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9月24日，在从广州开往遵义的1291次列车上，发生了列车长和乘务员把一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乘客捆绑起来加以控制，后来这位乘客在捆绑中死亡的悲剧。事件发生后，火车列车长和亲历现场的网友各有说法，网友意见也两极分化。在接受一电视台访谈节目采访时，我就此事谈了四点看法（以下内容根据电视访谈节目我的发言整理，内容稍有不同）：

一，我们该相信哪一个“事实”？

我想，对任何事情发表议论，要讲所谓“道理”之前，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掌握事实——所谓“摆事实，讲道理”，如果你连基本的事实都摆不出，或者你们摆出的事实南辕北辙，大家还如何讲理？

1291次列车捆绑过程中乘客死亡的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铁道部方面及时推出了他们认定的“事实”，而在场的乘客却也告诉了我们他们看到的“事实”，这两个“事实”哪一个更接近事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事实却不能够否认，如果没有网友的执着并在网络上把事件及时曝光，那么这件事可能就“不存在了”，悄悄过去了，也就没有什么“事实”了。

网友一曝光，纸包不住火了，结果列车长和铁道部方面也立即出来澄清，提出另外一些“事实”，随后组成了调查组。大家可以预测到，这个调查组最终推出的结果绝对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我们当今遇到的大问题，而且不仅仅限于这里讲的1291此列车捆绑乘客事件。现在是突发事件频发的时代，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被曝光后，当事的各方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不但诸多不同，而且有些更是天壤之别。对事实的认定如此不同，怎么讲道理？

于是有人感叹道，我们不讲道理，好不好？我们只摆事实，不讲道理。意思是说，在当今缺乏核心价值观，判断是非的标准也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干脆我们都收起各自的那一套道理，我们来看事实吧，让事实说话吧！可糟糕的是，事实自然是无法开口说话的，我们看到的是有些人以“事实”自居，有些人开口为“事实”说话，很多时候“事实”堕落成一面之词，有些甚至是被掩盖的、被歪曲的。

在一个对事实都无法认定的社会，是很难有真正和谐可言的，更不用说让大家讲道理了。所以我说，追求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在有争议的事件发生后，及时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特别是要把当事人和利益者排除在独立调查组织之外，更不能让他们来“主持”调查自己。你说，网民对周老虎事件穷追猛打，他们最终开始调查处理，负责人却是当事人，这事能公正处理？学校倒了，大家都认为学校质量有问题，于是上面派管学校的人去调查原因，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牛奶出了质量问题，你派本来该检测奶粉质量的人去“深入调查”，你好意思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对肾结石小孩公布？现在火车上一个乘客在列车长主导下的捆绑中死亡，出现对事实的认定问题，部分网民认为列车长负有刑事责任，上面却派管这个列车长的铁道部门去“给一个说法”，就算再傻的民众也不会对你最终推出的“事实”全盘接受吧？

当对事实的调查都成为笑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可讲？想一下上海正在审理的那个杨姓小兄弟的案子，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这里我不妨推出一个自己发明的“名言”：不受民众监督的监督部门，不可能为民众去监督什么质量问题；不受民众监督的执法部门，同样也不会为了民众去“执法”！

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追究事实真相，这是让各方都接受，让普通民众也能够信服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个观点向上拔高一点，也就是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提倡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独立的司法，不受干扰和控制的独立司法。

二，对民众不能用钱来交代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观察和思考了很久的，不管是警察误杀教授事件，还是地震学校孩子死亡事件，以及其他的各类有人员伤亡的事件，只要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和媒体的重视，当局几乎都能够很快“解决问题”，那就是拿钱买，用钱来做补偿。

首先我得说，这是一个进步。在这各种死亡事件中，受损失最大，受伤害最深的当然是当事人（死者）的家属和亲戚，他们悲愤之余，要讨个说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一般来说，在一个有同情弱势和弱者的社会氛围下，他们都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媒体人、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和支持。这种关注往往能够促使和迫使当局或者某些利益团体很快作出让步，答应一定数额的赔偿。这种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一些他们失去亲人后所承受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可是，让人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被拿“钱”摆平了，他们拿出了钱的同时让家属答应不要再“闹”，保持沉默。我可以理解当事人在悲伤之余，争取一些经济补偿，而且中国人大多不信神，有一种人死如灯灭，人死不能复生的信念，如其“闹”下去，最终不一定讨得到“说法”不说，也许还被强势集团和当局修理了，所以，拿点钱，委屈一下也就算了。

让我不安的是，在任何一起涉及到公众利益、以及公众与政府，公众与强势力的利益集团的关系事件中，广大的民众不仅仅是无关紧要的看客，很多时候，他们有权力要求当局给他们一个交代。他们需要对事实有所了解，需要对法律的公正性有所认识，而且，很多强势群体包括当局，用来补偿受害者的钱是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而这些钱是属于广大纳税人的，他们有理由知道：这些钱是为谁在买单？是否多了，是否不够？花费我们的钱，怎么不交代一声？

具体到这次列车事件，我们看到死者曹大和的弟弟得到了12万元的赔偿，目前还在就是否起诉铁路犹豫不决。公众是否有理由知道，属于国家的铁路部门从哪里拿的钱支付？尸检结果还没有出来，铁道部门就拿出钱赔偿了，为什么？这个钱是为铁路部门的失职在买单？还是仅仅为某一个犯罪的列车长开拓责任？

我想，12万元对于中国最大的垄断企业之一的铁道部门来说实在是小意思，所以，就算今后再死几个曹大和，他们也能轻易摆平。不要钱？要打官司？你掂量一下轻重，知道铁道部的分量吗？于是，你没有选择……只要你没有了选择，他们就摆平了。

但是，他们无法摆平更大的人，那就是一直关注此事的中国网民，中国公民和广大的中国民众。

要“摆平”这么多中国民众显然一个铁道部搞不定，就算把全部外汇储备拿出来，也只不过杯水车薪的——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在补偿当事人的同时，弄清事实真相，把道理讲清楚，竭尽所能实行改进，这才是正道。

三，追问真相，为的是找到应对之道

下面说一下第三个问题，我为什么主张对一些突发的具体事件的真相要穷追猛打，要追究事件发生的根源，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展开讨论，讲道理。一开始哪怕大家的道理讲不到一起去，但在没有争议的事实面前，最终还是会有相同的道理的。当前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生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突发事件，虽然叫“突发事件”，而且让我们一次比一次吃惊，但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的社会失去了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失去判断是否的标准，我们的社会迷失了，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

对某一个事件真相的追问，则是一个很好的检视我们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的机会。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例如孙志刚案件，民众参如讨论和争论，知识分子的积极发声，最终不但给了孙志刚一个说法，而且，也推动了中国司法的一些列改革和进步。

对于这次1291次列车，我认为同样适用。我们注意到，死亡事件被两位乘客曝光后（在这里请允许我对那两位乘客特别是成准强网友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和敬意），网友几乎一边倒的谴责列车长和他后面的那个强大的铁道部，结果虽然他们有很多强势的宣传工具，仍然显得左支右拙。

我也注意到有些列车员透露的情况，那就是作为全国最大承载旅客工具，火车几乎事经常性的遇到类似的情况，最严重的竟然发生过一列火车上同时出现了好几起精神病患者表现不稳定甚至闹事的情况。作为并没有受到任何类似专业训练，又长期被超负荷的铁路运输弄得精神疲惫的列车长和列车员，他们除了捆绑，还有什么办法？既然精神病患者乘坐火车（当然乘坐其他交通工具例如长途汽车和飞机）经常出现类似问题，那么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引起民众关注？我这里是否这样问一句：如果明天某列列车上出现了一个不稳定的精神病患者，列车长和乘警怎么处理？铁道部做了什么新的安排？

说到这里应该都清楚了，从这次事件就能看出端倪。那就是对事实的垄断和对各种意见和建议、评论的封锁，导致这类恶性事件发生后无法被重视，于是一再发生，终于导致无辜乘客的死亡。即便死亡发生了，如果没有网友的执着介入，这件事也会人不知鬼不觉的过去。于是乎，今后火车上出现精神病患者不安定的时候，列车长们继续使用捆绑的办法。

我认为，在1291次列车乘客在捆绑中死亡的事件处理，必须在公开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除了对当事人一个交代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思考，促使有关方面重视这类事件，在对具体事件的调查和反思中，促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的建立，确保类似事件不成为家常便饭。——这才是我们追究真相的终极目的。

四，正确理解“以人为本”是解决一切问题之本！

这是第四个问题，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让我们回到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我搜索了一下，自从胡主席提出以人文本的价值观后，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在学习加实践，特别是一些党政和政府部门，从报纸媒体上看，他们还把“以人为本”落实到了实处。可是，我却鲜少看到他们对“以人为本”的具体解释，从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上看到的，他们还是老一套，某个地方的领导到当地“群众”中潇洒走一回，握手挥手加上发言，于是就“以人为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他们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真正去体会去执行“以人为本”的精神，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现在，我就以1291次列车事件谈一下我对“以人为本”的理解。有人说，为什么提“以人为本”，难道以前我们不是“以民为本”？我们不是以广大的人民利益为本，以集体为本，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开展国家建设的？

其实，简单的说，以人为本不是以所谓的“人民”为本，也不是以某一个集体或者团体为本，甚至不能理解为以“农民”、“农民工”或者“弱势群体”为本，以人为本应该理解为以每一个人为本，以个人为本，以你、我、他为本。

有些人一听到我的解释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回过神来后又会问我上面的提法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很大，例如我们以前经常提的，无非是以人民为本，以集体为本，以所谓大多数人为本，这些话冠冕堂皇，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实际上呢？一派胡言。

以人民为本？于是乎，你、我、他都一下子成为“人民”中微不足道的一员，而他们则摇身一变成为“人民”的代表，最后就以他们这些人民的代表为本了。于是乎，他们就发现了一两个阶级敌人，不管他是否危害了人民利益，是否已经造成了事实，就把他打翻在地，有些更是不经过审判就枪毙，“人民”据说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利益被保护了。

以集体为本？我们以前都是强调国家和集体，当然国家和集体都是由人组成的，他们好像也没有错，于是乎，为了这些为本的“集体”，我们鼓励个人牺牲自己去维护国家和集体，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发生了无数个可歌可泣的光辉故事。例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保护国家的电线竿而牺牲自己，一个小女孩为了保护集体的辣椒不被偷，而被地主婆活活掐死；更荒唐的是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一些地方的农民活活饿死，可是村子里的牛却活得好好的，为啥？因为那牛是集体的呀，集体是多光辉和神圣的，是需要用每个人的生命去保护的，于是不能杀集体的牛来吃，就只好饿死自己……

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那么有人问，这和我们讨论的1291次列车案件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太大了，如果我们深入领会了胡锦涛主席的“以人为本”精神，就是以你、我、他为本，以每一个个人为本，我们就有了判断这件列车乘客死亡事件的是非标准，也就可以避免恶梦重演。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对精神病患者曹大和的捆绑（结果造成他在捆绑中死亡）是基于这样一些“道理”：有乘客认为他精神问题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安全，而列车长捆绑他的理由之一也是为了维护更多的乘客的安全，甚至基于曹大和有可能危害火车安全运行。于是乎，按照我们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惯性思维，曹大和被毫无尊严的捆绑起来……

再看第二个事实，曹大和死亡后，火车停靠一站，尸体被运下来，富有正义感的网友成准强当时报案，而且指出了列车长的责任。按说，有人报案，而且有了尸体，那么事件中卷入的人，例如列车长，应该毫不犹豫的被留下来，协助公安调查。如果对公安办案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也知道，案件一开始时对当事人的交叉讯问非常重要，错过这个机会，大多当事人或者记忆会出问题，或者已经按照自己的利益有意和无意的修改了记忆。据报道，尸体被卸下后，当地车站和公安也确实要求列车长留下来协助调查，可是结果如何？结果是主管的铁道部门来了命令，声称这列火车只有一个列车长，火车需要继续运行，火车上有1000多名乘客呢——于是乎，我们的涉案列车长扬长而去——不，是呼啸而去，当然是理直气壮的，火车要继续前进，火车上有1000多人，他们不是人吗？列车长要为他们负责，要我以他们为本吧？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以这位精神病患者有可能伤害其他旅客（当然是1000多名），就把他捆绑起来了，我们以绝大多数旅客为本，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这可是再政治正确不过的。第二件事也一样，如果火车真停下来，那不是要影响1000多人的行程？那不是要影响全国火车运行？那不是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那不是有可能影响13亿中国人的正常生活与我们的和谐社会？

再说，你什么时候看到我们这个以人民为本的国家会为一个“人”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停下他滚滚向前的火车？否则我们国家能够发展如此之快？

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这个前进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至今还在世界的发展排行榜上遥遥落后？而那些常常为了某个个人而停下自己火车和飞机的西方国家，却能够在短短的几百年，让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超过我们几十倍？

这里简单回顾两件事。一是重庆钉子户事件，当时有不少人说，这个钉子户太过分，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开发，这对重庆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好处？我说，那个钉子户也许影响了重庆的开发建设，但她却让整个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有13亿国民的中国在观念上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第二件事是孙志刚案件，在处理了孙志刚案件后，据说广东地区公安士气低落，与此同时，一些外来民工“犯罪猖獗”，很多人这时出来说了，对孙志刚这样的就是要严厉，这样才能保持大多数人（城市人）的利益。果真如此吗？一个以牺牲个人来保持所谓大多数人利益的恶法真能有如此效果的保护大多数人？没有比这种观念本身更加荒唐的。

西方人那种尊重每一个个人，而不是以集体甚至国家为名为借口来动辄损害公民个人利益的做法也许在一时一地显得效率低下，但从长远来讲，只有这样解放每一个个体，才能彻底解放全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上面说的1291次列车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火车不但会立即停下来接受警察的当场取证（例如死者当时的死亡环境调查，对目击乘客的取证，如果火车离开了，这些现场就被永远的破坏了，上百个见证过现场的乘客也找不回来了），而且当事人例如列车长绝对会立即失去了继续驾驶有1000人乘坐的火车的权力，类似的事情在西方不是没有发生过。

以人为本，在1291次列车事件中，就是以每一个乘客的为本，其中就包括曹大和，当有些乘客要求把他绑起来的时候，当列车长和列车员开始捆绑曹大和的时候，他们必须考虑的不是1000多名乘客有可能受到伤害的这个推测（因为并不是事实），而是考虑你正在捆绑一个个体，一个为本的个体。而当你不顾这个个体的时候，当你把他捆绑住象垃圾一样丢在那里任其生命的气息在痛苦中慢慢消逝的时候，那一刻，火车上那1000名乘客——不，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尊严，而且也不再那么自由！

不好意思，今天我本来是在谈1291次列车上的乘客死亡事件，我是不是扯得有些远？可是我不后悔，也不认为我扯得远，因为目前很多具体的事件闹得纷纷扬扬，其实就是存在一个事实不清（或者被可以隐瞒和歪曲），以及判断标准模糊的现象，而这两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则必须从根子上入手。什么是根子呢，我认为主要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独立司法和胡锦涛主席说的“以人为本”，独立司法和受到监督的权力能够让我们在追求事实真相中不再迷失自己。而“以人为本”则在让我们面对事实时不至于失去了判断对错和是否的标准。

我们不是正在讨论中国人缺失了核心价值观吗？其实，独立司法、受民众监督的权力和“以人为本”就是当走在前列的国家核心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归到最朴素的真理“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以独立和受到监督的司法去摆事实，用“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去讲S

hRG 2008-10-16 [q

发生在哈尔滨市的六警察打死体院毕业生林松岭的事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案发在公共场合且人数不少，主要过程又有录像记录为证，案情最终不难调查清楚。从已披露的信息看，双方都不是“好惹”的主儿。死者林松岭是否知道对方身份是警察，是否有恃无恐说过“你知不知道我舅舅是谁”并不重要，他拿水泥块将警察齐新的头部拍出血，导致斗殴激化，肯定是有过错的。然而无论如何，他不该死———正是他的死，使此案成为重案，六警察被刑拘。这六名警察颇为骄横，驾着无照车，车速那么快，人家（体院学生车亮）嘀咕了一声“这是咋开的车啊？”你说声“对不起”或者权当未听见不就结了？却要走过去拍他的肩膀，鄙薄地说“吓着咋的啦”！口角、斗殴也罢了，却要将逃跑的林松岭追打致死。这些最小28岁的警察，难道不懂警察使用武力的必要限度止于“制服”？据称这些警察还是“素质还不错”的，有几位是政工和法制干部，将送到北京的公安大学深造。由此可以理解，虽然政法系统多年前早已严禁刑讯逼供，可是刑讯逼供的恶性案件还在不断发生。

撇开这起案件当事双方特殊的身份（受过武力专业训练的警察与身强体壮的体院学生），放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不过是当下大面积存在的社会暴戾症候群（综合征）的一个点状表现。信手拈两条新闻吧：在央视讲清史走红的74岁的阎崇年，在江苏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个认定他是“汉奸”的年轻人当众抡耳光。广州市天河区暨南花园小区，街坊丁丁的妈妈带着4岁的儿子散步，三条没人牵的狗追赶吓哭的孩子，狗主人不理会，丁丁妈妈在离开之际怒骂“难道这些狗都没有人养吗？真是狗养狗！”结果她顿时被红衣年轻男狗主踢倒在绿化带，尿湿了一地，“经省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丁丁妈妈胸口和大腿两处软组织受伤”。都是以强凌弱，前一例是虚拟世界网络上“夥矣”的愤青走到了真实生活中；后一例则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社会新闻版的日常作料。

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暴戾之气，像无所不在的大气污染和水源污染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却更令人不安。暴戾之气，是人的“原罪”，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消除殆尽。你看，美国的监狱人满为患，警察滥权打人也时有发生；法国的失业青年、德国的光头党、英国的足球流氓，闹起事来都够蝎虎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是友善的，夜不闭户、礼让为先、乐于助人是寻常风俗。而这种生活氛围方面的差距，在我看来，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最需要缩小距离的一条。

像都市里汽车尾气一样为害甚烈的暴戾之气，却不能简单地归咎为贫穷。众所周知，印度与我们一样人满为患，交通比我们还挤，却没有那么普遍的暴戾之气（教派冲突时除外，管理混乱如多次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另当别论）。也别拿宗教信仰说事，宗教信仰有讲博爱而平和的，也有极端的乃至嗜血的。也别拿什么“三统”（儒家古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传统、革命文化传统）来弄玄虚了，我看从当下找原因最直接最有解释力。

今天刚看到一则本地新闻说，4名德国籍男子在广州分乘两辆的士，走在前面的两人因拒付1元燃油附加费，被的哥拦下；随后，这4名男子围殴这名的哥，其暴行引起附近市民的愤怒，一度将他们围住要求道歉；警察赶到现场后，将4名外籍男子和的哥带到派出所调解，最终4人赔偿的哥1000元医疗费和修车费。估计这4名德国男子是来参加广交会的，不是一般混混。他们在德国想必也文质彬彬，可是到了中国却敢撒野。无非有优越感有特权意识，以为不打人白不打。他们没想到现在广州人不买这种账了，只好悔之晚矣，多付出999元。我断定他们下回不敢在广州撒野，知道了他们这段故事的老外都会提高觉悟。而那些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广州市民，我猜也是看人打发的。估计，若是4个警察打的哥，不排除他们会借机围攻警察以泄怨，但更可能漠然视之；若是一伙地痞打人，他们极可能视而不见，因为害怕报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人们对当下的得失（奖惩利害）计较才是最重要的行动指南。

说到当下暴戾的成因，我看主要是“天理王法”不彰，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以致“强者为王”，以致年轻爸爸妈妈多有教幼儿园的孩子出手打小朋友的。再就是官员的暴戾示范效应，小如官车以不守交通规则为荣，横行霸道乃至冲卡打人；大如官方强制拆迁时，既不先“强制”搬出被拆者的家产，不给被拆者准备一个临时的帐篷安顿老人病人，却理直气壮命令警察和雇用者，上来就用机器推或铲民房，以致酿成血案……

改革精英应该为民众潜在的诉求呼吁，把它们转化为明白的法律诉求，用理性的法律权利来表达，让民众的愤怒成熟前一阵子，著名经济学家，媒体口中的”中国良心”吴敬琏先生，被一个谣言击中，说他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走，后来证明是子虚乌有。权威部门澄清之后，很多网民还是发帖，说他们相信吴敬琏确实有卷入，但没有被带走。

谣言长了翅膀，旦夕之间千里，并不仅因为传谣言的人道德不高尚，而是人们下意识或者潜意识里，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对于一个自称”双脚站在人民中间，耳朵对准领导”的经济学家，网民为什么会有这种潜意识呢？

这与吴敬琏先生的改革精英立场关系极大。吴敬琏先生一贯批判民粹主义。可是民粹主义的主流，是无法获得理性表达、受到侵害的社会利益。民众并不反对市场经济，更渴望吴敬琏口中良好的市场经济，可是他们无法有一种理性平和的表达，那么他们就使用别样的方式，诉诸于网络语言暴力、坊间流传的笑话和谣言等等。

2007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可见穷人实际上并不反对市场经济，相反承认改革伦理，维护改革共识。

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能够富裕的最佳办法，所以穷人拥戴市场经济。穷人和富人都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积极和消极。从人数来看，穷人对市场经济的梦想、情怀、认识就代表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功能。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能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

在2005年3月14日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二是”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可是在我们的经济学家眼里，穷人是市场经济的敌人。几个亿的穷人参与到市场经济，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却被经济学家活生生地抹杀。富人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配件，却被经济学家看成市场经济的化身。绝大部分富人是”腐人”，只有少数才是阳光的。腐败和特权绝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与腐败和特权融为一体的”腐人”却成为市场经济的化身。仇富，也就是仇”腐”，让经济学家变成了反对市场经济。

很清楚，穷人才是市场经济的化身，市场经济是服务于穷人致富，而不是服务于”富（腐）人”进一步掠夺。穷人仇富（”腐”）是在捍卫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而富（”腐”）人本身却败坏了市场经济，变为裙带资本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学问，是穷人经济学，并不是富（”腐”）人经济学。

很大程度上，裙带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改革的精英取向有莫大关系。吴敬琏坚持一种精英立场，把改革的各项措施，变成种种空洞的道德，也就使民众无法从中感受到利益所在。改革精英描述中的理想图景，经常带来一些对民间不利，与民争利，或者无法让民众分享改革利益的后果，所以不能让民众信服。民众难以觉得吴敬琏就是为民众代言，与民众休戚与共。正如吴敬琏自己所形容的，是要双脚站在人民中间，而耳朵对准领导，可是精英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对立，已经不让民众相信吴敬琏的双脚还在人民中间。

这时候，改革精英应该为民众潜在的诉求呼吁，把它们转化为明白的法律诉求，用理性的法律权利来表达，让民众的愤怒成熟。一种理性的政治表达，会扭转民间的话语劣势。如果有了说理机制，或者有知识分子帮他们说话，他们就会把愤怒的拳头放下，发火的眼睛变为平静，网络谩骂和谣言就会大规模减少。

 

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会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无论各人妻子，还是国家元首。心理学家、牧师或广告商，他们则说，人永远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我们亲眼目睹，一个人选来选去，终究一塌糊涂。一个专制国家的丈夫说，我结了三次婚，全都错了。一个民主国家的单身汉说，我选了七次总统，回回都后悔。什么是人权呢，就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单身汉，说，给我一次犯错的机会吧。什么是信仰，就是一个宪政国家的丈夫，说，“不是我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

这是最好的教科书，关乎2000年布什与戈尔的选票之争。不但算美国，也算全球宪政史上，离今天最近的一次伟大判例。不过哈佛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德肖微茨，当年辛普森案的辩护人，也是当年戈尔阵营的律师，他一定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又多半辩不过他。2003年，他的畅销书《联邦最高法院如何劫持了2000年大选》出了中译本，强烈抨击5名保守派大法官的职业操守。三年前，奎伦斯特，这位经历了9朝总统的首席大法官去世。贺卫方兄撰文，称他是古典保守主义法律精神的当代传人，再添一句，“时间将证明奎伦斯特的伟大”。我提笔就想，要是这篇文字惹毛了德肖微茨，就托贺兄替我出头。

政法史上，凡伟大的多半是龌龊的。因为龌龊的人做龌龊的事。但伟大的宪法，确保了结局的伟大。就如布什律师团的核心，前国务卿James Baker，最后对竞选班底发表的说辞：

关于这次竞选，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看法：我们最终只领先了154票；佛州州长就是布什的弟弟；最高法院的有利判决，等等。但是我想让你们记住，迄今为止，每次计票我们从来没有落后过戈尔。重要的是这个制度起作用了，街上没有坦克，在人心最动荡不安的时候，权力和平移交，这是对我们的信仰，和宪法力量的一次考验。

八年后，HBO特意在大选年拍这片子，把一切龌龊与伟大，都细细描述一遍。美国的入籍考试，有一道题，问美国是什么国家。大陆的移民，若没做功课，就天经地义地填上“民主国家”。可惜美国首先是一个“共和国”。就算试卷是奥巴马设计的，美国在宪法上的基本品质，也只能是一个共和国。

放片之前，我问学生，喜欢奥巴马还是麦凯恩，他们兴致盎然。问两党的差别，大家顾左右而言他。字幕翻译也糊涂，几次把Republican，竟译为民主。这一潜在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选举”的看法。老实说，德肖微茨的书里，同样充满了对保守主义的无知。奎伦斯特一生的判决，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一以贯之的保守派。因为持守古道的基督徒，一定是保守主义的，持守古典法律精神的传人，一定也是保守主义的。是的，重新计票的诉求，挟着“民主的，太民主的”的番号而来，却必须在“共和的，太共和的”堡垒下被阻止。

影片理出了选票风波的五重线索，一是在佛州，布什在普选中领先戈尔只有1784票，不足投票总数的0.3%.依佛州法律，启动了强制性的机器重新计票。重计之后，差距更缩小到327票。戈尔阵营的核心，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开始不愿提起诉讼。他讲了一番关于美国精神的话，意思是若我们死皮赖脸，还怎样让这个世界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几个幕僚出去，怪这个老家伙挡路了。但327票的结果宣布后，沃伦也动了心，既然获胜大有盼头，为什么不挺身一博呢。

二是佛州棕榈滩县的一些选民，对所谓蝴蝶选票的设计不满，他们签下宣誓书，说选票误导他们投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一小群人天天示威，要求重新投票。但这一诉求并无宪法支持，只是选票风波中被利用的噱头而已。三是风波中，有人发现共和党人在佛州，以技术手段剥夺了近两万与罪犯名字相似的选民的投票权。但这需要单独的漫长调查和诉讼长跑，也与眼目下的争夺无关。四是在重新计票中，发现没有邮戳、无法确定选举日的海外选票，到底算不算数。但这也是细微末节。要害还是戈尔律师提出的以手工替代机器重新计票的诉求。选票要打孔，很多年老的、体弱的、文化程度低的人（也多半会投给民主党），没有将选票卡打穿。造成所谓“ 凹陷选票”。加上机器各有差异，民主党人说，“投票卡不会自己凹下去”，“凹陷”代表了选民的意愿，所以应该计入。共和党人说，唯有机器计票，能给我们一个可能有错、但却是正当的结果。一旦人工重计，就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人们再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每个候选人的得票数。

这片子极有说服力地，敦促我相信这一点。当上亿的人投票后，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终极的票数。人工计票一百次，就有一百个结果。因为人们永远分门别类，龇 睚必争，误差也难以避免，民主又意味着对选民的智商、教育、体力乃至情绪的最大包容，也就等于对误差的最大包容。换言之，一群“乌合之众”造成的误差，一定高过训练有素的团队。而联邦主义，又意味着对地区差异的最大包容，所以联邦制下的误差率，也一定高过中央集权制。

因此也涉及州权。从选票的设计，机器的牌子，到选票上的民意传递的确定性，到底由各州各地自己认定呢，还是全国统一标准？在这点上，与德肖微茨的批评相反，奎伦斯特的大法官生涯，死到临头，也从未偏离过持守州权的立场。

所以5名保守派大法官，作了21世纪第一个伟大判例，否决了戈尔的重计诉求，不是以“共和党”的名义，是以“共和主义”的名义，结束了36天的大选风波。

其实共和的意思，就是请勿哄抬“选举”的形而上含义。祈克果说，上帝给了人在一切处境下的选择自由。审美是一种直接性的选择，伦理是一种反思性的选择。可惜这两种境地，都是自由地选择不自由。唯有宗教性的选择，是有可能胜过处境的。但问题是，彼岸的永恒幸福，怎么可能进入此岸的选择之中呢。换成政法的语言，就是永恒的正确和公义，怎么可能道成肉身，进入政治法律体系下的任何选择之中呢？

祈克果的话，是对“程序正义”最好的哲学解读。旧约中说，“审判是属乎神的”。圣经中唯一一处，将人称为神的，是在《出埃及记》里，将“带到审判官面前”，称为“带到神面前”。不是说法官是神，是说那个位置尊贵到一个地步，也高风险到一个地步，是特别属乎神的。所以丁林评2000年大选案，就称奎伦斯特法院为“宪政制度中一群仅次于上帝的人”。

意思是说，我们渴望投票，是渴望犯错的机会，不是渴望投票可以产生真理。我们渴望选举，但又知道真正的选择，高过我们的选择。就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话足以气死一个人，也可以救活一个人。

2008-9-14

除了获得文学奖的高行健之外，我最熟悉的诺贝尔奖得主，并不是杨振宁或者钱永健，而是保罗？克鲁格曼。

我曾经很爱看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我爱看是因为，他总是怒气冲冲地骂布什政府，不管布什干什么，他都能找得到理由骂。

更因为，他不仅骂得狠，也骂得非常有趣。记得有一次，他这样骂：“如果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又跑出来扮孤儿乞求怜悯，那么这个人就是格林斯潘。”我读得哈哈大笑，拍案叫绝。

还因为，他不仅骂得有趣，而且说得在理。我先前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他说得挺专业，专业到我经常看不懂，就去查他的背景，原来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一个大经济学家，还获过克拉克经济学奖。

这一下我被震住了。

我为什么被震住了？不是因为他是大学问家，其实我对他的新贸易理论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刚刚流行起“理性、建设性”的口号，一大群道貌岸然的专家学者，把平庸当理性，把术语当专业，把乏味当深刻，把拍马溜须当建言。

这股歪风邪气，还污染了一大群记者，他们也跟着那样写文章，还自鸣得意。

我当时真想高高举着克鲁格曼的文章，一步跨过太平洋，塞给中国的专家学者和记者，嚷嚷道：你们看，你们看，人家把学问做成那样，还把文章写成这样！

其实，文章写得好的大经济学家为数不少。我当时那样激动，完全是因为国内的媒体背景。

昨天看到克鲁格曼的获奖感言，他还挺谦虚地说：因为我是一个（获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当我的文章写得乏味时，也许读者会原谅我。

回国以后，他的文章我就看得少了。于是我又明白了一个古老的道理：还是内容更重要啊。文章写得再好，说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也不会花时间去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骂布什。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也说过一点中国。

我也小心翼翼地写过一点批评政府的文章，老有网友留言问我：你怎么不骂美国？我想对这些朋友说：你们傻啊，我又不是美国人，凭什么帮他们骂政府？而且人家布什也没动我的税钱。

再说了，有克鲁格曼这些人在，我算老几，能骂得过他们吗？如果你想看人骂美国政府，你上网去读他们的文章好了，一定让你觉得爽歪歪。哈，乔姆斯基就不用我推荐了。

最后，我还想到了，假如克鲁格曼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在报纸上（也许只能在网上）写这样怒气冲冲的文章，得了个诺贝尔奖，那会怎么样？

那一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

发展经济学有一个重要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改善贫困、就业、公平方面的状况，此为“无发展的增长”。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三分之二时期分别是无发展的增长状态与低发展的增长状态.之所以陷入低发展状态，是因为：其一，初始改革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民主化设计；其二，政治理论创新的投机性与悖论抵销了改革积累起来的合法性。

无发展的增长导致中国社会长达十余年的公平方面的巨大错落，而低发展的增长至少使中国食品安全成为贫困与不公双重背景下的社会问题.食品安全无保障的社会后果远比频发的矿难要大得多。因此，称毒奶粉事件为中国的“九。一一事件”绝不过分，因为它必将对大众心理与生活方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急速城市化，特权阶层的“让利”

在一九九七至二○○二中国急速城市化的五年里，城市食品消费能力增长了十倍，低端食品生产的作坊化补充了市场空间，如“泔水油现象”、“丝袜矿泉水现象”等等。出现这些现象的利益机制在於：其一，狭义特权阶层逐利目标的高端化，如在金融、房地产以及“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批文倒卖领域牟取钜额利润，食品特别是大众消费的食品生产空间自然转让给底层社会；其二，广义的特权阶层即那些靠国家财政或事业收支供养的官吏们，不再尽责於食品安全的管理，公共卫生机构专业人员大量流失，低端食品的生产处於自发状态.对於第二种情况，中小城市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一个业主租用几间破旧的民房，弄上不足万元的简陋设备，在无任何物理消毒的状态下，生产低端产品，如儿童食用的冰淇淋。

这五年间的食品行业利润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高於GDP增长率一倍还多，其经济社会效果是：第一，小部分底层社会人员受益於城市化运动，由相对贫困阶层转为相对富裕阶层；第二，这种阶层转化的代价是以更多的底层社会人员的生存质量受损为代价的，是导致社会仇富心理的原因之一；第三，在生存权作为人权构成部分的理念下，广义特权阶层中优势群体（如官位到副县处以上者）开发了自己相对安全的生活模式，此为推动腐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速的原因之一。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腐败并不是狭义地指收取额外利益者被舆论揭发的那些行为，而是指明知牺牲了相对多数人的人权而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行为。比方说，某位化工大县的副县长从来不喝本地的水，因为他知道本县GDP的取得代价就是地下水的全面污染；又比如说，由於额外收入的增加，其餐桌上食品的安全性大为提高──不吃以有污染鱼骨粉为饲料的鸡场的鸡蛋，而定点在某个天然林养鸡场预订鸡蛋，等等。

缺乏公共性，文化骗局的生成

在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开始对三鹿系列产品的数位形象代言人施压，要求他们向公众道歉，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公开声称不道歉，但又委婉地表示将一部份代言收入捐出来救助受害儿童。这样矛盾的举动显然说明事关公共安全的事务缺少起码的公共性，而涉及到食品领域的公共性是基本人权的部份。由於基本公共性的缺失，更多的人处於隐形贫困状态，他们不但没有因经济增长而获得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反而因此成了低安全性食品的消费群体，结果是在长时间内要支付巨大的健康成本。隐形贫困衍生出更大的社会不公，比如前述的副县长喝自带水问题，从而深度地贬抑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互信水平。

在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看问题，其三要素中两项严重缺失，背后的利益格局是针对底层社会的骗局，即大量文化界公共人物被聘请为食品销售充当形象代言人。当然，这个问题中的政治机制仍是少数政治精英与少数商业精英暗中勾结之结果，类比之下，少数商业精英之间的勾结更具隐蔽性。无发展的增长或低发展的增长给他们提供了参与宰制底层消费者的软环境。

另外，由缺乏公共性而致的文化欺骗性，还利用了公众对西方热爱的心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三鹿集团没有新西兰合作者，就没如此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广告效应已经沦为文化骗局的道具。

消费低质化，媒体的“有限道义”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在经济发展的分项指标“基本需求”（包括营养与卫生在内共六项）方面有明显的增长，其特徵之一就是消费低质化。由於低质化与城市化趋势相一致，所以在毒奶粉这样的重大个案之后，几乎没法避免再次出现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

低质化的倾向已经由“泔水油现象”来体现，而一般情况下是泔水油用於煎炸食品，但是煎炸尾油向哪个方向转移了，却无人过问。据民间的业内消息说，大量的煎炸尾油流向了方便麵生产厂家，经一定工艺处理后充做油包配料。我们仍善意地希望这种现象只是发生在非品牌企业.就此问题，分析人士不难发现在媒体疯炒一个题目之后，后续的深度报道则不见踪影。估计：一是媒体职业道德存在巨大亏欠（如向被曝光企业索钱），二是舆论管制当局施压，不允许媒体继续“添乱”。无论哪一种情况，或是二者兼有之，都说明中国媒体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没尽到道义责任。比如说，二○○七年夏初，有媒体报道说武汉出了十万斤死鱼事件，批评湖北环保不力，但是接下来的问题“这十万斤死鱼是怎么处理的”，则无任何声息。人们不禁要问：死鱼是被造成饲料后通过猪肉与鸡蛋变相上了餐桌呢？还是经过某种加工（变成鱼丸）而进入了商场呢？就在写本文之前，我通过随机方式调查了几组特定人群，其中几位“七○后”组成的一个酒桌私宴（街头烧烤摊）上，一位年轻人对我说：他见证过一次五千只死鸡的事情──五千只死鸡起初以每只两元出了养鸡场，最后以每只五角被麻辣火锅鸡店的供肉商买下。这样可怖的“商业神话”，更印证了十万斤死鱼去向不明的后果。

□受访：吴岳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巴黎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个最宽容、最包容的城市，从卢梭开始，很多外国作家到那里去。大家都以为卢梭是法国人，实际上他不是法国人，他是日内瓦民主共和国的人，身份叫日内瓦公民，他29岁才到法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名的荒诞派剧作家都是来自外国的。尤内斯库来自罗马尼亚，贝克特来自爱尔兰，阿达莫夫是来自亚美尼亚。到了当代，大家都知道的昆德拉，是来自捷克，还有程抱一，是我们中国去的，当然也包括高行健。法国的文学本身需要外来的文化来补充它的活力，还有许多作家来自非洲，和其他地方。西蒙是小说家，瑞士人，是属于讲法语的其他地区。这次勒克莱齐奥获奖，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他本来就很著名，而且他最早的根还是法国的，虽然后来离开了法国，所以法国人对他不该是排斥的态度，应该是欢迎的态度。

文学有个规律，跟政治不一样，政治上我们讲大小一律平等，文学上不可能，很小的国家它发展不起来的。比如爱尔兰很多作家，像叶芝他要发展，必须到伦敦去，英国文学很多伟大作家，都是爱尔兰人，如果他们不到伦敦去，他们就发展不起来。法国有很多殖民地作家，那些作家在非洲根本发展不起来，他们只有在法国才能发展起来。移民作家很多就是流亡作家，在本国得不到发展，只有到巴黎去。当然也有很多奋斗不出来，太艰苦了，但能奋斗出来的，都是比较杰出的，作品肯定有很多值得法国人借鉴的地方。

我们不能说哪个国家的文学比哪个国家高，但是法国无疑是第一流的，这至少是从17世纪以来就保持的优良优势。从17世纪开始的法国文化是最灿烂的，统治了整整两个世纪，一直到19世纪，雨果的浪漫主义，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都是有世界性的影响。法国的整个19世纪作家都是世界性的大作家。

到了20世纪，依然是这样。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罗曼·罗兰、纪德、莫里亚克等等。上半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下半期，到了萨特1949年获奖，加缪1969年获奖，新小说派作家西蒙是1985年获奖，高行健是2000年。从得奖人数来说，法国是最多的，而且这些得奖的人都是在某一种题材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或者是有世界性的大影响。整个来讲，过去有流派，有潮流，法国最善于产生新的潮流，新的思潮，法国人非常喜欢新奇，一种东西在那里产生以后，他本身也许不一定能保持得那么长久，比如自然主义在左拉起来了，搞了几年之后，在法国就解散了，但是传到世界其他国家去了。德里达在法国本身并不很有影响，不如在美国大。但是从法国本身来说，他的现代主义在新小说派就达到了最高峰。新小说派和荒诞派戏剧在战后的5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从那以后，确实就好像走入一个低潮，就是没有流派，没有旗帜。

法国文学不再是唯一的中心，但相对来说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中心，因为以前是毫无疑问，法国绝对是一个中心。

普吕多姆1901年得到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在自然主义方面的一个诗人，他属于以左拉为首的小说流派作家，普吕多姆是诗歌领域的自然主义。那时候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还没去世，自然主义影响很大，所以当时评奖可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另外，诺贝尔奖刚刚建立，对全世界的文学不是很了解，当时看到法国，一开始就把奖给了他了。托尔斯泰却没有得奖。

1904年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又得奖了，他是用法国方言写作的著名诗人。

柏格森是哲学家，给他奖，主要是他的文笔非常优美，这个也算特殊的例子了。作为哲学家，他的生命冲动论影响非常大，文学奖也赶风潮，把奖颁给他了。

推荐加缪的是瑞典国王的弟弟古斯塔夫亲王，两次推荐他，影响很大，对加缪当选也很有利。但当时他获奖是受到一片反对声的。他一方面很年轻，44岁就得奖了，一个他正好和萨特有一场论战，他写了《反抗者》，文章实际上就是讽刺苏联社会，讽刺斯大林专制独裁，萨特代表左翼，和法共一起跟他展开一场论战。当时都认为萨特那边是正确的，大家都把加缪称为“右翼分子”，所以他在法国是孤立的。结果加缪一下子得奖了，只有马尔罗一个人祝贺他，其他人都是一片反对声音。后来他很失落，就在乡下买了一个房子，隐居了，不怎么写作。

就法国的华裔作家来说，高行健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据我所知，在法国影响较大的是程抱一。他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分析学的理论，向法国人介绍了中国的诗词和绘画，很受法国人的欢迎，有力地促进了中法文化的交流，因此才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的院士，也是法兰西学士院从1635年成立以来第一位华裔院士。

1988年，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曾经为热罗姆·加尔辛主编的《法国现代作家词典》撰写自己的词条。内容如下：

我写下的第一行小说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

那是1946年或者1947年年初，我6岁，正在出发去非洲的旅途中。“尼日风暴”是一艘荷兰-非洲航线上的货船，航线将欧洲和一连串西非的港口小岛连接起来，那些小岛的名字非常神奇，达喀尔、塔科拉迪、科纳克里、洛美、科托努。货船是一个飘荡的世界。在上层的甲板上，乘客有戴着鸭舌帽的殖民官员、部队的军官、穿着轻盈的衣裙的夫人。在甲板的延伸部位，没有遮挡的地方，半路登船的非洲人来来去去，女人，孩子，他们拿着包裹和食物。风很热，夜晚的天空美妙无比。白天没有尽头，黑人光着身子，汗淋淋的，闪闪发光，他们用汽锤敲打着甲板的支撑结构，船舱的构件和舷墙，他们在除锈。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这种永远停不下来却毫无用处的敲打声（因为铁锈很快又会重新产生），那仿佛是一种节奏，脉搏的声音。声音在沉甸甸的大海深处回荡着，还有太阳明晃晃的光，一动不动的云彩，远处的海岸线，人们想象中的笨重的河港，加纳卡炫目的卡萨芒斯河滩，波浪轻摇，机器轰鸣。

对于我来说，写作行为一直与我的第一次旅行紧密相连。分离，也许，远行，沿着看不见的大陆一路漂摇，与荒凉的国家擦肩而过，想象中的危险。我为河流所着迷，似真非真的现实。就在1946年到1947年，同一年，我很快写了自己第二部小说，《黑色的奥拉蒂》，这是非洲大陆历险记，我在那时还完全不了解非洲大陆，仿佛写下它，就可以将我从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帮助我适应未来（我想到了还从未见过的父亲，这慢吞吞的货船会把我带到他的身边）。在我以后的创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这两部非洲小说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后来，我在书中所找寻的正是这个，将我带走，将我变为“另一个人”的这个过程，这个缓慢、无法抗拒的过程抓住了我。在狄更斯、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里。在我日后发现的英语语言里，重复音节的词，英语的节奏，英语的歌。

文学中自有神秘存在，尼古拉斯·尼克贝、大卫·科波菲尔的伦敦，匹克威克因为债务而进的监狱。这是我没能完全弄明白的事情，就像一闪而过的海岸，沿着岸边滑过的城市，就像在我沿着奥布杜一侧往森林进发的时候，被大洪水淹没的阿尔古港。

书，如梦。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写的书，因为生命过于短暂，因为有高高在上的太阳，街头孩子的叫声，欲望的颤抖，破碎的反抗的高烧。鲁滨逊，乌托邦，雪豹。一些藏在自己心里的书，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的书。我会写 《地球的故事》、《阿萨尔》、《半月王国》吗？我会写那天瞥见的这对人儿吗？那天，在玫瑰山的雨中，两个那么美的年轻人，他的肩上扛着一个麻袋，里面是一些日常用品，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纱丽，将新生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走着，想找一角屋檐，一点工作，一颗星星。

一天早上，我醒过来，我梦见自己终于写出了我的书，我要说的是，一直在我心里、我自己却不知道的那本书。我仿佛能够生活在其中的一本书。穿透我的，如此美妙的音乐。有一会儿的时间，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仿佛船终于到岸。

我还要写多少字呢？直到有一天，我又能找到那天，那种明亮而简单的灯光，是在那艘将我领向未知的货船的船舱里，我用光秃秃的铅笔在一张纸上用大写字母写下：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
J.M.G.LeClézio

《作家自己完成的当代法语作家词典》，热罗姆·加尔辛主编，一千零一夜出版社，第417页。

10月9日，瑞典学院于午间宣布法国小说家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评委会常任秘书霍拉斯·恩达尔在宣布时赞扬勒克莱齐奥“是一位追求重新出发、诗意冒险和感官愉悦的作家，一位在超越主导文明和主导文明底层追索人性的探险者”。

勒克莱齐奥是新千年继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以后获得此项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奖金的法国作家，虽然他本人并不视自己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国人。“我生在法国，但是我的父亲是英国人，出生于毛里求斯。所以我觉得自己和许多现在的欧洲人一样，是个混血。”

法国总统萨科齐很快做出反应，把勒克莱齐奥的获奖视作法国文化影响力的标志。他说，“一个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孩子、一个尼斯的少年、一个美洲和非洲沙漠的流浪者，勒克莱齐奥是一个世界公民、各大洲和文化的儿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旅行者，他体现了法国的影响力、法国的文化和它在全球化世界中的价值。”

10月9日，伽利玛出版社在巴黎专门为勒克莱齐奥召开记者会。

“起初，我觉得有点不可置信，之后，有点畏惧，有点欣喜。得奖是种鼓励。”他对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说。至于有人问他是否值得领这个奖，他反问道：“为什么不？”勒克莱齐奥将在12月到瑞典首都接受颁奖。

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的访问时，勒克莱齐奥表达他对文学奖的感受：“当我们是小说家，我们总是相信文学奖，如同所有的文学奖，诺贝尔奖代表着时间，你赚到了一些时间，这也是让你想继续写作的动力。”

法国文学评论家吉斯伯特说：“勒克莱齐奥可以说是法国文学界中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他说：“你必须要走近碑塔，才能发掘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温暖的一面，他的风格包罗万象，从最保守到最大胆的都有。”

在接近黄昏的这场记者会上，虽因刚从韩国回来而显出倦容，但是勒克莱齐奥微笑着耐心地回答所有的提问，并轻松地以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面对国际记者：“我要传递的讯息是必须要继续阅读小说，因为这是一个质疑现实世界的好方法，小说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语言的技师，而是写出和提出问题的人。”

勒克莱齐奥强调自己不属于法国文学上的任何流派，他写作是因为他爱写作。

有外界称他为“行动作家”时，勒克莱齐奥持保留态度：“如果我是，是在我愤怒对抗不公义和暴力的意义上。”

勒克莱齐奥的公众形象就是一个革新者和反叛者，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兹勒如是评价。

1994年，法国《读书》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读者认为他是当今仍在世的法国作家中最伟大的。由于已经在写下一部小说，勒克莱齐奥表示，不会因获奖而停止创作，未来他有长久居住在非洲的计划，因为要写一本有关塞内加尔前总统，也是黑人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载誉世界文坛的诗人桑戈尔的传记，“这是一个想象的人物，有许多东西可以写，不只是他的文学而已”。

当代文学是绝望的文学，这是勒克莱齐奥写下的答词。

中国有学者称勒克莱齐奥为“当代的萨特”。他的回答是：“现在已经不是萨特的时代，狂妄地以为一部小说能改变世界。今天的作家只能承认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在阅读萨特、加缪、多斯·帕索斯和斯坦贝克时，可以清楚看到这些作家斗士对人类的未来和写作的力量具有无限的信心。而我们今天已不再相信了。”

拥有两国国籍的勒克莱齐奥也强调，法国是他为了文化语言等而选的祖国，而他的小祖国是毛里求斯岛。在获奖之前，勒克莱齐奥在接受《今日法国》的访谈时说：“法语可能是我唯一真正的国度。”

勒克莱齐奥被认为是无法定位的作家，可能是因为法国从来不是他唯一的创作源泉。他的小说反映了世界性的想象。“无法定位并不使我不安。我以为小说的一个主要品质是无法定位，也就是说具有多种形态，而这来自某种思想的混合、融合，是我们这个多极世界的反映。西方文化已经变得过于铁板一块。西方文化过于突出其城市性、技术性，妨碍了其他表现形式，如地方性、情感性的发展。人类的整个不可知的部分被理性所掩盖了。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我转向其他文明。”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消息甫一公布，图书出版商之间的版权争夺战便宣告打响。据彭博新闻社（Bloomberg）报道，潮水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正向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出版商法国伽利马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 S.A) 涌来。

伽利马出版社国外版权部经理安妮·索朗·诺贝尔（Anne- Solange Nobl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电话和邮件都要求获得这位新鲜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外国版权，而且大多当面提出了报价，“来电太多了，以至于我怎么把它们听完都是一个大问题”。

伽利马出版社是勒· 克莱齐奥作品的主要出版商，迄今已出版了这位法国作家的近50部作品。诺贝尔表示，对版权要求最强烈的是那些目前尚未出版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国家和地区，这表明，即使在英美世界以外， 勒·克莱齐奥也已经赫赫有名，而在已有勒·克莱齐奥作品出版的35个国家里，目前已有至少15个国家的出版商来电提出进一步的版权要求。

不过，诺贝尔表示，在本周三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她不会做出任何决定。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版权型书展，每年十月中旬在法兰克福举行。书展时间与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间相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版权由此一向是书展的焦点。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将于10月15日开幕，目前包括美国出版商安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在内的多家外国出版社均表示，将会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做重点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