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像杨佳这样，如此长久地令我们震撼、羞愧和感动。布衣一怒，血流五步，伏尸六人，他几近完美的策划和史无前例的成果让警察国家心寒胆裂，脸面丧尽，威风顿失，成为六四以来，公民个体煽向暴政的第一个耳光。

谈到自己杀警的动机时，杨佳说：“有些委屈需要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掷地有声的誓言，喊出了19年来，不，59年来匍匐在共产暴政之下的亿万臣民内心深处对警察暴力的抗争。它体现的自然法则的正义与公道，那些谴责杨佳违法的知识精英应当明了，西谚云：人民的安全乃是最高的法律。当那些依仗国家暴力每年打死说不清数量的百姓（据笔者了解，全国有3000多个看守所，几乎每个看守所都有莫名其妙死掉的冤魂，这些绝大部分都是警察的杰作，每一个被打死的百姓几乎都被说成因心脏病暴死），人民为何不能运用天赋的自卫权予以反击？知识精英的谴责与其说不通法理，不如说为了掩饰自己身为暴政奴才的卑怯。舍此，岂有说乎？

经过社会舆论的抗争（黑暗的上海司法很少二审开庭审案），杨佳获得了第二次开庭抗辩的权利，他几乎完美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他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非常明确，面对纷纷打出的法官压力牌、律师悲情牌，他应对自如，对自己的行为决不言悔，因为：警察就是准备死的。换句话说，他杀警是对暴政的一个人的战争，那些死掉的警察是他与暴政战争的牺牲者，谁见过战争的一方因为另一方死伤惨重而后悔|而道歉？

他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深刻了解现代司法的精髓，被告人没有义务自证其罪。因此，他对杀警过程拒绝回答，而把证明这个过程的义务还给公诉人。可笑地是，那个弱智的公诉人居然由此认定杨佳态度有问题，不亏人治司法环境下诞生的白痴检察官！

当法官让身陷囹圄的他自己举证证明警察施暴，而让殴打他的七个警察自我证明没有打人时，杨佳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个丑陋、虚伪、无耻的司法制度的本质：那些警察所以敢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身后有你们！以笔者15年从事辩护律师的经历，杨佳说出了一个真相。每年死于警察暴力的百姓成千上万，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超过0.1%，即使追究的，90%缓刑处理，个别罪大恶极的也不会超过10年，几乎没有一个警察因为打死百姓被执行死刑。这样的司法制度下，警察不视百姓性命为草芥，不成了奇迹么？

在最后总结陈词时，杨佳更是深刻揭露了这个警察国家的实质：“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是的，当我们用税金养活的这些穿制服的匪徒天天干着侵凌我们家园、剥夺我们尊严、践踏我们的自由人格的时候，忍受二十几年已经是一个极限，我们迟早都有机会被他们逼成“罪犯”，都有机会被判刑坐牢！这是个多么畸形、多么可怕的社会。那些整天高唱亲民高调、和谐乐章的党国权贵们，这就是你们的和谐社会？！

杨佳长久地令我们感动，还在于他用他的青春和热血唤醒了人民抗争的意识和勇气，就在二审开庭的当天，上海上千民众齐聚高级法院，59年来第一次集体喊出“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的口号，这是一个信号，一个让专制者噩梦连连的信号，如果不能彻底根除警察治国的暴政思维，这个政权陷入人民抗争的燎原之火的日子为期还会远么？

杨佳，就是那个播撒火种的人。

2008年10月15日

 

附人民网文章：

被警察踹死的人为何都有心脏病？

10月3日，22岁的河北青年杜学雷死在河南省内黄县楚旺派出所内，目击者闫金飞，与死者杜学雷同为河北省魏县回隆镇李大汪村村民。10月3日中午，闫金飞和杜学雷及其他4人因买卖一辆二手农用车，在楚旺镇一家饭店吃饭。下午2时左右，其余5人先后离席，落在最后的闫金飞发现无钱埋单。店老板报警，并将闫送到派出所。十几分钟后，杜学雷骑摩托车赶到派出所送钱。杜学雷的言辞可能招致派出所工作人员不满，一名男子与杜发生争执，“很快，又有几个人冲了上来，把（杜）学雷打倒在地，几个人轮番踹他的头。我求他们放人，也被一个警察按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不能动弹。”闫金飞说。（10月11日《新京报》一条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一个享有法制保护与生存权利的公民，就因为与人口角几句便顷刻间送了命；而肩负保护公民安全神圣使命的卫士，却只因为稍稍的不满便夺走公民性命。几句口角一条人命，足以让我们相信这些当警察的平日里是多么凶悍霸道而不可稍有冒犯；还因为警察打人、打死人和老百姓打死人不一样，老百姓打死人要偿命，而警察打死人属于“职务行为”，并且警察打死的人全都有“心脏病”或其他致命疾病，警察的“外力”不过是诱因。这一次，我们又听到内黄县公安局纪委书记张丙胜说，在尸检结果出来前，尚不能肯定杜学雷的死因与派出所内的冲突有必然关系。尸检是必要的，但是“冲突持续数分钟、几个人轮番踹头部、被害人满脸是血、嘴唇发青倒在地上当场断气”，公安局领导认为这还够不上“不然联系”，那么，杜学雷患“心脏病”的概率怕比较高了。

可能因为警察打死的人都能检查出“心脏病”的缘故吧，某些警察下手就比他人更有底气，所以我们总是听到有人不明不白地死在公安局里的消息——2006年7月，葫芦岛市看守所一名女性疑犯突然死亡，死前曾坐“安全椅”，并被检出多处损伤；今年3月，陕西榆林子洲县农民韩秀荣被关进看守所，遭殴打死亡；今年5月，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被略阳县公安局3名民警刑讯逼供死亡；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长春市民张庆因受虐被殴，死于长春市第三看守所……这些死在公安局的人尸检结论无一不是原来就有“病”，比如张庆死后，第一次尸检由吉林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承担，认为“可由于肝硬化致肝性脑病死亡。”“外伤不构成死因，可构成死亡的诱发因素。”此结论未获家属方认可。随后，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受委托后重新作出鉴定结论，与第一次鉴定相差不大。4月21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第三次鉴定，结论是“被约束、喂盐、堵嘴、殴打后，因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死亡。”第三次尸检结论与前两次截然不同说明什么？说明老百姓遭遇体制内“潜规则”了；可又有几个案子能作上三次尸检？或者说谁敢保证第三次、第四次尸检不被“潜规则”呢？

如果警察打死的人都有“心脏病”，那么警察下手的代价就比较低，代价低了某些警察下手的底气可能就比较足。

法兰克福是德国的重要城市、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地。9月25日至27日，20多位中国学者受邀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参加由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中国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批判与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学术研讨会，我本人也受邀出席了这个会议。除了中国大陆和德国的学者外，还有几位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学者与会，因此可以说是东亚研究批判理论的学者和德国本土的学者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聚会、交流。就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这个主题召开这样规模的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2002年在日本京都曾召开过一次类似的会议，题目是“批判理论与东亚”，不是专门讨论中国，规模也没有这么大）。

然而，参加这个会，我感到的并不是愉悦或者快慰，而是沉重乃至慨叹。

为何如此？

问题出在中国大陆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的整体质量上。这次会议中国学者提交了20多篇论文，大多是介绍德国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译介情况，也间或有对法兰克福学派几代思想家的评论甚至批评，但却少有联系中国本土实际、运用批判这个人类普适的精神原则、对中国当代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解剖的力作。相比之下，两位来自台湾的学者曾庆豹教授和黄瑞祺教授倒是讨论了批判理论与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关系；我的老朋友、韩国首尔大学的韩相震教授更是深入分析了批判理论的核心要素对韩国民主化的启发。而中国大陆学者呢？除了中山大学刘森林的“启蒙辩证法与中国虚无主义”、北京大学吴国盛的“当代中国的技术理性与科学主义”以及我本人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可能性”等几篇文章外，大部分作品很少或基本上不涉及中国现实问题，或者即便论及，不过轻轻点水而已。似乎这么多中国顶级大学、顶级研究机构的学者跑到德国去就是为了向德国同行汇报自己翻译了多少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写过多少篇评论文章、出了多少本研究德国批判理论的专著。我们缺少中国人运用批判精神、研究自己问题的“干货”，缺少足以令外国同行侧目、让外国同行感到有所获的中国学者硬邦邦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所谓“学术交流”是失衡的，甚至――我要忍不住说――对中国学者而言是丢脸的！事实上，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会上，一位日本学者就对中国学者提出了严肃批评，说他在这个会上很少听到中国学者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的确令人汗颜。

当然，个中原因并不复杂：我们这个制度――这个已经延续了将近60年的制度――禁锢了学者们的思想，使他们不敢有所想，有所为。“批判”的本意是理性怀疑，是前提反思，是对现存社会体系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的勇敢挑战，是批判理解基础上的实践行动。而我们这些“体制内”学者缺的就是这个。他们可以“研究”别人是怎样批判自己的社会现实的（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著称），却不敢把这个原则运用到自己身上。他们可以一本又一本的翻译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比如哈贝马斯）的著作，甚至以争当哈贝马斯的学生自豪，却并没有把批判理论的核心精神真的学到手。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学者已经在体制内有了些“身份”，跻身或大或小的学术官僚之列，犬儒病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就尤其明显。批判理论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一种混饭吃的研究职业，或者一种谋取晋身之阶的手段，而不是改变世界、改变现实的武器。我宁愿相信，我的这些“体制内”同行并不甘心于此，他们的内心一定有痛苦的一面。――如果连这点痛苦都没有，那就更糟糕了，说明他们的人格分裂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中国需要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这是我本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这也是大会的最后一个发言），我并没有念原来提交的会议论文，而是围绕下列4个问题发表了看法：第一，中国批判理论的主题是以一党制为核心的中国大陆现存制度的批判，它秉承了批判的核心精神，但又迥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批判立场，中国批判学者的立场是宪政自由主义，同时汲取左翼思想资源中的一切合理成分；第二，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第三，中国批判学者面临的困难首先是争取表达权，从制度－生存语境看，今日中国批判学者比当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创业者的生存条件更严酷，更苛刻，但也更具历史动感；第四，中国批判学者的特征是反思中的行动者与行动中的反思者的统一。中国批判学者既要反思过去，又要面对未来，筹划未来。

这首先需要一种担当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批判理论最深厚的土壤不是在“体制内”，而是在民间，它将在生机勃勃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中获得自己最强有力的推动力。――这大概是我参加法兰克福这个会议后唯一有价值的收获。

2008年10月5日，北京

2008年6月12日，阴，小雨

友人鲲鹏驾车来温江喝茶，闲聊之间，说要给我引见访谈对象。于是说走就走，直趋靠近青城外山的柳街镇。沿途看见若干救灾兵营，都扯起“某某铁军”的横幅。钢甲战车蓄势待发，不晓得给这个世道平添的是安祥还是不祥。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抵达柳街镇尾一家庭洗车场，主人康玉江夫妇迎出屋外，热情招呼。一番客套之后，我们穿过麻将正酣的前厅，钻入狭窄的天井，20出头的花季少女康吉就躺在天井右侧一杂物间内。

鲲鹏谢绝了彼父母的端茶送水，又转头安抚彼女儿的蠢蠢欲动：扭不得扭不得！我找著名专家康老师仔细看了你的片子，骨头有些错位，韧带有些拉伤，甚至水肿，外行还以为腿上麻痹的原因在腿上呢，可不是……

顷刻间，一堆脑壳凑拢胶片，鲲鹏只得加大倾斜身子的力度，继续讲解：腿伤明显，恢复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所以让你出院回家，表面上无比正确……

康吉嘟哝道：可我始终爬不起来嘛。

大地震过去个把月了，你还爬不起来，所以问题不在腿上，而在腰脊。康老师说，里面的神经被压坏了，造成整条右腿失去知觉。片子显示的这团阴影，是第4和第5脊椎之间，但范围太大，要进一步诊断伤在哪个点，就必须（而且要尽快）做核磁共振。这比一般透视麻烦，收费也太昂贵，接下来还要动手术，更麻烦。地震伤员多如牛毛，医生护士连轴转，任何医院都有难言之隐啊。

难言之隐？那我的下半辈子？

想办法嘛。政府实在不出钱，我就替你出。如此美丽的女孩，谁忍心让你凋谢呢？

鲲鹏叔叔！你就是我们一家的贵人！如果我能爬起来，就是变牛变马……

不必了不必了。这位是作家，老威叔叔，你讲讲你的地震经历，就算是对我等跑腿的回报。

我不是名人嘛。

在老威叔叔眼里，你比名人值钱。

鲲鹏的婉转口舌令我头皮麻痒。在掏录音机的间隙，我顺便问：你是咋个认识这家人的？

我路过，洗车，就这样。鲲鹏漫不经心道。不算主动救灾，可这女孩刚巧让我碰上。不晓得有多少类似的家庭没让我碰上。

我凑近床头。目光清澈的康吉为配合访谈，又抓一个枕头，使脑袋和放在桌边的录音机平行。我们开始东拉西扯，两个陌生人，在街头偶然相遇，问路，或问其它。我想，这女孩，身材真好啊，如果站着，不定比我还高。

你都看见了。家里有爸爸、妈妈、奶奶，我在都江堰市里工作，卖手机。

你经常回家么？

很少。

为啥？

我太忙，1个星期放1天假，最多够洗洗衣服，逛街都得抓紧。所以呢，工作之余，我最爱到幸福路的天辰足疗城找堂姐耍。堂姐的丈夫、爸妈都出车祸死了，剩奶奶由她供养，压力很大，我觉得应该多陪陪她。自己也开心嘛。地震时，我们五、六个姐妹正挤在小屋里看电视，突然就摇起来……

你们在几楼？

在足疗城的4楼。本来只有3层，老板为扩展地盘，又在上头加两层。当时，5楼正搞装修，几个月了，整天都敲，叮叮咚咚，鸡犬不宁。所以地震一来，我们还以为5楼的装修垮了。你想，天天乱敲，还不出问题么？可接着就不对劲了。我们吓得乱叫，跳起来，往外跑。我刚蹦到门口，屋子就变形，嘭的一声，门框击中我的背，触电一样痛！天整个黑，那种黑，眼睛一股一股冒星星，就是啥也看不见。后来才晓得，如果不是门框挡住坍塌的预制板，我眨眼就没命。

其他人逃出去了？

不清楚。我堂姐脱险了。可我腰以下都不能动。我扯起喉咙喊救命，没几声，就出不赢气。手还可以动，就边哭边扒拉周围的土，一门心思要钻出去。

你挺有自救经验嘛。

本能。可没一会儿，脊梁也压住了。原来是另一个女孩。哎呀，咋搞的，她居然倒悬空中！螃蟹一般，手脚乱抓一阵，两个空间就缩成一个。我们背抵背，像连体婴儿。我崩溃了！受不了！这时我还没意识到地震，还以为就这栋楼垮。

晓得时间么？

有手机。我们喊一阵哭一阵休息一阵。脚痛得厉害，我始终没睡着；她却折腾一会儿就睡。我害怕她醒不来，就掐。对了，开头没动静，她是慢慢醒转来的，两个人，胆子要大些，可我差点被她挤死掉。

模模糊糊，感觉到有脚在头上走，有说话，叽叽喳喳。我们一受刺激，就大叫，喉管都扯豁了，也没回应。我们还听到警车和救护车，呜哇呜哇过来，呜哇呜哇过去，就是没停下来。甚至听见堂姐在喊我，在求人，在说：妹妹埋里面，我给你们下跪了！

你堂姐真幸运啊。

5层楼，上面两层垮，下面还立着。堂姐她也埋了几小时，土浅，叫人刨出头，脚扭伤，背下楼的。她一直没离开，一直在求人、拦车。武警来，消防兵来，可人家有指挥部命令，重点抢救学校、医院，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堂姐哭喊、抱腿、一次次下跪，终于感动上帝，派了9个消防兵上楼，晃来晃去地叫“有没有人”。我们急忙回答“有人”。废墟里，大概有五、六个声音回答“有人”，齐声喊了十几遍，上面就是听不见。唉，人家军务在身，又走了。

太静太恐怖。我们被抛弃了。大街上的嘈杂，以前抬脚就进入，就在人群当中，可眼下呢。痛，发毛，我才20岁，背后的女孩才17岁，就这么死，划不来，不甘心。平时我们无神论，啥都不信，可这个时侯，顾不得，就求这个求那个，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上帝、圣母，想得起的神，记得住的鬼，赤脚大仙、土地老爷，都念几遍，保佑哦保佑哦，磕不下头，点脑壳也算。

急时抱佛脚么。

想起啥是啥。到了后来，也聊天。漆黑里，四面八方，远远近近，钻过来好些声音，有岁数大的，就劝我们别哭，节省气力，感觉外援拢了，大家约好一块喊；而平时呢，就迷糊着；但不能迷糊太深，隔一阵，大家互相招呼两声。

希望绝望几次，夜就来了。里外一样黑，可街上不嘈杂了。我们开始盼天亮，虽然离天亮还远。闭眼睛，觉得起码几个钟头，可睁眼看手机，才过两三分钟！我渐渐透不过气，特别是背后女孩睡了，很沉，掐一把，想让她松动，可更沉。多亏暗中伸过来一只手，帮我掏去抵住胸口的水泥块子。原来是个叔叔，房地产包工头，来足疗城洗脚，就地震了。开头他被打晕，过几个钟头才醒来，一开腔，吓人一跳。那边空间大些，他就挖出一条通道，我们的呼吸顿时顺畅许多。当时，他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有句台词咋说的？黑暗中找到了党。如果党这样出其不意在地缝出现，大家都入党了。

对嘛对嘛。

我们起码问了几十遍“几点”，叔叔的手机也就闪了几十遍。疯啦疯啦，我们以为天快亮啦，可叔叔说才1点。一分一秒熬，感觉过不了关，就呜呜哭。叔叔拨手机，一直不通，先是没信号，而后欠费停机。怪了，叔叔有两个手机，功率超强那种，平时电话费也超高，偏偏在关键时刻都欠费！只有等外头打进来。下雨了，还有隐隐雷声，浑身泡在水里，刺骨头的冷和痛，牙巴打颤，可嗓子又冒烟，就埋头舔雨水，嗤嗤嗤，好解渴啊。

灵魂出窍了，叔叔的手机才响。猛然一下，心跳都暂停。原来是成都朋友打进来的，人家不间断地拨了一个通宵。叔叔的机子只剩一格电了，他非常小心，一板一眼，将具体位置说清楚。我们差点虚脱掉。

天蒙蒙亮，叔叔的朋友们赶来了。堂姐领他们上楼，先用手挖，不行；再返回去找工具，锤子、电钻、千斤顶之类，还不行。叔叔懂建筑，就通过手机告诉外面，哪几个点有人，该咋个掏洞，咋个拐弯，咋个模仿盗墓贼，避开障碍。招数用尽了，就叫弄吊车来，将盖住我们的整块预制板挪开。又过一会儿，消防兵奔来，指挥车停在街中央，上下通话。

尽管快见天日，叔叔还是担心熄火，接完一个电话，他就关机几分钟。折腾得太久了，人们上上下下，赶集一般。锣齐鼓不齐，消防兵的工具也是拼拼凑凑，切割机找来，才记起缺发电机。洞掏得很复杂，因为人埋不同的位置，深浅也不一样。第一个女孩救出，立马送医院，可不大功夫，她又跑回来，替消防兵辨认埋人点。大家好感动哦。中国人好团结哦。旁边的叔叔快出去时，还一个劲叫我妹儿，坚持住。可我的神要散了，黑暗中还好，见点光，眼睛反而花了，脑壳一圈圈扩大，听叔叔的话，如隔一层玻璃，嘴巴大张，就是没声音。叔叔上去了，消防兵要弄他走，他说不，妹儿还在下头，妹儿恼火，慢了就没命。

我下意识地搓自己的腿，已经麻木，我还要搓，这是叔叔教的，不想残废，就要让血液流通。终于，背靠背的女孩起身！我长长舒口气，好轻松哦，我直了回腰，顿时轻飘飘的。可我仍然出不去，腿卡着，必须另外掏洞。

我差点就死了。那一刻，感觉眼皮很重，我拼命睁，睁，没用。一个消防兵从天空倒吊进洞，他替我揩脸，替我刨周围的渣滓，他满手是血，他最多18岁。像一碗面条，我软彻底了；他却说不行，要坚持啊，要相信我啊。他在一抽一抽哭呢。

切割机下来了，他倒吊着，嘎嘎嘎，弄断预制板，取出我的腿。6个人，掏4个洞，我是最后一个得救的。他把我抱起，从升降机下去。担架过来了，我憋足最后的劲儿，盯他一眼。

阳光耀眼。有人说11点多钟了。我的脸随即被盖住。

我再也没见我的救命恩人，无论消防兵还是包工头叔叔。他们到底长啥样子？我已经恍惚了。说不定哪天在街上碰着，也认不出来。

 

 

（勒·克莱齐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上周揭晓之后，诺贝尔奖官方网站（Nobelprize.org）的主编亚当。史密斯（AdamSmith）立即打通了勒。克莱齐奥的电话，克莱齐奥接受采访时表示，写作就像是旅行，阅读是一种自由的实践，作为读者，需要跟着感觉。

史：您曾在许多国家住，可现在我们正好在法国把您给找着了，对不对？

勒：对，对。我这会儿就在法国。本来我过几天就要去加拿大的，可现在我还在法国。

史：您成长在许多国家，又满世界地住，说到这儿，您把哪儿当家呢？

勒：噢，事实上，我会说是毛里求斯，那是我祖辈呆过的地方，我真把它当成小小的祖国。所以，就是毛里求斯。

史：您在双语环境下长大，可您写作老是用法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勒：嗯，有的。事实上，我小时候是说法语长大的，是在一个法语公共学校。所以我与文学的首次接触就是通过法语，这也是我用法语写作的原因所在。

史：您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作，非常多产，已经写了30多本书。写起来很容易是吗？您喜欢笔落到纸上的感觉吗？

勒：是，绝对是。不管在哪儿，坐到桌边都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我没有书房，在哪儿写都成。我拿过一片纸，放到桌上，然后就开始旅程。说实在的，对我而言，写作就像旅行。脱离我自己的生活，过另一种生活，也许是更好的生活。

史：真不错。人们常说阅读像旅行，没想到写作也像，不错。

勒：对，我同时有了这两种生活。身处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从未踏足的地方，总是让我感到愉快。我也很喜欢开始写一本新书的时候。这就像成为另一个人。

史：您的作品涉猎极广，难以分类，可是就写作目的而言，有没有什么相通之处？

勒：拿我本人来说，主要还是以最精确的方式表达自我。我觉得作家如同正在发生之事的某种见证人。作家不是商人，也不是哲学家，他只是要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做个见证。写作是成为见证人的一种途径……作证的最佳途径。

史：那些不熟悉您作品的人该从何处入手？您有什么建议吗？

勒：噢，没有。我不敢提什么建议。我想说，阅读是一种自由的实践。你一定、一定别被那些条条框框牵着鼻子，你要跟着感觉走。我认为读者是自由的，可以从自己想要的任何书开始。在阅读的时候，他们没必要听从人家的安排。

史：答得真好，谢谢。对了，最后一个问题。诺贝尔奖会令人声名大增。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要通过这种名声来传达给大家的呢？

勒：嗯，我得想想。这……怎么说呢，很难对付这种情况，因为我不熟悉……这不是我习惯的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还是这么说吧，我更喜欢被阅读，更喜欢我的作品使人有所感悟。我呢，不管怎么说，当然得去诺贝尔学院做个演讲，这样一来，也许到时候我会找到一些我要表达的信息。

史：那我们就等到12月份吧。

勒：是的。

我最早接触到里尔克是通过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正在郑州大学鲁枢元先生门下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我和两位师兄（张月、石向骞）以初生牛犊之勇莽，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翻译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部论文集。这就是1989年由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语言?思》一书，这也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中文版海德格尔著作。在这部体现后期海德格尔思想和诗意运思理念的文集中，海德格尔把我们正在亲历的时代称为“匮乏的时代”，因为原本由“天、地、人、神”四者构成的世界中，众神退场了，而芸芸众生几乎认识不到他们本身的必死性，也无力赴死。在这样的时代，痛苦、死亡与爱的本质被遮蔽，世界滑入了漫长并到处蔓延的“暗夜”，为此，特别需要有人敢于进入“暗夜”的深渊，身历其幽暗，身受其熬煎。海德格尔找到了诗人，认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更敢于冒险者”，他们“体验着病态的、不美妙的事物，因而他们才投身于下界深渊，执著于神圣之物的踪迹。他们的歌飘过大地，献给神灵；他们的吟唱充满景慕，欢呼着存在的完整大地。”海德格尔把这样的诗人命名为“匮乏时代的诗人”；而在这位哲学家的心目中，里尔克是此类诗人的代表。

谲崎深奥的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读解，一方面散射着诗意的光明，一方面又云遮雾绕，晦涩难解。但是，于我，不宣而至的里尔克却从此如同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启示录、一片丰饶而持久的精神海洋，不断向我展开，不断向我馈赠。从杨武能先生翻译的《里尔克抒情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到九叶诗人陈敬容翻译的《图像与花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收了里尔克的28首诗和波德莱尔的38首诗）、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诗十首和《马尔特手记》的片断（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代出版的《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再到诗人张曙光翻译的《给一个朋友的安魂曲》、《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油印本）和台湾李魁贤先生翻译的《杜依诺哀歌》、《给奥菲斯的十四行诗》（台湾田园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出版），以及卞之琳先生翻译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收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西窗集》），等等。里尔克的这些作品，有的像雷光闪电一般开启一片精神的天空，有的像春天初绽的玫瑰一样散发温馨的芳香，有的则如云雾笼罩的崎岖山峰令人难以企及和进入（比如他的两部像天书一样的巅峰之作：《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然而，正如许多喜欢里尔克的人所说，阅读里尔克的作品，尤其是他后期的两部扛鼎大作，最好不要抱着细究其意义的态度来阅读，随着时间的移转，随着阅读的继续，特别是在你的生命感动孤独的时候，里尔克洋溢着求索精神的声音会不期然地闯入你的内心，让你迷恋，让你感动。

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接触到了台湾方瑜女士翻译的《马尔特手记》（台湾志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译名为《马尔泰手记》）和里尔克的一些散文作品。我发现，除了里尔克的一些短诗，他的这些散文作品，尤其是长篇笔记体小说《马尔特手记》，从一种较易进入的角度打开了他的丰饶的精神世界。里尔克的作品中颇多晦涩难解的地方，这一点早已为世界各国的翻译家所公认。作为第一个完整翻译《马尔特手记》的前辈，方瑜女士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也许正是因此，她的译文免不了存在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后来，我从一位朋友处借到了英文版的《马尔特手记》，其中有英国著名诗人斯蒂芬?斯宾德撰写的导言。为了更好地接近和理解里尔克，我从2001年初开始，一边时常阅读各种版本与里尔克有关的作品，一边断断续续地翻译起了这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到去年五月份彻底翻译完的时候，时间正好过去了六年。在已经出版的《马尔特手记》的译后絮语中，我已经说过，花费六年时间来翻译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的确显得奢侈，但是六年中，这部作品像一场持久而珍贵的精神盛宴，不断将我从各种杂务和生活琐事中吸引回来，并馈赠了各种让我受惠终生的解悟和启迪；尤其是联想到里尔克本人创作这部小说前后也花费了六年时间，就更是让人感慨。

作为“匮乏时代的诗人”，里尔克毕生的精神求索的意义远远超出、并大于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的意义。里尔克的确是以写诗成名，人们通常也总是从他的诗歌艺术的变化，把他一生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浪漫主义的、主观印象式的抒情；中期受法国雕刻家罗丹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等影响，以“咏物诗”为主的摈弃抒发主观感受，将流动的、音乐的诗变成凝固的、雕刻的诗，把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物”的真实性从日常生活的常规习俗所造成的偶然性、模糊性、流变性中提升出来，并赋予其沉稳、坚实、可见的形式；晚期以《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为代表的登峰造极的玄想诗，或者说“心灵作品”。然而，在孤独中漂泊漫游了一生的里尔克，不只是通过写诗来求索一种真实的有意义的存在，他的数量浩瀚的散文作品，如小说、艺术随笔、日记、书简，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抒写着他作为一个孤独个体的内心感悟和求索历程。

从整体上看，里尔克绝对不是一个为写诗而写诗的人；当技术文明和商品化的时代不断侵蚀人类生活、异化人的存在，里尔克是最早深刻体验到孤独个体与真实存在相疏离的诗人之一。在给友人的书简中，他写到：“在我们先辈的眼中，一幢‘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所熟悉的尖塔，甚至他们连自己的衣服、他们的长袍都依然带着无穷的意味，都显得无限亲切――几乎一切事物都蕴涵着、丰富着他们的人性，而他们正是从它们身上发现了自己的人性。”但是在匮乏的时代，这一切让人的生命和存在丰盈、充实的体验都消失了。孤独、失落、恐惧、忧郁、迷茫，是包括里尔克在内的一代欧洲敏感艺术家的共同感受；而对“匮乏时代”孤独个体的深度体验的表达，对与人的真实存在密切相关的所有重要主题――孤独、痛苦、疾病、恐惧、死亡、上帝与爱，等等――的苦苦探索，犹如一根执拗的线索，贯穿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写作，因为“时代的匮乏性使他必须对他自己的整个存在和全部的天职发出诗意的追问”（海德格尔语）。

在里尔克的所有作品中，带有浓厚精神自传色彩的《马尔特手记》最为集中地抒写了“匮乏时代”的个人体验，诸如夜的体验、死的体验、爱的体验等等，不一而足。就像阿尔贝?加缪在他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开篇就写：“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马尔特手记》也是带着生与死的问题开篇的：“虽然，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活着，我倒宁愿认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死。”尽管受法国诗人、艺术家的影响，里尔克在小说最初几章试图把孤独地漂泊在巴黎的马尔特塑造成一个“观察者”，借助马尔特的眼睛，来细腻刻画世纪初的巴黎物象；但是，极度的孤寂和北方人特有的偏爱玄思的神经气质，使他很快摆脱了外在物象的纠缠，转入了对个体生命中的重大问题――生、死、爱――的缅想与玄思。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被他敏感、纤细的思维细胞咀嚼着，穷人的死，贵族王公的死，圣人的死，甚至还有狗的死和苍蝇的死。他回想起，面对“死”这个庞然大物，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难以驱逐的恐惧体验。他发现：“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包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是一粒水果里面包裹着它的果核一样。儿童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死，老人们则有一个大的死。女人们的死是在她们的子宫里，男人们的死则在他们的胸膛里。每个人都拥有它；这一事实赐予每个人以非凡的尊严和静穆的自豪。”为了超越“死”和对死的恐惧，马尔特从历史和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孤独而坚定的女性身上发现了“爱”的真义。这些爱着的女性“从自己的爱中排除一切‘及物性’的因素”，即便是面对上帝，上帝也“只是提供给爱的一个方向，而不是爱的对象”。最后，他又从浪子故事中解悟了生命与爱的真谛。浪子故事虽然取材于《新约?路加福音》，但在马尔特的思维中，浪子的出走是因为不愿被爱。在漫漫的漂泊中，马尔特的浪子曾经爱过，但发现“他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有人会回应他的爱” ；即使他最后返回了故乡，他也以他独有的虔敬方式恳求他的亲人们不要爱他。可以说，从里到外，他始终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被孤独纠缠的浪子。在一定程度上，浪子就是马尔特，浪子就是里尔克那段时间的精神化身。

关于生与死、恐惧与爱等问题，里尔克在《马尔特手记》中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写完《马尔特手记》后，他曾一度陷入精神和创作枯竭的危机，直到多年之后，在《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中对这些问题有了更高层次的深思。在晚期的这两部晦涩高深的“玄想作品”中，里尔克表达了生与死在本质上是一体的、超越传统基督教理念的思想。在他看来，“真正的生命形态穿越生与死两个领域，最伟大的血液循环流动在两个领域：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只有一个伟大的统一……”，“就像月亮一样，生命确实有不断背向我们的一面，但它不是与生命的对立，而是生命的补充，使它达到完善，达到丰盈，达到真正完满和充实的存在之球。”但是，如果没有六年对《马尔特手记》的创作，后期的两部狂思玄想之作就无从谈起。《马尔特手记》就像一把关键的钥匙，要想打开里尔克的精神世界，就必须拿起这把钥匙。

1964年，23岁的勒。克莱齐奥以处女作《诉讼笔录》获得勒诺多奖，从此蜚声法国文坛。这位勤奋的作家7岁便开始不间断地写作，至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

在早期的创作中，勒。克莱齐奥着重关注人性的疯狂，以及西方大都市中人们的困惑、不安和恐慌情绪，因此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一位革新的小说家。在《诉讼笔录》中，他描写了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男子亚当。波罗，他没有思想、没有感情，只有感觉，由于他无视社会规范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他逃出来后绝望地、孤独地到处游荡。可以说这样的主人公是勒。克莱齐奥早期创作中的典型，由此我们很容易便将他与另一位来自法属殖民地的作家加缪联系起来。在勒。克莱齐奥的处女作中浸淫着众多《局外人》式的荒诞与漠然。写作对于勒。克莱齐奥来说仿佛变成了一种抵御外界的机制，变成了逃离西方社会的途径。

1970年末，勒。克莱齐奥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他的作品较之从前变得更加平和宁静，作品的主题主要围绕童年和旅行，这种全新的风格为他吸引了大批读者，并使他于1980年以《沙漠》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保罗。莫朗文学奖。《沙漠》的女主人公拉拉离开祖国摩洛哥，来到大城市马赛，她体验到的是冷漠、孤独和分离，她的恋人因车祸而死去，虽然她最终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封面女郎，但是她依然带着身孕回到沙漠，在家乡的水边、树旁生下了后代。这个故事具有着多重的含义：回归自然、外籍劳工的命运、妇女的生存条件等等。可以说勒。克莱齐奥从此以一种平和的视角关注着整个世界。一种强大的回归自然的力量在作家此后的小说中体现得愈发明显。勒。克莱齐奥曾强调，“如果不想到空气、风、火、大地和流水，我几乎无法写出小说。”

曾有学者将勒。克莱齐奥归为“新寓言派”小说家，认为他同图尼埃、莫迪亚诺等作家一样，对物质上高度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不满，在作品中或是利用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隐喻现代社会，或是描写虚幻的、象征性强的怪诞离奇故事，表达寓意深刻的哲学思想。而勒。克莱齐奥本人却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写作。”然而他的作品排挤世俗却又警醒世俗，恰好与著名的寓言作家拉封丹不谋而合，因此他的写作有一种纯洁而原始的特质。在媒体问及作家，面对当今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时势是否有什么推荐的生活方式时，他的回答是“应该继续阅读小说”，阅读“是思考当今社会的最好方式之一”。

的确，对于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来说，其作品早已超越了任何国界的限制，他以一个“世界人”的视角和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探讨着人类内心深处的主题。在尘嚣都市的某一个闲凉的日子，不妨坐在书桌前，摊开一本勒。克莱齐奥书，分享作家的某一段叙事：有关爱，有关旅行，有关孤独或流浪。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本雅明是一个很重要的名字。

我一直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三联出版社刚刚出版《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时，周围的一些朋友热烈阅读和讨论的盛况。可以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这些美妙的著作，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很多搞批评的朋友本来说话方式单薄、枯燥、言之无物，读到本雅明之后，说话的声音清晰了，评价作品的姿态也变得优雅起来。本雅明那种独特的叙述角度，细微的观察能力和内在的敏锐感觉，加上类似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式的淡淡忧郁，好像一杯味道浓郁的咖啡，飘满了大家的心头。那时候还没有罗列“小资必读书目”的癖好，不然，本雅明的这些作品，肯定要跻身其间。正像多愁善感的普鲁斯特和敏感细腻的波德莱尔对于巴黎的街头充满着欣喜而又怅惘的感情一样，本雅明对于自己出生的城市柏林，也有着难舍的情愫。实际上，中译本《驼背小人》的名字，远不如原名《一九○○年前后柏林的童年》更能透露这本书的秘密。

本雅明出生于柏林西区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家里富有，衣食无忧，从小就受着良好的教育。看看书中这些章节的篇名——内阳台、西洋景、捉蝴蝶、圣诞天使和驼背小人——就可以知道，本雅明的童年生活跟普鲁斯特何其相似，跟老是喜欢举着一个网兜倘佯在乡野草丛中的儿童时期的纳博科夫也多么地雷同。他们更加相似的，当然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家庭，以及这种家庭带来的优越感受了。普鲁斯特记忆中母亲的轻轻一吻，纳博科夫说到的那种家庭氛围的感受，都在本雅明的这本书里得到完美的表现。本雅明在描述童年的柏林印象的时候，相当精心地剔除了那些有强烈情感倾向的词汇，同时，通过貌似琐碎的场景，合并出一个自己心目中拥有独特气味的柏林来。

那么，一九○○年前后的柏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作为当时新兴的工业城市（相对于曼切斯特等老牌工业城市而言），柏林的当时，处在一种高歌猛进的昂扬气氛中。本雅明记忆中宁静的柏林西区，有王家猎苑风范的蹄尔苑林，都被迅速地包裹在这种喧嚣当中。但是，你在《驼背小人》里，至少在字面上，看不到这种声音。本雅明出于对自己语言羽毛的自恋，把这种感受藏在深处。然后，我们知道，普法战争之后的德国，正处在快速的上升期，还没有遭受到十多年以后才开始的世界大战的重创。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于世界也满怀期待，要张开大口，从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嘴巴里，抢夺出一块大肥肉来。这就非常需要一种昂扬的、进取的、不顾一切的精神。书里有一幅蹄尔苑林里的照片，从照片里人人精神饱满的劲头上，我们也可以读出柏林人的这种信心。对此，本雅明在“两个铜管乐队”等章节里，非常节制地透露出自己的担忧。本雅明对那种整齐划一的事物性质，表示出了应有的畏惧。

但是很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有产者的生活处在一种过度甜蜜的安逸和静谧当中，就好像作者多次提到的蹄尔苑林给作者本人带来的美好记忆一样，这里和这一段时光，都美好而祥和。这样的生活所透露出来的富裕和满足，给童年本雅明带来的忧伤内涵，是它们本身的不可重复性。记忆在这里，如果不是具有欺骗性，就一定呈现出某种美化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话机”这个章节里，“我父母”“习惯在中午两点到四点午休”。对于他们来说，电话铃声的响起，就好像警报声一样令人心惊肉跳。这可谓是一种美好的埋怨。到了夏季，本雅明一家习惯到郊外的别墅去度假。至于本雅明自己，则是意味着做蝴蝶标本的快乐，将又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满足。并且，还可以对这种事情加以百结愁肠般的评述。既有对于抓到美丽蝴蝶的欣喜，又有对于蝴蝶死亡的爱惜。也就是说，对于美好事物的爱慕和对这些事物无可奈何地消逝的痛惜，交相参杂在作者的记忆当中。同时，他越是痛惜，就越是觉得难以描述地美好。这些美好的事物和优雅细腻的感情，本雅明并不准备跟普罗大众分享。这点，本雅明非常含蓄地在这些精美的篇章中表达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蹄尔苑林里，即使是给上流社会的家庭带孩子的年轻女保姆们，都在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阅读。我相信，本雅明在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一定会被关心大众的知识分子所警惕，因为，本雅明要强调的，显然是自己那种不由自主地与众不同的生活和他本人对于这种生活的独特感受。他在自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精英和普通大众中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在这层上，当时的资产阶级，多多少少都沾染上了没落贵族们的一些臭脾气。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衣着也是人们借以划分阶级的重要手段，更何况“文化”呢？

在这种态度上，本雅明钟爱的普鲁斯特走得更远——同样，普鲁斯特似乎比本雅明和波德莱尔都要忧郁得多：他对于任何消逝的事物，都感到无法忍受——他说自己家里的老佣人弗朗索瓦丝：“说到弗朗索瓦丝，就不能提到思想。她（对思想）一无所知，这意思是指，一无所知就等于什么也不懂，但内心能直接领会的几条罕见真理除外”（《追忆似水年华》卷二之《地名：地方》）。

跟普鲁斯特忧郁的回忆不一样，本雅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仅仅是要表达对于一种美好的追思，同时也是对于他当时深处的险恶现状的一种回避。可以说，本雅明让柏林西区在自己的文字中重现，蕴含着一种难言的绝望。本雅明在前言里说道：“一九三二年，身居国外的我开始明白，我即将和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作长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告别。”纳粹上台之后，本雅明的这种不详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本雅明对于自己出生地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愫，他以为自己和柏林西区之间这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加上渗透到了血液深处的记忆，肯定能给自己带来美好回忆。但是这点微薄的愿望，后来都落空了。本雅明本人和他的记忆，都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也就是说，他对于柏林西区的描述越是细腻，越是柔美，这种细腻和柔美对于他的打击就越是致命。正如刚才所说，过分爱惜自己羽毛的本雅明，在叙述中，一直采用一种平稳、略带甜润的语调，不肯轻易透露出任何一丁点可能破坏语言美感的情感。但是，这种隐秘的情感，还是透过“一则死讯”、“不幸事件和犯罪事件”及“两个铜管乐队”这些章节，泄漏了出来。尤其是在“两个铜管乐队”中，本雅明一开始就写道：“除了军乐队演奏的音乐，再也没有如此灭绝人性和不知羞耻的音乐了……时至今日我才认识到，这种在人流中蕴藏的暴力造成了多大的恶果。”本雅明发现了，在那种整齐划一的认识和节律中，庸众的暴力意识，随着音乐而起伏。这比闯入他们家的不知名罪犯的暴力，要大得多。对于本雅明来说，他在书中两次提到过入室抢劫，不是为了谴责这种罪行，而是对于事件的无知状态的回溯——那是童年时代的本雅明，他敏感而纤弱，需要大人的庇护，然后，他的父母却只能来到他的房间，跟他一起躲避——在“幽灵”这章里，“一个多人犯罪团伙半夜潜入我家……天亮前，父母亲一直在我的房间里徒劳地等待破晓”。也就是说，在幼年的本雅明的生活当中，这些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但不过是特例而已。然而，那种“灭绝人性和不知羞耻的音乐”给人们带来的，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灾难。

就此而言，本雅明的细微情感中，一直蕴含着难以描述的不安。这种不安常常被他压制在内心深处，但是也会不时地跳出来，让他寝食难安。这跟普鲁斯特的那种粉红色的追忆，不可同日而语。同样，跟老是在巴黎街头晃来晃去的诗人波德莱尔，也有着质的差别。波德莱尔虽然也是巴黎的观察者，是对于街头行人的剖析者，但是，他心里充满着的，是那种美好得要飞起来的惆怅。像《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里写到的那样：“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难道除了来世，就不能再次见到你？”这就是波德莱尔的街角的忧愁，这种忧愁有着转瞬即逝的特质，但是本雅明的抑郁更加具有绝对性，或者说，更加绝望。他也不像纳博科夫那样，似乎真的在捕捉蝴蝶的乐趣中寻找到人生的快乐。本雅明更加执著地要捉摸这些已经消逝了的事物背后的微妙意味，不能从中得到解脱。相反，作为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心态好像要轻松多了。

对于本雅明来说，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他在一九四○年采取的方法：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波特博服用超量的吗啡，永远地离开这个跟自己根本无法相容的世界。对于他来说，既然“一九○○年的柏林”无法再现，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无所留恋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多半是忧伤的，多愁善感的，胡思乱想的。一九○○年的柏林，是一个快速上升中的城市，也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兴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使得本雅明记忆中的柏林西区，成为了迅速陈旧的记忆。他的记忆和记忆中慢条斯理的外祖母们一起，被流水冲刷一空。

无论如何，记忆都是单向的，就像本雅明描写的那条“单向街”一样。美好事物和幼小生命在绝对暴力中遭到的侵害，永远扣人心弦。

说老实话，我个人不太喜欢本雅明本书中的那种过于斟酌和沉郁的词句，我更喜欢明快些的叙述。我对于这本书的阅读，与其说是对于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的膜拜，是对于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的记忆，不如说是对于那个时代所结下的友情的纪念。

我相信，《驼背小人》这本书装帧之雅致，印刷之精美，一定会让如我热爱书籍一如热爱它的装帧一样，怦然心动。像很多的购书者一样，我对于一本书的热爱，是由表及里的。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曹元勇博士，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一个天生优秀的编辑，就像孔雀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护着自己的书本。记得很久以前，在我们都念研究生的时候，曹元勇曾经帮我复印了一本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那时候买书不如现在这么方便）。复印好书之后，他用鞋匠们修补时必备的工具——带倒钩的锥子和筋线——装订成册，然后粘上印刷有精美图案的硬纸封皮，俨然变成了一本崭新的、独一无二的新书。这样的书，可以套用马尔克斯的句式：“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第二次出现了。”它没有条形码，没有这个号那个号，就静静地在我家书架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不经意地传达出我们对于一段安静读书时代的纪念。

在曹元勇自己的书架上，我注意到很多本这样装帧精良的绝版图书。这是一个读书人的最佳表达方式。我想这不是什么，乐趣而已。这种阅读的乐趣，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这样一来，我发现自己在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里，表达了对于两个人的敬意。这是我乐意做的事情，我愿意跟喜欢读书的朋友分享这种快乐。

中科院发布了《国家健康报告》，据说是“世界第一个”。我相信它不光是首创，还是独创；独创的不光是课题，还有研究方法。在这个报告中的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倒数第一。这个结论雷倒了很多人，大家都想知道，中国这么高产的“国家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

任何学术研究中的概念，都要有清晰的界定，并且前后一致。我没有看到中科院报告的原文，但从新闻报道中发现，其中的“国家”概念比较模糊。中新社转述报告中的对“国家责任”的定义说，“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仅要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同时，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应为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这两方面即构成国家责任”。听起来考虑得很周全，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前后两个“国家”不是一回事，前一个是指政府，相当于英文的government, 后一个是指包括全体国民、国土和国家制度在内的共同体，相当于英文的country或者nation。

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前我刚刚困惑了一回。国庆前《南方周末》编辑发了几个问题给我：“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还要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要为你做什么？”我觉得没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这几个“国家”到底指什么。后来我发现丁学良教授在收到这个这份问卷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在博客中写道，“‘国家’这个概念，英文有四个词表达：State；Country；Land；Nation。其中的差别在中文里不易看清楚。Country强调国土和人民；State则主要指国家政权。”丁教授在回答每一个问题时，都对“国家”作了具体的限定。

事实上，这个概念经常被含混使用，已经导致一些思维混乱，甚至构成意识形态的思想圈套。比如有人说“国家养育了你，你还对国家满腹牢骚”，听起来很通顺，但这两个“国家”可能是两个概念，前一个泛指这片土地和人民，后一个是具体的政府组织。当“五四”学生痛斥段祺瑞政府卖国的时候，他们说的“国”显然不是政府，而是国民利益。我们称他们为“爱国青年”，是因为他们为了国民利益而反对不良当局。

在“国家”一词里装了这么多含义，很不利于思想交流。不仅英文里，就是中国古代，这类概念也要清晰得多。先秦时，“国”是国，“家”是家，把“国”、“家”并用，是儒家思想家国一体化的结果。即便如此，“国家”也更多地指“天下”，而不是王权。所以皇帝们总是要考虑，如何才能“安国家而利人民”。

如今反过来了，说到“国家”这个词，更多地指“政权”、“政府”了，也就是英文中政治哲学意义上的state。我猜想中科院的报告中，“国家”这个词主要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就算我们帮它统一到这个概念上来，“国家责任”也是一个很难计算的东西。作为一个宣传口号，“国家责任”这个词是可以用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和排名，它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举例说吧，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美国胡佛政府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使得情况越来越糟；后来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则实行相反的经济干预新政，领导美国走出了阴影。你说这两个政府，谁的政策代表美国的“国家责任”呢？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后，很多政策都大不相同：以前只有国家工厂，现在有了无数私人企业；以前单位分房，现在各自买房；以前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现在可以看好莱坞大片……中国的“国家责任”又是指什么呢？

严格地说，只能清算具体某一届政府的责任。虽然政策有历史的延续性，比如今天的金融危机，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里根保守主义走到极端的结果，它是对罗斯福新政之后凯恩斯主义走到极端之后的一种反动，但是每一届政府在中科院所列的具体指标（裁减军备、消除贫困、发展援助、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做法还是各不相同的。中科院主要依据现任政府的政策吗？那样势必把“布什政府”而不是“美国”排在末位，等于为奥巴马的选战做免费宣传，估计也不符合中科院的初衷，所以才用了“国家”这个模糊的概念。

向过往的贵人致敬这件事古已有之，据说前朝某大诗人就曾经在某贵人的车马滚滚而过之后，亲吻那有幸承载了贵人车马的土地——按照这个做法，热爱土地就有了别的解释，而且礼仪这件事也就有了别的解释，至于到底是什么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挺不要脸的，别人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说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我的理解跟上面那事儿基本相同。报载（《贵州都市报》），贵州黄平县目前在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奇景，不少中小学生在公路沿线行走时遇见车辆，都要停下脚步敬少先队队礼。之所以出现这么奇怪的景致，是因为该县的领导认为“这是全县推广的礼仪方式，有助于减少安全隐患，也让家长和老师放心，对此过往司机表示感动，孩子们则称已经习惯了”。

我说了，这事儿我个人理解为挺不要脸的，不是说这些被强迫“习惯”的孩子不要脸，他们是无辜的，而说的是主导这件事的当地教育部门。我能理解的车辆与行人的礼仪之一，是车辆应该礼让行人，尤其是孩子。让孩子给车辆行礼还真是不知道是个什么礼仪方式，据说这种行为能让司机有些感动，从而降低安全事故——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反正要是我看见这种景象非吓一跳不可，减少事故看来可能性不大。所以，查诸先贤，也只有那个崇敬的亲吻贵人车马痕的人物可资引用。除此之外，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表示对此事的厌恶之情。

而且那张新闻照片也不能不让我产生生理上的不适：三个衣着破烂的孩子从低到高站在路边，向一辆黑色轿车行礼。老实说，我从来不算个有多少教养的人，礼仪这件事我从来是能躲就躲。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在我车前发生，我倒是未必会感动，而是会请他们把手放下来，告诉他们说，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愿意的话请向我笑一下就好了，我当不起你们向我敬礼——我也想不起有任何一个相对于这些孩子的陌生人当得起这种礼仪。

好奇心起，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县的基本资料，发现这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平均海拔高、少数民族众多。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到底是在培养孩子一般的礼仪呢，还是从小就传授对于财富的毕恭毕敬？

要求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向过往的车辆致敬，本身传达的意义可以不论，最直接可能造成的印象，就是向财富与强势致敬。对财富与强势致敬虽然经常能看到，只是这种行为不能这么赤裸裸的加诸在天真未泯的孩子头上。我们的社会已经给了富人很多的特权与方便，但这些东西毕竟还是需要富人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如果这种不用付出代价就能得到的礼仪成了标准格式，首先毁坏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平等。要知道，固然在财富程度上有差异，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共识，就是“人人平等”。这个平等是在人格上的平等。

这种所谓的“新礼仪”要是被推广，真是不知道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除了培养出一帮合格的、对于财富与强势保持尊敬的奴才外，实在是没啥其他的意义。这那里是礼仪？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跪拜罢了。

知道老罗语录的人，都知道我这标题的主语之后那八字“愚蠢的本能发作了”，是盗用了“老罗语录”。如果教愚部看了要骂老罗怎么这歹毒，把话说绝得像送给教愚部的专用名词，像给流氓定做了一身中山装一样，要有多合体有多合体，脱下来连人皮子都会扯出血。因此教愚部有人要找老罗的麻烦，那可不关我的事。看外交部发言人，就知道他们是世界上最能培养世界人民逆向思维的人，顺着道儿想事，那一定将他们的精神领悟错了；而教育部呢，他们的功劳何在？他们的功能就是告诉你煤炭是白的，如果煤炭不白，那一定是你从小到大的政治课不及格。

从全体跳学生华尔兹，到把样板戏搞进教材里；再从全国亿万中小学生每天集体跑步，以及给400名大学生必须配一名政治教师，这都是教愚部最近两年闹腾出来的丰功伟绩。知道的呢，说你们的教愚真是别出心裁，不知道的人特别少见多怪的反华势力，他们会说中国人是不是都疯了，而且发疯要从小娃娃抓起。经过这样的教愚，你长大了当然你就会做出如下的判断：谁批评中国政府谁就是反华；谁要是说中国人权大有问题，那就是嫉妒中国人美好的生活；谁要是说中国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那一定是他们的数学不好，根据我们顶级搞笑学院的研究，我们中国是世界最负责任的国家；批评我们下岗人数多，那完全是嫉妒我们的生活里根本就没有失业；批评我们有许多人温饱尚无着，那完全是自己快要饿死了要找个垫背的；批评我们篮球运动不行，那完全是无法产出像我们姚明那么高的运动员而自卑所致；等等。总之，凡是批评我们祖国伟大成就的，其心可诛，用心恶毒，完全是变态一派。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正常的国家与民族了。

你们说我们国家是个病态的国家，人民是生病了的人民，你们真会胡说，你们肯定从小到大都专门专修《进一步胡说》，比我们专讲党是如何热爱人民、如何重视人权的政治课要差多了。说实话，你们说我们的问题，全是你们自己的错。你们自己排毒能力差，却诬蔑我们的饺子是毒饺子；你们自己的猫狗没有进化能力，却说我们宠物饲料里有三聚氰胺；你们自己的婴幼儿没有喝三聚氰胺的能力，却诬蔑我们从小都未雨绸缪的灾难教育，不从小体会灾难，现在这个被你们破坏了的世界，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活？所以得从小把他们的肾锻炼得很“结石”才行。肾锻炼得很“结石”以后，肾功能比较好，将来人口才能保证相当的生育水平，才会对你们这样的反华势力在人数上不战而胜（不要错写成“不战儿肾”）。

其实中央各部委都有愚蠢的本能，不会只让教愚部专美于前。各部委的教愚本能都是拜教愚部之赐，因为所有的人无一不是受教愚出来的，所以教愚部对产生我们伟大的“1984”似的中国功在千秋，利在当代。教愚部要求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独立的、直属学校领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这就是保证各部委的撒谎和教愚水平保持在一个可观的国际水平之上，使我们的撒谎水平领先于世界各国，立于不败之地。

四九年后使用“教育”二字，有时与“教愚”二字是有通假关系的。比如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说明你有愚蠢的资质和深刻内涵，值得他们从内到外，加以改造，并且深深期待。教育在中国既有教愚的通假功能，那么将人民教愚才是他们的核心议题。于是一项项让人匪夷所思的议题才会连续出笼，教愚是教愚部的职责之所系。官员不会自我愚弄的，他们会把自己的子女弄出去接受可恶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却让你留下来唱“是谁安排了我们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洗脑歌曲，比如薄熙来就是悟得中国教愚精髓的人。把你们这帮贱民教聪明了，你们不是要打翻天印吗？教成一个现代公民，想懂得民主自由，想要保护你们自己的权利，没门！如果你们人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是使你们受到了愚弄，那就是我们教愚部的失职。教愚部的功能是什么？教愚部的伟大功能就是，就是让你们把受愚弄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领会，把受愚弄当成共产党给你的恩赐，你要学会感谢我们对你们的愚弄，而不是对愚弄心怀不满。没有我们的愚弄，你们怎么知道并且能够深深体会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人权最好的国家呀！

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及中国各政府部门的名字问题，本着名者实之宾、名副其实的原则，我认为中国政府一些部门应该换换名字。公安局换成母安局；建委就是破委；水利部应为水害部；统计局实为乱计局；水电局更为来电局；公用局为私用局；中宣部改为中伤部；等等。当然最应该换名的就是咱们的教育部，教愚部才是他们正当的名称。教愚部应该统一下令，以后把教愚部写成教育部，一律视为政治课不及格。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愚蠢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石。

2008年10月11日9：04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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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教愚部所发的两个文件

教育部：400名大学生须配一名政治老师。http://news.sina.com.cn/c/2008-10-09/010616418787.shtml。

二：全国亿万学生26日起要长跑小学生每天1000米。http://post.news.tom.com/9C000AA16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