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是我自2003年7月以来被监控最严厉的日子。
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是我自2003年7月以来被监控最严厉的日子。除了我的两部座机、三只手机、四台电脑和自己都数不清的邮箱、msn、skype帐号全被监控以外，为保卫奥运而组建的由保安和社区积极分子组成的红袖章“侦缉队”时常会在我办公室窗外探头探脑。社区民警（我所在的小区奥运期间专门设置了社区警务室）——一个英俊、和气的小伙子不时会来喝点茶，聊聊天，当我出社区，他会像不经意遇见我似的，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常年打交道的“秘密警察”的电话就会打过来。
“秘密警察”的“关照”更是无微不至，即使是在青岛的奥运安保工作那么紧张的情况下（1），他们也几乎每周都来看我。询问一些前些日子他们侦听来的消息：诸如什么外籍记者是否跟你通话啦，是否有什么境外人士跟你联系啦，最近是否有国内敏感人士要来青啦，是否最近有外出的打算啦等等，我一律实话实说。其实不说也没有用，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即使有一只老鼠溜进我的办公室人家也一清二楚。
2008年4月上旬，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四位记者来青岛采访我，制作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节目，他们刚刚进入我的办公室不到一个小时，秘密警察的电话就跟踪而至。
最新的例证是7月19日，不锈钢老鼠刘荻和李海两位朋友从威海来青，21日贵州的李元龙带养女来青找工作，我作为朋友略尽地主之谊。为了避免出现2006年夏小乔（本名李剑虹，现在瑞典做访问学者）、小戎（一位云南的异议诗人）在青岛被遣返的故事，我尽量低调，没让他们见任何当地的朋友。这三位朋友刚走，人家就找上门来，把他们何时来青何时离开住什么宾馆讲得一清二楚，并警告我说之所以没有立即驱赶，是给我留面子。临走时意味深长地问了句：最近刘晓波是否要来青岛？
晓波确实曾在msn上跟我聊过去威海旅游的打算，他们也无意隐瞒已经侦知这个信息。事后我在msn上告诉晓波警察关注的事情，晓波取消了来山东的计划，他们也就再也不问。
8月19日下午我办公室的网络突然断了，多台电脑无法上网。这两天正是我业务最忙的时候，办公室人进人出，“侦缉队”也不时在门口紧张地走来走去。
不能上网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我的助理立即叫来“网通”的技术人员修理，通常情况下这种故障一个小时就能搞定，但是这一次，他们整整“修”了两天。“网通”年轻的技术员憋红了脸对我说：“你的网络明明是设置了1兆，可是现在变成了8000兆，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见过。”
因为此前我家的电话、电脑也出现过总也“修”不好的这种情况，“网通”的技术员不经意告诉我是某个政府的部门在机房里给按装了一种“设备”，后来我威胁要起诉，我的电话才畅通了。（2）这次是否故伎重演我不得而知，我告诉技术员，如果还是这种情况请你告诉我，我这次决不是威胁，而是真得要把状子递到法庭去。我助理说，即使真是这种情况，也是上边的事，他一个技术员也不一定知道。
助理打了圆场，技术员下了台，第二天过来告诉我说，网络好了，不光你一家，社区其他人家都有问题。我知道他在撒谎，因为我家的也在这个小区，这几天网络好好的没出问题。不过我已经懒得跟他理会了。
我从2003年7月上书要求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监控，开始是秘密的，后来逐渐公开化了。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来自国家机器的这种监控，我也经历了恐惧、愤怒和麻木三个阶段。我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手机号码、注册新的邮箱、更换聊天工具，但是任凭孙猴子千变万化，也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也曾公开地抗议过，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抵赖，后来干脆回答“这也是为了你好！”
2008年4月下旬我在北京跟一位教授朋友说起此事，这位喝了点酒的朋友义愤填膺，立马打电话叫来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逼”人家立即命令青岛的秘密警察停止对我的监控，这位处长口头唯唯，私下却对我说：这件事是咱这个级别能解决的么？我也只有苦笑。
“一个被监恐者”。这个可怕的名声像瘟疫一样在朋友、同事、客户、亲属、同学中间传播，很多人选择了疏离，一些人半真半假地问跟我来往会不会有危险或者被监控，他们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位危险的病毒携带者。为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开始萎缩自己的交际圈子，不再参加同学、朋友召集的聚会或者酒会。不是不得已不再新交朋友。到了2008年春天，我的交际圈子大概只局限在国内异议者之间了。对于一个靠社交开拓业务的律师来说，自我封闭是一种自宫，我清楚这一点，但是别无选择。
即便我如此小心翼翼地应对，监控也无处不在，而且越发变本加厉了。2008年的元旦，我被从老家父母处带走，在宾馆里软禁一昼夜，原因是上海的秘密警察监控我和上海异议作家小乔的来往短信，怀疑我们密谋到北京营救胡佳。4月份，浙江的秘密警察侦知我将在北京大学召开戴海静案件专家研讨会，紧急运作他们在青岛的同行对我“围追堵截”，我临时启动备用方案，让他们不认识的我的另一个助理按照原定时间坐火车赴京，我自己则连夜飞到北京。原定在北大东门外万圣书院召开的研讨会也提前了两天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即便这样，从浙江来北京的戴海静的父母还是在火车站被他们拦截，没有能够参加会议。
你可以想见他们已经把监听的范围扩大到了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连做普通的案件都不放过。
4月24日下午，我跟政法大学的杨玉圣教授一起从济南开庭返回北京，在火车上接到北京一位记者朋友的短信，内容是北京公安局有人找我。我知道去26日赴美国参加杨天水自由写作奖颁奖会的消息泄露了。因为担心在火车站被截，我和杨教授不辞而别，简单化装混出火车站后立即收拾行李赶赴通州，用出租汽车司机的身份证定了房间。我在通州隐藏了两天，不上网，也不打电话，直到26日下午从首都机场过了安检，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5月份我从美国回国，秘密警察第一时间“打”上门来，他们说：不要以为你有多么了不起，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在机场截住你！我心悦诚服地表示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又补充说：而且，我们可以关上大门，让你永远回不来！对后面的这个说法，我也报之以微笑，但是却在心里嘀咕：我，一个合法的公民，一个执业律师，究竟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应该被限制出入境，成了一个基本公民权利残缺不全的人？
在2000年前，古希腊人就把“认识你自己”作为铭文刻在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可见认识自己从来都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定位，错误和失败就会如期降临。
我的职业是律师，但我自认为是个独立知识分子，我认同波兰异议作家米奇尼克的观点：独立知识分子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剥夺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国家机器下解放出来。（3）但是秘密警察们不会理解这一点，正像他们不会理解有人会不像他们那样把权力视为命根子，而把自由、尊严和权利放在权力之上一样。
基于这种对权力和权利两种不同价值分野的认识，我从2003年开始介入大陆的维权运动，我认为大陆的维权运动就是集结起来的力量通过由宪法和法律支撑的手段捍卫自身权益、拓展公民自由版图的社会努力，它的近期目标是扩展权利、挤压权力；远期目标则是搭建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此我赞同刘晓波先生有关“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在民间”的观点，主张知识分子面向下层、面向公众发言，而不是向上层“上书”、“递折子”，企求明君改善人权。我也反对煽动暴力革命甚至军事政变，因为正如米奇尼克所言：“不管谁运用暴力取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为了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我曾经写了《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和《隔岸煽火的凌云霸气》两篇文章，批评将维权（利）和夺权（力）混为一谈，批评让共产党在五年内交出政权的极端做法，这让我成了是非中人。在某些持有类似摩尼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黑白分明不容混淆的激进人士眼里，我和许多朋友成了“伪公共知识分子”、“伪基督徒”、“伪维权律师”等“伪类”。但是，还是如米奇尼克所言的，“任何抛弃了人类责任和成就的立场，而代之以黑白分明的图景，都有可能导致简单的结论和有害的裁决”。而且，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听得起腻的“英雄主义”的声嘶力竭，除了对改造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正面价值之外，也包含了许多伪善。
奥运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为了再维持20年的稳定，大陆当局准备在奥运之后的10月份发动一起史无前例的，针对地下教会领袖、维权人士、上访人士和异议人士的大规模镇压。这将是一次手段异乎寻常、规模空前的，主动、秘密的“六四”。
虽然很多人早就预测到中共当局将在奥运之后“秋后算帐”，虽然我们知道在社会危机总爆发的时刻可能会存在一次“狗急跳墙”、“最后疯狂”般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所有这些年露出水面的异议人士将被“一网打尽”，但是我还是对这个信息将信将疑。虽然发布者声称该消息来自国家安全机关内部，（4）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个信息看作是中共情报机关针对海内外异议运动的一次“心战”。虽然“六四”作为中共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的一着昏招，但却意外地让它收获了20年的稳定（这使它备受启发和鼓舞）；虽然20年后的今天它的凶残与日俱增，镇压的能力也今非昔比；但我还是怀疑它是否有可能再发动一次“六四”。理由是：其一、大规模镇压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当年的“六四”是被迫采取的镇压措施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六四”的副资产——合法性流失殆尽让当局靠着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才勉强维持了摇摇欲坠的政权，不是万不得已，当局为何要再冒这样的风险？其二、镇压的目标：地下教会有8000万之众，而且这是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除了信仰上的忠贞他们不曾给当局找过什么麻烦；维权人士和上访群体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虽然经常制造麻烦，却仅限于具体的利益损害层面，没有颠覆权力架构的政治谋求，镇压这样一个上亿人的群体当局需要动员多少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至于异议人士群体，中国已经是个多元的社会，知识分子中表效忠态中共意识形态的已经凤毛麟角，对行政官僚现实执政方略的技术性抨击和谴责， 更是充实于体制内外，甚至连共产主义的原教旨派都成了异议者，这又如何镇压得过来？其三、这次奥运的举办虽然波澜起伏，但总算有惊无险，中国共产党通过展示漂亮的现代化城市风貌、极尽豪华的开幕式表演、绝对空前的金牌帝国形象在全世界面前营造了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的社会，让西方看到一个正在崛起的、和平发展的中国，它会通过一场对自己人民和精英的毫无必要的“镇压”，让这个好形象在全世界眼里付之东流么？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奥运之后，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我甚至认为，出于某种特别的或者是局部利益的考量，有了底气的当局进一步收紧、甚至逮捕某些有名气的异议人士以杀一儆百也未可知，我自己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隐隐看到这种企图背后的狰狞面孔。许多同事和朋友劝我妥协，但是我知道“全盘的妥协结果导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投降”（米奇尼克语），在秘密警察草拟的《悔过书》、《保证书》上签名，虽然只需要你的手指轻轻抖动几下，但却可以导致作为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出卖和自由立场的失守，这正是秘密警察所需要的。也有些异议圈子里的朋友劝我流亡海外，甚至秘密警察也暗示我“出去了不要再回来”，我还是选择留在中国。除了一些极端个人的原因（比如家庭和年龄），我这样做的唯一解释，不是如同米奇尼克“为了害怕保全这条小命而丢失自己的名誉”（5），不，我没有那么伟大和勇敢，我只为了将来有一天，当生活在自由中国的子孙们问起：为实现祖国的自由和民主，你做过什么？我能够回答，我一直坚持在中国，不管是高墙的里面，还是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