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获得文学奖的高行健之外，我最熟悉的诺贝尔奖得主，并不是杨振宁或者钱永健，而是保罗？克鲁格曼。
我曾经很爱看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我爱看是因为，他总是怒气冲冲地骂布什政府，不管布什干什么，他都能找得到理由骂。
更因为，他不仅骂得狠，也骂得非常有趣。记得有一次，他这样骂：“如果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又跑出来扮孤儿乞求怜悯，那么这个人就是格林斯潘。”我读得哈哈大笑，拍案叫绝。
还因为，他不仅骂得有趣，而且说得在理。我先前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他说得挺专业，专业到我经常看不懂，就去查他的背景，原来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一个大经济学家，还获过克拉克经济学奖。
这一下我被震住了。
我为什么被震住了？不是因为他是大学问家，其实我对他的新贸易理论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刚刚流行起“理性、建设性”的口号，一大群道貌岸然的专家学者，把平庸当理性，把术语当专业，把乏味当深刻，把拍马溜须当建言。
这股歪风邪气，还污染了一大群记者，他们也跟着那样写文章，还自鸣得意。
我当时真想高高举着克鲁格曼的文章，一步跨过太平洋，塞给中国的专家学者和记者，嚷嚷道：你们看，你们看，人家把学问做成那样，还把文章写成这样！
其实，文章写得好的大经济学家为数不少。我当时那样激动，完全是因为国内的媒体背景。
昨天看到克鲁格曼的获奖感言，他还挺谦虚地说：因为我是一个（获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当我的文章写得乏味时，也许读者会原谅我。
回国以后，他的文章我就看得少了。于是我又明白了一个古老的道理：还是内容更重要啊。文章写得再好，说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也不会花时间去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骂布什。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也说过一点中国。
我也小心翼翼地写过一点批评政府的文章，老有网友留言问我：你怎么不骂美国？我想对这些朋友说：你们傻啊，我又不是美国人，凭什么帮他们骂政府？而且人家布什也没动我的税钱。
再说了，有克鲁格曼这些人在，我算老几，能骂得过他们吗？如果你想看人骂美国政府，你上网去读他们的文章好了，一定让你觉得爽歪歪。哈，乔姆斯基就不用我推荐了。
最后，我还想到了，假如克鲁格曼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在报纸上（也许只能在网上）写这样怒气冲冲的文章，得了个诺贝尔奖，那会怎么样？
那一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