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五:愤青分类学

在传统生物分类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关注所谓“纯天然”物种,而对外力干预下的物种突变关注度不够——尤其是人类变异。一种保守的说法甚至认为:“只有纯粹依靠自然进化的物种才有资格被列入分类树中去,其他只是稍现即逝的玩笑罢了。”(沙比诺夫斯基,2001)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这些年,随着网络——一种新的交流方式的兴起,一种新的物种被认为正在产生。愤青,这些年来一直被生物学家所重视,这个种群所表现出来的部分非人类的习性让分类学家考虑了一种新的分类可能性。

分类学上,生物学家提出了关于愤青亚种的分类树。

动物界(Animalia)

愤青虽然富有攻击性并惰于思考,但显而易见,他们与常春藤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脊索动物门(Chordata),脊椎动物亚门 (Vertebrata)

毫无疑问,愤青属于脊索动物门。无论是哪一类愤青,他们的背部都拥有支持体轴作用的棒状脊索,并且分布在消化管之上,神经管之下。事实上,由于愤青本身是由智人种变异而成,所以在门这一分类阶元,两者并没有任何区别。少数几种愤青由于缺少脊椎骨,一级神经中枢系统被清洗的情况较为严重,被分在半索动物门(Hemichordata)下,由于缺乏研究,这里不予讨论。

哺乳纲 (Mammalia) 真兽亚纲(Eutheria)

社会报告指出,愤青的分娩和妊娠过程与智人种无异。有部分生物学家认为,愤青们的思考逻辑过于特殊,应分入原兽亚纲(Prototheria),但这种分类方法并不被主流学界所采纳。

人科(Hominidae) 人属(Homo) 智人种(Homo sapiens) 愤青亚种(Homo Fenqingia)

由于愤青与智人种占据的栖息地基本相同,并不存在已报告的生殖隔离,在思想、社会行为以及内分泌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分类学家倾向于将愤青分类为亚种(subspecies),这也被当今的主流学界所接受。

概述

愤青,或粪青,(保护程度为野外绝灭EW)这个名词可以从生物、精神与文化各个层面来定义,或者是这些层面定义的结合。生物学上,愤青被分类为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愤青亚种,拥有高度发展的头脑(但研究表明愤青亚种的脑发达程度较智人种略逊)。精神层面上,愤青亚种被描述为能够依据自己的情感选择支持任何残忍的暴行或智人种难以接受的强烈的民族认同倾向,在心理学研究中这些倾向被认为与智人种在童年生活中所受到的强烈心理刺激所导致的定向变异有关。文化愤青学上,愤青被定义为残忍粗暴、言行极端、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与网络群体性,尤其是他们能够建立各种非自发性的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有时他们也会互相争吵)。

生物学上愤青的学名为“愚人”,与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长臂猿、合趾猿、智人种同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愤青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不同在于愤青粗暴的行为、由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主导的诡异的内分泌、欠发达的大脑,以及由这种大脑而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推理能力和思维逻辑水平。由于智人种和愤青亚种血缘相近,动物学家F.李戏称愤青为“无脑人” ,并著述从各个角度论述愤青亚种种行为的起源。

行为学上来看愤青亚种的特征有:懂得使用网络,具有非自发性的互助性组织,不喜欢进行深刻的思考,喜欢谩骂,容易道听途说等。这些行为学上的差异也衍生出各愤青次亚种之间不同的信仰、敌对对象、愤怒意识、流氓价值观、网络语言规范。

生命周期

生物学上,愤青亚种主要来源于智人种的变异,近代,这种变异主要发生在亚洲的中国(大陆),主要由计算机网络作为媒介,在野外还没有报告发现这种变异。通常认为这种变异与中国大陆的网络普及和智人种的发情行为得不到发泄有关。

愤青亚种的定向变异通常在智人种的14-25岁之间完成,近年来也有报告30岁以上获得这种变异的例子,但这并不常见,有人提出,智人种在步入中年期后会获得对这种愤青化变异的定向免疫能力。

与其他物种相比,愤青的变异过程显得简单许多。这种变异并不需要基因级别的干预或DNA突变,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转变,前沿的生物学家认为中国大陆所盛产的爱国激素民族激素和中国大陆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对智人种的神经中枢器官大脑的清洗有关。这也导致了中国大陆成为了愤青亚种的最主要栖息地。

愤青学家认为,这种定向变异在愤青亚种步入中老年期之后有消失的倾向。但是因为最早报告的现代愤青亚种仍未步入中年期,这个观点还停留在假说阶段。

对智人种来说,死亡往往带来不舒服的感觉或是惧怕。但是部分愤青次亚种对于死亡有着近乎疯狂的崇拜,如“为国战死”,“东京大屠杀,老子先死在战场上”等便是他们对死亡的疯狂崇拜的一种真实写照。但事实上,将这种崇拜付诸实施的愤青几乎没有出现。

情感

愤青亚种的情感是他们与智人种的重要区别之一。情感上,愤青亚种并不认同自己的“愤青亚种”分类,现代,他们通常以中国人自居,并对此身份表现出无条件无理由的无比自豪。愤青种通常表现出对自己族群的过激的狂热感情倾向性,对外来民族的排斥和诋毁,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实现自己在愤青亚种中的地位提升。有的分泌学家认为愤青种的这种行为是他们分泌赖以生存的爱国主义激素、民族激素的一种方式。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对愤青亚种的神经中枢器官大脑的清洗的一种反映。偏激的愤青学家甚至认为,愤青亚种的大脑只不过是他们存储代谢废物的器官,类似智人种的膀胱。

逻辑思维与智能

愤青亚种的逻辑思维能力被认为是他们和智人种的重要差异之一。他们的思考水平比较简单,并且停留在原始的兽行阶段。愤青亚种的逻辑可以被简单的概括为:我是爱国者===〉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爱国的,是正确的===〉谁反对了我===〉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内分泌研究指出,他们通过这种原始的逻辑思考促进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的分泌。

通常认为,愤青亚种的智能与智人种相比较差,但无本质差异。而近年来他们所表现出的极端思维与民族倾向性使得部分前沿的人类学家认为他们作为群体的智能水平大致与蟑螂相当。

社会活动与思想

愤青的社会活动主要表现为对其他民族(以日、美、韩等国为主,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法国正在成为愤青的新目标)的谩骂和攻击,以及对反对他们种群观点的智人种进行“汉奸定性”的侵犯活动。愤青亚种普遍缺乏运动能力和对健身等社会活动的渴望,但愤青对于奥运会这一智人种的盛会有着智人种都难以置信的疯狂痴迷,他们的这种痴迷并不表现在参与精神和友谊的传承,而是表现为对中国大陆运动员获得奖牌的总数的无比关注(尤其是金牌)。对于没有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在与中国运动员的竞争中夺取了奖牌(大多数情况是金牌)的外国运动员,或者担任外国运动队教练的中国智人,他们通常会进行他们最擅长的社会活动——谩骂或攻击,并以此分泌更多的民族激素和爱国激素。

愤青亚种喜欢与他们的近亲,智人种进行辩论,但是他们的辩论从未完美的结束。对于一个愤青亚种来说,辩论的次数越多,他的种族认同感就越强,有研究表明,辩论的次数和时间与愤青亚种体内的民族主义激素和爱国激素的分泌量成正比关系。从实战角度来说,智人中所推崇的逻辑关系、充分阐述、幽默机智等辩论窍诀并不被愤青亚种所接受,他们在辩论中更看重气势、字数、贬义词的数量以及辩论对手的亲属在自己辩辞中出现的次数。

繁殖与性行为

愤青亚种的性行为与智人种无异,但有报告指出愤青亚种的性行为有粗暴倾向。并没有证据表明愤青亚种与智人种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但由于智能和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差异,愤青亚种更倾向于与本种族的异性结合并进行繁殖活动。愤青亚种的后代并不会先天性的获得愤青亚种的定向变异,但是由于聚居地的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量较多,愤青亚种的后代出现这种定向变异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生理特征

生理特征上,愤青亚种与智人种的黄色人种并无太大差别。肤色带黄,头发粗直较硬并且黑色,愤青亚种眼睛大多数是黑色或深褐色的,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愤青亚种体内的爱国激素分泌量过多时他们的虹膜颜色将转为红色。面部宽阔,颧骨明显突出平扁,鼻根低矮或中等,眼睑有内惋褶,胡子和体毛较少,身材一般为中等高度。但是由于长期接触计算机网络,远离野生生活,愤青亚种在体型上更多地表现出皮下脂肪较多,秃顶,运动能力差等特征。

饮食

智人种是杂食性动物,能消化植物和动物。一些智人种会选择戒吃一些或所有的肉类,一般会出于宗教,道德,生态保护,或健康的原因等等。愤青亚种在饮食习惯上与智人种并无差异,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对愤青亚种的研究深入,解剖学家发现愤青亚种的消化系统与智人种有着很大区别。智人种的消化系统开端是口,并以肛门作为排遗器官;而愤青亚种则正相反。所以愤青亚种在行为学上经常表现出与智人种的巨大差异:他们用肛门进食,而且满嘴喷粪。

与智人种的区分

有时,对于社会中的不公正与政府司法官员腐败现象通常深恶痛绝和对某一种社会现象如对高校招生、对语言政策、对医疗制度等等高度不满的并具有激进思想的人也被称为愤青亚种。但这种指称没有被主流学界所承认,被指称的人群会拒绝愤青的叫法,再者这些人多数不拥护所谓的“有特色社会主义”,且与民族主义者没有必然联系,可能只是对社会不满,并不具有愤青亚种的定向变异。

栖息处

历史上,愤青亚种曾广泛分布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地,但由于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的缺乏,愤青亚种先后在这些国家灭绝。

近代,由于愤青亚种对于爱国激素、民族激素、计算机网络和中国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对智人种的神经中枢器官大脑的清洗的依赖,他们难以在地球上除了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长期定居生活(近年来在朝鲜半岛有数例报道的愤青亚种)。大部分中国大陆的城市是愤青亚种人口密集的地区,山地和高原等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稀少,这通常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网络普及程度有关。

语言

现代愤青亚种的主要语言是汉语,近年来愤青亚种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网络语言。但由于愤青亚种的智能较差,这种新发明的语言并不具有广义意义上的私密性和创造性,许多智人种可以轻易的学会这种语言。

次亚种分类

随着愤青学 (Fenqingiaology)的兴起,原本那种认为愤青就是愤青的传统观点受到质疑,愤青种群之间的微妙差异也逐渐凸现在研究者面前。研究者们发现,借助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这一在愤青内环境调节上划时代的发现,可以有效地把愤青分成层次分明的数个次亚种和分枝,这使得今后的愤青研究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注释:民族激素(Nationalism Hormone)和爱国激素(Patriotism Hormone)是指愤青体内才含有的特殊激素,它是调节愤青亚种内分泌和生命活动的主要因素。具体的运作机制目前还不清楚。目前所知,暴露在空气中的这些激素相当脆弱,它们甚至活不过5秒钟,但这种神秘的、细菌一样的东西却可以通过心理接触(包括网络发言、谈话、辩论、新闻等)传播,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可能。一旦进入到宿主体内,这些激素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到达靶细胞,起到调节愤青生命体征的作用。

愤青亚种下辖三个次亚种,并存在并列分类阶元:粪青亚种和已经灭绝的古愤青亚种。次亚种之间的分类是根据他们体内的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分泌量来确定的。

粪青亚种:(Homo Crapia)

粪青亚种的最大近亲是愤青亚种,他们在情感、社会行为、群落组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粪青的行为更加凶暴,语言更加粗俗,智能水平更为低下。有人指出,粪青亚种的定向变异方式与愤青亚种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变异并不具有可逆性。粪青亚种的内分泌系统也与愤青亚种有很大区别,有人推段他们的内环境主要是由沙文激素(Chauvinism Hormone)和法西斯激素(Fascism Hormone)调节的,但由于粪青亚种的性情乖戾并且难以接近,近年来对粪青亚种的研究进展少之又少。

古愤青亚种:(Paleo Homo Fenqingia)

古愤青亚种曾被报告在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地出现。他们甚至曾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统治了整个中国大陆。但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大多数古愤青的行为方式和变异与现代愤青(分布于中国大陆)有很大不同,实际上,纳粹亚种(Homo Nazia)、嬉皮亚种(Homo Hippiea)、义和亚种(Homo Fuqingmieyaia)、军国亚种(Homo Militarisia)和红卫亚种(Homo Maoisthebestia)这种分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普遍意义上,古愤青亚种已经完全绝灭。

民族愤青次亚种:(Homo Nationphia Fenqingia)

这种次亚种的愤青体内的民族激素含量通常高于普通的愤青亚种。民族愤青次亚种通常赞赏“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的一个政治时代,那时中国大陆几乎遍布古愤青亚种,有的生物学家甚至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智人种已经灭绝)的中国,认为当时硬朗的中国形象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并因此批判邓小平时期之后的中国政府的对美、日政策。民族愤青次亚种一般非常怀念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如汉、唐、元、明等,一部分人希望中国再次强大后能够收复原来的领地。这种次亚种的愤青又常因传统文化的专利问题,和古高句丽等族群的民族归属问题和韩国的愤青亚种产生激烈冲突——他们都认为那些由智人种所创造的思想和科学精华应该归他们所有。

爱国愤青次亚种:(Homo Patriotisia Fenqingia)

这种次亚种的愤青体内的爱国激素含量通常高于普通的愤青亚种。爱国愤青们常自称为“爱国主义青年”,并自以为正确、神圣。他们通过仇恨来获得爱国激素的对象主要为美国、日本、台湾泛绿、民运分子。常自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也常常在“保钓”等问题上对中国内地政府的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其不够强硬。有些拥护毛的爱国愤青次亚种,认为“用领袖思想能治病”,这些人是反科学的,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发展表示积极支持。愤青的一个共同、普遍特征是关注军事新闻,分享军武图片,好谈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胜利事迹,崇尚军事决定论,强调中国武力之强大与对手之懦弱可笑。鼓吹发展军事,认为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软弱就要挨打”。

吼愤青次亚种:(Homo Fenqingia-vocifer)

这种愤青的内分泌系统与通常的愤青亚种无异,他们获得爱国激素和民族激素的方式是区分他们和愤青亚种的重要根据。愤青亚种的谩骂和攻击性行为通常出现在计算机网络上,并不能对智人种的正常生存产生实际上的威胁。而自从2008年3月14日后,在中国大陆报告了不少例这种吼愤青次亚种。他们具有高于普通愤青亚种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能力,而他们乐于对一些智人种的社会性服务部门(如超市、快餐店等)实行疯狂的攻击,并伴以中国大陆所禁止的示威活动,并称这种行为为“抵制”,是一种爱国的正确行为。他们的出现被一些智人种社会学家认为严重侵犯了智人种的利益。还有些愤青学家指出,这种新的次亚种愤青所分泌的激素是民族激素,爱国激素,法西斯激素和沙文激素的混合加强体,且具有强烈的传播性,他们可以轻易进入健康智人种的体内,改变智人种的体液调节系统,使得智人种出现定向变异,愤青内分泌学家称这种新型激素为沙比激素(Shabilly Hormone)。

也有智人种社会学家指出,这种吼愤青亚种的出现可能威胁到智人种社会的正常秩序,并对此表示了担忧。但是由于学界缺乏对吼愤青亚种的研究,使得这个新的物种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仍然是个谜团。一位不知名的愤青学家这样表述自己的无奈:“你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傻逼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朱健国:京奥浮夸,秀才有责──专访“鸟巢”创意设计者艾未未

敲开北京五元桥下的“艾未未工作园”绿色大铁门,手机时间显示: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十四时四十二分。其时艾未来设计的“鸟巢”正在不远处隆重举行京奥田径赛。艾未未拒绝去观赛,一如他拒绝参加京奥开幕式。艾未来真怪,既以举世无双的“鸟巢”创意为京奥帮忙,又以“艾未未博客”猛批京奥浮夸风──悲哀京奥“体现了一个闭关锁国、缺少自信、异常迂腐的体制。你(中共)根本不能和世界说同一种语言。”因艾未未是“鸟巢”创意设计者,他对京奥的系列批评令全世界刻骨铭心,犹如威力无穷的导弹震荡历史,让京奥组委会深感:“成也艾未来,败也艾未来”。

收留四十只流浪猫

“艾未来工作园”实为正方形,估计有一千平方左右,大门居右角连甬道,左角立一间小平房工作室,右底角连贯两间大平房工作室,左底角独立一栋二层家居楼,围墙房屋皆青砖青藤,园中央显要之地是青草、荷花、奇石和杨柳;中央一棵大杨柳树上有一硕大鸟窝,随着光线明暗变化,或“大隐隐於朝”,或“如日中天”,让人猜想,莫非艾未未为京奥设计“鸟巢”,其灵感就来自这家园中的鸟窝?再看到满园悠哉游哉的各色大猫──园里共收留了四十只流浪猫和七只流浪狗,艾未未堪称“流浪猫狗之友”。在“艾未来工作园”中,流浪动物的数量在同一时间中永远多於十来个员工和客人、主人,其彩色毛须要远胜於几个“洋打工”的金发黄毛。

如此生态,不可能不深刻地影响主人的精神状态.生活於一个真实的鸟窝之下──小小鸟巢极具“安全、温馨、母爱、自然、健康”韵味,相伴於众多流浪动物之中──流浪动物比流动民工更渴望公平公正法治,这或许是艾未来博客中有许多质朴真话和对弱势群体深沉关注的直接来源?

艾青预言成真

一个人的出生年代是其个性发展的基石。艾未来生於反右之灾。着名右派诗人艾青对爱子的拳拳期待,可能是对艾未来深具人文关怀的一种血缘促进.艾未来母亲高瑛(艾青第三任妻子)在《我与艾青》一书中回忆,一九五七年五月,艾未来在北京出生时,艾青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也许是一个傑作!”为给自己的第五个孩子起个好名,艾青闭上眼睛翻辞海,睁眼一看,是个“威”字。自歎:“(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威风的?”便从“威”字四声中找出“未”字,说“就叫“未来”吧。现实太残酷了,叫他爱未来去。”

尽管艾未未矢口否认父亲对他有大影响,今日看来,艾青预言可谓神机妙算──艾未来今年五十有一了,仍然没法在中国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只有等待未来;艾未来不是“等待戈多”般空等空谈,而是以建设性努力与依法抗争加速未来的早到──一面热情为京奥贡献鸟巢等建设性创意,一面严厉监督批评京奥的浮夸风、专制风,这真是一种“爱未来”的共生追求──对专制者也并非一概拒绝,对自己心爱的“鸟巢”成为浮夸风的表演场所也毫不留情面地揭露──艾青预言艾未来将是自己六个子女中的“傑作”,可谓心想事成,名副其实。今天能像艾青一样抨击时弊,深抒愤懑的,艾青六个子女中,只有艾未来。

“看不见真相不交流”

自二○○五年十一月“新浪”邀请艾未来开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採访者就成为艾未来的主要工作。“艾未来工作室”似乎由艺术展览设计、文化建筑设计扩容为“採访工作园”。艾未来坦承,“(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访谈,(来访者)一半是反华媒体,另一半白癡.”

此次我算是亲炙了这一景观.

因远在深圳,曾想与艾未来电话访谈。但艾未来说他从不接受“电话採访”。来京相见,才明白他何以从不接受“电话採访”,即使是当面访谈,你若一面採访,一面给他拍照,他也必停下来,无法说话──艾未来只能在与採访者没有任何干扰的直面时才能说话,他特别喜欢访谈双方眼睛对视着倾吐。

这种“看不见真相不交流”的方式,让艾未来採访者只能苦苦等待。我在“艾未来工作园”待了两小时,有一个小时花在等候──旁观比我先到的一家电视台採访,期间有人一拍照,艾未来就恳求停下,他无法在有第三者照相下进行访谈。

等到艾未来请我进入客厅访谈时,其女秘书又不断前来报告,又有加拿大、德国的两家杂志着急採访,艾未未只得无情地推到明天,后来又有申报採访的,艾未来乾脆一口拒绝了。

然而我们访谈到半小时,有几个金发洋贵宾闯进来了,艾未来也让他们一边候着。这让我有一种如在酒楼吃饭时,一旁有人站着等座的压迫感,只得匆匆结束。此时方体会,我一到机场,艾未来电话请我快过来一同出去吃饭,意在那样可从容多谈一些时间.可惜由於在机场遇到麻烦,迟到两小时,失去了最佳访谈良机.

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明白了艾未来有个“看不见真相不交流”言论准则.也知道,如今艾未来生活在一种“天天以接待访谈为主”的特殊生态中。这是一种既有成功感,又让人疲惫的生态.

关心自己思想能否整体问世

访谈开始,艾未来就问能否全文发表──他关心他的思想能否整体问世。这可以理解,每一个被访者都不想浪费时间说些不能发表的话。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有许多“白癡媒体”的国度,艾未未的担心不是多余.我向艾未来承诺,会在有的媒体全文发表,但有些纸媒因篇幅限制,可能有所删节,但决不肢解破坏原意。

以下就遵守承诺发表几段原汁访谈实录。

“没遇到不方便和麻烦”

朱:以“中国特色”惯例,有些敏感言论有时虽然侥倖出笼了,但接着会有些麻烦。你关於京奥的尖锐直言,已引起海内外强烈的关注和反响,大家都很赞同,也很敬佩。这种评价对你目前来讲,带来什么不方便或麻烦?

艾:我(现在)没遇到任何不方便和麻烦。很多人都问我这方面的问题,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我们确实来自於一个很旧的社会。这个社会带着很多的猜测和判断。实际上很不适用的,至少在我身上。因为我确实对政府的很多策划作出了(批评),我认为也是蛮激烈的批评.但是呢,我的用意也很明显,我是从来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一个人,我不认为我看到了一件事情,我应该对它有什么需要掩饰的,没这种必要。很多人就问:那么为什么你没有受到处置,那我认为这首先是政府的一个进步,(政府)在我这个个体上,有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尊重。在这点上,我也很尊重它们。我觉得现在社会是需要互相尊重的。尽管批评和争论始终存在,但是尊重仍然是需要的。在这方面我没有异议.

对京奥的尖锐批评是对政府的尊重

朱:那就是说,你认为你对京奥的尖锐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政府的尊重?

艾:当然了,当然了。我如果不尊重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我的被批评者,我都不会提出这种批评.

朱:鲁迅说过,最大轻蔑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许多人批评政府,是对政府的关心和医治。否则,根本就不尿你。但让人困惑的是,同样有些人也用你这样的类似方式,在对政府提出这样一些充满期望的批评和质疑。可这种批评的命运多半是,第一,它出不来,享受不了你这种“由你去”的优惠;第二,即使出来之后,也会遇到一些麻烦,有关部门会请去“喝茶”,会监听其电话邮箱,甚至设法让其失业,让其家人失业……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艾:第一,我不能为他人的处境作出解释。因为我并不瞭解他人怎么批评或者受到了怎样的待遇,虽然我听到过很多。但是,如果任何人因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志受到任何体制的处置,对我来说,那都是不可容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都是对於人类共同尊严的一个侵犯。

京奥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表演

朱:能不能用一句比较明瞭简洁的话,表述你对京奥“体育盛会”的评价?

艾:我觉得社会的不同利益体都会对它(京奥)有不同的评价.我的评价完全建立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从事艺术的、这么一个五十岁的人,在北京居住的这么一个人的这么一个看法──我认为:(北京)奥运会本身对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它邀请国际的这种所谓的大家庭。

奥运会来到中国,能够进一步的检验交流一些共有的价值、价值观,或者说增强这种瞭解和信任。但是从中国现在目前做的方式上看呢,我觉得仍然没有走出过去的那种套路,使这个(北京)奥运会仍然陷入了一种缺乏自信,缺少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需要的更加完善和完备的这种(多元)信息方式,在这方面的这种缺失,造成了很多令人很难以想像的痛苦。这种痛苦,我觉得无论对於中国的国民本身还是对於国际社会,都是一个损失。

朱:对京奥开幕式,现在很多人在批评它有很多非真实性的信息和谎言,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艾:我觉得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脱离了现实基础、缺少社会理想、内容形式都是虚假浮夸的一种堆砌。无论是它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还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理解,包括所谓的对未来的展望,都是空的和没有含义的。它(京奥)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表演。它沿袭了中国这种政治宣传的传统文化和手法。

张艺谋是“臣妾文化”代言人

朱:京奥开幕式失败的主要责任,是由张艺谋来负,还是由另外的人来负?

艾:我觉得张艺谋……我觉得不应该是张艺谋个人的责任,张艺谋只是一种“臣妾文化”的代言人。他既不具有真正文化上的这种价值,也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我觉得这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问题.中国文化跟这个时期执政的政府,跟全民的状态都有关.包括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朱: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倒要承担“臣妾文化”主要的责任?

艾: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

朱:只是说相近张艺谋的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

艾:也不是。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

朱: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也就是说中国的“秀才”都有责任?

所有知识分子都有责任

艾:当然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表达当然跟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关.

朱:那是否包括你在内呢?

艾:包括每一个。我说的是所有的,包括每一个。

朱:那肯定也包括着你在内了?

艾:我可能还不算知识分子。

朱:你觉得你还不算知识分子?你太谦虚了!

对於刘翔“退赛”,你怎么看?

艾:我对这些具体的事件,实在是兴趣不大。因为这里面,在中国的这种操作当中都有着很多複杂的层面。可是这些归根到底,它都是在一个大的文化政治背景下的一个很小的事件。

朱:京奥结束之后,你觉得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艾:我觉得北京奥运会仍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某种象徵的含义.它标志着一个社会,从一个传统的封闭性社会、区域性的价值体系走向了一个普世方向,不管是情愿不情愿,走向一个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和更加依赖性的这么一个结构。

朱:最后问一个小问题,你对香港的自由媒体,比如说像《争鸣》、《动向》等等其它一些媒体,是什么印象?

艾: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我只知道,它们是……好像是属於比较反共的媒体.

朱:这种“反共”在你来讲,是应当包容还是应该完全地排斥,还是什么?

艾:我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任何思考、任何思想都需要得到一种事实的检验的年代。所以说,不管任何反对意识形态,或者反对某种政治利益,或者是什么的言语,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朱:能不能问问你的家庭状态?

艾:特别不希望问到。

朱: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说了许多真心话。

难忘的“强暴者雕像”

离开“艾未来工作园”时,我又望了一眼右底角工作室中柜上的一尊“强暴者雕像”──一个蒙面悍匪,右手举着手枪,将一个美丽少女压在桌上以“后进宫”方式强奸……这显然是艾未未喜爱的艺术作品之一,它将无数专制暴行与谎言浓缩其中,让人震撼不已。

什么时候,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强暴者雕像”来控诉与提醒?我没有问艾未来,估计他也不一定能说出准确时间.

徐贲:抠门的美国纳税人

有一位国内来的朋友在我这里,正好看到电视上有律师做“如何省税”的广告。这朋友说,“这不是跟政府过不去吗?怎么不管,就让他做这种广告?”在美国,教人如何合法地少交税、不交税,政府是管不着的。

“省税”和“逃税”不同。逃税是不合法地不交税或少交税,而“省税”则是合法的。在美国,几乎没有人是因为交税“光荣”而乐意交税的,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从不乐意交税开始的。

历史书上常说,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是从1765年的《印花税条例》开始的,是反抗英国国王的“横征暴敛”。但现代历史学家发现,《印花税条例》本身其实是“温和的、合理的”。英国在美洲对法国的七年战争以及在这之后继续保卫和管理殖民地的费用,其实是由英国人承担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洲殖民地议会之所以在税收权上不依不饶,是因为知道,议会所拥有的税收权不仅能保护私人财产免遭勒索之害,而且也是控制国王行政权力的最强大的武器。美洲殖民地议会与之抗衡的不只是英国国王,而且是那个总是凌驾在议会之上的国王。

美国人在纳税问题上非常“抠门”。在美国有这样一则关于交纳联邦税的笑话:有一个从荷兰来的客人和他的美国朋友谈起了交税的事情。荷兰是世界上公民纳税最重的国家之一。荷兰和美国国旗都是红、白、蓝三色,美国国旗上有代表50个州的50颗星。荷兰客人说,我们的国旗象征我们的国税,我们谈起国税就涨红了脸(愤怒),收到税单就脸色煞白(害怕),交过税后就脸色发蓝(忧伤)。他的美国朋友说,我们美国人也是一样,只不过我们还眼冒金星。

美国纳税人的“抠门”源起于一种最基本的主体意识:我的劳动所得和财产是“我”的。任何人,包括政府,要取走它或它的一部分,必须得到我的同意,必须有一个与我有关的理由,还必须具备一个得到我承认的征税权威。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有权向公民征税,它们的权威都来自议会。

抠门的纳税人是对权力腐败保持警惕的公民。抠门的纳税人和警惕的公民都强调公民权利,他们无须诉诸“悲情意识”。也就是说,人民无须等到政府“横征暴敛”,就可以要求以公开民主的程序来征税。同样,人民也无须等到统治权力把老百姓“逼上梁山”,就可以要求民主法治的政治。

“政府”中只有一个部门有征税的权力,那就是议会。议会是订立法律、法规的部门,征多少税、派什么用途、监督其使用情况等,都是议会的权力范围。政府的另外两个部门——行政和司法不享有这些权力。

纳税人要抠门,最终还是要靠政治的途径。他们以选民的身份,用选票把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候选人送进议会。抠门不只是要少缴税,而且是要对政府预算有影响力、对税收用项的公正、透明有监督手段。

公民有抠门的意识,要求影响、控制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这有助于推进民主进程。税收改革最能争取民众对民主改革的支持。与纳税有关的经济利益是广大民众最直接、最现实、最看得见的利益。早在1895年,黄遵宪就称议会征税为“民为己筹费”,称赞议会是一种“至巧”的制度:“官为民筹费而民疑,民为民筹费而民信。”

清末“资政院”是中国议会的雏形,1911年预算案,这是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预算管理,资政院的议员们据理力争,经过多次详细审核,迫使政府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100年前的中国宪政雏形就证明,中国人素质并不低,中国纳税人可以在学习中学会抠门,成为有民主自治要求和民主自理能力的公民。

王平:警惕奥运激发下的狭隘民族主义灾难

颇受争议的北京奥运会终于落下帷幕了。对于这次运动给中国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现在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这个最终结论只能由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做出回答,而不是现在笔墨官司能打出来的结果。但是从现代奥运史的发展情况比较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历史的端倪,并做出些必要的警惕。这是今天能做的,也是必须提早预防的。

现代奥运会,也就是现在排列到29届的奥运会,是起自1896年4月6日—15日的希腊雅典第一届奥运会。自从那时至今,现代奥运会已经历经了112年。这112年来的29届奥运会中,可能最具争议的奥运会当数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与本届北京奥运会了。

这两届奥运会之所以如此让世界揪心,进而引出这么大的争议,原因在于它们呈现了太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柏林奥运会后给世界带来的整体性灾难,也一再刺激着人们的记忆神经,唤起人类太多痛苦的回忆,使任何稍有责任意识的人都不敢漠视。

那么1936年的柏林奥运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究竟存在哪些惊人相似呢?

首先,两届奥运会的社会背景上极其相似.德国狂热的民族主义集中体现于纳粹主义上,并进一步结成现实的纳粹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德国,随着畸形经济增长,急切地想让世界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进而甚至于希望成为世界的主宰.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家极权的支持下,社会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畸形发展,在单一的经济领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下,使德国以短短十几年就跃居世界强国的行列.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中,国民经济发展以今天的GDP来衡量,那是世界最高的.这种以牺牲个体为前提的国力的增强,极大地激发出了纳粹主义傲视世界的激情.这种单向经济增长下的外在强大,与当时德国在世界政治地位上受到其他文明国家价值的排斥,进而在国际地位上不享有与经济实力对称的地位的现实,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寻求某事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意愿.而承办奥运会就自然提供起了这么个天然展示的平台.奥运会由一次世界体育盛会,在纳粹向世界表演强大的欲望下变成了展示国力与狭隘民族意志的机会。

同样,在历经一百多年战乱后的中国,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半个多世纪后,随着世界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治合法性与文明的背离性日益受到世界瞩目.在一场场政治导致的民族整体灾难之后,中共政党终于将现代经济与极权统治嫁接起来,迎合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提供的机会,获得了几十年经济的畸形增长.通过最近三十年发展,中国单方的物资上的国力的确得到了加强.然而价值理念上的陈腐与落后,使这个国家一直难于融入主流文明世界.这种经济增长与文明的落伍导致这个国家统治集团处于即极度狂妄,又极度自卑的怪象中,出现急于向世界通过经济强大来赢得尊重的强烈欲望。

当年的德国与今日的中国这种社会整体经济增长下的外在强大,与世界文明价值理念背离而不能得到世界认可的内在卑下的矛盾现实,强烈地催生出那种急于表现而使世界承认自己.乃至臣服自己的欲望.这种外在形式的强大与内在价值的孱弱,在奥运举办上寻得了一个企图弥合的机会.当年的德国与今日的中国统治集团本能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不遗余力地办好奥运!以此来证明自己经济崛起后面的价值理念代表着世界的先进性,即经济的强大想通过奥运来向世界证明自己统治价值理念的先进,进而希望世界因此追随自己的价值理念,以赢得世界霸主与领导的地位,从而修复外在经济与内在价值矛盾的裂痕,让世界从内在核心价值与外在经济形式上来同样遵从自己。

这种因极权支撑下的以牺牲个体而赢得的国家整体经济强大,进而引出统治集团将自己价值企图引领、超越普世价值的狂妄,由此寻求到通过奥运会来向世界展示与炫耀,这是柏林与北京奥运会承办时的共同社会政治大背景。

其次,两届奥运会在举办形式与手段上也惊人相似–都是倾一国之力来呈一时之强!可以说为了奥运真是不择手段,不惜民财。这方面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财力倾注与豪华铺张上。柏林奥运会建起了当时世界最豪华的体育场馆, 据当时媒体记载,德国不惜耗费了巨额资金,用花岗石、大理石等兴建了一座能容10万人的大型运动场,一个有两万座位的游泳池,以及体操馆、 篮球场等,还修建了一个比洛杉矶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村。而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奥运会也是倾注全力,不惜花费数千亿美元,修建了“鸟巢”,水立方,等等极尽奢华的体育建筑,修建了可以与世界任何发达国家媲美的奥运村.让人深味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听到经费吃紧的问题,更不用说出现什么资金困难了.而在世界一些类似英国与美国的富强国家,在承办奥运会时,居然还经常听到经费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来解决经费,甚至征集世界这方面的专家意见,来出点子想办法.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吃饭、上学、看病依然是困扰国民的基本问题时,居然在办奥运会上能如此的富足,如此地有用不完的钱.同样德国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仅仅重建了十几年,居然可以一下拿出那么多的钱来建成世界最豪华的体育场馆,建成超过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豪华程度的奥运村.这种财力的投入,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在宣传上穷尽心计,极尽一切能动用的工具。柏林奥运会时,纳粹印了成吨宣传德国“繁荣与昌盛”的材料,通过一切手段调动世界一切可能为自己利用的媒体,来为自己粉饰宣传。据美国二战纪念馆的介绍材料记述:德国利用色彩缤纷的画报和杂志传播,有技巧地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会.画报肖像刻画了一个位于纳粹德国和古代希腊中间的环,象征纳粹种族主义者所指出上等德国文明社会的“雅利安人”是古代文化的合法继承人.奥运期间,纳粹政府审查德国媒体新闻报导,发放指示,警告任何“感觉迟钝”,公开张扬种族主义,反对报导关于“美国黑人”运动员的体育大事.这种将奥运完全服务于种族主义需要的宣传,使纳粹精神借奥运传输入世界.今年北京奥运会,我们也看到许多民族主义色彩的宣传,应该说奥运的开幕式就渗透着这种民族主义腥味.至于各种媒体的轰炸式宣传,更是到了让人作呕的程度。

第三,在打压异己,消除任何与官方不一致的声音上不遗余力.就在奥运召开前夕,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关入了柏林郊外的集中营.这与中国奥运期间将全国大批上访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六四难属等等,一切可能与官方不保持一致的人,都监视、软禁、劳教、甚至判刑,可谓如出一辙。

再次,柏林与北京奥运的最后结果上,应该说两次奥运会仅就体育赛事而言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1936年奥运会奖牌情况是:德国金牌(33)、银牌(26)、铜牌(30),各项奖牌总数均位居第一,而美国金牌(24)、银牌(20)、铜牌(12)位居第二。德国真是大获全胜,民族的自豪心理得到高度满足.今年北京奥运会奖牌情况是:中国金牌(51)、银牌(21)、铜牌(28),奖牌总数是100,位居奖牌排行第一。美国金牌(36)、银牌(38)、铜牌(36),奖牌总数110,位居奖牌排行第二.这个结果可能都超过了曾经举办者的预期.这种成绩确实极大地满足着这个民族的虚荣心.给这个国家原本膨胀的民族主义又注入了一剂兴奋剂。

客观地说,仅仅从体育赛事而言,无论是柏林还是今天的北京奥运会,举办国东道主的确取得了成功.并且由于举办国的全力投入也使世界前往参加运动会的人员感到满意.正如柏林奥运会后当时报刊描述说:德国前所未有的好客和慷慨赢得了无数游客的赞扬.很多报章叙述了法迪洛柏荷在NEW YORK TIMES的文章称,运动会将使德国重回各国的一群里.而同样北京奥运会后奥委会主席罗格竟然给出“前所未有”的评价,说出了许多让人听来肉麻的赞赏之词.应该说这一切的赞赏都与事实有对应,柏林与北京在奥运会中都真实地赢得了当时与现在参与者的赞赏.然而问题是在这个外表成功的奥运后面,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核?这个社会因为奥运之后将走向何方?这应该是奥运成功后面必须回答的问题。

就奥运会带来民族整体走向问题,德国1936年奥运会后的走向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1938年11月德国发生克里斯都那泽(玻璃破碎的夜晚)事件,上百间犹太教堂被烧毁,无数犹太商店、家园被掠夺、破坏,大批犹太人被残杀.1939年9月1号,德国侵略波兰.这个曾经好客且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正式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灾难的记忆,相信那些刚刚参加柏林奥运的人都很难接受,其实整个世界没有参加奥运的人都难以接受。

当然我相信中国北京奥运会绝不会迎来这样的结果.但是德国积极举办奥运会,与通过奥运取得巨大成功后,社会民族主义极度膨胀,最后狂热到要征服世界.这种极端结果的发展,本质上与德国当时举办奥运的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广自己的价值,而否定世界普世的价值.在自己经济畸形崛起的同时,漠视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竟而企图将自己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凌驾于世界之上.最终导致世界性灾难,当然最后自己也因此招致灭亡的命运。

这个教训是沉痛的,今天的人们是普遍能看得清楚的.然而当时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并没有多少人看清这个问题.正如爱因斯坦在二战后碰到一个德国科学家,他只是提到了一两个值得问好的人,而绝大多数科学家在那场世界性灾难来临时,都表现着随同与附和.因此都不值得爱因斯坦问好了。

今天发动一场导致世界性灾难的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不大,但这绝不说明人类至今已经拥有了消除这种世界性战争的条件。因此对因狭隘民族主义狂热而引出战争仍然是值得警惕的!然而在此我更要特别提醒大家警惕的是:那些因为历史的原因,掌控着一个国家权力的团伙,他们不认同普世价值,以为自身可以超越于人类普世价值,凭借自己经济在某个时期因为某些机遇而发展,就自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规律,创造出了优越于普世文明的准则,进而在内心极度虚荣与自尊下产生出狂妄,以致要将自己的价值推广于世界,让世界服从自身的价值.这种狂妄固然产生于人性的恶,同时与一个社会病态的制度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在人性恶与制度罪的互推之下而产生出的藐视、毁灭人类普世文明,以推广自己狭隘价值的行为是人类灾难的根源,是随时可能通过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等等多种途径来危害世界的,是人类永远要保持警惕的。

奥运会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一个平台,参与、承办奥运,首先必须是认同人类普世价值的民族与国家,而不能成为推广自己狭隘意识的极端主义势力,就此而言奥运是考量一个举办国对普世文明准则认同度的标尺。而这个标尺中承办奥运的初衷、手段与最后表现的结果,就是一个个衡量的刻度。就此而论,保持对北京奥运会后狭隘民族主义为祸人类的警惕是非常必要的。

2008年8月

警钟:告诉你什么是赤裸裸

“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ollllo发表于 2008-07-30  凤凰锐评

前外长唐家璇说,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
前外长李肇星说,不挨饿就是人权。
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对待”刁民”要硬气。
广州市领导说,执法要敢于开枪。
吴委员长说,我们决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周书记说,维护稳定,要坚决严历打击……
工业和讯息化副部长奚国华先生说,中国的网络是最开放的。
贵州省领导在瓮安民变之后说,是无业闲杂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了打砸抢事件。
北京奥组委副主任王伟说,你到了别的国家,就必须接受那里有关民主问题的做法。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我们国家颁布了300多项法律,任何违法行为都会依法受到惩处。
军科院的朱成虎先生说,中国可以西安以东城市的毁灭为代价,不惜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
愤青们说,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因为习惯而坦然,所以政治心声从迂回曲折到直白无掩,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自信。这就是赤裸裸的疯狂!!

赤裸裸,就是左手拿着蜜糖,右手举着大刀。
赤裸裸,就是将战争的残酷和杀人越货的匪性视为艺术。
赤裸裸,就是口言民主,脚下却踩着趴在那里的奴隶。
赤裸裸,就是 没有理由、不需要解释和没有对等回报下的强迫。
赤裸裸,就是可以玩性子,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大言不惭。
赤裸裸,就是头天说了第二天便不认帐的坏孩子。
赤裸裸,就是今天给了明天再要回。
赤裸裸,就是这网络今天封了明天再解,后天或许再封了这样玩你。
赤裸裸,就是只有我才能赤裸裸,而你却不可以,只有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可以点灯……

龙应台说“以一场十六天的运动会为理由,可以倾举国之力投注其中,牺牲其他的百废待兴专案,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中国还是一个不容许对根本决策质疑和检讨的国家。如果这样来看,奥运工程和万里长城背后的”集权美学”精神倒是一致的。”

越是政治的要紧关头,为了少数人的所谓稳定,便会破坏多数人的秩序,社会控制得越严,也包括所有的网络。

这几天观察了一下网上留言,能存活下来的大概只有1-2%,几乎所有的博客、论坛功能全部作废——很强很暴力很震撼的过滤呀,从这里似乎可以对中国言论的自由度有一个大致客观的认定。

 既然现实中早就出现了无微不至的防民措施,同样要配合的,则是新兴的大众喉舌——网络了。正在进行中的时不时封网解网的阴谋太极术,就让不明就里的人在其中感到了不少的”进步”,网络也成为一个必须抢夺的政治高地。这个新生儿因其快速迅捷,因其理念超强新锐,因其观念成熟而难以”引导”,用传统的愚民法已无太大效果,在最后的选择下,采取网络暴力——封网,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步骤。

不过那只幕后黑手在操控网络言论的同时,还不忘用“隔壁阿二不曾偷”的假道德做秀,在表面上为自己解脱罪责嫁祸于人,不是什么“数据接口不对”(新浪), 就是 “此博设置了访问限制”(网易),博客专栏稍有体现以人为本,删后不忘说句“此文已删,望再多发”,而搜弧网则来的更简便,直接将发贴封掉,变成一片洋码了事。

专制就这样历害,想做什么甚至想要谁的命,那就是一句话的事,这点封网禁言之举,更是小菜一碟。但为了保全自身的性命,就以倾国之力来维护一个本不需要如此投入的防民工程,这种透支终将会以国破人亡为代价,到头来只能将发展的机会归于别国。

一个连国民说话都要防备的政权,是没有资格奢谈民主与先进的。

“认为奥运可以成为输送西方价值的工具,把民主、人权和自由等异种鸟蛋放进中国鸟巢中孵化。但奥运表明中国领导对此具有免疫力,国际奥委会把奥运与促进民主作为举办条件的计划可悲地破产了。”正如中国足球队队长李玮峰苍白的表示,“我们尽力了,中国足球的水平相当于巴西的乒乓球水平!”

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街头那幅“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畅通大道”的标语令人惊讶,更有“共赴国难”的悲叹。

“防暴、反恐、排民、驱访等一系列的安排运作,其总目的是在防民,只不过是挂着一个‘反恐’的名义。防民甚于防川,是其最合适的心理定位。任何试图为此开脱的言论,都是站在真正的暴力一方的无知或是恶意之犬。”

此前对世人的种种承诺,远的改善人权自不敢奢望,但近的为奥运“准备”的三个集会示威公园,对外说好的要辟专区让人示威,到最后却一个人一次也没有来,成为一个说着人话放着狗屁的”逗你玩”式的无赖游戏,将所有善良的人们批量地一次性强奸了。是王道乐土,天下归心,还是国家恐怖,画地为牢?

假唱,假弹,假焰火,假观众,假和谐,假的金牌,假示威公园,假运动员年龄,假少数民族、刘翔明显的退赛”演戏”, 现在又加上真军管,真封网,真禁言,真镇压……在世人已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此的紧要关头,仍敢于众目睽睽之下将种种特立独行的思维安排强加于人,大行其道,如此赤裸裸地暴露出本来面目,明摆着是要向世界规则发出挑战。在已置身事中的时刻,不能不让人明白:原来这场体育大戏并不是为奥运而奥运,而是为了政治的稳定而奥运的。

从对奥运梦想的崇高追求,到最后只求平安是福,这种”折扣”一路打下来,除了主办者的品味下降外,同时也使奥运本身的内涵有了从天而降的失落。虽然保了主办者的平安,但在其后却有无数人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奥运至此,与晚清的维新改良一样,似乎也已到达了由盛而衰的顶点,继续存在下去不但没有了内在的精神动力,也难以再有高于此次的倾国投入,其颠峰之日,或许也正是其寿终之时。

2008.8.28.

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无论对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家庭,此案都是一个大悲剧。更进一步,在整个社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中,此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也超出了公民与警察之关系,而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

毋庸讳言,近年来中国屡屡发生震撼性的血案,凸显了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但其主要根源是官权的暴虐统治。杨佳杀警的舆论效应成倍地放大了社会的暴戾气氛,上海司法机构处理杨佳案的罔顾基本程序正义与期待司法公正的民意,只能继续放大和加深这种暴戾之气。

在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越来越重的暴戾之气中,民间应该采取怎样的抗争策略,民意主流是否赞成受害者以暴力手段反抗或报复官权,关涉中国转型路径的基本抉择。

我不否认,反抗暴政是受害者的天然权利,特别是当所有依法维权的途径都被堵死,受害者耗费大量个人资源并穷尽全部合法维权手段而依然无效,受害者有权利选择暴力反抗。但即便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和民间生态的制约下,我也不认同反抗暴政的不择手段。个人行使暴力反抗权利的正义性,首先要区分被动的自卫暴力和主动的行凶暴力,其次要区分反体制的暴力和个人复仇的暴力,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如果暴力反抗是个人复仇的主动施暴,其结果是双方的生命代价,那就是没有赢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谈不上正义。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同情杨佳,因为他是在穷尽依法维权的手段之后才选择暴力复仇的。但杨佳不是英雄或大侠,因为他结束了六个生命。难道对生命的珍重还要区分警民,难道仅仅因为警察的身份被杀就是活该?即便被杀警察中可能有迫害过杨佳的人,也是罪不当株。

我也理解为杨佳叫好的民意,必须忍受暴虐专政机器的当下体验和源远流长的“侠客”记忆,共同塑造民众对“逼上梁山”和“绿林好汉”的高度认同——但在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中,这种认同绝非中国之福,“侠客”情结背后是仇恨意识,是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个个都身背人命。反过来说,如果此前没杀过人,也休想成为梁山好汉。

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灵魂或良心,也不能只靠仇恨来喂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仇恨的本质》,小拉什。多兹尔著,王江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杨佳的个人维权也并非穷尽了所有非暴力手段,起码还有一条非暴力维权之路——通过在媒体上公开他的冤情和诉求来寻求舆论救济。传统媒体不行,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类似杨佳的情况大概还不至于被封杀。试想,如果杨佳把他的遭遇和维权过程持续地在网上披露,说不定会引发关注而变成一个公共话题,那么杨佳本人肯定会得到网络民意的支持,鼓励他坚持依法维权,上海警方也将受到网络舆论压力,他也许就不会采取暴力复仇的极端手段。

十九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我曾发动了最后一次四人绝食,我们发表的《六。二绝食宣言》说:“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秩序!”《宣言》的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十九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杨佳案及瓮安民变的问题上,我坚决反对中共专政机关的滥用暴力,正是“以民为敌”的独裁统治造就了霸道滥权的专政工具,也造就了“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思维和以暴易暴的报复性反抗。但我不赞成民间的“以暴易暴”,因为个体性暴力复仇和群体性暴力泄愤,并不能解决政治之转型的问题。

是的,党主司法的体制性野蛮必须由具体执行人来实施,警察是执行独裁意志和践踏人权的主要工具,每一个侵权个案都是来自具体执法者的滥权。警察滥用权力时从来不会区分个体与制度,恰恰相反,每个滥权的警察祭出的尚方宝剑必定是“代表国家”、“代表政府”或“代表法律”,但我仍然不赞成把民间反体制的行为转化为对具体执行人的暴力报复,无论这执行者是其他部门的官员还是专政工具(警察等)。换言之,当正义无法通过合法方式实现时,不惜用毁灭他人生命(哪怕是专政工具的生命)来实现正义,这样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更重要的是,多数基层警察不过是党国的廉价工具,正是邪恶的制度把他们推到与民众对立的前沿,导致民众对警察的强烈仇视,民间频发的暴力行为也就必然直接指向警察。如果基层警察经常遭遇民间的暴力袭击,就会加深他们对政权的忠诚,也会增加他们对民间维权和政治变革的敌对情绪。

是的,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代,中国独裁制度及其文化的惰性之大,似乎非有流血的革命不足以革新,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改革之难,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瓮安民变”后中共官权有所反省,“杨佳袭警案”后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也做了反思性节目,7月24日又发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这是中共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系统规定,其中特别规定了“处置群体性事件滥用警力可被撤职”。以上变化,似乎为暴力抗争推动变革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与立竿见影的例证。然而,个别暴力事件促成的“进步”并非体制性的而仅仅权益性的,如果中国的司法进步和政治进步要靠民间暴力来推动,我很难有信心看到中国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前景。

首先,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的老路。当源于暴力哲学的激进革命被用于社会变革之时,既代价高昂又恶性循环,暴力夺权成功了,维持权力也就必然依靠暴力,结果是通向更残暴的独裁。中国古代农民造反的成功,不过是一个新皇朝代替旧皇朝;毛泽东用枪杆子打出的政权,不过是以空前的党天下独裁代替了古代的家天下独裁。人类近代历史上的暴力革命,除了美国独立革命的特例外,也大都没有好结果,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断头台而非民主,苏联十月革命的结果是阶级灭绝而非解放全人类。

其次,在法治已经变成普世文明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文明无能尊重人的尊严,无能防止公权力侵犯个人自由,无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仍然处在野蛮时代。在这样的野蛮国家,杨佳式法外“正义”的实现是以双方的生命毁灭为代价,至多是毁灭性“原始正义”。为杨佳叫好的民意,让我想起中国历史上和演义中的众多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如果说,中国历代独裁者都会玩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驭民术,那么,杨佳被奉为大侠就是“不杀恶吏不足以快人心”的泄愤民意。正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评论杨佳案时所言:“当社会中的个人意识到必须自我完成正义时,正义这时只会是同样的无助,同样是失血和苍白。”(见艾未未博客)换言之,对不公正司法的暴力反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很难达成现代文明的司法正义。

第三,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极为高昂,不要说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选择暴力革命,不仅社会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其结果往往是自由的反面。所以,以暴易暴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老大中国,政权的和平更替至今厥如而以暴易暴则历代不绝。即便假定民间能够用暴力推翻共产党,那么接踵而来必定是刺刀下的大规模清洗,中国目前的暴戾之气已经为这样的清洗准备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如果说,在丛林时代,个人性正义诉求,只有通过暴力复仇才能达成;政权更迭,也只有通过军事政变或暴力革命来完成。那么,当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成个人正义诉求和完成制度性变革的手段已经随之文明化,非暴力手段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无论是苏东还是亚洲,即便有罗马尼亚式的政变型变革,非暴力变革仍然是主流。

当下中国,虽然政权的暴虐性质还没有根本改变,但后极权时代的统治已经进入理智独裁的时期,民间的自发努力也在逐渐扩展自由空间,官民博弈之路也并非只有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持续累积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压力,也会导致官权的妥协和局部制度的改革。在此情况下,民间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良心,不能只靠仇恨来喂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仇恨的本质》,小拉什。多兹尔著,王江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第四,在目前中国的制度条件和民间生态之下,想通过暴力革命完成体制性的除旧布新,可能性为零。1,从统治集团的角度,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具有了计算统治成本的理智,可以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平息局部暴力事件。以胡温政权此次处理瓮安事件的方式看,中共高层对民间反抗的暴力化倾向还是特别警觉,采取了整肃基层吏治、满足民众要求和镇压带头人的策略,随后又出台遏制地方政权滥用警力的责任追究法规。2,就民间而言,一来占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不可能支持通过暴力革命改变体制,而没有精英阶层支持的底层运动是不可能做大的。3,中共统治方式的精细化、全面化和信息化,让民间的大规模组织化几乎没有多少操作空间,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吸收不到足够的人员,因而也就很难进行有组织的筹划、准备和动员。迄今为止的暴力反抗事件,大都是无组织的偶发事件,而这样的偶发性局部暴力事件很难发展为组织性的整体性反抗。

从客观效果上讲,如果杨佳袭警的发生让民间相信暴力,产生对一场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结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的发生。而独裁政权的应对只能是政府不断强化政治恐怖,不断加强镇压的力度,只能进一步弱化本来就弱小的民间维权力量,中国的社会生态也只能从“坏”走向“更坏”。

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的政治变革是一个极为现实的过程,绝非只靠道义正确的感召就可以一夜变天。有人说:“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这句话,在法庭上喊喊无妨,但如果用以指导现实政治过程和制度变革,就是大错特错了。如果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而不怕天塌地陷,还会得到社会公正吗?在现实政治过程中,道义目标的实现一定要顾及结果的成败。再正确的道义目标,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也要打折扣。

最后,杨佳案凸显了中国司法制度的深层弊端,让国人再次意识到司法改革的紧迫性。但是,1,纵观今日世界上的成熟法治国,皆是长期累积、渐进改良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中国是一个法治传统稀薄而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由无法无天的人治到党主司法的法制再到司法独立的法治,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史,直到无法无天的毛时代结束,法制建设才被提上日程。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进入党主司法或恶法治国的阶段,相较于毛时代是进步,但离司法独立的法治或善法治国还有相当的距离,仍然处在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阶段。2,法治如能治国,法律若要被自觉遵守,必以国民对法律的信仰为前提,在此意义上,法治是建立在人心上的制度。制定法律和建立庞大的执法机构容易,但要让遵守法律成为国人的内在自觉则很难。时至今日的中国,首先是官权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中共提倡的法制不过是实现独裁意志的工具。其次是民众也没有遵从法律的内在自觉,而是出于害怕受罚的利益计算。所以,今日中国只有坚持渐进的和平转型而非一夜变天的暴力更迭,才能驯化崇尚“枪杆子”的中共政权,也才能结束数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历史。

面对制度性暴虐和野蛮的专政工具,反独裁、争民权的持之以恒,已经很不容易了;无论遭遇怎样的暴虐对待,依然持之以恒地坚持非暴力抗争,就更不容易。这,不仅要求反抗者坚守清晰而不妥协的道义伦理,更要求反抗者坚守理性而韧性的责任伦理。当民间反对者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作为反抗的一方,应该具有一种超常坚韧的非暴力反抗能力,那是一种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用仁爱面对仇恨,以尊严面对羞辱,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理性面对狂暴,最终逼迫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从而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如果中国人只有通过杨佳式的法外复仇才能伸张正义,那么把杨佳逼向复仇正义的制度就必须为这惨烈的血案负责。

如果正义的实现必须以法外的暴力流血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正义至多是原始性的复仇正义。

如果主流民意只有通过杨佳式复仇来宣泄心中的垒块,那么中国的民智就仍然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牺牲品。

如果以民为敌的官权暴虐与以官为仇的民间暴戾相互激荡,那么只能造成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今天的局部性以暴易暴很可能发展为全局性以暴易暴。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间维权和中国的法治进程!

2008年8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8年9月号)

胡  平:京奥模式必须否定

京奥盛况空前,中国金牌第一,其实都靠的是极权政府的强力支撑,靠的是中国的纳税人没有代表权。

尽管有不少人欢呼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我仍然要说,北京奥运不值得称赞。因为北京奥运的每一项辉煌表现,其实都靠的是极权政府的强力支撑。难道不是吗?
 
说到京奥的亮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其奢华盛大的场面超越前人,一是中国赢得金牌第一。
 
不 错,北京奥运场面大,气派大,硬体设备新,后勤服务周全。但这并不值得我们称道。古今中外,专制统治者都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大兴土木,大办豪华庆典,反正国库的银子随他们花,老百姓随他们调遣。就连小而穷的北韩都能把他们的庆典和运动会搞得气吞山河,让人眼花缭乱。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就逊色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北京奥运已经设置了一个高标准,希望以后的奥运城市能超越这个高度。但有加拿大学者马上说加拿大做不到,两年后将在温哥华举办冬季奥运会。这 位加拿大学者说2010年 温哥华冬季奥运会难以超越北京奥运,因为加拿大不可能通过这么庞大的财政预算。别说加拿大做不到,世界首富美国也做不到,因为它们的纳税人不会同意。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体是党,是政府。人民不是主体。人民不过是他们手中随意使用的”力量”而已。 北京奥运能办得如此豪华,那恰恰是因为在中国,纳税人没有代表权。按照华尔街日报,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第100位,比纳米比亚略高,但落后于哥伦比亚。显然,一个人均收入只排第100位的国民,无论如何是不会为办一场超一流的运动会而疯狂烧钱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金牌第一也不值得称道。因为它不过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尽人皆知,中国的运动员和外国的运动员不一样。中国运动员不是业余的,也不是靠门票靠广告的,而是由政府出钱包养的,而且还是从小孩子就抓起。中国虽然是金牌大国,但远远不是体育大国。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2004年完成的”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显示,中国人均占有体育场地1.04平方米,远远低于日本的人均约19平方米。这就是说,中国在金牌体育上取得的成绩,是以牺牲大众体育为代价的。有人说我支持举国体制,因为它能提高民族自信心。这种说法充其量反映了说话者自己的价值偏好(准确地说是投合了专制统治者之所好)。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民的价值偏好。举国体制的要害还不在于政府集中力量培养金牌选手,而在于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却根本不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强奸就是犯罪,即便有少数人喜欢被强奸也罢。既然北京奥运的空前盛大和中国金牌第一这两大亮点,都是建立在纳税人没有代表权这一可悲事实之上的,那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极权统治者深知人性的弱点。他们知道,大兴土木,大办庆典,不但可以显示统治者的赫赫权势,更妙的是,它还可以强化被统治者的认同,让很多被统治者暂时忘掉自己被剥夺被损害的可悲处境,误以为自己也分享了统治者的光荣。这就是古今中外的极权统治者都乐此不疲的原因。36年柏林奥运也是盛况空前,令许多德国人扬眉吐气,小小的东德居然两次在奥运金牌数目上超过美国。北京奥运无非在抄袭而已,而且还抄袭得很不高明。希特勒办奥运,还知道做点姿态,把迫害犹太人的调子降一降,更不曾把自己的良民百姓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所以我说,在今日中国,连民族主义也是假的,否则你如何解释 那些民族主义者们对自己的同胞被政府大张旗鼓地歧视排斥都一声不吭?
 
说到作假,除了开幕式的假唱歌、假弹琴和假焰火外,最恶劣的是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假报年龄。这比一般的作弊更恶劣,因为它不是运动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如果说运动员偷服禁药必须通过专门检查才能发现,单从外表上看不出来,那么,14岁的女孩子不象是16岁,这是从外表上就能一目了然的。因此,这就不只是鱼目混珠,简直是指鹿为马,欺人太甚。这也是一种举国体制,举国撒谎体制。
 
事到如今,已经没人把2008北京奥运和1988汉城奥运相提并论了。其实,如果北京奥运放在二十年前、放在1988年举办,那反倒有可能促进中国的人权与民主。可见二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不进反退。可见这是时机问题而不是时间问题。因此,那种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就会越变越自由越民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中国自六四后走上邪路。我们不可随波逐流而必须力挽狂澜。
 
奥运是中共的面子工程。面子主要是做给外人看的,是给外国人看的,特别是给外国的精英与政要们看的。鲁迅早就讲过,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受优待的,”出则汽车, 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于是,外国人”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然而也正像 鲁迅指出的那样:”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北京奥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它和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京奥模式应该否定,必须否定。

艾未未:杨佳的宣判

时间停留在九月一日早晨十点

一个有罪的人,杨佳今天上午将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不久之后,一颗子弹或是一支针剂将结束他度过了28个年头的生命。这个被誉为这个世纪最孤僻的人,这一次走的并不孤僻,他将在中国千 百万公民的瞩目下消失。他的死亡仅仅是中国每年法律宣判死刑的千分之一,是漫长的野蛮历史传统和恐怖的先进文化所消化遗忘的微不足道部分。

不会一同死去的是一个衰败族群的寓言,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被暴孽残害的没有新意的故事,纵使善良去仇恨,说谎者逍遥,为罪恶开脱的巨大的现实的一部分。面 对虚伪的肆孽的权力,腐朽的说谎的媒体,死寂败咧追腥逐臭的爱国的人们,你们不感到些许羞耻吗?同一副牌,就那么些张,谁的底牌都清楚,可以重新洗牌,不 老千不偷牌换注,还继续玩吗?没有公平的游戏,没有诚实的胜利,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祝福,而是对她的最恶毒的诅咒。

你说一党制更符合国情,那好,我们坚决拥护专制,你说公民选举还不成熟,也是,我们支持独裁,你说要有社会主义特色,没人在意,你们就赶紧先富起来。可是咋就不能有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呢,咋就不说实话呢?将现实清楚的告诉众人是那么可怕吗,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呢?

有了事实,才有了细节和理由,才将个人的命运和众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同情和焦虑,才有人性,才能将真实与虚伪,生命与腐朽呈现,才有改变的愿望,有和谐的必然。否则,你丫玩蛋去。

刘  路:在被监控的日子里

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是我自2003年7月以来被监控最严厉的日子。

成为奥运“囚徒”

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是我自2003年7月以来被监控最严厉的日子。除了我的两部座机、三只手机、四台电脑和自己都数不清的邮箱、msn、skype帐号全被监控以外,为保卫奥运而组建的由保安和社区积极分子组成的红袖章“侦缉队”时常会在我办公室窗外探头探脑。社区民警(我所在的小区奥运期间专门设置了社区警务室)——一个英俊、和气的小伙子不时会来喝点茶,聊聊天,当我出社区,他会像不经意遇见我似的,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常年打交道的“秘密警察”的电话就会打过来。

“秘密警察”的“关照”更是无微不至,即使是在青岛的奥运安保工作那么紧张的情况下(1),他们也几乎每周都来看我。询问一些前些日子他们侦听来的消息:诸如什么外籍记者是否跟你通话啦,是否有什么境外人士跟你联系啦,最近是否有国内敏感人士要来青啦,是否最近有外出的打算啦等等,我一律实话实说。其实不说也没有用,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即使有一只老鼠溜进我的办公室人家也一清二楚。

2008年4月上旬,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四位记者来青岛采访我,制作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节目,他们刚刚进入我的办公室不到一个小时,秘密警察的电话就跟踪而至。

最新的例证是7月19日,不锈钢老鼠刘荻和李海两位朋友从威海来青,21日贵州的李元龙带养女来青找工作,我作为朋友略尽地主之谊。为了避免出现2006年夏小乔(本名李剑虹,现在瑞典做访问学者)、小戎(一位云南的异议诗人)在青岛被遣返的故事,我尽量低调,没让他们见任何当地的朋友。这三位朋友刚走,人家就找上门来,把他们何时来青何时离开住什么宾馆讲得一清二楚,并警告我说之所以没有立即驱赶,是给我留面子。临走时意味深长地问了句:最近刘晓波是否要来青岛?
  
晓波确实曾在msn上跟我聊过去威海旅游的打算,他们也无意隐瞒已经侦知这个信息。事后我在msn上告诉晓波警察关注的事情,晓波取消了来山东的计划,他们也就再也不问。
  
8月19日下午我办公室的网络突然断了,多台电脑无法上网。这两天正是我业务最忙的时候,办公室人进人出,“侦缉队”也不时在门口紧张地走来走去。
   
不能上网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我的助理立即叫来“网通”的技术人员修理,通常情况下这种故障一个小时就能搞定,但是这一次,他们整整“修”了两天。“网通”年轻的技术员憋红了脸对我说:“你的网络明明是设置了1兆,可是现在变成了8000兆,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见过。”
  
因为此前我家的电话、电脑也出现过总也“修”不好的这种情况,“网通”的技术员不经意告诉我是某个政府的部门在机房里给按装了一种“设备”,后来我威胁要起诉,我的电话才畅通了。(2)这次是否故伎重演我不得而知,我告诉技术员,如果还是这种情况请你告诉我,我这次决不是威胁,而是真得要把状子递到法庭去。我助理说,即使真是这种情况,也是上边的事,他一个技术员也不一定知道。
  
助理打了圆场,技术员下了台,第二天过来告诉我说,网络好了,不光你一家,社区其他人家都有问题。我知道他在撒谎,因为我家的也在这个小区,这几天网络好好的没出问题。不过我已经懒得跟他理会了。
  

监控从春天开始严厉

我从2003年7月上书要求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监控,开始是秘密的,后来逐渐公开化了。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来自国家机器的这种监控,我也经历了恐惧、愤怒和麻木三个阶段。我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手机号码、注册新的邮箱、更换聊天工具,但是任凭孙猴子千变万化,也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也曾公开地抗议过,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抵赖,后来干脆回答“这也是为了你好!”
  
2008年4月下旬我在北京跟一位教授朋友说起此事,这位喝了点酒的朋友义愤填膺,立马打电话叫来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逼”人家立即命令青岛的秘密警察停止对我的监控,这位处长口头唯唯,私下却对我说:这件事是咱这个级别能解决的么?我也只有苦笑。
  
“一个被监恐者”。这个可怕的名声像瘟疫一样在朋友、同事、客户、亲属、同学中间传播,很多人选择了疏离,一些人半真半假地问跟我来往会不会有危险或者被监控,他们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位危险的病毒携带者。为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开始萎缩自己的交际圈子,不再参加同学、朋友召集的聚会或者酒会。不是不得已不再新交朋友。到了2008年春天,我的交际圈子大概只局限在国内异议者之间了。对于一个靠社交开拓业务的律师来说,自我封闭是一种自宫,我清楚这一点,但是别无选择。
  
即便我如此小心翼翼地应对,监控也无处不在,而且越发变本加厉了。2008年的元旦,我被从老家父母处带走,在宾馆里软禁一昼夜,原因是上海的秘密警察监控我和上海异议作家小乔的来往短信,怀疑我们密谋到北京营救胡佳。4月份,浙江的秘密警察侦知我将在北京大学召开戴海静案件专家研讨会,紧急运作他们在青岛的同行对我“围追堵截”,我临时启动备用方案,让他们不认识的我的另一个助理按照原定时间坐火车赴京,我自己则连夜飞到北京。原定在北大东门外万圣书院召开的研讨会也提前了两天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即便这样,从浙江来北京的戴海静的父母还是在火车站被他们拦截,没有能够参加会议。
  
你可以想见他们已经把监听的范围扩大到了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连做普通的案件都不放过。
  
4月24日下午,我跟政法大学的杨玉圣教授一起从济南开庭返回北京,在火车上接到北京一位记者朋友的短信,内容是北京公安局有人找我。我知道去26日赴美国参加杨天水自由写作奖颁奖会的消息泄露了。因为担心在火车站被截,我和杨教授不辞而别,简单化装混出火车站后立即收拾行李赶赴通州,用出租汽车司机的身份证定了房间。我在通州隐藏了两天,不上网,也不打电话,直到26日下午从首都机场过了安检,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5月份我从美国回国,秘密警察第一时间“打”上门来,他们说:不要以为你有多么了不起,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在机场截住你!我心悦诚服地表示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又补充说:而且,我们可以关上大门,让你永远回不来!对后面的这个说法,我也报之以微笑,但是却在心里嘀咕:我,一个合法的公民,一个执业律师,究竟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应该被限制出入境,成了一个基本公民权利残缺不全的人?

  

我是什么人

在2000年前,古希腊人就把“认识你自己”作为铭文刻在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可见认识自己从来都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定位,错误和失败就会如期降临。
  
我的职业是律师,但我自认为是个独立知识分子,我认同波兰异议作家米奇尼克的观点:独立知识分子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剥夺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国家机器下解放出来。(3)但是秘密警察们不会理解这一点,正像他们不会理解有人会不像他们那样把权力视为命根子,而把自由、尊严和权利放在权力之上一样。
  
基于这种对权力和权利两种不同价值分野的认识,我从2003年开始介入大陆的维权运动,我认为大陆的维权运动就是集结起来的力量通过由宪法和法律支撑的手段捍卫自身权益、拓展公民自由版图的社会努力,它的近期目标是扩展权利、挤压权力;远期目标则是搭建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此我赞同刘晓波先生有关“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在民间”的观点,主张知识分子面向下层、面向公众发言,而不是向上层“上书”、“递折子”,企求明君改善人权。我也反对煽动暴力革命甚至军事政变,因为正如米奇尼克所言:“不管谁运用暴力取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为了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我曾经写了《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和《隔岸煽火的凌云霸气》两篇文章,批评将维权(利)和夺权(力)混为一谈,批评让共产党在五年内交出政权的极端做法,这让我成了是非中人。在某些持有类似摩尼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黑白分明不容混淆的激进人士眼里,我和许多朋友成了“伪公共知识分子”、“伪基督徒”、“伪维权律师”等“伪类”。但是,还是如米奇尼克所言的,“任何抛弃了人类责任和成就的立场,而代之以黑白分明的图景,都有可能导致简单的结论和有害的裁决”。而且,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听得起腻的“英雄主义”的声嘶力竭,除了对改造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正面价值之外,也包含了许多伪善。

等待坐牢

奥运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为了再维持20年的稳定,大陆当局准备在奥运之后的10月份发动一起史无前例的,针对地下教会领袖、维权人士、上访人士和异议人士的大规模镇压。这将是一次手段异乎寻常、规模空前的,主动、秘密的“六四”。
  
虽然很多人早就预测到中共当局将在奥运之后“秋后算帐”,虽然我们知道在社会危机总爆发的时刻可能会存在一次“狗急跳墙”、“最后疯狂”般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所有这些年露出水面的异议人士将被“一网打尽”,但是我还是对这个信息将信将疑。虽然发布者声称该消息来自国家安全机关内部,(4)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个信息看作是中共情报机关针对海内外异议运动的一次“心战”。虽然“六四”作为中共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的一着昏招,但却意外地让它收获了20年的稳定(这使它备受启发和鼓舞);虽然20年后的今天它的凶残与日俱增,镇压的能力也今非昔比;但我还是怀疑它是否有可能再发动一次“六四”。理由是:其一、大规模镇压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当年的“六四”是被迫采取的镇压措施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六四”的副资产——合法性流失殆尽让当局靠着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才勉强维持了摇摇欲坠的政权,不是万不得已,当局为何要再冒这样的风险?其二、镇压的目标:地下教会有8000万之众,而且这是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除了信仰上的忠贞他们不曾给当局找过什么麻烦;维权人士和上访群体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虽然经常制造麻烦,却仅限于具体的利益损害层面,没有颠覆权力架构的政治谋求,镇压这样一个上亿人的群体当局需要动员多少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至于异议人士群体,中国已经是个多元的社会,知识分子中表效忠态中共意识形态的已经凤毛麟角,对行政官僚现实执政方略的技术性抨击和谴责, 更是充实于体制内外,甚至连共产主义的原教旨派都成了异议者,这又如何镇压得过来?其三、这次奥运的举办虽然波澜起伏,但总算有惊无险,中国共产党通过展示漂亮的现代化城市风貌、极尽豪华的开幕式表演、绝对空前的金牌帝国形象在全世界面前营造了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的社会,让西方看到一个正在崛起的、和平发展的中国,它会通过一场对自己人民和精英的毫无必要的“镇压”,让这个好形象在全世界眼里付之东流么?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奥运之后,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我甚至认为,出于某种特别的或者是局部利益的考量,有了底气的当局进一步收紧、甚至逮捕某些有名气的异议人士以杀一儆百也未可知,我自己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隐隐看到这种企图背后的狰狞面孔。许多同事和朋友劝我妥协,但是我知道“全盘的妥协结果导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投降”(米奇尼克语),在秘密警察草拟的《悔过书》、《保证书》上签名,虽然只需要你的手指轻轻抖动几下,但却可以导致作为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出卖和自由立场的失守,这正是秘密警察所需要的。也有些异议圈子里的朋友劝我流亡海外,甚至秘密警察也暗示我“出去了不要再回来”,我还是选择留在中国。除了一些极端个人的原因(比如家庭和年龄),我这样做的唯一解释,不是如同米奇尼克“为了害怕保全这条小命而丢失自己的名誉”(5),不,我没有那么伟大和勇敢,我只为了将来有一天,当生活在自由中国的子孙们问起:为实现祖国的自由和民主,你做过什么?我能够回答,我一直坚持在中国,不管是高墙的里面,还是外面。

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闭幕日于平度沙梁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