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基督信仰在中国——读余杰新著《白昼将近》

今年4月,香港的晨钟书局出版了青年作家余杰的一部文集《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这是余杰自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以来完成的第一部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作者叙述了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析了当今中国教会的现状以及基督徒们改造文化的努力。作者介绍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介绍了中国的基督徒为争取信仰自由而遭受的残酷迫害和英勇抗争,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作了预测和展望。作为一名公共知识份子兼基督徒,余杰对中共当局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明确的论述,对基督徒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与政治活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过去史学界公认,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唐朝初年。不过最新的考古发现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刻就有关于圣经故事的画面和早期基督教的图案。在过去 1000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时断时续,影响不大。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开启了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到二战结束后,中国有天主教徒300万,新教教徒100万。尽管在民国时期,国人享有较多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属有限。自 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都受到严厉的控制与压迫,文革期间更是达于顶点。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猛发展。据统计,今日中国有1亿3千万基督徒,其中包括2千万天主教徒。在中国,每天有1万人成为基督徒,这样,再过30年,中国的基督徒将超过2亿,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除基督教外,其他宗教和信仰的发展也很快。今日中国,佛教徒也超过一亿。法轮功从1992年问世,到1999年就发展到6、7千万人的规模。9年来,法轮功顶住了中共当局的野蛮镇压,可以想见,在未来中国,法轮功也必将获得极大的发展。

余杰属于70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份子。和他们的前辈相比,这一代知识份子有比较多的人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白昼将近》这本书收录了余杰和他的北大学长王军涛的一组信仰通信,很有意思。王军涛出生于1958年,当初他参加四五运动被捕坐牢,还不到18岁。此后,王军涛又参加了 79年的民主墻运动,80年的大学生竞选运动和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王军涛的经历足以证明:他”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一直感到神的存在”.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始终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的精神世界”.

正像克拉科夫斯基说的那样:”神圣”这个词常常被许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即可说是宗教的。换句话,人信不信某种宗教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终极关怀,是不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宗教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对价值的超越性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且还建构了”另外一个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余英时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教徒更能够坚持理念,承受苦难,不怕孤立孤独,不怕默默无闻。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做到这些就更困难,就需要更强大的内在力量。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波兰的天主教蓬勃复兴,一位神父说:感谢共产党,是他们把越来越多的波兰人赶进了教堂。应该说,这话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读余杰这本《白昼将近》,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变迁。

北京之春2008年9月号

管党生:人气是什么东西(诗四首)

 

“人气是什么东西”

老方是个生意人
在我的影响下重新写诗
办了个论坛
每天关注人气
由于他有时请客
还有谁来论坛
他都说好
确实有些人气
后来他离开诗歌了
人们也就忘记他了


“她成为别人老婆才成为女人”

无聊中去了H市
又见到了微
她妩媚多了
10年前我们成为笔友
那时她有些乏味
现在的她丰满安静
吃火锅时
她不停的为我夹菜
事实上这样的热情
有些成为我的负担
我喜欢自己火中取栗


“午夜聊天”

从H城到F城
火车3个小时
10块钱
在F城打的
20分钟
20块钱
和老朋友
某先锋大师
午夜聊天
2个小时
离开时
F城夜深人静
去网吧
看见某夜游神
在哩哩啦啦的
不知所云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醒来以后
发现F城早餐味道可口


“火车火车”

让我上瘾的火车
我又来过瘾了
上车以后
发现这次列车
没有空调
一些土里土气的人
如同失火一样
往车厢里面冲锋
还好是对号入座
我对面是个时髦女人
不停的打电话
我旁边是个学生
把一袋书放在我脚边
笑嘻嘻的急急巴巴的说
“书,是书”
和对面女人不停对视
她非常注意
我放在窗口的
被香烟醺黄的手指
我非常注意
她黄中有红的弯曲的头发
2小时以后下车
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贺卫方:盘点30年法治人物

《法制周报》: 2007年,以一个孤绝的“钉子楼”为背景,一位穿着大红唐装,手中握着同样鲜艳的宪法文本的中国重庆妇女吴苹,头头是道地阐述着个人物权,并以知法守法的理性姿态坚忍不拔地捍卫个人财产的努力,把自己锲入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历史,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您对此有何看法?

贺卫方:我们应该感谢那张震撼人心的照片,甚至感谢开发商让“钉子户”第一次从抽象走向具象。当然吴苹最终能够获得合理的补偿,虽然有《物权法》之助,不过整体而言,还算不上是法治的胜利,只能说因为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政府在处理某些棘手问题时必须讲规则,手段也趋向温和。

《法制周报》: 2006年7月16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发生10人遇害的特大杀人案件,随后邱兴华在自家门口被捕。邱兴华一审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然而,在二审时要不要对邱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争论成为了焦点。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做出终审,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案件已落幕,但对我国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产生了影响。

贺卫方:我是呼吁给邱兴华一个司法鉴定机会的学者之一,可惜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无论邱兴华杀人多少,只要他在犯罪时属于精神病人并且是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就不负刑事责任。但是陕西省高院最终没有给他一个鉴定机会。

《法制周报》:2005年4月13日,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的佘祥林,被当庭宣判无罪,法律终于还佘祥林清白。此事件直接推动了最高院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以及慎用死刑的呼声。您对此有何评论?

贺卫方:难得的一起得到纠正的冤案。河北的聂树斌案到现在还是泥牛入海!湖北省高院难能可贵,在“疑罪”的情况下选择了从轻,而没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问题是,假如佘祥林当年也被“立即执行”了,冤案的纠正还会那么顺利么?另外,是什么因素让我们难以做到疑罪从无?

《法制周报》:2003年3月20日,在广东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遭到收容站毒打致死,他的死引起了社会对收容制度的关注,随后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贺卫方:事件最后的结果可以多少告慰冤死的孙志刚。但是,人们呼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却悄无声息地落空了。当然,那部恶法被废除已经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了。

《法制周报》:2003年8月18日,延安新婚夫妻张林与李巧花在家看黄碟被警察闯入盘问殴打,后来还被刑拘,引起了人们对公权侵犯私权的讨论。

贺卫方:又是一起受到全国关注、学者议论纷纷的案件。“住宅是我们自由的堡垒”,群己权界的清晰划分仍然是法治建设的艰巨任务。

《法制周报》:1999年12月22日,中纪委严肃查处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经中央批准,中纪委给予胡长清开除党籍处分,有关部门将其开除公职。江西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免去其省政府党组成员及副省长职务,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将其逮捕。2000年3月8日,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这是被执行死刑的第一个高官,标志着中央反腐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贺卫方:胡长清临刑前跟记者说,假如江西的媒体能够像美国媒体揭露克林顿跟莱温斯基的事那样监督尚处高位的他,又何至于让他落到这个境地?此言最值得反思。

《法制周报》: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20户农民迫于饥饿,聚集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冒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抑或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风险,秘密开会签订协议。到会的21个农民,3人盖了私章,18人按了血红的手印。他们这次的“秘密行动”,引起附近村子群众的偷偷效仿,后来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接着拉开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贺卫方:30年过去了,假如现在出现新的小岗村,那里的农民会做什么?

《法制周报》:从1995年8月开始尝试“疑假买假”(即“知假买假”)引发“王海现象”大讨论至今,王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打假索赔进入公众视野,成了打假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代名词,也唤醒了许多消费者和企业的维权意识。

贺卫方:王海的遭遇提出的最具法治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法律的含义能够有一个确定的解释,法官的裁量权能够受到这种解释性规范的约束?

《法制周报》: 江平先生是较早研究民法之法治价值基础的法学家,在改革之初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他冒着政治风险,以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为媒介,进行民法启蒙,传播私法自治的思想。他在1981年撰写了《罗马法》讲义,在1984年撰写了《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一书,在中国政法大学设课讲学,领国内法学教育之先。

贺卫方:感谢江平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卓绝努力,过去30年中国法学将失去多少色彩!江先生的名言是“只向真理低头!”作为晚辈,我要向江先生鞠躬!

余  杰: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自传是所有文体中最困难的一种——当然,这只是对那些有勇气和良知面对真实自我的人而言。大多数中国作家早已习惯了这个由谎言组成的世界,也习惯了在自传中毫不脸红地粉饰和说谎,他们的那些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自传,可以成批量地制作和生产,而此类垃圾作品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送进纸浆机中销毁。真正有价值的自传,往往充满了自我质疑、自我追问、自我否定,以及对那些隐秘的历史事实和内心中的丑陋一面的挖掘。这样的作品必然具有争议性,甚至引发轩然大波,比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在这本回忆录中,格拉斯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六十年前曾经充任希特勒的青年党卫军的最黑暗的一页。这些内容使得格拉斯在多年来在德国社会形成的道德英雄的形象,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伤害,人们质疑说:他为什么要隐瞒如此之久?尽管如此,格拉斯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在书中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他也深知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个人记忆具有不确定性,个人记忆有可能“去真存伪”,所以需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去“自我保护”,最后才能直抵真相本身:“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是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有很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可以说,不仅剥洋葱者本人会被刺激得流泪不止,旁观者也会被眼泪遮盖住视线。

每个人都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过去。在“剥洋葱”的过程当中,当事人必然会时不时地与“为了忘却的记忆”狭路相逢,当旧的伤疤被猛然揭开之后,更会有撕心裂肺的痛楚。所以,如果没有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你最好不要轻易提笔写作自传。旅美女作家巫一毛的自传体小说《暴风雨中一羽毛》,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动人心弦的自传之一,也是一本“剥洋葱”式的作品,这种决绝的姿态在中国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在离开中国大陆二十多年之后,经过了第一代移民普遍经历的挫折、寻觅与打拼之后,巫一毛在美国加州过上了专业人士的、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她以为从此便摆脱了中国、摆脱了噩梦。然而,中国与噩梦仍然像大毒蛇一样缠绕着她。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拯救之道在于写作,通过写作为整整一代人作见证。当《暴风雨中一羽毛》的英文版、中文版以及其他诸多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版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作品的发行相当成功,乃是因为完成了“见证人”的神圣使命。

有意思的是,许多评论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见证”一词。杰出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指出:“通过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姑娘的长年受难,《暴风雨中一羽毛》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泽东统治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杰出的华裔作家哈金赞扬说:“《暴风雨中一羽毛》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他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它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究底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一个幸存者的背后有千百个死难者,一个言说者的背后有千百个沉默者。俄国伟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干脆就直接取名为《见证》。与之相似,对于“出黑暗入光明”的巫一毛来说,写作既是一种自我拯救,也是为那些无法控诉暴政的无名的死难者开口,她在写作的时候,感到躺在身后的有重重叠叠的冤魂。这样的写作显然不是一种享受,巫一毛在总结那段艰难的写作过程的时候说:“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许多部分都难以下笔。有时候,写到特别伤心的事,像好朋友的死,我往往坐在电脑面前,泣不成声,许多天都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块心上永远流血的伤疤。写书的过程,也是个疗伤的过程。写出来,得到一种解脱。”正是经过“剥洋葱”式的写作,巫一毛不再是一名无助地等待伤害悄然来临的女孩,不再是一片在暴风骤雨中随波逐流的羽毛,她的书和她的生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都会因此而感激她。

作为一个女孩,生活在中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共产革命是以对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的摧毁为代价的,而女孩们,优雅的、美丽的、孱弱的、羞怯的女孩们,通常处于这个社会的等级秩序中最低的一层,于是魔爪便首先伸向她们。多名在毛泽东时代度过其青春时代的女性,近年来都先后出版了回忆录,并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比如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杨瑞的《吃蜘蛛的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以及巫一毛的《暴风雨中一羽毛》等。如果将这几本书对照起来阅读,便能够勾勒出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女儿们生存状态的全貌。这几位作者分别隶属于迥然不同的阶层:张戎出生于中级军官家庭,杨瑞出生于红色外交官家庭,虹影则出生于底层劳动人民家庭,惟有巫一毛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家庭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或近或疏,但没有一个是中共政权的反对者或批判者。但是,这些家庭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毛泽东掀起的政治运动之中,家破人亡,血泪斑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血腥的暴力侵入每一个家庭的时候,父母根本无力保护子女,家庭中的孩子特别是其中未成年的女孩,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者。这些女孩沦为贱民阶层,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过早地体验到了社会的险恶,过早地遭受了暴力的侵犯。当然,这几位女孩的性情也各不相同:张戎有军人的坚韧,杨瑞开朗而活泼,虹影具有草根阶层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只有巫一毛像林黛玉一般多愁善感,所以她能够存活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巫一毛的苦难,来自于深深根植于当代中国的“三重罪恶”。第一重乃是制度之恶,乃是极权主义之恶。数年以前,巫一毛的父亲巫宁坤教授出版了自传《一滴泪》。在昔日燕京大学英文系的五名教授中,巫宁坤是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暴之后惟一的幸存者。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王友琴指出:“如果说在一九五七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制度,将有计划地重肉体和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当作其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巫宁坤于一九五一年便放弃了美国的学术生涯,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从返回祖国效力,且一直谨小慎微,但仍然被视为潜在的“敌人”而受到整肃。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之际,巫宁坤再次遭受批斗。刚刚八岁的巫一毛,亲眼目睹了尊敬的父亲被学生们暴力殴打和恶意凌辱的场景,而且她还不能置身事外,比她年长一些的红卫兵强迫她在父亲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叉。此后,他们一家人被驱赶到农村,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随着文革的升级,家庭被拆散,父母被带走,刚刚十岁出头的小女孩不得不与弟弟一起相依为命,过着孤儿一般的凄惨生活。只有将柔软的心变成石头心,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下去。极权主义就是要将人变成符号,变成数字,变成工具,变成螺丝钉,变成比野兽还要残忍的族类。毛泽东对文化的戕害和知识分子的残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他迫使同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们互相成为敌人,他不允许人们之间有同情和爱的情感。巫一毛就是在这样制度下长大的。

戕害中国女儿的第二重罪恶,乃是文化之恶。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面与马列主义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怪胎。共产主义制度曾经席卷了全球几十个国家,但没有那个国家将这种制度演绎到了如此灭绝人性、粗俗野蛮的地步。换言之,中国“儒表法里”的政治及文化传统,恰好成为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接口”。在两千年陈陈相因的“酱缸文化”中,女性是最无辜的牺牲品,一夫多妻制、三从四德、殉葬和小脚,乃是中国男性强加给中国女性的“四大发明”。巫一毛生活在一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巫宁坤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候选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对欧美古典文学如数家珍,当然不会不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自由平等价值。但不幸的是,中国酱缸文化之毒深入到了巫宁坤的骨髓之中,他在家庭中实行重男轻女的规则,简直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家里订了一份牛奶,那是专门给弟弟的,巫一毛只能贪婪地舔一舔奶瓶的封口纸上的几滴残留。如果说这是因为经济的困窘,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下面的场景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父亲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天晚上都要给孩子讲故事,但当巫一毛也搬张小板凳去听故事的时候,父亲却厉声说:“毛毛,到自己房间去。我讲故事,儿子才配听。”巫一毛只好躲藏在床底下,偷听父亲讲的故事。父亲讲的故事与学校里讲的红色家庭和革命英雄的故事不同,他讲的是西方的文学名著,安徒生童话、《大卫?科伯菲尔》和马克吐温的小说等。小女孩在床底下听得如醉如痴。这是书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之一。在此一场景中,伟大的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学传统与中国卑劣的歧视女性的文化传统,如此吊诡地、如此牢固地扭结在一起,并折射到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他本人居然毫不自知。直到晚年,直到阅读了女儿的自传,这位父亲仍然没有向女儿道歉,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给女儿造成了何等严重的伤害。由此可见,五四的使命——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尚任重而道远。

戕害中国女儿的第三重罪恶,乃是人性之恶。人性之恶,受到制度之恶和文化之恶的鼓励与强化,但它又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恶。当“国家犯罪”以“革命”的名义肆虐的时候,人性之恶遂突破文明薄薄的面纱,温驯的学生瞬间变成嗜血的红卫兵,纪律严明的士兵刹那变成杀人的机器。巫一毛记述了她在八岁的时候遭到一名军人强暴的经历:当时,那个军人用一枚毛主席像章吸引了小女孩的注意,将她吸引到一片没有人的树林里。由于出身“黑五类”家庭,小女孩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漂亮的毛主席像章,那时候只有红色家庭才能从特别的渠道获得这种荣誉的标志。这名居心叵测的“解放军叔叔”将这枚像章送给小女孩,并趁机以暴力奸污了她,然后恐吓她说:“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不然,躲到天上我也能找到你,掐死你。”对于懵懵懂懂的小女孩来说,身体遭受伤害的痛苦与获得毛主席像章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几乎分不清孰重孰轻。一方面,“我把这件事埋入心底,没跟妈妈,也没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另一方面,“那个月末,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附近一家照相馆照相。……大家都羡慕地围观我的大像章。……我们都天真无邪笑着。我胸前的像章比哥哥弟弟的大得多,紧扣的领口盖住脖子上的瘀血瘢痕。”军人象征着国家暴力,毛主席像章则象征着偶像崇拜,此一真实的情节,所蕴含的信息超越了一本厚厚的文革史。正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拔下一把毛来就可以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那个残暴的军人也正是千万个“小毛泽东”之一。“毛泽东”这一名词,意味着革命、暴力与性的纠缠,意味着人性邪恶的极致。

巫一毛看到了那么多的中国女儿被杀或自杀。让人欣慰的是,铺天盖地的邪恶并没有摧垮巫一毛,她找到了一条救赎之道,那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当中学毕业的巫一毛独自被发配到深山老林之中、人生陷入绝望的时候,她的妈妈前来探望她,并告诉女儿说,自己是一个受过洗的天主教徒。妈妈对巫一毛说:“你只需要在心里说,‘上帝,帮帮我,保佑我。’上帝就能听见你,保佑你,给你心灵的安宁。”尽管此后上帝在大部分的时刻依旧沉默,但生命中有了上帝,与没有上帝,绝对是不一样的。这种强大的信仰让她战胜了死亡的诱惑。后来,毛泽东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巫一毛一家迎来了生活的转机。若干年后,这片孤苦伶仃的羽毛终于飘到了大洋彼岸。那里,海风清新,阳光灿烂。那里,还有一张书桌,巫一毛终于可以将生命中经历过的创伤全部写出来,在写出来的那一刻,那些创伤便已经愈合了,便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伤害这位如同“压伤的芦苇却不折断”的女性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北京家中,门外依然有三名便衣梭巡不止

魏英杰:官员恶搞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曾是许多中国作家最大的梦想,然而每到诺奖候选人推举期间,一定会有娱乐人物出现。今年也不例外。有地方媒体报道,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诗人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机构推举为诺奖候选人。远在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大概还不知情,这边却炸了锅似的。这位大名叶世斌的安徽诗人,因此闯入公众的视线。

也许这位诗人不过是想在当地炒一炒,不料却成了众矢之的。仔细想想,在各种炒作手段中,恶搞诺贝尔估计是眼球效应最大,又最没什么风险性、成本最小的办法。难怪近些年,诺贝尔文学奖被中国作家糟蹋得不成样子。

作家炒炒也就罢了。比如王蒙、余华诸位,毕竟还是个文学人物。这位诗人算什么呢?看了介绍——原来这位冲击诺奖的诗人,还是安徽天长市现任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像叶世斌局长这样怀揣文学梦的官员,并不在少数。远有东窗事发的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胡建学,近的有陕西的“官员作家群”。应该讲,官员有些个人爱好,这很正常。但无论如何,作为官员首务是干好本职工作,而不能因此荒废“官业”。这位地方官员兼业余诗人花这么多心思在文学上,除非精力旺盛,否则难免有不务正业之嫌。

话说回来,叶局长真正爱好文学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是中文系科班出身的嘛。只不过要小心,个人也许是真诚的,别人却可能阿谀奉承。搞不好借此套近乎,终归还是看中作者手里那枚发烫的公章。说实话,叶局长附录于报道后面的诗作,不过中学生习作的水平,却被某些人捧上天,意味着什么?如此说来,不仅诺奖,连带这位“官员诗人”也被恶搞了一把。

被恶搞也好,自己太当真也罢。诺贝尔文学奖已被高度娱乐化,叶局长还来凑热闹,实在有些不智。而且,他越是当真,恶搞效果就越被放大。比如他对记者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相对公正和伟大的奖项,但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肯定不是为了某个奖项和某种鼓励而写作的。”这话看着就像周星驰或另一位诗人——王兆山说的。依我看,当事人用(获奖的)事实说话的机会实在渺茫,还不如对此保持沉默。

艾未未:为杨佳呼吁

太多的任性,愤怒和漫骂,伴随太多的不信任,放弃和死亡。

如果放弃,依然失望,说没有办法,即是坐以待毙,成为被人诅咒的罪恶腐朽的一部分。

九月一日,杨佳在上海被草率的判处死刑。地方政府和公检法系统,无视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践踏法律的尊严,扰乱司法程序,显露出上海公检法体制的严重综合缺陷。

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杨佳案已经不再是关于一个可以被忽视的普通人,一个公民用赴死的意志,考验了中国实践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信心与立场,唤起中国民权意识的觉醒。上海搞不明白的是,中国不是十里洋场,这要比你想象的宽阔复杂的多。

杨佳案并没有结束,对杨佳的宣判,表达了舞弊者蔑视法律尊严的愿望。污浊的灵魂决定了猥亵的命运,他们最终没有逃出背叛人民的逻辑,对权力的滥用和对法律的蔑视。应该提醒他们,这一次,他们依然会因为愚蠢而付出代价。

为了杨佳,为了每一个有尊严的活着或是死去的,杨佳一样的青年,杨佳的母亲一样的母亲。

呼吁国家重审杨佳案,通过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进行公开合法的审判,是对宪法的维护,是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决心和力量的检测。

你与我一样,作为中国人,相信国家为社会公正司法改革所做的不懈努力,相信具有最高司法权力和荣誉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正和严谨,通过合法手段,再次履行职责。

请使用你的宝贵时间,写下你对杨佳案的看法,用行动呼吁公平正义。

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杨佳案原审判决,指定异地法院,重新公开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维护公民权力。

呼吁国家领导人,责成中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杨佳案起因、审判内幕等违法作为的调查,整顿上海市公、检、法,扫清与国家对立、无视国法的地方势力,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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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 邮编100005

此时此地,我对你的努力充满敬意。

艾未未自己的申请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先生/女士:你好,

杨佳案,以杨佳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为结论。

由于此案审理疑点颇多,本人在此申请,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核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杨佳案死刑审判之际,恳请最高人民法院撤消原判,重新审理。

鉴于杨佳案的作案起因和动机的缺失,上海公检法对杨佳案的诸多不当处置,此案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杨佳案成为一起关系到公民个人生存权利,建构法制社会,司法公正,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重大案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历史影响。

杨佳案的审理过程呈现许多弊病

对警方过度行使权力的质疑。

违反侦讯程序。

违反规避制度。

侵犯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侵犯律师辩护权益。

非法拘禁嫌疑人母亲。

违反嫌疑人亲属的权益。

非公开审判。

通过重新公开透明司法程序,进行公开的异地审判,是对宪法的维护,是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决心和力量的检测。

通过此案的公开审理维护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力,组成专案调查组对上海杨佳案的起因和审判过程展开详细调查,整顿清除与国家法律相对立的障碍。

我相信国家为社会公正司法改革所做的不懈努力,对你们的工作充满敬意。

希望收到此信的回复,以证实此信被查阅。

谢谢。

 艾未未

2008年09月03日

护照号:G2105752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草场地258号
我在私人博客上表达了我的看法(见附件文章)
08.07.03
08.08.07
08.07.09
08.07.17
08.07.19
08.07.21
08.07.27
08.08.29
08.09.01
08.09.02

廖天琪:张丹红的沉沦

最近,“张丹红事件”在德国媒体和中文的网站上有众多的文字和评论出现。张女士是德国公共媒体德国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的副主任,来自北京的张丹红在那里工作已经十多年了。笔者九十年代在德国时就认识张女士,有时候也把大陆来访的作家和异议人士介绍到德国之声,接受张女士的采访。最近这些年我虽然在美国,但是在同行的信息交流上我们也还是有往来的。前些天我已经在网上读到不少有关的文章,对于那些爱国愤青的义和团情结不过一笑置之而已,但看到柏林日报上社民党的议会发言人D. Wiefelspuetz说:“这位女士已经把中国政府的审查制输入脑袋了”, “她的发言活活是个灾难”,这么重的话很令我吃惊。恰好,一位德国朋友发了电子邮件的链接给我(1. Kontrovers: Machtspiele im Zeichen der Ringe? – Olympia in Peking 2008 ),他说有一位似乎是中国使馆的记者在参与德国电台(Deutschlandfunk)八月四日有关奥运和人权主题的座谈会时采用官方话语系统的调子,力捧政府的功绩,他让我听听,想知道我作何想。原来他说的就是张丹红,真是不听还好,一听简直要跌破眼镜。

德国公众界及一些政治家一向对西藏和达赖喇嘛十分同情,总理莫克尔接见达赖喇嘛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但是普通民众都非常欣赏她的政治道德和有原则的做法。近年来,德国媒体中,汉学系出身的内行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大报社和杂志的驻华特派记者,大部分都是精通汉语的。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不再是以前那些不懂中国的专业记者那样雾里看花了。于中国的各方面问题,他们自然不会每天只听官方发言人的宣传,而能自己去找较为可靠的消息来源,并且时常跟民间异议分子接触谈话,获得第一手的资讯。德国和中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把中国真实的面貌介绍给德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上的必需。虽然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和提供的信息量依然不能跟美国比,但是这种比重正在日益增加。平面媒体中,全国性的大报和杂志经常以封面故事大篇幅地对中国进行深度报道。其他电视和广播节目中,中国的主题也时时出现。但是西方一对中国的弊病和病态采取批评讥讽的态度,中国人就受不了。他们宁可被自己的独裁政府鱼肉欺凌,但是只要外国一批评,中国人的大汉沙文主义情绪就要火山爆发,不可收拾。

北京奥运是中国政府发动宣传机器,血本无归地对内对外炫耀国力、展示政府无上权威的绝佳机会。中共政权知道受惯了愚民政策作弄的中国人,“民族主义一抓就灵”,打肿脸充胖子、引君入瓮的事,国人最容易落入圈套。但是西方社会的人由于资讯丰富,并不容易上当。诚如德国第一电台的北京记者库讷(Kuehne)所说,奥运跟一般的体育活动不同,提倡一种崇尚自由、和平的精神,是此一盛会的精髓所在,因此历来奥运几乎都由自由国家举办。本届奥运,中国这个集权国家许下了海口,要改善人权、要赋予媒体新闻自由,但是骨子里不愿又不能兑现,抓了胡佳、黄琦、杜导斌等人,对异议分子进行监视居住,镇压西藏、法轮功和地下教会,打压维吾尔人,封闭国内网站,这些事西方记者看在眼里,都报道得清清楚楚,反应在媒体里。这在中国官方和愤青的眼中就成了“反华”言论了。

张丹红何时加入“愤青”行列,我不清楚,但是她在德国电台的座谈节目中所说的话,简直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如出一辙, 张女士如是说:

“我要求大家(西方)不要情绪化,中国已经把一些网站开放了, 如BBC、德国之声和国际大赦……如果再继续唠叨(meckern)那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了……中国正在向着新闻自由和开放网络的方向发展,这有一个过程,不能因为奥运,就要求中国有全面的新闻自由。”好一个“干涉中国内政”,这官方的话语已经深入她的骨髓了。

“有些网站是被关闭的,如‘自由西藏’、法轮功网站,但是德国也关闭一些诸如儿童色情网和极右的网站。” 竟然一口气把儿童色情跟西藏、法轮功粘在一起,张女士自由联想的功力也太高了。

“要求全然的网络开放和新闻自由,这是来自外国的要求,中国人自己对政府和官方机构很有耐心,这三十年的积极进步很多,中国更加开放了,人们比以前自由多了……大部分人要过富裕的日子,他们不要知道法轮功。中国在七十年代还有许多省份闹饥荒,这三十年的进步和成果是惊人的。我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到这么多的新闻自由。”这种话是对中国当今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最大侮辱。 请张女士去采访北京的刘晓波、余杰、周勍,问问他们是否只要过富裕的日子,而不想要新闻自由。中国每年上万宗的大型群众示威抗议活动是怎么回事?怎么解释他们对政府的耐心程度?

有德国听众扣应进来,认为不该把奥运举办权交给蔑视人权的中国,张女士的回应:“如果把奥运只交给遵循西方价值的民主国家举办,那就只有很少的四十来个国家合格了,像美国,我可就要犹豫了,因为那里有很粗暴的侵犯人权的事发生。”张女士此言差矣,美国是收容最多受到政治、宗教迫害的中国人的国家,也是在中国会被溺杀的几万名女婴的新祖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性命危险,死也要投奔美国。这里是爱好自由者的美好国度。

“人们对中国的期望太高。我举个人权的例子吧,中国这三十年来把四亿人从赤贫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要大多了,这一条保证了每个人的生存权。人权也于2004年被写进了宪法。”又是新华社的调调儿。中国人如猪狗,能吃饱就不错了,还折腾什么自由、人权的洋玩意儿。

“我希望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要全面……两周前我看到德国ARTE 电视台一个节目报道说,中国的妇女很苦,让人觉得中国女人都很可怜,这是不对的,在男女平等方面,中国比德国更进步。”真为张女士抱屈,赶快离开水深火热的德国,回到中国怀抱去当高级华人妇女吧, 反正拐卖妇女、强制堕胎和结扎、二奶小蜜这种底层女人的宿命跟她绝缘。

有政治家呼吁德国运动员在中国要“表态”提出人权问题, 张丹红说“这种说法哗众取宠……德国人对未来有恐惧,认为中国占了德国人的就业机会,威胁到我们社会的富足,中国跟西方成了竞争对手……八十年代时,中国的人权问题严重多了,谁管呀。那时候,人们把中国看成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大家都喜欢。中国的便宜商品压低了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促成了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出口给德国造就了很多就业机会。没有中国的经济起飞,德国的经济会很糟。”真不知张女士对经济的知识从何而来,如此霸道的说理,让人为她感到脸红。

张丹红最后抱怨,西方国家不平等地对待中国,似乎鸦片战争的历史疮疤170年了还没有揭痂。

一个生活在自由国家,享受到言论自由的新闻工作者,竟然向极权政府献媚,在公开的论坛上,说出像是出自新华社党委书记之口的话,这不能不让人费思量。是张女士跟大陆官方有幕后交易?以后想回国谋个一官半职,早早发话
,“买”下伏笔?还是德国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太多,张女士要给德国人一个休克疗法,反正西方有言论自由,怎么说也落不下胡佳的霉气,不至于被送进监狱。正好相反,这语惊四座,果然惊动了“祖国”的高官,对她报以青睐,也激励了愤青们的爱国热血,借百度对她发出声援:“张丹红,中国人都支持你。”谩骂德国媒体的声音在新华网上此起彼伏:“德国之声停职张丹红,重现纳粹幽灵。”张丹红并不需要愤青们的保护支持,因为她虽然向权力频抛媚眼,违反了德国之声这个新闻机构维护自由、人权的基本精神,但是她的发言权是受到保护的,她也没有被撤职,只是暂时不能在麦克风前作节目。这就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张丹红既不珍惜西方的新闻自由,又滥用了自己的言论自由,将中国人的良知和职业道德之沦丧曝光于西方公众界。她应当回到中国去,在那个她认为已经有相当新闻自由的母国去从事新闻工作,以身试法,来向西方世界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如果做不到,你就是个伪君子、假淑女,一个不配享有新闻自由的假新闻工作者。

马萧:百年转型——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的篇章,就是一部伟大的全中国人民争取人民主权、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史。

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皇权专制主义,建立民国,到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为的就是一个目标:要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专制枷锁彻底砸碎。

让我们重温一下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的点滴片断吧:

吴中民先生:

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在敌后解放区有一句流行的话:“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和敌人作战了。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而且,我们还得当心,有人会用好东西去做坏事情的呵!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 答读者问

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列强的确是靠了船坚炮利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
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原标题《民主即科学》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日报》在中日战争即将以结束时,就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作历史选择之时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中抽选的两篇,这一系列文章强烈地贯彻着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那就是与全国人民一道,追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今天共产党严厉的新闻管制不同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允许它的反对党共产党在民国陪都重庆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言论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

正是由于这些观点鲜明的政治主张,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从来都不缺乏选择的智慧,对自由民主、对于民权普世价值的强烈渴求让他们紧紧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然而,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夺取政权以后,并没有将权力交还给人民,而是建立了比国民党更为严酷的极权专制制度,共产党政权建立的党天下重新让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粉饰自己对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它对历史彻底的改写——用谎言和欺骗,而不是正义与真理。

开展造神运动,将毛树立为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大救星,让中国人民对毛顶礼膜拜。事后证明,毛与共产党并没有将中国人民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施舍给中国人民,而是愚弄了整个中华民族,将全体中国人民变成他玩弄权术、整治异已的工具,将自己高高凌驾于中国人民的生命与尊严之上。为了掩盖其政权取得的合法性,毛和他的共产党无限美化自己在中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为主战的国民党军队(白区)被它描绘成消极抗日的反动派,陈诚、戴季陶等国民党抗日名将被宣判为战争罪犯。事实表明,共产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仅仅与日军进行过两次所谓较大规模的战斗:一次是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面对一支日军的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抵抗力的辎重部队与一个伤员营,消灭了日军400余人;另一次便是百团大战,消灭了日军不到2000人,仅此。除此之外,便是在历史教科书上大书特书国民党的“假抗日、真内战”的企图,大肆毁谤、丑化国民党形象。那么,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都真正做了些什么事情?抢地盘,日军从国民党手中夺得广大的中国国土,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在前面拼死抵抗,共产党在日本人后面不费吹灰之力的抢地盘,壮大自己。于是,抗战爆发之前,共产党仅仅在中国的西北边缍的一小撮不毛之地有一个小小的立足点,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得到了半个中国。历史证明,日本人为共产党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共产党贪天之功,将自已标榜为中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将真实的历史全面改版,用谎言和欺骗完全抹杀国民党在中日战争中的功绩,塑造了一段“乌托邦”和“莫须有”的红色抗日神话。

正是用这种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段,让毛与共产党树立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伟光正的高大形象,同时打造了一个严密的极权专制体制,将专制枷锁牢牢地套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三年大跃进,许多地方的人民吃树皮、挖草根,草根挖尽了,便吃观音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饿死中国近四千万人,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成为了人间活地狱,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活活的比下去。直到今天,共产党仍然没有一颗忏悔的心,依然将它人为定性为自然灾害所造成,欺骗了中国人民整整半个世纪,不肯低下高傲的头颅,向中国人民道歉。而真相其实十分简单,仅仅为了实现毛的个人政治野心:“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超越苏联领导人,成为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大哥大”,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强大的军事中华帝国,“卫星上太空、人民下地狱”的社会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好大喜功的小人心态直到今天依然在共产党高层阴魂不散,反而有更上层楼的心理态势,看看我们的奥运会超豪华的陈铺排场便一叶知秋。

为了稳固自己对权力的绝对垄断,毛开展了三反、五反、四清、反右运动,这一切为后来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社会舆论基础。十年“文革”让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一片愚昧的红色闹剧的汪洋大海,大批中国的精英份子与普通民众被打成内奸、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休止的批斗风让中国人民噤若寒蝉,连国家主席也不例外的打倒、整垮,生命的价值与人性的尊严在此刻的中国大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与摧残,以至于唐山大地震后,一位老太太在地震中捡回一条性命,从废墟中爬出来,萦绕在脑海里不是关心自己的身体、不是关心自己的亲人、不是关心自己的家园,第一个问题竟是向旁人问坐在北京中南海里面的毛主席有没有事?当她得知毛主席安然无恙时,便在废墟上颂读《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极权制度打造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间地狱。直到今天,共产党的高层还在高歌“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主权高于人权”的论调,还在为自己“解决”了中国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的“劳苦功高”的政绩而沾沾自喜,这种为满足共产党极权私欲擦脂抹粉的造神运动依然在共产党阵营里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从来不曾反省,这个政权的存在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人民的伤害有多大,这个政权的存在对于中国人民的幸福有多少实质性的贡献。

再来回顾一下共产党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充满了英雄礼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真相吧!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突袭韩国,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前,朝韩方面军事力量的对比为: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已6。5:1,飞机6:1——朝鲜对于这场战争作了精心的布置和准备,而韩国仅仅是仓促应战,战争仅仅进行了三天,朝鲜人民军便攻克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联合国授权组建联合国军队帮助韩国抵抗朝鲜的入侵,在联合国安理会以13:1绝对高票获得通过。(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当时苏联因为抗议联合国阻止中共入联而退出了联合国,如果苏联在,那么表决结果极有可能是13:2)历史证明,联合国一直是一个努力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而非像共产党所宣扬的是仅仅美国人的传声筒,直到今天,共产党还一直沿用着这类毛时代的斗争语言。

三年朝鲜战争,美国阵亡36570人,负伤92134人,最后,美国不打了,投降了,他不得不举起白旗——再打下去美国人民就要起来造反了,美国人对于生命的价值是看得是十分珍贵的,牺牲三万多人,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无法承受的一个事实。而中国伤亡近百万,超过朝鲜伤亡人数的四倍。结论是,三年的朝鲜战争,联合国输了,美国人输了,中国人民输了,胜利属于毛一个人,他用近百万中国人民的汩汩鲜血和累累尸骨堆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问题在于,这是一场非正义和极不人道的战争。抛开当时世界两个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直到今天,对于这场战争的起源,共产党一直都在颠倒黑白,讳莫如深,宣传为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队与韩国李承晚政府侵略朝鲜,而不肯给予中国人民一个历史的真相,继续开足马力宣传狭隘的英雄主义与斗争哲学。

其实,一个暴政是不需要政权的合法性理念作支撑的,只要有足够的暴力和收买、足够的谎言和欺骗就行了,如果一个暴政即想做婊子,又一心想着要立贞节牌坊,还以民主政治的文明词汇自居于世界文明之林,那注定会画虎类犬,势必要遭人耻笑。

漫长的黑暗世纪里,中国竟然就没有了点点光明吗?有,只是微弱的光明被巨大的黑暗暂时遮盖住了,中国人民在追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的道路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铿锵不屈的脚步,中国人民从来就不缺乏选择的智慧,即使是在毛控制下密不透风、滴水不露的极权主义制度下,放下三反、五反、四清、反右、文革中被整倒的一大批优秀的精英,随便举一两例罢,林昭算一个。打开互联网,有关林昭的信息就达到了115,000条,她是一个黑暗时代光明的缩影。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1957年,林昭因为宣传“反革命”的右倾言论被捕入狱,但是,她从未放弃过中国现实问题的独立思考,她说“我一思考便会遭到他们的讨伐,我的组织性与良心一直在斗争——”在一个不讲良心与人性的黑暗极权制度下,林昭用她一颗炽热的良心与极权制度作抗争,用人性的光辉与奴役作誓死的搏斗。在狱中,狱卒们认为她态度恶劣,对她进行身体上的虐待与心理上的催残,在林昭生前遗下的血书中,林昭写道:“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1965年3月,林昭写《告人类》,两个月之后,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在狱中,林昭多次向《人民日报》写信,1968年4月29日,林昭,一个在极权制度下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与理想人格的新女性,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5月1日,执行枪决的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向林昭的母亲索取了5分钱的子弹费,为极权制度讨回了为射杀其反对者所付出的5分钱的高昂成本。

让我们用沉痛的心情再来重温一下网友们祭奠这位不向黑暗妥协的伟大女性的诗篇:
 
《十字架下的圣女》
——祭林昭

什么时候,千千万万当代中国人精神
天地中的圣女——林昭的雕像,才能
出现在中国真实的大地上?——

是自由的化身
是不化的贞洁

是红楼 碧血 诗魂
是太湖 剑胆 孤月

苦难雕刻的灵魂
灵魂站立的圣洁

让时代苍白的拒绝
让人性巍峨的选择

哦,你就是你
一袭白衣的殉道者
一尊无需基座 也
不屑以浮云和桂冠
来烘托凄美,博爱和执着的
圣女

在中国的十字架下
无声呼唤着“人”的世纪

还有顾准也算一个,如果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共产极权主义洗脑,中国还能拿出一两个像样的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顾准绝对是照亮黑暗道路上的一盏明灯。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在随后的文革中遭到迫害。在巨大的镇压机器面前,顾准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自由的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一系列著作,第一次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当顾准病入膏肓的时候,“上头”准备给他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前提是要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对于这位有着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但他终于签了字——他哭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极权制度的屈服与顺从,也并不能抹杀他的伟大的自由人格与精神——他的思想说明了一切问题,直到今天,他对民主政治的研究仍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依靠谎言和欺骗夺取政权,依靠暴力与镇压维护政权的暴政之下,必然会有无休止的反抗,中国人民追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的脚步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如果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首都群众借祭周之名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那么它的矛头则直指四人帮背后的权力核心——毛,直指极权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民对于极权制度压迫的一次要求申张民权的诉求,虽然遭到了共产党的镇压,但是要求民主的呼声一波一波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未有过止歇。

发生在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将这一追求推向另外一个高峰,中国人民从此走向了向极权体制平等对话、理性诉求、非暴力抗争的新的高度。从在极权体制下残喘苟延,到昂首挺胸向共产党要求兑现它当初许给中国人民的承诺。与此同时,在海峡的另外一端,国民党在台湾开放了党禁、言禁,走上民主的道路已经整整四年,这是一个历史辛辣的反讽。当良知与理性遭遇暴力与镇压的时候,流血难以避免,“六四”学潮遭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政权的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遍地鲜血。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独裁者的嚣张气焰,破除了共产党精心编制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爱人民、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欺世盗名的谎言与神话,加速了极权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命运。

1998年的“组党”运动,向独裁专制政府、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宣告中国人民对于真理与自身权利孜孜不倦追求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中国人民追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的精神向专制政府发起的又一次冲锋。在向独裁政府的理性诉求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站在与共产党执政当局对等的平台上,伸张民权,反对独裁,近半个世纪以来面对暴政第一次真正地把自己当成是自身的主人,要求自身合法取得政治权利的意愿。

进入新世纪,民权意识进一步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被彻底唤醒,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向专制政府垄断权力、压制人民、剥夺人民利益与侵犯人民权利的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2003年的孙志刚案、黄静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2004年两省五地罢免贪官案,2005年的陕北民营油田案、山东临沂计生案、蔡卓华牧师案、太石村案,2007年的五省市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厦门PX事件、2008年的上海市民抗议“磁悬浮”、成都市民抗议彭州石化项目等维权行动,民权伸张的态势逐步从抽象的伸张政治权利走上了具体权维行动的抗争道路,从精英走向大众,走向广阔的社会各个层面,向专制体制发起了总攻势。而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瓮安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87周年之际上海发生的“袭警案”则是公民维权运动从理性推向了以暴力对抗暴政的革命边缘。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从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到今天已经接近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是延绵在中国土地上数千年的以“官本位”的专制主义与以“民本位”的民主主义新思想的反复斗争史,是民权作为普世价值,作为人类幸福较为理想的归依地,在中国大地上与专制思想作抗争的一个阵痛期,中华民族为了争取人民主权、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人格付出了几代人的惨重代价。
中国人民已经给了共产党足够的耐心来进行彻底的洗头换面,如果共产党将中国人民的忍耐当作怯懦与软弱,一意孤行,历史将会证明,共产党所面对的将不仅仅是历史被清算、丧失人心、失去政权,而是在中国的未来历史上划上极为罪恶、耻辱的休止符。

中国人民追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的脚步从来都不会停止,从来也没有停止,这是良心与暴政、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终结较量!

刘  路:“三个至上”的政治神学解读

最近中国大陆法院系统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命题是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首席大法官提出的司法审判如何坚持“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简称“三个至上”。学贯中西、精通逻辑的浙大(原北大)教授贺卫方先生感到困惑,感慨“一事不知,士之耻也。”遂撰文《“三个至上”谁至上》,求域内高人解惑。

老路后生小子,德薄才浅,虽系老贺老乡,但也不敢冒充高人为老贺师。只是老路觉得,老贺用寻常的逻辑语言解读王胜俊大法官的“三个至上”,乃是一种解码错误。因为王胜俊虽是中国首席大法官,讲的却不是法律语言,而是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政治语言”。老贺“解码”使用不当,焉能读懂其中真意?

中国社会特殊语境下的“政治神学语言”,从来不能通过字面的意义去理解,也从来不能用寻常的逻辑规范来推断。比如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从字面意义上你就不知所云:既然是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早就代表了,那么现在提出来新意何在呢?从逻辑上说,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等于谁也不代表,因为人民分阶层,利益有冲突,谁能代表对立的双方自己跟自己博弈、谈判呢?

但是,“三个代表”伟大理论显然不能这样理解,有深谙中国政治逻辑的“高人”——一位中央党校的教授就这样解读;“所谓‘三个代表’前两个是实的,后面一个是虚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无非是指我们社会占强势地位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三个代表’就是‘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结盟的宣言书。”这样的解读精辟透彻,让我们一下子读懂了执政党要更换统治基础的深刻用心。

同属于政治神学语言的“三个至上”,也不能如贺教授做寻常理解,根据老贺们通常使用的逻辑,“至上者,至高无上也。”“至高无上”的只能有一位,何来三位?就像一个专制帝国只能有一个皇帝,没听说三个皇上并肩称帝的。设立“三个至上”,等于给20万中国法官设立了三个并肩王,案子审起来,“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宪法法律”倘若彼此不容,究竟以谁为“至上”,老贺为此为司法者深忧。

其实,老贺多虑了,中国的政治神学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里明确地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国某领导人也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服从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加强党的领导同充分发扬民主和坚持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中册页943-4)。也就是说,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是一会事,就像基督教神学里的“三位一体”理论。在基督教神学中,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会事,他们三位一体,是同一个神的三个不同“位格”。

“位格”者,面具也。根据这种政治神学逻辑,司法者在司法中绝不会遇到贺教授所有的困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圣父即党的利益(很多情况下体现为党的领导人的意志)作为“至上”,指导司法行为。

吊诡的是,作为最坚决的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关于“党”、“人民”和“法律”的关系的表述,居然同基督教神学如同一辙。

只是如此以来,“党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等等堂皇冠冕的说法就都成了空话。因为党的利益及其体现是抽象的、复杂的、多变的,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具体的、明确的、规范的,当用党的利益来代替、覆盖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规定的时候,什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什么“罪刑法定、程序正义”、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将成为泡影。我们这些年来引进的先进司法理念,司法领域取得的些许成果,还能否在“党的利益至上”的旗帜下存活,是值得老贺、老路以及所有的法律人所应深深忧虑的。

                 2008年8月30日于青岛虎山居

何清涟:“举国体制”的资源错置与社会不公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中国政府为北京奥运做出巨大投资

北京奥运盛宴结束,中国终于用金山银海堆出了”金牌第一大国”,这很让中国政府受到鼓舞,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坚持体育的”举国体制”。因此,我想讨论一下举国体制的两大弊端:资源严重错置与社会不公。

资源错置:教育、公共福利与奥运金牌孰轻孰重?

先列举一组数据说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即使按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430亿美元(另一个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计700多亿美元),这一投入也远远超出事关中国”百年大计”的教育支出,更是超过全国卫生支出――2007年,中国教育支出为157亿美元,卫生医疗支出为97亿美元。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早就被中国人谑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中的两座(另一座为购买住房支出)。

这两座山有多重?以教育为例,2006年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在”两会”上提交的调查表明,西部贫困农民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要透支35年的家庭收入。另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10户陕西合阳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所有家庭都负债累累,从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此类情况不独发生在青海与陕西,是全中国中下阶层的共同恶梦。

政府的卫生公共投入减少,使中国医疗体制的公益性严重缺失。欧洲国家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约占整个国家医疗卫生投入的75%左右;东欧等转型国家约占70%左右;印度近年来在53%-57%之间。中国的卫生公共投入远远低于上述国家,近年来徘徊于45%左右(政府投入只占18%左右,其余为社会投入),公众个人投入占国家卫生总投入55%左右,负担很重。因此有病不敢就医者,在城市约有五六成;在农村则有七成以上。而因病返贫的家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不少。

到底是支撑面子的奥运金牌工程重要?还是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有关民生的公共投入重要?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中国政府放弃了民生,选择了面子工程,这种资源严重错置,只会发生于缺乏纳税人博奕机制的政治制度之下。

社会不公:举国体制养育了体育利益集团

中国人对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始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夕。当时中国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在雅典奥运会中国鸣金收兵之后,另一篇”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问世,引发了国内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热烈讨论,参与者认为,教育与民生比金牌体育重要,国家的财政开支应该用在刀刃上。

《南方周末》当时发表了一篇对北京2008年奥组委执委和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魏纪中的采访,魏认为雅典奥运组办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条是,希腊政府把体育场馆建设放在了后边,而把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

2004年的讨论还触及举国体制的另一个问题,即重奖举国体制培养的金牌运动员究竟合不合适。我今天想讨论如何解决举国体制产生的这种社会不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培养出这些金牌运动员,金牌投资者”全国人民”应当分享金牌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全国人民”此时却成了一个名义上分享金牌荣誉的集体名词,而非实体,甚至没有代理人。倒是”全国人民”投资养活的体育界,不仅享受公务员待遇,还围绕着金牌运动员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包括运动员、国家体委、运动员所在的队及”培养”其出道的家乡体委在内,均可分享”奥运金牌工厂”产出的一切利润,而真正的投资者”全国人民”在利润分成时却处于缺位状态。

我认为,”全国人民”至少应当参与利润分成,用来建立一个基金会,为体育的举国体制转型预作准备。无论如何,这种资源错置、漠视民生的制度安排不应当再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