之旱灾，常熟不“熟”。然而，农民却照常被强征租税，不得延宕。别无选择的百姓绝地反击，奋起抗租并抢劫大户。事件暴发之后，官府“旗帜鲜明，决不姑息”，请调淞沪水师加以弹压，抓捕、关押和拷打抢粮农民。翁同龢得知事讯后，不是高唱“稳定压倒一切”，也不怒呼“刁民闹事，严惩不贷”，而是了解真相，问明原委，并立即赶往县衙，面告县令不可将饥民当乱民，不可逮杀诛戮无辜。接着又托人带亲笔信给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要他们调拨粮米，赈济饥民。三千石赈灾粮及时下拨后，赈济灾民二千九百多户，救助饥民二万多人，抗租抢粮事件很快真正平息下来。

严格说来，对翁同龢的评价至今还不能算已经盖棺论定。人们记忆犹新的是，5年前热播的《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为了给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做翻案文章，竟罔顾史实，将翁同龢塑成了恭亲王所称“翁心叵测”的伪君子真小人。如今我说翁氏，就提三条。我相信，这三条是站得住脚的。

2008年10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2008年10月28日，包遵信先生逝世一周年，包遵信先生的妻子在墓前献鲜花

 

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开篇写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人所言并非生死神话，而有真实所指。能够离开的，是一个人的肉体，永远活着的，是他的精神。包遵信先生就属于永远活着的人，他在生前能够把一种精神根植于后人的心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接力，永远传递下去。

孔子曾经为中国知识分子确立过耻辱观：“邦无道，富且贵，耻；邦有道，贫且贱，耻。”在孔子看来，生活在一个政治黑暗的国度，享有富贵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但如果生活在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度，知识分子无力改变自己的贫贱处境，仍然是一种耻辱。但几千年来，能够坚守这种耻辱观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自古以来就很荒诞，除春秋时代曾出现过独立的、以追求知识为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外，其他时候，知识分子们的术业有不同，学问分高低，但其身份的依附性则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就是依附于权贵，扮演工具角色。毛泽东就曾把知识分子称作皮子上的毛。在毛氏看来，知识分子再有学问，也不过是依附于皮子的毛，学问大的知识分子，不过是长得比较漂亮的那根毛而已。

记得刘晓波先生等四人在公元1989年赴纪念碑下进行有限绝食时，所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到希望以此洗刷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但遗憾的是，1989年后，软骨病的基因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迅速传染。软弱也许是与生俱来、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弱点，是生命基因设置的自我保护程序。软弱并不羞耻，我认为任何人在恐惧面前都有选择软弱的权利，知识分子也不应例外。1989年知识分子的流亡海外不是羞耻，未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选择屈服也不是羞耻。以软为荣才是真正的羞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从卖身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一词中，引申出“知奸”一词，借以描述1989年后知识分子在极权体制下卖身投靠的软骨行为。我认为梅兰芳在日本占领时期尚且有拒绝登台演出的气节，而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竟台上台下演唱同一首歌。梅兰芳当时拒绝演出也许会冒生命危险，今日的知识分子如果拒绝演唱同一首歌，并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更不需要冒生命危险。如果基于恐惧，违心的与台上合唱，是值得谅解的。问题在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自愿合唱，以唱为荣。这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羞耻。

包遵信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在特殊的体制下和特定的时代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他的所作所为，部分挽回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应有的尊严，也把一种珍贵的精神资源，像火种一样传承下来。

传统知识分子喜欢以坐言起行来标榜自己言行合一，剑及履及，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太多。20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相对开放年代，我自己幸运的在那个年代求学求知。幸运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年代有以包遵信先生为代表的启蒙者。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在书店购买包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兴奋情景，该丛书的第一本就是金观淘先生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现在回想起来，那本薄薄的小书，只是一本简单的快餐式读物。但对一个从识字开始，就在一部把土匪造反当作历史主线的狼奶灌输的环境中长大的青年来说，金先生在该书中提出的历史循环说，会对原来形成的“土匪史观”造成多么强烈的冲击。因为适逢那个年代，我才能像许多我的同龄人一样，幸运的走出蒙昧状态。那个短暂的启蒙年代，就像历史偶然打开的一道门缝，我和一部分幸运的人刚刚逃出，门就在身后又关上了。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的启蒙年代，那么包遵信先生曾是那个年代的启蒙导师之一，扮演了重要角色，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象征人物。

在能够坐言的时候，他没有沉默，利用难得的机遇，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共同担负起了启蒙的责任。更可贵的是，在需要起行的时候，包先生同样站在时代的前列。1989年，包遵信先生是最早公开站出来和走在民主行动最前面的知识分子之一。记得那年4月，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见到一张他和严家其先生联名的《起诉书》，控告上海江某人悍然查封《世界经济导报》行为违宪。那是知识分子最早公开站出来投身民主运动的行为之一。一次次的街头演讲，一次次的联名呼吁，一次次的控告抗议，每一次包遵信先生都站在最前面。他以自己并不高大但异常勇敢的背影，以始终向前的姿态，为一代热血青年树立了一面可以追随的旗帜，也完成了青年导师的形象塑造。

6月屠杀之后，包先生和许多人一样进了监狱。甘地因在印度第一次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而被捕受审时，他向审判他的法庭宣告：“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决不提出抗议。”我始终固执的认为，在1989年的屠杀之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监狱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监狱是企图征服知识分子的地方，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唯一所能显示尊严的地方。包先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接受审判，领受了为参与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判的最长刑期。如果说这种受难是中国民主化必须经历的一个历程的话，包先生没有缺席。

包先生在他生命历程最后的一段岁月，完美的履行了孔子提出的荣辱观，在无道之邦，安于贫贱。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他身处狱外，但鲜有自由，虽然有口，但不能言语。昔日诸多朋辈，已然跻身权贵，许多流亡海外的，甚至也悔过荣归。这真是一个个荒诞而奇妙的世界。在这个特殊时期，包先生坦然接受了这份难得的孤独，不做任何改变自己的处境的努力，平静的固守着属于自己的贫贱。这种看起来不适时务的迂腐，也许使他失去了许多，但他至少有一种东西不曾失去，那就是尊严。

在包先生的生前，我无缘与他谋面，但我与其他幸运的人们一起，共享了他的精神资源。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又把这份精神资源留了下来，供更多的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说，包遵信先生属于诗人讴歌的那种永远不会死去的人。

谨以此文作为包遵信先生逝世一周年祭献。

                                       2008-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