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中南海的“北京主义”奥运梦

北京奥运的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对北京而言,这个梦其实就是中南海里的首脑梦——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标准”,让中国模式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统天下的强大动员力,推动“北京主义”全面走向世界。

联合早报网2008年5月7日曾刊发《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奥运会将向各国领袖传达”北京共识”经济增长元素》的文章,直接点破了中南海的这个梦。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丁一凡副所长说:中国举办奥运会,除了要圆办奥运的梦想,也有显示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成就的想法,希望把奥运变成展示我们伟大成就的窗口。最近,中国青年报则发表了《开放从容的软实力与”北京主义”》的文章,特意援引英国《经济学人》的评论:借”北京主义”这个赫然醒目的字眼,”把对中国的认知提高到另一个层次。”日前,中国法制日报又刊发《北京奥运展示”中国标准”》文章,文章引述韩国《中央日报》的另一篇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标准”已经全面走向世界。中国式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正成为其他不发达国家学习的榜样。中国的这一发展模式被称为”北京共识”。文章认为:可以说,政治上的中国标准也已出台。

中国官方近来借京奥会进行宣传的种种动向,其争取举办国际奥运的国家战略意图已渐趋明朗,并有意要借外媒口径进行新闻炒作。北京越来越显示出其正在借助奥运会向世界传递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标准”的”北京主义”大国崛起冲动。正如中国举重队在自己比赛结束后打出的标语——”中国力量,势不可挡!”这口号再明白不过地泄露了中南海的奥运梦谜底。

所谓”北京共识”,本来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  5月在伦敦所作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其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并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反响。当雷默3万多字的”北京共识”中文稿在中国《参考消息》上连载之后,在大陆学术界引起不少喝彩,各种评论随之出台,并大有借此炒作之嫌。面对一个外国人提出一个关乎中国神话的命题,在国内引起如此好评并不多见。记得曾有李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罗斯基的《中国GDP负增长》等世界流行书中的观点流进中国,都曾遭到官方御用学者的反击与批判。但是这次则不同,美国一个非主流、名不见传的年轻人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神话,正迎合了北京的胃口,其媒体、学界纷纷将其引入研究中国问题的焦点推波助澜。此后,一种”北京共识”要”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感觉,顿时令中国官方陶醉不已。中共十七前官方媒体还特意推出御用学者江涌《”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直言道明了这种心态:国家要不断壮大”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软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里,西方国家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走向。特别是自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的世纪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中国大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等议题。西方在战略上,一时陷入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是”接触”、”交往”,还是”遏制”、”包围”的争论中。本来  “华盛顿共识”一直是”后对抗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推广。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曾经主动或者随和地进行”华盛顿共识”模式的实践。走向21世纪的资本世界性扩张的全球化,其实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不断扩大。而如今”北京共识”却半路上叉开了通向异途的另一个缺口,它的核心取向就是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引进独立工会维权的一种发展道路。

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布鲁金斯访问学者庞中英教授说,”北京共识”本身也许太夸大,太容易引起争论,国内外有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是,它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个新概念看待中国。然而,”北京共识”到底能否成立?它是否就是中国所谓”新道路”的一个正确概括?国际上是否真的就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北京共识”叉路口?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这样影响世界的”软力量”?这一回,中南海要借助于北京奥运会,来”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让全世界都来品尝”北京共识”这道大餐了。这才是中南海梦境里掩藏在北京奥运金牌之后的真正看点。

所谓”中国标准”,来自中国《法制日报》刊发的《北京奥运展示”中国标准”》 文章。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制定统一的标准管制社会就已经成为现实。历代皇权皆依此统治天下,不仅经济有标准,生活有标准,文化有标准,思想也有标准。毛泽东重复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知识分子立了”为政治服务”的标准,邓小平更是为全国人民用宪法的形式,立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标准。现在要重新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很好地传承了中国的皇权龙脉,正试图通过奥运会来确立”北京共识”的世界标准。中国正满怀雄心壮志,希望把自己的东西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标准”的全面出台和世界性的推广。

自20世纪50年代,集权模式理论曾一直主导西方学术界对  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与分析。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在一元化统治模式下,国家和政党完全主宰了社会力量,只有体制导向下的政治动员,所有的政治参与不过是当权者用来掩饰政治合法性的,不具有影响政策的实质性意义。最近,联合早报发表叶鹏飞的《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文章。作者认为:”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从正面看是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负面看则是改革开放后残留的全能主义试图控制一切的本能——举办北京奥运会恰好让这个体制的优劣点,都暴露在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显微镜下。” 今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标准型”,即政府依靠自身权威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按同一标准加工出同一化的奥运机器运转零件。难道世界目光真的没有从张艺谋导演出的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欣赏出整齐划一的中国特色大型团体操操作标准吗?

所谓”北京主义”,中国民间有另一种说法,即把看不起外地人的大北京人傲慢心态,称之为北京主义。有篇网文称:”北京人为什么这样对待外地人!为什么竟然说是农民就不要坐公交车!我们不叫这民族主义,——假如我们的农民不是外族的话。但叫什么好呢?我想来想去,想了一个词儿,叫北京主义吧!”今天英国《经济学人》在国际社会用了”北京主义”这个词,不知此文作者是否知道中国民间有关”北京主义”的说法,但中国青年报发表《开放从容的软实力与”北京主义”》的文章,显然是把”北京主义”当作中国的软实力向国际社会兜售的,甚至《大公报》都发表文章炒作说,郎平是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优秀推销员,让美国女排继承了中国的”女排精神”衣钵。其含义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郎平是在用”北京主义”塑造美国球队。这恰巧概括的就是北京奥运要展现给世人的 “北京加油”的”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性表达。

所谓”中国中心主义”,曾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核心。汉族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民族被称为”化外之民”或者”蛮夷”(史称”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中国中心主义”在文化上,则长期认为自己是文明中心,对邻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巨大,所以拒绝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优于中国文化,特别是抵制任何不符合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当下,北京正在借国外媒体不断炒作”北京共识”,推销”中国标准”,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统天下的软实力,来改编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对”北京主义”做以下理解:今天急于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要把 “中国标准”推向全球的”当代中国中心主义”,就是”北京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而北京当局真的应该感谢,已被中国红色文化洗礼过大脑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这一次是在用京奥会举办权,为”北京主义”加了精彩的一份。

日前,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北京背景文章称:西方抹黑北京奥运,是因为恐惧意识形态失控。说西方担心北京奥运会为象征的”北京共识”在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其实”红色记忆”已经渗透骨髓的中国当局, 一向不满西方世界独占文化语话权。这一次,北京奥运充满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它早已摒弃了奥运会适于全球传播的”世界语言”,而在用”中国特色”告知世界”北京主义”的软实力。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断言:”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

这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命运走向,取决于软实力之战。所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向全党发出动员令,要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 胡锦涛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由此可见,中南海是要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作一场称雄世界,打拚文化软实力的战役来抓。而北京奥运就是被当作展示”北京共识”,推广”中国标准”,兜售”北京主义”的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软实力战役来打的,所以中南海会不惜血本来完成这个政治任务。

其实在本作者来看,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标准”“北京主义”云云,在普世价值的容器里都是伪命题,它不仅改编不了普世价值,倒是注定要被普世价值所整编。

陈小雅专访《古拉格群岛》中译者、出版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逝世之际,寓居北京的政治学者陈小雅,给我发来她对《古拉格群岛》中译者之一田大畏(国歌作者田汉之子)、出版者于浩成(时任群众出版社社长)的访谈录。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篇访谈录所提供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转折大潮中的若干政治文化事件的浪花,昭示了这一大潮的某些源流。


中译本《古拉格群岛》初版。


1953年的索尔仁尼琴(左)

人道主义的传续:《古拉格群岛》中译者、出版者访谈录
 
陈小雅


2008年8月3日,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他的离去,使曾参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许多人感到失去了一位导师、楷模和朋友。为了纪念这位精神巨人,我将2006年1月和3月搜集到的《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翻译和出版经过的有关访问整理发表,既是对索尔仁尼琴的追念,也是对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年代的缅怀。

我与《古拉格群岛》的中文译者田大畏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是中国著名戏剧家、《国歌》作者田汉和著名歌词作家安娥的长子,本人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并多次出访苏联,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2006年1月,为搜集中国“解冻史”素材,并请教苏联五十年代“解冻”与中国八十年代“解冻”的关系,我访问了田大畏先生。

《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翻译经过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1970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它在自己的祖国却没有获准出版。但据说,这本书的缩微胶片被带到了出去,1973年在法国出版。您是该书的译者,您是什么时候,怎么会想到要翻译这本书的?

田大畏(以下简称“田”): 翻译《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主动找人翻译的。后来于浩成说是他的想法。我和他是华北大学的同学,而且是一起出来工作的。他那时候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他们开始是想从英文翻译,找到北图。但他们找的那位懂英文的同志建议直接从俄文翻译,于是就找到我。

陈:《古拉格群岛》的中文版是1982年出版的。距它的法文初版只有9年,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刚刚开始不久,全书53万余字,你们也译得够快的……

田:实际上这个工作是1979年完成的。我和一个好友(陈汉章)共同翻译了上、中册,另一个同志(钱诚)翻译了下册。交稿后一度被搁置。后来胡耀邦批准每年出版一批西方社会科学的书,《古拉格群岛》被列入名单。到1982年才出来。作为“甲类”内部书发行,就是要登记购买者。其实后来也没控制住。作协四大,也就是被认为最“自由化”的那一次,群众出版社的人蹬了个三轮到会场卖,就没什么限制了。结果一版再版……

西方文化取代苏联文化的影响和地位


陈: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西方文化逐步取代苏联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但在“解冻”的开始,还有一个以苏联五十年代“解冻”文学为前导的时期。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模仿苏联“解冻”文学的作品。您能否谈谈当时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人们期望从中汲取的思想资源?

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研究和翻译苏联文学的工作开始活跃,成立了苏联文学研究会。对苏联文学,重新产生了好感。在我国“文革”浩劫之后,更感到人道主义之可贵。但有人(后来成为很有分量的人)反对,发生争论。1980年在哈尔滨开会,陈冰夷讲话肯定赫鲁晓夫的贡献,与会者对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是一致称赞的,哈尔滨文学刊物(好像叫“文艺百花”?)大胆登了详细报道,结果被查封。

在这以前译载苏联当代作品还有顾忌,如王金陵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时,加了一个批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前言,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战争残酷,褒扬苏修忠实奴才等等。因此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译载苏联作品是搞“曲线的反苏主义”。其实他们是被自己盲目的反华主义蒙蔽,看不到在中国出现的新的风向,不懂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的苦衷……

陈:您说的这个现象很有趣。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很容易把中国想象成“铁板一块”。如果这样,中国“解冻”时代的思想洪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有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而且在中苏交恶最严峻的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表达仍然很顽强。有一篇叫做《关连长》的短篇小说,写于1949年11月。它讲述的是解放上海时,一位连长率领战士摧毁国军据点的故事。不巧这个据点是一所学校,房间里挤满了孩子。敌人想利用这些孩子作掩护,关连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

1957年,巴人、钱谷融、王淑明等人还在文艺理论界掀起过一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巴人呼吁文学艺术恢复人道主义传统。他指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些呼声虽然遭到了批判,但它只不过是被压到了地下,一遇机会,它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冒出来。以后,又出现了象《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类人道主义题材的作品。最有趣的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人道主义论战的两位旗帜性人物——周扬和王若水。1963年正式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囗号,王若水是被“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曾联合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刘少奇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个任务落到了日后另一位“起义”者——周扬的肩上。我想,正是这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收集古今中外的“人道主义”资料,并进行比较和研究,为日后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文革”前出版1041本“灰皮书”“黄皮书”


为了进行这类批判,1966年以前,中共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即俗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内部读物。其内容大多是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中“异端”的作品。文革的“破四旧”活动,使大量过去只限于高干阅读的书籍流散民间,成了知识青年思想解放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不见于正式报刊的社会现象,外界无从了解,所以难免产生误会。

田:苏联的解冻,我觉得还有几方面的资源,一是前面说过的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已渗入了普通俄国人的灵魂,始终未能改变。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俄国领土大部在亚洲,但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欧洲的”与“文明的”是同义语,而“亚洲的”代表落后、愚昧与野蛮,如他们往往说“亚洲式的残忍”,“东方式的专制”。西方古典文化从来受崇敬,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包括美国)现代文化涌入苏联势如潮水。三是被压制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的“复活”。小说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城》),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皮利尼亚克,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大量的文学、戏剧、电影方面大师级的人物的恢复名誉,成为受人热爱的新的经典,我读过和翻译过其中的几部作品,感到俄罗斯的文学长河是由他们延续的。在最严酷的年代里,这条长河变成了潜流,但从未中断。四是长期流寓国外的俄侨作家(作品)的“回归”。他们的水平和影响远非离开中国大陆的文艺家们所能比……

陈:看来,一方面是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方面是中共“以俄为师”的传统,一方面是中苏弊症的同构性,这三重因素,造就了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必然要以苏联“解冻”时期的风格作为楷模……我的朋友中,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麦德维杰夫”自任者,不乏其人,可见其示范效应。而您是这个过程最早的铺路者,却很低调……

文革末期就开始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


2006年3月,经田先生介绍,我就同一个问题访问了归国不久的于浩成先生。

于先生192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1942年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7岁入党,建国后,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八十年代初期任公安部所属群众出版社社长。

陈:于先生,您是怎么想起要翻译出版《古拉格群岛》的?

于浩成(以下简称“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给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研究苏联问题……

陈:当时是您个人研究还是工作条件许可?

于:合法地研究。文革前,党内就有斯大林问题研讨会,各个部都有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当时,除了公开出书外,内部也在搞研究。有一本内部刊物,叫《政情研究》。文革结束前,我们就开始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文革结束后才出书。

陈:文革末期?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能被批准吗?

于:当时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胡乔木批示:“编号发行”。

陈:“编号发行”是什么意思?

于:就是每个买书的人,要登记姓名、单位、住址。

陈:听说在作协“四大”的时候,这本书引起了轰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于:我是作协“四大”的特邀代表。我们出版社把书拉到大会,作协会员可以凭证购买,立即抢购一空……巴金当时在上海没有来,给我们写信要,结果张辛欣去送给了他。巴老还来信表示感谢。


问题不是“个人崇拜”,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


陈:七十年代末期,出了一批“灰皮书”,像《新阶级》这些,对一代青年的启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能不能谈谈当时出版这批书的背景?

于:群众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大字本的《新阶级》,是彭真让搞的。我写的序言。后来,领导说我的序言不能用。这篇文章后来在张显扬他们出的一本刊物上发表了。

陈:当时中共党内的“苏联问题研究”是一种什么状况?

于:关于斯大林问题研究,我们能看到各国党的讲话。我说,铁托的讲话讲得最好,问题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当时是党内一批,社会上民主墙一批。我当时讲,邓小平说:毛泽东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法制,在英、美、法等法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按自己的认识去做,所以才犯了文革的错误。我说,由此看出,邓小平并不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分权制衡”的原则。后来邓小平出来澄清,明确反对“三权鼎立”……

陈:是不是因为邓看了您的讲话以后,才发生有针对性的澄清的?

于:那倒不一定。因为后来引用他的这段话的人很多了……

陈:也可能这些引用是从您开始的,因为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法治问题……

毛泽东讲:“要人治,不要法治”


于:那倒有可能。我最早撰文区别“法制”和“法治”的概念。毛泽东曾经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

陈:是吗?还真讲过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于:这句话没有收入毛的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语录,《人民日报》当年有传达,后来我看到有一个材料,说文革中广州有个小报也刊出了,知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毛大概是1959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这么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陈:人道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块基石。现在有人说毛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何好。但没有这两块基石,就不在人类文明——“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大道上。  


2008年2月,作者(右)与田大畏先生(左)一同看望于浩成先生(中)。(本文照片,均为陈小雅提供)

綦彦臣:金融专制妨害民生—-中国大陆高利贷现象透析

金融自由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市场经济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经济体系是否具有经济民主特徵的品质标志.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看,尽管实行过重大的金融改革措施,如国家专业银行改为国有商业银行,又比如分离出政策性银行而促使商业银行完全市场化。但是总的来看,大陆经济体系中的金融专制本质并没有改变,甚至专制程度在日趋提高。

中国金融专制即逆自由化的本质,由两个数量指标来表现:(一)国际金融自由化经验表明,外国银行佔国内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间,较宜於与国际市场衔接,而中国该方面的比例尚不到百分之三;(二)国内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率应该低於百分之五十,中国则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同属新兴经济体系的印度则相对宽松得多,尚未达到百分之六十。

金融专制就是压制经济人权

中国的金融专制在行为方面有三个明显的特徵:一是,剥夺农村金融自由发展的机会,大量农村资金被作为政府金融的信用合作机构吸纳,转到城市工商业;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投放倾向上注重大型企业与重点项目,忽略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作坊、小门店无从获得贷款支持;三是,政策性信贷的救济功能衰竭,近十年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贷款出现零增长态势。

这三种行为特徵大大地伤害了农村居民、农村小企业业主和三线城市中产阶层的经济人权。与此同时,愿意介入中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国外资本遭到地方政府排挤,使农村金融市场化脚步放慢,初步估计这项政策使农村丧失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农业外就业机会。?丰银行在辽宁省铁岭市就遭遇了这样的重挫,结果铁岭的村镇银行只以区区八千万人民币註册,而其近期目标则是包装上市,再次成为工商资本的壳资源而无从服务於农村经济发展。

在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风潮,致使大量外地民工丧失就业机会。面对此况,广东的主要信贷投放并未做适应性调整,仍然坚持「大项目思路」。为了抗住上半年已经发生的经济滑坡,广东省於七月初安排了二百余个大项目,计划投资两万亿.如果这二百个大项目的资金仅有百分之三十即六千亿来自银行贷款,恐怕广东十年的国有银行贷款统统投给它们,尚有一半的信贷缺口存在。

中小企业受困於高利贷

「长三角」地区的情况比「珠三角」更加严峻,比如中国工商银行确定的二○○八年浙江分行中小企业贷款投放仅为八十亿元人民币,设使其他如农、中、建加信合与地方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五大系统全能按此规模投入,总信贷量也不到五百亿.不用说像广东那样上二百个大项目,就是维持浙江中小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由於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信贷供给奇缺,地方金融得不到正常发育,民间高利贷借机迅猛发展。据典型个案推算,目前中国的高利贷规模应在一点二至一点五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约佔国家信贷年度规模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样子。高利贷的月利率水平从百分之六(俗称「六分利」)到十五(即一毛五)不等,折合成年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二与一百八十。

在二○○七年上半年,「四分利」的高利贷是起步标准,「八分利」是上限。时过一年,民间高利贷幅度上升百分之五十到八十。如此大幅度的波动再加上高利贷的巨大规模,实际宣告了央行利率上企与准备金高挺两项政策的彻底失败。换言之,从紧货币政策的结果是保护了大型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重点企业,其代价是最大限度地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剥夺了底层社会的就业机会。

中小企业受到金融专制伤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大型民营企业,甚至一度是地方企业之星的民企,也难逃受高利贷之累而破产的命运.如浙江义乌的金乌集团,二○○三年因缴税一千一百万元而名噪一时,而后集团总裁(全资东家)获得「浙江省星火带头人」等诸多荣誉称号,但到二○○八年上半年终因无法从银行贷到急需款项又欠下钜额高利贷本息,总裁弃业匿逃,至今杳无音信。

山东德州一位在河北从事建筑业的私企业主,将建筑业盈余六百万元回投本地并从河北、山东两地贷到四百万元高利贷,做了一个新项目。由於新项目风险高、见效慢,不到一年,该业主不仅将建筑业盈余全部赔上,而且高利贷本息已经滚到八百余万元。他设想到原藉建成项目而后抵押取得银行贷款归还高利贷的「短平快」计划,就此全部泡汤,从此过上了在山东河北两地「流窜躲债」的日子。

高端高利贷多有热钱背景

所谓高端高利贷,是指那些要求抵押担保条件较低、贷款期限较短、利率偏高的私人放贷.这类贷款一般情况下是三到六个月,最长不超过九个月,贷款金额不少於一千万,不接受房地产与项目抵押,要求有仓单或应收货款为目标抵押即可。贷款月利率不低於百分之八、不高於百分之十五,出面经办的中介机构往往是持有合法牌照的担保公司。

该类放贷私企之所以敢於冒险,是因为他们只要把放贷成功率做到百分之七十,每年实际上就可稳获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暴利。这些机构背后的国际游资一般情况下把在中国套利目标订在百分之十二左右,所以,大量的「地下洋买办」积极寻找投放目标,他们的逐利目标也逐渐从房地产与股市借款者,转向了制造业与大型零售业.

在浙江温州,有合法牌照的担保公司多达二百四十家,据资深人士估计,其中有热钱背景者在八十家左右。在河北、山西、辽宁等欠发达地区,热钱高利贷的规模较小,一般多以私人身份(无牌照)出现,大多是通过亲族关系放贷.典型数据调查证明,「个人店」的经营规模一般在五千万到三千万人民币之间,平均月利率水平保持七分,年收益率为百分之八十四,贷款损失率小於百分之二十。

就下半年的热钱高利贷流向来看,正从「长三角」地区向环渤海地区流动。估计到二○○八年底,这个流量可达到三千亿左右的规模。

卖银行总比卖资源强

金融专制妨害民生,也间接地浪费了国家资源,因为民族主义政治主张者们不想对外快速开放金融,要把「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在金融专制稍向商业化转型之际,他们选择的是出卖资源如煤炭与原油的「可控方式」,更搭进了大量的廉价人力资本。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经济战略!

比较而言,只有开放金融即让外资银行收购中资银行股份,特别是在国内广建独资分支机搆,才能抵销热钱高利贷对中国经济的剥夺与对民生的伤害。

曾涛:从“党天下”到“裆天下”

一九三○年二月十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一篇,是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

明知“党天下”偏投党怀抱

生活在“党天下”的罗隆基,是注定要遭受所谓“言论罪”的清算与惩罚的。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他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中被上海市警察局抓捕,幸亏有胡适、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才於几个小时后获得自由。这一次的被捕,自然会对自命不凡的罗隆基造成精神刺激并产生逆反心理。他随后在自己主编的《新月》三卷三期上发表《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进一步发挥了“党天下”理论:“照这样看来,国家没有保障人权的根本大法,固为问题,已经公佈之普通法律,政府和党员,不肯遵守,又为一问题.党员指挥军警,军警执行司法,这是政府和党员不守法的证据……一言以蔽之:“党权高於国,党员高於法。”“党员高於法”,这是我们小民生命上最大的危险.这与法治的原则,根本相违背。”

吊诡的是,罗隆基明明知道国民党的“党天下”只是对於苏联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策略并不完全彻底的抄袭;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历史拐点上,他还是背叛了自己对於“党天下”的谴责,积极主动地投靠到不折不扣实施“党天下”既定策略的中国共产党的怀抱,极其可耻地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连同国人的公共利益。

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与罗隆基一道投进中共怀抱的另一位“民主人士”储安平,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中不平则鸣,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标题,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其中心议题依然是“党天下”:“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於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其实,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的帝王专制制度,尽管声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却没有完全彻底地共产剥夺国人的私有土地、私有财产及私人自由、私人尊严;只有以“尚黑”之“党”全盘控制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中共之“党天下”,才是万恶之首和万恶之源。

“党文化”之“裆宣传”

与中国传统的“家天下”必然要遭遇《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共同死亡”相彷彿,中共“党天下”注定要面临更加残酷的“人吃人”的悲惨结局。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发生在贵州省甕安县的大规模警民冲突、七月一日的杨佳刺警案、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七月十九日爆发的大规模警民冲突,已经初步预示了即将到来的社会大灾难.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强行举办的。中共为此花费了高达四百亿美元的代价,其目的就是要拼出最后一点气力,向全世界宣示自己一党专制的地位。由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设计、耗资一百多亿、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昂贵的单体建筑并且在还没有完工的情况下便投入使用的中央电视台(CCTV)“裤裆”形大楼,最为形象地标志着大陆中国已经由在本国人民面前崇尚黑恶的“党天下”,进入了公开羞辱玩弄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裆天下”。

二○○八年八月一日下午,笔者专程来到已经处於试运行状态的这座“裤裆”形大楼,从多个角度拍摄了一组照片。前些年曾由棉棉、卫慧等海派女写手火爆推出的“下半身写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曾经粗暴打压过“下半身写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今反而公然摆出大裤裆形状的下半身来进行赤裸裸的“党文化”之“裆宣传”。随着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赛事报道从这个“裤裆”形大楼里发向全球,包括全体运动员和全体电视观众在内的人类社会,都将成为大陆中国公然耍流氓“裤裆”下的玩物。

有趣的是,在这场“裆宣传”的集体狂欢还没有正式上演的时候,国际奥委会(IOC)已经被澳洲《太阳联合报》的资深评论员安德鲁。博尔特谴责为屈从中国意愿的背信者。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经反覆承诺:“海外媒体将被允许在中国自由报道和发表他们的文章,将不会对网路进行审查。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可是到了临近开幕的二○○八年七月三十日,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高斯帕却不得不承认:国际奥委会曾经秘密同意让中国做一些与早先的许诺背道而驰的事情。

李长春的鲁山“佛”像

更为有趣的是,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首长李长春,几年前就在河南省鲁山县的上汤与下汤之间,抢佔了一处由几个山头环绕而成的形似帝王宝座的风水宝地。与李长春同为江湖术士释言佛俗家弟子的一个农民企业家,不惜数亿元的代价违规剷平了其中的一座山头,按照李长春的相貌修造了一座高达一百五十米的大佛像,并且把李长春父母的腐朽屍骨从东北迁到佛像背后的深山之中。在这座佛像背后,还隐藏着因野蛮施工而无辜伤亡的几条人命及其冤魂。根据历史传说,上汤、下汤的古老温泉,曾经是夏、商两朝的帝王与妃子们淫乱享乐的奢华场所。

乱世出妖孽。与李长春的鲁山“佛”像、中央电视台的“裆”形大楼相得益彰的,还有安徽省阜阳市颖上县的着名文盲官员、原县委副书记和“人民代表大会”主任张家顺,斥资三百多万元在自己的老巢小张庄修造的另一座高达二十米的大佛像。按照宗教建筑的规制,佛像是要安放在石窟或庙堂之中的,而就是这位多次在干部大会上声称“就是咳着咳着尿了也得干(意思是不管身体如何虚弱,都不会离开书记岗位)”的张家顺,在丧失权力之后依然要违规动用公款修造这座凌驾於庙宇之上的大佛像。张家顺的儿子张治安,就是致举报人李国福於“意外死亡”的安徽省阜阳市颖泉区的“白宫书记”。更加离奇的是,张家顺的弟弟张家旺,在颖上县八里河镇党委书记任上,强迫当地农民以义务劳动的方式修造了一个规模恢宏的八里河风景区.在欠下九条命债的同时,张家旺还明目张胆地把园区里面的男女公共厕所,修建成插有十字架的德国乡村小教堂的模样。在张氏家族赤裸裸的流氓控制之下,整个颖上县几乎所有的优质财源,都变成了他们的“裆”中之物。

已经从与本国人民为敌的“党天下”发展到公然与全世界和全人类为敌的“裆天下”的大陆中国的怪现象,自然不限於上述种种.限於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梁文道:陈水扁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启蒙课

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大家太信赖阿扁的权威及权力,将一切都交给阿扁,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大家果真“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吗?

原来陈水扁还是个老师,意外地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启蒙课。

自从陈水扁汇款瑞士案曝光以来,天天都有新消息,日日都有新发展,情节比电影还要好看。他的死忠支持者要不是改弦易辙大呼上当,就是痛心疾首垂头丧气。最可圈可点的,是其前度亲信、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席话:“原来过去传闻证实是真的……大家太信赖阿扁的权威及权力,将一切都交给阿扁,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导致一个人的错误,造成民进党的危机”。

过去那么多年,陈水扁政府有过那么多弊案传闻,为什么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支持者全都没有起过半点疑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太信任他吗?他们之所以“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与其说是陈水扁太有权威太具魅力,倒不如说是一连串更宽广的基础因素。这里头或许有同坐一条船的党性作用,或许有外人不可察的共犯关联;更重要的,可能是种思考方式的盲点。

正如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先生所说的,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里,台湾社会已经被一道轴线切割为两半了,你要不是爱台湾,要不就是不爱台湾;支持陈水扁就是爱台湾的表现,而反对陈水扁自然就是不爱台湾的明证了。这条轴线的成立,不只是陈水扁个人的功劳,甚至也不只是其核心团队的责任,它还是一种建基在“本土主义”的民粹情结。陈水扁团队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恐共的情结、日益狭隘的本土化倾向和各路媒体的商业操作扣连起来罢了。“爱台湾”不只是民进党政府的旗帜,还是许多“地下电台”的招牌。听过那些电台节目的人,都晓得他们讨论问题的模式。任何对于政府的批评与质疑,哪怕是多么局部的问题,都会轻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觉得那是蓝营的偏见甚至阴谋,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则一定是蓝营的同路人;蓝营的人都不爱台湾,他们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们一切挑战和疑问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出卖台湾。

在这样的舆论气候当中,所有问题都被移形换影地替置成“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奸”的伪议题。你觉得 “三一九”枪击案还没查清楚?那么你一定是不爱台湾。你觉得扁嫂吴淑贞既然收到传讯,就该好好上庭受审?那么你一定就是巴不得台湾灭亡。有些商人甚至只是指出政府经济紊乱,都会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收买了。于是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提问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诚;任何一个批评,都像打在棉花堆上的拳头。于是社会论述变得越来越空洞,宛如一片沙漠。论述没有寸进,社会又怎能不空转呢?

这些人为什么会“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只不过是把一切问题都思考成了一个问题,把所有判断都变成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才是大部分陈水扁支持者的病灶。

回过头看,近年大陆的民间舆情难道不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吗?一道切割社会的轴线正在隐约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愤”那边,就是落在“右愤”那边。仿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是被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底下想要客观地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我们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的政治层次,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张晓刚:割裂的世界,相悖的梦想

北京当局为2008年奥运所推出的口号叫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听上去仿佛不错,只是它实际上做的全都正好是与口头上说的“反其道而行之”。

八月六日,我和周建、汪岷、杨建利、盛雪和逸君等朋友分别飞抵香港。我和逸君顺利入境,而杨建利等人却被拒绝入境,并分别被遣送美国和台湾。

在参加了当地的公民行活动之后,我于八月九日离开香港飞往台湾,出席那里的一个国际论坛。八月十一日再飞回香港,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务,不料这一次,却和也是前几天才从香港飞往台湾的德国作家阿海先后被阻拦入境。香港入境处最初的意思,是要将我跟作家阿海一样遣送往台湾。经过我数小时的据理(有机票、有班机、有先例,以及绝不自己另出钱买新机票)力争,他们最终同意让我直接回澳洲,把我送上了第二天凌晨飞往悉尼的班机。

筹建抗震学校的项目因而拖延

这次赴港的目的,一方面是参加香港的公民行活动,另一方面也是要跟建利当面商讨在四川灾区筹建抗震学校的细节问题。

今年五月十二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小学校舍普遍倒塌,致使总伤亡人数中在校师生的比率异常地高,十分令人痛心。相比之下,政府机关的建筑,或由境外慈善组织主导建造的学校,地震后却往往完好无缺。这是因为由官方主导建造的学校,“豆腐渣工程”现象十分普遍。

有鉴于此,建利提出建设示范性的抗震学校的设想,由海外募集资金,在灾区选点,建一间到数间在抗震功能、教学功能和建造成本上都达到高标准的中小学校。由于专制体制下没有公共监督,贪污腐败不可避免,因此这样的项目不能假于人手,而必须由倡导者亲自主导,出资者亲自监督,允许媒体随时采访调查。否则的话,募集来的资金就难保不会象希望小学捐款那样被经手官员层层盘剥挪用,建出来的校舍就难保不会在官商勾结下重蹈“豆腐渣工程”覆辄。

基于这样的考虑,两个多月前我们就商议好,由建利和盛雪等人在美国等地募集捐款,我则在澳洲等地寻找资金。因为建利是中国大陆公民,持有簇新的有效中国护照,由他领头赴现场选点最方便。考虑到国内官方出于政治原因可能会加以阻挠,这个项目不宜过早曝光,所以一直低调地进行。

因此这此来港,计划在参加香港公民行的同时,也能同建利等人当面交换进展情况,商讨进内地考察的技术细节。而且,我在澳洲已经获得相当于九万美金左右的意向性出资承诺,另外还有几个潜在的捐助者,因此希望还能请建利从大陆回来后转赴澳洲,与他们面谈。

不料这次建利和盛雪都被阻挡进入香港,建利还被直接遣送美国,不让他进入台湾。所以这个项目的进度只好暂时延后,建利来澳帮助筹款的事,也得再待时机。

阻拦入境香港,没作用没必要没益处

不过我猜想官方阻止我们入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知道了我们抗震学校计划,而是主要想阻止我们参加香港公民行。因为最近一个多月来,官方网警网特以海盗式的骇客技术对海外异议人士电脑和网络通讯普遍进行了惊涛骇浪般的狂烈攻击,很多人的信箱和电脑都被入侵或植入木马病毒。所以我们的港台公民行活动,还未开始,就被官方知晓,并以伪造信件和歪曲原意的方式,真假信息混在一起,公布到网上。而抗震学校计划,倒还没见到被网特在网上公布。看来是由于着手的较早,又很少通过网络通讯的方式讨论,结果官方没能掌握清楚这方面情况的原因。

但是大陆官方阻止我们参加香港公民行,实际上既无作用,也毫无必要,更无一点好处。

从我和其他一些人顺利“漏网”进入香港来看,官方的阻拦并不那么有效。如果我们真的有心安排策划,规避阻拦,组织更多官方黑名单掌握不了的朋友前来,它根本拦不住。

我们进入香港以后,照原计划参加了香港朋友组织的公民行活动,和在奥运马术赛场前的示威活动。唯一的变动,是因为周建、汪岷、杨建利和盛雪等人被拒入境,我们临时增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而台湾那边的公民行,也因此提前一天,与香港同步进行。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极为和平、理性的活动。特别是“公民行”活动,是以自己苦行的方式,显示提高公民意识的决心,唤起民众对人权的关注。我们这些活动顺利完成了,其和平理性的特质,公众也看得很清楚,官方对此加以阻拦,除了凸显自己的虚弱、胆怯和昏庸之外,实在没有任何必要。

香港政府在大陆官方的指挥下阻拦海外异议人士入境参加和平的公民行活动,标志了“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不过十年就已经彻底死亡,“港人治港”已经不复存在。香港政府的信誉大受打击,香港因此遭受的损失,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北京政府这次牺牲香港的利益,把香港政府推在前台做衰人,但却不能因此逃脱任何责任。因为人人都知道它是幕后的指挥者,是它在牺牲香港的利益,是它扼死了“一国两制”,是它终结了“港人治港”。它在香港人面前的形象、在世界面前的形象,只会因此更加丑陋。

由于北京办奥运的原因,阻挡海外异议人士入境香港,使以促进人类和睦、尊重人权为宗旨的奥林匹克运动蒙羞,更使北京奥运以“侵犯人权的奥运”的名声载留史册加深了一层墨迹。这不论是对奥运,还是对中国,都是名誉上的损失。

所以,北京当局强加于香港的这个愚蠢举动,造成的是一个“lose, lose,lose and lose”四输局面,没有任何人得益。

敏感时节

香港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受阻者的质问时,曾很尴尬地说,“主要是时间敏感”。我告诉他们,八年前澳洲也主办了奥运,当时我就在悉尼,却没见澳洲有什么敏感。要观赛观赛,要游行游行,要示威示威。人家不在乎,游客是多多益善呀。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回答说:那是,那是,人家是民主国家,对这些司空见惯,早有法治程式应对。而且民主国家的政府才真正是人民的政府,用不着害怕民众,自然也就不会见什么就敏感什么啦。

这年头的中国大陆当局,还就真是象个重症精神衰弱患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时无刻不是敏感时节。一天开门百种事,见什么都能引发极度过敏反应。

亲朋晨练,敏感;网友聚会,敏感;每年某个特定的日子,鲁迅某篇特定的文章就敏感。追忆历史,敏感;推断未来,敏感;中共当前领导人的姓名也敏感。

三月份敏感,因为世界屋脊上的发生了事情。十月份敏感,因为中共要纪念自己夺权。四月敏感,五月敏感,六月敏感,因为特定的日子;七月、八月、九月也敏感,因为特定的事件。

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奥运总是民众自由狂欢的庆典。而这此北京奥运,民众却成了最大的敏感源。外地户口的要离京,本地户口的要不出门,拆迁户要监视,访民要清除,工厂要停工,弄得北京民众流行起“避运”。假装搞了个“示威区”,功能却纯是诱捕潜在的示威者,成了“防止示威区”。如此奥运,办完了之后的最直接效果,恐怕是又平白制造出成千上万“敏感人物”,又多出不少“敏感时节”,……。

港人治港画饼的终结

在谈话中我说了一句,“其实我也知道,这事本不关你们的事,是大陆那边的决定”。香港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忙说,“太谢谢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我说“但问题是,这就标志着所谓‘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不过十年就已经死亡了。”入境处工作人员神情黯然地应道,“是呀,现在哪还有什么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本是诱骗台湾的画饼,但它的终结,对香港人的影响却是切身的。

今天,在游客入境的个案上,港府要听从大陆当局的指令办事。明天,如果大陆当局因为不喜欢某个香港人的言论,就象在大陆随意抓捕异见人士那样,指令港府抓捕那个港人入狱,港府岂不是也要照办?也就是说,丢失自由和法治,成为内地一样的警察国家,香港现在就已经在这样一个加速中的滑坡上。

大陆干预香港入境事务,对香港影响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它可以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本来,澳洲、加拿大、美国、德国等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游客去香港,是不需要预办签证就可直接入境的。这对号称“自由港”的商业城市香港,在经济上是十分重要的。但这次大量的遣返来自这些国家游客的事件,直接损害港府的信誉,使能否入境成为不可预测的猜迷事件。那么原本有意过境香港观光购物的游客,为了避免入境不成反而要被原机遣返,造成经济损失,可能就要考虑改到别的地方过境购物。譬如说,菲律宾、台湾什么的。既然不在香港过境,他们就不大再可能选择国泰这样的香港航空公司,而会改乘菲航、华航等别的公司的航班。因此,衍生而来给香港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可能是很大的。

割裂的世界,相悖的梦想

这次中国大陆公民杨建利手持簇新的有效中国护照,过境香港赴大陆筹办抗震学校。无论是港府还是陆府,都没有任何道理不准中国公民进入中国领土香港。可在大陆政府的指令下,香港政府不仅不让他入境香港,也不让他转赴大陆,而且还刻意阻挠他改赴台湾,直接把他遣送去了美国,中途还不让在日本转机去台湾。总之,刻意阻止他在任何一个华人领土上立足。

同一天被拒入境的周建,太太是香港居民,家就在香港,近在咫尺却不能团聚。汪岷在香港出生,有合法居住权,也被阻止入境。

所有这些,都是以“奥运”的名义。

在这个名义下,“同一个世界”被大陆和香港政府活生生地撕裂,冷冰冰、湿淋淋地挂在奥运的园环上。“同一个梦想”被大陆和香港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当场摔得碎碎的,幻镜后面散出的全是它自己与奥运精神和民众追求背道而驰的臆想。

从当初的喷绿漆充草坪,到现在的假唱假烟火。从承诺媒体自由,到封锁互联网和拘捕境外记者。从保证改善人权,到禁止游客入境。没有一样不是人格(或所谓“国格党格”?)分裂。

别国办奥运,总是希望多吸引游客多赚钱。党国办奥运,签证收紧,游客卡紧,访民押紧,工厂关紧。巨额资金大笔大笔砸下去,国民收入却大大缩水。眼看奥运办完了,催眠出来的幻影就要随风飘散,接下来呢?

(2008年8月23日完稿)

王  丹:关於未能赴港的声明

8月,我收到香港民间团体,包括:我要回家、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及香港基督徒学会的联合邀请到香港参加一场关於在美国读书的体验的「我在哈佛的日子」座谈会,遂立即按照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关於申请香港签证的要求准备好相关材料。8也月18日,我持上述材料到洛杉矶中国縂领事馆办理签证,但是办事人员表示因为我不能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他们对我的申请不予办理,因而变相地拒绝了我到香港参加文化活动的申请。

1998年我被流放美国,当时持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2003年护照到期,我曾经按照相关规则向纽约中国领事馆申请延期,当时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至今已经5年。这5年中,我成为无国籍人士,但是仍然没有申请美国公民。5年以来我又通过相关渠道多次要求发还护照,当时依旧得不到任何建设性的回应,对於拒绝延长我的护照也没有给出任何合法合理的解释。因此,当局以没有护照拒绝我的申请,这个后果完全是当局自己一手造成的。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入境,都是处罚措施。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任何国家机构对公民的处罚措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款并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和执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体系中,没有剥夺公民护照和禁止公民入境的处罚条款和程序

众所周知,我被中国政府吊销护照或者拒绝办理护照延期,并被禁止进入中国,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所认定的政治原因。对此我表示愤怒和抗议.值此中国举办奥运会之际,我们都看到中国政府承诺要让中国向世界开放。但是一个国家,如果连向自己的公民开放都做不到,这样的开放如何取信于人呢?的确,我对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中共并不是中国,我对政府不满,但是依旧深爱我的祖国,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返回祖国。中共仅仅因为我对她的批评就试图剥夺我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充分反映他们把一党之私置於国家利益之上的心态.

其实,我多次要求回国,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父母年事已高,作为子女,当然希望能够回国探视和照料。这本来是最为基本的人之常情。我也多次向当局表示过,我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就回国的问题与当局讨论。如果当局一时无法接受让我回国定居的办法,我也愿意考虑回国探亲再回到美国的过度办法,以便逐步打开僵局。但是我的温和立场从来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当局是否过於保守僵化,世人可以给与公评.

再次我再次呼籲中共当局,依法恢复、延续或更换我理应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保障我自由进出中国的权利。

2008年8月23日

贺卫方:华囯锋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华国锋曾是一个重要的名字,却也是一个从显赫到沉寂转换得最快捷的名字。由于此前指定的几个接班人都半途落马,毛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时候,华获得了迅速升迁的机会(这或许跟华当时在毛的故乡省份湖南主政有关)。由于在最高层根基不深,与当时的权力斗争没有多少介入,因此在毛之后的那段不确定的时期,他成为一个颇具重要性的符号。

那时,文革的惯性思维还很有力量。记得人们开会时,会场中央通常都并排悬挂着毛和华两个人的大幅照片。毛的称呼是“伟大导师”,华则是“英明领袖”。逮捕“四人帮”的事情,官方的说法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歌唱家演唱着颂扬他的歌曲:“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他那浓重的山西交城口音连同他那据说是“颜体”的毛笔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报纸的报头题字以及人民大学等学校的校名都变成了华氏颜体。

但是,华注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角色。部分地由于根基太浅,也由于他没有能力和意愿带领中国走出毛的时代,他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很快就被强势而果敢的邓小平而取代。他的下台有些黯然,不过还算平安。除了纪念堂上的题字外,其他华氏颜体都消失了。据说每年毛的生日或忌日,他都要去纪念堂祭拜,也许也是看一下那硕果仅存的题字的机会(毕竟那是惟一的证明他曾经的显赫地位的外显符号了)。在某些场合,人们还看到他的身影,只是不再就政治问题公开发表看法了。

 

今天,华国锋去世了,享年87岁,也算是高寿。官方的新华社给他的定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假如到了另一个世界能够与毛再相见,他会向后者怎样描述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呢?

2008-8-20

张鸣: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反过来,建安七子之一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草讨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20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县令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做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县的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上去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从此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作的好,不成问题,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美食,第二件是做人风趣,善解人意。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又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才,因为庸才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60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铁流:毛泽东又灭了一枝政治香火

曾是中共顶级人物的华囯锋死了,不知是“认祖归宗”见其“政治父亲”毛泽东去了呢?还是到德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朝圣去了?我猜想,“认祖归宗”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一些,因为他身上的霸气和暴戾完全是毛泽东的高保真拷贝。

海内外一些学者出于政治需要,总是对他含情脉脉,频送秋波,对他寄予无限“同情”,说他“忠厚”、“政治品质好”,对其过早“下台”深为惋惜,甚者还制造政治谎言,“华囯锋要求退出中囯共产党”。连华国锋死后还有人推出空穴来风的新闻“华国锋不满共产党腐败早已声明退党”。这些差不多算是一派胡言,不值一驳。其实,华国锋不过是毛泽东的翻版,一个流产了的毛二世。大陆坊间不少传闻,说他是毛的私生子,曾公开向中共中央提出要“认祖归宗”,因实据难查,暂存此说。但是,说他是毛泽东的政治儿子绝不过分。

正是靠着这种政治血亲,他才能从一个小小的湘潭县委书记一跃而为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再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最后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主席,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实际就是个活着的毛泽东,也就是中囯的金正日。如果他仍然在台上,“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 仍将继续,数以亿计的寃假错案根本得不到平反昭雪,五十多万右派也根本不能“改正”,连经济上的开放搞活也无从谈起。因为他是毛的“政治儿子”,所以坚持毛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路线毫不动摇。

早在1977年1月,“其父”死后不久,华国锋就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到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还说继续批邓是正确的,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月,纪念”四五运动”一周年期间,又抓了人;继续维护个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且还继续制造新的寃假错案,继续以“恶攻罪”杀人。

据我知,在他掌握中囯大权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先后以“恶攻罪”杀了社会精英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数百人,笔者朋友孙照临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杀掉的。在我旧文《代级斗争的发现人》一文中写道:“在“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一、二年,中国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因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先生,以两个不变的“凡是”治天下,仍强化“阶级和阶级斗争”,仍到处杀人放火。右派难友孙照临就是在这个时候杀掉的,这笔血债该算在谁的头上呢?”

孙昭临,四川泸州人,因出身原因,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送劳动教养。1972年因批评毛泽东在哲学上“一分为二”的谬论和“阶级斗争”,被泸州人民法院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送四川兴文县新华硫磺厂劳改。1977年,在学习华囯锋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全囯第四届第五次人代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一行眉批:“文理不通,所言狗屁” ,于1978年“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被判处死刑。

这样滥杀无辜,暴虐无道的人一命归西还值得惋惜吗?一点也不!正如一个网友说,“他所执政的时代也曾和毛泽东时代一样错杀好人,只不过毛泽东是老霸王,华国锋是小霸王,都是霸王,只是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轻重不同而已。”如果邓小平等人不把他赶下台,我认为至今广大的中囯人民仍生活在啼饥号寒之中,今天的北朝鲜就是中国的活标本。也许有人出于需要并不这样认为,但历史就是历史,华囯锋就是小毛泽东!没有他的决定,今日天安门广场何有毛泽东的腐尸?

华囯锋终于死了,毛泽东又灭了一枝政治香火。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余孽在中国依然绵延不绝。君不见奥运会直播背景就是挂着毛像的天安门,有运动员笃信戴毛像可以夺金牌,有官员声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奥运会……看来,华国锋虽死,毛泽东的政治香火还会乌烟瘴气地缭绕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