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官场的严重腐败、官僚们热衷于渎职枉法谋取个人利益而置民众权益和社会正义于不顾、导致司法秩序混乱的社会现实，有一位活跃在中国淮北地区的民间维权义士，专门替被官僚们徇私枉法所侵害的普通百姓们出头，向腐败的官场发出振聋发聩的正义呐喊，他令贪赃枉法的官僚们伤透脑筋，虽然对他百般刁难阻挠，但都无法让他屈服，恶劣的环境就象一块磨刀石，没有让他变得圆滑、沉沦，而是让他越来越倔强和锋利，他名叫王西乐，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目光敏锐，谈锋甚健。
最早得悉王西乐的事迹，是听宿州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育家黄老师讲述的。黄老说，王西乐是一位非常富有正义感的民间“律师”，专门替那些受到冤屈、又家境贫困的人代理诉讼，不收一分钱，却一丝不苟地为每件案子奔走和呼吁，甚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令人感动。听了黄老的介绍，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拜访王先生的欲望。
前不久，我经过黄老师的引见，在王西乐的家中见到了这位在宿州等淮北地区享誉民间维权领域的义士。
王西乐的家是一座混凝土小楼，位于宿州市西关红庙八巷1号，这是一片旧民居，巷道弯曲，街面凌乱，黄老师领着我从小巷进入，七拐八拐，绕过许多泥泞的路面、街坊们搭晒衣物的绳子和竹竿、叫卖小吃的摊担，来到一座没有经过装修，露着水泥特有的青幽之色的小楼前。黄老指着这座小楼说：
“这就是王西乐的家。”
从明显是因陋就简的大门、窗户、外墙和门口堆放着的陈旧物件可看出，这座小楼的建造，定是这户人家已经倾其所有，门口和院中，空空荡荡。
折进小院，从狭窄的楼梯攀到二楼，进入王家的客厅，依然是空空荡荡。这间客厅有一只单人沙发，沙发上有几处小破洞，里面的弹簧七长八短地支楞着，沙发的表面于是就象丘陵一样凹凸不平。但这只沙发无疑是这间屋子里最好的一个坐位。与王西乐和屋中的另外两个中年人握手寒暄之后，他执意让我坐在这只沙发上。推辞不过，我慢慢地挨近沙发坐下，黄老师则蜷坐在旁边的一只小木凳儿上。
我的对面摆着一张简易的，露出粗糙木纹的旧木桌，上面放了一只大白粗瓷碗，里面盛着半碗水。桌子的旁边摆了一条约有四指宽、半米多高的长木凳儿，我想，坐在那上面的人，臀部是需要有些功夫的。
王西乐见我们都坐下了，就在这条长凳上骑坐下来，右脚支在地面，左脚则从拖鞋中退出，在凳子面上支起来，他把左胳膊从披着的上衣中伸出，舒舒服服地搭在左膝盖上。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简单自我介绍之后，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对中国的司法黑暗大加挞伐，激动地讲述他的经历，但由于他夹杂着河南口音的宿县地方话，我听起来颇为吃力。
同时在座的的两位中年人显然也是在请求王西乐帮忙打官司，王告诉他们得等着，不用急，然后就让他们先走了。我和王西乐谈了一些对当前社会的基本看法，对于司法腐败，他认为这是检查制度不合理直接导致的，这是司法腐败的一个关键。而他认为，制度性腐败是我们目前无能为力的，而促进检查制度的改革，民间能够大有作为。如果民间把精力放在改革制度的远期目标上，可能会起不到好的效果。我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之后，他自信地说：
“检查系统可以只对中央负责，人财业务都不受地方领导和制约，这样就能够很快改变现司法混乱的现状。”
我们正在交谈时，有三位农民模样的人走进屋来，向王西乐询问案情。打问之下了解到，这三位农民曾经是宿州地区的农技员，现在是112名宿州地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业技术员的代表，就相关待遇问题来找王西乐想办法的。他们的问题本该前些年就可以解决，但是当年政府用来解决他们这一批农业技术员的指标被全部挪用顶替，许多地方领导干部的子女用这些指标解决了工作，结果他们这些干了十多年的农业技术员就被一纸解聘的文书打发回了家，这件事情就从九十年代一直被拖到了现在，打官司无人受理，找省市部门无人过问，今年五月初，他们三位代表韩志明、林元辉、窦新德还被当地东关派出所非法拘押了12小时，遭到了搜身、挨冻、不给水喝、不让小便等多项虐待。走投无路的农业技术员们最后经别人介绍，找到了王西乐，王西乐一口应承下来，不收一分钱代理费，替他们写状子，分别向市、省、国务院、人大和国家领导人投递控诉新风，并且在状中声明，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就要去省会、去北京游行示威，打着横幅要求公道。
王西乐以前为了百姓的冤屈，曾经多次下北京，上合肥，也曾经被送回本地，被多次警告。今年以来，从安徽高院到地方法院，所有王西乐代理的诉讼案件，当事人都被警告，不准让王代理诉讼，否则不予受理。但王西乐并不担心这些，他以一个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多次与法院交涉，继续代理了多起诉讼案件。最近，他又就宿州的一起拆迁征地案起诉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在这起征地案中越权审批，造成许多强行拆迁事件发生。
王西乐曾经代理的案件遍及安徽淮北地区，向南方曾经在黄山数县区代理案件，并把许多法官告上法庭，或是控诉到安徽省和中央。也曾经到上海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赔偿案，他的代理诉讼、维护民众权益的脚步目前还是不断地延伸扩展，他表示，只要司法的不公存在，司法领域的暗箱操作存在，他维权的脚步就不会停止，为此，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绝不回头，听他这样说，我不禁肃然起敬，在古代，他应该就是那传奇式的侠客吧，而今天，他这种被人称为古怪的行为，恰恰是净化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制进步，就是在这些看使偏激古怪的人的推动下，一点点进步的，比如那些钉子户、那些自焚者、那些跳楼讨薪者、那些撰写文章揭露黑暗的自由学者们……
王西乐出生于1949年5月2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19岁的时候到陕西铜川的东风煤矿（李家滩煤矿）当合同工，因为合同被无理解除，而走上了漫漫维权路，他和其他地方的民间维权英雄一样，也是因为个人的维权的艰难，推己及人，发现了民众的冤苦，才萌生了为更多的人维权、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个公民的责任的念头。那时，被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他自己开小煤矿谋生，结果被强行关闭，一怒之下，他把关闭他的煤矿告到了煤炭部和公安部，之后，他又因为出售小煤矿产生合同纠纷，把状子告到了国家信访局。十年前他孑然一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宿州，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他却走上了一条专门替人写状子、打官司的路。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代理过多少案子，但是他只知道，司法的黑暗越来越严重，而受到冤屈的人越来越多。对此，他面露悲伤之情。
当我问他生活情况时，他告诉我，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只要有几个馍，一碟酱豆，一碗稀饭，就能过去，他现在是这里的低保户，每个月政府给2百多块救济，妻子在市八中门口卖陕西的肉夹馍，每天能赚几个饼回来给一家人充饥。他有一个儿子，因为患脊椎炎，不能做重活，偶尔去拾垃圾卖、拾柴禾帮贴家用，一个女儿4年前发疯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留下一个外孙给归他抚养，女婿前年到合肥打工，被人用刀捅伤，几成废人，不能指望。
王西乐对这样的生活状况并不悲伤，他说，他也经常去拾垃圾，有时候拾回些衣服、皮鞋，他穿，儿子穿，儿媳也穿，他提起自己的儿媳，感觉非常满意，说她勤快，能干，现在在一家小餐馆里打工，经常会带回些剩菜剩饭，这样一家人的吃用也还过得去。他的这种乐观，令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伤，看着他达观而坚定的眼神，我暗暗惭愧不已。
我不禁问他，家人对他这样的选择，有意见吗？他神情有些黯然，但依然很坚定，妻子反对，但妻子毕竟知道这是他的爱好，是他的乐趣所在，不忍过分地阻止，至于孩子们，都很孝敬，听话。这个艰苦的、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家庭，却是一个为社会付出最多的家庭，是一个支撑社会正义大梁立柱，我真不知道，那些廉价甚至是拣来的食物和衣物，是怎样产生如此强大力量的，而他的维权之路，又能走多远！
我第二次去见王西乐时，他正在与一位因为被强行拆迁，上诉无门的饶女士交谈。这位女士是宿州甬桥区农民，她家的宅基地200多平米被强行拆迁，强拆那天，执法人员把陪伴他家多年的狗打成肉饼，吓得他们夫妻二人急忙从家中跑出，于是他们的房屋、养了19头猪的猪圈眨眼功夫就被夷为平地，那19头猪也被强行牵走，因为没了养猪的地方，他们也无法再要回自己的猪，这些猪至今下落不明。此案一审在甬桥区法院判决饶女士败诉，而上诉时法院声明不允许王西乐代理此案，为此，王西乐写了《给总书记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就宿州市甬桥区法院不允许他出庭代理此案的理由是中级法院下文不许可一事说：“能为两审法院所全力排除，草民深感活的有人生意义。”他特意把这句话重重地念给我听。他在信中又说：“草民认为：总书记原籍是皖，而王胜俊院长的故乡也是宿州，应促建成举国一流的‘共产党’的‘人民法院’。”
为了表达他的坚定决心，他在信中还说：“草民虽系残年六十，已学法近三十年，所代理的案件遍及省市区，愿为‘群众监督法院’‘现代新模式尝试’不惜余生。”他在信中提出要求：“开设‘临时公民无偿代理许可’及‘临时采访许可’……”否则“草民自将‘许可’退回而愧效国家。”暗示他将不惜生命代价来维持和挽救社会正义。
为了达到伸张正义的目的，他多次要求游行示威均被阻止。他的游行示威要求从市、区一直递交到省上，8月30日，他收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他对安徽省公安厅拒绝他游行示威请求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皖复决字[2008]16号），当然，游行依然是不被许可的。
王西乐说，如果他的要求不被允许，他就骑上自己的三轮车，脖子是挂一个写着“义务法律援助”的牌子，到法院门口去守着。在谈话中，他多次表示，国家需要正义，社会需要正义，民众更需要正义，而这个国家和社会，不能给民众正义，他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残生，但他又多次表示，他很怀念毛泽东时代，他甚至依然亲切地叫毛泽东为毛主席，虽然我对此深不以为然，但我非常理解他的这种情怀。他说，他是在那个年代被教育出来的，他的奉献精神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他不能忘记那个时代。我知道，他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也是从那种对领袖的崇拜中转化而来，这是可喜的一点，他不再去迷信国家，政党和权力，而是把那种忠诚转移到了人民的身上，其实他早已不再信奉毛主义，只是他自己可能并不清楚这一点，他对社会正义的执着，是他所怀念的那个时代所绝对不允许的，而他所代理的大部分拆迁案件中他对公民私产和物权的主张，更是那个时代所不可能有的。
他已经走出了那个时代，他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并且成为这个社会的脊梁，成为社会法制进步的一种动力源泉，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正是这些具有一些偏激情绪和执着性格的人，因为他们对正义、公平、自由和民主的超出常人的坚定信奉，才使更多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