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四川日报》社所属《文摘周报》2008年9月5日第2版刊登一则广告，题目是“我几十年的前列腺炎治好了”，其中称：“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研制的纯中药解 毒通淋丸”对前列腺导致的各种症状效果显着，并称“面向全国郑重承诺，凭信誉卡无效退货”。开列的救诊及通讯地址是“北京恩济中医医院前列腺疾病康复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42号，邮编：100036）”，咨询电话010-88116698。

2008年9月7日（周日），我打上述电话，问得药品每盒1350元，同意送货上门。一小伙子把药送到后，因为没有信誉卡，我打上述电话询问，这时无论如 何打不通（既非忙音，亦非无人接听），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察看药品，是广西强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解毒通淋丸”。显然，骗子用低价购得一般 中成药，冒充特效药高价出售。

我要举报，但不知道向何机构、电话号码。我电话114，说明情况，114也没有具体的举报电话，给了我国家药监局电话（68313344）和北京市药监局电话（83979811），我打这两个电话，都是留言，一个说“请拨分机号码”，一个说“请在工作日再来电”。

我开始有了举报无门的感觉。如果这两个单位负有接受举报的任务，那么他们这么设置就是失职。如果他们不负有接受举报的任务，而像我这样还算有些见识的人，再加上114查询台都找不到举报门路，那么我们的药监机制就存在大问题。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我锲而不舍地坚持举报都以失败告终，那么说明我们的药监机制存在的问题可能是无可救药的。

我打110报警电话，说明情况后，说不归他们管，我请求帮忙给我提供“有效的举报电话”。过了不久，我住家所在地派出所来电话，问了情况后，也说不是他们 的事，我再次请求帮忙向我提供“有效的举报电话”。又过了一阵，丰台区（我住家所在地）药监局来电话，问了情况后，叫我与海淀区药监局联系。我说，我是在 利用上飞机前的有限时间向你们举报，骗子在国家正式报刊上打广告，危害很大，必须制止，我已经多次努力没有结果，你们和海淀区药监局毕竟一个系统，难道不 可以主动一点？对方答应与海淀区药监局联系。

9月9日上午，我在外地接到丰台区药监局电话，还是要我自己与海淀区药监局联系，我说我在外地，并抱怨他们只是推委了事。他们又叫我把报纸上的广告传真给他们，我说我做不到，最后约定他们替我向海淀区药监局报告，由海淀区药监局与我联系。

丰台区药监局要求传真，对他们也许是工作常规，但应该想一想，一般普通百姓家中不会有传真，邮局大多没有传真业务，到那里去传？去商务写字楼，既不容易，价格也很贵。这个要求，客观作用就是让有心举报的人知难而退。

9月9日晚返京后，我在北京打听到一个似乎专门受理此类举报的电话12320，电话打过去，报告了情况，对方冷冷地叫我向消费者协会举报。我非常生气，斥责她完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12320作为卫生部专门设立的卫生行业政府热线，是“社会公众举报投诉公共卫生相关问题的一个平台”，其任务之一是“受理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违反卫生法律法规案件的举报”，据此，把我推到消费者协会是明显的渎职。

通过与电话88116698联系，我知道行骗者没有停止活动（这伙人也够大胆的，我在盘问和叫走送药小伙子时，已经宣称要举报他们）。9月13日，我打电话给北京恩济中医医院，当得知那里根本没有一个“前列腺疾病康复中心”时，我告诉对方有人利用该医院的名义行骗，请求与该院有关方面人员联系，告知详情。 对方答应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人与我联系。

我不知道北京恩济中医医院为什么不闻不问，骗子以该医院的名义行骗，损害该院的声誉，他们也是受害者；同时，他们当然有责任不许骗子打着自己的旗号行骗。这是麻木不仁、纵容，还是变相的共谋？

在我的举报过程中，我从没有在有关人员那里感到一丝责任心和制止药物违法行为的热情，只有用属地化和行业化工作范围为理由的打发和推委。

如果只是一味固守这样的分工原则，谁去向《四川日报》社所属《文摘周报》通报，以防止假广告？

还有一个问题，送货上门的不是假药，也不是劣质药，而是利用廉价药行骗，这样，可不可以说不是药监部门的事，那是诈骗，归公安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12320是否应该与公安联动，而不是仅仅说向举报者说“去找公安”了事？如何理解“受理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违反卫生法律法规案件的举报”这个任务？

违法行为发生了，也有决心制止违法行为的举报人，但结果是举报无门，被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除了生气，毫无结果。

有关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作风必须查处和纠正，机制上的漏洞必须补救。

分工和管辖范围划分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此来为难举报者。不能假设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举报者能够精确地知道该打什么电话（且不说在推委之下永远也找不到受 理举报单位，就像我的经历一样），但至少可以要求，当举报者求助于最通常想到的114或110之后，可以得到正确的电话号码。

这样，就需要像12320、区、市和国家药监部门主动协调，把信息提供给114和110。同时，也需要任何一个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积极、主动地与其他相关部门互动，为制止违法行为而行动。我们需要的是“凡是沾边的就上”，而不是“所有沾边的都推”。

我遭遇的只是极其拙劣、低级的行骗，制止、破获并不难，但问题是没有人去做。整个国家机器看似马力十足，网上、报纸上、文件上说得热闹非凡，但真正遇到事情却发现只有空转，任由小蟊贼逍遥法外。

现在卖假药、有害食品的事件层出不穷，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两天前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大陆媒体在报道“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甘肃等十省市出现上百（仅甘肃就有59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并有一例死亡”特大食品事故时，均以“同一品牌”或“某品牌”掩盖致病问题奶粉真实名称，直到2008年9月12日，才在后续报道中披露该问题奶粉是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因此迟报问题奶粉真实名称两天，可能使不少婴幼儿继续食用致病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增加患儿或加重病情。

知情者分析，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在大陆算得敢于“为民请命”的报纸，之所以也加入到掩盖“肾结石婴儿”问题奶粉真相的行列，实为不得已。“三鹿婴幼儿奶粉”是各地大媒体的广告客户，许多媒体在发表批评稿件时，往往要受本媒体广告部门的制约，此其一。而一些法院在审理大企业告媒体名誉侵权案时，常常在企业和政府的干预下偏袒商家，以致媒体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不敢发表未经政府允许的舆论监督和事实真相。此其二。

此次 “肾结石婴儿”事件，年初就不断有患儿家庭投诉举报，但送检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却被各地政府检查部门检验合格，国家质检网今年六月收到投诉后，也迟钝不作为，以要投诉者 “再提供详细信息”或“向卫生部反映”、“正在调查”来敷衍。北京、南京、武汉等权威医院多次报告“三鹿婴幼儿奶粉”致“肾结石婴儿”增多，也无济于事。直到2008年9月10日，“三鹿婴幼儿奶粉”委托检验的甘肃省权威质检部门仍然宣称：“三鹿婴幼儿奶粉”合格。并有国家权威部门证实“三鹿婴幼儿奶粉”已连续11年获国家同类产品质量第一名，是行业龙头。四年前，安徽阜阳“大头婴”事件中，三鹿集团曾被媒体列为“45家问题企业”之列。但不久在三鹿集团的要求下，国家质检总局宣布三鹿集团为全国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之首位，阜阳有关部门被迫向三鹿集团公开道歉，摘其黑帽。从此“三鹿婴幼儿奶粉”畅销无阻。

可见，“肾结石婴儿”真相在于以国家质检总局为首的各地质检机关涉嫌渎职与腐败，大陆媒体连问题奶粉真相都迟报两天，更不敢报道“问题质检机关”的真相了。

狭义上的“问题质检机关”，当然是国家质检总局等系统部门，而广义的“问题质检机关”，则是各级政府，包括各级党委及其纪检、监察机关。

人非圣贤，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我们应当不重复错误或少有前车之覆。为何四年前的安徽阜阳“大头婴”事件又以“肾结石婴儿”事故再现？何以“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又在重复“当地安监部门失职”的老调？说明每次事故的查处有避重就轻或只罚替罪羊。为杜绝“肾结石婴儿”事故再现，建议此次重点清查“问题质检机关”。

不过，如果连广义的“问题质检机关”（各级政府）都在清查之列，又由何人来主持进行？中国现在并没有真正的人大政协！

看来又只能是老调重弹，再来一次避重就轻或的委屈替罪羊。

明知此法无效，治表不治本，仍然一再重复，敷衍民众。这就是中国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方兴未艾的原因。

考察诺贝尔和平奖1901-2008的获奖者名单可知，大多数是白人的中立组织或其创始人，诸如国际大赦组织、红十字会、特雷莎修女等等，是社会矛盾的调解者而非抗争中的一方，他们都已是功成名就的了，而非奋斗过程当中。这一原则也推广到白人以外的领袖们。我们解读的时候，应该准确理解欧洲人的立场，而不能一腔情愿的把穷人的呼声当作富人的义务。

例如1989年获奖的达赖喇嘛，资格不是藏人反共的领袖，而是成功的宗教慈善家、藏汉矛盾的调和者。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之后，领导了西藏难民的绝后重生。藏民武装于1974年在尼泊尔木斯塘由于美国勾结匪共牺牲掉之后，达赖喇嘛主导了一条弘扬佛家文化与全球的道路，取得成功。1989年春，胡锦涛血洗拉萨，白人社会则以诺贝尔和平奖安慰达赖喇嘛保持克制对话。再如，1993年的南非黑人曼德拉、1994年的巴勒斯坦主席阿拉法特，都是成为所在群体的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愿意与敌对强权和谈、且被敌对强权承认为和谈对手。2000年获奖的金大中，资格不是韩国反抗者，而是作为韩国总统主导与北韩的阳光对话，75岁的和平天使！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的成功之前的努力业绩都是几十年的，例如1986年获奖的美国籍罗马尼亚作家埃利•维瑟尔[ElieWiesel]，因在1958年发表的小说《夜》中叙述他在希特勒集中营的经历，获奖前的业绩为28年！达赖喇嘛的获奖前的业绩是30年！再如1988年获奖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表彰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减缓那些停战合约正在商讨中的地区的紧张局势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业绩是38年，最初是1950年介入北韩与南韩的战争、维持了38线的稳定，而不是匪共所说的“美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入侵朝鲜”。

从这些特例，就不难解读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2008获奖了，参照1901以来获奖的其它白人或组织可知：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鼓励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从事世界矛盾[民族、民主、民生、生态诸种矛盾]的调和，所以应该说这是一个天堂富人的良心馅饼，这是一个慈善奖而非受难奖或者抗争奖。为何这样呢？

自从被斩首的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1793年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直到诺贝尔与马克思共同在世时代的1900年以前，250年间的欧洲经历了王冠纷纷落地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冲突的时代。由于诺贝尔的火药发明，军火工业的突飞猛进使得欧洲基本上不乱了，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实都是营垒分明的，而且必须严格遵照交战公约。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就是鼓励达官贵人充当社会矛盾与国际矛盾的中立调和者。

但是由于几个获奖特例的前身是政治反抗者，使得人们误以为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发给着名的反抗者、受难者甚至年轻的人权行动家，那就实在是误会了。当然由于2008赤色奥运使得全世界惊诧莫名，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声就围绕着中国的人权状况了。

诺贝尔和平奖是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或组织机构，为的是消除减缓对抗，如同富人吃饱了去劝穷人别吵架以免影响富人的耳根清静，而不真的在乎穷人没饭吃或者饿死了。因为匪共的霸道逻辑，只要不与他保持一致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干涉中国内政”，所以诺贝尔和平奖不会颁给匪共的对立面的，那样将会“加剧矛盾”。

但是，匪共理解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吗，评奖权为何委托给了从诺贝尔的母国瑞典分裂的挪威？匪共占有万亿美元的外汇，会不会设立一个奖金，委托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议会评议呢？匪共做贼心虚，害怕受其迫害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获得国际影响的号召力，所以多年以来处心积虑的阻挠该奖评委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今年，生怕万千儿童的尸骨堆砌起来并炫耀给国际社会的奥运辉煌，遭到砸碎由于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人权行动家。

这种卑劣心理，老谋深算的西欧政治家当然一清二楚，只不过他们历来是以中国人权问题为筹码，向匪共猛敲竹杠，作为他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匪共的有关经办人也心知肚明，借口必须贿买欧洲政治家、扼杀抗共力量的希望、维护我党国际威信，狠狠地搬取国库的重金给予洋人从而捞取巨额佣金。

匪共对于北欧国家的贿买政策是不一样的，例如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都成为匪共利益的代言人。号称欧洲肉贩的丹麦呢，则不具备可供匪共收买的产业优势，因而每年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大会发起议案谴责中国人权状况。那么，挪威呢？他在海洋工程特别是海洋油田平台方面很有优势，因我曾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一年，从事海洋工程方面的国际贸易。果然，且看新华网消息：

2008年9月23日，中国海洋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已经整体收购了挪威海上钻井公司[AWO]的100%股权[每股85挪威克朗]，总价相当于171亿元人民币。一般的股权收购，往往是用自己的股权资产交换对方的股权，或者银行担保以收购之后的收益提成分期支付股价，顶多支付不超过10%的现金。

但是，匪共主动提出有条件的自愿全部现金要约，一下子砸出25亿美元的现金呵，同志们哪！挪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当然一致支持这笔交易，当然要让他们的议会议员们笑眯眯地答应匪共的条件了！这就是2008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赌棍们奥秘。宁可砸给洋人25亿美元，也不能让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140万美元。

一方面砸出25亿美元让挪威议会不要颁奖给中国人权行动家，一方面向新海洲恒天然公司敲诈1亿元赔偿给三鹿氰胺的受害儿童、让儿童由其父母抱着从全国向北京疲于奔命，这就是抗暴救国义勇军少将杨佳面对的中国！

身处中国社会，以恶语诅咒他人的事情可以说时有耳闻，一些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的时候往往只知道对这些标语的制造者进行道德上的责骂，而不懂得探究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十分影响目击者的视觉和一个城市的形象，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悬挂恶毒标语的人不见得就是道德低下的人，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是因为他们的忍耐力到达了极限。

曾经看过这样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两个地球，一个是被污染的，另一个是洁净的，画的旁边配有一行字：”我们拥有两个地球，一个是美丽的地球，另一个是被污染的地球，我们热爱前者，但不幸，我们选择了后者”。这幅画道出了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困境，事实确实如此，虽然每个人都向往在美丽的环境中生活，但很多时候，自己却不由自主地参与到对环境的破坏活动当中。

因为写报道得罪了深圳警方，我在2006年不得不返回老家湖北，回到渴别多年的故乡，虽然只能和深圳的朋友天各一方，但故乡的土地和亲人仍然能够给我几丝安慰。居住在省会武汉，感觉这个城市和之前相比，除了人更多了以外，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一些城区的主干道依然破破烂烂和布满灰尘，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市民大声吵架情景。最为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这个城市的很多角落，都堆满了臭气熏天的垃圾，一些小巷子俨然成了垃圾场，人们随手乱扔东西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虽然每个人都很爱自己的家乡，但在看到家乡的人多年来陋习不改的情形后，我平静的心湖仍然会时不时地激起几朵愤怒的浪花，对于家乡人，大有近似于鲁迅当年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看惯了中国南方都市的整洁和大气，回头再看昔日的华中重镇武汉，你全然找不到都市的感觉，难怪有人将武汉称之为”中国最大的县城”。这里的城市面貌暂且不说，因为经济条件限制，武汉的城市硬件设施远不如其他城市完备和先进。但是，大多数没有人走出过武汉的武汉人却时常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便成就了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小市民形象。

武汉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中共建政初期，武汉都是中国顶尖的城市。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发展的脚步似乎赶不上中国的其它地方，一些原来并不知名的城市都跃居武汉之前。武汉不仅在经济上不能名列中国的前茅，而且在城市环境和市民素质上也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武汉人爱骂人”、”武汉人歧视乡下人和外地人”、”武汉人不讲卫生”等恶评几乎成了包括很多武汉人在内的人的共识。如今，打麻将又成为了武汉城市里一道奇异的风景，于是，”懒惰”也成为了很多人对武汉人的又一不良印象。

我去过很多城市，有深圳、广州、福州、南昌，还有首都北京以及香港，更有泰国的清迈和瑞士的日内瓦，在看到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之后，原以为武汉人还不错的我实在再也不敢恭维武汉的城市环境和武汉人的素质了。

曾经在武汉的一些报纸上看到有些记者对城市卫生情况和市民素质的报道，他们竟然将卫生环境的恶劣以及市民整体素质的偏低归咎于外来人口，这种观点实在是让我这个去过很多城市的人不敢苟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哪个城市的外来人口不比武汉多？这些城市的情况为什么没有这么糟糕？很显然，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尤其是土着居民应该对这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和整体素质负主要责任。武汉的市面上充斥着诸如《楚天都市报》这样发行量大，品味却很低的市民小报，对提高市民素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助长着很多人的小市民情绪。

我不是出生在武汉，但这里有很多我家的亲戚，武汉的亲戚特热情，往往热情得让你有些感动。但武汉的陌生人之间却缺少最起码的信任，倘若你要是在大街上问个路，很有可能就会遭到拒绝，甚至有人故意告诉你错误的方向。武汉的的士司机在我的印象中是道德品质最低的一个群体，不少的士司机拒载乘客，或者是故意兜圈子，服务态度还非常差，尤其是火车站附近的的士司机，这对武汉的城市和武汉人的形象破坏力绝对是最大的。

武汉的服务行业做得很令人失望，服务做得好的商业场所没有几家，记得几年前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逛商场，那里的营业员竟然用极为不屑的眼神看着我们，这种情形在其它城市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就是，有一次我在《湖北日报》社旁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标价10元的理发店，在理发师不闻不问地将你的的头发吹好并抹上摩丝后，价格就不一样了，他的理由是，10元只是剪发的钱，吹头发和抹摩丝是要另外加钱的。

每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都难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一个相对文明的城市来到一个相对文明程度较低的城市，你会经常被一些人的不文明言行所刺激，一般的时候，你也许还能一笑了之，但久而久之，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怒上心头。街边出现针对不文明行为的恶毒标语看似有碍观瞻，但实际上，这是当事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对不遵守社会公德者的一种警示，我们的媒体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批评，但更应该给予理解，如果此事真的引起了周围居民的公愤，那只能说明那里乱仍垃圾的人太多。说句实在话，我要是看到这样的标语，不但不会愤怒，反而会觉得大快人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可谓是江河日下，也许，只有敢于对不文明行文挺身而出的人多了，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根本扭转。有时候，标语虽然恶毒，但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般的理性劝告并不能让很多道德欠缺的人内心有所触动。当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种极端行为来告诫我们时，那才有可能真正加入文明社会的行列。

2008年10月9日
绝招：用毒咒治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