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航:深潜在他们身上的痛苦

近日读老威先生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下卷)》,无意间翻到”落魄文人阳九根”一章。在老威对阳九根的访谈中,五十多岁的阳九根讲及他被一个年龄相仿的”同性恋同学”骚扰,熟睡之际的阳九根虽察觉到,心中愤怒,却终因碍于面子和出于悲悯之心,强忍未作。

对其同学之变态行为,阳九根有一段剖析:”我这同学是个极传统的本分人,说不定都该抱孙子了,却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半个世纪以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人被搞瓜了,多少都有些变态,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正常。……”看到这儿,我突然一震,一个久萦于心中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记忆之门遽然打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眼前,我仿佛又置身于阴森的监牢之中。

那是2006年5月,我因替几位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撰文鸣冤,遭受了抄家和毒打,被捕入济南看守所506监室,行将罹罪。同系于监的,有一位五十八岁的老人,叫李树阳,济南人,某厂内退职工。见我第一眼,和气地问道:”怎么回事?”我看他一眼,感觉他六十岁左右,红光满面,不胖不瘦,高鼻梁,一双眼睛大而有神,光头(看守所一般性的理发方式),穿着无袖黄褂(号服),我注意到他的双手伤痕累累,但是,看他毫无恶意,便没有防范之心,说:”因为法轮功。”他微笑起来,用指戳戳我的肩,挤挤右眼,开玩笑似的说:”小子,你是法轮功几段?可离我远点呦。”我说:”我不练。他们不断介绍,让我看了一点《转法轮》,对书里的许多观点,我存有疑虑,不能接受,至于练功,也只是当成一般的体操,权当运动健身而已。”他一愣,然后呵呵笑了,拍着我的肩说:”你是凑数进来的。你太老实,在这个地方留点神,小心别人套你的话。”我感受到他的诚挚和善意,不由得点点头,问道:”你是怎么回事?”他撇撇嘴角,以无所谓的口气地说:”杀人放火。”我看着他的表情,当时并未相信,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检察院来人,让他在逮捕书上签字,我无意间一瞥,吃了一惊,原来他所言是真。

那是我首次亲眼目睹”死囚”,完全打破了我原来的关于”死囚”的想象性看法。看上去,李树阳老人心理素质极好,在紧张的劳动之余,他悠然地下棋,和同处一室者高谈阔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似置生死于度外,令我暗暗钦佩,又很令我不解。在我一入监室的头几天,颇受了”一号””二号”的刁难,李树阳老人总是帮着我,加上他对人和气,我对他很有好感,所以和他接触、交谈较多,后来,”一号”的”助手”(该监室未来的”一号”)曲家旺将我拉到一边,边乜斜着李树阳,边轻声对我说:”世航,你少和他接触。”我说:”怎么呢?”曲家旺眼一瞪,捶我一下,以责备的口气说:”你这么点事儿,就算是拘留十五天,也算重了,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干吗和他搅在一起?你是大学生,不知道近墨者黑吗?”我明白这是”一号”的安排,说到底,其实就是看守所的安排,试图将我与周围所有的人隔开,以避免相互之间的”感染”,鉴于曲家旺也对我很和气,我索性问道:”李大伯到底是怎么回事?””杀人呗。””杀谁?””他老婆,孩子……”我大吃一惊。

迄今为止,我甚至无法找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我处身于看守所监牢时所历的几次巨大心理波动。曲家旺将李树阳老人的谋杀对象告诉我之后,我一时懵了,用视线余光打量着身边的李树阳,遽然而生的纷乱思维如碎片般在脑中狂舞着,却一时无法组成新的观念。在见我之初,李树阳问我年龄,我说,28岁,他说,他唯一的儿子今年30岁了,也戴着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看到我,让他想起了他儿子,所以会在一些事上格外照顾我,我当时听他这么说,不仅未生疑,而且还颇感动。然而,听曲家旺说出来他的谋杀对象,我很是震惊,想,一个果真爱孩子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孩子下如此毒手,便很疑他原来说的话,不自觉中,和他说话少了,一次,我在监室”收货”时还未完成”生产任务”,李树阳老人恰好帮其他人干完了活,几步移到我身边,帮我干,当时,我心里不仅未有丝毫感激,反而捺不住对他的情绪,劈头问道:”他们给你做过精神鉴定吗?”他忙着手里的活,没抬头看我,答道:”我第一眼看到警察,就对他们说,我精神完全正常,不需要做精神鉴定,后来,他们还是给我做了,做了也白做。”我实在压不住心里的问题,脱口而出:”大伯,你为什么要杀大妈、大哥?”他叹了口气,头仍未抬,似答非答道:”我儿子冤了点,不过他没死,受重伤逃走了。我老伴让我砍死了,当时她在睡觉,我把全身的劲都聚在斧头上,朝她的额头劈去,马上就听见头骨的断裂声,她还想挣扎,被我按住,又几斧头……。”

有道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天大的事,背后也都埋着个所以然,倘挖根及源,是非曲直或许就得重新定论。我在济南看守所506监室期间,身边睡着包括李树阳在内的三个死刑犯。另外两个死刑犯很年轻,一个比我大几岁,叫梁勇,一个比我小几岁,叫付云路,他们对人很是友善而谦让,单看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很正派的青年,他们身上并没有太多的凶狂暴虐的影子,至少比那些因盗窃伤害等原因进来的全身上下充溢着暴力冲动的人要和善许多,梁勇和付云路都是因一时冲动,小题大作,酿成悲剧。在监室中坐等死亡时日无多的梁勇,还会因为打牌时的作弊行为而面红耳赤,有一次险些因此动武,这些小事都无形中放大着他因一时口角而捅人致死的背后的心理问题;付云路的性情与梁勇相近。李树阳老人杀人动机比这两个年轻人要复杂的多,至少绝不是因一时冲动所致。李树阳老人身上有情绪化的倾向,但总体而言,他的理性克制强于感性冲动。看守所对死刑犯还是有少许优待的,李树阳老人没有”生产任务”,每天有活时,却总不闲着,帮其他人干活,还表达他的助人为乐观:”人迟早都是死,我五十八了,活到这个年纪,不算赚,可也赔不了多少,不给人留点想头,那算是白活了。”所以他人缘很好。他心情舒畅时,还随口诌几句诗,别说,有几句诗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用语凝练,创意新颖,有韵有致。他屡屡以颇自负的口气说:”等开庭时,我要以诗作答,我要震惊泉城。”他一谈佛教,简直是滔滔不绝,有板有眼,出口成章,他告诉大家,济南千佛山上两座寺庙里的对联就是他做的,他和千佛山庙里的一些高僧的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话,我经过分析,基本相信,并能够肯定,他的言行更倾向于理性,至少不会因一时冲动而生出过激之举。

李树阳不仅言行倾向于理性,而且有时展现出基于经验和智慧的超脱卓然。看守所的馒头小,且松软如面包,一天六个这样的馒头,外加半碗时有脏物、浅泥沉底的菜汤,他吃不饱,并且长久没有家人来送钱,他偶尔会因此发发牢骚,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是乐观地面对半饱状态,他经常说,进监室几个月以来,纠缠他十几年之久的糖尿病症状完全消失了,他可以一身轻松地上路了。他还用哲学、宗教的观点来论证监狱对于”修身养性”的妙处。这样一个人,我若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大概会把他当成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不幸,他偏偏戴着”杀人不眨眼”的帽子,不由得令我生了几分隔膜。一个文思敏捷、性格豁达、待人热情、关心晚辈的老人的形象,实在难以和一个手刃家人的魔影重叠起来。李树阳老人杀人的深层原因,愈发令我欲知究竟了。

那时,我自己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和不知将受何种”处罚”的压力,还增了揣摩李树阳杀人动机的心理负担,有度日如年之感,被拘于看守所的每一秒钟,都仿佛被空间粘住,凝滞难行。我和李树阳老人共处了三周多。听了曲家旺的话,有几天,我和李树阳疏远了。后来,我实在很想知道他杀人的根本原因,又和他接近。其间,我和曲家旺相处的不错,对于我和李树阳的交谈,曲家旺也没怎么管。李树阳说,他和妻子的矛盾由来已久,一块过了三十几年,分居的时间接近十年,我暗忖,确是感情不深,可也决不能成为痛下杀手的理由。我不发表意见,点着头,听李树阳老人述说。李树阳说,只要一见面,她就用最难听的话骂我,诅咒我。我叹口气,硬着头皮问道:”怎么不离婚呢?”他摸摸光光的头皮,说:”等我有离婚的心了,蓦然发现孩子都那么大了,将就着吧。”

在李树阳老人面前,有些话实在无法说出。当时,我是有感于人性的复杂,没敢深问。人性的一大弱点是:最深最痛的伤,一般是不会拿出来示人的。李树阳言尽于此,我感到还有下文,然而,欲寻更深一层的杀人动机,得靠我自己的眼耳和大脑了。根据我已获知的信息,可知:李树阳虽干了一辈子工人,但他对文学、宗教等有一定的研究,有十足的文人情怀,不免心高气傲,尽管为人宽厚,却不能见辱,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忍受妇人刻毒的咒骂,他的婚姻是不幸的,而他偏又没有摆脱这种不幸婚姻的条件和勇气。当时,我凭直觉判断,在李树阳老人的婚姻的背后,大概还有难以名状的隐秘。

李树阳老人渴望互敬互爱的婚姻,骨子里充溢着对真情的向往,他经常哼哼那首流行一时的情歌”两只蝴蝶”,”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哼歌的时候,多用鼻音,手托着腮,蹲坐在板床上,凝望着铁窗外面的随风摇曳的草树,目不斜视,瞳凝眸澈,神情十分专注,监室其他人每每听见他哼歌,必然起哄,鼓掌吹口哨,叫道:”大爷大爷真牛逼!””返老还童了!””再来一个!……”而我毫不觉得好笑,反而有一丝感动,一丝酸楚。由是判断,他的男权倾向,不算明显。但,他的家长情结,却实在太重。这是他最后走进极端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是我现在从记忆深处挖掘到的:同室的人,多是二十几岁的,只要有人很长时间没得到家长的钱物,李树阳老人总是愤愤不平地说:”孩子在这里面这么遭罪,无论怎么样,也不能不管孩子啊。大人只要还想活着,就不能让孩子死。”这话乍一听,是很有人情味,可是转念一想,不免心寒:如果大人不想要那口气了,孩子的命运也就难料了。这种欲主一家的偏狭心理,使他将孩子视作个人私产。他一旦彻底厌倦了这个世界,要毁灭自己,在宿怨的带动下要杀妻子,并毁灭自认为是属于私人之物的一切,包括”孩子、房子”等,所以,”杀人”之后会”放火”。他说,他准备了六个煤气罐,只是,在他杀了妻子、砍伤孩子后,纵火焚宅,只因不慎烧伤了双手,没能将煤气罐点燃。

说到这里,还有一点,是外部的促发因素。他的一个邻居,和他矛盾很深,这个邻居身在公安系统,有权有势,使他受了不少气。李树阳毫无顾忌地对我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我的六个煤气罐,有五个是给他(邻居)准备的。”李树阳当时的确疯了,为了他的一腔不平,竟然要整栋楼的居民来陪葬。然而,在我即将离开看守所的前几天,他对我说,在这件事中,买来几个煤气罐,这是他唯一做错了的地方,他当时是气昏了头,否则,决不可能用如此极端方式来进行这种终极毁灭。

在我被带往劳教所的前一天夜里,就寝铃声响过,叠好号服,各入铺位,李树阳老人在我身边躺下,捅捅我的肩,轻声对我说:”小子,你女朋友知道你的事吗?”我说:”知道一点。”李树阳老人说:”我有种预感,明天晚上,咱们就睡在两个地方了。今个,有些话我想对你说了,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没传儿女,传给你了。你听仔细了。”我点点头,他一本正经地说:”你这事,最多就是一年,不过你女朋友可能受不了,她要和你分手,要责骂你,你都别怨她,但是,有一件事,她要是做了,你不能原谅她。”我一愣,问:”是什么事?”李树阳老人盯住我,眼神失去了平素的灵动,流出隐隐的伤悲,语气沉缓地说:”她不能出卖你,不能告密。否则,你就不用把她当成人。文革那阵子,我老伴就……”他似乎感觉自己说多了,话音止住了,我的脑袋却嗡地大了,欲言而噤。虽然躺身之处仅能侧着,人挤着人,我却感到心惊肉跳,天旋地转,李树阳在向我倾吐肺腑之言时,不经意间闪出了一个偌大的血痕累累的心灵伤疤。那一夜,我噩梦连连,并在睡梦里大叫起来,被正在值班的曲家旺喊醒了。

次日下午,正当曲家旺分馒头之时,管号的韩利警官走到牢房门口,启锁开监,说:”张世航出来。劳教。”曲家旺等人闻言,赶紧放下馒头,在监室里寻找我的东西,诸如衣服、被褥等,归在一起,而蹲在床边正准备吃饭的李树阳,没有动筷,他蹲着,一直转头看着我,眼里藏着无法描述的神情,在我怀抱被褥等物迈出监室时,他依旧扭着头望着我,一道夕阳余辉穿过牢房的长廊和监室的铁栅,投在他脸上,我走到监室外,身后的铁门被韩利砰地关上了,李树阳老人沐浴在夕阳余辉里的沧桑面孔,在我的视线余光里永远地消失了。

在劳教所的日子里,我常想起李树阳老人对我的劳教时间的准确预感,这背后的玄机,费了我很多思绪。后来,我想,李树阳老人在濒临死亡的有限时间里,并无丝毫沮丧,他时而妙语连珠,时而言辞深刻,他的这种心境,是处境迥异的旁观者所无法了解的,所以他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他所在的环境中超脱出来,以身在庐山之外的独立心态,察人之不能察,有时甚至能敏锐地判断别人的未来。他临死前的时光,主要表现为超脱、智慧、宽容,让人看上去好象是没有任何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因《中国底层访谈录》上的一段文字,又让我走进记忆之门,重新打量旧日的人事,对行将淡忘的细节深入挖掘一番,窥到了李树阳老人深藏于心的伤痕的一斑,其实,他积攒着太多的不正常的宣泄欲望,只是被近在眼前的死亡压制了,被暂时淡化了的万种痛苦,终未曾消失,我被送劳教所的前天夜里,他眼神里的伤悲,深烙在了我心里,我一忆起他的眼神,心中便激起痉挛般的痛,他要说心底的话,所以不能不露出心底的痛,虽然,只是刹那。痛苦和变态一直聚集在社会底层,沉积在心灵深处,而表面上,达官贵人们浸在掠占和纵欲的快乐中,暂忘了心底的死亡恐怖,底层百姓有时也在被愚、互愚、自愚之时抵消了生活之苦和死亡之痛,举国臣民,多半都沉在被人被己麻醉的非真实的感觉中。一旦否定了所有的麻醉,绞心剧痛立即袭来,甚至让人难以自控,歇斯底里。痛苦没有麻醉性,却具有抵消性,人们可忍小痛,只因大痛在身。《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多数人物便是如此,摇摆在麻醉和痛苦之间,阳九根先生如此,李树阳老人大抵亦如此。

在与老威的对话中,阳九根先生最后讲及一件往事,并结论道,”谜底已经要揭开了,真是可笑,可笑而辛酸”。人们在目睹苦难和遭受苦难后,在许多事上都会获得无师自通的理解力,在对旧日记忆的不断检视中,体悟可能会逐日而增,也可能会抵消归零。我试图通过与李树阳老人相处二十余日的所闻所睹,去洞窥他的全部杀人动机,或许是徒劳的,纵然以后有了赴济调查的条件,可能在我身边又会出现其他奇人怪事,引发我更多的思考,并推翻已形成的结论。我已养成了不停思索的习惯,当我的目光偶尔离开当下时代,投向已经定格的连绵不断的过去,就深切地感觉到,不幸的时代如同被污染的河流,上游的毒素在下游沉淀,被污染的河流一直在阴森地伸长,湮没并侵蚀着不可胜数的脆弱如草木般的个体生命,损其身伤其心之后,再从一个个血肉之躯上表现出来,尽管表象有千差万别,但倘得剖解,生命的横截面展示出来,却如年轮一样清晰有律。悲凉之雾,遍及华林,千万个形貌各异的李树阳在我不经意时从我身边擦过,在我与他们目光接触的瞬间,却难以透视到那些深潜在他们身上的痛苦……。

昝爱宗:奥运过后,博客删帖依旧

一个说法是,大陆的杂文作家,多数宁愿戴着政治”安全套”写作,否则根本就无法在公开报纸、杂志上发表出来。北京某一为稿费而写作的杂文家,也无奈地习惯这种戴着”安全套”写作的方式。比如杨佳袭警事件,杂文家会自动回避这个话题,还有因环保、拆迁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维权案件,杂文家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仿佛这些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相对博客写作,因为是网民免费提供版权,多数无须戴着”安全套”写作,但博客网站却是删帖连连,还设置各类敏感词,随时监控博客文章。

最近我做了一个测试,发现我们经常使用的”示威”两个字,即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之一,在一些博客、论坛是最敏感的关键词之一,一旦博文中有该敏感词,”示威”两字用**代替,根本就无法显示,博文还随时有可能被删除。还有”共党”、”法轮”、”大法”都是敏感词。还有一些敏感词每天都在增加,如贵州的”瓮安”,令网民摸不着头脑。

我还看到一个现象,奥运期间《杂文选刊》杂志主办的中华杂文网等网站,自动关闭博客或论坛功能,如同杂文作者写杂文自动戴上政治敏感词过滤”安全套”一样,等奥运会结束才恢复正常功能。

在一些网站,网民设立的博客,凡是不受官方欢迎的文章,发出后不得半小时就会被网站管理员发现,甚至随时删除。比如9月3日我在某个博客转帖了一些新闻话题及转帖文章,如”到朝鲜旅游五不准”、”把握和坚守娱乐报道的底线”、”开学第一课,学习林浩林妙可”、”民间举报不易,呼唤政府反腐突围”、”关于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的公民建议书”、”禁书”好书、”曾慧燕:熊焱——烽火战地军牧情”、”李月月鸟(李鹏两字的拆字)政治笑话”、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沙居民李忠伟因筹备制作地震文化衫被处劳教”、”被迫离开可以观看奥运的家园”、”傻子的尊严”惹城管恼怒:聊城《城市信报》因转载民间故事遭城管围攻、”中国要求加强奥运后安全生产工作”、”基督徒李金城因申请*(示威两字网络系统强制被隐去)被秘密关押”、”把中秋节过成言论自由节”、瓮安事件的两个”真相”、”一座烂尾楼的影像故事”、”基督信仰在中国——读余杰新着《白昼将近》”、”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的剩余价值”、”杨佳被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杨佳案:黑幕重重的”审判”等二十多篇转帖博文,一次性被删除,很快,博客上连痕迹也没有了,点击率也被删除了。

我还写了一篇批评上海律师谢有明担任杨佳辩护律师非法的博文,在杨佳9月1日一审宣判时也接到通知被删除,网友评论也被删除,其他网友的转帖也多半被删。

在中国,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实现只是有了可能而已,并不是根本性的实现。网络控制依然很严,并不因奥运会结束而放开。不过,类似一些戴着政治”安全套”写作的杂文家,他们则可以游刃有余,只要不写敏感事件,不谈及共党制度性问题,偶尔也写点并不肉麻的歌功颂德式文章,基本上随时都可以发表,这种写作方式有点像”五毛党”,他们为了多收个”三无毛”,又能”小骂大帮忙”,何乐而不为呢。

李大立:北京奥运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北京奥运会终於落幕了,但他留下的纪录并不光彩,事前一片抵制声,事后一片争议声。被全世界公认花钱最多、动员最广、造假最甚、人权最差。迄今为止,共有二十三个城市举办了总共二十九届奥运会(其中有三届因战争停办),也就是说,其中有三个城市举办过不止一次,例如,2012年主办城市伦敦先前就已经在1908年和1948年举办过两次,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1936年的德国,会把举办奥运会看成是什麼「百年梦想」,看成是「民族復兴」、「国家崛起」……。综观过往二十九届奥运,无论主办心态、金钱投入、民眾动员和奥运效应等等都和北京奥运完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奥运是唯一的异类,它开创了一个举国动员、不顾民生、奢侈豪华和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如果沿著这条邪路走下去,奥运会将会完全违反他的初衷,变得面目全非。人们希望从下一届伦敦奥运会开始,摒弃北京模式,回復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更希望从此以后,世界上仅存的几个专制极权政府在地球上消失,人们可以自由快乐地相聚在奥运大家庭里,公平公正地进行体育竞技。

北京奥运会单就金钱投入而言,据官方发言人8月23日宣布的数字,为3067亿人民币,合447.6亿美元,比早前估计的420亿美元还要多。据说超过以往歷届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一届奥运会竟然超过了二十八届奥运会!这到底是值得中国人骄傲还是悲哀?与此同时,中国去年卫生医疗开支仅97亿美元,只有奥运会的五分之一!教育支出仅157亿美元 ,只有奥运会的三分之一!狂热的愤青和爱国者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麼会如此?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太穷,还是惟独中国最富有?稍具知识和头脑的人都知道并非如此。而是仅仅因为这些发达的民主国家,他们使用纳税人的每一分一毫,都必须取得人民的同意,必须通过民意、传媒和国会的批准。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但有权支配国家财富的运用,而且远比中国人聪明,他们会将资源用於最需要的地方,用在人民自己的身上。他们在奥运会上的投资仅为中国的若干分之一,但他们在教育医疗上的投资却是中国的几倍!中国人,你们容忍自己的政府如此挥霍民脂民膏,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

北京奥运开创了一个无限花钱的恶劣先例,如果往后一届一届的奥运会都拿北京做标準,和北京比花钱,比气派,要超越北京,就势必将奥运会演变成花钱的比赛,完全违背了奥运会公平体育竞技的原则。国际奥运会将主办权交给北京极权政府,无疑是自食其果。因为凡是专制极权政府必然利用奥运会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这类政府建基於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之上,他们可以完全漠视民意,随心所欲地耗用国家资源,势必将奥运会办得极其豪华奢侈、极其劳师动眾、极其侵犯人权和极其弄虚作假。民主国家就不同了,他们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於普选,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金钱必须慎之又慎。据英国报纸报道,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预算仅93亿英镑,合171亿美元,已经被舆论谴责及在野党猛烈批评。伦敦市长提出将奥运场所分别建在最贫穷的五个区,希望这些投资能带动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他在北京说:「我们不会浪费纳税人的一分一毫。」这句话与其说是对英国说的,不如说是对中共说的,也是对国际奥运会说的。北京奥运会甫落幕,英国就宣布下届伦敦奥运会取消火炬境外传递,决定举办一届毋须严密保安朴素的奥运会,不再出现北京的虚席现象,让每一个有兴趣的人都有机会观看比赛。所有这些,无异是给北京打了一个耳光。

北京奥运会除了金钱的投入,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强制动员和弄虚作假都创下了世界纪录。西方民主国家举办奥运会,既不会限制本国公民,也不会限制外国游客前往参观,唯有北京政府不但把数十万外地人统统赶出北京,其中包括为奥运场馆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外省民工,而且还不惜让大量酒店客房空置,藉口反恐限制外国游客入境,生怕他们扰乱了靠暴力和金钱维持的「和谐」。西方民主国家举办奥运会,绝不可能调动数十万军队、数百万自愿者,即使是数万人参加的团体操,也难以实现,因为他们不可能强制公民,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自由,而北京政府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因为极权政府的特色就是奴役人民,世界上除了北韩十万人的「阿里郎」团体操堪可比美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作如此庞大的群体演出。只要比较一下闭幕式上北京冗长奢华的两小时表演和伦敦简朴自然的八分鐘演出,就可以明白两者根本的区别。更不用说耗费若干亿元动员数万人歷时两小时的开幕式了,如果将来再和其前后的悉尼、雅典和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堆积奢华的丑和简约自然的美。除此以外,外国运动员祇有个别人偷服禁药而受到制裁,他们纯属个人行为;唯有北京政府公开在运动员年龄上作假受到全世界的质疑,而极权专制政府却公然为被质疑的运动员提供偽証,以对抗国际奥委会的调查,这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也只有极权专制政府才会置本身诚信和国家名誉於不顾做出这种厚顏无耻的事情。

有时候,当人类的良知和秩序遭遇到这种无赖政权的时候,往往会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麼美国布殊总统将有些国家划入邪恶轴心。但是,虽然这些无赖政府得逞於一时,从长远的观点看,人类的歷史在不断地进步,最终必然会淘汰这些借民族主义和极端教义蒙蔽人民的政权。这就需要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力量坚守正义的立场,不对这些邪恶势力妥协。比如说,在中国政府诚信业已全面丧失的情况,不再承认这个政府提供的所谓「护照」所註明的运动员出生日期,而是促请国际奥运会和体操协会採用检验牙齿、骨骼和DNA等科学手段验証被质疑的中国运动员年龄,若真属违法,应该毫不客气地褫夺其所得的奖牌并给予惩罚,以警示一切敢於以身试法的个人和政府,这才是国际奥委会和体操协会应该做的事情。姑息罪犯,就等於鼓励犯法;纵容极权政府,就是褻瀆普世价值。全世界民主自由力量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对抗不合法的专制极权,惟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主自由,像北京奥运这种怪胎才能从此根绝。

(写於08年8月30日)

朱大可:从京奥开幕式的败笔谈起

2008年的国家叙事,遭遇了语文的狭隘瓶颈。这是早期意见社会所要面对的必然困境。本次奥运会的最大败笔,就是一对央视解说员的解说。他们的陈旧理念和文艺腔抒情,显得如此酸腐可笑,跟人类的普世价值离蹄万里,从语词内部分裂了中国观众与世界的关联。与此同时,张艺谋等人对传统符号的误读,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为开幕式的第一乐章,2008名武士击缶而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典型的语义错误。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除非设计者有更深远的用意——蓄意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诅咒。

除了奥运会开幕式,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宣示文本中,也出现过大量语文错误。从华南虎事件、瓮安事变到杨佳血案,有关部门的告示、新闻发言和答记者之问,其中隐含的逻辑错误和叙事漏洞,都已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国家叙事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官员讲故事的能力。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表述,首先必须符合事实真相,其次应当符合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否则就只能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华南虎照片的造假(“修辞”)破绽,从一开始就被民众识破,而地方官员还要振振有辞地加以辩解。瓮安事变的官方叙事,至今无法就少女自杀动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俯卧撑”之说,已成为低级谎言的代名词。杨佳的杀人动机,更是有关部门的叙事漏洞。这些官方叙事的语文错误,正在对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伤害。

就在文官作文屡屡犯错的同时,官方作家叙事也出现了严重病兆。走红于90年代的散文作家的“含泪劝告”、山东作协副主席的“坟墓颂歌”,以及某军旅作家的“死者礼赞”,都曾遭到互联网民众的广泛批评。但与官方发言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错误不在逻辑层面,而是在于修辞过度。他们不仅滥用拟人(以鬼拟人)、象征(以坟墓象征天堂)、隐喻(以眼泪隐喻忠诚)和夸张(“含泪”)手法,由此引发互联网民众的正义怒气,而且还时常滥用小说虚构技巧来自我表扬。余姓作家是玩弄这种技巧的行家,但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所谓网友“赞美信”,却被人当即识破——那不过是一堆伪造的赝品而已。网民就此判处其作文“不及格”,评语是“编造书信”。这是一场奇特的角色置换游戏:名作家沦为语文不及格的小学生,而网民成了嬉笑怒骂的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官方语文的叙事危机。语文,这件寻常的交际工具,从反面证明了自身存在的重大意义。所有那些行政官员和官方文人,在庄严悠久的语文先生面前,突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在意见社会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霸权优势,变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社会进步。在意见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推入“有限的意见社会”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社会,无非就是意见社会的某个初级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1、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言行;2、民众意见揭示并放大了政府叙事中的语文裂缝;3、民众的意见表达,还有各种不成熟的表现,例如未能自我过滤各种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等等;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但无论如何,这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犹如旷野上的稗草。

民众成为语文老师和语文考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和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几乎成为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民众站在滑稽语词的台座上,跳起令人晕眩的语文舞蹈。他们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中国语文经历长期冷遇之后,再次被意见社会送上了无限炽热的云端。

不错,“语文”既是一种批评性隐喻,也是一种真切的文官技能。行政表达的语文弱势,业已成为民主建设的严重障碍。落后的语文水平,拖了政治改革的后腿。为此,重新恢复大学语文公共课的呼声,正在变得日益高涨。那些新闻发言人、官方新闻稿的写手,政府文件的起草者,有必要率先作大学语文的教育回炉,重修逻辑、语法和修辞课程。只要通过严格的测试,他们就能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官方叙事和公共言说。这种基础能力测试,应当被列入全体公务员的考核体系。毫无疑问,公务员在具备政治良知的同时,必须兼备基本的语文能力,据此讲述合格的故事,维系政府言论诚信的底线,而不至于被民众误解为拙劣的谎言机器。在意见社会,只有穿越这狭小的语文瓶颈,行政体系才会有自我进化的希望。

一座烂尾楼的影像故事

一座巨大的超级烂尾楼空置多年,我们不知道它奠基开建于何时,最早注意到它的存在大约是在五、六年前,据说它建成后将成为济南这座省会城市最大的购物娱乐场所,但不知为什么却始终未能建成。几年来,这座被搁置的上万平米的裸体建筑多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它那宏大、破败而奇特的结构形象常常刺激我们的想象。

一个建筑物一旦拔地而起便会生长出自己的语言力量,即使是一座被搁置的烂尾楼,也会在沉默中暗自讲述自己的故事。烂尾楼作为今日中国城市拆建运动中的一个奇特景观,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现实的某种隐喻。相对于体制比较完善的已经完工的西方社会来说,今日中国就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谁也无法预知中国的现代化大厦未来的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它何时有望完工,人们将为建造这座大厦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甚至不知道人们依据什么规划了这个大厦的蓝图。面对无奈的现实困境,我们常常自我放逐或者休眠,然而,我们却无法逃离一个灰色的梦魇:我们一次性的生命将永远被囚禁在一座永不完工的大厦之中。没有过去,也看不到未来。

记得我们第一次进入济南大明湖畔的那座烂尾楼是在2000年我们开始策划“拥抱”公共行为活动的时候,那天已经接近黄昏,我们带领一百五十余位“拥抱”志愿者从济南北郊黄河南岸完成行为之后,乘车来到坐落在城市中心的那座空寂的大厦里,按照预先的计划在这里做最后一次群体拥抱。在幽暗的光线中,大家各自选择自己的拥抱对象错落有致地相拥而立,沉入片刻的温暖之中。在此之后,这座“永不完工的大厦”便成了我们的造梦场所。每隔不久,我们就会潜入这座大厦的内部,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一次即兴的行为表演,将我们复杂的生活感受转换为一幕幕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影像文本:一位少女与一位借宿其中的落魄民工相遇,他们对峙、观望进而最终拥抱;一群青年男女在没有护栏的危险的建筑边沿垂手站立;一些寻常生活的场景超常地聚集在一起……

在一个复杂、荒诞而奇特的戏剧化时代,所有的影像面对真实的生活都会失重失真。缘此,在某些作品中,我们借助了电脑的虚拟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有时,虚拟更逼近真实。

高氏兄弟《永不完工的大厦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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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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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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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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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之二)

祈祷

黎明的安慰

郑  义:金棕榈(下)——葛底斯堡赋

你帮我翻过了生命的一页。也许我们还会相见,在紫丁香和樱花开放的时节,或在大雪飘洒的黄昏。我会向你亲热致意。

(续前)

24

  
我不明白我何以久久在此徘徊。

我不敢承认我是一位耻辱的失败者。

于是我的圣灵便暗暗引我前行,让我一次次咀嚼苟活之耻。

不是说活下来是一种罪过,而是悲叹我并无那种为了自由甘愿捨命一搏的勇气。

谭嗣同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之视死如归,今日已不见踪迹丝毫。他就义前在绝笔书中曾留下了对后世的期盼:“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复生先生,我正是令你遗恨绵绵的虚生者。你的血,秋瑾林昭的血,民众喷溅在坦克履带上的血,令我羞愧。当我读懂了先贤们斑斑血迹时,历史已然翻过了1989那一页。

我也渐明白了李将军抑郁终生的因由。

他说的那句话——“我宁愿去死一千次”,不独包含了降将之辱,还隐藏了对漫长余生的悲哀:麾下将士皆英勇捐躯,统帅如何独存偷生?他失去了马革裹尸的光荣。历史翻过了那一页,便是求死,亦死无死所矣。角声已落,献祭的时辰已过。

我是一个战败的逃亡的奴隶。我无数次徜徉于这块土地,莫非想借先烈之血遮盖自己的羞耻?

葛底斯堡,愿你的星光照耀我余生。
  

25

  
葛底斯堡的主碑位于战场极北处一块小高地。

背靠森林,面对开阔的荒原。

造型简单朴素,一个直上直下的正方形石柱。

1938年7月3日,战后第七十五周年纪念日,罗斯福总统亲自主持了揭幕仪式。葛底斯堡之役的两千幸存者都来了,大部分超过了九十,很多已逾百岁。这是老兵们最后一次聚会了,无分南北,握手话别。

碑前聚集着二十万人,场面极其盛大。用南方石灰石和北方花岗石筑起的碑身上,覆盖了一幅巨型星条旗。灼热寂静的空气中,国旗落下,呈现出碑顶的火炬。掌声与欢呼声如旋风卷过荒原。

碑身正面是和平女神浮雕,西侧碑文是:“一束永恒之火引导我们走向团结友爱。”指的是美国内战目标之一:维护国家统一。东侧碑文是:“坚守神示之正义。林肯。”这正是美国内战最根本的起因和终极目标——自由。我们所应该坚守的,既非北方的正义,亦非南方的正义,而是至高立法者的正义:一切人被造而自由。
  

记得某日陪两位来自北京的学人到此,林荫道上,我谈及葛底斯堡战斗之激烈,打了三天,伤亡竟然直追美军十四年越战——总说美国人怕死,其实,那得看为什么。为了自由,那真是义无反顾……某学人顿时佛然作怒: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生命高于自由,便愕然反问道那么林昭呢?——我们刚刚谈到那部在地下流传的纪录片《追寻林昭》——林昭?那她是和警察对着干……烈火顿时从心底腾起,我几乎要踩住刹车,把这位“公共知识分子”逐出,再大开所有车门,驱散他从另一个大陆带来的腐败空气。我作一次深呼吸,心说:谢了,你使我终于领教了这个猥琐的集体堕落的时代。

世情翻覆,已经不是1989的中国了。

愤怒的静默中,一段辉耀千古的演讲词缓缓流过耳际:“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只有在英雄和烈士已被人完全遗忘的时候,
只有在一切男女的生命和灵魂已从世界上的某一角落被完全清除的时候,
那时,自由或是自由的观念才会在那一片土地上消失……
(惠特曼:《草叶集》。)

  

26

  
某个冬日,我在主碑下勾留甚久。

不知觉间,晚霞已然褪去。

就连林莽上空那最后的玫瑰色都在寒风中化为一抹宁静的暗蓝。

蓦然回首,发现纪念碑顶端静静燃烧的火焰。一阵轻微的颤栗如闪电击中心脏: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就是您赐予我的启示吗?

我曾多次踯躅于这片开阔旷野,抚摸那些老炮,琢磨石碑两侧难以翻译的碑文,却从未留意过碑顶,只知道那是一支长燃不熄的火炬。这阵看清楚了:那是一尊因经年燃烧而变得黢黑的火鼎,那是一丛辉煌的火焰。我从未于夜幕初降时分来这里,从未观察到暗蓝天幕上这种庄严的燃烧。我的上帝,您是说这是一个祭坛吗?您是说那些鲜血与生命皆为献给自由的活祭吗?

那是一个雪夜。

杳无人迹,荒原上一片沉寂。雪地上唯见我孤独的足迹。

思绪永也绕不开1989的失败。怎样的生,算是配得上死难者的生活呢?怎样的死,算是配得上为自由而献祭呢?

献祭需要纯洁无瑕。你配吗?

耶稣的门徒彼得倒钉十字架而死。因为他自觉不配如耶稣那样正钉十字架,刽子手成全了他。

你连倒钉十字架都不配。

晚风轻微。感觉有无数的灵魂浮荡在周围,感觉到他们悲悯的凝望……

夜雪渐大。一簇簇的,落在脸上,宛若冷泪……

  

我孤独嗅着大地的气息,不时在寂静中停下来,
我独自一人想着,但即刻一群人集合在我周围,
有些在我身旁走着,有些在我身后,有些围抱着我手臂或我脖子,
他们是死去的或活着的亲爱朋友的灵魂……
(惠特曼:《草叶集》。)

  

27

  
这里是美国,上帝格外赐福的年轻的国度。

在这土地上,在她的历史、艺术与文学中,很难找到持久的忧伤。星转斗移,我渐渐在北方碑群中体验到另一种感动,即信仰、希望和爱。

首要的发现是北方州的纪念碑大都高耸入云,就像哥特式教堂,不能不使人感染一种崇高向上的精神。最高的,该算是陵园内的纽约州纪念碑了。拔地而起一圆柱,其顶端须仰视才得见。方型基座之上,环绕气势宏伟的青铜浮雕,铸造出战斗与死亡的史诗画面。蓝天白云之间,是饰以橄榄叶的华美的柱头,其上站立自由女神。右手前伸,轻握月桂花环,仿佛正为长眠于她脚下的数千纽约州将士一一加冕。

佛蒙特州纪念碑也算得上高入云端了。方座圆柱,顶端为一持剑肃立的将军。明尼苏达州纪念碑不算高,看上去也有十来米。方型碑座,上立一持枪冲锋的兵士。印第安纳州纪念碑坐落于远离主战场的一僻静山洼,构思简洁明快,犹如两柄直插云天的长剑。

进一步的发现是,北方碑群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对自由的赞美与倾诉。

许多州有自己特有的图徽,呈盾形或园盘形。明尼苏达州纪念碑上的盾徽描绘了民众自发参战的情景:一匹快马飞驰而过,马背上的骑手扬手召唤。正在扶犁耕种的农夫扭过脸去,田边是他早已备好的行囊与枪。远处地平线上,旭日初升,光芒万丈。佛蒙特州纪念碑上的石刻园徽细腻地描画出美国东北部人民对家乡的情感:起伏的山峦上,生长着青翠松柏,树林中有野鹿,土地上站立着新收割的麦捆和壮硕的牛。浮雕下部的绶带上刻着三个单词:“自由、佛蒙特和统一”。印第安纳纪念碑的园徽如一首美丽的歌:奔跑的野牛、伐木的农夫、茂盛的庄稼,群山之上正升起一轮灿烂朝阳。浮雕两边则镂刻着这颂歌的终曲叠句:“自由、平等”。

纽约州在这次战役中伤亡最为惨重,大小碑随处可见。几乎所有的纽约碑上,都凿刻或镶嵌了自己独特的徽纹。中部为一盾徽,描画了先民们到新世界寻求自由的第一幕:一艘乘风破浪的三桅大帆船与一支小船组合为简练的登陆叙事,其后是北美高耸的山峦,山后是一光焰炽烈的巨大日轮。盾徽上方是展翅欲飞的象征自由与勇敢的鹰。左右分立二女神:自由女神手执权杖,脚下踩着倾覆的皇冠。平等女神蒙了双眼,左手高举天平,右手持剑。

何以这些北方佬对太阳如此情有独钟?

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发自内心的光明。

如此深情地歌唱自己的土地与生活,在南方碑群万无可能。你能想象属于南方的自由生活画卷吗?——黑奴们在田野里采摘棉花,尽情歌唱,背后高头大马上骑了挥舞皮鞭的监工……感谢上帝,真理竟如此简单。一幅画面,就这样胜过一千页诡辩。

在北方碑群中,我终于找到了对美国内战的终极解释:为他人的自由而战。

杰弗逊早就领悟了一个最伟大的启示:“上帝在赐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赐予了我们自由。”

一个太阳所照耀过的最光辉的民族。

  

28

  
可以俯瞰葛底斯堡城市的小山坡上,秋天的草地铺了张彩色的花毯,色彩真是舒服。一个男人在收拾野餐后的食篮,把剩下的苹果和葡萄柚,还有三明治以及各种纸杯纸碗刀叉勺子分别装进塑料袋。他艰难地侧过身子,探手去够扔在毯子外面的一个空饮料罐,紫红色的,像是可口可乐。

数尺之外,蹲踞着一尊黑色的老炮。两个三四岁孩子骑炮筒上。男孩扬起一只手,像是吆喝马。女孩大一点,双手扶着炮筒,光脚丫,白衣红裙。着短裤背心的年轻母亲站在高及下颌的炮轮前,面带微笑地看着,一手护住一个。

炮口下,小城清晰而宁静。空气明亮,看得见红黄斑斓的街树和教堂的尖顶。

  

29

  
葛底斯堡大捷后,北方逐渐走上胜利之路。1865年早春时节,美利坚合众国议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林肯解放奴隶的战时法规自此成为神圣宪法条文。为此一划时代事件,天寒地冻的华盛顿鸣放了100响礼炮。

还是在这个早春时节,在温暖的南方,北军顺利收复军事要地查尔斯顿。入城式的前锋是战功卓著的黑人部队。在他们华丽的军旗前面还有一面旗帜迎风招展,上面只有一个英文单字——“自由”。几年前,正是在查尔斯顿,南方打响了内战第一炮。

仍然是这个早春时节,在春花初绽的日子里,黑人部队率先攻入南方首都里士满。他们高唱着《约翰·布朗之歌》前进。
    

约翰·布朗的尸体躺在墓里腐烂,
他的精神永放光芒。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精神永放光芒。
…………

    
约翰·布朗是一位矢志解放黑奴的白人,先帮助黑奴偷渡逃亡,后忍无可忍,率领二十一勇士在维吉尼亚与马里兰交界处的哈波斯渡口武装起义。在军队围攻下,起义失败。追随他的三个儿子壮烈捐躯,布朗受伤被俘。经维吉尼亚州长亲自审问,法庭判处绞刑。1859年12月2日,是布朗走上绞架的日子。这一天,美国北方各州降半旗,楼宇上张挂志哀的黑色装饰。人们成群走进教堂,为圣徒祈祷。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

布朗最后的遗言是:“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块国土之上的罪恶。过去我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约翰·布朗就义之日,南方到处爆发起义,旋即被镇压。

一年半之后,南北战争爆发。北方各州人民唱着《约翰·布朗之歌》,热血沸腾地奔向战场。
  

…………
美国人民都把他牢记在心上,
这里埋葬着约翰·布朗。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精神永放光芒。

  

30

  
在主战场紧东边,北军的主阵地上,在与维吉尼亚纪念碑遥相对应的位置,矗立着宫殿式的通体洁白的宾夕法尼亚纪念碑。岂止是碑,以其雄伟之气势,宏大之构造和庞大之体积,它应该归入纪念堂一类。在这座建筑上,北方碑群的光明与辉煌达到了顶点。

三米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四面镶嵌着七十余面大铜匾,刻有全体参战部队花名册,战死者有一星号。步上几十级石阶,就可以进入由四座拱门和圆顶构成的主体建筑。每座拱门两边,皆站立两座铜像,从林肯开始,共有八位,高约三米,都是战争时期联邦和宾州的领袖人物。每座铜像上方,雕刻着橄榄叶环拥的星条旗。门楣上刻着两位天使,再上是州名“宾夕法尼亚”。每个拱门的最上方,则是一块巨大的战争场面的白云石浮雕。

而我,则很少有拾级而上的兴致。在读懂北方碑群之前,失败的忧伤使我远离。每回都只是遥望一眼,心想,胜利者、地主,当然。终于有一次,我登堂入室,并沿旋转石级爬到了拱门之上。在这里,可远眺四方,古战场和生长着小麦牧草与森林的田野尽收眼底。大片的牧草刚刚刈倒,和风裹来草汁的清香。

从这里往上,是半圆形的白云石拱顶。再向上,就是纪念堂之极顶——自由女神铜像。雕塑家满怀激情,捕捉了她刚刚飞落的一瞬:长裾迎风拂动,双翼尚未合拢,左脚方落,右脚还腾跃在空中。女神面色肃穆,头戴桂冠,右手高举长剑,左手紧握……棕榈枝。为什么是棕榈枝?长剑象征了争取自由的战斗,棕榈枝呢?——是了,棕榈枝在古希腊神话中不正是胜利的象征吗,还有那月桂树叶编结的芬芳桂冠。

——这是一尊胜利女神。

泪水浮起,刹那间深悲与极乐填满胸臆……

久久仰望那胜利的棕榈,还有那只紧握棕榈叶的纤手……

一百多年前,他们不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战斗,还紧紧抓住了胜利。

遥想纪念堂落成之时,青铜尚未被岁月风霜所锈蚀,阳光下,那定然是一枝光芒四射的金棕榈。
  

天上星星放射柔和的光芒,
照着约翰·布朗的坟场。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
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精神永放光芒。

  

31

  
以葛底斯堡之役为转捩点的美国内战,是北美大地所承受过的最大战争。历时四年,席卷一万个乡村城镇。300万人参战,伤亡112万,其中阵亡62万,占人口百分之二,相当于今日全美战死600万。还有一数字可资比较:整个二战期间,美军阵亡总数为29万。

这场尸横千里的战争结束后,没有一个前叛军人员遭到惩治。自李将军以下,所有军官亦无一被法办。就连理当接受审判的南方总统等首脑人物,也在林肯默许下安然出走。威望与权力已达顶峰的林肯说:谁也别指望我会参与处死那些叛乱分子,哪怕是头头。打开小门,把他们赶出国家吧。

而林肯却被暗杀了。

凶手溜进戏院包厢,从背后开枪。还跳到舞台上大喊:“专制的魔王!”

就在几天之前,林肯视察了刚刚攻克的南方首都里士满。一位正在劳作的老黑人发现了他,扔下铁锹,说道:“主啊,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哈里路亚!”他跪下来,虔敬地亲吻解放者的脚。黑人们都跪下来,要跟着老人做。林肯忙制止道:“请不要给我下跪,这不应该!你们该在上帝面前下跪……”黑人们潮水般涌来,把他们的救世主团团包围。林肯只好举起手来,开始讲话。里士满肃然聆听,热泪奔流。

“我可怜的朋友们,你们自由了,像空气一样的自由了!你们可以扔掉奴隶这个名称,在这个罪恶的名称上践踏,它永远消失了……”

400万黑人自此打破枷锁。

——在先贤们的血肉之上,自由得以重生。

他们摧毁了奴隶制,为黑人争取了自由。

他们赦免了奴隶主,为敌人争取了自由。

他们接纳了对真理的不同理解,为思想争取了自由。

他们释放了内心深处的博爱,为心灵争取了自由。

他们把生命的渴望化为制度,为新大陆争取了自由。

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切,最后,他们也为自身争取了自由。

自亚当夏娃以来,自由第一次获得如此深刻而全备的阐释。以这场战争为起始,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创立了一个伟大的美国传统:为他人苦难而战。并且,当自由得到确立,正义得以恢复,那些抛洒过美国人鲜血的土地将无偿奉还,无一例外。

自由女神永远在他们头顶飞翔。一手高举出鞘的锋利长剑,一手紧握住灿烂的金棕榈。
  

32

  
葛底斯堡,你这抛洒了无边鲜血的旷野,自由的圣地。我岁月遥远的父亲。我的一见钟情的永恒的情人。

告别的时候到了,让我说一声再会。

你帮我翻过了生命的一页。也许我们还会相见,在紫丁香和樱花开放的时节,或在大雪飘洒的黄昏。我会向你亲热致意。

也许我已经治愈了那宛若阿巴拉契亚绵长的忧伤。

再也没有泪水。

我会微笑着说:

你好吗,我的圣·葛底斯堡!
  
  

2008年6月20日初稿于华盛顿DC
改定于7月1日。
纪念葛底斯堡战役一百四十五周年暨
八九民运十九周年

昝爱宗:北京不欢迎中国公民

8月8日奥运开幕当天,我碰到了民间环保维权人士谭凯,他说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害怕听到《北京欢迎你》这首歌,什么“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什么“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要拘礼,第几次来没关系,我们欢迎你”。事实上,当他说要去北京看奥运会时,无论是居住地街道社区的书记,还是片警,都“教育”他不要去北京。

谭凯为什么会成为不受北京欢迎的人呢?难道谭凯不是中国公民吗?其实,在某些部门眼里,谭凯正是北京的敌人,若让他到北京,恐怕就有破坏奥运会的嫌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守土有责,不放过一个维权人士,否则出了事谁负责?

说起谭凯,至今都是一个冤案。2006年5月15日,民间环保人士谭凯被杭州西湖区法院审判,罪名是涉嫌非法窃取国家机密。8月2日,法院判决其罪名成立,获刑一年半。对于这个判决,已刑满释放的谭凯至今不承认看到什么“机密”,在监狱里他每月的汇报都是“我无罪”。正是因为他坚决不认罪,所以也未得到任何减刑机会。

谭凯的遭遇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初他被拘留的理由不是什么“非法持有机密”,而是他拟成立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沙龙”,时间是2005年10月19日。2005年,浙江发生多起因企业污染引起的群体性时间,如东阳市画水镇污染、新昌县京新药厂污染和长兴县电瓶企业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谭凯得悉后前往了解情况,不久他觉得应该为环保工作做点事情,于是他就和浙江民主党的人士来金标、高海兵、杨建民、吴远明及戚惠民等人商议筹办,后来到政府民政部门谘询,有关人士说成立民间组织不能叫“沙龙”,于是他们改为“绿色观察”。可正是这样一个还未被批准成立的民间组织,已经被定性为“非法组织”,杭州市民政局还在浙江法制报上公告称“取缔绿色观察非法社团”,这时谭凯已被捕,他的民间环保维权工作到此不得不中止。

按照宪法第35条规定,谭凯有权行使结社自由权,何罪之有?他拟申请筹办环保组织绿色观察但还没正式申请,何来“取缔”?再者,他一出来从事民间环保维权活动,就被盯上,随后他的行动都被监控,不久被拘留,这说明谭凯履行宪法权利,便成为官方眼里的实施犯罪。但后来官方并没有以“非法结社”的理由指控谭凯,而是他们另外找到了一个荒唐的理由——“非法窃取国家机密”。

不过,谭凯被指控这个罪名还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当时的正式工作是开电脑公司维修电脑,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找他修过电脑了,也不认识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一个名叫杨荣耀的人,更谈不上修过他的笔记本电脑——后来,警方和检察院不管谭凯是否认识杨荣耀,都已经明确地指控谭凯犯罪——窃密。杭州西湖区检察院的起诉书说:2004年10月13日,浙江省委某机关工作人员杨荣耀因工作用手提电脑发生显示幕故障,交杭州颐和科技资讯系统有限公司常驻省委宣传部负责电脑及网路维护的吕进修理,并告知不要动电脑内所存档。当日,吕进将该手提电脑转交被告人谭凯修理,被告人谭凯在修理电脑过程中,擅自打开流览了电脑中所存档,并将其中所有档复制至其本人的移动硬碟中,至案发时未删除。经鉴定,被告人谭凯复制的档中《在全省新闻工作通气会上的讲话(提纲)》的材料部分涉密,属秘密级国家秘密;中宣部《关于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报导要准确把握的通知》(宣电[2003]17号)和《关于涉及民族问题的新闻报导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和宣传纪律的通知》(宣电[2003]18号)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

正是这个所谓的“机密”,使谭凯的环保维权工作无法进行下去,自己也坐牢一年半,至今连去北京看奥运会的资格都没有了。

其实不仅是谭凯,还有更多的谭凯们,无论是维权人士,是政治异见敏感人士,还是像谭凯这样曾被指控犯罪并刑满释放的归正人员,大概都成了北京不受欢迎的“犯罪嫌疑人”,尽管他们都是合法公民,或是已经恢复公民权利,但他们因为要做宪法上有权利的公民,必然不会被北京所接受。

我想,像谭凯这样的人实际上正是不愿意被一党政权所奴役的真正公民,尽管他们被北京当局排斥在外,但他们必然会成为中国进入公民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让我们祝福谭凯们:今天的北京当政者不欢迎你们,未来的民主中国一定欢迎你们。

李劼:京奥感叹:英国人的八分钟

因为没有尊严,只好努力媚笑;因为没有自信,所以使劲夸张。一场奥运,苦了民众,也苦了官家。

一辆伦敦人的双层巴士静静地驶入喧嚣的北京奥运会场。于是,被电光声色和绚丽焰火营造得夸张的不能再夸张、虚假得不能再虚假的奥运闭幕式,突然出现了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真实,出现了不戴任何面具,不穿任何统一服饰的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辆巴士带出一个相当朴素的日常生活场景:车站以及候车的男女老少。这辆巴士由此象征性地将奥运从2008的北京迎接到1012的伦敦,随意得就像人们平日里的上下班一样,亲切得宛如赶着上下班的父母接送幼儿园的孩子。当巴士顶层打开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中国式的《东方红》和北朝鲜的《阿里郎》截然不同的舞台,一种与以虚荣掩饰自卑的夸张截然不同的朴实,一种与整齐划一和千篇一侓截然不同的文化。

审美标准可以不同,但艺术境界却不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同样是隐喻和象征,不需要特意选用虚张声势的场面,更不需要把活生生的男女变成千人一面的道具,而只是截取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断,便把奥运像一个去幼儿园的孩子,轻轻松松地从北京接到了伦敦。多么的简单,多么的实在,又多么的意味深长。假如人们联想一下伦敦地铁曾经遭受过恐怖袭击,那么这辆巴士同时又显示了一种自信和顽强:伦敦交通并不因为恐怖袭击而中断,不仅照样行驶如常,而且还可以开到北京接送奥运!

英国人展示他

们的喜庆,不用任何铺张。人物只有十几个,道具更是简单到了仅仅选用了一辆巴士,几把雨伞,外加一个足球。伦敦市长的信誓旦旦:我们不会浪费纳税人的一分钱,看来并非虚言。他的另一个诺言:借奥运改变伦敦东区的荒地,也非官场套话。民选出来的官长,不敢对选民打诳语。那位站在巴士顶上的女歌手丽安娜・路易斯,就是来自伦敦东区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作为伦敦的市长,根本不需要讨好英国女皇,也不需要向首相点头哈腰,他的笑脸始终向着伦敦的民众。开入京奥的那辆巴士,由此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

保留了英国皇室及其贵族传统的盎克鲁撒克逊民族,同时又受益于莎士比来戏剧的培育。莎士比亚的幽默,连同莎士比亚的人文精神,早已根植在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在战争年代,一个送牛奶的伦敦工人,会在被炸毁的房屋门前,放上一个空牛奶瓶子,然后朝着遇难的房主鞠躬默哀。这样的人文气度在迎接奥运使命时,则由一辆巴士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安静静的巴士,栩栩如生的舞台,演员生动的表情,小女孩的烂漫,连同那一把把打开的雨伞。即便偶像球星大卫・贝克汉姆,也不会铁板着面孔做雕像状,演名人科。那位名扬天下的球星,在巴士上笑得像个孩子。尤其是将足球一脚踢出的神情,全然一个顽童。假如这样的球星临场退赛,不会引起任何不必要的猜疑。

一辆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巴士,一场仅八分钟的表演,让沉浸在虚假透顶的装模作样的狂欢中的人们,一下子回到了素朴的人世。开幕式加上闭幕式,几小时的绚丽,被这八分种洗尽铅华。全体中国表演者连同幕后策划和前台导演,如同一个卸了妆的女人,不无尴尬地面对这辆巴士。全世界的观众,此刻关注的不是这个擦掉脂粉后的女人漂亮不漂亮,而是有没有人的尊严可言。尊严不是耀武扬威,不是夸耀过去,更不是张扬权力,而在于权利和自由的有无。在一个充满冤魂和冤民的城市里,由于权利和自由的长年剥夺,舞台上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千人一面的少男少女,像蚂蚁和蛆虫一般,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塔柱蠕动。相比于那辆充满人情味的巴士,这根灯塔不像灯榙、阳具不像阳具的柱子,充满着对人的蔑视,对人的尊严的不屑一顾。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界和影视界的爆发户们,除了知道向朝廷点头哈腰,并不把芸芸众生当回事情。这倒是和当今中国官府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把民众远远赶离北京城。伦敦奥运面向民众,北京奥运把民众当垃圾。所以这闭幕式,有了蚁虫爬塔柱的丑陋场景。

有人把2008京奥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比作1936的德国那部奥运纪录片《奥林匹亚》,从而把张艺谋比着莱妮•里芬斯塔尔。这实在有欠确切。至少在美学上,两者相距甚远。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亚》,是一种豹子美学,可以说充满进取性;也可以说,充满侵略性。这种豹子美学,让人最不能接受的是其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在哲学上,可以找出尼采和叔本华的论说;在音乐上的同类,乃是瓦格纳的歌剧。相形之下,张艺谋的京奥开幕式闭幕式所体现的,却是走狗和绵羊美学,以狗的效忠和羊的驯顺为特征。表面上的夸张,掩饰不了骨子里的奴性;花里胡哨的表演,充满低声下气的谄媚。这种美学根植于家禽哲学。所谓家禽哲学,是指丧失了人的基本定义,将效忠皇权服膺朝廷作为生存本能,从而又将如何效忠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伦理。家禽哲学的庭院标本是家奴,家禽哲学的庙堂标本是太监;而家禽哲学的鼻祖,则是开幕式特意搬出的孔夫子。

自由,作为一种生命本然的品质,并非为西方世界所独有。中国人有着非常精彩的以自由为指归的人文传统,从《山海经》到《红楼梦》,渊源流长。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相当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对尊严的强调,对尊严的捍卫,乃是这部小说的亮点所在。即便一个小丫环,也会为了尊严不惜一死。更不用说,《山海经》里诸多英雄,其中最为倔强的,即便断去头颅,也要抗争到底。这种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被列为正史,却从来不曾中断过。就连当年的革命党人,都懂得“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遗憾的是,如此豪言壮语的革命烈士可能致死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政党当政之后,竟然会逼着整个民族全体钻进国家主义的狗洞,并且还由此形成走狗和绵羊的家禽美学。

与人像蚂蚁和蛆虫一般在柱塔上蠕动相应的,是少女们千篇一律的微笑。倘若笑一分钟只是让人感觉太虚假,那么笑几个小时,简直是一种无名的恐怖。这是一种由虚假组成的恐怖。焰火是假的,歌声是假的,英雄是假的,年龄是假的。更不用说,笑容是假的。甚至连多明高的嗓音,都变得十分虚假。那支从“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变而成的“我爱北京”,将虚假的演唱推向假做真是真也假的高潮,以致台上的所有明星,脸上全都挂着一模一样的笑容,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机器人。若干年以后的中国人,倘若一不小心,回过头来观看一下2008京奥开幕式和闭幕式,感觉可能会跟现在的国人翻看毛时代的大型舞台剧《东方红》一样。未来的中国人,会为自己的先人如此虚假如此愚昧,感到惊讶不已。

由此联想到那个活到一百多岁的莱妮•里芬斯塔尔,至死不改初衷。不知京奥的那位导演,在这个时代过去之后,会不会为自己的作为感到尴尬。不管人们如何的不认同里芬斯塔尔,人家毕竟也是种信仰。可是
当今中国的名导演,并不是因为信仰而做出《东方红》式的大场面,而是典当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自己的自由,才获得了这份导演奥运仪式的荣耀。当众多歌星在这位导演的编排下,唱出“科技之光把爱点亮,幸福歌声唱得响亮”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毛时代的颂歌,都没有如此拙劣。比之于当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奥运歌词略输文采,稍逊风骚。还不如那个文联主席直截了当:纵做鬼,也幸福。

英国人的八分钟,给京奥会场带来了一幕挥洒自如的人文场景。因为他们不需要虚张声势。朴实的表演,从容的微笑,自信和尊严,尽在不言之中。相形之下,中国人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财力,却只是打造出了一个镀金的天空。这个天空充分凸现了后毛时代和后邓时代的虚荣和平庸。这个天空因为空前的虚假而转瞬即逝,也因为现实的困顿而随即烟消云散。这个天空如同经济的造假繁荣和股票的胡乱飚升,形同泡沫。京奥导演似乎正是按照泡沫意像,设计了一群群少男少女的统一服饰和僵硬笑容。如此的愚昧,只能印证,当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并非一人所为。倘若再来一次,也不是没有可能。

英国人的八分钟,对照出了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的沉重,也映照出了中国人未来的人文之路,是多么的漫长。莎士比亚已经活在英国人的心里,而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于当今的国人却是如此陌生,如此遥远。他们好像早已不在乎尊严的有无,甚至连有关尊严的记忆,都已丧失殆尽。他们因此始终处在自卑情结的苦苦纠缠里。因为没有尊严,只好努力媚笑;因为没有自信,所以使劲夸张。一场奥运,苦了民众,也苦了官家。好像全都得到了,绚丽的表演或者上百个奖牌,其实什么都没有。镀金的天空映照出的,不过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场倾国之力的京奥,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口很多,但人,自由和尊严意义上的人,却很少,很少。自由和尊严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人之所以 为人,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基本定义。可怜那位京奥导演,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向人们搬出四大发明。因为那是他小时候在教科书上读到的。他误以为,这就是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他搞错了,从而既愚弄了中国民众,又欺骗了西方世界。人家只需要八分钟的演出,就把这个谎言全然戳穿。中国人应该感谢英国人的这八分钟,即便当今的中国人看不懂,未来的中国人也一定会看懂的。

2008年8月25日写于纽约寓所

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 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 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 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 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 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 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 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 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 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 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 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 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 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 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 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 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 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 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 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 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 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 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 “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 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 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 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 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 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 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 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 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 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 “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 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 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 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 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 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 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 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 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 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 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 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 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 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 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 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 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 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 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 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 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 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 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 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 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 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 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着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 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 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 (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 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 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 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 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 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 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 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 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 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 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 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 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 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 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 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 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 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 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 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 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 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 “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 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 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 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 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 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 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 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 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 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 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 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 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 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 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着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 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 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 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 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 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 啊!

《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胡  平:中共为何又推出惠藏政策?

中新社拉萨8月11日电,国务院日前下发《关于近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要求国家相关部委、相关援藏省市、中央企业贯彻执行,这是 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若干惠藏政策后,中央赋予西藏的又一项特殊政策。西藏决策层在传达贯彻这一系列惠藏政策时认为,这些政策的含金量很高,是中央在特殊时期给予西藏的特殊关怀、重视和支持。

我们知道,中共当局在为其西藏政策辩护时,总是要强调它多年来给予西藏的巨大的财政支持。据说,按人头算,藏人得到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最高的。于是有些汉人批评藏人说:我们给你们那么多钱,你们还要闹事,真是忘恩负义。然而藏人却反驳道:我们没找你们要钱,是你们自己要给的。这就怪了,既然人家藏人并没有找中共当局伸手要钱,为什么中共当局还要一再地推出惠藏政策呢?

上述报道的标题无意间泄露天机。标题说:”中央政府再出惠藏政策 强调加强维护稳定能力”。原来,中共给予西藏大量的物质优惠,并不是为了满足藏人的物质要求,而是为了维护那里的政局稳定,为了维护中共在西藏的统治。

说来也是,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数占90%以上,中共最高领导层全是汉人。他们怎么会偏偏对藏人那么优待呢?不合情理嘛。凡事不合常情常 理,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若说中共最偏爱藏人,那显然不是事实。众所周知,拉萨城遍地兵营,是全国军警力量最强的城市之一。可见,中共对藏人最不放心。问 题就在这里:正因为中共知道它在西藏的统治最不稳,所以它要对藏人实行更严厉的政治压迫;与此同时,中共也知道它不能一味地采取政治高压,为了淡化、软化 和分化藏人的反抗,它还需要对藏人实行大量的物质收买。西藏决策层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所谓”特殊时期”,就是指今年3月西藏事件以来中共对藏人的政治压迫特别严厉,因此也就特别需要给予更多的物质优惠。这就是说,中共在此时再次推出”惠藏”政策,与其说是为了满足藏人的福利,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 统治。

很多少数民族人士批评中共实行民族歧视,实行大汉族主义,但也有不少汉族人士批评中共实行反向的民族歧视,实行小汉族主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该说,中共确实没有实行民族歧视,没有实行大汉族主义。尽管在中共统治集团中汉人占绝对多数,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对汉人有任何优待。英国思想家穆勒早就指 出:在有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其专制政府”或许尽管出自其中的一个民族,但对它本身的权力比对民族感情感到有更大的兴趣”,它就会”不给任何一个 民族以特权,并且不加分别地从所有这些民族中挑选他的傀儡”。中共专制正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又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会产生民族压迫的感觉呢?这是因为,他们那里本来没有共产党,没闹过共产革命,他们是被中共”解放”的,而中共 又基本上是一个汉人的政治集团,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把中共政权看成是外来政权,把中共专制的压迫看成是异族的民族压迫。另外,有些少数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因此具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民族主义勃然复兴的今天,中共发现它已经没有了可以笼络少数民族的精神资源,因为它现在所 鼓吹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汉族主义,什么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什么儒家传统,这些都属于汉族。中共越是鼓吹这种名曰中华民族实为汉族的民族主义,必然越是刺激 人家的民族主义,越是刺激其他少数民族的疏离感和分离意识,这就越是使中共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忌,同时也就越是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被歧视被压迫 的感觉。

也有不少汉族朋友抱怨中共实行反向民族歧视实行”小汉族主义”。例如大学收生,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线常常要比汉族低一些。在有些地方,汉人和少数 民族的人发生冲突纠纷,政府常常不肯得罪少数民族,往往作出偏袒少数民族的判决。有些异族通婚的家庭的子女,在既可以报汉族也可以报某少数民族的情况下, 常常是自愿报少数民族,因为少数民族身份可以获得某些优待,如此等等。但严格说来,这也不是反向民族歧视或小汉族主义。正像我上面讲到的那样,中共在这些 事情上对少数民族施以小恩小惠,恰恰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很不放心,格外管制防范,因而采取的一种补充。这就是西方人说的胡罗卜加大棒,古人说的剿 抚并举。在这里,政治高压是第一位的。假如说在过去,中共对少数民族实行某种优待政策,多少还包含着”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提携帮助的意思;那么到了今天,尤其是在对待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问题上,中共的优待已经不是优待。那无非是大棒后的胡罗卜,剿后的抚而已。

看到中共又推出惠藏政策,有人感慨道:”还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过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藏人”闹事”主要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自治自主。如果中共真的是要善待藏人,它就应该尊重藏人的意愿,让藏人自治。这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