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关于本会秘书长张小刚入境被拒的声明

2008年10月8日,本会秘书长张小刚因姐姐去世回国奔丧,在罗湖海关遭到无理拒绝。独立中文笔会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8日中午,张小刚先生从中国外交部驻港签证处领回护照和入境签证,准备从罗湖海关入境返乡。海关官员将护照信息输入电脑后,忽然转身招手,叫来数人将张小刚带到一个玻璃小隔间,仔细搜身并检查行李。一小时左右,官员通知张小刚不准入境,循正常途径申请的签证已被注销。张小刚要求对方说明其依据法律,并谴责海关方面有违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该官员回答:他们有权不让外国人入境,各国都如此。其依据是《 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至于依据什么具体条款,什么理由,你自己回去翻法律书查吧。张小刚要求退还被没收的几本随身携带的自用书刊,也遭到拒绝,称他们有权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没收东西。

独立中文笔会致力于推动中文写作者的言论、写作、出版自由,是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非政治的组织。我们的努力是有助于中国实现和平渐进的制度转型的。但是,本会不断遭到中国政府当局压制,并发生多起禁止本会会员、秘书长出入境事件。这不仅违背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一般行为准则,也是对所谓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讽刺。

为此,我们表示强烈抗议,并希望有关当局改弦易张,切实保障中国宪法所承诺的各项基本人权。

独立中文笔会将一如既往为写作自由而努力奋斗。

独立中文笔会

2008年10月12日

刘文忠:英国——万恶的殖民主义?

提到英国,我的脑中就会闪现出一句字眼——”万恶的殖民主义”,那是我的学生时代老师们经常义愤填膺说的话,接着老师就会历数英国的种种罪状,如”鸦片战争”、”赔款割地”、”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对殖民地的压榨等等。可当我带着满腔义愤回到家时,我的三哥却常常面带憧憬地向我介绍英国的另一面——海德公园,一个以言论自由而闻名于世的地方,言语中流露的尽是对那里的向往。没多久,文革开始了,我与三哥都入狱了,四个月后他就被暴政杀害,而海德公园”肥皂箱”的故事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灵深处。因为后来我在狱中遇到了许许多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只因一句对现实稍有不满的话,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锒铛入狱。现实的残酷与三哥的理想使我更加向往这片言论自由的岛屿。但我内心依然对英国存有几分疑问:大英帝国衰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英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它为什么甘愿充当美国的副手?英国曾对世界起过什么作用?英国撤离殖民地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变化?就这样,我带着期盼、敬仰和疑惑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

一架飞机换八亿件衬衫

我们第一站是伦敦,它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和首要工业城市。伦敦市是世界十大都市之一,人口717万,城内的十二个市区称内伦敦,以外的二十个市区称外伦敦。伦敦城加上内外伦敦,合称大伦敦市,面积则达1580平方公里。伦敦也是古迹名胜最多的城市,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首相府)、议会大厦、大本钟、”伦敦城”、大英博物馆、圣保罗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格林威治天文台、海德公园和马克思城。从市中心特拉法尔加广场去各主要景点,徒步均不超过45分钟。英国约有一千个独立的博物馆,如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影视、犹太人、伦敦地牢及许多私人博物馆,其中近八百个是国家提供赞助的。如果游客想仔细观赏,在伦敦呆上一个月都看不过来。六千万人的英国,有五千多个公共图书馆,有二百个国家级艺术培训中心。而所有这些公共文化活动中心都是免费的。伦敦是世界领先的艺术中心,每年有650个国际专业艺术节在英国举行,其中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世界上最盛大的艺术节之一。英国人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从古典到摇滚,从乡村到流行,从爵士到民间、还有铜管乐队和世界音乐。每年举行的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和加的夫世界歌唱赛都吸引了全世界优秀的青年艺术家。

我们的车行驶到伦敦金融区,它像美国华尔街一样闻名世界,英国企业数量远比美国少,但在金融、保险、投资等行业的管理水平与人才,却不比美国差,金融区每平方公里曾创下十亿英磅产值的纪录。这里有全世界最著名的银行、各国金融机构,世界规模最大的金融、保险、股票、投资、期货等都聚集在这里。在金融领域,英国跟美国完全可以媲美。我们乘的巴士在下班高峰时缓缓经过金融区,看到一大群下班人流从金融街各大楼涌出,经过滑铁卢大桥去停车场,巨大的停车场开出一辆又一辆宝马、法拉利等名车。导游罗先生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金融街出来的白领,他们可是伦敦最富有的一族。

英国是个老牌工业大国,狄更斯的小说从小就给我留下”雾伦敦”的深刻印象,可现在的这里我却连根烟囱都看不到,我们到的几个主要工业城市,也不见有工厂冒浓烟。问导游罗先生,他笑着回答:”都跑中国去了。”早年伦敦是个工业和码头繁荣的城市,伦敦码头曾是英国的生命线,环境污染加上气候,造成长年大雾,”雾伦敦”就此闻名。今非昔比,英国工业已从过去那种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产业,开始转行发展为金融、电子技术、高科技生物、信息服务等产业,留下的传统旧工业也大多搬家到第三世界去了。罗先生说英国人学聪明了,许多国际品牌都在中国加工,拿回国起码加几倍甚至十倍价格获利。英国人拿一架空客380飞机,可调换在中国生产的八亿件衬衫,可生产这八亿件衬衫从纺纱到染色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又需要多少投入呢?现在英国大城市都是白云蓝天,而工业化造成的空气、河流与土地的污染都跑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去了。

“忘恩负义”的英国人

导游安排我们坐大巴一路看伦敦。英国不愧为老牌帝国,与世界各国有关联的故事真多,许多街、建筑都有典故。雄伟壮丽的圣保罗教堂是世界第二大教堂,二战时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最厉害时每晚平均200架次飞机、连续57天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圣保罗教堂周围的高层建筑几乎都被炸毁,唯独它奇迹般地依旧挺立在伦敦上空。希特勒多次想摧毁这座保佑英国精神的圣殿教堂,但每次德军空袭时,就有无数勇敢的市民爬上教堂四周的屋顶,点燃柴草引出浓烟,伪装被击中以此来骗过德空军,英国空军也为保护圣保罗大教堂在伦敦上空与德国空军进行殊死搏斗。可以说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保卫战的缩影,所以至今教堂在伦敦人的心中都是无价之宝,是上帝保佑英国的神灵。

车子经过英最高法院,罗先生指着对面空军教堂的外墙,叫我们仔细看,伦敦人仍保留着二战时炸弹留下的密密弹痕作纪念。我想起二战中当整个欧洲几乎沦陷在法西斯手中时,是丘吉尔这头雄狮领导着英国人民苦苦守护英伦三岛。他的雪茄烟和地图,连同他常用的”V”形手势,深深留在英国人和欧洲人的脑海中。每到紧要关头,英国人总能听到首相丘吉尔那稍微沙哑的极具煽动性的演说通过BBC电台传到千家万户。1939年二战爆发,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下议院最终以381票对0票的绝对优势表明了对丘吉尔政府的支持。法国投降后,丘吉尔又对国民说”让我们勇敢地承担义务,这是光荣的时刻”.德国向苏联宣战当晚,丘吉尔再次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称现在必须与从前的敌人苏联合作:”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一切和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相比,都已黯然失色了……任何对第三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二战时他利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使英国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了美国大量的军事支持。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原本处于中立的美国也参战了。丘吉尔告诉英国人民,胜利已经不可扭转,他冒着被德国潜艇袭击的风险,访问了美国。1942年1月1日,丘吉尔代表英国和美、中、苏共同在《联合国宣言》草稿上签字,为战后的世界作出规划。之后丘吉尔又出席了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与罗斯福、斯大林等领导人多次会面,商讨战后世界局势。战争中丘吉尔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丘吉尔是著名的反共分子,但是在二战中却愿意与斯大林合作对抗纳粹德国。1942年8月丘吉尔亲自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保证盟军很快就会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减轻苏联独自面对德军的压力。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后,斯大林向丘吉尔表示感谢祝贺,称这次行动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足以与之模拟的事业”.二战结束时,作为反共老手的丘吉尔马上急剧向右转,提出要恢复德国的实力,共同抵御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散。那时丘吉尔在英国国内的威望和权势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没有把握住英国人民的情绪,却一意孤行。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英国人竟出乎意料的放弃了丘吉尔这位大功臣。在民主国家无论有过什么光环的人物,只要违背民意,人民会立刻淘汰他。因为二战后的英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以解决多年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困苦和贫穷,英国人担心丘吉尔的注意力和雄心仍然是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压制共产国际、忽视英国实际上的苦难与现状。而当时英国工党提出了建设福利国家的号召和目标,这对战争刚结束一贫如洗的英国社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按理说英国人不应该在胜利后把这位民族英雄这么快就忘记,其实这并不是英国人忘恩负义,恰恰说明了英国人的智慧与民主意识之成熟。民主原本就不可能一直依靠某一个伟大的领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制度的正常运转。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伟人的功绩无限大时,离专制其实只有一步之差。只有让德高望重的丘吉尔暂时下台,才能使英国不至于因个人威望过高而可能导致新独裁的产生。当时一向傲然自是的丘吉尔曾为此痛苦不已,可冷静以后他引用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坦然地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事实也证明了,人民并没有忘记他的丰功伟绩,在下一届的大选中,英国人又再一次选择了丘吉尔。丘吉尔晚年曾多次提到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众国的设想,1953年英女王授予他最高荣誉嘉德勋章,并封为伦敦公爵以表彰他为英国所作出的贡献。同年,丘吉尔又以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获诺贝尔文学奖。反观我国自1949年以后,伟人迟迟不能走下历史舞台,人民迷信、盲目地相信伟人的能力和良心,结果领袖的独裁狂热症一次又一次致使国家与人民遭受重大灾难,党内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这或许也是我们国家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几次走向民主却又每次都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小气”的英国女王

我们由特法尔加广场穿过威风凛凛的海军部拱门,便来到一条宽敞舒适的大道,街道两侧树木茂盛,却遮掩不住一幢威严庄重的大建筑——大道尽头,有一幢带有白色阳台,为优雅花园所环绕的豪宅,舒缓幽静,气派中不失文雅,这便是白金汉宫。该街道上的建筑物,均为英王室所有,到这里,就已经跨入王室圈了。大家惊讶:”啊?!这就是王宫?没有严密的防护,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打碎一块玻璃(当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这种开放式的庶民性的姿态,与一般印象中的王宫总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导游带我们去参观温莎城堡,它是世界上王室所居住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城堡,现在仍是英国王室的住所,这座石建筑的威严气势,总使人追忆起历代英王们的权力与光荣。据说:温莎这个名字是罗马时代取的,当时这里仍是座小城,位于泰晤士河一段曲折蜿蜒的岸边,被称作弯曲的河岸。泰晤士河既养育了伦敦,又为英国王室构筑了温莎这片领地,真不愧是伟大的河流。温莎城堡所在的城市被称为”王城”,它的历史比城堡还要悠久。走在城中的石子路上,这种传统与自豪的气氛便会扑面而来。

英国人崇尚节俭的生活,英国王室也不例外,英国女王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英国有名的谚语”Take care of the pence and the pounds will take care of themselves.”(节约便士,英磅自来)据说自维多利来女王以来,王宫里的家具从未换过。每当夜深时,英国女王会穿着白睡衣走过白金汉宫的大小房间,关掉没有熄灭的灯,她不愿自己的家有任何微小的浪费。女王只用印有查尔斯王子纹章的牙膏,因为这种特制的牙膏可以挤得一点不剩。其实节俭的英国女王可能比阿拉伯的石油富豪更富有,据说其财产价值不下二十五亿英磅,还有至少二十亿英磅的伦敦交易所的股票,还拥有许多艺术珍宝和其它地产。不过,每逢一些重要的节日全国欢庆时,王室又会大肆花费,举办各种庆典,极尽豪华和铺张,以向公众显示王家威仪,给民众以极大的趣味和快乐,以至于政府支付的俸禄都不够用,女王还要拿出私人的钱垫付一部分。可见女王的节约并非小气和吝啬,而是考虑如何把钱花费在最合理及最需要的地方。

在英国处处感受到女王陛下受人敬爱的故事,听说有一家报社曾进行过一次与论调查,题目是”如果英国废除君王制你会指定谁为总统?”其结果,第一位是女王,支持率为80%,首相只列第四位,支持率仅为2%.其实这种调查本身体现了英国人爱开玩笑的天性,因为女王是不可以被废除的。罗先生说,女王作为大使访问世界各国,特别是现英联邦的一些地方,该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都会好转,足以说明女王在英联邦的威望。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所辖的权限范围很广,她可以将领土让给他国,可以解散政府和军队,还可以把海军船舰一艘不剩地卖掉,甚至可以使全体国民成为贵族或使所有囚犯获得自由。但君主在英国并非就意味着独裁,光荣革命后形成的”王在议会,王在法下”的的原则,使君主立宪政体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国家权力的中心在议会,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内阁掌握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法律上赋予英王的权力都由内阁和议会行使。国王是国家元首、联合王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袭领袖,君主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而作为国家的象征的地位更为突出。英国人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我深深折服于英国人的智慧,他们竟然把专制君主制改造成捍卫民主制度的力量,把需要严加控制的无限君权变成了维护人权、民主、反对政治独裁的有利武器。古老的君主制到了英国人的手里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同时又为那些至今仍深受君权独裁的国家提供了极好的走向民主的范例。在英国是王室产生权威,女王在非常时期(如二战)站出来,像旗帜一样召唤民众的认同和团结。而首相是利用权威进行治理,像布莱尔所说”人民需要的是女王,不是我。”一代又一代英国政治家,一方面努力维护女王的神秘、遥远、尊贵;另一方面则努力使社会制度越来越直接、简洁、有效。女王与政治家之间心照不宣和心有灵犀,使英国作为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能够度过历次危机并运转至今。

海德公园的遐想

我们的巴士多次经过海德公园,我向导游一再要求去看看,在我怂恿和影响下,团里的知识分子也表示愿意放弃购物行程实地去感受一下。海德公园”演说角”起源于1855年,当时英国人还没有集会自由,就到海德公园里来”出出气”,慢慢地成了一种”习惯”.人们在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来这里,自带装肥皂的废木箱作讲台,所以这里也称”肥皂箱上的民主”.设想一下,一个政府不怕批评、不怕号召被推翻、并欢迎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演讲角把自己的想法、观念、甚至批评政府的看法,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尽情表述,这个政府需要有多大的勇气!这个传统已保持了一个半世纪,英国历届政府一直开明地保护这小小的自由论坛,也从来没有因为这里的反政府言论而引发骚乱,当然,英格兰场(秘密警察)更无权干涉。

第二天周日上午,导游把我们带到海德公园的演说角,公园里冷冷清清的,我们没有看到肥皂箱,也没有看到人演讲,倒是看到一帮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三女二男,发现我们是大陆来的游客,拼命向我们发宣传品并拉我们去听他们的演讲。团中不少人怕事躲避,我与几个知识分子上去听了大约十分钟,一个法轮功学员在激动地讲”九评共产党”,不远处有个英国警察坐在长凳上看报。导游说如果平时有人来演讲的话,这儿是一堆一堆的人,有的人会讲对上帝的信仰,有的人会批评首相布莱尔,有的会抗议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还有就是中国的法轮功。不过再怎么样,如今的海德公园已经完全没有昔日”自由论坛”圣地的风光,伦敦人已经不再看重”演讲角”,甚至有的人把到这儿来演讲的人看成”疯子”.海德公园”肥皂箱”的没落并没有让我失望,相反我更感受英国人的自由与宽松的政治环境,也许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已经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了吧。在历史上,英国的海德公园曾激励过无数封建独裁政权下的有识之士和爱国学生效仿。以中国为例,从北洋政府时期的”五四运动”、到国民党时期南京大学生上街演讲呼吁国共合作、再到新中国文革结束前发生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和后来的”六四运动”,都仿效了海德公园的模式。我曾无数次梦想,中国何时能有一个像海德公园这样的属于人民自由演讲的论坛。一个国家和社会,人民能不能自由公开地批评政府和政府的高官,是最简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志。如果中国有个海德公园,我三哥刘文辉就不会成为文革第一位殉难者;如果中国的北京、上海都有”演讲角”,有”肥皂箱论坛”,也不会有成千上万追求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坐牢或被杀。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而在中国仅仅为了言论自由就要杀掉这么多人。为控制言论自由,最高领导会精心策划一个”阳谋”,把中国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毒蛇抓起来关在笼子里,试图让他们永远闭嘴,这种现象也只有独裁政权下才会发生。换个角度说,海德公园正是英国人的一项伟大的遗产: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1844年,马克思流亡到英国,在这里写成了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论》。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伦敦参与筹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撰写了标志共产主义诞生的文献《共产党宣言》。英国能接纳容忍马克思在伦敦定居三十年,让他制订一个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建立他的共产主义学说,这个被我们一贯丑化的英帝国主义在一百六十年前都不怕人民言论自由,以宽容之心接纳对待异议人士,而我们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如此害怕人民独立思考?如此害怕人民言论自由呢?

八百年剑桥和牛津

在英国,剑桥与牛津齐名,都是世界著名学府,都有近八百年历史。牛津被称为”大学中有城市”,而剑桥则是”城市中有大学”.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著名的康河横贯其间,共有三十五个学院,错落地分布在只有十万人左右的小镇上,各具风格和独立的个性。剑桥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学院为私有,自负盈亏,所有学生的教学由大学负责,学院负责学生生活和业余辅导,大学与学院相辅相成,经济上独立。剑桥大学校长与牛津大学校长都由英女王的丈夫菲力普亲王担任。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当年世界名校等级评估分类排名:剑桥大学教育质量第一、科研质量第一。联合国及有关权威机构在评议世界前十名最优秀大学名额中,几乎都被美国垄断,但英国这二所名校却一直榜上有名。据说在剑桥与牛津评定一个学院的高低,主要是看二样东西,教堂与图书馆收藏量。英国人认为:教堂代表一个学院的精神和灵魂,藏书代表学院的知识量。

我们在导游带领下,步行走进剑桥大学,剑桥最有名的建筑是剑河上的一座木桥,这座桥因为当年留学剑桥的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诗而名声大振。三一学院是剑桥最大最有名的学院,大门左边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苹果树,据说它就是当年牛顿悟”道”的”菩提树”.尽管剑桥保存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但就整个剑桥的外观而言,仍是明快而且现代化的。同为名校,气氛却不相同。牛津以人文及社会科学见长,剑桥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人才辈出。就一所大学来说,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之多为世界第二,共25位,其中多是来自卡文迪什研究所的物理、化学领域的学者。也许正是这种传统,才给剑桥城营造出一层理性而乐观的气氛。剑桥不仅是培养英国精英和领导人的摇篮,还培养出许多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如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拉吉夫。甘地、马来西亚前总理拉赫曼等人。剑桥学生以刻苦自觉而出名,整个小镇弥漫着浓重的尊师重教风尚,传统在这里得到尊重。剑桥学生入学要宣誓:”我现在己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我要刻苦学习,致力于剑桥的发展,以剑桥为荣——”.每次颁发奖学金,要举行盛大的发奖仪式,而当举行毕业典礼时,则由校长率领全体得到学位的学生在剑桥镇”游行”,接受市民的夹道祝贺。

与美国的精英大学(主要是私立)不同,牛津是公共机构,这座大学城有三十九所学院,一万六千五百名学生,其中五千名是硕士博士生,有130个国家的四千名精英分子在此留学。如今在牛津教师队伍中有83位皇家学会会员、125位英国科学院院士,如此多的杰出人物,可见它研究力量的雄厚。这所名校培养出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很多政治人物,如撒切尔、布莱尔、克林顿、李光耀等人。罗先生指给我们看一座古老壮观的建筑,说这是希尔德尼亚辩论厅,在牛津毕业、在学术各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会到这里参加典礼,先遭围攻责问,然后辩答,从而一场反驳、论证的伟大理论正式宣告诞生。

其实,一所大学的成功恰恰在于它是否保护与推崇独立思考。中国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它做到了海纳百川,使得来自世界各地、古今中外的思想都在大学的天地间发生碰撞、交流,因此造就以后那么多深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而牛津、剑桥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大学乃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保护和倡导,只有如此方能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学,才会培养出一流之人才。记得曾有许多海外学者说,中国的大学什么时候取消校党委制,不把大学作为培养工具的摇篮,让学校学术思想自由独立发展,那时它们才有可能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同行的大学和司法局干部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这次行程中与我同房的大学干部。在机场他们就给我介绍了这先生,是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处级干部。送行的人还当着我的面塞给他一个红包,当然李先生也客气地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拿了。经十天的早晚相处,我才知道李先生是该校外事出入境办公室主任。李先生自豪地说,他出国一般都是公费,从不掏腰包,而且单独住,这次也是旅行社硬请他出来玩的。跟我同住是破例,塞给他那个八百美元的红包算是补偿。李先生随身带了三部手机,我问他出来放松还不忘工作?他笑着告诉我,每年这个时候,也就是高考发榜招生前,他都要逃出上海避风头。因为他是一个手中有实权的人物,掌握着该校出国留学、进修、考察、学术交流等的报批权。学校除了几位权势人物如党委书记、校长以外,底下的人都要拍他的马屁,就是校领导出国也都是由他一手操办或陪同。他所在的单位是上海第三大涉外单位,每年进出国的人数超过千人,他的三部手机分学校、家庭、社会。这段时间他们学校及附中、附小都在报名录取学生,他如果在上海是无法安宁的,家门非被踩破不可。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国外,这次到英国已是第二次。我不解学生家长为何要找他而不找校长?他又笑着说:”讲不清。”因为掌握招生的干部教师每年都能以考察名义出国,而报批工作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加上许多领导不方便办的事他都可以去办。作为回报,内部留给他一些可以支配的活络名额。

与李老师相处的半个月使我眼界大开,一句话:中国高校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干部也奢靡。他们穿的衣服比我们商人的都显眼,出手也非常大方。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了不少高校知识分子”扒分”、赚钱的手段和诀窍,真是五花八门。自从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产业化后,为高校的老师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国赚钱远比在外国容易,以至于海外一些学校聘请他们出去都不愿意。他们热衷于搞自己课题的”自留地”、搞各种各样高额收费的企业家讲课班、研修班。加上大学资源丰富,年年扩招的研究生又是他们这些教授可以无偿使用的”打工仔”.照理讲研究生是属于精英教育,不是大众教育,盲目扩招必然造成学历泡沫化,可是金钱的诱惑力压倒了高校教育的良知。从李处长嘴里我还知道,当今大学里用公款买文凭、混文凭已泛滥成灾。研究生进修班普遍滥竽充数,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考试就发学历资格证书。光2004年中组部调查了67万名处级以上干部,就发现每40名至少有一人文凭有问题。

我出国常遇到不少大学教授与名牌中学的高级教师,知道他们个个很富有,做家教、”背猪猡”、”开圆桌会议”忙得不亦乐乎。从前毛泽东贬低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今天”臭老九”们正扬眉吐气为钱而疯狂,他们没有过多精力再关心正常的教育质量,钱的诱惑远高于育人师德。在上海经常听年轻教师说:在学校校长是”老板”、教师是”打工仔”、学生是”客人”.在现在社会的环境下要培养出一些有诚信与爱心的学生,一个字”难”!试想,如此功利的大学校园怎么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呢?

在牛津下榻的旅馆里我们碰到一群来自东北司法局的干部,在异国他乡,老乡相遇自然也十分亲热,随意聊起来。得知他们一行以考察名义访问英国十八天,实际在牛津学习交流三天,剑桥二天,其余时间游遍了英国。我们真”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的团费是我们的几倍,吃喝玩乐的规格当然比我们自掏腰包的人强多了。问他们在英国学习交流收获如何?几个干部说,英国老了、落后了、比不上美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也比不上中国几个大城市。问他们对英国司法感受如何?几个老干部又说,两种制度没法比、没法学。有个女干部自豪地向我们炫耀,他们每年都公费出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个干部都跑遍第一世界去考察学习。她指着带队的书记说:他公费到过三十五个国家。我们团内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自嘲地对我说,”刘先生你是我们团里到过国家最多的人,可还是比不上那书记大人,还少一个。”我苦笑着回答:”当然,因为他们是人民的领路人,自然要跑在前、跑得多。”我心想,我们老百姓自费出国旅游花的是自己挣来的辛苦钱,国家干部公费考察花的是人民的血汗钱,两者根本没法比。我自费出国已三十多次,碰到这类干部不在少数,我常为中国人民悲哀,每年上缴国库的税钱,要白白花掉多少来供这些干部出国游山玩水?来供这些干部一饱眼福和口福?而反过来,如果这些人真能学到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东西,花掉点人民的血汗钱那还不算冤。有时我也有点阿Q想法:中国人花上几千亿不冤!让每个做官的轮流出国去看看,就算是木偶或者是那已经僵化的脑子,总能分辨出一些黑白好坏吧!总比在家里用公款”你好我好大家好”,吃掉几千亿还合算,还划得来吧。

古老的约克

吃完早餐后我们就去一座中世纪的古城——约克,它是罗马人于公元71年创建的,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这座城市得以急速发展,而今已成为大城市和英格兰北部的宗教中心。漫步在约克街头,我仿佛看到一部英国的历史,城墙是罗马时代奠基的,中世纪的城墙环绕城市,各条小路两侧均是木结构的房屋,许多建筑虽说都已有400年至600年的历史,但至今保留完好,还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氛。约克被英国人认为是最适合居住的地区。说实话作为上海人,我们曾为市政府保存了外滩这段殖民租界时代的建筑叫好和自豪,但到英国一看真羞愧,英国人对历史性建筑的保护意识如此强烈认真,像上海外滩这样的保护建筑在英国的普通城市随处可见。另外,在伦敦等大城市,为了保护古建筑已制订了不少有效的法规,例如不准某地区造高楼,不准拆建任何古建筑。我们亲眼目睹在伦敦市区的街面,现代化楼房建成后,把古建筑的原貌墙面整体再移植上去。在英国,我们深切感到他们在保护历史、古迹、文化、传统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约克就是典型,整条街面的房屋,鲜艳的红砖建筑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文化共生、相互融合、十分有趣。我们的汽车停留在中世纪老火车站的停车场里,现在那里也已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火车博物馆。

我想起曾招待过一个在海外居住了半辈子准备回国买房养老的华侨,陪同他在上海看了几天,以为他一定会对上海的高楼大厦称赞,谁知他看后感叹地说:”没了,什么都没了!旧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殖民文化、建筑街道都改朝换代了,这已不是我想安度晚年的故地。”后来老华侨走了,我却一直在深思,我们不少中国人为城市改革开放建造的高楼大厦洋洋得意,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中止呢?适度的城市改造是需要的,可是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水泥森林里,过去大多数的文化历史建筑都拆毁了、传统遗迹都消失了,难道这就是社会进步吗?难道说这就是人民幸福了吗?我跑了三十多个国家,看到一点事实,在城市建设中,我们在走西方遗弃的工业革命老路,人家在总结后抛弃的东西却被我们捡来而自得其乐,中国的领导者们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反思呢?

导游带大家登上城墙,便可以见到约克大教堂那庄严的身姿,近处则有乌斯河横贯市区缓缓流过。约克大教堂是全英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十二世纪初动工,直到1472年才完成,耗时250年。高高的天井、白色的粗柱、绚丽的玻璃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身处教堂中,即使不是基督教徒,也会有种不可思议的神圣感受。教堂纵深160米,为欧洲最宽的哥特式教堂正厅,大西窗玻璃其华丽的镶窗设计为心型,故此窗以”约克郡之心”而广为人知。屋顶浮雕描绘了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生平,左侧一幅名为”五姐妹”的彩色玻璃画在阳光照耀下焕映出沉静的光辉,美仑美奂。正午,教堂的钟楼报时,音色美妙的钟声响彻全城,震撼人们的心灵。人们来此教堂做礼拜的传统已保持了十三个世纪,我也不禁驻足片刻,去体会基督徒们静思基督、感受天父的恩泽的气氛。

教堂在英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接近神的追求。在英国遍布各地的大小教堂、寺院、修道院建筑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坐落在大城市或乡郊小镇,其别具匠心的设计及装潢无不教游客啧啧称奇。高耸的尖塔、巍峨的钟楼、灰白的石块、红砖,显示了教堂与别处不同的特色。教堂的大门经常敞开让游客入内参观,没有商业运作痕迹。欣赏光线透过彩色玻璃幻变出浑如彩虹般的光芒,以及巧夺天工的石砌地板、登上拱顶俯瞰教堂内外的景致,都给人以悦目赏心的乐趣。英国有很多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都脱胎于英国的宗教历史,包括在英国发动新教改革的亨利八世,充满神秘色彩的圣帕特里克,”狮心”王理查德等。在英国的古建筑中,我看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美的就是教堂,这说明什么?这个民族有信仰,也尊重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日不落帝国”

一路上我们碰到许多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南非人,而碰到的亚洲人中又大多是日本人、新加坡人、香港人和台湾人,在牛津剑桥大学区和机场还看到不少美国、日本、香港的青少年暑假团,听说每年有大批学生旅游团到英国一些名校宿舍体验生活。我们问罗导:为什么这些人特别爱跑英国?他说,因为有许多国家原是英国殖民地,宗教文化、语言教育、法制法规、都受英国影响,或有的国家干脆原封不动搬用沿袭。这些国家的人去英国与我们有根本不同,其语言原本一样,多数自由行,他们来英国旅游是去了解历史、寻觅渊源。

十八世纪中叶,由于政治、经济及技术方面逐渐成熟,英国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各种机器的使用,到十九世纪中叶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生产及贸易方面跃居世界首位。这个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军大国,到处推行炮舰政策,夺取海上霸权,扩张殖民地,搜刮别国资源财富。在海外统治的地域遍及欧、亚、美、非、澳洲,当时它侵占了比本土大150倍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那时一个英国就能对抗整个世界。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美、德等国的崛起,英国逐渐失去了优势。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大英帝国国力日渐衰落。原属本土的爱尔兰岛,其南部的26个郡在1921年脱离联合王国,成立”自由邦”,1937年宣布为独立共和国。二战结束后,由于被经济衰退所困扰,殖民地成为英国经济的负担,英国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地输血维持还是抛弃转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本国的发展?英国最终选择了放弃。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独立后的英殖民地大部分都选择留在英联邦之中,大英帝国逐渐演变成现在一个组织松散的英联邦。

二战后,英国的地位与财力,跟美国越拉越远,世袭贵族出身的老牌英帝,只能老实听从新贵兄弟的调遣与使唤,尽管心里不爽,但也确属无奈。可他们无论从宗教、血统、基督精神或价值观来看,兄弟俩则完全是一致的。而最关键的是,他们都同样推崇自由、民主,平等,推崇基督的价值与基督的普世精神。这或许是为什么在当今的国际舞台,英美两国能始终保持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英、美过去对世界格局起到巨大作用,今天同样如此,只是美国老大的地位更加突出罢了!如果说,英国将自己的民主制度撒播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殖民地;美国就是在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不仅从外部进行制度的推广,更是将民主与宪政的精神和基督的普世主义推广到了更大的世界范围。正是在二者前后相继的努力下,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改造成民主与宪政的制度,使那里的人民能够拥有人权和民主自由。同时,他们又对世界上的那些独裁流氓无赖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为维护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拿伊拉克战争为例,专制独裁者萨达姆是个无赖,他可以随意侵吞弱小国家,可以在国内随意搞民族宗教清洗,可以把国家石油当私产任意挥霍,可以对人民滥杀无辜。美国要教训这流氓无赖,英国尽管内部反对声不少,政府还是调兵遣将紧跟。美英出兵大捷,活捉了专制独裁者萨达姆。当然,尽管出兵有理有据,只可惜占领军却查不出化学扩散武器。在西方世界,什么都讲证据,不管你总统或政府权力有多大,如果由于缺乏证据,政府哪怕做成了好事,获得了胜利果实,也脱不了欺骗、愚弄民众的干系,英首相就差一点被人民赶下台,美国的国防部长也成了替罪羊。尽管目前英国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仍旧面临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犯罪率偏高,及是否加入欧共体与货币联盟等许多问题的困扰。但以”不变为荣”的英国人,也在悄悄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现在也正努力地进行着新的变革。

大英帝国在世界上曾留下许多殖民地,我们一直攻击她是万恶的殖民主义。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喜欢把任何事物都绝对化,要么把所谓意识形态”敌人”讲得很烂,攻击得一无是处;要么又把意识形态的”朋友”吹得天花乱坠,说成”同志加兄弟”,从来不客观中肯。

从殖民地的角度来看英国,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英国掠夺殖民地的资源、进行人口贩卖,获得了自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同时,英国为殖民地留下了更好的基础设施,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投资、商业管理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殖民地也获得了英国的法律框架与国际性的语言英语。在殖民地脱离帝国独立之前英国都会试图将它的议会民主制留给殖民地人民,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获得成功。中国人可以想想:如果英国推行的是万恶的殖民主义,那么昔日这些英殖民地应该是世界上最穷困潦倒的国家。恰好相反,它们大多数比中国富裕、民主。许多殖民地独立后还保留着英国留下的所谓”万恶的殖民制度”,仍旧留在英联邦大家庭里,依旧敬重英女王。当年香港回归谈判时,照理说流离失所100年的游子回归母体应该兴高采烈,可是恰好相反,许多香港人反而是提心吊胆。谈判再谈判、艰苦马拉松的谈判。幸亏邓小平开出了一帖中西结合的良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结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才安了香港人的心。1958年伟大领袖对中国人民说:”十五年之内一定要赶超英国”,半世纪过去了,我们赶超了吗?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的崛起和发展曾经对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人类历史的功绩不容抹杀。

从政治制度上讲,英国是最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框架的国家,1640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它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是这样评价的,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他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还说:”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百年超过人类历史的总和”.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又比法国大革命早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其对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对整个世界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不论是铁路、邮政系统,还是议会制度等,都给世界各国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在工业、人权与贸易方面,英国都比欧洲早开始且成就卓然。

十八世纪以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实质上与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用木头盖房子,交通运输靠马车,靠风力来推动帆船。工业革命后,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了风和人力。举蒸汽机一例,它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使人类不再依靠大自然提供动力。可以说,十八世纪,是英国引领了整个世界在发展。牛顿的万有引力”四大原理”宣告了科学时代的到来,人们这样形容他的发现——”上帝创造了人类,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工业之父瓦特的”万能蒸汽机”,是企业家博尔顿与发明家瓦特的天作之合——在当时哪个国家能造出工业化的机器,哪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人;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贯穿英国自由市场经济史,他指出了”市场规律”这隻控制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他们三人在英国把生产、技术、科学推到高峰。

试问,又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上,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上做出的贡献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呢?

“万恶的殖民主义”之恶名该平反了!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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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爱国主义要远离暴力

徐贲专栏

爱国主义要远离暴力

在网上读到,北京满学会会长、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10月5日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一男子掌掴,不仅挨耳光还被辱骂为“汉奸”,而目睹此景的一名男子则大骂其“活该!”网上对此事件的看法非常对立:一派认为“打得好”;另一派认为,用暴力来对付言论,是社会文明失序的危险信号。

打阎崇年的人使用了肢体暴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阎崇年是否只是暴力受害者呢?其实并非如此。从顺治二年清军南下开始,清人即对汉人进行野蛮的民族征服,杀戮无度,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为了消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政令, 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高竿之上示众。今天,阎崇年却轻轻松松地说,“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阎崇年是一个对历史暴力麻木不仁的历史学家,而漠视暴力正是对暴力受害者的二度暴力。

阎崇年为历史上的暴力开脱,不把汉人的性命和苦难当一回事。但是,说他是汉奸、不爱国,却是冤枉他了。阎崇年用“文化”来洗刷历史的暴力血痕,出于一种他以为是政治正确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这几年借“学术”之名,似乎形成了一种“历史修正”的时尚。为了帮助营造一种民族大团结的爱国主义,有的历史学家不但讳言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民族仇恨,而且还把它当作不和谐记忆,刻意加以消除。

在阎崇年事件中,打人的和挨打的看起来都是爱国的,但究竟什么是爱国呢?爱国的实质是认同。在爱国的问题上,认同的对象具有多样性和具体性,并不是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而是有程度的差别。有研究者曾标示出人们对国家政治象征的不同检测指数,如“热烈”和“冷淡”。不同的国家象征包括当今政府、宪法、民族国家、国旗。即便是同一个人,对不同国家象征的认同程度也会不同。例如,认同宪法要比认同政府热烈,即公民的宪法爱国主义。

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国家文化、历史象征。我们可以区分出许多不同这类象征来,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风俗、服饰、礼节、历史人物或事件(岳飞抗金、史可法守扬州)等等。不难想象,不同的人认同国家文化象征的选择和程度都会有所不同。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其倚重那根辫子,辫子是对清皇室绝对服从的政治符号,这种服从是以砍头来强制命令的。以砍头来强制服从,那是暴力统治,不是文化。任何爱国认同都不需要认同那根辫子。扬州史可法墓前有一副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打阎崇年者也许认同史可法为之捐躯就义的那个“国”,而阎崇年就不那么认同。可见爱国认同离不开具体的认同对象。

爱国主义是一种群体认同,对于群体认同来说,还有比文化符号认同资源更深一层的公共生活因素,那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凝聚力和亲和力,这包括社会中应当普遍存在的信任、宽容、同情、荣誉感,也包括应有的共同真实历史记忆。公共生活是否具有亲和力,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公共行为和言论之中,也体现在他们相互对待和相处的方式之中。在公共生活中使用暴力,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是在破坏真正爱国主义的公共生活秩序。

用暴力来表现“爱国”,有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时尚。它的“道德审判”甚至可能成为个人迫害欲的发泄工具。暴力正义和暴力爱国可以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一些人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使他们在认同和崇拜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狂热和不宽容。这是我们在提倡爱国主义时必须要警惕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

陈永苗:新土改:败家子倾家荡产的最后赌注

改革派苦苦期盼的私有化措施和土地流转,不期而至。从近一个月的表现来看,他们蒙了,就像一个男人苦苦追求了几年一点戏都没有的姑娘,突然飘然而至,要嫁给他。除了官方的喉舌学者之外,几乎很少看到热情洋溢的颂歌。

三十年被蛇咬,一朝怕井绳。对这样改革措施的警惕,远远高于欢呼。一个很好的取向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改革的革命精神,好像已经被放弃。不在把改革当作万分重要的,而把改革的原初目的带了回来,用来评价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否值得推动。

这里就面临着民间改革派的改革焦虑,与官方改革教喉舌学者的严重对立,就拉开了距离。这样的心理状态,也说明已经过了改良的心理临界点,已经忍耐等待到头了。

这时候,民间改革派就显出后改革的特征,不管是叫做新改革,还是反思改革。在后改革的特征中,改革的原初目的,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改革,会成为总体要求。能不能做到,不再取代应不应该做。对当下和未来一相改革措施的正当性审查,不再考虑官方能不能做到,而在于他们应该。改革的立场,已经原来官方民间一致,现在转由官方独占。民间就是后改革。

总体性上的考虑,就高于可行性。不是能推一点就是一点,而且必须考虑是,是不是杀鸡取蛋。其政治效果,对于未来来说,是不是更坏。例如把地给农民这个措施,是更多人参与了分赃。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从自由主义来看,好像为未来准备了条件,可是另一方面,却深化了原来恶毒的政治经济结构,把剥削进行到底,更多人参与分赃,将来的难题更大。未来维度与当下推动之间,不好一概而论。

三农问题是政治问题,可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还是依赖于市场解决。市场解决对于内部殖民的本质特征,只会进一步深化,而造成政治后果更加恶劣。下面从针对两个改革要点,展开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目前中国约有六亿农村人口,其中二亿是剩余劳动力,企图修改户籍制度的理由,主要是希望将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至城市,藉由修改法令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在制度上一并修改户口制度,将城乡二元户口转为”统一户籍制度”,化解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

这就是我前一篇文章《三农问题:内部殖民的市场解决?》中说的,前现代的农村,纳入现代都市解决,然后把前现代的农村用剪刀剪除干净。且不说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慢慢放开国民待遇。就当下而言,城乡一体化是否有用,是值得深究的。

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中,获得城市市民的资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农民,有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过去从摇篮到坟墓,目前所以减少,但是比赤裸裸一无所有的农村,还是值得羡慕的。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乡二元体制之中。当城乡二元体制取消,特权变为”普遍权利”,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罗马公民权的历史来论证,罗马公民权,由于是罗马城贵族和平民的特权,一开始对其他省份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于范围扩大,最后全罗马帝国都是罗马公民,这时候公民权就是废纸半张。

特权才有利益,把特权扩大,利益就稀薄了。那么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民,还是得到了一种欺骗。当没有的时候,还有混含着利益的时候,人们还渴望的时候,偏偏不给他们,到了当下,更别说遥远的未来,这种特权拿来搽屁股都不要。人们要的,并不是户籍制度的取消,而是与城乡同等待遇,尤其社会保障。国民待遇原则,没有的时候饥渴,有了的时候一点也不重要,或者一点用也没有。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建立在特权和差异之上,没有特权和差异,城乡一体化就没有任何吸引力,那么特权和差异会被比较长久地维持,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将比乌龟爬的还慢。

第二,本次土改恰逢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风险增强,这时候需要扩大内需。而让农民可以土地流转,是让郁积于土地之上的财富,大约30万亿,变为货币。那就是说,不外乎让百姓卖家产消费拉动内需。

这与计划经济时代一脉相承。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后,摘了这么一段: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 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从计划经济到今天市场经济,把民生都歧视,而不惜牺牲农民,完全服务于一种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农民完全被绑架卷入洋吃人的全球商业殖民地系,如今要倾家荡产继续投入,把最后的保障土地,也拿出来,让当局搞险招最后赌一把:转让土地的人,那有什么出路,那就是市场经济要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除非一举成功,否着全赔。

在全球经济大漩涡中,全赔是注定的。

何清涟:“新土改”是解放土地还是“解放”农民?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日前“吹风”,三中全会将讨论农村“在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基础上,促进土地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尽管整段话并未涉及土地的所有权私有化问题,国内外舆论仍将此称为“新土改”。一些评论者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新土改”内容总结为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但根据现实状况考察“新土改”,就会发现“永包”与“流转”本是矛盾,既是“永包”,又何须“流转”?所以,赋予农民“永包权”只是让农民出让承包权获益,其内在核心其实只是让普遍存在的“征地”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合法化,是解放土地,而非“解放”农民。

考虑“土地流转”有两个视角。一是社会发展的视角,二是农民利益的视角。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以土地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新土改”,将大多数农民从土地剥离,结束目前这种一家一户零散化的低效益耕作模式,其要点是解放土地,提高其使用效率。对这种“剥离”,得承认是时势所需:从1998年以来,约占全国65%-68%的人口年产值只占GDP总额的18%,中国确实需要结束这种低效益的农业耕作方式,土地流转带来的“公司+农户”的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效益。其次,“农业产出+外出打工收入”的农村家庭经济模式作为农民的权宜之计可以,但作为一种固定模式长期实行,既使农民家庭生活于困顿之中,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重建。可以说,如果中国早在90年代中期实行农民与土地的剥离,并出台与之配套的社会政策以帮助农民离开农村,“三农”问题绝不至于陷入今天这一难以收拾的困局。

但从农民利益的视角来看,事情远非如此简单。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历史欠债很多,比如通过价格“剪刀差”掠夺农产品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通过户口制度壁垒让农民成为一国的贱民;对农村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巨大的历史欠债与现实欠债;近20年来将城市污染转移至农村;通过征地使8,000万农民成了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所有这些,造成了中国农村今天的落后状态,使中国农民成为被现代化列车抛弃的庞大弱势群体。所以,对行将被从土地上剥离的农民群体来说,通过即将到来的土地流转将土地价值变现,是农民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最后一笔历史偿债。而偿还数额是否足够用于农民转行、迁居城镇后重新创业等,决定着他们今后的基本生活是否有保证,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

假定地方政府能够收敛其掠夺性,让农民有幸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除了税收之外,土地流转的收益90%都落入他们口袋,对农民而言也并非万事大吉。一般而言,被从土地上剥离的农民根据其居住地的不同,去向与生活出路也大不相同。居住于大中城市近郊的农民,其土地的商业价值较大,只需要找准时机,待价而沽(包括与邻近土地所有者形成价格同盟),将土地卖个好价钱,其生活前景相对要好些;但大多数土地只适合作农耕用地,出卖土地收益有限。卖地农民的出路一是做农业工人,二是迁往城市或者中小城镇,这就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需要满足:一是城镇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提供给农民(这在目前的失业大潮下几乎是幻想);二是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政策,免除对这些迁居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如向其子女收取高昂的教育赞助费等,让农民享有该地的福利。但目前在城市居民福利尚且不保的前提下,这种愿望只怕要落空。

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将眼睛盯住土地,要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已是堕落成自利型利益集团的中国政府必然要选择的“改革”。但无论如何,还需要从就业形势是否有利于低素质劳动力等时势出发,并在政策设计上考虑农民的生活出路。否则,其结果只会是在已有的8,000万失地农民这一流民后备军队伍之上,再加上几倍于这一数量的流民。假如这类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占到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社会的前景将非常黯淡。

何东:说两句真话也能算是优点?

毒奶粉新闻,是在新西兰女总理克拉克一再催促之后,国内才被迫曝光的。否则,人家那边就要列举证据先替咱们曝光了。

如此负面新闻国内一曝,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全民陷入恐慌。

可尽管如此,某高层宣传官,仍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表扬2008上半年的内地新闻,已连续打赢几个大战役。他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作抓在手上,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

如果新闻透明,本来只会让人们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眼前的社会真实。但高层宣传官却把2008上半年的新闻封锁,总结为“打赢了几大战役”。那这些“战役”所面对的敌人又是谁呢?——当然是希望了解更多真相的大众了。象这样的引导,真能有利于民众吗?

1989,就是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以直接针对学生的“文字战役”。之后终于掏出了枪。

北京奥运之前之后,所有新闻宣传都被永远看不见的大手紧紧掌握于巨爪之中,而更多从来只能依靠《新闻联播》而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大众,就真的相信,我们的国,可能已经骄傲到东方不败坚不可摧盛世再造了。

可毒奶粉事件一出,立即就让无数中国家庭陷入了绝望性的恐惧当中:祖国啊母亲,您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奶水哺育你的子民?儿子虽然不能嫌母亲长得丑,但您也不能对自己的后代如此下毒呀!

什么国家质量免检,从此就会低贱到一文不值。之前外交部发言人面对于国外谴责中国出口毒玩具的郑重驳斥,从此也就成了人们背后的笑谈。

毒奶粉真有那么可怕吗?前边发的一篇博客,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真正可怕的却是,新闻永远在说谎。

情况其实与2003年非典一样,上边能对大众瞒多久就隐瞒多久。但隐瞒的结果,却是整个社会的巨大恐慌和传闻谣言更加四起。终于隐瞒不住,尤其是面对世界隐瞒不住了,所以只得透明——迫不得已的透明。

可非典那年,实际情况一经透明,传闻、流言、编造,反而很快就停止了。甚至社会很快就安定下来了。但面对民间的捂着盖着,早已成了统治本能。即使曾经有过好的经验,但新的情况发生,仍然还是要捂要盖。

还有伪爱国主义者也并不这样想问题。他们就希望高层永远只报喜不报忧。伪爱国主义者,只要有人稍微透露些负面新闻,马上就会指责曝光者内心阴暗——这是一种典型的掩耳盗铃之癖。或者还会列举,外国也是一样,中国有的负面外国都有——仿佛只要全世界都长疮,我们自己身上的疮,就是光荣印迹的代表了。

捂住所有负面新闻的真相,之后到底会给大众带来什么?把新闻宣传当战役打——对大众封锁消息结果又会如何?就是当人们从假装的真背后一旦发现了一丁点假,整个社会的信用、信誉就会迅速崩溃。

而如果新闻稍微透明一点,封锁稍微减轻,恰恰只会消除大众对负面事件的恐惧。有人说,西方的生命,要比中国人娇气得多。但反过来呢?中国人对于社会负面事件的新闻免疫力,几乎是零接受能力。因为所有的媒体,一直都在告诫、欢呼,我们的社会只有喜讯没有恶讯。所以一旦负面事件被迫曝光,就是政府信用的恶性崩溃。

由于新闻的控制与封锁,现在西方的金融危机,似乎又很让大众感觉幸灾乐祸。好象一切都跟中国没关系似的。温家宝在接受美国CNN电视采访时明确的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渡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利益上是一致的。”此话如何理解?因为实际情况却是,专门有几家对外投资公司,已购买了大量美国的金融公债,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此次已不可分离地被绑在美国金融的战车上了。

尽管新闻现在对此只字不提,但明年、后年的物价飞涨,肯定会直接显形于普通大众的具体生活当中。就是新闻再捂再盖,也藏不住最后的真相。真到那样情况出现之后,大众的内心承受力,将再一次接受崩溃。

举个例子:某大家庭的管家,总一脸辛苦而且爱哭,但如果他把家里的钱,乱买了许多外边的高利贷,开始一脸辛苦和爱哭还会让家里人接受,但当家底都被高利贷折腾成物价飞涨了,家里人还会再相信脸上的辛苦和大把的眼泪吗?

长久对民间的新闻不透明,造成了两个恶果:一是,大众根本无法接受关于祖国母亲的任何负面印象,一旦有恶性新闻曝光,就会有无数颗尊重母亲的心随即崩溃。二是,有人宁愿相信假话,却不愿意接受社会的真实。

以前一直都在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我并不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任何国家的老百姓,怎么可以简单以“好”和“坏”去作评价呢?我倒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能忍、同时也是最愿意接受假话的老百姓。也许,这才更接近一点真相。

偶尔在博客里说几句实话,居然也被人表扬为是个优点。这简直太可笑了。如果我真说出了什么很高明、很哲理的话,还可以算优点并接受表扬。仅仅偶尔讲几句实话、真话,就是优点?难道身边周围,整天都是被谎言假话包围?这到底算是一种什么社会氛围呢?

邵建:驳香港《文汇报》“‘还权于民’不是好口号”

前不久,湖南政坛提出“还权于民”的口号,我当即撰文认同(《“还权于民”中的权利本位》)。正希望看到湖南地方能由口号转为行动,谁知态度甫出,即无下文。过了不久,有动静来了,这就是香港《文汇报》10月3日发表资深评论员刘斯路的文章《“还权于民”不是好口号》。如果可以顺着这个题目往下讲,我以为,这篇反“还权于民”的文章,不是好文章。

该文从三个方面批评“还权于民”,可惜,三点之中,没有一点能站住脚。

该文认为:“第一,有关政府、政权、执政者和人民的关系,中央已经有了非常准确的表述,那就是‘执政为民’,‘为民执政’。过去,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过‘为人民服务’,在今天,强调执政党的地位,用‘执政为民’就是一个准确和完整的表述,没有必要再提什么口号。”

什么叫“准确和完整”?“执政为民”固然是一个准确的表述,但仅仅是它,肯定不完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民主体制下,有三个维度,它的完整的表述,用当年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阐释,是“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孙中山当时提供的翻译是“民有、民治、民享”。只有这三个方面的集合,才称得上完整。至于“执政为民”,是上述三个方面中的“for the people”,它的意思是“权为民所用”。但比它更重要的是“by the people”,即“权为民所授”。我们经常说的民主,指的就是它。如果离开民主,孤立地谈为民执政;那么,连皇权统治都不会反对。至少它也懂得,立君为民,且民之如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刘氏抓住一点谈完整,不谙民主体制的政治常识不说,而且很低级地犯了个形式逻辑的错误。

第二,“‘还权于民’,令人生成歧义。还权于民,到底要还什么权?……一个政府,一个政权,最主要的权力是行政权,这个权力本身就是人民赋予的。当今世界,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制度,但是都标榜行政权力来于人民,替人民施政。显然,政府只有好好施政的问题,没有把施政权还给人民的问题。提出者其实是要增加人民的民主监督权,但使用了耸人听闻的口号。”

还权于民,居然会有歧义?作者再次得衡量一下自己有关民主政治的知识。其实,提出者说得很清楚:“要重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里例举了四项公民政治权利,并无歧义。但是没有歧义有不足,正如我前此指出,在这四项权利之前,还缺了一项更重要的政治权利,即公民选举权利。民主体制,公民政治权利多多,但在排序上,选举权利第一。没有这个权利,其他权利未必能得到保证;另外,没有民主选举,该权力也没有它的存在合法性。这正如后来作者所说: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制度,但是都标榜行政权力来于人民。是的,古代社会,君权神授;现代社会,政权民授。但,作者用的词是“标榜”,问题在于,权力标榜它来自人民,就来自人民了吗?这里只有一种检验方法,就看它是否经过“by the people”,这是一个通过人民的票选程序。权力如果自觉缺乏这一点,它就需要补。所谓“还权于民”的“还”,也就在此点睛。这里不存在任何歧义。至于作者认为政府“没有把施政权还给人民的问题”,这如果不是淆题,就是对民主知识的理解,尚在水平线以下。人民从不要求施政的权力,但要求选举施政者的权利。

“第三,‘还权于民’的口号,很容易走到无政府主义的邪路。……‘还权于民’的口号只会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西方也不会用这个口号,而是通过三权分立制约滥权。今天北京逐步扩大民主政治成份,但也不可能搞无政府主义。无节制的空谈「还权于民」,既会使人误解不要政府了,也会令人误以为政府过去是滥权现在要纠正,要还权,这实际是全盘否定自己。”

把作为“还权于民”的民主,等同于走向无政府,甚至文革;作者的引申既危言耸听,又不讲逻辑。民主选举,本来就是选政府,怎么会变成无政府?当年孙中山的立国思想是“主权在民”,具而言,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有权的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授予给自己认可的政府。于是,政府才能施政、才能执行自己的各项职能。这里的交互逻辑十分清楚,并不含糊。把“还权于民”与无政府相联,这其中的玄机难免让人怀疑,作者莫非怕的就是人民有权?文革是混乱,不是民主。民主是讲程序的,文革则是法治意义上的整个社会脱序。脱序中的人民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他们不但发动不了文革,而且是文革中的受害。因此,“还权于民”与文革无关;认为人民有权则会导致文革,这更是对人民的伤害。另外,西方三权分立的问题,属于权力自身分配;尽管必要,但在分配之前,还有个权力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中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宪政,它们先后有序,并不交集。就我国目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言,两者都需要,一个都不能少。刘文也别想用一个取代或混淆另一个。

根据以上,《“还权于民”不是好口号》谈的是民主政治,却不懂民主政治,甚至反民主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反“还权于民”不是好文章。

刘  路:谁是“新土改”的受益者?

近日,党国魁首胡锦涛南下安徽小岗村吹风:中央将考虑“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熟悉中共政治语境的人都能解读出,这将会是中共三中全会所主要讨论的内容。

根据此前大陆媒体报道过的“成渝模式”,所谓“土地流转”应该是:“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化,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化,而是把土地向大股东强行集中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和他们那些九十年代买断工龄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下岗农民。”(张宏亮《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个表面是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实际上是要剥夺农民土地的大私有化(官权化)方案呢?因为中国经济到了2008年已经持续了高速增长了30年,所有的动力都已经耗尽,经济发展面临一个拐点。中共权贵集团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实行土地流转,等于全国土地有了价格进入市场,陡然增加了百万亿的财富。这笔财富对刺激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作用。至于是否出现权贵集团借机开展圈地运动,洗劫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依靠,党国在所不问。或者可以说,这也正是共产党权贵集团中的某些人心里打的鬼主意。

土地流转不是为了农民

虽然中共口口声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民而推出土地流转的举措,但恐怕这是共产党制造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谎言。笔者在去年年底就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股市狂泻、楼市面临崩盘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陆经济危机总爆发,是30年畸形改革积累的恶果,2008年将是大陆政权的一个关口。破局无非三招:第一是大规模减税,让利于民,让工厂复工,让工人回到车间;第二、大规模进口食品、能源等生产生活资料,把积累的外汇储备花出去;第三、出卖土地,弥补因减税造成的财政亏空;实现土地私有化。

虽然举办奥运和四川大地震造成的灾区重建部分刺激了生产,延缓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是因为内需不足,经济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如果经济发展停止了,企业破产,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90%的城市人口将没有隔夜之粮。而目前脆弱的社会保障(低保每月260元,退休工资平均不到800元)还不够买几只面包。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我们的城市贫民就会一夜之间完成从顺民到暴民的转换,所有的人都不能指望我们的饥肠辘辘的城市贫民们会像90年代初俄罗斯人民那样在肃杀的寒风中排2公里的长队去购买土豆和面包。他们将立刻冲向市政府、省政府和新华门,你会看到所有城市的政府衙门都燃起熊熊火光,权贵官邸、富人别墅、精英阶层的香车宝马都将成为怨气冲天的暴民们袭击的目标。在经济大萧条导致的大饥荒的威胁下,每一个城市都将是翁安,每一个公民都将是杨佳。这是一副多么可怕的末世景观!
 
为了化解这场危机,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维持政权的稳定,“土地流转”的新土改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有人说,共产党是靠土地革命起家的,它消灭了土地私有制,怎么可能又重新搞私有化?这不是自打耳光么?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过“六四”之后的共产党早已彻底演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任何原则和底线,即使有一天它宣布卖淫、赌博、贩毒合法化,你都不必吃惊。而且实际上,卖淫和赌博也确实在大陆变相合法化了,只不过这个特殊的行业被警察机构彻底垄断,别人不得染指而已。青岛一个街道派出所的所长的位子,明码标价50万才能拿到。有一个所长升迁到市局了处长,居然非常郁闷,因为他不可以从赌场和妓院取得暴利了。这位新处长见人就骂自己的上司阴狠歹毒。更何况,这种私有化不是真正的私有化,而是他们垄断土地的大私有化。

新圈地运动将危及政权存亡

有学者担心“土地流转”将提供一个让权贵阶层洗劫农民的新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变成流民。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土地有价,农民无地

土地流转,土地就有了市场价格。无论一亩地3万也好、5万也好,拥有几亩土地的农民理论上手握了几万资产。但这和当年几万元钱买断国企工人工龄、彻底割断工人与企业的联系一样,彻底割断了农民与土地联系。

2、土地逐步向少数人集中

土地流转之后,由于资金、劳动力、经营能力、家庭负担等方面的差异,土地将呈现逐步集中的趋势。贫富分化逐步加剧。

3、失地农民生计堪忧

从目前情况看,农民种地获利微薄,种地是赔本的买卖。土地流转之后,除了迫于生计被迫流转之外,不排除农民主动出卖土地的行为。两种力量结合,很可能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 他们失去了在农村务农的退路,又被高房价、高物价、可婚配女性缺乏等因素阻隔于城市之外,将成为“流民”,酿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4、耕地保护红线将被冲破

土地流转之后,暴利的诱惑将无情蚕食耕地。即便有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当基本保护农田被城市人口、市政设施、城市垃圾山和排污工厂包围的时候,农田即便面积不减,也会失去绿色。

5、外资进入将导致大量圈占土地

土地流转之后必然导致投资主体多元化,其中也包括外资。进入农村的外资将利用他们技术、资金和公关能力上的优势,大肆圈占我国耕地,彻底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

6、腐败和地方势力崛起引起政策不落实

腐败和地方势力的崛起,导致中央很多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土地流转政策即便是一套非常好的政策,也难保地方贪腐势力乘机对农民下手。面对一次百万亿资产的重新分配,没有非常公开、严格的监督机制,无人敢保证不出现当年国企改制时的疯狂掠夺。

可以预见,随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新圈地运动将大规模开启。中共的新土改政策虽然能够暂时刺激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但在目前社会矛盾多发、阶层冲突尖锐的态势下,没有成熟的法治保障和严格的社会监督机制,当国者无疑是在豪赌一把,一招不慎,遍布全国各地农村的圈地与反圈地的“战争”烽火,就将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燃烧起来。中国社会就将永远失去30前土地承包获得的农村大致稳定,这个依靠土地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政权恐怕难免要毁灭在土地上。这真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历史宿命。

笔者认为,中共当局的新土改政策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维持政权稳定迫不得已走的一步棋,但却不能真正破局,反而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它只有真正实行土地私有化,给农民切实的土地所有权,并进一步启动宪政改革,将土地的私有化过程置于宪政框架之下,实现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的双着陆,才有可能避免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但中共官僚是否会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魄力,却是我们不敢奢望的。所以,我们只能远远的站在大洋彼岸做个历史的见证人,或者神州陆沉,或者凤凰涅槃。

2008年10月9日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日

秦  耕:“科学发展观”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008年10月9日,中共突然发动一场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运动,党魁胡氏此前亲自在全国动员大会上吹响运动号角,中共中央立即派出23个督促小组,同一天到达各个部委,现场督阵,于是中国大陆突然掀起一场“科学发展观”风暴,来势凶猛。

我所在的省份,10月9日各个厅局同时召开动员大会,电视记者分身乏术,一组人马需要跑多个会场,中共省级电视的黄金频道和报纸头版,全部被“科学发展观”占领。此情此景,直让人觉得一夜回到毛氏当年发动文革、发动批林批孔、邓氏发动实践检验论、江氏发动三讲、三代表运动之时,不免大发今夕何夕之感。风暴初起,大小喉舌,齐声鼓嘈,一时之间,充耳皆是“科学发展观”,对人听觉和视觉的轰炸冲击,远远超过脑白金广告。如果把“科学发展观”在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的投放量换算成广告价格,估计24小时的实际费用可能就会超过一亿元。

不知道动员大会现场里那些亲历者感觉如何,我作为旁观者只觉得如坠雾里,莫名其妙。按说科学发展观是个好东西,科学发展,当然不是什么坑人害人的假冒伪劣产品,按照市场主义原则,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是好东西,自然不愁销路。让人起疑心的是,如果“科学发展观”是个好东西,那为什么还需要以比脑白金更过分的样子,靠广告凶猛促销?

上百度搜索一下,就会发现“科学发展观”已入百度百科词条,但读完全部解释文字,仍不得要领。所谓科学发展观,在中共发动的这场运动里,并未承载任何新鲜内容,从字面上和众多官员在会场上反复阐述中得到的,也不过是人人明白的常识。东西并不新奇,叫卖的动作却异乎寻常,那么胡记药店“科学发展观”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表面看来,胡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似乎是冲着GDP崇拜而来,意在打破30年来在中国横行霸道的 GDP 神话,并提出“橙色 GDP”的概念,对30年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野蛮发展观”进行总清算,摆出今后要走“绿色 GDP”的发展道路的样子。但胡记“科学发展观”早在2003年就出炉上市,并在2007年中共17大上写入中共党章,已经像下午的面包,不再新鲜,为何此时突然拿出来当作拳头产品,强势销售?我以为与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有直接关系。胡记药店可能想用“科学发展观”这粒药丸,治疗全球性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潜在政治危机。中共御用学者曾总结说,1949以前,中共以“打胜仗”为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依据,1949之后,尤其是1978之后,中共以“拼经济”为执政合法性依据。事实上中共这30年来,也的确是以经济发展来搪塞政治体制改革,用经济指标的持续高速增长来取消人民对执政者的选择权的。

这种GDP药丸已经吃了30年,今后是否还有疗效?全球经济危机一旦拖累中国经济同步陷入停滞状态,被“GDP药丸”长期掩盖的政治危机可能就会被民众的不满所引爆。于是,近日在全国范围突然发动的“科学发展观”攻势,就使人联想到流感爆发前紧急采购、储存大量抗病毒药品的情景。“科学发展观”的大药丸一旦广泛服用,产生抗体,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民众的不满就可以得到抑制和引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民间诉求就可以继续被搪塞和拖延。但在各种促销“科学发展观”的现场,这些话又不便明说,于是宣讲动员者姑且昏昏布道,把正确但无用的废话讲了又讲,大有不把“科学发展观”讲成人人生厌的贬义词不罢休的势头,而被集中在各种会场的大小官员虽装模做样洗耳恭听,却一头雾水,昏昏欲睡。

除此之外,胡记药店还有三年多的经营期限,胡氏可能也想在经营期满前,盘点自己的经营业绩,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重大贡献,以确立自己未来的历史地位。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重要理论”已经成为中共宗祠里的牌位,胡氏也想为自己量身制作一块“科学发展观”的牌位,给自己在宗祠里争得一席之地。邓开创了改革时代,为中国谋得30年的经济增长,功莫大焉。但局限于跛足改革,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中共保留了集权地位,以至于造成今日中国经济市场化与公共权力集中化之间的巨大危机。经济市场化之后,公共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的制衡与约束,像猛兽一样纵身扑进市场经济的羊群,于是造成了经济发展成果被权力独吞,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对立。这一切的不和谐,都发端于邓氏的跛足改革。江氏主政12年,胸无大志,“邓规江随”,勉强做了12年维持会长,经济虽延续了增长势头,但各种潜在危机也被同步加剧和放大。现在轮到胡氏坐庄,先提出“和谐社会”,以为可以大事化小,再推出“科学发展观”,以为小事可以化了。左抹一下,右抹一下,看来看去,都像一个苯手苯脚的泥水匠,以为凭他这几手就可以把一切问题都抹平。如果提出一个“科学发展观”,对30年经济改革问题进行必要总结,就是胡氏的人生梦想和伟大抱负,不免令人发笑。“科学发展观”承认了30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也含蓄的承认了经济发展是以维护中共执政地位为宗旨,而没有以人为中心。这固然是科学发展观的正面价值所在,但“学发展观”仍是一个“驼鸟方案”,治标不治本。

经济发展成果为权力独吞,不能为民众共享,是不科学。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科学。但最大的不科学,还是追求经济增长,但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跛足改革是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胡记药店卖出的药丸,只能治疗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标,不能治疗政治体制与市场化之间的本,甚至像鸵鸟一样,故意把自己的脑袋埋进经济沙漠,又如何能自诩为“科学发展观”?如果胡氏崇尚科学发展,就应该脚踏实际,敢说真话,发动政治体制改革,治疗集权体制的权力垄断之癌,为中国建立宪政体制,把公共权力像猛兽一样关进宪法的笼子,结束一党专政,还权于民。如此一来,胡氏非但不用为自己日后在中共宗祠里的地位发愁,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将留下千古第一的地位。

但胡氏舍其本而逐其末,鼓嘈“科学发展观”,而且了无新意,发动运动的方式,甚至与6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类似,连及格的广告策划都算不上,足见其思维的僵化、政治智慧的贫困和胆识之狭小,也让人对中共自我改革和脱胎换骨的期待持悲观态度。

2008-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