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有人说，看一座建筑的卫生水平，一定要看它的厕所，而要看一个国家的人权水平，一定要看它的监狱。这样的说法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是，具有文明和人性化管理水平而又敢于对外界开放的监狱，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一个国家令人称羡的人权状况。

2008年9月，有机会参观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所在城市——日内瓦的一座监狱。Champ-Dollon监狱属日内瓦区域地方管理，是该区最大的监狱，当地主要适用语言为法语，所在地Champ-Dollon位于日内瓦城郊，毗邻阿尔卑斯山，此处风光秀丽、空气明净，树木苍郁。

走在通往监狱的林荫道上，未及狱门，先见一座木屋，木屋的正面错落有致地悬挂着文字标牌，因系法文，全然不知所云，同行有知法文者，上前与室内人搭讪，方知是一个专门为入狱者家属提供心理咨询的民间机构。木屋内的两位女士见有人前来，主动迎出门来热情地对我们说些什么，并主动递上该机构的法语介绍，自然又是鸡同鸭讲。不过，看到木屋建筑设计别致，又有美丽的鲜花装饰，我忍不住拿出中国式“到此一游”的劲头，与两位热情优雅的女士合影留念，然后挥手道别。

进Champ-Dollon监狱要过三道关。第一道关门是监狱大门，由于组织者已事先将名单传给狱方，简单核对后，很快就用护照换到了一张访问卡，遗憾的是，往里走就不允携带电子仪器了，相机只好存进储物箱里，从这时起，就只能用眼睛记录看到的一切，我想，这应该是世界上所有监狱的规矩吧。

走出几百米，来到第二道门，已有警官专门等候，大门一开，没经任何检查，访问者鱼贯而入。

第三道门是电子安检，仪器之先却进、检查之严格，绝不亚于机场安检，有同行者在电子门处被拦下，由于身上携带了金属物件，反复几次才被允许通过。我是一次过关，背包内的易拉罐啤酒被发现，检查者没有与我为难，而是笑着将啤酒递还给我，有趣的是，我故意放在裤子口袋里的五瑞士法郎硬币却没有被机器检测出来，这就不知是检查者的疏忽，还是监狱的安检机器具有超级分辨能力了。

过安检后，算是正式走进了监狱，狱方人员先先将我们带往门厅休息。但这真的是一座监狱吗？门厅中桌椅陈设，倒象一个简易咖啡馆。有趣的是，在门厅过道里，柔和的灯光下，还有两个很漂亮的展品柜，展示着与该监狱历史相关的一些物品，这让人有进了博物馆的感觉。

好奇地在门厅里四处走动着，刚想从饮水机中接杯水喝，却有引导者前来，将我们领进会议室。坐定之后，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西装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这儿的监狱长DANIES SCHEIWILLE，然后借助投影仪开始了他的介绍。

DANIES SCHEIWILLE先生说，Champ-Dollon监狱归日内瓦区公共事务部管理，执行日内瓦区地方法律。监狱工作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穿制服的一般管理人员，如财务人员，另一部分就是与被关押者直接打交道的监狱警察了。目前，Champ-Dollon监狱共关押440人（含女性约20名），其中80%是未被审判的犯罪嫌疑人，20%是服刑人员。按照中国的法律定义，Champ-Dollon监狱其实不应算作一座监狱，而是看守所，但在瑞士，看守所和监狱都被统称为监狱。DANIES SCHEIWILLE先生说，Champ-Dollon监狱的设计关押人员是270人，现在属于“超编”，服刑人员其实是应该送往其它监狱的，但因为日内瓦的另外几座监狱也人满为患，他们就只能继续留在这里。这种情况在以前并不经常遇到。

同行者中间有位中国律师，立即警觉地向DANIES SCHEIWILLE先生发问：这些服刑人员何时可以离开Champ-Dollon监狱？也许这样的警觉来自他对中国司法现状的了解，一般来说，中国的监狱条件较看守所要好一些，并且也多一些活动自由，一旦被判决，服刑人员恨不得马上离开看守所。

DANIES SCHEIWILLE先生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反应迟钝，“我不知道。也许他们一直留在这里。”这一回答让同行者大吃一惊。熟悉“中国国情”的翻译者感觉到了我们的情绪变化，便甩开众人，径自与DANIES SCHEIWILLE先生交谈起来，最后，他向我们解释说，在瑞士，至少是在日内瓦，虽然没有监狱和看守所的概念区分，但犯罪嫌疑人与罪犯还是应该分别关押的，只是目前各监狱人都满了，他们也没有办法。

他的解释令大家不甚满意，怀着疑问，继续听他介绍。DANIES SCHEIWILLE先生说，监狱1977年从市区迁出，新监狱按照270人的“编制”设计，1980年的时候，关押人员稳定在150人左右，1984年第一次满员，1996年下降到200人，2006年达到最高峰，500人。

这时，DANIES SCHEIWILLE先生向我们展示了狱内的照片，每间囚室中有一个上下床，按照设计标准，只能关押一个人，超过270人就必须有人睡上铺。不过，由于囚室空间相对较大，两人同住一室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有过坐牢经历的人都知道，在封闭的囚室里，有个室友陪伴更容易打发时间。

入狱者中间，数量最多的，是吸毒人员，其次是小偷，当然，也有杀人重犯。这些人中的大约10%的人关押一天后，就会被释放，而在进入监狱之前，警察可以控制犯罪嫌疑人24小时，24小时过后，要么放人，要么就必须送往这里。送监狱需要有检察官的许可，入狱后24小时内需经身体检查，以确定有无受到警察虐待，8天后必须有法庭介入，法庭则需要在3个月内做出判决。被关押者入狱后，律师会见不受限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会有警察在场。

如同日内瓦作为联合国欧洲总部的城市特色一样，目前，Champ-Dollon监狱内被关押者分属108种不同国籍，其中，瑞士籍人员只占全部人员的10.6%。2007年，监狱共关押3010人，其中具有瑞士国籍者320人，在瑞士无住址者1886人。这给监狱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与使用不同语言的被关押者的交流问题。

Champ-Dollon监狱共有220名警察，这些警卫人员经招聘录取后，需送往专门的培训学校，半脱产学习三年，新招收警卫的月工资大约为四、五千法郎。他们一般不允许佩带手铐，整座监狱只有一副手铐。监狱中有一套严格得近乎烦琐的检查机制，以保证每一个警察都不可以虐待囚犯，虐待囚犯的警察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被解聘，而且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DANIES SCHEIWILLE先生介绍说，监狱每餐有三种饭菜可供选择（伙食费由当地财政全额拨款），被关押者可以到囚室外的公共餐厅就餐，午餐时间为一小时，晚餐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不过，新来的被关押者（一般住在北楼），因为缺少公共餐厅，只能在楼道里就餐，他正打算筹集资金解决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监狱内还设有公共图书室和宗教服务场所，在附近的医院和精神病院内，有监狱的十几个专用床位，当被关押者出现身体不适或心理问题时，他们将很快被送往那里。

正说着，监狱长的传呼机响了，他告诉我们，一些穆斯林被关押者刚刚就餐完毕，稍后我们可以到监狱服刑区参观。

Champ-Dollon监狱的服刑区建筑为四层，配有多部电梯，我们先是前往北楼参观，在过道里不时可以遇见就餐后回房间的被关押者，没有警卫跟随他们，他们可以自己乘坐电梯。看到有人前来访问，他们很平静地和我们打招呼，也有囚室内的被关押者大呼小叫，唱一些跑调的歌曲，警卫对这些吵闹并不怎么理会，但在中心控制室内，有警察专注地盯者电子监视屏。

Champ-Dollon监狱的每座囚室都有一个大玻璃窗，窗外没有铁栏杆，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窗外的大片草坪和树木，有一半的房间面朝法国，能看到法国的田野风光。而大玻璃窗旁边的小窗户是可以开启的，这一部分外面附有铁栏杆，用以开窗透气。DANIES SCHEIWILLE先生说没有铁栏杆的玻璃窗是他们这个监狱的特色之一。我寻机摸了一下，感觉应该是玻璃钢制作，透明，但不容易砸破。每间囚室内有一个专用卫生间，但没有洗澡设备，洗澡必须去公共浴室；另外，囚室内悬挂着一台电视；窗前有一张又长又大的写字台（这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窗户的另一侧，床头是多层的书柜和储物柜；部分囚室的写字台下还有冰箱，冰箱用来储存饮料，但需要租用；囚室内的墙壁用涂料粉刷，干净整洁，但墙壁的中央有个一平方米见方的区域，可以供居住者张贴亲人照片、风景图片等，这一小小的局部设计，令人不能不对狱方的细致刮目相看。

除了可以离开囚室吃饭之外，被关押者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每星期可以与家人见面一次，每次一个小时。监狱有室内体育场，每星期可运动一次，但不允许选择运动伙伴。

整座监狱共有十间禁闭室，在我们的要求下，DANIES SCHEIWILLE先生叫人打开其中一间。与一般囚室比，禁闭室的窗户要小一些，房间内光线较暗，床也比一般囚室内要窄，没有电视、没有写字台，但有单独卫生间。和所有囚室一样，禁闭室内装有暖气设备。

监狱长介绍说，关禁闭必须经过他本人批准，一般为五天，最长不得超过十天。关禁闭者每天也可以有一小时的放风时间，但必须单独行动，不能与其他人做伴。说着，他领我们来到顶楼。顶楼三面敞开，由钢筋封住，大约有100多个平方米，呈长方形，这100多平方米的空间便是被关禁闭者放风的地方了。从钢筋的空隙里看出去，周围还有几座小型监狱（有些放风者也许本来是该被关在那里的）。与一般被关押者放风的地方比，这里既嫌狭小又无绿化，不过，因为登高远眺的缘故，视线一直可以朝法国境内伸出很远，那里的风景很美，而且，地面上有一些长方形水泥台，可供放风者坐下休息。“如果犯人越狱，警卫可不可以开枪？”我突然好奇地问监狱长。他回答说可以，但只能限于监狱之内，一旦越狱者超出这个范围，他们就不再有开枪的权力。

Champ-Dollon内监狱建有几个工作车间，但这里不允许强迫劳动，被关押者可自愿报名工作，工作报酬是每小时17—20瑞士法郎（略高于人民币100—120元），他们可以将收入存入个人帐户，购买物品，但不可以拥有现金，积蓄可在出狱时带走。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个车间，工人主要从事印刷工作，车间不大，约50平方米，干净整洁，配有卫生间和洗手池。监狱长说，由于工作机会有限，同时只能供150人工作，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只能轮流安排。另外，在厨房帮工的被关押者也享受相同的工资标准。

回到会议室里，参观者继续和监狱长交流，我向监狱长发问：“囚室里有冰箱电源插座，会不会给情绪波动的被关押者提供自杀的机会？”监狱长回答说监狱在老市区的时候确实发生过自杀事件，但是搬到这里之后，至少在他担任监狱长的几年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囚室里还允许保存皮带，刮胡刀等，“可是，为什么要自杀呢？我们会关心他们，尽量和他们做朋友，让他们不想自杀。”知情者告诉我，DANIES SCHEIWILLE先生原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十分具有爱心，几年前看到Champ-Dollon监狱招聘监狱长的消息，报名应聘，致力于给被关押者一个人性化的生活空间。

同行的中国律师提问：外界针对监狱的人权保护，有什么有效监督？监狱长回答说，监狱欢迎人权组织的访问，并接受欧盟反酷刑专员的定期调查。一般来说，被关押者写给外面的信件是要受狱方检查的，但是，如果信件是写给司法部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则绝对不许检查。

关于减刑问题，监狱长介绍说，服刑期满三分之二后，会有一个审议程序，由法庭决定是否假释，这一规定是全国性的。另外，瑞士的法律相对宽松，一般偷窃一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6万元），刑期大约为4个月左右。

“法律既相对宽松，监狱内的生活条件又如此之好，真想进来住一段时间，”我开玩笑说，“我觉得这座监狱的囚室十分适合读书休闲。但是，这是否会造成很多人为了入狱而故意犯罪？监狱的人满为患是否可能就与此相关？”

监狱长显得很严肃，“人满为患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解释。”然后，他开始了一通长篇大论，翻译似乎也累了，并没有照本宣科地直译，而只是说：“无论住在什么样的监狱中，都缺少一种对于生命来说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一位中国律师补充说：“任何两座监狱间的差别，都小于监狱和监狱之外的差别。”

是的，没有人喜欢坐监狱，但如果一定要坐监狱的话，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呆在Champ-Dollon监狱这样的地方。

短短几个小时的访问，加之语言上的障碍，使我并不能完整地了解这一监狱的情况，我所看到的，只是这个监狱管理的局部。但我不能不承认，这次参观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干净舒适的环境、和颜悦色的警察、对外透明的制度，这些，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还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一座监狱都能达到这样的人权水平，可以想象这个国家对于人权的重视程度，欧洲国家对于人权概念的理解和高标准要求，由此可见一斑，它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

阿梅丽·诺东

每年的9月，当度假的人们从海滩回到城市，出版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英美两国如此，法国亦然，该国有专门名词———“文学季”（larentréelittéraire），用以形容这豪雨狂泄、巨涛滥涌、令人目不暇接的时间段。

法国

每到此时，小说成堆上市，如赶大集，蜂拥而至，争先恐后，但求在10月底、11月初各大文学奖———龚古尔、雷诺多、费米娜、美第奇、联盟奖和法兰西学院奖出炉前，讨得评论界的欢心。报刊亦全力配合，增刊扩版，书评连篇累牍，指点江山，不将读者填到肚儿溜圆，决不罢休。《费加罗报》便早早刊出长文，预先圈选，标题曰：《文学季：不容错失的30本小说》。

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青年女作家阿梅丽。诺东（AmélieNothomb）当属今年文学季的领军人物，她的新作《独断专行》（Lefaitduprince），讲某男发现一个陌生人死在自己门外，便窃取其身份的故事。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首印此书20万册，堪称本季之冠。

诺东女士1967年生于日本神户，随外交官爸爸辗转亚洲多地，五岁起曾暂居中国。她十分多产，自1992年出道，平均每年出书一本，《独断专行》已是她的第17本书。她多次获奖，愈加畅销，此番在强手如林的文学季内领跑，不算意外。

还有一位女士———卡特琳。米勒（CatherineMillet），也曾是法国书市的宠儿，七年前以一部图文并茂的《卡特琳。M的性生活》，毫不掩饰地追述自己从童年到青壮年五彩斑斓的性爱秘史，结果一炮而红，此书仅在法国便卖掉40万册，十分惊人。米勒女士蛰伏七载，今年以60岁高龄再度出山，她的新作———首印10万册的《苦日子》（JourdeSouffrance）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快乐主义一生的反思。其主题，正如她对《新观察家》杂志所承认的那样：性解放了一辈子，到头来仍然无法阻止她因丈夫不忠而受到的妒火煎熬。

《图书周刊》对今年文学季的总体情况预先盘点，指出新出小说共676部，较之去年的727部略减7%，主要原因，乃伽利玛这样的大出版商出书品种有所减少。该刊还指出，上述676部小说中，法语作品466部，译作210部———约占三分之一，91部为新人新作。

美国

约翰。厄普代克、托妮。莫里森和菲利普。罗斯等多位文坛超级大腕都会在此时推出小说新作，加上大选年促成的政治图书牛市，将今年秋天的美国图书市场变得格外红火。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女士描写17世纪种植园的《慈》（AMercy）、罗斯关于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活的《愤怒》（Indignation），普利策奖得主玛丽莲。罗宾逊的《家》（Home），厄普代克《东镇女巫》的续作《东镇寡妇》（TheWidowsofEastwick）均会在这一时段出版。此外，畅销天王斯蒂芬。金的短篇集《人约黄昏后》（JustAfterSunset），已故智利天才小说家罗伯托。波拉尼奥（RobertoBolano）的《2666》英文版也值得关注。

非小说部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出版聚焦环境问题的新作《热的、平的，与拥挤不堪的》（Hot，FlatandCrowded），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将推出《置身事外》（TheOutliers）。此外，写人狗情《马利与我》出名的约翰。格罗甘（JohnGrogan）的回忆录新作《漫漫回家路》（TheLongestTripHome）、菲利普。诺曼（PhilipNorman）所著800页的《列侬传》（JohnLennon：TheLife）、艾丽丝。施罗德（AliceSchroeder）所著股神沃伦。巴菲特的官方传记《雪球》（TheSnowball），吸血鬼女王安妮。莱丝讲述自己信仰历程的《奉召出黑暗》（CalledOutofDarkness），归隐多年的CNN创始人特德。特纳的自传《叫我特德吧》（CallMeTed）都是料将引起广泛关注的新书。

总统大选硝烟正浓，政治类图书必将数不胜数，有两本特别之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新作《我们可以信仰的变革》（ChangeWeCanBelieveIn），以及影视怪杰迈克尔。摩尔笑谑不断的《摩氏2008大选指南》（Mike＇sElectionGuide2008）。

《愤怒》

9月16日，年高75岁，仍然多产不已的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推出了三年来的第三本小说《愤怒》（Indignation），依书中描写，书名取自中国国歌。

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是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友，小说的主人公马库斯。麦斯纳当时还在上小学，他日后不断回忆起在学校学唱过的中国国歌，歌词清晰地，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他的脑海。其中有一句“Indignationfillstheheartsofallofourcountrymen”———“愤怒充满了每个同胞的心间”，应为“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不尽字字相符的英译。

对1951年俄亥俄酒堡学院（WinesburgCollege）的大二学生梅斯纳来说，《义勇军进行曲》再好不过地反映了他的情感。尤其是“愤怒”两字，他认定，它是‘英语中最美的词：In-dig-na-tion！’“每当他面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或是回忆起这辈子遇到的种种来自他自己的三座大山———父权、神权、政权———的压迫，”愤怒“就充斥了他的身心：当他被迫掏出小鸡的内脏，当屠夫爸爸总也不相信他能把事情做好，不让他在新泽西纽瓦克的老家（也是罗斯本人的出生地）上学，非把他送到荒凉的酒堡，当老师羞辱他、室友们疏远他，当性苦闷无处发泄，或是他被逼着去基督教堂做礼拜———这倒”不是由于我是个卫道的犹太人，而是因为我是个坚决的无神论者“。正是这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一个50年代初冷战前夜内心愤怒的青年。

书中记录的也是罗斯自己的愤青岁月。“我觉得，经过了几十年，人变老的时候，就会开始体察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他说，“千百年前的事不算历史，四五十年前的才是。你得老了以后才能明白这个。你越老，就越想往回看，也许就更能把往事看个明明白白。”

酒堡的男女学生不准混居，晚上很早就强行熄灯，学校保卫处会随时突袭任何性方面的出格举动。“50年前的大学生活就是那个样子。”罗斯说，“今天的娃娃们会以为他们生活在《独立宣言》的时代。现在听到男女青年住同一个宿舍，我还会感到震惊。对我来说，这简直太另类了……所以我想，我能写出些新东西来，来自过去的新东西。”

《圣埃克絮佩里作品集》,(法)圣埃克絮佩里著,黄荭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224.00元。

圣埃克絮佩里的名字很拗口，读者更容易记住的是他写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小王子》。《小王子》在全球的销量，据说仅次于《圣经》，但是，读者对于圣埃克絮佩里的了解并没有因为他是一名超级畅销书作者而得到重视，出版他的全集中文版甚至是一件颇费周折的工作。

出版人楚尘说，全集主编黄荭为此等了六年，今年8月，近170万字的《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终获出版。黄荭是圣埃克絮佩里的忠实读者，她的法国朋友送给她的礼物几乎都有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小王子》，黄荭的家中有着和《小王子》相关的钥匙扣、香水、扑克。黄荭像追星一样，着迷于圣埃克絮佩里，对于一个翻译者而言，这多少显得有些另类，黄荭说，她的翻译因八卦而生。

翻译是因为憋不住的八卦

南方都市报：你翻译的第一本圣埃克絮佩里的书是《玫瑰的回忆》，在译后记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忽然有一种念头，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我一定就是它的中文译者”，圣埃克絮佩里的文字有着怎样的魅力以致会让你有这样的占有欲？

黄荭：《玫瑰的回忆》是我在2000年收到的圣诞节礼物，一位法国朋友送给我的，我拿到手后看得很快，看得也很投入。圣埃克絮佩里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法国飞行员作家，他的文字有一份既崇高又稚气的美，像高山上的空气，干净，纯粹。看完《玫瑰的回忆》，我认为这本书就应该是由我来翻译的，于是立即与出版社的朋友联系，给他介绍这本书，给他寄书评。出版社审查通过后，便是联系买版权；买了版权后，同学就给我挂了电话，说：“是你的书了，你现在就可以译。”我知道它会是我的，它果真是我的。

我后来认真想了想，圣埃克絮佩里吸引我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他独特而纯净的文字，更多的或许是因为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梦想的追求。飞行员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新职业，需要勇气、激情和很强的责任心，邮航和日后在非洲、美洲开展起来的夜航、民航和二战期间的战斗侦察飞行无一不是一次次对生命的考验和对自我的挑战。圣埃克絮佩里身上也还有一种孩子气和率性，或者因为自己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对友情、对爱情、对人生的认识都存有某种天真和深刻的悖论，让我感觉很真实，这种和我发生联系的真实感迅速俘获了我。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名译者，你对圣埃克絮佩里的生平似乎比对他的著作更感兴趣？

黄荭：这是传记作家的一个普遍问题，尽管我只是一名翻译者，但是我同样有着难以抑制的好奇，从我写作的翻译后记就可以看出，我对圣埃克絮佩里的创作轨迹的兴趣并不是太大，我更注重他的充满故事性的人生、传奇辉煌的事迹、纷纷扰扰的激情，甚至很多“着边际”和“不着边际”的八卦。我承认我比较喜欢八卦，八卦说得好听些是对他人、对世界的一种好奇，一种关心，我属于触角比较多的译者，我的译后记通常也都比较“八卦”，比较自以为是。

我觉得好奇没什么不好，朱熹的“道问学”就是一种探究的学理。好奇却憋着，不是我的性格。当然什么都有度，我们要不偏不倚，“中庸”地“八卦”。不过我最敏感的还是文字，有一种戒不掉的“读瘾”，而翻译在我看来只是一次深度的阅读。

南方都市报：在2004年出版《小王子》时，你就说“这样的翻译是一种告别，和过去，和一个作家”。显然，你的告别并未成功，为什么要接受出版人楚尘组织出版他的全集？

黄荭：如果不是出版环节出现了几个意外，这个告别式或许在3年前就已经顺利完成了。当时答应楚尘翻译《小王子》以及主持全集的翻译工作，大概是在2002年，答应下来才发现这个工作非常庞大，翻译《小王子》并重新按照原作者的插图把每幅画都重新画一遍，这并没有花掉我太多时间，但组织这么庞大的全集的翻译让我在之后的三年里，时不时地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翻译《小王子》，对我而言只是了却自己个人的一个有些孩子气的心事，对过去的自己和一个作家道别，但是，在全集的翻译中，我必须去和多名译者、出版社沟通协调，这就不再是我的个人行为。

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原定的出版计划就已经是出版全集，当时的设计也很别致，出11本单行本，合并起来书脊上是飞行员的一个头像，很有创意的设计。结果第一批出了三本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就不准备再出。于是楚尘又帮忙联系另外几个出版社，也就促成了这次的出版。

出版圣埃克絮佩里的全集是一件曲折的事情，尽管他的《小王子》畅销多年，但是圣埃克絮佩里对我们而言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作家，对市场更是如此，我一直认为翻译圣埃克絮佩里全集是一件让出版社亏本的事情。

圣埃克絮佩里带给我高空的眩晕

南方都市报：作为这套书的主编，翻译的工作顺利吗？

黄荭：我自己的翻译工作很顺利，因为一开始分工我就给自己安排了翻译《小王子》和《人类的大地》，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作家，自己喜欢的文本，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后来为了帮其他译者赶翻译进度，也译了一部分的《杂文集》和《堡垒》中的片段，因为时间的问题，就难免有些焦躁，这种焦躁或许会不自觉地体现在翻译的文字上。

我们的工作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全集本身对我们这些译者提出的挑战。全集中像圣埃克絮佩里的随录是笔记式的私人文本，《堡垒》是作者未竟的遗作，这些文本保留了所有“未完成”的特征和片段随意的真实原貌，这也是我把第二卷（包括《杂文集》、《写给战争》和《随想录》三部作品）取名为《镜子的碎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为充满着哲学思考的“圣经式”作品《堡垒》于1936年开始创作，持续到作者去世都没有最后完成，在这本书中作者对理想、人性、道德、幸福等最本质的形而上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探究。他的“行动哲学”和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都明显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堡垒》的诗性和思想性都很强，有些地方难免晦涩费解，这无疑给文本的理解和翻译带来了很大难度。以前出版的几个《堡垒》的译本都是节译本，这次我们硬着头皮翻译了一个全译本。可能翻译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译者们至少都很负责，尽了自己的努力。

南方都市报：做完圣埃克絮佩里的翻译工作，你“感觉到高空的眩晕”，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黄荭：做一项比较大的事情，你总会有一些晕感。圣埃克絮佩里是一名飞行员作家，他的很多文字是飞行的体会，他在高空的感觉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尽管圣埃克絮佩里有时会是一名不太好的飞行员，他会在飞行中发呆，但是，没有一个作家会像圣埃克絮佩里那样，飞行和写作会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他的世界是单纯的：飞行、风暴、孤独和征服。征服黑夜，征服恐惧，也征服自己内心的脆弱。

对圣埃克絮佩里来说，飞行不仅是一份职业，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的必需。在天上，他是飞翔的天使，人和飞机合二为一，他拥有俯瞰大地的视野，“神”的视野。圣埃克絮佩里从来都不认为作家是他的职业，从他的文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飞行给他提供了一个认识这个世界的角度，他所有的体验转化为了文字，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在天空的体验，是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的文字。他不能做专职作家，他不属于坐在屋子里挖掘内心的人，他不是普鲁斯特式的作家。他的作品让读者觉得很神奇，其实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是他生活过的，他感受到的，读者之所以对他的生平感兴趣，我想是因为那里有作家的原始素材。

显然，圣埃克絮佩里为飞行也付出了代价，当时的飞行危险系数非常高，和现在不一样，现在飞行员只是看着一堆仪表，圣埃克絮佩里在当时是一名从事危险工作的手工艺者，他也为之付出了生命。

我们对圣埃克絮佩里了解非常不够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你的同事许钧在一篇名为《圣埃克絮佩里的双重形象在中国的解读》中提到：“圣埃克絮佩里作为一名作家，评论界和一般读者对他的评价并不一样，前者比较看重《夜航》等作品，而后来则偏重于《小王子》”，米歇尔。莱蒙在撰写《法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小王子》只字未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

黄荭：应该说法国传统文学批评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最看重的就是作品的原创性，比如写作手法、比如对人生和现实境域的现代阐释等等，在这一点上，《小王子》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艺术创新特色，他采用的形式是“童话”和“寓言”，他的感悟和教诲也非常传统，可以说非常朴实和纯真。《小王子》没有复杂的故事，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有深远的智慧，它强调的只是一些本质的、显而易见的道理，唯其平常，才能让全世界的人接受，也因其平常，这些道理都容易在生活的琐碎里被忽略，被湮灭，被视而不见。

《小王子》的好处在于它简单而隽永，很少有谁可以用那么少的文字说出自己那么多的心事，其实人生就那么简单，简单得让你觉得可怕，读一本书就仿佛看到了路的尽头，你站在紧闭的门前，没有人听到你敲门，或许你只是站在那里，举着手，犹豫着，就这样站了很久……而《夜航》、《人类的大地》、《堡垒》这样的作品从创作的技巧和内容的角度都比《小王子》更符合文学批评的审美取向。这或许也是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一个差异，专业读者会考虑文本之外的很多因素，而普通读者只需要有共鸣。

南方都市报：《小王子》是圣埃克絮佩里身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以致大家提到圣埃克絮佩里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小王子》，他的其他作品为什么会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你认为组织出版他的全集是必要的吗？

黄荭：在阅读和研究上偏重《小王子》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法国也是如此，将圣埃克絮佩里作为研究题目的并不多，因为《小王子》的名声，使得圣埃克絮佩里的另外一面被遮蔽掉了，甚至那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部分。

圣埃克絮佩里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到战地采访，他描述战争的荒谬性，在他的文章中，战壕里的战士疲惫而思乡，敌我阵营居然相互喊话，结果大家发现都是兄弟，真正的战争只不过就是一场骨肉残杀。圣埃克絮佩里的很多东西有着本能的人道主义，尽管他没有很强烈的哲学论述，他的方式是比较诗意化和个人的阐释。

他作为飞行员，他的勇敢，他对天空的痴迷，只是圣埃克絮佩里的一部分，圣埃克絮佩里是一位反法西斯的斗士，他在反法西斯战斗的间隙中创作了《军事飞行员》这样的战斗檄文般的小说，圣埃克絮佩里有很多的东西还有挖掘的潜力，我希望圣埃克絮佩里作品集的出版，能够为这样的挖掘提供一种可能。

据报道，7月19日上午，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打死2名胶农，打伤15名。这是近年来发生的又一起因正当维权而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的事件。

消息传来，我深感痛心。一方面，我为死伤的胶农和受伤的警察以及他们的家人感到悲伤和痛惜。更让我痛心的事，某些媒体的报道和某些人物的一些论调，让我觉得这些死伤的胶农和受伤的警察白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担心，如果这些论调背后的政治思维继续主导政府的施政，正当维权的民众和以保护公民为天职的人民警察还会被迫兵戎相见，还会继续为社会不公、司法不公、政治不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论调之一，警民冲突之所以发生，是胶农法律和政策意识不强，为了一己私利，不信守合同，公然与执行公务的警察对抗。

近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底层的维权行为，提出了农民“以法抗争”和工人“以理维权”这两个解释框架。在我看来，目前农民的维权抗争行为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尽量从法律和政策中找到行动的依据。我接触过大量农村来的上访人员，他们对法律和政策了解的程度经常让我感到惊叹。尽管他们有时对法律和政策的理解有些偏差，但他们的法律意识是非常强的。具体来说，农民的法律意识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根据法律和政策界定自己的合法权益，衡量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民众感到利益受到侵害是维权行为发生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当前中国农民看来，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的标准是法律和政策。这在孟连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长期以来，孟连的胶农就感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与橡胶公司的利益分配格局受是不公平的，特别是经过20多年来的几次改制，这些橡胶公司都成了私营企业，而且近年国标一级天然橡胶价格从每吨7000多元涨到2.7万元左右，胶农要求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呼声也就日益强烈。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故意忘记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曲折历史，只要他不故意忘记是广大民众为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承担最大压力、付出最大代价，只要他不因为自己幸免沦为弱势群体的一员而心甘情愿地为有钱有权的人辩护，都会承认胶农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尽管胶农的要求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作为根据，但他们的要求建立在他们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基础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正当性，这不正是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让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个具体表现？然而，有人却认为，公司加工出售干胶的收益与胶农无关，并且合同中也没有约定收购价和分成比例的调整方法。言外之意，按照合同法规定，公司没有义务满足农户的调价要求，农户应执行合同，无权可维。显然，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忘记或忽略了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当年签订经济合同时，合同主体是不平等的。由于政府公权力的干预，胶民在签订合同时，无法充分有效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即使单纯从法律角度看，一个三十年的合同，未规定收购价和分成比例的调整方式，未约定国家政策有变时，林权的归属方式调整，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更可能出在合同的强势方，而不是出在胶农。最关键的是，当前国家正在进行林权改革，胶农根据林权改革的政策要求重新确定其对胶林的权益，难道不是法律意识的体现吗？

农民法律意识的第二个体现是，他们一般都会按照法定程序寻求权利救济。在现实中，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如果与直接侵害他们权益的资本方谈判无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依靠公权机关解决他们的问题。抱着这样的希望，他们依据法律和政策到各级政府上访、到法院起诉，或求助于各种新闻媒体。只有在这些路都走不通时，他们才可能采取一些非制度化的行动。孟连的胶农就是如此。他们找地方政府上访，地方政府说这是经济合同纠纷，他们管不了，找法院去。然而，由于目前的司法审判权实际上掌握在地方权贵手中，法院注定无所作为。因此，胶农只得反复找橡胶公司谈判橡胶林产权的归属。已经私营化了的橡胶公司当然不会同意作这样的调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胶农与他们争利。所以，那些私营老板们就强调他们对于林地的产权是通过政府改制取得的，有异议找政府去。就这样，政府不管，法院袖手，公司不理，胶农怎么办？他们采取了非制度化的行动。我不赞成诉诸武力，但我也许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如果寻求权利救济的路都被堵死，那么，对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来说，如果他们不想无止境地忍受不公正，暴力维权也许真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一定要指出谁应该增强法律意识，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增强法律意识的恰恰是那些不顾民众疾苦的当政者和靠侵犯民众合法利益而获得财富的人。而那些惘顾历史和现状，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或明或暗地指责维权民众缺乏法律意识的人，究竟是在提倡和维护法治观念，还是在向权贵和既得利益者献媚，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论调之二，民众之所以团结起来维权，最终发展成为暴力事件，是受了坏人的指使。

这次孟连暴力冲突事件，公安机关就找出了这样的“坏人”。有关报道称，根据公安机关调查，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后，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插手胶农与橡胶公司的纠纷，向胶农收取一两千元不等的“律师费”，许诺为胶农办理《林权证》。报道还称，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动胶农不把橡胶交给公司，在胶农中培养“骨干人员”，煽动闹事，甚至发展到“推翻”村组自治组织、打砸橡胶公司、对抗政府林改工作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胶农有“生死之交”的孟连县公安机关的调查，我也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些什么“证据”，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些胶农为何宁愿花钱也要听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的话而与政府及公司进行抗争，这难道是可以用这些人“欺骗”胶农来解释的吗？！请问，在胶农感到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找过我们那个“以民为本”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是不是找过那个宣称要“执法如山”的人民司法机关？我们那些号称是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跑到哪里去了？在我看来，正是这些机关和人员的乱作为和不作为，才使老百姓心甘情愿让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欺骗” 和“煽动”的。

我一直认为，社会各利益群体应该拥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成立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原因是，有了这样的组织，农民的利益就有了组织性表达，就会影响到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且，就是发生了冲突利益，也有协商的对象。这次孟连事件就表明，胶农需要有自己的利益表达。那些所谓“坏人”只不过是满足了胶农的利益表达需要。政府要想民众不让“坏人”利用，就应该真正尊重宪法赋予民众的结社权利，使其能更清楚更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利益纠纷中占据平等的地位，有能力对不当介入利益纠纷的地方政府说不。而且，政府也有责任帮助普通群众在处理关系其基本利益的法律问题时得到优质法律服务。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是失职，应当检讨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民众受“坏人”的“欺骗”和“煽动”。

论调之三，警察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介入胶农的维权案，只有当他们遭遇到了围攻后才不得不动用警力防暴。

警察当然要维护社会治安，但更要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现实往往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许多警民暴力冲突事件都表明，冲突的重要根源是政府滥用警力。现在，许多地方党政的合法性得不到民众认同，地方党政只有依靠暴力来执政。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把人民警察派上去，表面上是显摆威风，实际上是心虚无能的表现。而且，当人民警察成了权贵者的跟班，只为利益集团看家护院时，我们就不难想象他们会对底层民众会采取什么行动了。不可否认，孟连的执政者也想解决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历史遗留的林权问题，县委和县政府“多次派出工作组开展群众工作”。然而，他们的工作倾向就是让群众接受不公平的现实。而群众则认为，当年的改制就是各级政府在侵犯胶农利益的情况下让私人老板获利。正是因为政府的介入，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发展成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不满，干群关系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发展到最后，执政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保护公司的经济利益，以整治社会治安为名，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让公安介入，出动58名警察去抓5个“犯罪嫌疑人”，导致冲突升级，酿成惨祸。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警察在行动中对胶农开枪，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自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后，有些人把警察描绘成了弱势人群，认为应取消警察动用武力对待维权民众的限制。在我看来，警察当然有权使用武力对付暴徒，但警察绝对没有权力用暴力对待合法维权的民众。孟连惨案再一次证明，当执政暴力化的时候，良民也会变成暴民。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政治合法性，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呢？我仍然坚持认为，出路有三条。首先，健全法治。在现代社会，解决经济利益纠纷的最佳途径是法律。要健全法治，需要让地方司法体系脱离地方党政的控制，在地方上建立司法独立。同时，要完善法律体系。比如在合同法中，应该明确加入“情势变更”原则，使之能够应对类似林权纠纷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第二，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警力，应追究滥用警力者 — 而非警察 — 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执政观念。政府必须尊重民众的权利，政府领导必须树立政府为全民公器的观念，正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不奢求迅速一步到位地解决问题，不动用公权力压服民众，相信群众有能力自行协商解决。政府官员应明白自己也是民众的一员，只是处于公务员这一位置，不要把自己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执政理念的改变来自于学习和反思，希望最近发生的警民冲突事件能对官员有所触动。滥用警力只有带来恶性循环，使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风险都增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必须改革，要用制度树立和保障正确的执政观念。改革政治制度，不是要改朝换代，不是要照搬西方，而是要真正落实我国公民依照宪法和现行法律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他们应该能够切切实实地民主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他们应该能够切切实实地用选票督促他们选出的人民代表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站在他们的立场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让民众能够充分有效地在体制内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最可靠的政治保障。们应该能够切切实实地民主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他们应该能够切切实实地用选票督促他们选出的人民代表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站在他们的立场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让民众能够充分有效地在体制内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最可靠的政治保障。

30年产生了新物种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你观察这三十年的进程，最大的变化在什么方面？

吴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我选择的是生物学进化论的范式，简单的说就是“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过去的30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异出了几个新物种——即新的阶级出现了。

30年前的中国没有自耕农式的农民，有的仅仅是人民公社社员，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恢复了农民的物种、恢复了小农阶级。之后他们走的有声有色，从中分化出了大批的农民工——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建的乡镇企业又分化出了一批资本家和商人，这可谓是精彩纷呈的社会进化路径。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后退又继续前进的过程，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一种生物形态——人民公社社员——失败后再重新开始。

30年前的中国城市没有资产阶级，是官有、官管、官办的官有企业的天下。没有工人，只有职工——以做工为职业的官办企业的雇员。管理者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国家干部、官员，商业企业也是一样的情境。这些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有限地放开一些，允许部分回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城市无业者当个体户，经过发展分化逐渐出现了两个新物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随着私营经济的茁壮成长、迅猛发展，使官办企业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和竞争，其资源、地盘和生存空间都在不断萎缩，低效率的官办企业被大量淘汰。顺应这种形势，政府的对策是抓大放小，收缩阵线。

《中国经营报》：这种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吴思：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30年的最大变化，则是由单调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官有企业职工、干部的单一生态开始，变得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长得茁壮的新物种出现，生态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场面，生态丰富、复杂了变异就多，变异就是创新。生态也基本稳定了，不会因为个别物种的消亡而导致生态体系的剧烈波动。

官有企业消亡了还有民营企业在发展，民营企业出问题了还有股份制企业在生存，各有各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包括个体经营者，可谓适者生存的环境已经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办的物种的相对份额下不断退化、萎缩。比如，农村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乡镇，政府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力下降，乡镇这一级的职能也大大削弱，很多经济职能几乎消失了，部分政治职能也消失了。取消农业税之后更是如此。企业形态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无论是被动、主动还是讨价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总之官方在很多领域是退缩了。

政治生态日益丰富

《中国经营报》：经济上的生态是丰富了，政治上的变化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思：政治上亦是如此。权力的控制由原来官员的一统天下到渐渐有了新兴阶级的渗入。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让步，容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雇工、提出先富带后富、效率公平等，最后干脆不争论，允许其悄悄成长。意识形态先调整，思想先解放，有了说法，政策再跟上、再调整。调整至今，中国社会依旧是官方主导的社会，而不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历朝历代的官家主义社会又有所不同。

现在主要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主导者、领袖、组织者就是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形成的不是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而是资本-官家主义。当然，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从人数上仍然是官家占主体。

总之，我们这30年来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意识形态、政策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变迁、为各个新物种的出现创造了大概还不错的生存发展环境，这都是政治进步的标志。

再往下一步，完成宪政和民主的建设不仅仅是适应变化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不安。让国内的资本家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投资；让工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组建一个工会，同资本家讨价还价，政府不会帮助资本家侵犯我们的权益；同样农民也可以成立农会，土地和房屋不会被随时圈走或拆掉；官员的任用也可以走上正轨，行使职能时问心无愧，不用看上级的眼色，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一旦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跨过去，一条路就铺平了，就顺了，就和谐了。不仅以前的成绩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为现在的改革做了铺垫，而且这个坎一过，前面可谓是一马平川。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吴思：这同我们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能比较相似：不要硬改官有企业，允许个体户发展起来就行了；也不用去硬改人民公社，有人想大包干你别禁止就行了。其实都是所谓增量的变化，出现一个独立于你体制之外的东西，让它渐渐长起来就能成功。

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舆论的力量会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大家都骂他的时候他自己也如芒在背，至少能感觉到受威胁、见不得人、抬不起头来。如果大家都跟着追捧，他自己也会信心倍增。民间的、非官方舆论的激励、痛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

而且这种舆论监督本身就在民间存在着，只要政府少说几个不许，多来几个可以，让它能活、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推进，这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就好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试探着一步一步来，渐渐成了气候，有了一个法律的保护，则中华民族就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就获得了民间力量的支持和推动。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简单、很简易的突破口，能减少社会大的动荡。

言论受到抑制谁是受益者？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个地方、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害了老百姓其实也害了中央政府，等于是在拿党的权威和声誉来换取私利，这对民、对党都不利。让社会舆论监督能走出来，有益的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中央也是非常有益的。让社会舆论来给中央当眼睛、当耳朵，这是很好的一个自我竞争和自我抑制的生态局面。

当然仅仅走这一步还不够，如果胆子大一些还可以两三步一起走。那就是乡镇和县级自治，直接决定乡镇命运的就是民众的选票，舆论进行监督。而且县一级的选举和自治对中央的稳定毫无障碍，县一级的组织稳定了，也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最让人头疼的到处都上访的局面。这样就会形成中央政府省心、社会安定的局面。这又是中国安定的一个很容易走的，而且实施起来风险也不大的一条路。

“一个人的革命”

《中国经营报》：如果说以前的改革仅仅是权力的分配，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会不会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

吴思： 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是人们敢不敢做，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现在很多是利益的问题，不是精神上的事了，是要做利害选择。过去是信念不同、现在是利益不同、再往后就是生死不同，对抗力量会升格、会强大，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我将这种局面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是这样一种方式：资本用不多的钱买通一个政治代理人，这个人在定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利益，在执法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利益，在行政的时候会给他一路绿灯，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革命”，在这个局部已经是资本说了算了。

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资本是敢跟官员“叫板”的，而且他做得到，当然这个还是有代价的。从官员的角度说，他也在每次的交易中不断的在出售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的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权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实最终是老百姓和中央在吃亏。

如果继续这样往下走，资本通常都希望维护这样的格局，但腐败的官员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知府一任商，现在的投资短期内就会失效。所以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对资本来说有两大不合算，其一是时间短，虽然投资不大，但见效期很有限且不稳定，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发展的格局。其二就是不安全、风险大。那么他们的长远利益就是让他们正常做生意，宁可不吃这块超额利润，但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预期，只要有本事就能活下去。生意上能成功的商人其实不担心又来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而是怕来一个用公共权利对其进行打压的人。如果都按规则出牌、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做生意，大家都会选择正路而不是歪路。所以说如果看全局的话，除了个别靠行政垄断吃饭的商人以外，资本家不会是民主法制的反对者，而会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这些合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往前走的进步的社会里，不用担心资本有多少权贵色彩，无论其“一个人的革命”进行的是否成功，他们大体都是一个推动的力量。但是，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最吃亏的就是没有能力和官方做交易的小民。资本和官员分享权力，走到极端处，也会出现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经济危机：钱都让你们赚了，谁还有钱买你们的东西？因此，为了公平，为了长久，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全面启动了。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担心，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会出现贿选和黑势力操控的局面。民政部就曾经指出，中国村委会选举工作中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在进一步增多。另外人们的情绪是否会被利用，而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不利的选择？

吴思： 贿选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但这涉及到怎么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笔钱是用来贿赂民众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贿选也同样会有竞争者出现，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选举就是一种关于公共产品的权利交易，你不能要求农民一上来就知道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你得允许他有一个观察的过程，逐渐了解行情是什么，这样经过三至四届就会明白极了。这就是民主的学习和选民成熟的过程，没什么不好。

打击暴力选举或者是黑势力则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一个黑势力的形成是有后台的，归根结底还是选举制度的问题。社会总会有黑势力的，哪里没有流氓、小偷？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民众没有选举素质、说选举制度不好，要找对问题的根源。

成为衙门的大学，有两项例行公事，一是糟蹋学生，二是玩弄教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还不是衙门，那么请不要对号入座，我说的是那些已经变成衙门的大学。糟蹋学生，是把学生往没用的方向教，通过刻板的教学、虚拟的实习，再加上平时的管、卡、压、要（钱），使大学教育空洞化、有害化，四年、六年甚至十年学下来，学不到东西不说，品性还差了。学生为了方便就业，往往不得不另花钱参加各种班，考各种证。玩弄教授，大都遵循古训，有软和硬的两手，一如当年袁大总统的法宝，一手拿大刀，一手拿大头（光洋），听话给大头，不听话请吃刀。

这么多年来，不少大学教授被这胡萝卜大棒交替乱抡的权术操作，已经弄得三魂丢了两魂半，温顺如处女了，每逢校长到场，不仅鞠躬如仪，而且言必称校长云云，视校长书记的指示如同圣旨一般。显然，领导的威仪、尊贵是永远无止境的，视教授为◎◎的领导们，总是嫌下属对他们尊敬不够，于是，教育行政部门愣是想出让教授评级的好办法，好端端地把个大学里面的教师分成十三级，而教授则分为四级。据说，评级的标准主要依据任职教授的资历，九年以下做四级，九年可以升三级，十二年可以升二级等等。以我所在的学校而论，这个据说的标准是真实的，因为好些既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学历的人，到了点，都升级成功。

按说，既然年限是升级的主要指标，而且现在大学都有定期的考核，考核不合格，就得低聘，因此，凡是到了点，而没有被低聘的教授，理所当然就属于学校的合格教授，所以，既然要评级，每年的升级，就应该到点即升。到点即升虽然有点按资排辈的嫌疑，但毕竟少了些麻烦，可以减少一些因为无端定级给大学教师带来纷扰和争端。但是有意思的是，教授的升级根本不是很多人理解的例行公事，到点即升。到了点，必须由教授本人申请，然后经过院校两级审批，最后交校长定夺。尽管事实上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学历的人士，也可以安然通过各级审核，得到校长的恩准，但如果换了某些校长不喜欢的，可就难说了。就算统统放过，这个程序本身的意义也相当大，说白了，就是让教授们通过这个程序，再一次对领导表示敬意。

记得一个老辈人讲的故事，说是一个富人，每年过年都要给长工散钱，但钱都要均匀地撒在厅堂里，让受施者一个一个在他面前捡起来。旁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费事？他回答说，他们每捡一个钱，都要对我鞠躬甚至下跪一次。我们的领导别出心裁地设计出这样一个升级程序，也许他们谁也不拦着，全都放过，但是，我就是让你们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求我，我呢，一次次地恩准。

虽说清朝灭亡，跪拜大礼也随之废除，但享受这种大礼的领导从来没有断了根，有的是办法让人下跪。教授号称高级知识分子，最讲脸面，真的跪拜起来，行礼的和受礼的都有点不自在，万一让媒体知道了，捅将出去，更是麻烦。于是，就想出这种让人变相下跪的招数。还别说，不少有头有脸的教授们，还真就一个接一个中招。其实不中也不行，但凡叫个教授，数总是识的，谁不知道一级比二级高，二级比三级高呢？一旦比自家资历浅，成果比自家少的人升了级，自家没升，就算自家看得开，老婆孩子唠叨，别人的白眼，也受不了。就这样，一个个有头有脸、有自尊心的教授，一面嘀咕着发牢骚（声音还不能大，可千万不能让领导听见），一面屈辱地递上升级申请，相当于纸上下跪一次，然后接受领导的一次恩赐。

其实呢，有没有这个级别，工资还是那点工资，待遇还是那个待遇，凭空生出一个教授定级来，平添一个升级程序，教授们突然之间就欠了领导的了，领导也有恩惠可以施舍了，而且最妙的是，这种恩赐还要教授施大礼来接受，教授接受了之后，还真的就有人会感激涕零。

毒奶祸及中国5.3万婴儿

三鹿毒奶粉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各国清理出来有毒奶品名单不断加长。

外国人对这种自毁信誉的”中国制造”深感迷惑，不禁发出如此疑问：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罗盘指针吗？

“中国制造”的问题其实并非纯道德问题。一国的商品，除了标示该国的工艺制作水平之外，还承载了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商品价格反应了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福利制度，商品质量则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商业信用、承载信用的道德秩序以及该国的社会制度。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这一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株毒果。

先来追溯食品的毒源。毒源之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毒源之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只是被曝光的一例；毒源之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

监管无力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

第一，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煽情，以规避政府与企业责任。比如2007年中国制造因产品安全问题遭受各国抵制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新闻控制，不让民众了解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将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与中国制造的指责硬说成是海外反华势力”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意在”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见国家质检局长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尽管玩具业因此濒临破产，也无人检讨各国抵制的原因是因为玩具使用的油漆含铅。这等于政府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把”民族主义”的保护伞，其结果是含铅玩具在害不了他国儿童之后，贻害本国儿童。

第二，将国家免检制度变成了国家质检部门的寻租机会。中国设立了国家免检制度 ，规定凡达到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其产品只要连续三次在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检测中过关，就可由所属省市推荐，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成为”国家免检”产 品，有效期3年。获免检金牌后，三年之内由企业自身监管产品质量。中国政治高度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家企业想通过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3次质检并获其所属省市推荐，最后得到国家质检局的免检金牌，这5道环节无一不构成官员们的寻租良机。2004年阜阳假奶粉事件中，三鹿奶粉曾被指出有质量问题，但在三鹿的强力公关下，不仅没有倒牌，反而被国家质检局作为8个名牌免检奶粉推荐给消费者。其后，三鹿利用了国家免检这一荣誉背书，在其产品中大量投入三聚氰胺。

第三，听任受严重污染的农田继续种植，坐视国民受污染农作物之害。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政府部门不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于2005年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为中央94个部委提供各类食品的专业养殖基地。在弃监管责任于不顾的同时，倾力为中央部委编织一道食品安全防护网，实在有违起码的政治德，”执政为民”口号之空洞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有毒食品就是这样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的劣性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长成一棵覆盖”中国制造”各领域的参天大树，惩治几个官员并宣布取消免检制度只是治表之举，要想保证食品安全，只有数管齐下：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入手，重塑厂商及个体生产者的经济伦理观念，改善环境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