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7日下午2：30，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与会者有茅于轼、张显扬、杜光、张祖桦、陈子明、章立凡、崔卫平、余世存等老中青三代关注公共事务的民间学人，他们以民间视角深入探讨了30年来始终回避政治改革的官方改革进程。参与会议的一些青年人正以民间视角共同撰述一部涵盖传媒、人心、社会世道、经济民生、外交、三农、法治、政治八个方面的《中国改革三十年史论》，该著述将抛弃那种一味美化、颂赞改革30年历程的思想体系，给予公众更真实的记录。
摒弃“改革开放”这套官方话语体系
王俊秀指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话语霸权，需要抛弃话语体系，形成一个民间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文艺复兴，信息革命，公民维权，这三个改革都是以民间为本位的，由民间发起的。文艺复兴是改造人们的心理结构；信息革命是改造人们的交往结构和组织结构；公民维权是改造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权力结构。从现在开始，应塑造以民众为主的主体性或自主性社会结构。
陈子明同样认为，把1978年以来的30年称为改革开放的30年，还是正统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一个体现。这个三十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说公民社会三十年，民主运动三十年，民营企业三十年，流行文化三十年，这样一些标题都可以对这三十年做出一些深刻的刻画。在80年代，有所谓单双年的周期性震荡。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频繁的震荡，表明了党内各派系都在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而每一个派系都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己的理想模式，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活力和可塑性。到92年邓小平给改革定了调，只要经济改革，不要政治改革，同时也使改革变了调。
余世存也表示，改革早已死掉。中国在百年过程当中走了一个“之”字型，三十年为一劫，1919到1949年为一劫，1949到1979年为一劫，1979到未来的30年或40年是一劫。实际上改革的理论确实远远是不完备的，没有目标，没有阶段，没有方法，没有路径。那么很多人在那儿津津乐道的谈论改革的时候，其实是一厢情愿。
人权：官方改革缺席的普世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分析，从1978年邓小平决定实施改革开放之初，他就要保留共产党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尽管写着人权，但那是假的，因为没有平等和自由。茅老认为，没有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就会特权横行，市场规则始终建立不起来。国有企业被保护，民营化停止了，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资源配置，税收的增加非常快，百姓没有发言权，不能分享到财富增加的成果，百姓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是非常怪的，它必然造成一系列的冲突，这样的经济长不了。
高超群则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入手分析，官方改革从1989年之后就结束了。在革命帝国里，党不仅控制和规范每个人的肉体，它还是每个人的精神和灵魂的裁判者。在80年代，改革的目标在于改善统治的方式，使之更加合理化。而90年代的改革目标则在于加强和维护已经形成的统治方式，改革的方向和方式要视乎它是否有助于维护这种体制（稳定压倒一切），有人称之为次法西斯模式。30年来，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他们现在需要将这种新的力量对比明确化、固定化。个人与政府的边界、权限终将会被重新确认。家庭结构，师生关系、劳资关系等一切秩序、规则、关系都必须重新制定。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重新制定。官民矛盾是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冲突是这种矛盾的基本表现形式。
新闻出版自由：带着镣铐挣扎
杜光提出，改革面临着4个重大课题：1、经济领域的突破垄断；2、把土地还给农民；3、政治领域的健全监督机制与改善执法手段；4、文化领域的新闻出版自由。（三个基本问题：1、还政于民；2、还地于农；3、还军于国。——红叶 2008.9.3夜）
在阐述新闻出版自由时杜老谈到：近几年颇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因为撰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罪”而被判刑的。事实上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正是为了国家的更加美好的前途，才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发表自己的观点，只不过是与官方的意见有所不同而已，怎么能说是“煽动颠覆国家”呢？把国家的宝贵财富扔到监狱里，这是多么荒唐！现在应该是通过改革来革除文化统制的弊端，结束诸如此类的蠢事，把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还给人民的时候了。
土地所有权：乡村农民与城市贫民世代的伤痛
崔卫平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政治和解、社会和解。她举例说明：我们上大学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另一层含义就是我们上来了，我们不当农民了。这个城乡结构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等级制度和歧视制度。个人从乡村跳出来了，但社会结构未发生实质变化，那些曾跟我们一块在地里干活的兄弟姐妹们仍然在农村，不能自由迁徙。今年年初因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有80万人滞留，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在城里过年？他们为什么不能有一套二居室、三居室、四居室，不能把父母、兄弟姐妹接过来过年？他们在城里面打工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在城里面没有一片瓦，在乡村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寸土地。30年来这种允许等级制度、歧视制度存在的社会结构一成不变，而它又是迫切需要改变的。
财政税收：纳税人的权利在哪？
国家财税研究者李炜光认为，这个改革实际上已经变成政府自己的改革，而与人民群众多少有些脱离了，对它不必再抱太大希望。由于没有政改，社会贫富分化、道德水准下降、城乡二元化、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越积越多，都是日后难以解决的问题。统治者控制社会，一个是军权，一个是财权。在压力不够的情况下，统治者自身是很难主动接受平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政治理念的，对财权的支配是绝对不会放松的。其实历朝历代都是一样的，就是改革一旦涉及到了核心的政治权利，是寸步不会让的。上面对财政权力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对预算、税收没有实际的权力，纳税人仍是没有发言权，纳税人需要自发起来维权抗争。
章立凡同样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一部分人利用权力，已经把原来以公有制方式集中起来的财富变成他个人的财富，完成了权贵资本的私有化。大国企实际上也是在以非常的强势挤压民营资本，挤压民生，这种超级垄断的势头仍在日益发展。现在因为有了财产观念，权利意识日益普及，就能够引导出公民自己的主人意识，公民纳税就像公司入股一样，我是公民，我也是股民，所以我有权监督公仆、政府。从民间来讲，这种纳税人权利观念需要持续地呼吁，把它作为一种自我普法教育，让每个公民都知道你有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意识是新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也是其希望所在。
司法独立：虚幻的空中楼阁
律师观察网的赵国君认为，历史的一个总结就是中共这个政权60年来一直在用谎言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得不到尊重，因为党依然在法律之外。改革这三十年的司法体制变化很大，但是越来越发现，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根本是镂空的，频繁出现的各种维权案件可以发现司法的这种无力化，司法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统治者最应该注意的一个最巧妙的政治问题。
宪政民主：官方改革一再回避
陈永苗指出，老一代人的想法过于保守，用改革跟文革比较，用于推动改革是非常荒谬的一种做法。他并不认为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就，而呼吁超出官方改革、否定官方改革，以“后改革时代”的89人视角来看待这一切。不能从文革与改革的比较来看待今天，宪政治国是摆脱中共殖民统治的必经之途。
新左派闲言则表达了不同看法，现在中国是这样一个情况，只要它的经济增长还能够持续，这个统治的有效性就还能维持。包括即使在这样一种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下，也还是能够维持的，就是说这样一种缓慢的变化和进步还能继续下去，真正的危险和考验是来自于经济，经济如果发生问题，特别是现在中国经济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型迹象，要把那种旧的粗级工业淘汰，要依靠科技创新，要讲究环保，这里面蕴含了很大风险，如果这个转型做不好的话，确确实实很可能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引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甚至发生崩盘也不是不可能。相对民主而言，经济的效用更强大。
党内民主派王贵秀认为，政府是一个大概念，全部核心问题是执政党，现在是权力最大，责任最小，党权是需要界定的，不能权力和责任不对称。要由党保卫，国家保卫，政权保卫走向社会保卫。三十年改革，头十年在这方面有所前进，有所推进，后二十年是积极倒退，变本加厉，以党代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民：60年来严重缺失的一课
《中国改革》杂志社的黄钟认为，当下中国公众缺少对公权力的制约。社会发展的经济、科技成果不为公民所享有，而是反过来被政府用来监视、威胁、震慑公民。美国宪法把公民持枪的权利保留了下来，这个权利是对付政府的，使政府不能够在日常过程中对公民利益造成过分的伤害。在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之下，就很难造成统治者跟民众之间巨大的力量悬殊对比，这样就使政府不至于做得太离谱。宪章也好，还是权利法案也好，它都有规定公民造反的权利，抵抗的权利，可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公民权利。那么，军队、政府机构、财政、教育便都不受民众控制，民众甚至没有任何发言权，这种现实下国家的所谓强盛就很可能演变成民众的灾难。
曾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张显扬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是只要国家富强、不要国家民主，只要经济改革、不要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理论。中国应重新启动改革开放，顺着民众所希望的方向前进，需实现三个转变：政治上，从一党专政向宪政民主转变；经济上，从权贵资本主义经过法治资本主义向民主方向转变。与这两个转变相适应，社会本身从臣民社会或党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变。如果能实现这三个转变，中国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