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全球风暴从美国、欧洲向全球扩散之际，澳洲政府主动出击，先后投入几十亿到上百亿澳元稳定金融市场、刺激房市及消费。由于澳洲与中国密切的贸易关系，也有很多人把澳洲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真的能挽救澳洲吗？

中国人常说”一叶知秋”。澳洲《悉尼晨锋报》近日在经济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从在中国河北邢台德龙钢铁公司打工的一家人的经历，来考察中国的钢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状况，从而探讨中国能不能救澳洲的问题。

这位名叫John Garnaut的记者深入到邢台的西岩村(West Rock Village)，采访了一位名叫韩春文（音译，Han Chunwen）的村妇，她的丈夫、儿子、女儿都在德龙钢铁公司工作，过去八年德龙公司都很兴旺，她儿子、女儿的工资一直在涨。然而，从今年九月起，德龙公司似乎遇到麻烦，她的两个孩子先后被告知不要来工班了，在家休无薪假。

事实上，德龙公司确实已陷入困境，三分之一的工人都已无事可作，而且全中国所有的钢厂都如此。

澳洲记者之所以特别关注德龙公司，是因为德龙公司跟澳洲的福特斯科金属集团（Fortescue Metals Group）签订了铁矿长期供货合同。如果德龙公司停产了，澳洲的福特斯科集团就得另找买主。

报导说，即便是在情况最好的时候，要正确解读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近一段时期很多数据都因为北京奥运的举办而被扭曲了。在这种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从六月份开始，中国的电力消耗开始下降，建筑工程量在经历了数年的每年20%的增长后，也在七月份开始出现下降。

很多供货商本以为，奥运过后，中国的建筑业和重工业会“恢复正常”，因此囤积了不少物资。孰料事与愿违，在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重镇的唐山，铁矿的现货价从200美元一吨急跌到80美元左右，铜的价格跌掉一半，镍则跌掉60%。囤货的人当然损失惨重，现在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由中国的需求所带来的澳洲矿业繁荣，可能已经结束，接下来生存不下去的澳洲矿业公司可能会有数百之多。

最近中共官方公布了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GDP的增长只有9%，是自2002年来首次跌破10%，其中九月份的工业产值又是最弱的，只增长了11.4%，比预期中的13%低，也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同时，出口增长的贡献也降低了4.8%，而且这种放缓的趋势还将继续。

这些数据比很多人预料的要低。由于澳洲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到其总出口额的14%，铁矿出口当中，更有60%都销往中国，中国经济放缓的消息，当然也引来澳洲媒体的极大关注。

《悉尼晨锋报》的文章提到，中国境内许多钢厂都已经倒闭了，还有更多的陷入了资金周转的困难之中。许多向这些钢厂出口铁矿的澳洲矿业主们，正焦急的等待中国政府能够出面救市，赶快让中国经济恢复快速增长。

文章还认为，虽然现在谁也不敢说一年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但长远看，二十年之后，中国还会有3.5亿人从农村迁往城市，在这么多人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在200多个城市中再建500万座楼，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因此，澳洲的矿产还会大有用武之地。

不过，笔者认为，这位澳洲记者在做出这种判断时，显然是把中国当作与其它民主国家一样，放在某种不变的坐标之下来考量的，这种不变的坐标，当然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社会体系的稳定。在这种不变的坐标之下，经济的上上下下，自然可按经济学规律做出某种预测和判断。

而在中国一党独裁的铁血高压之下，一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完全可能在任何时候演变为政治危机，引发共产党的全面解体。

当然，话又说回来，共产党倒了，中国人民的日子照样得过，房子照样得盖。从这个意义上讲，澳洲记者以二十年之后中国的需求来鼓舞之日澳洲人之“士气”的说法，也没有错。

中共结束”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发布文件：允许土地流转，即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二字，令外界费解。原因在于，与他国不同的是，中国农民至今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仅有土地使用权，无法使用”买卖、租赁”等正常词汇。”流转”，又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说法，又是中共的发明。

中共建政并实行公社化之后，所有土地被收归”国有”，实际就是”党有”—— 中共一党所有。农村土地，被称为”集体所有制”，由于土地所有权没有落实到农民个人头上，实际就为中共农村干部所操纵。这种扭曲的土地制度，导致的后果便是：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农民失去耕种热情，粮食减产，饥荒四起；后三十年，实行”土地承包”，农民恢复耕种积极性，但村干部却能够与开发商相勾结，任意变卖农村土地，私相授受。官商获利，广大农民则沦为牺牲品。

在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的狂潮中，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所获补偿极低，甚至没有补偿，甚至无家可归。农村耕地急剧减少，八、九十年代，中国耕地曾以每年1亿亩的速度剧减，直到只剩下20亿亩（史上最少耕地记录）时，当局才慌忙出手控制。之后，中国耕地仍以每年8百万亩的速度递减。迄今，中国耕地仅剩下18亿亩。历史上最少的耕地，却要支撑历史上最大的人口：13亿，其中，农业人口仍有7.3亿。

中共高层惊呼：”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土地流转”政策出台的动因之一。其他动因，据说，是为了促成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共在文件中声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与繁荣，就没有中国的稳定与繁荣。”这等于承认：中国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而且还没有实现稳定与繁荣。这与当局之前自说自话的”崛起”、”盛世”、” 稳定”、”繁荣”等语，明显自相矛盾。

中共允许土地流转的同时，提出”三不”政策：”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然而，鉴于中国农民没有政治权利，中共官员不受监督与制衡，官商勾结与权钱交易无从杜绝，无须”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仅在”土地使用权”上做文章，官商依然可以合谋获利，这与从前情形并无不同；无须”改变土地用途”，只要”流转”一词出笼，所谓”农业规模经营”，就可轻易落入官商之手，农民继续充当苦工、奴隶；所谓”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注定沦为一句空话。

任何经济改革，如果不以政治改革为前提或相配套，就必定扭曲、变形，成为权力者巧取豪夺的游戏。近三十年的中国发展，已经证明于此。可惜，中共高层仍然枕于以经济改革抵消政治改革的陈旧思维而不可自拔。以”流转”为轴的新一轮”土地改革”，足见中南海思维的保守与缺陷。

部分天真的人们一度以为，既然北京奥运已经”顺利结束”、”没有出大事”，中共可能会开启政治改革。”三中全会”一词，给他们提供了无穷遐想，从”十七届三中全会”联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以”农村改革”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转移视线，为政改的幻想者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又以假”改革”之名的”土地流转”，为新一轮的巧取豪夺开辟道路。奥运后的中国，依然是前景灰黯的国度。

说到非法集资，相信大多数读者并不陌生。因为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发生了两起重大的非法集资案件，一起是北京沈太富集资案，另一起便是无锡郑斌集资案。由于这两起集资案，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涉及的人数异常众多，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因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禁震惊全国，同时也引起海外的关注。尽管后来主要当事人被绳之以法，但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对整个社会以及受害者的家庭带来的损失与痛苦，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唯一感到庆幸的是，这两起案件并没有对社会稳定带来大的冲击。按理说，在经过这么两起重大的非法集资案之后，中共应该对这一类型的案件引起重视，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将之杜绝于萌芽状态，遗憾的是，这类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越演越烈的态势。2008年9月5日发生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的非法集资案便是中共对经济领域维稳的一个重大失败。

有关这起非法集资案的详细过程，笔者不想在这里赘述了，因为海量的网络资源已将这一过程揭露得淋漓尽致。在这里，笔者所要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非法集资在中共的统治下，愈演愈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普通的非法集资最后演变成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政治事件？

首先，毫无疑问的一个答案便是中共统治下的金融体系，其结构极其的不合理。在以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信贷体系中，由于受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对国有企业一直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而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的中小企业，银行在审发贷款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贷顾虑”。这种“信贷顾虑”，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极左思想在作怪，害怕民营企业最终发展壮大，从而危及以公有制为主的国有企业地位。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说到底实际上是为了中共的利益而存在的。因为假如失去这一模式做支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也就会受到质疑。所以，中共宁愿地下非法集资活动泛滥，也不愿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

其次，受巨大经济利益的蛊惑，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了非法集资活动当中。此次湘西非法集资案，之所以吸引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参与，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便是当地的政府官员公然参与了进来。政府官员作为公权力的执行者，本身便具有一种比普通人更高的权威性，他们的参与，带给老百姓一种“这样的集资很安全”的错觉。如此一来，如果谁不参与，谁不就是大傻瓜了吗？

如果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案件，湘西的非法集资案很可能会在雪球崩溃后，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解决，如枪毙几个非法集资的带头人，抓几个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普通的非法集资最后居然演变成万人游行示威堵火车道的政治事件，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唯一的解释便是，当今的老百姓对现有的政权充满了不满。尽管由于5.12汶川大地震及京奥的圆满举行，部分转移了民众对现有政权的敌视目光，但只要有一丝火花，便可能将这种对立情绪重新燃烧起来。典型的如瓮川事件，仅仅一个女中学生的意外身亡，便可以成为民众攻击县一级政权的借口。而湘西的非法集资，牵涉数以万计百姓的身家性命，他们因此更有理由联合起来向政府发泄了。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所谓“数以万计”的统计数据夸张了一些，但如此庞大的人群聚集起来向政府发难，其中必然会有其他一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譬如房地产的拆迁，譬如个人生活的社会保障，譬如工厂的不正常倒闭。诸如此类，他们以此次非法集资为契机，发泄自己的愤怒，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共大力宣传下的歌舞升平背后，是一座怎样危险的炸药库。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否认，在对待星星之火的问题上，中共如同消防队一般不遗余力地四处进行扑灭，但是，如果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根本，更多的星星之火点燃了，还有没有时间来得及扑灭呢？

今天去附近的超市买蛋糕，看到一款糕点标牌上写着：比利时牛奶巧克力饼（见图），让人哭笑不得。这显然是商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人们闻中国奶色变，不得已做个说明。

毒食品在加拿大华人超市出售

在中国三鹿奶粉被查出添加化工原料后，已经发现更多品牌的奶制品、相关食品，甚至包括蔬菜等，都含有三聚氰胺。而许多品牌的相关产品在加拿大的华人超市都有出售。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近来接连向消费者发出警告，不要购买和食用含有受三聚氰胺污染的牛奶制品和相关食品。因为已经确认包括中国着名品牌蒙牛和伊利的乳酸饮料、颇富盛名的大白兔奶糖、人们喜闻乐见的勃朗咖啡、孩子们锺爱的乐天饼乾，以及一些糕饼、米卷等十数种食品在加拿大有售。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特别说明，正在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奶制品进行检验，并通知加拿大当地的制造商，如果他们的产品成份中，需要使用从中国进口的有关原料，要立即进行检测.

现在人们到超市购买食品都会细心的察看产地和原料，许多人放弃了一直习惯食用的一些传统中国食品。

中国倾一国之力举办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奥运，令不少党奴愚众血脉喷张，忘乎所以。然而，毒奶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毒食品大揭底，和这些毒食品早已经流向世界各个角落，让国人惊恐无助，令世界再次惊讶感歎.

中国产品与中国良心

十月四日，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刊登深入调查报道，指在大多伦多地区零售店又发现大量中国制造的玩具首饰含铅量超标。文章详细介绍了记者深入调查并利用高科技手段，对十八间商店的儿童玩具和首饰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其中四分之一的物品含有对人体、尤其是幼儿有害的铅成分。让销售商也感到意外并愤怒的是，有标明「无铅」的儿童首饰竟然超标一百五十倍！许多读者在文章后上贴表示：从此不会再购买中国制造的东西。

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我总是想起一个女人冷漠蛮横的脸。去年秋天在一个家庭聚会上，其中有几个是近年从中国来的移民，当聊起中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事件时，竟然起了争议.在场一个专门从事将中国食品进口加拿大的生意的女人，席间大声抱怨加拿大「贫穷落后」，并大谈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和国内的繁荣奢华.我耐心地讲解加拿大民主社会种种福利保障，及中国一党专政造成的无法解决的社会危机.她则大声反驳说：我看一党专政没有什么不好，比加拿大这样三个党五个党乱哄哄的更好。另一个朋友听不过去，插嘴说：你知道山西黑砖？事件吧。拐卖童工，囚禁虐待他们，把他们当奴隶，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会发生。这个女人竟然冷酷地说：山西黑砖？怎么啦？它还帮助政府解决了那些人的就业问题呢。当然，这样的争论已经没有了基本的焦点.在回家的路上我痛心地想：中国的经济奇蹟造就了一个丧尽天良的暴富集团.而朋友则为这场争论郁闷了好几天。

像这样的人和事，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是不少的，但不管怎样，中国出产的食品和其他产品之受欢迎情形已大不如前了，谁愿意为了省几个钱而招致健康受损呢？

非议斯大林遭罪五十年

伟大的俄罗斯异议作家、爱国者索尔仁尼琴於八月三日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六日莫斯科举行了隆重葬礼为他送行。

回想索翁的一生：他原是一名苏军军官，一九四五年春有人发现他在与同学通信中非议斯大林，因此入狱八年，又再被流放了三年。一九七○年他因《古拉格群岛》一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当局的压力下，放弃领奖。四年之后被迫出走并被剥夺苏联国籍，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从德国、瑞士流亡到美国。一九八九年「苏东波」后被平反，一九九四年终於回到自己的祖国，受到俄罗斯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此后他一直在莫斯科郊外定居，安度晚年。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索翁的传奇人生和文学创作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点也不足为怪的。自从二十世纪以来，中俄两国人民都生活在暴政统治之下，有着相同的命运.追求真理、渴望自由的先进知识分子遭到镇压，坐牢和流放都是普遍现象，类似索翁仅因为与友人通信中议论斯大林就被治罪，在「秦始皇加斯大林」统治之下的中国，更是司空见惯.据贾谊的《过秦论》，我国早在秦朝就有「偶语弃市」。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公安六条》叫「恶毒攻击罪」，有人甚至被处以死刑，例如张志新、林昭等。另一方面，俄苏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更是巨大。瑞典皇家学院在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精髓」。不少评论家指出，如果说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那么索尔仁尼琴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极权之专制与暴政尽收眼底

鉴於上述情况，在中国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一九八二年，由我主持的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的中译本，并受到广大知识分子欢迎，绝对不是偶然的。据说此书在作者自己的祖国直到一九九四年以后才得以问世。这就是说，中国读者有幸比俄国人还早十二年，就读到了这部巨着，并深深受到启发和激励。正如赵勇在《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精神高标》一文中所说的，我读索尔仁尼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只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已经大为震动。此两部作品分别为《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后者当时在国内虽已经「内部发行」，但可能还是禁书，因为它并没有堂而皇之地置於图书馆的架上，而是被抛到架下，放在一个犄角旮旯处，惟恐被人看到，但是还是被我发现了。卡夫卡说过，总而言之，我们虽然只该去读那些会啮齿，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古拉格群岛》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这类书。读这部书，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与暴政尽收眼底，而所有在极权主义时代生活过的，惶恐过的，心惊胆战过的阴暗记忆会被唤起。唤醒记忆并让人正视这种记忆，我认为正是这本书的价值（见《南方都市报》）。

出版过程难关重重

但应指出，《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得以在一九八二年出版，以内部发行的名义，也是经过严重斗争、大力争取来之不易的。早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获得法国出版的俄文文稿之后，我就向原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俄文系同学田大畏、陈汉章约稿，邀请他们翻译成中文。由於全稿卷佚浩繁，分为上中下三册，共一百四十万字。为了早日译完出书，后又增加了钱诚担任下册译者。据翻译者说，原作文字艰深晦涩，很不好翻译.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才赶译出来交稿。但是在一九八二年付印前，上面审批这一关又碰到阻难，群众出版社作为公安部的事业单位，当时是处级，由办公厅管辖，分管群众出版社的办公厅副主任，将出版此书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坚决反对，拒不批准。幸亏当时办公厅主任姚艮，由於他本人在三十年代日本侵佔东北时逃往苏联，却被苏联打成「日本特务」被契卡机关关押多年，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在秦城监狱关了七年，他的受害经历使他在审读后产生了共鸣.於是由他拍板定案，批准出版。但是为了堵住反对者之口，又决定改为内部发行，同时将我写的出版前言撤去，改写了一篇「政治正确」文字，例如说，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代表作，作者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等等。这篇前言，直到一九九六年重印时才被拿掉。

在本部领导通过后，又上报新闻出版总署，总署不敢负责，又上报中宣部直到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胡批此书为内部发行还不够，还应该编号发行。就像秘密文件那样，要司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才有资格购买，售给谁人都要登记编号造册备查。尽管限制如此严格，此书出版后还是受到文艺、学术界重视和欢迎。不少朋友找我要书，一九八四年底北京召开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我要出版社发行部将《古拉格群岛》分批运至京西宾馆，在大厅内售书，这次完全没有执行胡乔木的荒谬规定，搞什么编号登记，仅凭作协会员证即可购买.与会作家争相踊跃购买，一时大厅柜台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大不乏人

本届全国作协代表会议是空前自由开放，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文艺界盛会，这次大会改变了以往作协理事候补人名单先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做法，改由代表大会依法自由选出。刘宾雁在大会选举中高票胜出，被选为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排名仅在巴金之下。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八十年代改正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文学，揭露社会黑暗面，被官方认定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一九八七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中共党籍，次年流亡美国。刘宾雁以及后来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的作家、学者，在知识界以至广大民众中享有盛名。方励之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流亡美国，曾有「中国的萨哈洛夫」之称.也有人称刘宾雁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或者「中国的爱伦堡」。

这里还应提到高行健。一九八二年他创作的戏剧《车站》在内部演出后引起极大争议.文化部长贺敬之认为此剧「非常反动，是比海瑞罢官还海瑞罢官」，次年就被禁演。后来，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包括《车站》在内的《高行健戏剧集》。高行健於一九八七年为追求写作自由流亡到法国。二○○○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中共当局对他的获奖，不仅不引为荣耀，反而极端仇视和恐慌。中共领导人紧急召集中国作协负责人前往汇报后，下令全国媒体严禁刊发有关消息报道。作协书记金坚范於十月十三日出面对法新社说，高行健已入法国籍，是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高兴的。国务院总理朱鎔基於十四日接受香港媒体採访时也说，他很高兴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获奖，不过他很遗憾这次获奖的是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中共当局对高行健获奖的态度，与苏联当局对索尔仁尼琴获奖的态度如出一辙，完全出於政治考虑.事实上，正如索翁被开除国籍并流亡美国，丝毫无损也无害於他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人格和声誉一样，高行健、刘宾雁以及一大批流亡者，同时也是爱国者，乃是毫无疑义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太爱国了，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才不计个人利害，揭露和批判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统治者，从而触怒他们，招致他们的报复和迫害，以至於去国远走他乡.我国自古以来这样的流亡者，历代均不乏其人。远的不说，仅近代的就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一度流亡海外，他们更是伟大的爱国者。

爱国有罪，有家归不得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指使胡乔木、邓力群等多次掀起「反自由化」运动，他们曾批判白桦的小说《苦恋》（改编成电影叫《太阳与人》），由於作品中主人公的子女问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一个知识分子）：你爱这个国家这么深，这个国家爱你么？批判者就指作者反对爱国主义.在这里，国家和政府完全被混为一谈了。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一向政权就是国家，「朕即国家」。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根据宪法有关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批评政府和执政党，这与爱国不爱国是两码事。因此，刘宾雁等人与索尔仁尼琴一样，都是流亡者和爱国者。他们正因为爱国才批评党和政府，否则「个人各扫门前雪」好了，还不如「国家大事管他娘，打打麻将」（曾今可语，曾遭鲁迅严厉批判）。

索翁去世以后，有些文章回顾他在一九九四年返回祖国俄罗斯时的情景：「甫下飞机，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俯身下来，用双手抚摸着故国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个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今天，在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年代里，人们太容易忘记过去的受害者」。这话太让人感动了。然而，索翁毕竟是幸运的，在垂暮之年落叶归根，回归故土，与他相比，刘宾雁、王若望等有家难回，葬身异乡.希望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方励之、严家祺、戈扬、郭罗基、郑义……争取这些傑出的作家学者早日归来。拒绝他们回国是毫无道理的，完全违法的，丧失人心的，极不道德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会与他们在北京重新聚首。

韩寒在与某些作家过招时，字里行间有反政府潜意识，已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是否可以治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请大家讨论。我首先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理由一：他潜意识里对政府充满着敌意。

有人说上海有出反动文人的土壤，如犯反革命罪的张春桥、姚文元等。这倒过于武断。回到韩寒的事情。从表面上看，韩寒的行径只是一场个人英雄主义表演秀与文学超级男生秀。深究下去，却不难看出端倪与实质——从“中国作协是很可笑的组织”、“中国作协是二奶协会”、“我来解散作协”到“作协是驯化基地、孵化基地，比基地组织还恐怖”，当事人韩寒先是试探，尔后开枪，最后盖棺定论全盘否定。语言上的循序渐进，反衬出其心理的逐步激进，最后恶向胆边生，口无遮拦无所顾忌。韩寒说，作协是比恐怖组织还恐怖的机构。那么政府又是什么呢？他的这一论断容易使人产生遐想。

他在《驯化与孵化》里说，“当局其实就应该是物业公司，人民就是业主。如果作家们不用当局费心，甚至很讨当局欢心，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作家们”一定要与“当局”反目成仇，过于和谐就对不起“人民”。可见他的辩证法学得很糟糕，没有真正弄懂矛盾论。如此表述，容易激化人民与政府的矛盾。

他在《回答爱国者的问题》里一再表示，“我没有自己的土地，你也没有自己的土地”、“再让你生一次，如果你还选择生在这个国家，那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和优秀品质”，言语间流露出对爱国者与祖国的不屑与鄙视，也为自己生在“这个国家”而感到委屈和沮丧。

韩寒在与某作家对阵时说，“你是要比我低级的，因为你是国家豢养的”，“豢养”一词容易使人想起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话大约有三层意思：一是贬低对方人格。“豢养”释义为“喂养（牲畜），比喻收买并利用”。二是天下的作家都是被政府收买与利用的，作家都是政府的“走狗”。显然，这是在变相辱骂政府。三是凡是国家豢养的都是走狗，除了作家，所有公务员也在此列，因为公务员也是“国家豢养的”。

由此可见，韩寒大放厥词绝非偶然失言，乃一贯有意为之，有故意挑起分辨力不强的民众对政府不满的嫌疑。在粉丝的卖命吆喝与不良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韩寒的虚荣心与反权威、反主流欲望不断膨胀，他的攻击对象也在逐渐扩大，从先前的作协已经扩大到所有“艺术家协会”，按照这样的胆量与思维惯性，使人不得不担心：下次是否会要轮到解散文化部等部门呢。谣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长此以往，一个微弱的声音也会变成一股巨大的飓风，这对国家政权的稳定，对人们的安居乐业恐怕无益，不可小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理由二：从一定程度上讲，他的粉丝组织，或许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一场无聊的口水战，不必太当真。但是，我要说，千万不能太大意。王洪文当初在上海滩成立造反司令部的时候，文弱秀才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谁又料想到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腥风血雨！韩寒的粉丝众多，数以千万计，这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团体。至少韩寒比王洪文、姚文元的拥趸要多得多，他在网络一呼百应，在青年一代中左右话语权，似乎是这些小青年的“精神领袖”，如果引导不当，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他的粉丝有自己的组织，且门会繁多，比如韩寒粉丝团、韩寒粉丝圈、韩寒粉丝吧等等不一而足，还建立了相关网站作为阵地，他自己也与粉丝保持着密切联系。有组织的门会是最危险的。粉丝组织本是一个纯粹的娱乐组织，粉丝们大都家境宽裕，具备很好的经济基础，为了追星他们可以一掷千金，同时受过良好教育，如果一旦被图谋不轨的人所操纵利用，其危害性巨大。

韩寒粉丝阵容的可怕，还不仅仅在于其人数众多，更在于其崇拜者的低龄化、盲从化、叛逆化。粉丝是一种比红卫兵更狂热的新物种，具备潜在危险。粉丝的低龄化，使他们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他们甚至懒得去判断，他们唯偶像是瞻，偶像的话永远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同时很多又追逐犬儒和嬉皮文化，反感主流文化，对当前主流价值观持逆反心理，极容易被偶像所影响、操纵、利用。只要自己的偶像煽动，他们就会无条件拥护，积极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理由三：韩寒恶意诽谤、侮辱老作家，已经侵犯他人名誉权，即便不构成侮辱罪，也是民事侵权侮辱行为，应该为之付出代价。

韩寒不但以文学的名义对中国作协频频发起攻击，还对巴金等老作家一再辱骂、诽谤，这种行为不再是正常的理性对话与理智辩论，已经完全演变成韩寒为自己赚取眼球、扩大名气、取悦粉丝直至挑衅攻击政府的闹剧。

取笑、侮辱、谩骂老作家，已经成为韩寒的家常便饭，并乐此不疲，以此来抬高自己，博取粉丝的喝彩，同时充当挑战权威、辱骂政府的教父。从所谓的韩白之争到韩郑之争，再到取笑老作家巴金，他的嘴脸与肆无忌惮的日本侵略军甚为相似，以肆意践踏善良为乐，并与粉丝相互取乐，以显示自己的强大与剽悍。

我国法律赋予公民有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不得利用言论自由来侮辱、诽谤他人，不得利用言论自由教唆、煽动他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韩寒用语言、文字等方式贬损老作家人格、损害老作家名誉的行为，已经侵犯他人名誉权，构成侮辱罪。

韩寒侮辱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似乎只是两个民事个体之间的事情，其实不然。比如老作家巴金是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性人物，国家领导人对其也十分敬重。韩寒对巴金的辱骂，实际上是不给有关方面面子，是挑衅。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公然侮辱他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15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第2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诋毁、诽谤他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理由四：韩寒正在成为挑战权威与政府的精神领袖和教父，在年轻一代中具有号召力，拥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举止将影响并左右崇拜者。当这种思潮成为主流时，必将瓦解我国现行的主流文化观与社会价值观，最终破坏政体与国体，害莫大焉。

现在类似韩寒粉丝的青年缺乏信仰，没有是非观，这使得重视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宣传尤为必要。

韩寒之所以具有如此人气和号召力，很大程度上与某些媒体自觉或不自觉的助虐为纣、推波助澜有关。在此，我建议，新闻主管部门应该对韩寒进行全面封杀，任何媒体不得报道他侮辱、谩骂、攻击他人的狂妄谬论，不给这些谬论以发酵、生存的土壤与载体。只有让他从媒体上彻底消失，才会消除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使这种信奉语言“软暴力”的另类文化观不再腐蚀人们的思想，这对帮助青年一代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也大有裨益，可以正本清源。

坦率地讲，我不是思想僵化的古董，同样欢迎争论，但是有一个前提，这种争论是有益的，关键是不会影响社会稳定，不会对主流价值文化造成破坏，不会对青年一代造成毒害。我想，谁也不想自己的祖国动乱，总是希望国富民强，人们可以安居乐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鉴于上述理由，我个人认为韩寒已经触犯法律，有关部门应该对其予以制裁！

（续上期）

胡用精神文明建设来「缓冲」

胡耀邦此时在想什么？他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下不了马；经济体制改革虽然通过了决议；还是受到百般抵制改不动，影响经济发展。阻力这么大，我想只能缓冲一下，从观念形态的东西着手，搞个精神文明决议.」但他又说：「老人家也不会满意，但凭他对我的信任，可以通过.」

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组成起草小组，开始着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

那时他认为老人家（邓小平）还是信任他的。其实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陆铿发表《胡耀邦访问记》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信任已更加动摇，认为「胡耀邦在树立自己的形象」。但鉴於九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后，陈云集团在经济战线向全国改革派大举进攻。全国各地，计委收权，纪委抓人，在一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计委下达指令，干预包括特区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纪委不但任意处置党内各级干部，还下令逮捕、枪毙非党人士。这些倒行逆施，使改革开放严重受挫，导致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发展停顿.

邓小平又坐不住了，开始从左向右摆回。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批评了纪委和计委。邓小平说：「纪委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政府管，党的纪委去管不合适.党和政府关系，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又说：「你提倡放权（指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放权让利十项措施），他（计委）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看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动，因为首先遇到人为障碍」。但怎么改？邓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他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义胜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太困难，太複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有拿定主意。」

在如此困难複杂的全国形势与相对孤独的个人处境中，胡耀邦选择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缓冲一下」，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重新扭转改革开放的不利形势，不失为一种摆脱困境的积极思路。

按照胡耀邦的思路，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他同专政派的根本分歧当时无法解决.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了中央决议都不管用，专政派照旧抵制决议，把改革派整掉。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交给赵紫阳成立「政改办」去「研究」了。胡耀邦能够做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有所突破。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思考「人的解放」问题，在胡耀邦看来，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都是「人的解放」。

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胡乔木、邓力群这些「秀才」、「笔桿子」，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他们只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教条当做棍子，纠集一帮打手用来打人。真正用心读书，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倒是胡耀邦、周扬、陆定一和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

胡耀邦、周扬从文革教训中深刻体会到专制制度迫害人、蔑视人、不把人当人的危害，使他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关於「人的解放」的思想。

在「生产目的」讨论中，胡耀邦就注意到马克思《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胡耀邦与专政派在生产目的讨论中的分歧就在这里.胡耀邦把人视为生产的目的，而专政派把人视为实现生产的工具、手段。用陈云的话来说，叫做「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他们认为生产的目的是财富，而创造财富的生产者个人，只能拿到一点点「小头」，以维持再生产的生命；财富的绝大部分，都被「国家」和「集体」的怪兽吞噬了。

这也就是周扬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蔑视人的价值、人的幸福」的异化现象。周扬认为改革就是要克服这种异化现象。周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打中了专政派的要害，故而遭到专政派的致命打击是不可避免的。胡耀邦说：「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着，认为这三个人决不能整。」结果胡耀邦还是没顶住，因为胡乔木、邓力群后面还有二人：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开放政策上有重大分歧，但在一党专政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邓小平一贯主张：「经济问题上不一致可以让，政治问题上不一致不能让」。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种态度

从真理标准、生产目的，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种态度。

一种是胡乔木、邓力群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的「左王」们，他们把自己说的话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出来说话」。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同人权、人性、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的解放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对立起来，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几条专门用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教条主义棍子。

文化大革命时，江青曾经表扬张春桥、姚文元是「马克思主义」的「金棍子」和「银棍子」。在邓小平时代，胡乔木、邓力群也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金棍子」和「银棍子」。也可以说，邓小平、陈云让胡乔木、邓力群扮演的角色，正是当年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扮演的角色。

与胡乔木、邓力群们不同，胡耀邦、周扬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他们只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探讨」者。他们主张马克思的理论与当代实践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他们都不採取全盘肯定、全盘否定的态度。胡耀邦和周扬，都曾表示要把毛泽东同他们的多次单独谈话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因为其中有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在发行的毛泽东着作中并未收入。周扬举例说，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同他谈对人性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就同胡乔木、邓力群们的流行说法不一样。周扬很不认同胡乔木、邓力群自封「马克思主义」的裁判者和他们对待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那种选择性的教条主义态度。他曾引用恩格斯给拉法格信中的话：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於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於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穫的却是跳蚤」。」

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东西，不过是为实现人的解放，为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未来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例如反动势力使用军事暴力屠杀人民）可供选择的工具、手段，既非目的，也非「基础」；人的解放才是目的。

这种分歧，在马克思时代就存在。马克思在自己的着作中，十分明确地把「霍布斯那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与「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马克思自己属於「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在胡耀邦看来，离开人的命运、人的解放的思考，就不是马克思。

胡起草文件爱用「提神」二字

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马克思主义跳蚤」们当然不会坐视。但胡耀邦起初还颇有信心。

其一是因为邓小平肯定过胡耀邦的一九八四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精神文明议》要写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伦理学.首先要写清楚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没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成熟、不巩固的。什么是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质、人的知识程度、人文素养、人与人的关系，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之间、各民族之间，从社会到家庭，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谐的新型关系.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胡耀邦爱用「提神」二字，指文辞要有新意、写出新的思想，让人精神振奋，「唯陈言之务去」，不要用陈辞滥调.对此邓力群曾在邓小平面前挑拨道：「胡耀邦的最大特点，是心思用在怎么让他所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的「提神」，是以「调查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思想」，振奋人的精神去建设新社会的新文明。邓力群却对此扭曲为「胡耀邦为自己赢得掌声，要树立自己形象」；邓小平也附和道：「这是胡耀邦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其二是邓小平对胡耀邦讲过两句话：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胡耀邦认为邓小平已经看到专政派对清除精神污染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粗暴做法严重冲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成长.此时正面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有助於开放与发展。

胡赵联手对付专政派

后来事态的演变却比胡耀邦预期的複杂、诡谲得多。

第一，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跳蚤」们始终严阵以待，伺机进攻。胡乔木、邓力群鉴於一九八三年「经济倒胡」失败，是由於操之过急，没有在中央聚集充分的专政派力量，过早向下制造舆论，引起地方反弹，导致邓小平与叶剑英联手，迫使陈云集团策划中的倒胡会议流产；这回接受历史教训，採取步步为营、充分动员专政派老人的力量，迫使邓小平站到专政派一边。胡乔木、邓力群效法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文件起草时，康生、张春桥打败陈伯达的手段。毛泽东让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康生、张春桥另行起草与陈伯达对立的九大报告稿，成功导致毛泽东抛弃陈伯达，採用他们的稿子。胡乔木、邓力群以同样手法，另行起草针对胡耀邦《精神文明决议》稿的《修正稿》，在专政派老人中广为散发，争取支持；还发给专政派的打手王忍之、何东昌等一群人，企图以他们的稿子取代胡耀邦。邓力群很快就得到了两个政治局常委陈云和李先念的批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的稿子。

第二， 胡耀邦在起草过程中，察觉反对力量已经集结，形势严重；必须同赵紫阳联手争取邓小平的支持（那时叶剑英已辞去政治局常委职务，常委五人是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正好那时胡乔木批转社科院秦柳方收集来的「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材料，引起赵紫阳的警惕。赵紫阳批示：「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也立即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批语转告乔木同志。」这件事促成胡耀邦与赵紫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站到了一起。

第三， 胡耀邦和赵紫阳针对胡乔木、邓力群的《修正稿》，联名发出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信中就胡乔木、邓力群指责决议稿未沿用十二大「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作了详尽说明。邓小平阅后立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同」。李先念也跟着批示：「同意小平意见」。邓小平当时已知道邓力群把自己的《修正稿》发给了二、三十人，意在挑起争论。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邓力群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我们的政策还是要放，而不是收。」这一回合胡耀邦、赵紫阳暂时击败胡乔木、邓力群和他们背后的陈云。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请邓复出，送邓八个字

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面对的形势，很像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那时邓小平和叶剑英站在一边，整顿经济，整顿军队，使全国形势渐趋稳定。而站在另一边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认定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把邓小平找回来工作是对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障碍.

这里要顺便纠正一个史实。有些历史着作误称「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是毛泽东找邓小平出来工作时的肯定评语，并以此八个字概括邓小平的个人性格。事实恰恰相反。

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出来工作时是这样说的：

「现在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要邓小平「改一改」让人家害怕的那种过硬性格；送给邓小平的两句、八个字，正是针对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弱点，劝他以后对人和气一点，做到外柔内刚。事实证明邓小平后来也没有做到。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於美国。

（未完待续）

2002年10月21日，中共另一喉舌《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历史上的奇迹——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文章说：“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叫艾奇逊的美国人说，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文章意思说，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在政治课本上，中共向我们灌输的也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这不仅歪曲了历史逻辑，也是颠倒了主仆关系。

且不说，最近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披露，1958-1962年期间，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中国饿死3，600万人。

杨继绳说，3，6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千多万人的死亡人数，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中4、5千万死亡人数，是在欧洲、非洲、亚洲广袤的土地上7、8年间发生的，而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也超过了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人数——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里合计死亡1，836万人。

这是1958年中共极权制度统治实行“大跃进”的后果。刘少奇当年曾对毛泽东说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也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荒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荒。”

到今年已经是“大跃进”50周年，中共不但没有向民众认错，反而一直在极力掩盖历史事实。幸而有杨继绳先生，才把这一史实公之于众。如果依照“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的逻辑，对此应该怎么解释呢？

实际上，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而是“中国人民养活了中共”。人民是主人，中共只是仆人。人民是纳税人，中共依靠纳税人而存在。只能是主人养活仆人，怎么会是仆人养活主人呢？还有一首歌叫《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在荒唐之极：一个只有80多岁的，怎么能成为一个5000多岁的母亲？

这个被中共颠倒的主仆关系应该倒转回来。究竟是“谁养活谁？”，这是我们每一个主人、每一个纳税人应该明白的问题，也是牛玉昌先生一直所倡导的问题。

1943年出生的牛玉昌先生，本是黑龙江省勃利县四甲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其妻子30多岁就去世后，他独自把四个子女抚养成人。这一点，一直使他感到自豪。

牛玉昌先生觉得，他自己天生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1989年爆发大学生民主运动时，他曾经在最忙活的5月份，不顾农活而亲自跑到北京考察。回家后，茅塞顿开，决意在农村自我做起，开始了对农村社会如何改良的思考核和探索。

他为了维护自己所开垦12亩荒地的承包使用权。1999年，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以为在北京能够找到“青天”为其主持正义，离土离乡来到北京上访，告村干部，告乡干部。实际上，基本上每一个上访者开始时，都是这样认为的，中央是好的，基层是坏的。上访人员刘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是下面就是有一些腐败官员对抗党中央和国家法律。刘杰说：“没有腐败就没有我们上访人，要想解决上访的根源问题，我们就希望中央领导根治腐败。”

上访人员首先要经历株连、监控、软禁、绑架、殴打、追杀、关押、黑监狱、拘留、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等多种形式层层禁访、截访，才能见到国家信访局官员。见到信访的有关官员，面对中共这一套骗人的上访体系，即使上访者从“黑发”上访成“白发”（新华社曾介绍过安徽省农妇王凤枝20年上访“黑发”变“白发”的痛心历程），其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正如“维权网”2008年2月8日发布的刘德波的《血泪上访路——行使宪法申诉权访民遭打压、为奥运清理京城当局无视人权》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普遍的行政侵权与司法侵权，公民被迫向更高一级寻求权利救济时，往往走向‘因被侵权而上访，因上访而被更进一步剥权，甚至还被夺命’之路，这条‘侵权——上访——剥权——夺命’之路，就是中国上访群体的不归之路。”

实际上，上访人员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也是坏的。如果说得绝对一点，中共这套制度没有好人。这种“跪着维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上访注定是没有结果的。牛玉昌也认识这一点。后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信访制度是一个骗局，几乎没有人能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上访制度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掩盖矛盾，转移矛盾，让群众疲于奔命，劳民伤财，贪官污吏们继续躲在官官相护的信访制度后面为非作歹。”

在遭遇北京上访失败后，牛玉昌没有像其他上访人员一样继续进行无效的上访，而是短暂地回到黑龙江老家。加上他之前十年治理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决定放弃上访。

2000年，牛先生再次离开黑龙江老家，来到北京推广他的思想。对上访人员遭遇的深为体会和理解，他决心摸索出一条为访民依法维权的路经。2003年开始，他和几家律师所和媒体合作，接手了一些访民的案子，但后来这些案子也基本都陷于死胡同。

2004年底，他成立了“三春大地社会研究院”。“三春”寓意关注三农问题的春雷春风化作春雨，滋润处于焦灼的农村大地。致力于“开发民智，兴农息访”，以理性的社会改良为原则的民间组织，其目的是针对频频出现的上访和截访问题，为处于对立冲突的地方政府和上访民众搭建对话平台。

2005年5月第一期培训正式开始，得到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多名师生的支持，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学者。但培训开始后不久即被官方禁止。他因此两次被拘禁，多次被传讯，国安屡次问话。

牛先生个人没有收入，完全依靠子女每年提供的几千元生活费维生。以北京高额的房租，只能在远郊租办公地和居住地。这样的生活也不能持续，还经常拖欠房租，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曾组织过关于村民自治的讨论，还曾赴山东、山西、广东等地调查当地的农民生活状况，并且几次到上访村发放衣物、食品和药品。子女和朋友纷纷劝他回乡享受天伦之乐，但被他拒绝了，他依然固执的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为三农做出自己的贡献。直到2006年底才拖着病躯离京返乡，2007年年初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但他还要坚持来京，后来在子女和朋友的劝说下才放弃。2008年5月11日去世。

我早在2001年就认识牛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开会见到他，他会说“谁养活谁？”的问题。2004年4月25日，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公民教育研讨会”上，牛玉昌先生说：公民教育应从最基本的内容入手，首先教导怎样做人，明确谁是国家的主人，谁是仆人，主人应该享有哪些权利，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哪些限制。我们主要是在农民和上访人员中开展公民教育，属于草根教育。

只有明白了“谁养活谁？”的问题，作为主人的公民，才不“跪着维权”，而是“站着维权”，也才不会踏上上访这条“骗人之路”。

多难兴邦让人耳熟能详，从历史来看这个成语却既不是事实描述，更不是真理表达，充其量只是一种在苦难中人们的自慰，或者外在于苦难者给身处苦难中人的一份精神祭品。因为多难自身就有两个不能确定的因素：其一、多少灾难才为多难？其二、多长时间的灾难才为多难？在这两个不确定的因素下，那种轻言的多难兴邦常常会成为一个社会统治集团开脱罪责、愚弄百姓的麻醉剂，让所处时代的人们安于承受降临的灾难，并在灾难中不思深究导致灾难的根由，而欣欣然等待兴邦的到来，将一腔苦难化作对未来虚幻的期盼。从人类历史事实来看，多难未必兴邦！应该说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多难所毁之邦，远多于多难所兴之邦。那么在多难中是走向毁灭还是走向兴旺？这显然是个值得认真追讨的问题。

一、多难的2008

2008年终将以多难之年而载入中国史册！已经发生的灾难就有元月的雪灾，三月的民灾，五月的震灾，七月的水灾，九月的奶灾，以及持续到每月几次的矿灾。当然接下去还有几个月，会再发生什么灾，暂时还不知道。

应该说目前看到的这些灾难，都不能脱出人祸的根由，纵使在那看似自然的雪灾、震灾与水灾中，依然有着排解不开的人祸的阴影。

元月的雪灾，将南方十几个省市的交通阻断，导致车站人员滞留拥塞，甚至还有大批人员被抛置于野外的旅途之中；同时大片地区电力断供，造成数千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因雪灾直接夺去数十人生命，造成数千亿元经济损失。

现代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虽不说能够准确预报这种自然灾害，可是灾害来临时，我们怎么就没有个起码的应急性协调处理机制？我们从雪灾的混乱，看到平日纳税人供养的公权力机关，怎么就提供不出一套切实的解决方案？直到雪已成灾，祸已殃民，才在一个国家总理的眼泪下，出动一些原本早可以出动的破冰机械及应急武警，公路与铁路，乃至航空，才得以疏通。稍有头脑的人不禁会问，大雪应不是一天就降成的，怎么就没有在雪未成灾时启动那些破冰工具上路，没有启动那些应急部队疏通？硬是要等到有人死了，有电断了，有粮绝了，才出来这些解决之策呢？纳税人平日供养的这些机构干什么去了？所以这场看似自然雪灾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人祸的幽灵。

三月西藏事件，这种涉及民族群体起来抗争的事件，自然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体与政体出了毛病，也当然就是十足的人祸了。这种外似民族冲突的西藏事件，其实是藏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一种反抗。如果硬要将西藏事件说成是民族冲突，那显然是遮人耳目的说辞。 在一个社会中，当出现一个民族反抗一种制度时，那就说明这个社会没有提供起承载一个民族幸福与自由的基础，并且因为其严酷的现实而使社会没有更多表达反对的途径，最终只能以民族这种原始的纽带来凝聚起反抗的资源。从西藏事件中，无人能否定藏民对信仰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追求，而此却是现代文明人类的普遍的基本的权利，事实上，这种追求对于汉族也是一样需要的。所以西藏事件根本上是制度制造的事件，是人类根本价值追求与被扼杀形成的冲突，因而是一场典型的制度性人祸。

五月四川大地震，虽然直接原因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在灾害中导致的伤亡却让人不得不痛感人祸的存在。看看那些已检查出来的“豆腐渣”工程，那些政府巍然屹立的大楼，与那些学校彻底塌毁的校舍，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照，让人不得不发出“一个无视孩子生命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的感叹！由此感叹，我们可以想见人祸在灾难中的作用。当然人祸绝没有因孩子的掩埋而终结，现在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已经成为专政的对象，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要么是在恐惧中屈服，从此放弃为孩子讨个说法，要么就进入监狱去，在苦难中与亡灵对话。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让人在灾祸中都不得表达悲伤，更不得讨还公道与寻求真象的人祸啊！

七月的水灾虽然在震灾的掩盖下让人无暇顾及，然而那数百在洪水中流逝的生命与数十万在洪水中坍塌的房舍，依然祭奠着这片土地的灾情。洪水除了揭示出那种预防的缺席与救助的迟缓，同时也控诉着这个号称发展强大的国家，对那些平民生命光照的暗淡。中国现在似乎年年都发生水灾了，而年年都有不少人葬身洪水，这种现实不禁让人疑惑：这个社会的宏大发展究竟在说明一种社会的进步，还是在铭刻着进步口号下生命贬值的耻辱？而或在通过灾难控诉着这个社会进步的虚幻与欺诈？

九月的奶灾，是一场危及整个民族今天一代与明天下一代的重大食品安全灾难，在这个灾难中揭示出一个民族道德底线的失守，与制度监管的缺位，甚至可以说完全就是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的相互助推酿造了这起民族的灾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畸形经济发展下的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除了悲叹人性的罪恶，道德的崩溃，同时看到纳税人供养的公权监督机关，在这种灾难中的错位，进而沦落成罪恶的帮凶的可悲现实。这场灾难的后续发酵虽然还在继续，但极权统治集团已经以自己固有的模式，在疯狂地消磨这种事件的影响，家长追讨真相与公正赔偿的诉求已经被阻扰，律师代理这种诉讼已经被威胁，媒体报道这种事件已经被警告。种种迹象显示，这个体制正制造着新的灾难来压制与掩饰旧的灾难！可以想见那些决意要为自己受害孩子讨个公道的人，也必将以陷身牢狱为归宿。

看看2008这些灾难，哪一场不是牵涉上千万人？哪一场看似自然灾难的外衣下不是包裹着人祸的阴魂？

2008，似乎成了中国多灾多难的代称！

然而中国真的就只有2008年才有这么多的灾难吗？如果我们不是为眼前的悲情所限，我们只要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原来这2008并非是那么独一或稀少的，客观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就一直生活在灾难的延续中，而2008年的灾难，只是中国历史多难延续下的一个章节或片段，因此这一年既不是多难的高潮的代表，也不是多难开始与终结的符号！

二、没有达致兴邦的多难

当我们将凝视2008灾难的目光投向中国历史的长河，我们会发现这个民族与这片土地原本就长期深陷在多难中，多难不只属于今天，它也属于过去，而只是这绵延不止的历史多难，却没能带来这个民族的兴邦。

对于中国历史的多难，我们无须追溯到春秋战国的烽火狼烟，也无须翻阅那汉后唐末的“千里无鸡鸣”，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近代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那持续的灾难原来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在中国近代持续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内忧外患，看到太多的征战杀伐，太多的血腥与悲惨。应该说1949年前的中国历史灾难，在今天的教课书中已经有充分的记载，在此我们就不须多讲了。然而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是否就逃离了灾难的困扰，跳出了灾难延续的轨道，以至2008才巧逢多灾呢？

我们只要对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历史保存丁点的记忆，我们就不应该忘记：1950年代初的“土改”，有多少生命被改掉；1957年的“反右”，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戴帽，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虽然从后来公布的数字是55万，但因此被波及的应该在上千万之众；1960年后的三年大饥荒，据不完全统计，饿死的人在三千万以上，杨继绳在《墓碑》中所采用的是最低数字是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人，冉云飞不完全同意此数字，因为单是四川省就饿死了1250万人（这数字可能还有缩小，此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撰文所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廖都没有夸大的动机与故意——冉云飞按），其它省区加起来不可能只有二千多万，单是河南省饿死的人就有上千万（农民饿殍另一个数字为：4319万。《安徽老年报》2005年5月25日第三版——杨金声注）。文革十年，照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就有多达二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就与越南开战，究竟在那场持续几年的战争中，中国有多少生命葬身南疆，实在无法统计，但从已经公开的一些报道中，我们看到也是牵涉成百上千万家庭的事；在外战的烽火熄灭不久，1989年北京天安门的屠杀又响起，因此受影响的人应该在以千万计，而直接失去生命的人至今仍无法统计；再后来中国这片土地又上演了镇压法轮功，镇压维权运动，制造出了波及上千万群体的灾难，并且这种灾难至今仍在持续。

由此可见，这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这片土地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灾难？虽然这些灾难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在其背后编导这灾难剧幕的无一不是极权政体。这一波波不断殃及整个民族的灾难，根本就没有容得这个民族有些许喘息的机会，以至造成在中国这片土地几乎找不出几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没有受到各种人为灾难冲击的家庭，人们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会有亲人或亲属被卷入这样或那样的灾难中。

中国如此普遍而持久的灾难，让我们看到今天2008并非是什么特别的“多难”，因为这一年在灾难中死的人没有土改多，没有三年饥荒多，没有文革多，也没有唐山地震多，至于波及的家庭当然也没有曾经任何一场灾难大。由此可知今年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多难之年，客观地说它只是中国半个多世纪灾难延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持续多难中的一年而已。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延续在一种多难的轨迹中，而我们这个民族却并没有在持久而广泛的灾难中兴邦，而只是在多难中循环。

三、多难何以兴邦

当我们放眼历史，知道2008固然多难，但在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却只能算是平常。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只是重复在从一种灾难走向另一种灾难的转换，却没有真正跳出过灾难的循环。当我们身处灾难的痛苦困扰中时，我们居然发现这原本是历史的一种常态，这是多么让人倍感悲伤、惊恐与沮丧。而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持久而全局性陷身于社会灾难中的民族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这种灾难的延续并非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是中国的常态。为什么中国就能将灾难变为常态呢？而一个将灾难变成常态的国家，除了对灾难的麻木与遗忘，是不可能迎来多难兴邦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走向多难兴邦，却只能持久而广泛地挣扎在多难的循环中？原因应该有很多方面，但仅仅从这个民族对历史灾难的态度就可以看到存在如下几方面的致命硬伤：

其一、对历史的遗忘。我们这个民族是对历史有严重遗忘症的民族。我们容易沉浸在当下的情境中，为眼前的悲情所限，而对历史缺乏起码的记忆。正如2008年的灾难下，我们忘记了土改、反右、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唐山地震、八九屠杀、法轮功与维权运动的镇压。这些同样害及整个民族的灾难，我们常常在今天的悲情中将之遗忘。

其二、对历史的割断。我们这个民族除了对历史健忘，还有对历史的割断，也就是民族纵使对历史有所记忆，那也常常将历史事件当作孤立的片段，作为偶然的巧合，而没有作为历史的逻辑规律的演变，没有追溯那主导这灾难循环上演的根源。当历史被孤立片段与偶然巧合化后，历史的深层根源就被忽视了，而那些外在的肤浅的次要的因素就充当起历史的必然来了。因此常常将一场场社会制度性灾难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过犯，制度性罪恶被变现成政策性过错，集团性罪恶被置换成个体的过错。

其三、对历史的抑扬。今天中国的历史是政治取舍下的历史，为了今天的需要可以将历史肆意篡改，抑制什么，张扬什么，完全达到不计事实的程度，以致使得中国的历史完全沦陷成政治的婢女。这种经过极度抑扬处置的历史，让这个民族常常生活在历史虚幻的“自大”、“自享”、“自狂”中。正如这2008年的灾难就被渲染成历史的独一无二，而且对这种独一无二的记忆几乎重复在历史的每一个年份中，于是人们在独一无二的灾难痛苦中，演变成一种灾难的“自享”与“自大”，使民族总为今年新的灾难的独一无二而将过去的灾难遗忘于历史中。如此年复一年的独一无二，也如此年复一年的“自享”灾难，使这个民族忘却对灾难痛苦根源的求索。

当然导致这种民族对历史的病态的根源是中国极权政体下统治集团对历史的强奸！中华民族被强行植入深带病毒的历史片段，以致对灾难缺乏历史的理性认识。今天当我们将2008年的灾难放回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我们自然发现这种被渲染的灾难不仅在自然天灾的外衣下掩藏着制度性人祸的实质，而且在独一无二的强调中表现着历史延续的常态。而这种延续的灾难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灾难的病体没有变，我们从延续着的灾难中应该看到这个民族在延续着一个制造灾难的体制。

这一个半世纪来，尤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不息的灾难力证出这个国度虽然转换了不少“大黄旗”，但本质没有变，社会癌症的病体没有变，最后虽然病痛表现的形式不同，灾难转换的形式各异，但那都是癌变的不同反映，而社会根本性制度之癌是一样的。所以要说清中国2008的灾难，必须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来分析，从自然的灾难掩盖下看到人祸的基因，进一步看到产生人祸的制度土壤，看到制度的造孽！认识到若没有根本制度的再造，我们就别指望能中止这种灾难的延续，就别指望能跳出灾难的轨迹。

多难兴邦，我们这个民族历经一个半世纪的灾难，尤其承受最近这半个多世纪的灾难，却没有等来兴邦，那就说明我们没有结束制造灾难的社会病体，而若没有结束产生灾难的病体，就是再多的灾难也不会迎来兴邦。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极其鲜明地告诉我们，导致中国灾难广泛而持久的根源是专制政体这个毒瘤，那些制造灾难的人祸都是这个毒瘤散发出的病毒，要想根除专制毒瘤，就必须接入现代民主宪政的新体制。因此中国多难是否能够最终兴邦，那就看这个民族是否在多难中看清历史，认清灾难的实质，将多难转化为社会根本制度变革的契机，集中力量结束带来多难的专制政体，建立起现代民主宪政政体！唯有如此，多难才能真正走向兴邦，否则这个民族只能延续在更多的灾难中！

2008年10月

昨天上海高院二审宣判杨佳死刑，有学者认为这个判决是“双输”，没有赢家。笔者不赞同用输赢判定一次审判，而应以是否伸张正义作为标准。司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而不单纯是裁定输赢，要说有输赢那也是与正义伴生的自然结果。杨佳案判决有输赢，但没有实现正义，这是制度决定的。如果杨佳案抛却社会背景，以及司法程序，即使杨佳被处死，都是一次不公正、不光彩的审判。上海司法机关一味想将杨佳尽快送上断头台，不惜违背司法程序，在证人和律师环节作假，是在助长并鼓励显性和隐性暴力。

暴力有许多种，司法是国家暴力之一，在哪个国家都被认可并存在的，司法是显性暴力之一，但在杨佳案中，或者说在更远的背景下，杨佳在上海旅游时被警察殴打，多次投诉、信访，都未得到合理结果，投诉信访遭遇推诿、扯皮、拖延，即为隐性暴力。也就是说，杨佳在杀警前，已经同时遭遇了双重暴力。而在审判过程中，关键证人杨母杨静梅被上海和北京警方联合藏匿、上海证人警察被限制到庭对质、上海法院连续两次指派律师，这三项都是严重违法行为，杨佳等于再次遭遇双重暴力。

上海司法机关作为当事方，本应回避异地审判，但上海公检法担当侦查取证、公诉和判决的角色，从一开始就将程序正义剥夺。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司法系统是行政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人事权和财政权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司法从来不是独立机构，受制于地方权力。其次在审判中几次作假，司法程序已被严重扭曲。杨佳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杀人案，也不因杀警显得格外突出，而在于杨佳受到无理盘查和警察殴打后，仍然用尽了所有的司法救济手段，但是仍然得不到合理结果，这是中国普通民众在权力压制下的普遍处境。在这种情景下，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自认倒霉、忍气吞声；要么铤而走险，向官方讨说法。绝大多数被迫选择前者，象杨佳选择抗暴，非常稀有。他的个人武力反抗政府不公行为，赋予被压迫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也正是杨佳获得普遍同情和赞誉的原因所在。

按现行法律以及事件后果，杨佳够格判死刑，我们期待的是合乎司法程序的审判。即使不久杨佳被送上断头台，也会因为审判程序违法，而自动赋予杨佳正义的形象，且不说他在法庭上那些大义凛然、底气十足的言行。但是，上海司法机关为什么还要不择手段联合作假？只有一个解释，按常理分析，作假者动机都是为了隐瞒真相。那么，杨佳案还有什么真相未曝光？竟让上海地方政府如此猥琐、自卑，极端不自信？上海隐瞒真相不光侵害司法威严，还在于对杨佳和送命的6个警察不公，更在于将不公审判留在社会，也将侠客、英雄的头衔戴在杨佳头上，并再次通过司法机关公开得以公开确认。

真相只有杨佳和上海警方知悉，但是杨佳被囚禁没机会讲出来，而上海警方不敢讲。而不敢讲才隐瞒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远大于事件本身，且不论杨佳杀警的侠义精神。公众看不到上海司法被法律赋予他们的正义和自信，反倒处处流露出他们的内心恐惧。他们的恐惧表现在一审禁止杨佳父亲姨母和媒体旁听；二审动用便衣警察跟踪和干涉北京旁听律师、在法院门口公然绑架公民。他们恐惧到什么程度？杨佳被禁止会见律师，杨母被软禁都不敢承认，自己制定的法律游戏规则都丢弃不顾。尚不知这些执法人员将如何面对历史的追问、如何面对自己父母和小孩的疑问、如何面对6名战友和遗属的目光。

作假是基于恐惧，恐惧源自作恶的焦灼不安。恐惧已深入骨髓，掩盖隐藏真相成为权力者的唯一本能性自选动作。其实杨佳案除了其母被软禁的真相有待揭穿，案件本身已无秘密可言。上海司法机构一切都是明火执仗、赤裸裸的，连“皇帝新装”的遮羞布都不需要，是在裸体办案。杨佳案留给社会仅有的教益在于：一个普通青年在威权体制下通过杀警重新阐释并赋予“无权者的权力”以新意，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个体恶的灵魂为免来日受到清算，先从赎罪开始，集体恶要得到救赎，必从尊重并受授权人民的制衡开始。

上海审判既是不公审判，也是一次愚蠢至极的审判。这不是一次法律意义上的审判，而是权力者对无权者邪恶的报复，是用法律包装的对自己而不是人民的“敌人”的公然谋杀。

这次谋杀不是来自法律本身，而是制度性的野蛮，由行政权力主导。表面上看，上海6名被杀警察以及杨佳都是受害者，但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这个社会——最后一条通往正义的途径被政府堵塞了。

民间通俗的信条，也在杨佳案上表现出来：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佳在践行，执法者也在遂行。恶恶相报，法律被架空。上海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背后的权力者，还可以扩展到这片国土上的所有执法者和权力者，他们在阳光下制造恶、执行恶的过程中，不知道还有没有作为人的羞耻感，害不害怕自己以及亲属有朝一日遭受报应？罪恶都会受到正义的追究，哪怕是迟来的正义。

此外，跟杨佳相关的是死刑和特赦问题。笔者赞同死刑特赦，从杨佳开始，中国不乏特赦先例。每年10月10日，是国际废除死刑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已有130个国家在法律上或者在实质上废除了死刑，对囚犯采用终生监禁，相比要人道许多。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处死犯人最多的国家，据大赦国际统计，中国大陆2007年处死囚犯470人，居全球第一，并超过其他国家死刑犯的总和。国际上其他国家在特定时期实行特赦，几乎是常态，中国所谓和谐社会应从这些制度细节学起。死刑其实是国家“合法的恶”被罪犯的恶遮盖。

2008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