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伦敦对北京说不

为了刻意达到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完美,中国政府在2008年8月8日和8月23日以及8月24日采取了大规模的人工消雨措施,这是中国特色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淋漓尽致的表现。中国媒体预测,英国伦敦也会步北京后尘,将来采用人工消雨措施。但是伦敦八分钟表演中展示的雨伞,否认了中国价值观念的输出。中国奥运会的最大失败在于,尽管中国政府的投资很高,但是却无法输出其价值观念。

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两次人工消雨

德国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说:2008年8月8日北京有雨。但是在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中可以看到, 从开幕式的开始到结束,鸟巢上空、北京市中心区上空并没有出现降雨。这是中国政府实行人工消雨的结果。

据报导,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在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前,一共组织了20轮次地面消(减)雨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1104枚(!),将一条来自西南的暴雨云带“化作无形”,成功地完成了北京奥运开幕式拦截降水任务。

奥运会开幕式电视转播中有燃放烟花组成巨人脚印的图形,从北京城南的永定河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经天安门到鸟巢体育场,一共是29个巨人的脚印。参加奥运会的82个国家的首脑,几万名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和记者,几亿名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以为这是真的,为中国人烟花燃放的技术而赞叹。可惜人们事后才知道,其中28个巨人的脚印是假的,它们只是电脑三维动画合成的结果。北京奥组委的负责人在解释时说,是担心开幕式那天北京会下雨,所以事前先做好烟花燃放的录象,并根据当时对于天气的预测,做了灰雾处理,使其更加真实。可见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还是低估了中国科技界攻关的能力,不相信人工消雨能够成功。

16天之后,德国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说:2008年8月24日北京没有降雨。但是为了万无一失,同时也为了试验飞机消雨的效果(前一次是采用火箭消雨),中国政府仍然采取了人工消雨的措施。24日下午,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部门动用了8架次飞机分别在张家口、房山、门头沟、延庆等区域进行催化消云作业。此外,地面发射点共发射了9轮火箭,“完成”了国家体育场奥运闭幕式拦截降水任务。

二、耕云播雨,拦截降水,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心愿

耕云播雨,拦截降水,这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心愿。毛泽东一生提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定胜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大跃进期间,河南省率先宣布已经消灭了自然灾害,这让毛泽东十分高兴,多次到河南视察,予以表扬。当时中国的导演制造了一部电影,名叫“耕云播雨”,歌颂毛泽东人定胜天思想的胜利。耕云播雨就是利用人工措施,利用高炮、火箭或者飞机向天空中的云层发射催化剂,促使降雨。利用同样的技术也可以拦截降水某区域的降雨。

紧接大跃进而来的是经济萧条,是大饥荒。已经“消灭”了自然灾害的河南省,饿死的人最多。但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毛泽东的人定胜天思想并没有因为死了几千万人而受到批判和抛弃。

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思想演变成为“人应胜天”思想。其实,人应胜天和人定胜天并无本质区别。人工降雨的措施在中国依然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中国西北部比较干旱的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从长远的效果来分析,人工降雨的措施并没有能够改善当地的气候条件,其实也不可能改善当地的气候条件。

三、出卖国家机密?

虽然人工降雨在中国多有采用,但是人工拦截降水,在中国并没有实施过,北京奥运会是第一次。在这之前,在世界上只有俄国实施过人工拦截降水,并取得成功。

2001年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北京气象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就把保证奥运会期间的天气、特别是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天气作为国家科学技术联合攻关的重点课题。

由于俄国有成功的经验,中国方面请了俄国的专家来传输经验和指导北京奥运会的人工拦截雨水,最终达到了“开幕式要闪亮登场,闭幕式要精彩谢幕”的结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国境内的气象资料属于国家机密资料。请俄国专家作为北京奥运会人工拦截降水的技术顾问,就必须向俄国专家提供北京地区长年的气象资料,而这些气象资料均属于国家机密资料。这是否是泄露国家机密?

四、伦敦对北京说不

中国媒体大篇报导了北京奥运会人工拦截降水的成功,并赞扬说:“这是北京奥组委的成功,是北京气象局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成功,也是世界人民的成功。虽然闷热异常使人达到了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毕竟是一个伟大创举,值得纪念。”并且相信,下一届奥运会人工消雨的表演在伦敦一定会重演,一定!

奥运会闭幕式上来自伦敦的短短八分钟的表演,明确地阐述了伦敦的理念:伦敦对北京说不。一辆红色双层巴士开进了鸟巢体育场,出来十几位年龄不等的男女市民,打着雨伞,在跳舞,毫无秩序地挤公共巴士……

众所周知,伦敦多雨。每年举行的伦敦温布顿网球赛是网球中最高级别的比赛。比赛往往会因雨而中断,雨停了比赛再进行。就是电视转播也不能幸勉,电视台必须不断改变地播放的节目。但是伦敦没有为温布顿网球赛而采取什么人工拦截降水的措施,也没有因为电视台转播的要求而限定比赛的时间。伦敦的观众对此也习以为常。还有英超足球赛,下雨、下雪也照常进行。队员在雨中雪中豪战,球迷在雨中雪中狂嚎,这就是足球的媚力,这就是体育的媚力。

中国田径名将刘翔说:“体育是游戏。”中国乒乓球教练刘国梁说:“奥运会是强者的游戏”。游戏,特别是强者的游戏,就不应该害怕天下雨。

来自伦敦的雨伞,向北京说不:伦敦一定不会采用人工消雨的措施。伦敦奥组委一定会让观众带着雨伞进入体育场。

五、绿色运动的根在于中国传统的天地合一思想

雨伞和人工拦截降水,哪一个更符合绿色奥运的理念?

其实,伦敦的雨伞,并非伦敦的特色。其起源地是中国。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中国的天才》一书中,将雨伞列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发明之一。他写道:“历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乃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中国。但是这个事实却不为世人所知,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地无知。从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中国人被西方的技术所震惊,犯了对自己成就的健忘症。”其实,绿色奥运是西方社会绿色运动的延伸。而绿色运动的根,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中国现行的人定胜天或者人应胜天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叛。好的东西将被世界接受,好的价值观点也将被世界接受,如中国的雨伞,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

笔者以为,中国奥运会的最大失败在于,尽管中国政府的投资很高,但是却无法输出其价值观念。

张博树:支持北京律师关于律协直选的呼吁

今年是北京律师协会的换届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位北京律师联名发出呼吁,要求“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中国的律师协会民主选举零的突破。”这封呼吁信指出:“根据宪法、律师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律师有结社自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应当是全体北京律师‘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事实表明,存在了近30年的北京律协,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成立和运行,特别是在履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权益的主要法定职责等方面鲜有作为,众律师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协不由全体律师选举产生、不用对其负责。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呼吁信还指出:“目前,基层民主已在全国逐步展开,如民选村长、民选居委会、民选业主委员会,贵州省的县委和区委书记也开始竞选,而全国还没有一家由该地区全体律师民主选出的律协,也没有章程是经过全体律师通过的。作为专门从事法律工作、推行民主和法治理念的律师,我们应当感到惭愧!为了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跟上时代步伐,更好地行使律师权利,推动律师事业发展,大幅度提升律师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郑重呼吁:从即将开始的新一届北京律协选举起,推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主要内容:1、根据全体律师投票、超过1/2同意的北京律协选举办法,由全体律师直接选举产生律师代表和律协会长、监事长;2、律协章程由全体律师的2/3多数投票实质通过,必要时再由律师代表大会形式上追认通过(与律师法关于章程由律师代表大会通过的规定相适应);3、选举出真正代表律师利益的律师代表;4、年费标准需要2/3多数律师同意(现行律师年费标准应减少50%以上)。”

我认为,这是北京市的律师群体为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推进律师行业协会改革提出的重要建议。律师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群体,律师协会选举机制的民主化是整个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到北京有这么多律师朋友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发出上述呼吁,并拟定了详细的《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以为进一步讨论和实施的脚本,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中国的民主化要从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具体改革做起,而且要“从我做起”,才能奠定法治社会的真正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培育出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我们的律师能带这个头,再好不过!

遗憾的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抱着陈旧的观念和老套子不放,有意无意间成为时代进步的绊脚石。9月5日由目前的(尚未换届的)北京市律师协会发出的“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就是这种陈旧观念的产物。这个“声明”断言发出呼吁的律师是“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而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利用部分律师参与协会行业管理的热情,打着 ‘律协民主管理’的旗号,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广大北京律师要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少数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直选’的真相,从坚持北京律师行业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北京律师行业良好社会形象的角度出发,自觉抵制少数律师不正确的言论,不被他们所利用。”

真是一番奇谈怪论!

发出呼吁信的律师都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会员郑重提出协会选举的改进意见,是他们本来就有的权利,即便有不同主张,可以沟通、商讨、辩论,怎么就成了“非法”之举呢?

提出律协直选,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法治化进步的方向,也与执政党提倡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民主建设方针相一致,怎么就成了“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呢?

“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这是一顶吓人的大帽子。不用说律师们提出的律协直选建议只涉及一个非常具体的领域,远没有到“全方位”否定什么东西的地步,即便是如此,假如被否定的东西确实与宪政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大方向相悖,确实是应该改革、乃至应该淘汰的东西,否定它又有何不可?

目前还在管事的北京市律师协会的领导们,应该从这种文革式的陈旧思维和帽子语言中解脱出来了!

我不是律师,但我支持35位律师的勇敢行动。

相信有识的中国公民都会对这样的勇敢行动心存敬意。

(作于2008年9月7日,北京)

杨恒均:让我们一起为国家正确的方向战斗!

人民需要的是:改变。

2008年是一个改变的年代,就在中国人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瞻前顾后,期盼更多良性的改变之时,美国人也在盼望新的改变和改革的到来。和中国人寄希望于高层领导改变他们的想法来改变国家有所不同,美国人将在十一月份,使用手中的选票改变他们的领导人,重新选定这个国家的前进方向。

应运而生的是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几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两党候选人虽然从出生背景、经历、岁数和肤色上都如此不同,但挂在他们口上用来吸引美国人的词句却几乎是如出一辙:改变和改革。

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改革?这个改变和改革到底由谁来决定?这些都是这次大选中最精彩之处。毫无疑问,选举制度成熟有如美国的,最终的决策和选择权几乎都落在美国民众手里。任何政党或者候选人,只能根据民调和民众的要求来制定竞选策略。所谓领先的候选人,顶多就是能够有敏锐的目光,事先探测到“民之所欲”而已。

应该说这场宣战才刚刚拉开序幕,战斗还没有打响,然而,最大的改变却已经发生。2008年几位总统候选人本身就代表着这一改变:老人、女人和黑人——彻底颠覆了自美国建国以来的中年白人总统候选人的惯例。变化已经开始,伊于胡底,拭目以待。

麦凯恩的伤疤和奥巴马的内伤

在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大会上,麦凯恩大打爱国牌,72岁的麦凯恩曾经是越战功勋老兵,他通过回顾在越南战俘营的往事,成功点燃了支持者的爱国热情。说到激动之时,麦凯恩展示了身上的伤疤。那伤疤比他几十年忠心耿耿服务美国更能够证明他是一名爱国者。也许,他年纪偏大,但他走过的那些岁月,却正好是美国历史上最光荣的年代!

与有一块爱国伤疤的老兵麦凯恩相比,愣头青奥巴马可谓皮光肉滑,却顿失光彩。然而,奥巴马却在某种意义上比麦凯恩更加代表“改变”——如果说麦凯恩的岁月可以用“光荣”来概括,那么奥巴马的崛起则是“梦想”实现——美国梦的梦想成真。

我想,一定有很多美国人在听麦凯恩大谈自己在越南监狱受苦受难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想起奥巴马,想知道那个小孩当时在哪里。那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小孩奥巴马在哪里呢?在美国本土上,但处境并不比当时在越南监狱的麦凯恩好多少——因为美国的种族歧视,当时的黑人小孩只能在梦里痴心妄想美国梦!

这就是奥巴马的内伤——一个比麦凯恩的伤疤更加有力的武器。奥巴马的内伤一定可以抵消麦凯恩的伤疤,一个国家仅仅有光荣的历史不够,更重要的是梦想。如果说光荣代表过去美国在世界各地推销民主和理想、在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崛起的历史,那么梦想则代表美国在思想在道德在理想上的进步。

如今,美国人更怀念光荣,还是更向往梦想?

奥巴马,千万不要重蹈陈水扁的覆辙!

奥巴马和陈水扁有何相似之处?由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国内,只有在住酒店时才能够直接收看到外台,所以资讯可能不全面。但通过近日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奥巴马的头昂扬得越来越高。

和伴随这个国家光荣历史几十年的麦凯恩相比,和这位至今还没有和布什八年划清界线的老兵相比,奥巴马无疑是代表更多“变化”的总统候选人。更何况,对于美国人来说,由于泥足深陷伊拉克,光荣的历史正在褪色,民众的梦想却有增无减。难怪,更多看好奥巴马的选情。

然而,如果我的观察没有出错的话,奥巴马正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他把头仰得太高,好像总在仰望星空,颇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德行,目中无人,有些傲慢!

奥巴马有理由骄傲,他不但怀抱美国梦,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国梦!2008年正好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发表《我有一个梦》的四十周年,在四十周年纪念聚会上,奥巴马挺起高昂的头,代表了美国人的骄傲和梦想的实现。

然而,奥巴马不要忘记,他不但不是金博士,而且他几乎没有对这个国家做过什么突出的贡献,如果他在鲜花簇拥和白人、黑人和黄人的欢呼声中迷失了自己,他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沦为“nobody”(谁都不是)。在我的观察中,他的演讲太多铿锵有力的词句,缺乏了麦凯恩的柔和以及幽默。美国选民都是非常成熟的,他们并不是在一场激动人心的聚会后就涌向投票箱。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到十一月份投票的时候,美国人大多都累了、冷静下来了,到那时,他们期盼未来总统具有的东西很可能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却永远不变,那就是谦卑——权力的谦卑。

出身卑微可以使政治人物更贴近民众,从而可以使得他们一夜之间登上权力的巅峰。这也是民主的魔力,却也是民主经常被卑微的小人物乱用的原因。如果卑微的出身没有让他们养成谦卑的心态,在权力面前时刻戒骄戒躁的话,也许会让他们和权力失之交臂,或者让他们在得到权力后犯下后悔莫及的错误。出身卑微的陈水扁也许不能作为奥巴马的楷模,但前车之鉴,奥巴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需要的是和当今你得到的荣誉和荣耀相匹配的谦卑的心态。

麦凯恩在4日共和党聚会上说:与我一起战斗,让我们一起为国家正确的方向战斗!

现在麦凯恩和奥巴马必须先战斗一番,让美国人判断一下,谁才是那位带领他们沿着国家正确的方向前行的人。

杨恒均 2008-9-7

叶永烈:《真实的朝鲜》怎样成为禁书?

《真实的朝鲜》怎样成为禁书?

◎ 叶永烈

● 编者按︰上海作家叶永烈《真实的朝鲜》一书被删去敏感章节而得以出版,但在朝鲜大使两度致函干预后於奥运前又被禁止销售。

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不由得记起: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四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奥会第一○一次会议上,北京和悉尼角逐二○○○年第二十七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票数相差无几。在这关键时刻,却由於朝鲜投了北京的反对票,使北京申办失败!消息传出,中国民众无不对这个“兄弟国家”、“友好邻邦”异常惊讶和气愤。

奥运前夕禁书封纲

然而,就在北京奥运会前夕,二○○八年七月十一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达禁书令,禁止我的新着《真实的朝鲜》销售。从那一天起,《真实的朝鲜》一书在中国内地所有书店“下架”。《真实的朝鲜》原本在内地的新浪、搜狐、腾讯三大网站连载,从那一天起全部删除。所有网站关於《真实的朝鲜》的宣传材料全部遮罩。据说,这是为了营造奥运会期间的“国际和谐”气氛!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於加强奥运会期间网路资讯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特地提到“叶永烈作品《真实的朝鲜》出了问题”。

我的新着《真实的朝鲜》一书从二○○八年三月出版,到七月被禁,前后不过四个月。《真实的朝鲜》是“叶永烈的“世界观”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共八册,由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策划、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真实的朝鲜》。新浪、搜弧、腾讯三大网站转载《真实的朝鲜》之后,在网上引起极大反响。光是新浪网上转载的《真实的朝鲜》,三天之内的点击率达到八十多万.搜狐网的点击率冲高到三百万.众网友在留言中就《真实的朝鲜》展开热烈的议论,光是新浪网的留言就近五千条之多!全国各书店热销《真实的朝鲜》。据广州的一位朋友告知,广州购书中心的《真实的朝鲜》样书,被读者翻烂了封面。

《真实的朝鲜》从热销到被禁,从沸点到冰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以旅客身份进入神秘朝鲜

很久以来,我关注着那“奇特”的邻国朝鲜.我决定前往朝鲜,最初是得到上海电影导演张建亚的启示。他从朝鲜归来,建议我无论如何应当去看一下这个“当今共产主义世界的活化石”。他强调说,去晚了,恐怕就看不到了!

最初,我的计画是打算和妻一起办理赴朝签证.我希望能够在朝鲜採访一个月,至少能够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向朝鲜申请签证,应该不会太困难.我乘出差北京之便,前往建国门外朝鲜驻华大使馆.不像美国大使馆签证处那样门庭若市,朝鲜大使馆的签证处简直门可罗雀。时间尚早,除了一位先生在那里等候之外,只有我和妻。我跟那位先生聊了起来,知道他多次去过朝鲜,办的是商务签证.他听我说是去朝鲜採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告诉我,应该想办法去办理商务考察之类的签证,绝不可以作家的身份去申请签证.朝鲜格外注意的就是记者和作家。

果然,签证官看了我的证件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入境签证申请书》之后,摇头说,作家前往朝鲜採访,没有朝鲜国内的批准,难以给予签证.赴朝签证,就这么搁置下来。无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普通旅客的身份,通过普通的旅游团办理签证并前往朝鲜,这是最简单、最便捷的。当然,这样会使我的採访受到许多限制,但是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自从连续发生导弹危机、核危机以及为了解决危机所进行六方会谈,朝鲜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国家。然而,朝鲜又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对外封锁,对内专制。就在朝鲜发生“导弹危机”的紧张时刻,我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进入朝鲜.不过,我刚刚过了鸭绿江,便受到朝鲜国家安全部人员的注意。此后,我在朝鲜一直处於朝鲜国家安全部的监视之下。毕竟我已经来到朝鲜,用我的照相机和笔记录了朝鲜的真实情况.

● 网上传出的照片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日在家裸身饮啤酒。

出版前曾“四处碰壁”

尽管我在离开朝鲜时受到严格的长达半小时的“重点检查”,我还是完整地带回在朝鲜的所有记录。回到上海,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新作《真实的朝鲜》。

内地多家出版社闻讯,亟想出版我的这部新着。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要去了书稿,读完之后说“有一种震撼感”。然而,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却对我说,上海另一家出版社曾经因出版《卡斯特罗传》(部分内容使“兄弟党”不悦)而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他记忆犹新。我明白,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言而喻,这本书被退稿了。消息传得很快。上海又一位编辑得知有此书,兴沖沖索去内容提要以及目录。才过了一天,就打电话告诉我,题材“敏感”,出版社领导认为无法安排出版。

就在这时,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很有魄力,分两期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为题,选载了《真实的朝鲜》部分章节。虽说这家杂志发行量不大,却马上引来众多的电话,要买这两期杂志.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听说之后,告诉我要以更大篇幅刊登《真实的朝鲜》。在发稿之际,领导要看一看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我扫描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用电子邮件发去。对方不放心,要看原件。我以特快专递寄去《同舟共进》杂志.最后,对方还是“动摇”了,不敢刊登。

就在《真实的朝鲜》“四处碰壁”的时候,绝处逢生,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索要此书,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删去敏感的章节。我体谅他们的处境,同意作大量的删节。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实行“三审”制,在终审时又删去了三节。不管怎么说,这个“残本”终於问世了。这家出版公司的总编辑特地在书的责任编辑栏上增添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他说:“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他这种敢於承担风险的精神,使我感动。

出版之初,我与出版公司约定,对此书“保持低调”。然而,在网路时代是无法“保持低调”的。中国大陆新浪、搜狐、腾讯三大门户网站转载《真实的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连播了《真实的朝鲜》。

广大读者关注《真实的朝鲜》,其实是因为朝鲜作为一个“热点国家”,其真实国情太鲜为人知。身为作者,深为只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删节本而遗憾。韩国的出版社有意推出无删节的《真实的朝鲜》韩文版。这样,《真实的朝鲜》全文版总算突破禁锢,有望与广大读者见面。

● 北朝鲜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塑像。

北朝鲜大使馆两度找外交部

《真实的朝鲜》出版后,麻烦终於来了。

第一次遭遇“麻烦”,是一位中国的退休外交官,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反映《真实的朝鲜》一书有“问题”。此人不看书,也不上网,他是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连播中听了《真实的朝鲜》。中国外交部接到这位老干部的举报,马上给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打电话,要求审看《真实的朝鲜》一书。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不敢怠慢,立即把《真实的朝鲜》一书用快递送往中国外交部。那一阵子,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相当紧张。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中国外交部没有任何动静.这表明,中国外交部认可《真实的朝鲜》一书。

《真实的朝鲜》真正遭遇“麻烦”是在二○○八年七月上旬。朝鲜驻华大使馆就《真实的朝鲜》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止发行《真实的朝鲜》。中国外交部将此事转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於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达了对《真实的朝鲜》的禁书令。

不过,“禁书”终究要有一个过程。最初,《真实的朝鲜》只是在大的书店“下架”。七月十七日,朝鲜驻华大使馆再度就《真实的朝鲜》致函中国外交部,认为在中国许多地方仍在销售《真实的朝鲜》。於是,新闻出版总署再度督促各地书店“下架”《真实的朝鲜》。

《真实的朝鲜》其实是一本真实反映朝鲜的书,是一本讲真话的书。诚如麻子照镜子,不高兴砸了镜子,却不责怪自己脸上的麻子,朝鲜就是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的国家,却责怪真实反映其国情的《真实的朝鲜》。

一位署名为“喀那斯影像”的网友在读了《真实的朝鲜》后,写下这样的读后感:最近看了叶永烈写的《真实的朝鲜》一书,感觉像回到了从前。假如没有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如今的朝鲜: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税、没有妓女、没有毒品、没有贪污等等,总之,人类的丑恶,尤其资本主义的丑恶,我们全部没有!全世界当然羡慕我们了!可惜,他们吃不饱,酒店里的冰箱是空的,首都的夜晚是漆黑的。

朝鲜什么都是免费的:上学、医疗、住房,发放衣服、供应一切生活用品。书的细节,值得注意,比如导游不让拍照,理由是“我们不允许拍摄不好的一面”。在平壤,出身不好的人,比如和韩国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够居住,残疾人也不能够居住。面子是一切,一切为了面子。

领导者被像神一样崇拜着,他的生日被叫做太阳节。我发现,很多的独裁者喜欢把自己比做太阳。很有意思。

韩国和朝鲜的差别,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狱,可惜朝鲜人民坚信韩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的涉外宾馆,就是不播发韩国的电视的节目,严格搜查游客携带的韩国的文字。

联合国在对朝鲜制裁的条文中居然有“严格禁止向朝鲜销售奢侈品”,老百姓忍受着饥饿,你可想而知道,谁在享受奢侈品?

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朝鲜人的“恍然大悟”?有时候想,还不如让他们生活在,一个人为编制的梦里.假如有一天,他们发现世界的颠倒,会怎么样?像我们一样吗?我们不也傻呵呵的很幸福吗?清醒以后,苦恼太多,想法也太多了。所以才有很多不满意。

《真实的朝鲜》一书遭禁,使我想起印度籍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他的小说《撒旦的诗篇》受到伊朗的抗议时,英国女王下令保护拉什迪,而且《撒旦的诗篇》照样在英国发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没有英国女王那样的魄力,对“兄弟国家”朝鲜如此退让,生怕“破坏”奥运气氛,怎不想想一九九三年这个“兄弟国家”的那张关键性的反对票呢?!怎不想想这个“兄弟国家”一拿到援助就变脸?怎不想想这个“兄弟国家”的外交部长到了美国,就宣称“中国对我们毫无影响,六方会谈中的一切决定都是我国自行决定的”!怎不想想这个国家的士兵在金刚山打死无辜的韩国旅客反而受表扬说“警惕性高”?!……

二○○八年八月四日於上海“沉思斋”

王康:老索,中国的精神盟友?

近40年,索尔仁尼琴一直是对中国精神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同时,老索也是两百年来对中国最隔膜,最冷漠,乃至反感的俄国文豪。在中俄两国九十年间因地缘和历史误读造成的而是世纪宿命中,老索与中国在精神的特殊联系随着他的去世,已经成为一则永远的显例。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自由精神代表人士都对东方报以欧洲式的好奇、同情乃至神往。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精神巨人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古老也更文明的国度,尤其在托翁的世界视野中,中国是一个保持着醇厚道德和善良风俗的并蕴藏着人类拯救契机的伟大时空。孔子、老子与佛陀的相互尊重和融合,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兄弟之爱。这位“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著名信徒,花费了相当经历直接阅读和翻译孔、老,寄寓着俄国面向西方的迷惘之后,精神上的另一种转向。

十月革命在改变俄国自身命运及其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大幅改变了俄国的中国视野。十九世纪俄国的西化派自由知识界曾把中国看成是比俄国社会更落后更野蛮的国家,认为在西方面前,俄国是被启蒙被提升者,在中国面前,俄国则是前驱和拯救者。因为革命、战争以及诸种历史错位、尤其凡尔赛合约对俄中两国发生的截然不同的影响,俄国真正成为了中国的精神导师和历史榜样,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其宿命式的影响至今犹存。老索作为中国的特殊精神盟友,只有在两国命运的大对比下在能大体看清。
 
现在,连最顽固的毛派认识都不能否认,毛主义在源头上出自斯大林主义之处,远甚于对秦始皇的继承。斯大林主义在空间和气质上本来属于俄国历史本性的亚洲部分,本是对十九世纪俄国西化派的全盘反动,也是对俄国际西沟主流历史的叛逆与否弃,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与亚细亚专制主义和马基雅为例暴民政治恶性结合的新型列维坦怪物。其历史脾性和精神气质正好投合与静待以来更为黑暗、走投无路的中国。俄、中两个最后解体的欧亚大帝国,都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一面对西方的挑战。并维护自身文明的常道。在某种意义上俄中两大民族,只能借助出自西方、又属于西方主流正脉文明异端的思想体系。——历史正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一场空前的革命、篡夺和复辟来换取自身存在的权力。

当老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东普鲁士战壕里开始怀疑约瑟夫的智慧才能时,毛泽东还在延安窑洞里,绸缪对国民党僭越;当老索因其最初的怀疑而身陷囹圄时,中国左翼知识界正把毛泽东当成大救星,当老索身罹绝症并进入对斯大林暴政的抗衡时期,中国知识界却因一场现代焚书坑儒而遭犁庭扫穴之灾,当老索继承十九世纪俄国天才和圣徒的衣钵公然以比为帜,向苏俄集中营制度宣战时,中国知识界及其子息一代更悲惨而可耻地沦为毛泽东暴政的牺牲品和工具;当老索流亡西方、更深地进入俄国十九、而是世纪命运的精神激流时,中国知识界终于来到毛泽东殒毙才迎来某种程度的解冻,却远远未能为中国和世界贡献出一部东方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及嗣后的演变证实,老索一个人的作品对俄国历史命运的影响,为整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界望尘莫及。

人们由此目击到一种奇特而可悲的境况。

一方面老索和萨哈洛夫、阿玛里利克、阿赫玛托瓦、麦德维杰夫组成的持不同政见阵营以俄国十二月党人不绝如缕的自由精神和反抗与苏俄帝国公开抗衡,鼓舞了真个苏俄社会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国家,或暗或明地成为了中国知识界人士自身处境、谋生反抗、追求精神自由的先驱。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和整个西方知识界对老索的特别关注,由于老索从强老营归来后不屈不挠的展示风骨,由于老索巨大的文学才华,以及由于他先知式的流放与孤独包括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惊人相似的面容、眼神和风格,他在中国两袋知识人心目中,早已成为一座道德、精神和文学的丰碑,他的作品在无数读者的心中激发的共鸣、震撼和启示,甚至超过了全部西方文学大师和中国现代文学家所能达到的程度。

作为“持不同政见”的领军人物,作为集中营文学的代表,作为与苏俄帝国长期对峙的精神巨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谱系中最具先知和圣徒形象的俄国文豪,老索对中国犹如深处境内而高远雄伟的珠穆朗玛峰。除了官方御用文奴和腐败堕落的文坛群小,中国独立和良知知识界,无人能回避老索巨大而久远的存在。毫无疑问,这位大耄之年溘然长逝的俄国作家乃是中国最黑暗最恐怖最彷徨的六十年间最英勇最亲切最伟大的精神盟友。

另一方面,老索至死也没有对中国流露过一丝好意。在他浩瀚的文字、思绪和言论中中国式一个庞大的近乎虚无的国度,在老索的中国视野里,毛泽东主义一刻没有离开这片土地。而毛主义真是老索终身警觉、厌恶和否弃的斯大林主义的东方再版。1973年在《致苏联领导人》那封代表了老索历史、祖国、命运观的公开信中,他曾专辟一部分与其俄国统治者同胞讨论“与中国的关系”。他建议,让马克思主义这股十九世纪从西方刮来的黑风继续吹向东方,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巨人般的俄国拥有一千年的东正教,马克思主义使俄国丧失了六千六百万条生命。虽然老索强调,他并不希望中国在精神上毁灭,但是他毕竟是俄国人,他只能首先为自己的祖国考虑。他还建议苏俄统治集团,无论如何要避免与中国的战争。因为所有的优势:不怕死,吃苦耐劳,服从命令,数量巨大的军队以及中国特有的人民战争,都不在苏俄一边。与中国开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

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会感到轻松。但是,老索道出了一个十分阴郁、也十分真实的历史命运。深知斯大林主义残忍本性的老索,比所有西方知识分子更能直觉地预感到东方的危险。他对中国的恐惧,是真实不虚的中国现实,且一再被历史证实。尽管老索的中国直觉丝毫不能缓解中国的悲剧,他却成为中国自我认识的罕见的他山之石。

事实上,从1974年到1994年20年间,俄国与中国发生了历史性、戏剧性地演化。不难理解,老索一如既往甚而更加紧张而焦虑地关注着俄国。作为二十世纪苦难俄国的代言人,老索天然属于大俄罗斯主义者和反斯拉夫主义者。与陀氏和托翁一样,对俄国的爱、关怀和希望,同时也是对世界的爱、关怀的希望。俄国的崩解不符合老索的俄罗斯理想,他的心灵充满迷惘、痛苦甚至愤怒。他对叶利钦本人的责难、对普京的赞誉不一定为西方所称道,在中国人听来则难置可否,但肯定体现了老索一以贯之的俄国立场。

不能设想,老索对中国二十余年的变化完全没有兴趣;更不能那个判定,这位终身反抗极权专制和人性之恶的老战士,已经失去观察和思考中国命运的能力。人们也许无法深入到他内心,了解它对俄国以外的当代世界的真实看法,但根据其一生的著述和命运可知,他对中国的演变,绝对没有中国官方知识界和西方左派那种乐观的结论。身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和真实人类心灵自由的先知,老索不可能对专制依然而徒有经济增长却普遍腐败堕落的中国报以认同和希望。相反,以其对人类秉性独特的洞察,对专制主义的厌恶,他会一如既往,为中国在精神上的黯淡和灵魂上的麻木而忧心忡忡。

中国在其多难而史诗般的近代历史中,曾有不少精神上的盟友:托尔斯泰、罗素、爱因斯坦、杜威、泰戈尔、萧伯纳、费正清、李约瑟、雷鸣远、马悦然……,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结论未必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他们都是中国当代自我认识的异域姻缘。他们那份中国感情本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美丽果实,他们与生俱来的善意、同情心、客观立场和独立精神,他们为自由、信仰和博爱垂降与人类是最大的生命共同体所作的努力乃是世界对中国的恩赐,远比为数不少的中国统治者机器奴仆对本国同胞施予的野蛮统治高尚、伟大得多。

中国在面部对这些精神盟友时,应该反忖我们自己对得起他们的良苦用心吗?我们在精神上也同样逾越了种族、国家和狭隘、冷漠、仇恨吗?我们曾经以前被和感恩的心情接纳并回报过那些不带偏见的谠论和体现人类神圣之爱的伟大精神吗?

老索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既或没有一句对中国的赞誉之词,他也是中国伟大的精神盟友。在面对共同的邪恶和黑暗的前所未有的较量中,老索及其他俄国先驱所跋涉的路径将长久地成为中国走向自由和拯救的并行之道。中国众多精神盟友中老索的身影永远属于先知、圣徒和殉道者之列。 

据说,他让自己的儿子学习中文,也许他把对中国的希望托付给了年轻的生命。

2008年8月26日于华盛顿

孟浪访谈录:没有妥协的余地

访谈人按 :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是中国大陆文学界的「黄金爆炸时期」。那时,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的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极具创作潜力的作家。1990年代中期,我刚好从中学步入大学校园。这批大陆的前卫作家犹如灿烂的群星,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彻底改变了我对「文学」的既有理解。孟浪便是这闪烁群星中的一员,也是这个前卫群体中走得最前的一位。1990年代中期至今十余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一直走下坡的疲乏的低潮期。面对茫茫前路,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孟浪娓娓细诉: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在艰难的环境中,一点一滴开辟一片文学的新天新地的。

问:张历君

答:孟浪

问:你从1975年起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开始写作五言、七言体诗。但到了1980年代,你渐渐停止旧体诗的写作,后来并转向现代诗的领域。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次写作转向?这跟你当时的阅读取向有关吗?可以谈谈你当时的阅读经历吗?

答: 我在上海北郊的一个县城宝山开始读初中一年级,那时正值1974年的春天。两年半以后,中国就发生了巨变–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1975年我念初二,曾经在课外一度秘密地热衷于写旧体诗( 这种「迷狂」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和大学的一二年级)。这和我们当时接受的中国语文教育及(课外)文学的自我教育有关──我们语文教育中可以视作为「作家作品」被教授的,只有可怜的寥寥几人,即毛泽东(尤其是他的诗词)、鲁迅、郭沫若等,课外从图书馆也还可以读到少数逐渐被允许公开出借的「文革」前出版的中国古典诗词选本、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作品等(种类却极为有限)。1978年秋,我考入上海机械学院,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大学期间住校的独立生活(主要是专业课程之外不受干预的、广泛的自主阅读),这样的环境让我获得了全新的视野和「自我发展」的可能。那是中国的体制内外并举的「非毛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文革」中被封存的大量中外图书开始解禁,新的出版物也开始介绍1949年后始终被打入冷宫的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等作品,并恢复介绍中外经典文学和人文思想类作品。我个人向现代诗的「转向」,也就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或者说,我个人的文学写作轨迹与当年中国的社会变革轨迹基本是同步的。

但我必须强调,这一「转向」的促成,主要来自于我个人的阅读,来自于书写和书面文本构成的「超现实」的强大力量。我清晰记得,1979年读到罗大冈撰写的《论罗曼。罗兰》,书中一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青年写作期的格言「不写作毋宁死」,对我触动至深。罗曼。罗兰之成长为作家的磨难经历,也似乎激励了我。我关注的是这一类自由作家的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心路历程,对当时罗大冈的「八股腔」之「论」并无兴趣、甚至心生反感。因为当年的大部份中文出版物,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毛式文艺思想辖制的阴影,读来索然无味。罗大冈此书的副标题我记得竟是「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不过感谢罗大冈,他的书提供了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中叶的欧洲及巴黎的文人精神和文学生活的丰富信息,让我看到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原本已然存在的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枯燥美学背道而驰、卓然独立的崭新文学世界。所以我当时的读书生活,也常常必须是审视的、质疑的、有保留的、有选择的,虽然选择的余地不大–大概是从1981、1982年起,在中国大陆,西方现代文学(稍后数年到八十年代中叶才是现代哲学)主要作家的作品单行本开始逐渐获准完整出版。我最近查阅我在香港的少量大陆时期藏书,发现其中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与虚无》(L’??tre et le Néant)中文版,1987年7月购于深圳大学,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文版,则是1988年4月托朋友在广州买来的。

这里,有必要提及《外国文艺》(上海译文出版社)、《哲学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哲学研究所)、《世界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这几份期刊,还有《国外社会科学资料选辑》、《外国文学动态报道》、《科学和哲学(译丛)》、《自然辩证法通讯》(此处四份刊物中前三份的刊名,因年代有些远了,可能记忆不确)等内部出版物。在1980年代初中叶(也就是我的现代诗写作和文学活动活跃期的最初阶段),从持续的信息和基本文献的提供方面,这类期刊与出版物对我和我的很多同时代人的写作、思考以至知识背景的构成,都有过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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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81年,你在上海与朋友郁郁和冰释之共同创辨诗刊《MN》,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时创办这本民间诗刊的缘起吗?

答:我和郁郁、冰释之是同一所小学、中学就读的同学,在参加1978年夏天的高考前一年,我们曾经有一段一起在文科班备考的经历(后来临近高考还有半年时,我转到了理科班),所以我们都有对文学和人文学科的兴趣爱好。1978年我进大学读书后,我们三人分散在上海不同的地方。当时,我们正处于终于可以开始对世界进行独立观察与判断的阶段,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频密的书信往来和会面交流,有时候甚至常常彻夜长谈,交换各自关于写作、阅读和思考方面的想法和进展,也可以说,我们三人形成了一个没有命名的文学小团体。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文学创作,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频繁地交流着的。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官方禁止自发组织、自发刊物(即「民主墙」运动中社会上的民办团体和杂志,这些组织和刊物大部分聚焦于政治、时事等主题,少量属文学类)的紧张时刻,但我们却反而产生了自己办刊物的念头。也许是因为当时十八、九岁的我们,基本身处这些受到官方取缔和整肃的「异议运动」中心之外罢,我们平行地、独立地进行着自己的观察、思考和探索,反倒没有太多顾忌。尽管明知也有着风险,但我们坚信这是心灵的自由和表达的需要,与政治无关,所以决定悄悄地干了。《MN》的刊名是我取的,它有三个「秘密」的来源和暗示:其一、它意指「送葬者」(当时我认为我们都是一个正在被否弃的时代的送葬者),取之于英文「送葬者」一词(Mourner)中文发音Mao Ne的拼音的两个起首字母;其二、当时我受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中对「世纪病」的批判所吸引,故反问我们自己身处的当下「猫呢」?其三、还有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代表作《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 )也被介绍进了当时的中国,我们奉为人性揭示与批判的巨制,我们也希望通过写作发现或创造我们时代的「猫」–那么,「猫呢」?这些命名的背景来源似乎牵强,但也多少反映了一群后「文革」热血青年的文学抱负中的时代命题。《MN》一共出了5期,到1985年停止。此后更阔大、更激荡的文学世界横亘于我们面前,我转而投入了整个上海地下文学圈群落性的民刊《海上》、《大陆》的创办,那是关于八十年代青春挥霍和消磨的又一段岁月故事了。

问:记得你曾在《MN》上把自己的诗作题献给萨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你当时是怎样接触到他们的作品的?他们在哪方面影响了你的诗歌写作和世界观?

答:这是1982、83年间地下出版的《MN》第三期中我的诗作前的题献。切。格瓦拉是这三人中接触最早的「英雄人物」,早在1973或1974年我只有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从正在我们县城大会堂绘制毛泽东油画肖像的一个青年美工手中,看到一本「灰皮书」–苏联人写的《格瓦拉传》(「文革」前及「文革」后期,中共提供中高级干部、知识份子批判阅读之用而内部出版、限量发行的翻译作品,因其封面一般取单调灰色而被称为「灰皮书」)。直到1980年左右,我在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里买到另外两本厚厚的「灰皮书」–英美人士写的《格瓦拉》和《拉丁美洲的游击战运动》,格瓦拉的传奇很快成为我写作的一个源泉,我甚至在1982年初就写了一篇小说〈小说ABC〉(发表于《今天》杂志2000年春季号),这篇「后现代」风格的短篇其实也是我对格瓦拉的一次文本致敬。

如果说格瓦拉是个动作英雄、行动之王,马尔库塞和萨特,则是在理论和思想层面影响了我当年文化政治上持左翼立场的取态。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1980年4月萨特去世后,北京《人民日报》曾注销一个豆腐干大小版面的报导,那天我在上海机械学院的报栏里看到这条消息后,当晚的日记里写过「模模糊糊的导师死了」的字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仅仅只能从译介过来不多的零碎信息中,发现这些让我快乐与激奋的思想源泉和动力。那时,马尔库塞既令我对极权共产主义采取严厉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也同时令我对发达资本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和质疑。我想,这三位马克思主义或类马克思主义份子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人文性的,他们让刚刚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即注重形式实验和语言「游戏」的我,也积极倾向于关切社会、关切苦难大众、关切人性的条件和人类的处境。所以,现在我常常笑称自己是「右派中的左翼、左派中的右翼」,与这一精神背景有很深的关联。

问:你的诗作曾被收入1992年出版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粹》和1993年出版的《后朦胧诗全集》,你是怎样理解「后朦胧诗」这个当代文学范畴的?另外,可以谈谈你与朦胧诗人(如北岛、杨炼和舒婷等)的文学关系或「非关系」吗?你是怎样理解和接受他/她们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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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后朦胧诗」相对于「朦胧诗」的定位,只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圈内大家为了方便、「偷懒」而祭出的权宜处理方法,哪怕诗人们自己也一度套用了「后朦胧诗」的帽子,结果成了文学史的定案之论。事实上,「朦胧诗」作者与「后朦胧诗」作者,就是在一个基本共时性的语境中,呈现了作者数量及创作总质量规模的严重不对称性:即全国各地所谓「后朦胧诗」的诗人在数量上,远胜于以基本因在民刊《今天》(1978-1980)发表作品而被社会瞩目的不超过一打数目左右的「朦胧诗人」。以对当时写作的作品质量作平行比较而言,我当然不认为黄翔(后期的黄翔暂搁置不论)、陈建华等等同时期诗人是应当被忽略的,更有「无名者」的价值需要文学史去发现、去论说。应该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在封闭社会、专制社会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信息和传播上的滞涩和困难的多寡,决定了作者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与否。同属(?)「朦胧诗人」,三十年来北岛和多多在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际与命运流变,也多多少少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第一线的写作者,我在二十年前就反对将1970年代末叶那个时期「崛起」(与「朦胧」派基本同义)与(几乎同时或稍迟)「后崛起」(与「后朦胧」派基本同义)的诗人刻意作代际区隔。当时(1988年)我在和徐敬亚合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的前言中特别申明:「我并不认为现年大致在25-40岁之间的、「崛起」的和「后崛起」的前卫诗人属不同的两代人」。

与「朦胧诗人」的关系,诗人韩东曾经以「长兄为父」来名之;我和韩东的感受与认知完全不同,因为我的文学启蒙和「诗歌发生学」,与「朦胧诗」无任何直接关系。我在1978年进大学后,自觉开始严肃地从事现代诗写作。我周围的文学环境,除了仅有郁郁、冰释之两位老友外,便是图书馆和书店,以及零售期刊的邮局;我就读的是工科院校,并无任何自发的集群性文学活动,我的社会交往当时又很有限,同时期横向的独立创作文学资讯(如在各地文科院校或综合性大学风行流传的各种文学类民刊)无从所得。1981到1983年间,我和我的两位文友分别已经与上海的地下诗歌圈的一些群落产生了一定的互动来往,但也是直到1984年3月以后,我才在北京第一次看到了民刊《今天》。同一年及次年,我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也与杨炼、北岛、严力、顾城、多多等「朦胧诗人」有了一面之缘,或比「一面之缘」要多得多的交往(如与严力、多多)。我在与他们交往之前及后来的交往之中,始终感觉大家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当然比我年长的诗人他们有幸早出发了,但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场几乎没有尽头的马拉松。1981年春夏之际,我和郁郁、冰释之已经编辑印行自己的民刊,而这前后我们只是通过一些官方出版物如《文汇月刊》、《萌芽》、《星星》、《福建文艺》、《诗刊》等,读到过若干被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应当这么说,北岛、舒婷等的诗曾经给过我和当时的诗友写作上的刺激,让我们有一种温暖和鼓舞的感觉–这个世界别的地方也有着与我们持相同或相似精神和美学趣味与追求的人,我们并不孤独。

如前所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受的影响多来自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潮,与「朦胧诗人」在「文革」中后期(1970年代初中叶)开始通过「灰皮书」(虽然有限地、但极为关键地)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影响,只是因为年龄长幼的关系,这种同源性的影响和接受呈现了时间上的先后之别。

问:陈东东曾在《现代汉诗100首》中点评你的〈连朝霞也是陈腐的〉。他提出了三个论点,其中第一和第三点是这样的:「一,孟浪惯于传达一种反政治、反制度乃至反世界的对抗激情。他诗歌的声音因而充斥着超越绝望的决绝和严正。[……]三,这种对抗激情,令孟浪的诗歌又几乎是反诗歌的。语词、句子和段落凑置在纸上,其间空隙的阻断多半不能意联。这并不显示孟浪无力将它们整合,这表明孟浪的另一番努力,刻意不把其作品的尖刻和深锐打磨成一首像样的诗。」我觉得他这段评语抓住了你诗歌写作的某些关键之处,却未能很好地表达出来。我自己的感觉是,你的诗歌包含了某种反节奏的节奏或无调的调子。一般人写作,用的是加法,尝试在白纸上加上自己的意图,要求文字表达自己某些可以表达的想法。但我觉得你的诗作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你用的是减法,你在文字和书写里不断留下空白和错位,让读者惊觉书写和文字本身的物质性存在,并打开了某个「课文主旨」或「文章意图」以外的极限的书写空间。因此,陈东东才会获得这样的阅读经验:「语词、句子和段落凑置在纸上,其间空隙的阻断多半不能意联。」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反诗歌的」,因为这份对书写和文字的自觉、这种对写作的惯性接收模式的违离和对抗,恰恰承传了现代主义诗歌实验的宝贵遗产。而以违规的方式生产和创造语言文字的崭新组合,也是现代主义为诗歌写作定下的行进轨迹。这种种现代派的倾向都能在你的诗作中充份地展现出来。你当初是怎样走到这条路上的?为何你会选择这个书写方向?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这需要某种能忍受和抵御孤独的能耐。

答:你举陈东东对我的诗作〈连朝霞也是陈腐的〉的三点读感作例,我觉得陈东东的读法或读解,是很多种方法的一种而已,它提供了一种进入或切入的角度–大部分容易对我的诗作「望而生畏」的读者会认为比较方便、比较实用。就我的书写本身而言,你所指出的「留下空白和错位」、「打开……极限的书写空间」以及「对写作的惯性接受模式的违离和对抗」等,都很准确。如果说它是「反诗歌」的,不如说它是不断推进、接近诗歌的可能性疆域和边界的。我从事现代诗创作差不多30年了,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的书写行动,基本上首先是对我自己作为一位极敏感的汉语「用家」的挑战,然后是以现代诗和文学写作的方式,对汉语本身的表现力与可能性的挑战。它的「副产品」才是对读者的挑战(纯属善意!)。你说是「种种现代派的倾向」,其实我很早也实验了「后现代」倾向和手法。在我看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也只是现代主义的不同向度的发展或延伸而已。让「后现代主义者」自己最不堪消受的指责,大概不过如此,它也就是现代主义「母体」的赘生体或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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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这套书写理路,与我最初实践现代诗写作的年月在一所工科大学就读的非人文环境里,却读了一大批与所学精密仪器工程专业无关的人文读物有关。当时,我除了对一般所称的欧陆现代哲学感兴趣外,对「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亦有所涉猎。人类知识系统、语言和表达系统内在的进路和困境令我好奇、也令我敏感,它们似乎背景性地促成我对自己书写的模式和样态的自我设定或自我暗示。1984年12月,我曾用地下印刷的方式编定、并于次年在上海北京分别印行了自己的油印打字诗集《生命发育史》和《灵魂的质感》,这是我最早的个人诗集,尽管分别只有19页和26页。

《生命发育史》正文的第一页,是一首题为〈生日〉的作品,全诗为空白,无一字,仅署写作日期:X月X日。这X月X日确为我的生日,也确实是我写作此诗的日期。这是我25年前或更早的「现代诗」或「后现代」搞作的极端例子。若就此认定我写此诗,是对生命的虚无感、空无感的表现,也是对书写与文本的形式意义的终极性怀疑,我想大致也未走样太多。在这本集子里,还有一首〈戛纳标点〉的诗作。这首诗其实是,我将读报时看到戛纳电影节(Festival de Cannes)某个重要奖项历届获奖影片每一部片名依年序排列,在每一部片名原封不动构成每一句诗行后仅用(少数也不用)标点符号予以勾连或断开,形成阅读上连续的意群1和意象组合,结果也成了一首似乎完全自足自洽的现代诗。不过,我没有过多着迷于此类「反诗歌」的形式游戏。后来的发展,随着我对「空白」和「错位」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下述的状况便愈演愈烈:我的诗作很容易让读者处于持续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的被挑战的境遇。我无意开罪读者,但我绝难放弃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律令」,所以长期以来我安之若素。

康正果:怨愤化泥沙——《神鬼传奇3》的反《英雄》寓意

由罗伯。科恩(Rob Cohen)执导的《神鬼传奇3》(The Mummy: Tomb of the Dragon Emperor,又译《木乃伊:龙帝之墓》)这几天正在美国上映,票房一直不错,只是评论欠佳。现代人的视觉消费越来越卷入影视产品的旋涡,这部木乃伊新片尽管被论者贬为烂片,它照样还是从美国热销到世界各地,特别在东亚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布兰登扮演的理克。奥康纳人已显老,让影迷们颇感失望的是,他原来的老搭档这次并未出场,而是由玛丽亚。贝罗现充了伊芙琳的角色。他们的儿子亚历克斯已长大成人,从当年那个冒失闯入金字塔的小男孩一变而为继承父业的盗墓高手。在父母洗手不干后,老欧洲东方主义文化猎奇的旧藩篱被儿子一举突破,他发掘古墓的目标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标准场地,而是转移到更为遥远的中国。西方人通过收藏和佔有古董来品味东方文化遗产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如今中国对外敞开了大门,对他们来说,抓紧时机去那里推销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一切商品,那才是当前最有利可图的事情。这其间当然也包括引入西方的价值,比如像人权和新闻自由这些敏感的话题,便在西方与中共当局间引起冲突,造成了推广与抵制,呼唤与堵截的紧张局势。

好莱坞把“木乃伊”的新戏台搭到中国,无疑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有关。该片不迟不早,正好选在奥运开幕前上映,明显是要藉“鸟巢”内外大摆秦俑阵的良机,好好来唱一齣赚钱的对台戏。为避免触及现政权在时代背景上的忌讳,故事的开始被有意地虚拟在1946年的中国西部。亚历克斯的盗墓行动是有合谋的,在他和他那个搭档的背后,还活动着一支既不像国军也不像共军的龙徽军队,他们那颇似纳粹的着装明显地标志了反面角色的特徵。龙徽军及其首领的模样和行径可谓活现了卡弗蒂(Jack Cafferty)所骂的那帮獃恶棍(goons and thugs),他们这群人就是今日中国恶俗势力和崛起妄想的代表。他们那么样关注古墓文物,其实并非出於文化关怀,而是想凭藉邪灵复活的威力,鼓噪起威胁世界的声势,好在虚幻的强大中洋洋得意罢了。至於墓中的龙帝(李连傑饰),显然是按秦始皇原型虚构的人物:他残暴专制,一要靠武力独霸天下,二要长生不老,永远握住权柄。对比张艺谋影片《英雄》中那个被刻意拔高的秦始皇,两个始皇帝正好一反一正:一个是盖世英武的君主,浑身“大国崛起”的气魄;一个代表了邪恶势力,他把张艺谋有意掩盖的凶险在银幕上暴露无遗。凡是看过《英雄》一片的观众,不难从龙帝的反英雄形象中联想到这部木乃伊新片的反《英雄》寓意。比如,与龙帝对立的女真人紫娟(杨紫琼饰),她一身道家的飘逸,其古典式自由女神的形象就自然地代表了抗衡专制的民间力量。正是在她的诅咒下,龙帝的野心功败垂成,他与他的方阵武士顷刻间僵化为土偶,从此长埋地下。

退休牛津的奥康纳夫妇日子过得百无聊赖,当他们为执行特别任务而赶到上海博物馆时,正碰上龙徽军头领把龙帝从陶土包裹中唤醒的场面。被唤醒的邪灵法力无边,所向披靡,一场阻止龙帝重返人间的追逐战由此展开。木乃伊戏中那几个固有的元素在此后的情节推进中不断地花样翻新,电子游戏式的惊险场面被铺陈到毫无逻辑可讲的地步。现在,奥康纳夫妇又有了重操旧业,再显身手的机会,他们在大上海的闹市上对龙帝的车马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遥远的喜玛拉雅雪山深处。伊芙琳的哥哥乔纳森那句插科打诨的台词耐人寻味,说得特好:“我讨厌木乃伊,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与独自称霸是绝对对立的,奥康纳一家人的使命就是要协助紫娟和她的女儿制止龙帝的复活。否则,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公平竞争的自由,完全回到毛泽东式的极权统治之下。

为什么龙帝的邪灵非要登上喜玛拉雅雪山上喇嘛寺的佛塔才得以完成其复活程序的关键步骤呢?对於这一场戏的空间大腾越,观众一般都甚感突兀。窃以为,除了香格里拉那个神秘的处所被认为蕴藏有神秘的魔力,因而具有戏剧因素,可增强惊险的异国情调以外,当前的西藏局势及其在观众心中可能引起的联想,也未尝不是导演考虑的卖点和值得在此作点分析的因素。龙徽军助阵龙帝在雪山上施展法力,打击奥康纳一家人的阻止行动,其暴力的压制不难令人联想到中共当局通过压制藏人——乃至全中国各族人民——的自治来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统治,包括龙徽军肩膀上那些明显是现代(1946年根本没有)的武器,也都以其不谐调的配备令人联想到过去与当前的关系。邪僻总是通过侵淩和玷污圣洁的事物来展示其威力的,果然在冰雪崩塌的风暴肆虐后,龙帝变本加厉,进而拥有了更大的神通。那几个被林姑娘呼唤出来助战的巨型雪人也自有其动人联想之妙,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怪异的相貌,也许会看出几分藏旗上雪山狮子的特徵。雪人出现的情节固然太突然太生硬,但就该片从头到尾的暗示性而言,此景此情,毕竟有其值得玩味之处。

龙帝的复活最终在飞回墓穴时彻底完成,李连傑至此才在陶土剥落后露出他真实的面貌。让这位京剧武生式的名演员在该片中扮演凶恶的龙帝,实在有埋没其英气与武功之嫌。张艺谋在《英雄》中给他安排了刺客无名的角色,其中也存在着不伦不类的问题。为渲染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张扭曲了刺客无名来自民间的反抗勇气,却违反人性,让他该出手时不出手,竟然妇人之仁地放过始皇,最后惨死於乱箭之下。在木乃伊新片中,李连傑的矮小身材和武生面孔无形中矮化了他所扮演的龙帝,与陈道明所扮秦始皇那气宇轩昂的形象相比,复活了的龙帝显得格外地渺小和平庸。然而,这一错位误用的安排反而造成了意外的反讽效果,致使李连傑的龙帝正好起到了反英雄——反张艺谋《英雄》——的作用。原来光辉的英雄史都是假话和大话,无赖和恶俗才是中国人今日面对的现实。

木乃伊在西方语境中不仅意味着不朽,把屍体做成完整的乾屍,除了永久保存的用意外,还另有其等待复活的目的。复活是对恨恨而死的一个补偿,任凭那不甘寂灭的亡灵在复活中实现其生前的憾事,然后再次死去,只有经过此一过程,亡灵才真正会入土为安,永远地回归大地。如果把电影在今日所造成的技术幻象等同於古代巫术的招魂功能,那么在观看“木乃伊”系列的娱乐中也许就含有祓除仪式的功效了。龙帝及其兵马俑方阵是被死亡压下去的冤魂怨气,修长城而死於非命的黎民百姓也是被死亡压下去的冤魂怨气,两者的不同只是,一方要实现野心,一方要报仇雪恨。当龙帝唤起他的兵马俑方阵发出征服世界的号令时,紫娟也唤起筑长城而死的无数冤魂,他们铺天盖地而来,高喊起“自由,自由”的口号,拿着锄头铁锨与兵马俑展开了决斗。这一场骨头架子大战兵马俑的场面看起来滑稽风趣,想起来则寓意深远。冤魂有好的也有坏的,怨气有刚烈的也有凶险的,对立的双方都有复活的愿望,都要通过复活来完成各自的释放。电影艺术所处理的事情就是促成双方的释放。释放毕竟是一件好事,只有通过释放,危机才得以消解。因此,最大的危机并不是亡灵的复活,而是压制性地深埋怨愤,将其封存於饮恨吞声之中。电影最终以冤魂怨气的彻底消解告终:紫娟死了,龙帝也死了,兵马俑土崩瓦解,骨头架子战斗群一时间化作泥沙,所有的拼杀都一溜烟消弥於墓穴深处,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乾净。

当前中国的最大危机是龙徽军之流的无赖恶质身披现代化的外衣,利用现代化的优势,却一贯强硬地坚持反现代性的行径。他们一再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排外怨愤对抗国际社会的人权关怀和民主挑战,近来又在崛起的姿态中妄自尊大,企图从百年来受尽压抑的民族屈辱感中激发出全民自强的信心和能量。但他们从来也不准民间冤魂释放丝毫的怨气,不但拒绝给从前的冤案平反,也不准任何维权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公开的抗争,更不接受国际社会改善人权的建议。这一龙徽军势力的所作所为就是拒绝和排除乔纳森所诉求的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正是奥林匹克的精神,也是在全球化的今日,中国要走向世界所必须遵循的途径。作为东道主的北京,如果在一个世界性的公平竞争场合仍然压制和歪曲公平竞争的精神,那就太辱没奥运精神,太败坏所自诩的崛起形象了。有志气的中国人再不要去搞什么抗议CNN的闹剧,而应像甕安民众那样去斗那些龙徽军式的恶棍。中共当局若深明大义,就应有勇气面对自由的挑战,让冤屈者伸张正义,让民间所有的怨愤在得到释放后泥沙一样随风消散,直到那天地清旷之日,中国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和谐。

写於北京奥运开幕前夕,2008年8月7日。

綦彦臣:《国风十八讲》(17):鲁乱齐淫——诗经中最大的谜团

17.1鲁有颂而无风

近世以来,很少有人再关注诗经的原本究竟是多少首。一般论者就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论,即“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稍作纵深考究的学者则参照清人赵翼《陔余从考》卷二之〈古诗三千之非〉的说法,即“按诗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即古诗原本,孔子即于此五百一十一篇内删之为三百五篇耳”。

孔夫子的重笔删削,为历史留下了一大谜团。然而,最大的谜团还不在古诗究为多少首之一端,而在于为什么诗经中没有《鲁风》反有《鲁颂》?

这成了诗经学乃至于中国文学史与史学史上的最大谜团。

风,是记载国俗民情的作品,连涉及东迁后的姬周王室有关的诗作都被从颂类降等为风类,那么与王室政治关系最密切的鲁国何以没有风类作品?

颂,为王室宗庙祭祀的舞曲之歌词,有周颂,此为应当;有商颂,也是殷商作为姬周之前王朝历史地位的象征;那么,有鲁颂则不好理解,因为鲁国与姬周王室关系再密切,也不能与王室平等。

按着唐初学问大家孔颖达的说法是,因为“周尊鲁若王者,巡守述职,不陈其诗,虽鲁人有作,周室不采。故王道既衰,变《风》皆作,鲁独无之”。由于鲁国地位被尊崇,在西周晚期,歌颂鲁国统治美德的诗作如《駉》就列为颂类作品。这种史学猜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为什么进入春秋之后,连王室的地位都下降了,鲁国的地位反而上升了呢?在孔颖达的解释之外,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做出过孔夫子作《春秋》之政治目的的判断,即其意在“绌周王鲁”。用现在的话来说,孔夫子试图给与姬周王室关系最密切的鲁国一个新的身份,让它去替代衰败没落的东周王室。刘逢禄的这个说法并不孤立,因为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以“年龄中值”计,晚于孔颖达八十年)在评论《春秋》政治倾向时,称它涉及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比刘逢禄晚约半个世纪(计算方法同上)的清代诗经学家方玉润,干脆就说:《鲁颂》的写作法非常恶劣,誉美过度,为后世的司马相如、扬雄之流写拍马屁的辞赋开了先例。

之于以上各类学说,我们认为孔夫子在编纂《诗经》时存在为鲁国遮丑的可能,或是把本有的《鲁风》以与别的风相重叠的原因给删去了即“去其重”;或者是鲁国风类作品确实存在,孔夫子为了使自己所编辑的古诗与《春秋》的政治方向一致,而不进行实际编录。当然,对鲁国王室的过度誉美之根源不在于孔夫子本人,而在于《鲁颂》作者即孔夫子的学术与政治前辈。由于他们的作为,才误导了孔夫子,并使孔夫子与他们一样是个“鲁文化本位主义者”。递进而论,孔夫子接续他的鲁国文化前辈们志向,把恢复美好的西周初期统治的愿望变成了打造新鲁国的政治企图。

《鲁颂》的四首作品全部是春秋前期国家大乱之后的诗篇,用来怀念治国有方的鲁僖公(姬申)的。鲁文公(姬兴)的大臣季文子到王室请求,王室批准,就由鲁国史官史克写成。今天,我们不难理解王室批准鲁国这一僭越行为的原因:其一者,天下大乱,姬周王室应更加紧密地依赖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鲁国的支持;其二,姬申姬兴父子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强国合作,成为“次级霸权”,如姬申追随齐桓公平晋乱,又如姬兴与后起强国晋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调侃地说,鲁国此时已经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姬周王室只能让步。

这样的让步,就让唐代的著名学者孔颖达理解为“周尊鲁若王者”。鲁国政治高层不仅梦想着在政治动乱(还有此前的齐鲁性丑闻,下节述)之后,刷新国内政治,还梦想着取代姬周王室。看看史克在《駉》与《泮水》对鲁僖公的过誉,就知道了。

駉,音“扃”(一声,与三声的“炯”不同),指马健壮、有神采之状。其诗曰:

    公马健壮无比,

    在鲁京的远郊牧养。

    再夸壮马,

    黑身白胯与黄白驳色共在一场,

    纯黑与黄赤迹不逊色,

    它们驾车蹄音欢畅。

    僖公深思熟虑,

    他要养好战马准备打仗。(19:1-1)

《泮水》一诗是以鲁国都城曲阜泮水起兴的,鲁僖公在泮水之上修了一座跨河的宫殿。作为僖公振兴鲁国、取代周室的政治标志,它不仅技巧独到而且神主也不是文武二王,而是姬周的始祖后稷。泮宫,又称“閟宫或“新庙”。

閟,音“必”。《泮水》诗后即是《閟宫》。

《泮水》诗表达的是鲁国想在齐国之后成为新霸权的期望,如其云:

    泮水让人喜乐,

    伸手即可摘取莼菜。

    僖公威仪临到,

    美酒佳肴一起上来。

    甘甜香醇酒味远,

    饮后立觉年轮不再。

    鲁国遵守正道,

    征服淮夷添光彩。(19:3-3)

这种毫不遮掩的自我歌颂,本身就是一种丑闻,更何况鲁国政治高层的性丑闻被《齐风》记载了呢?还有,鲁国自发生文姜丑闻之后,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性丑闻与政治谋杀。

17.2情敌谋杀鲁桓公

《鲁颂》是成于鲁文公时代的作品,最早在文公六年(前621),即季文子此人出现在《春秋》文献上的时候;最晚在文公十八年(前609),即文公去世之时。但是,无论文公六年还是十八年,在他即位为国君的六十八年前发生了鲁桓公被齐襄公谋杀的事件。这项重大的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性丑闻,被《齐风》的《南山》、《敝笱》、《载驱》所记载。

按故事的前因后果顺序来看,《载驱》应为故事的引子,《敝笱》为“第一章”,《南山》为故事的高潮。而这样的排序,也只能是谋杀事件之前的故事交待。多亏司马迁老先生笔法还算正直,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给了详细交待。

放下《史记》不说,先来编排文姜回国的细节,即诗经《齐风》中的记载顺序。《载驱》一诗写的是奔驰在齐鲁国际公路上的文姜车队的壮观场面:

    拉车的马蹄响得得,

    竹帘蒙红皮。

    鲁国官道宽,

    文姜归齐行何急。(8:10-1)

    汶水有浪声,

    来往行人急忙闪。

    鲁道何其宽,

    归齐文姜无遮拦。(8:10-4)

《敝笱》则极力暗示文姜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齐襄公有私通关系,且传闻已久。虽然说诗作是鲁桓公让情敌谋杀之后的作品,但它的一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鲁桓公决定带夫人文姜去齐国之前,大夫申繻进行过谏止,结果“公不听,遂如齐”。

笱,音“狗”,竹制鱼篓的古称。《敝笱》诗云:

    鱼梁有破篓,

    形同虚设鱼无碍。

    文姜归省齐,

    随从如水涌过来。(8:9-3)

对于此诗的含义,诗经学家们历来无争议,一如《毛诗序》所说:“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虽然说齐国诗人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对本处弱势的鲁桓公给予了不恰当的批评,但终究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补足了诗经没有鲁风的不足。就编辑技术来说,《载驱》、《敝笱》、《南山》可以单列为《鲁风》,可惜,力求鲁国取代姬周王室的孔夫子并没这么做。

较之《敝笱》,《南山》一诗的态度接近公正,它以批判齐襄公为主。换言之,有了排序在前的《南山》,“倒叙”的故事才有些意义即不偏离国风的批判风格,诗中质问齐襄公说:

    葛鞋知双配,

    耳边帽带也对称。

    平坦鲁君道,

    文姜将与鲁侯婚。

    既然配与鲁,

    为何又为旧情淫。(8:6-2)

只有旧情之淫,也就算了。只是本为外交事务去齐国的鲁桓公,偏偏认为“王八好当气难受”(那里尚无此俚语!),竟然不计后果地怒责文姜。文姜十分恐惧,就把桓公发怒的事情告诉了情夫齐襄公。齐襄公不露声色,于一次宴会上灌醉了鲁桓公。桓公醉后,由齐国公子彭生(大力士)抱到车上,在车上彭死“拉杀”桓公。所谓拉杀。就折断肋骨、窒息而死,或叫“夹死”。对于如此巨大的丑闻,鲁国不敢动声色,只好以要求齐国处死彭生的方式挽回面子。外交使节声称:“我国君主敬畏齐国君主的威严,不敢自以为是地安居本国,亲自到齐国进行促进两国和睦的外交活动。礼仪已成而人未归来,罪责无法追究,只求贵国杀掉彭生,便我国在国际社会排除丑闻的干扰。”齐襄公答应了鲁国的要求,杀了彭生,但是文姜没有返回鲁国。《史记·鲁周公世家》所云“礼成而不反归”中的“不反”之人是文姜。杀了彭生,鲁国勉强在国际社会找回了面子,而齐襄公和文姜可以安逸地享受云雨之美了!

对于这段丑闻,孔夫子主编的道德经典《春秋》上说得很绕口:“桓公十有八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辞也,其实夫人外公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这段话译成现代文的大意是:十八年春天正月,鲁桓公同齐襄公在泺这个地方相会。鲁桓公与他夫人姜氏(遂从)到了齐国。为什么不说“同夫人”呢?因为夫人已经同桓公断决了。为什么夫人同桓公断决呢?因为国家的缘故,为桓公辟讳,其实是夫人同桓公断决了。”

真难为孔夫子了!若不是汉人注解诗经以及写了《史记》,再后的人还真闹不清老夫绕了半天弯子,究竟想说明什么,以及想回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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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宣讲政德

    图解:孔夫子到处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的主张首先不被祖国鲁国所认可,尽管他到临死前还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鲁国的丑闻。

    图源:清代画家焦秉贞《孔子圣迹图》(局部)

就本质上讲,鲁桓公也不是什么“好鸟儿”,他也是个“一级谋杀犯”。当然,充当这个“一级谋杀犯”是被裹挟而致,即成了公子挥的胁从。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公子挥向代理执政的隐公说:“百姓认可您这位君主,就正式继位吧,别再代理了!您下令杀掉公子允,我来当国相。”敦厚的隐公回答说:“父亲有命在前,让我这个庶出的长子代理国政。等公子允长大成人,我就让位。你没看见我正在菟裘营造城邑吗?我已经准备退位后,去那里养老。

权欲熏心的公子挥听此话后,颇为担心,再施离间之计,对公子允说:“大哥要自己当正式的国君,也有除掉你的打算。现在,不如我干掉他,为你上台扫清道路。”公子允答应了。这年十一月份,隐公出宫进行一项宗教活动,公子挥派人前去行刺,杀了隐公,公子允由此登位。

这位公子允,就是日后的鲁桓公。

17.3又杀了四个

鲁桓公在位十八年而殒命,其子姬同继位,是为庄公。庄公在位时间较长,达三十二年之久。

庄公有个儿子叫姬斑,爱上了梁氏之女。姬斑大概是“剔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梁氏女并不钟情于他。有一次,在去梁家看望梁女,正瞧见一个叫荦的人在梁家墙外与梁女调情,姬斑不禁妒心大作。他恼恨的不是梁女,而是这个荤不过是个养马的低级官吏,怎么也敢和贵族之家的女子眉来眼去、浪说谑笑?于是,他不由分说,给了荤一顿鞭子。姬斑发怒之后,他父亲庄公告诫他说:“荤这个人很有膂力,不该打完就算了,该当场杀了他。”事有凑巧,还没等姬斑动手,他的三位叔叔就闹起事儿来。原因是庄公病重,接班人问题发生了争执。

庄公的本意是让姬斑接班,二弟庆父想让叔姜的儿子姬开接班。叔姜是庄公的小姨子,她的姐姐叫哀姜。由于哀姜不生育,她就把妹妹“贴给”了丈夫。妹妹争气,生下了姬开。庆父呢,与嫂子哀姜早就“有一腿”,他建议叔姜的儿子接班,是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三弟叔牙抢在庆父之前,推荐二哥当接班人。他的理由是,鲁国有兄终弟及的习惯,老大死了,老二顶上,没什么不可以的。

四弟季友不同意二哥与三哥的意见,倒是支持大哥立姬斑的打算,并发誓说,豁出死去也办成这事儿。庄公说:“你三哥刚才来了,还说让你二哥接班儿。”季友二话没说,就派人去宣布君命(代庄公发令),迫使老三喝毒酒,并明确告诉他:“你喝了这酒,就不杀你的后人;不喝,就杀你全家,一个不留。”叔牙做了明智的选择,鲁国高层正式给叔牙的儿子以新家族名份,称为“叔孙氏”。没几个月,庄公死了,姬斑得为国君。当国君的新鲜劲儿还没消失,庆父就指使大力士荤去报仇了,在贵族党氏家中杀了姬斑。

一顿愤泄的鞭子,换来了一场谋杀。姬斑该有多后悔?!时在庄公三十二年十月,姬班还没来得正式进入自己的执政程序。

谋杀并未就此而止。庆父派人杀了侄子姬斑,让另外一个侄子姬开当上了国君,是为鲁湣公。可是庆父立湣公当国君不是真心的,而是让他过渡一下,以便自己上台。况且,大哥庄公已死,他与嫂子哀姜的偷情关系也就再无顾忌。两人在通天彻地的性欢乐之后,合谋干掉了姬开。小小姬开绝对没想到自己死在君母兼姨妈的手上。两年来,他也算“为他人作嫁衣”了。

在姬斑被杀后,逃到陈国去躲难的季友,闻知政变后,就携带另一位侄子姬申回国,争夺君位。庆父毕竟理短心虚,跑到莒国去了。姬申毫无悬念地登上了君位,是为鲁僖公,也就是《鲁颂》大力纪念的主人公。庆父跳跑之时并没带上老情妇哀姜,哀姜自知没有好下场,一溜烟儿似地窜到邾国去了。但是,这对各居一国的老鸳鸯没得到好结果:鲁国给莒国君送礼把庆父“引渡”回国,让他自杀了事;齐国为了维护与鲁国的重要邻国外交关系,强势的齐桓公把本为齐国人的哀姜召回齐国并杀死,尸体送归鲁国。鲁国给予了陈尸示众的事后处分。还是姬申厚道,向老叔父季友求情,埋葬了哀姜。

或许这是鲁国人民日后纪念他一个原因吧!

哀姜为情而死,但早为历史忽略,倒是兼玩政治与偷情的庆父为中国文明留下了一个相当深刻的记号。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的“庆父”,就是“他本人”。

不过,这个成语的原典出自《左传》,而不是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