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据9月8日出版的这期《瞭望》周刊披露，我国发生的社会性群体事件由1993年的0.87万起，上升到2006年的9万多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官民矛盾是怎样发生并激化成群体性事件的，有些什么教训应该汲取？最近，接连有地方主要领导就此发表了讲话，坦诚、中肯而严厉，其中对各级党政干部的告诫可谓语重心长。

云南省委举办全省正厅级领导干部和县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专题研讨班，认真总结和反思“孟连事件”，举一反三，探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新理念、新方法。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在研讨班上说，“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为“为老板服务”，这个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下许多问题的要害。

我理解的“为老板服务”有三种含义，李副书记在这里指的是第一种即为企业主（资本家）服务，在孟连事件中就是橡胶公司。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我在一个纪录片中看到，某地县委主要领导与台商联欢，那台商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对镜头叫喊道：“官场要权，商场要钱，权和钱紧相连！”这有历史原因，多年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地方长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对老板们许以种种优惠“政策”，乃至不惜枉法为之“保驾护航”。其中涉及强行低价圈地、强制拆迁、暗箱操作的企业改制，无不与当事群众生存性利益相关，不许讨价还价难免激起拼死抗争。这种“为老板服务”打的是为地方谋发展的旗号，日渐异化为官商利益一体：孟连事件中安排一老板的儿子为乡镇主要领导就是最典型的做法；县委书记的“坐骑”是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则是公权异化的象征；当干部暗中入股企业时他们的“为老板服务”也就是为自己服务了。

现有一种风气，就是把地方或部门、单位一把手叫“老板”，这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写实：在“一把手”权力恶性膨胀的地盘，那个地方确实就成了“家天下”，干部的升沉荣辱取决于主要领导的好恶。现在不少干部眼中心底只有“现管”———他们的“老板”，只要把官场的“老板”服务好了，就可望如愿以偿，至少不倒霉。李纪恒副书记说：“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住在城里，热衷于迎来送往……”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迎来送往，比“孝子贤孙”还恭顺，用得着多说吗？

第三种“为老板服务”，就是为大大小小的干部服务，因为在有的领导眼中，各级干部相对于老百姓而言都是“老板”，一个村支书的权势也不可小觑。这期《瞭望》周刊在《瓮安官场“怪”状》中说，被免职的县委书记王勤，在当地一些干部眼中是“好书记”，“兢兢业业”，“清廉”。原来他对当地干部确实很好，200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4亿元，但工资性刚性支出就达2.5亿元，“他把钱花在补足干部待遇”。至于学校、医院等公共建设，对不起，没钱！

以上三种“为老板服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地民众的苦乐不在掌握“服务”权的官员的视野范围；而“眼睛向上”说到底也是为自己的祸福着想，立足点还是个人或自己那个圈子的利益。公权变成了私权，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这样说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所谓总根源也就是宗旨问题。李副书记说那番话无非要各级干部牢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说法最迟在延安就有了，“老三篇”之一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一代早把“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等语录背得烂熟。大贪官比我们更会讲这些正确的话！这意思是说，对官员劝善是不大管用的。如果道德劝谕管用，我们也不必花纳税人那么多钱，送官员到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行政管理学院进修，只要把他们带到河南内乡县的旧官衙里背诵那些情理兼备的官箴对联就够了。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在还权于民。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8月31日在电话会议上说：“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利与权是不可分的，但权更根本。民众真正享有了选择官员的权利，官员就不敢忽视他们的存在，就要讨他们的“欢心”；民众真正享有财产权，官员就不可能拿他们的权益给老板做人情做交换筹码；民众真有了参与权和监督权，官员就不可能随意支配财政收入；总之，上述三种“为老板服务”就有可能得到有力的遏制，廉政、勤政与社会和谐才有可能实现。

以上说的可谓老生常谈，可是为什么还要长常呢？

也许，世界上再没有比恐惧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体验了。恐惧能够使人升华，在精神上走向崇高；也可以使人退缩，在精神上走向卑下；恐惧能够生发出拼搏的意志和力量，也可以使人走向沉沦和枯萎；恐惧感能够激发出卓越智慧、惊人勇气和超拔人格，也可以把人变成麻木的石头和猥琐的懦夫；恐惧，既包含着陌生、惊奇，也包含着痛苦、绝望。致命的恐惧，往往使人无所畏惧，构成生命的转折点。尽管痛苦、尽管挣扎、尽管毛骨悚然，然而，人无法现实地摆脱恐惧。

在世俗的层面上，对强权和暴力、对贪婪和阴谋、对歧视和残酷、对饥饿和贫困的恐惧；在终极的关注中，对生，对死，对爱，对分裂、有限、短暂，对一切未知和不可知的……恐惧，成就了理性和信仰，也成就了人和人类文明。

人类能够人为地制造无孔不入的社会性恐惧，也有能力通过制度创新摆脱这种恐惧。但是，后天的社会性恐惧能够摆脱，先天的本体性恐惧却无法完全摆脱。恐怖的独裁社会可以被免于恐怖的自由社会代替，但生命的衰老、灵魂的孤寂和痛苦却无法替代。

科学再发达、财富再增加、社会再完善，人的本体性恐惧和痛苦也无法摆脱。故而，人需要精神家园，也就需要宗教和上帝！如果人类真有一天摆脱了恐惧，那么人也许就变成了另一种生物；如果一个民族缺乏恐惧感，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具有抗争精神；如果一个人没有恐惧，那他就会裹足不前。恐惧为生命的迸发提供动力和契机。它要求人抛弃一切等待和左顾右盼，去孤注一掷、去冒险、去将全部生命的活力调动起来。

冒险是人类成就一切伟大事业的内在本能，而冒险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反应，既伴有惊奇，也必然伴有恐惧。毋宁说，惊奇往往就在恐惧之中，热爱冒险就是热爱恐惧。恐惧是邪恶的——当你屈从于恐惧之时；恐惧也是神奇的——当你不是逃避而是直面并决意战胜恐惧之时，生命的内在张力就会达到最大值，引导生命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历险生活。对未知的未来和必死的结局的正视，将使人更积极地抓住今天和从过去汲取营养。

如果没有人对恐惧的本能狂爱，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野心勃勃的刽子手麦克白每分每秒都在忍受恐惧煎熬的场面，就不会直到今天还震撼人心。在那个平静的夜晚，半夜的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的紧张达到了最高度；如果没有恐惧，奥尼尔笔下的那个杀人如麻的琼斯皇被恐惧逼入绝境的场面，也不会产生巨大的舞台感染力。有有形的恐惧，也有无形的恐惧；有对外在威逼的恐惧，也有对内在自我的恐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恐惧的无法逃避恰好说明了恐惧是人的本能性反应，是人与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本方式之一。安稳的现实生活，需要冒险的刺激来摆脱空虚无聊，以至于没有危险也要人为地制造危险。

不仅邪恶令人恐惧，即便是爱也令人恐惧。爱能造就一切，也能毁灭一切。假如你真爱一个人，你对他(她)的情感中一定伴有恐惧。母子之间、情人之间、夫妇之间，通过爱的方式而进行的残酷搏斗，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这种搏斗往往是最折磨人的，甚至亲人的一个表情都会有毛骨悚然的威慑效果。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对父亲的恐惧心理。一般人想来，这种恐惧应该是对生命的压抑和扼杀，但这种父子之间的心理搏斗却成就了一位创造力非凡的作家。

敬仰，几乎是以恐惧为情感基础的，“敬畏感”便是对这种情感的准确表达。当人们站在肃穆的教堂中，面对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向往着上帝的天堂之时，难道那受难的鲜血不使人全身颤抖吗?难道毫无保留的忏悔不需要克服自我恐惧吗?上帝的仁慈、博爱、拯救决不是无条件的，被拯救者的心理恐惧是得到拯救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形而上的信仰始于形而下的恐惧。

在恐惧中，人的心理开始倾斜，人的生命开始了剧烈的运动，绷得紧紧的神经之弦，随时可能断裂。因此，伴随着对恐惧的热爱而来的，是一种相反的情绪体验：摆脱或克服恐惧。一旦现实的克服不可能，从人自身的生命中便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想象的思辨的超现实、超时空的性质，为人在恐惧中获得心理上的平衡、精神上的自慰提供了最佳机能。于是，就有了与“理念”相伴随的“天堂”。有多少种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有多少种“乌托邦”。

大凡形而上学都要在为宇宙规定一个本源之时，为人类寻找到一个最终的归宿，因为，宇宙的统一性在逻辑上要求有社会的统一性与之对应。所以，形而上学在宇宙观上、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必然导致社会历史观上的乌托邦主义。它使人获得了一种虚幻的而又是必要的心理补偿。既然现实的人生总是分裂的、有限的、短暂的、痛苦的、残酷的，既然上帝创造人就是制造苦难的现世和幸福的来世，既然我们根本无法摆脱人在现实中的悲剧性宿命，那么就让我们在精神上去超越吧，在幻想中去认识、领悟和把握那个主宰万物的实体吧。领悟了统一就超越了分裂，领悟了无限与永恒就超越了有限和短暂，领悟了上帝就超越了现实和人自身，进入了“天堂”。当人与宇宙(时空)融为一体之时，所有的痛苦和恐惧都会消失。在这时，人是平静的、飘然的、幸福的，就像庄子哲学中的处子真人，更像那些历遭劫难而得到神之启示的宗教先知。相信那条简陋方舟吧，洪水定要退去，而绿色的橄榄枝，一定会出现在阳光普照之中。

然而，如果一个人相信凭借自己的虔信最终能够达到人身合一的境界，那么这样的信徒仍然是狂妄的。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永远不会填平，无论信神多久，也无论信的多虔诚，人也无法摆脱原罪，忏悔与赎罪是信徒得意取悦神的主要方式。

神在天上，人在地下，这才是宗教信仰中的神与人的关系。无论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这种关系。仰望是信仰的唯一姿态，而平视是信仰的坟墓。

无论人神合一的时刻在精神上能够重复多少次，但在现实中却只有一次——死亡。基督教的教义说，当一个人躺在坟墓中的时候，他才走完了人世间的苦难历程；当一个人安详地闭上双目、停止呼吸之时，他才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聆听着来自天堂的呼唤。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解脱很类似自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悬梁自尽与在解释不了人的悲剧时的虚构，具有相同的性质。形而上学是精神上的自杀，是无肉体痛苦的消失。

人啊，对你相信和崇拜的东西一定要备加小心。而我更欣赏虚幻信仰崩溃后的绝处逢生，欣赏那种面对废墟的乐观抗争。

2008年9月13日于北京家中

三鹿集团著名的三鹿奶粉，享有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免检产品”等诸多殊荣，自9月11日起突然改变命运，媒体证实：2008年3月以来，甘肃、江苏等消费者反映及卫生部门证实，一些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6月中旬以后，三鹿集团又陆续接到婴幼儿患肾结石等病状去医院治疗的信息。三鹿集团经过多层次、多批次的检验，在8月初查出了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物质，但一直对外封锁消息，也未采取召回出事。直到9月11日甘肃等地医院证实三鹿奶粉是制造”肾结石宝宝”的祸首后，”纸里包不住火”，三鹿集团才出面说明。卫生部12日晚间发表官方意见，受污染奶粉致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事实初步认定。截止9月12日，各地向卫生部报告泌尿系统结石病患儿432例。

“肾结石宝宝”的发病初期为发烧、发热、精神不佳；便干、少尿、无尿；临床表现为呕吐、发烧、肚子鼓如皮球、无法导尿。

目前，全国至少十多个省市出现大量”肾结石婴儿”，婴儿食用这个含有”三聚氰胺”化学成分的奶粉，严重者可导致小便障碍致肾衰竭死亡。

三鹿问题奶粉，是最便宜的18块钱一袋的婴儿奶粉。舆论认为这是三鹿为了占领农村奶粉市场这块最后的肥肉采取了低价倾销战略，但是卖这18块钱一袋的奶粉却连本钱都不够，怀疑三鹿为了节省成本，在奶粉中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这高科技产品，导致中毒事件发生。

可事件发生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月12日第一时间对外宣称出这样一个难以信服的结论：”由于不法奶农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将全部责任推给”不法奶农”，是否站得住脚？9月13日南方都市报评论称，这仅仅是三鹿公司单方面结论。退一万步讲，即便假设其成立，为何三鹿公司在收购环节未曾有丝毫发觉？而三聚氰胺能通过三鹿公司自称的1100多道检测程序，生产环节怎么会毫无干系？国家权威结论尚未形成，三鹿公司却抬出”挡箭牌”，再加上此前的有意瞒混，大有转移问题焦点的嫌疑。

9月13日清晨，财经网的记者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西南的鹿泉市铜冶镇三鹿集团奶源基地查证，奶农老李对于三鹿集团品牌管理部部长苏长生指”奶粉中存在三聚氰胺是由于不法奶农向奶粉的原料产品鲜牛奶中掺入了三聚氰胺”的说法表示愤慨和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往奶里加过东西。都在专门的挤奶厅挤奶，有公司的人在场，我们把牛赶过去，挤完了就走。”记者也现场观看了挤奶的过程，整个”挤”的过程由机械自动完成。在挤奶过程中，奶农只与奶牛接触，并无机会接触鲜奶。

三鹿集团是国产奶粉的”龙头”，奶粉产销量已连续11年排名全国第一，而婴幼儿配方奶粉正是集团的主打品种，在内地农村及城镇颇有口碑，尤其以低廉价格受到农村消费者喜爱。2007年集团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人民币。可以在”毒奶粉”事件后，三鹿的公关公司并无道歉和调查、检讨，却是企图借助百度网屏蔽负面新闻，企图以虚假的态度混淆舆论，但被百度拒绝。

9月12日，天涯社区题为《三鹿集团公关解决方案建议》的一篇帖子掀起轩然大波，该帖子披露了1个月前三鹿”公关人员”处理此次危机的建议，文中曾提到”建议三鹿花300万广告费让百度屏蔽负面”等。9月13日下午，百度媒介传播部声明透露有此事，但百度拒绝：9月9日晚，三鹿的代理公关公司致电百度大客户部希望能协助屏蔽最近三鹿的负面新闻，由于该提议违反公司规定以及百度一贯坚持的信息公正、透明原则，大客户部在第一时间严词拒绝了该提议。9月12日，该公关公司再次致电希望能屏蔽三鹿的负面新闻，再次被大客户部予以否决。而依照常规，类似事件无需通报公司其他部门，因而早期在百度大客户部也只有少数同事知道该公关公司跟百度有过接触，并遭到多次拒绝。百度”作为中国互联网新媒体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为全体网民提供最便捷公正的信息获取方式是我们一贯信仰的最高使命，百度有理由为在三鹿事件中坚持公正客观的新闻原则而感到骄傲。百度也再次庄重承诺，在一切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百度将一如既往的严格恪守新媒体更全面、客观、及时的信息沟通责任。”

三鹿遭到百度拒绝后，却仍然推卸责任以求得自保，事实上这是用尽一切手段而漠视人命。奶粉出事后，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亦决定”封口”。9月12日，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我刚跟卫生部、省里的、市里的领导汇报了相关的情况。今天领导决定，关于这个事情的最新情况，先不由我向外界通报，在适当的时刻一定会给大家进行解释。”但她在记者的追问下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也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

三鹿事件爆出，我们不能不心痛地看到，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安全地吃进肚子里？

据南方周末记者初步调查，今年上半年，全国至少有8个地方的医院分别收治了少则3例、多则20例的肾结石婴儿；江苏某医院医生认为婴儿结石病呈暴发之势。而在这些不幸的病例背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三鹿奶粉。然而在接报和投诉之后，无论是监测机构还是三鹿自检，都给出了奶粉合格的检测报告。逐渐浮现的证据证明，就在家长们普遍怀疑却被敷衍的同时，三鹿已经知道奶粉有问题。

早在今年3月中旬，三鹿公司就接到消费者反映，有婴儿吃了婴幼儿奶粉后，竟然表现出肾结石症状。而据财经网消息，三鹿的销售代表在6月份就明确获悉奶粉被污染，然而并未采取公开的挽救措施，仍然如常出售，高达700吨。再据三鹿公司的说法，在8月1日就知道原奶中被加入了三聚氰胺。然而，所有这些信息并没有在当时公布，一再延误。对此中隐瞒的缘由，三鹿公司拒绝回应。

目前，暂且不管三鹿奶粉中三聚氰胺这个”毒”是谁投的，该产品有此成份就无法推卸责任。

我们还记得去年发生的中国出口宠物食品污染导致美国宠物死亡事件吗？2007年上半年，美国发生多起宠物猫、狗中毒死亡事件。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从江苏和山东两家公司出口美国的部分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成分，并初步认为宠物食品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导致猫、狗中毒死亡的原因。三聚氰胺这个有毒成分出现在宠物食品中，引起美国人恐慌，可并没有引起我国的有关政府质量管理部门的重视，导致悲剧一再发生。前车之鉴，却最后成了南辕北辙，岂不千错万错？

早在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奶粉”事发不久，有关媒体公佈阜阳市45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大头娃娃”事件，共有229名婴儿受害，当中12人死亡。”大头娃娃”之名是因婴儿食用这些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出现头脸浮肿、四肢瘦小的症状。此事对三鹿集团打击颇深，产品曾遭全国封杀。此后，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澄清上述情况为阜阳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失误所致。随后，三鹿再度获得”荣耀”：2009年6月25日上午10点，三鹿集团在北京航天城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举行联合新闻发佈会，宣布”三鹿”成为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乳饮料及乳粉”的唯一合作伙伴，全国唯一”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

如果说，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祸起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那么，三鹿提供给航天员的奶粉，是否也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呢？假如中国航天员不幸成为”肾结石航天员”，三鹿集团又该如何应对？”大头娃娃”事件过后，只顾”公关”撤销黑名单的三鹿集团，反思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吗？为什么”毒奶粉”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卷土重来”？

面对中国官场的严重腐败、官僚们热衷于渎职枉法谋取个人利益而置民众权益和社会正义于不顾、导致司法秩序混乱的社会现实，有一位活跃在中国淮北地区的民间维权义士，专门替被官僚们徇私枉法所侵害的普通百姓们出头，向腐败的官场发出振聋发聩的正义呐喊，他令贪赃枉法的官僚们伤透脑筋，虽然对他百般刁难阻挠，但都无法让他屈服，恶劣的环境就象一块磨刀石，没有让他变得圆滑、沉沦，而是让他越来越倔强和锋利，他名叫王西乐，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目光敏锐，谈锋甚健。

最早得悉王西乐的事迹，是听宿州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育家黄老师讲述的。黄老说，王西乐是一位非常富有正义感的民间“律师”，专门替那些受到冤屈、又家境贫困的人代理诉讼，不收一分钱，却一丝不苟地为每件案子奔走和呼吁，甚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令人感动。听了黄老的介绍，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拜访王先生的欲望。

前不久，我经过黄老师的引见，在王西乐的家中见到了这位在宿州等淮北地区享誉民间维权领域的义士。

王西乐的家是一座混凝土小楼，位于宿州市西关红庙八巷1号，这是一片旧民居，巷道弯曲，街面凌乱，黄老师领着我从小巷进入，七拐八拐，绕过许多泥泞的路面、街坊们搭晒衣物的绳子和竹竿、叫卖小吃的摊担，来到一座没有经过装修，露着水泥特有的青幽之色的小楼前。黄老指着这座小楼说：

“这就是王西乐的家。”

从明显是因陋就简的大门、窗户、外墙和门口堆放着的陈旧物件可看出，这座小楼的建造，定是这户人家已经倾其所有，门口和院中，空空荡荡。

折进小院，从狭窄的楼梯攀到二楼，进入王家的客厅，依然是空空荡荡。这间客厅有一只单人沙发，沙发上有几处小破洞，里面的弹簧七长八短地支楞着，沙发的表面于是就象丘陵一样凹凸不平。但这只沙发无疑是这间屋子里最好的一个坐位。与王西乐和屋中的另外两个中年人握手寒暄之后，他执意让我坐在这只沙发上。推辞不过，我慢慢地挨近沙发坐下，黄老师则蜷坐在旁边的一只小木凳儿上。

我的对面摆着一张简易的，露出粗糙木纹的旧木桌，上面放了一只大白粗瓷碗，里面盛着半碗水。桌子的旁边摆了一条约有四指宽、半米多高的长木凳儿，我想，坐在那上面的人，臀部是需要有些功夫的。

王西乐见我们都坐下了，就在这条长凳上骑坐下来，右脚支在地面，左脚则从拖鞋中退出，在凳子面上支起来，他把左胳膊从披着的上衣中伸出，舒舒服服地搭在左膝盖上。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简单自我介绍之后，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对中国的司法黑暗大加挞伐，激动地讲述他的经历，但由于他夹杂着河南口音的宿县地方话，我听起来颇为吃力。

同时在座的的两位中年人显然也是在请求王西乐帮忙打官司，王告诉他们得等着，不用急，然后就让他们先走了。我和王西乐谈了一些对当前社会的基本看法，对于司法腐败，他认为这是检查制度不合理直接导致的，这是司法腐败的一个关键。而他认为，制度性腐败是我们目前无能为力的，而促进检查制度的改革，民间能够大有作为。如果民间把精力放在改革制度的远期目标上，可能会起不到好的效果。我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之后，他自信地说：

“检查系统可以只对中央负责，人财业务都不受地方领导和制约，这样就能够很快改变现司法混乱的现状。”

我们正在交谈时，有三位农民模样的人走进屋来，向王西乐询问案情。打问之下了解到，这三位农民曾经是宿州地区的农技员，现在是112名宿州地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业技术员的代表，就相关待遇问题来找王西乐想办法的。他们的问题本该前些年就可以解决，但是当年政府用来解决他们这一批农业技术员的指标被全部挪用顶替，许多地方领导干部的子女用这些指标解决了工作，结果他们这些干了十多年的农业技术员就被一纸解聘的文书打发回了家，这件事情就从九十年代一直被拖到了现在，打官司无人受理，找省市部门无人过问，今年五月初，他们三位代表韩志明、林元辉、窦新德还被当地东关派出所非法拘押了12小时，遭到了搜身、挨冻、不给水喝、不让小便等多项虐待。走投无路的农业技术员们最后经别人介绍，找到了王西乐，王西乐一口应承下来，不收一分钱代理费，替他们写状子，分别向市、省、国务院、人大和国家领导人投递控诉新风，并且在状中声明，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就要去省会、去北京游行示威，打着横幅要求公道。

王西乐以前为了百姓的冤屈，曾经多次下北京，上合肥，也曾经被送回本地，被多次警告。今年以来，从安徽高院到地方法院，所有王西乐代理的诉讼案件，当事人都被警告，不准让王代理诉讼，否则不予受理。但王西乐并不担心这些，他以一个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多次与法院交涉，继续代理了多起诉讼案件。最近，他又就宿州的一起拆迁征地案起诉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在这起征地案中越权审批，造成许多强行拆迁事件发生。

王西乐曾经代理的案件遍及安徽淮北地区，向南方曾经在黄山数县区代理案件，并把许多法官告上法庭，或是控诉到安徽省和中央。也曾经到上海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赔偿案，他的代理诉讼、维护民众权益的脚步目前还是不断地延伸扩展，他表示，只要司法的不公存在，司法领域的暗箱操作存在，他维权的脚步就不会停止，为此，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绝不回头，听他这样说，我不禁肃然起敬，在古代，他应该就是那传奇式的侠客吧，而今天，他这种被人称为古怪的行为，恰恰是净化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制进步，就是在这些看使偏激古怪的人的推动下，一点点进步的，比如那些钉子户、那些自焚者、那些跳楼讨薪者、那些撰写文章揭露黑暗的自由学者们……

王西乐出生于1949年5月2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19岁的时候到陕西铜川的东风煤矿（李家滩煤矿）当合同工，因为合同被无理解除，而走上了漫漫维权路，他和其他地方的民间维权英雄一样，也是因为个人的维权的艰难，推己及人，发现了民众的冤苦，才萌生了为更多的人维权、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个公民的责任的念头。那时，被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他自己开小煤矿谋生，结果被强行关闭，一怒之下，他把关闭他的煤矿告到了煤炭部和公安部，之后，他又因为出售小煤矿产生合同纠纷，把状子告到了国家信访局。十年前他孑然一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宿州，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他却走上了一条专门替人写状子、打官司的路。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代理过多少案子，但是他只知道，司法的黑暗越来越严重，而受到冤屈的人越来越多。对此，他面露悲伤之情。

当我问他生活情况时，他告诉我，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只要有几个馍，一碟酱豆，一碗稀饭，就能过去，他现在是这里的低保户，每个月政府给2百多块救济，妻子在市八中门口卖陕西的肉夹馍，每天能赚几个饼回来给一家人充饥。他有一个儿子，因为患脊椎炎，不能做重活，偶尔去拾垃圾卖、拾柴禾帮贴家用，一个女儿4年前发疯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留下一个外孙给归他抚养，女婿前年到合肥打工，被人用刀捅伤，几成废人，不能指望。

王西乐对这样的生活状况并不悲伤，他说，他也经常去拾垃圾，有时候拾回些衣服、皮鞋，他穿，儿子穿，儿媳也穿，他提起自己的儿媳，感觉非常满意，说她勤快，能干，现在在一家小餐馆里打工，经常会带回些剩菜剩饭，这样一家人的吃用也还过得去。他的这种乐观，令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伤，看着他达观而坚定的眼神，我暗暗惭愧不已。

我不禁问他，家人对他这样的选择，有意见吗？他神情有些黯然，但依然很坚定，妻子反对，但妻子毕竟知道这是他的爱好，是他的乐趣所在，不忍过分地阻止，至于孩子们，都很孝敬，听话。这个艰苦的、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家庭，却是一个为社会付出最多的家庭，是一个支撑社会正义大梁立柱，我真不知道，那些廉价甚至是拣来的食物和衣物，是怎样产生如此强大力量的，而他的维权之路，又能走多远！

我第二次去见王西乐时，他正在与一位因为被强行拆迁，上诉无门的饶女士交谈。这位女士是宿州甬桥区农民，她家的宅基地200多平米被强行拆迁，强拆那天，执法人员把陪伴他家多年的狗打成肉饼，吓得他们夫妻二人急忙从家中跑出，于是他们的房屋、养了19头猪的猪圈眨眼功夫就被夷为平地，那19头猪也被强行牵走，因为没了养猪的地方，他们也无法再要回自己的猪，这些猪至今下落不明。此案一审在甬桥区法院判决饶女士败诉，而上诉时法院声明不允许王西乐代理此案，为此，王西乐写了《给总书记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就宿州市甬桥区法院不允许他出庭代理此案的理由是中级法院下文不许可一事说：“能为两审法院所全力排除，草民深感活的有人生意义。”他特意把这句话重重地念给我听。他在信中又说：“草民认为：总书记原籍是皖，而王胜俊院长的故乡也是宿州，应促建成举国一流的‘共产党’的‘人民法院’。”

为了表达他的坚定决心，他在信中还说：“草民虽系残年六十，已学法近三十年，所代理的案件遍及省市区，愿为‘群众监督法院’‘现代新模式尝试’不惜余生。”他在信中提出要求：“开设‘临时公民无偿代理许可’及‘临时采访许可’……”否则“草民自将‘许可’退回而愧效国家。”暗示他将不惜生命代价来维持和挽救社会正义。

为了达到伸张正义的目的，他多次要求游行示威均被阻止。他的游行示威要求从市、区一直递交到省上，8月30日，他收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他对安徽省公安厅拒绝他游行示威请求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皖复决字[2008]16号），当然，游行依然是不被许可的。

王西乐说，如果他的要求不被允许，他就骑上自己的三轮车，脖子是挂一个写着“义务法律援助”的牌子，到法院门口去守着。在谈话中，他多次表示，国家需要正义，社会需要正义，民众更需要正义，而这个国家和社会，不能给民众正义，他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残生，但他又多次表示，他很怀念毛泽东时代，他甚至依然亲切地叫毛泽东为毛主席，虽然我对此深不以为然，但我非常理解他的这种情怀。他说，他是在那个年代被教育出来的，他的奉献精神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他不能忘记那个时代。我知道，他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也是从那种对领袖的崇拜中转化而来，这是可喜的一点，他不再去迷信国家，政党和权力，而是把那种忠诚转移到了人民的身上，其实他早已不再信奉毛主义，只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清楚这一点，他对社会正义的执着，是他所怀念的那个时代所绝对不允许的，而他所代理的大部分拆迁案件中他对公民私产和物权的主张，更是那个时代所不可能有的。

他已经走出了那个时代，他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并且成为这个社会的脊梁，成为社会法制进步的一种动力源泉，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正是这些具有一些偏激情绪和执着性格的人，因为他们对正义、公平、自由和民主的超出常人的坚定信奉，才使更多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公正。

不太看漫画，尤其不爱看近年中国漫画家的漫画。<<大洋时报>>有个漫话、漫画专栏， 每期会刊登一些国内漫画家的作品和有关漫画的文章， 上面不乏有中国目前尚在的顶极漫画高手， 还有不少小有名气的中青年漫画家， 纵观这些漫画作品， 给人的感觉是： 正是中国的漫画家毁了中国的漫画！

近期看了一幅漫画家郑化改的作品， 题目为 “第一时间”， 表现人民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以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救助灾民， 画的左面写 “人民利益” 四个大字， 中上方飘着八一军旗， 加一颗五角星， 右有一群作飞行状的军人， 其中有一军官模样指挥大家朝前冲。整幅画技巧， 画法， 立意都不是今天思考的话题， 能让我们思考的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也是漫画？

别人怎么理解不重要， 郑化改自已为这幅漫画解释到 “正在冲锋的解放军官兵们由一个巨大的、半隐形中国共产党党徽衬托， 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听党的指挥， 服务人民， 英勇善战的特点在此画中得到诠释。”

漫画一词来源于意大利文caricare， 义为夸张， 后演变为具有讽刺、滑稽意味， 通过夸张、比喻、象征等手法， 以展现幽然、风趣、诙谐的艺术效果， 漫画与其他绘画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具有强烈的讽刺、批评和批判的属性， 是一门视觉逆向思维艺术， 有辣椒， 墙薇， 仙人掌美誉， 换句话说， 漫画独有特征不具备歌颂、赞扬的功能， 更不具备 “马屁” 功用。

显然， 郑化改的 “第一时间”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漫画， 更适合作为宣传部门， 或挡次更低一些的浮浅、粗糙、应时的宣传品， 属生产队帖墙纸层次。汶川地震中解放军作了许多卓越有效的工作， 值得赞扬， 不过说好话的人和部门实在太多了， 根本轮不到你漫画家， 因为你不具备这种功用， 就像医生不必去开挖土机救人一样。汶川地震中值得关注的漫画题材还是很多的， 例如： 倒掉的小学和坚固的政府大楼； 学生的自救和逃跑的老师； 先救别人去吧的杨柳同学和在废墟中大叫的我是张书记； 十一岁哥哥背着妹妹七小时徒步二十三公里走出灾区， 和同样的路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反映部队用了整整二十一个小时； 以及一架失事的直升机在这么小范围内， 十万人尽化了十一天才找到这种国际级玩笑， 整个营救过程被西方媒体形容是 “混乱的”， 不完美的， 人民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很多， 连温家也发了火， “是人民在养活你们， 你们自已看着办！”

稍有一些社会责任性的人是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 漫画家应比普通人更有敏感度， 更有责任心， 更爱憎分明， 更疾恶如仇， 漫画家一味看着领导的脸色， 天天揣度上级的精神， 那么你的作品除了是一堆附合主旋律的 “拉圾” 还能是什么！ 漫画原是人们 “喜闻乐见”的艺术， 被现在漫画家们搞成了 “闻喜乐不见”的东西， 这一点， 中国的漫画家们是有责任的。

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打断了， 漫画家也不例外， 漫画界是重灾区， 现在即便有些人自称骨头巳经长好长硬， 扬眉吐气了， 可还是落下了睡石膏床的坏习惯， 只能在固定的模式里过日子， 漫画家们再也创作不出张乐平<<三毛流浪记>>这种怦击社会制度、揭露人间冷暖的好作品， 当然大家都知道制度的原因之外， 主要是漫画家们在利益和责任面前自动选了利益， 成了庞大的马屁一族， 吃香喝辣， 浪得了漫画家的虚名。

最近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有许多有关中国奥运的漫画， 其中Mark Knight二幅画颇有意思， 画中主角是新总理洛克文， ′此兄中国通， 国语说得比胡锦涛还好， 中国人都蛮喜欢他的， 对中国也友好， 有人还怀疑他是 “澳奸”。一幅画他露着胸毛， 挂着北京奥运金牌， 非常得意； 另一幅画他听说一块金牌的代价是一千六百万澳元， 他立刻被金牌的重量压下了头， 压塌了腰。有一个感觉， 西方漫画家对政客从不手软。

漫画源自于西方， 西方漫画家的社会角色也十分独特， 他们永远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天生的反对党， 这不是一群没脑歹徒， 也不是见利忘义的乌合之众， 他们千方百计找政府的毛病， 政治、经济、道德， 环境、民生、一概不放过， 无病小骂， 小病大骂， 大病痛骂。一个政治上发育的比较正常的政府是不敢小看这些漫画家的， 除了敬而远之外， 还真要把它当回事， 西方社会从来没有人会认为漫画家群体是麻烦制造者。美国著名政治漫画家达里尔。卡格尔几乎把所有的美国政策、美国总统， 包括美国祖宗三代都嘲弄过了， 百姓没有把他视为敌人， 他们乐得坐壁上观， 但上层社会见他如撞鬼， 就怕被他逮到拿来开涮。可见西方专栏漫画家影响力极大， 并始终占有一个难得的话语权和舆论制高点。

漫画家的空间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开恩特许的， 也不是哪部宪法为之网开一面的， 是自己争取来的。 西方漫画家始终记住了自己是个漫画家， 记住了责任， 而中国漫画家只记得了利盖， 只学会迎合， 社会效果当然不一样。 郑化改这类作家在中国甚多， 马屁作品更多， 基本反映了目前中国漫画界的精神状况， 是艺术界的另类 “腐败”， 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的漫画和中国相声非常相象， 功能一样， 形式不同， 赞歌般、史诗般、口号般、社论般的相声除了演员自已在台上假笑之外， 无人会笑， 所以把相声弄得半死不活以后， 相声演员毫不内疚、嘻皮笑脸改演小品了。相对相声演员， 中国的漫画家绝对好不到那里去， 中国的漫画还是漫画吗？ 缺乏社会责任的漫画家真得没考虑改行做做别的？

今天的中国， 漫画家不可怜， 可怜的是继续养活这些漫画家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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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时间能疗治心灵的伤痛，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