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议斯大林遭罪五十年
伟大的俄罗斯异议作家、爱国者索尔仁尼琴於八月三日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六日莫斯科举行了隆重葬礼为他送行。
回想索翁的一生：他原是一名苏军军官，一九四五年春有人发现他在与同学通信中非议斯大林，因此入狱八年，又再被流放了三年。一九七○年他因《古拉格群岛》一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当局的压力下，放弃领奖。四年之后被迫出走并被剥夺苏联国籍，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从德国、瑞士流亡到美国。一九八九年「苏东波」后被平反，一九九四年终於回到自己的祖国，受到俄罗斯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此后他一直在莫斯科郊外定居，安度晚年。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索翁的传奇人生和文学创作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点也不足为怪的。自从二十世纪以来，中俄两国人民都生活在暴政统治之下，有着相同的命运.追求真理、渴望自由的先进知识分子遭到镇压，坐牢和流放都是普遍现象，类似索翁仅因为与友人通信中议论斯大林就被治罪，在「秦始皇加斯大林」统治之下的中国，更是司空见惯.据贾谊的《过秦论》，我国早在秦朝就有「偶语弃市」。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公安六条》叫「恶毒攻击罪」，有人甚至被处以死刑，例如张志新、林昭等。另一方面，俄苏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更是巨大。瑞典皇家学院在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精髓」。不少评论家指出，如果说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那么索尔仁尼琴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极权之专制与暴政尽收眼底
鉴於上述情况，在中国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一九八二年，由我主持的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的中译本，并受到广大知识分子欢迎，绝对不是偶然的。据说此书在作者自己的祖国直到一九九四年以后才得以问世。这就是说，中国读者有幸比俄国人还早十二年，就读到了这部巨着，并深深受到启发和激励。正如赵勇在《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精神高标》一文中所说的，我读索尔仁尼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只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已经大为震动。此两部作品分别为《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后者当时在国内虽已经「内部发行」，但可能还是禁书，因为它并没有堂而皇之地置於图书馆的架上，而是被抛到架下，放在一个犄角旮旯处，惟恐被人看到，但是还是被我发现了。卡夫卡说过，总而言之，我们虽然只该去读那些会啮齿，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古拉格群岛》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这类书。读这部书，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与暴政尽收眼底，而所有在极权主义时代生活过的，惶恐过的，心惊胆战过的阴暗记忆会被唤起。唤醒记忆并让人正视这种记忆，我认为正是这本书的价值（见《南方都市报》）。
出版过程难关重重
但应指出，《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得以在一九八二年出版，以内部发行的名义，也是经过严重斗争、大力争取来之不易的。早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获得法国出版的俄文文稿之后，我就向原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俄文系同学田大畏、陈汉章约稿，邀请他们翻译成中文。由於全稿卷佚浩繁，分为上中下三册，共一百四十万字。为了早日译完出书，后又增加了钱诚担任下册译者。据翻译者说，原作文字艰深晦涩，很不好翻译.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才赶译出来交稿。但是在一九八二年付印前，上面审批这一关又碰到阻难，群众出版社作为公安部的事业单位，当时是处级，由办公厅管辖，分管群众出版社的办公厅副主任，将出版此书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坚决反对，拒不批准。幸亏当时办公厅主任姚艮，由於他本人在三十年代日本侵佔东北时逃往苏联，却被苏联打成「日本特务」被契卡机关关押多年，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在秦城监狱关了七年，他的受害经历使他在审读后产生了共鸣.於是由他拍板定案，批准出版。但是为了堵住反对者之口，又决定改为内部发行，同时将我写的出版前言撤去，改写了一篇「政治正确」文字，例如说，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代表作，作者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等等。这篇前言，直到一九九六年重印时才被拿掉。
在本部领导通过后，又上报新闻出版总署，总署不敢负责，又上报中宣部直到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胡批此书为内部发行还不够，还应该编号发行。就像秘密文件那样，要司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才有资格购买，售给谁人都要登记编号造册备查。尽管限制如此严格，此书出版后还是受到文艺、学术界重视和欢迎。不少朋友找我要书，一九八四年底北京召开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我要出版社发行部将《古拉格群岛》分批运至京西宾馆，在大厅内售书，这次完全没有执行胡乔木的荒谬规定，搞什么编号登记，仅凭作协会员证即可购买.与会作家争相踊跃购买，一时大厅柜台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大不乏人
本届全国作协代表会议是空前自由开放，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文艺界盛会，这次大会改变了以往作协理事候补人名单先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做法，改由代表大会依法自由选出。刘宾雁在大会选举中高票胜出，被选为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排名仅在巴金之下。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八十年代改正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报告文学，揭露社会黑暗面，被官方认定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一九八七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中共党籍，次年流亡美国。刘宾雁以及后来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的作家、学者，在知识界以至广大民众中享有盛名。方励之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流亡美国，曾有「中国的萨哈洛夫」之称.也有人称刘宾雁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或者「中国的爱伦堡」。
这里还应提到高行健。一九八二年他创作的戏剧《车站》在内部演出后引起极大争议.文化部长贺敬之认为此剧「非常反动，是比海瑞罢官还海瑞罢官」，次年就被禁演。后来，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包括《车站》在内的《高行健戏剧集》。高行健於一九八七年为追求写作自由流亡到法国。二○○○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中共当局对他的获奖，不仅不引为荣耀，反而极端仇视和恐慌。中共领导人紧急召集中国作协负责人前往汇报后，下令全国媒体严禁刊发有关消息报道。作协书记金坚范於十月十三日出面对法新社说，高行健已入法国籍，是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高兴的。国务院总理朱鎔基於十四日接受香港媒体採访时也说，他很高兴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获奖，不过他很遗憾这次获奖的是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中共当局对高行健获奖的态度，与苏联当局对索尔仁尼琴获奖的态度如出一辙，完全出於政治考虑.事实上，正如索翁被开除国籍并流亡美国，丝毫无损也无害於他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人格和声誉一样，高行健、刘宾雁以及一大批流亡者，同时也是爱国者，乃是毫无疑义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太爱国了，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才不计个人利害，揭露和批判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统治者，从而触怒他们，招致他们的报复和迫害，以至於去国远走他乡.我国自古以来这样的流亡者，历代均不乏其人。远的不说，仅近代的就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一度流亡海外，他们更是伟大的爱国者。
爱国有罪，有家归不得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指使胡乔木、邓力群等多次掀起「反自由化」运动，他们曾批判白桦的小说《苦恋》（改编成电影叫《太阳与人》），由於作品中主人公的子女问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一个知识分子）：你爱这个国家这么深，这个国家爱你么？批判者就指作者反对爱国主义.在这里，国家和政府完全被混为一谈了。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一向政权就是国家，「朕即国家」。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根据宪法有关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批评政府和执政党，这与爱国不爱国是两码事。因此，刘宾雁等人与索尔仁尼琴一样，都是流亡者和爱国者。他们正因为爱国才批评党和政府，否则「个人各扫门前雪」好了，还不如「国家大事管他娘，打打麻将」（曾今可语，曾遭鲁迅严厉批判）。
索翁去世以后，有些文章回顾他在一九九四年返回祖国俄罗斯时的情景：「甫下飞机，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俯身下来，用双手抚摸着故国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个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今天，在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年代里，人们太容易忘记过去的受害者」。这话太让人感动了。然而，索翁毕竟是幸运的，在垂暮之年落叶归根，回归故土，与他相比，刘宾雁、王若望等有家难回，葬身异乡.希望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方励之、严家祺、戈扬、郭罗基、郑义……争取这些傑出的作家学者早日归来。拒绝他们回国是毫无道理的，完全违法的，丧失人心的，极不道德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会与他们在北京重新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