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局限性是改革变异的根源
邓小平改变了毛的中国。他称自己是第二代的领导核心。后来愈来愈多的人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个主要错误是只抓阶级斗争，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忽视了经济建设，致使国家和人民十分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决心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兴奋点就是要尽快地发展经济，以翻番的速度提高国民生产总量，提高人均国民收入，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这么说，邓与毛的变化就在于，毛：以阶级斗争为纲；邓：以经济建设为纲，具体的落实就是GDP为纲。他说，“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搞建设”，“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等等，都是这一思想和愿望的表达。
对邓小平的理论作出概括是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对此很满意。所以，即使两年后发生了“六四”事件邓还特地表态，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恰恰是邓小平理论的局限性所在。因为，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历史经验，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从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基本教训这些视角加以思考，中国的问题，或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更重要的是几千年顽固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循环往复；特别是引进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后，毛式的现代专制极权统治对社会的破坏力与对人性的杀伤力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皇朝所难以企及的。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最渴望的是什么呢？这一点从1976年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以及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所彰显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此期间，还有1979年为期三个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不过它区别于上述两大民间的自发运动。当时，从民间到党内汇合成一股潮流，共同对毛式的极权统治发起挑战：反现代迷信，反个人专制，喊出了民主、自由的心声。由此可见，中国虽然需要摆脱贫穷，但更需要挣脱专制统治的镣铐，“走出几千年专制再生的循环”（樊百华，2007年）。遗憾的是，邓小平不是顺民意、合潮流，去结束“专制再生的循环”，而是继续这种循环。他醉心于发展经济，同时坚定地反对自由、扼杀民主，这正是改革开放中出现许多问题和悲剧事件的根源。
“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提出之初，笔者就认为是一个互为悖论的命题。改革，只能以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为目标；而“四项基本原则”，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足以证明，是导致中国专制、贫困、封闭、愚昧的根源，因此，这些原则恰恰是改革所要一一加以攻克的堡垒。如果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改革就要受到种种限制，就会陷入种种困惑，改革进程中由于不可避免会触动四项基本原则而产生种种摩擦、纷争，乃至挫折与悲剧。近30年改革史以及改革的变异都证明并还将证明这一点。两个基本点是彼此并立的关系吗？否！是改革开放统帅四项基本原则吗？也否！通读邓小平这一时期的讲话，了解他在这一时期对若干重大问题发表的指令乃至不惜采取极端的做法，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改革开放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要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而决不允许动摇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如此，等待着改革的是漫漫的长夜，或变异，或夭折，或无限的拖延。
下面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与改革模式的缺陷作进一步的讨论。
1、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公有制主体”论
邓小平对改革的贡献主要在经济领域。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改革不管怎么改，
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行。无论是倡导市场经济，还是调整单一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都是以这一观点作支撑的。
但是，邓式的经济改革是以坚持社会主义为前提的。他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以下凡《邓选》引文只注卷数与页码）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呢？邓认为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化。”（3—149页）由于改革初期许多人对开放市场经济与发展个体私人经济不予认可，认为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对此，邓回答说，“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点。”（3—149页）至于市场经济，1987年2月他就明言：“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3—303页）在92年的南巡谈话中，他重申这一观点，认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页）
应当说，邓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导向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成功。最明显的是改革没有避免两极分化，反而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邓自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3—139页）现在，这种失败已成事实。其原因本文已作分析。一言以蔽之，是坚持原有政治体制搞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至于他对“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的设定，内中亦隐含着两个矛盾：一是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二是与发展生产力的矛盾。
先说第一个矛盾。公有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必然要求。要求“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等于要求“计划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这势必限止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否定了邓小平本人倡导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这给实际工作带来了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尴尬，导致10多年市场化改革中形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经营得不怎么景气。相对而言，计划经济（或者说国有经济）的命运要好一些，因为它尚有“主体论”的支持和权力的保护，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受到种种掣肘，只能是“半市场经济”，特别由于权力的干预和入市，还沦落为“伪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成为权力的附属，公有制经济的陪衬与特权阶层谋取私利的乐园。
再说第二个矛盾。邓小平多次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可是，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哪种形式的经济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苏联单一公有制经济搞了70年，结果是什么？贫穷，生活资料极端匮乏。中国学苏联，结果是同样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中国较快地摆脱昔日的贫穷？在市场竞争中，背后有政府撑腰的国有企业为什么竞争不过弱小的民营企业，节节败退，亏的亏，关的关？关键在于，产权体制与经营机制的优势在民企方面。民企具有自我激励机制与自我约束机制，国企却没有。民企具有内生的活力与效率，国企则很缺乏。所以，当邓小平希望尽快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的同时，又要竭力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因此，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出发，政府应当大力支持民间和私人经济，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同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与方法，那么，所有制同样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与方法，它们都不具有“资”、“社”的属性。公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并不只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区别在于，它们是作为市场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我们的结论是，哪种所有制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优先选择哪种所有制形式；当然，公、私两种所有制应当根据社会与国家的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
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与重建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改革深入人心，但现状不如人意。在政府主导下，不该市场化的市场化，该市场化的不市场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政府利益的考虑。建立市场化经济，必然要求重建所有制结构，以彻底消除计划经济的遗留。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重建所有制结构同样存在着政府利益的障碍，还有意识形态的障碍。比如，对于民间的私人经济在官方的话语中至今仍称之为“非公有制经济”，表示公有制经济才是“正宗”、“主体”，而私人经济是“旁门”、“异类”。歧视的称谓连带着歧视的政策，使民间经济在融资、借贷、经营内容和市场准入等方面，都受到政府权力的种种限制。这是公有制“主体”论的一个恶果。“主体”论的另一恶果是，政府拉“主体”论这面旗帜作虎皮，保护国企在若干行业的垄断地位。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硬伤。人们明知，国企投入与产出所提供的业绩与效益要远远低于民企，但政府仍保护着一大批国企垄断经营。2006年12月国资委作出了一项部署：对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要保持“较强控制力”。虽然笔者不否认其中某些行业需要在国家的控制下经营，但国家垄断如此广泛的行业，显然是权力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抗衡，其实质是保护特权，保护落后（如经营管理与经营机制），保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格局，损害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损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不解决合理的所有制结构，那么，其结果是：第一，不可能有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第二，垄断企业由于与市场相隔离，既缺乏竞争的外部压力，又缺乏内部的约束机制，决不可能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其获得的垄断利润与企业员工所享受垄断福利，必然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有失社会公正，有损社会和谐。第三，以行政权力制定垄断经营范围，既大大缩小市场空间，也大大抑制民间经济的发展，抑制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须知，经济发展的动力与重心在社会而不在政府，在民间而不在官方。政府应当远离企业，远离资源，远离资本。
2、“GDP挂帅”的发展观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他的发展观，其视角只盯在GDP的增长上。这种狭隘的发展观，导致GDP挂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唯GDP的歧途。各级官员无不以GDP的升帐显耀自己的政绩，因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滥伐，能源浪费的严重后果。
邓不再追求毛泽东式的乌托邦，他设想一幅比较实在的“小康社会”的蓝图，这幅蓝图是以GDP数字的快速上升来描绘的。
邓小平在1979年12月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小康之家”（2—237页）。邓多次以GDP的增长来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我们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一番，大体上达到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3—226页）
邓小平认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为什么不够格？因为穷。他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3—225页）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的。他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依据逻辑推论，“富裕是社会主义”了。由此可见，无论现代化、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眼里都量化为GDP了。中国的发展因此陷入了GDP的陷阱。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不错，GDP代表一个国家 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但GDP不能衡量一切。对此，秦朔在《告别GDP崇拜》（2004年）一书中已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 ，GDP不衡量社会成本，即该由企业 承担的却 让社会承担的成本。你砍伐树木，毁坏森林 ，GDP在增加；你把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和江河湖泊中，GDP增加了；……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的损害。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但为了GDP的增长，不惜以高投入、高能耗，以扩大外延粗放型经营来实现增长目标。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能耗 最高的国家之一，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能耗是世界 水平的3倍。这种状况 虽在改观中，但和国际 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GDP也不衡量效益与效率。它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 销出去 ，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有益于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 增长的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
1978—2002年，年均 GDP增长9.4%，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为6.6%。 GDP也不衡量资源 配置的效果 。为了促进GDP增长，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倚重扩大外延求增长，还是采用 先进的科技创造财富？是圈地搞开发区 、修机场、筑高速公路 、兴建 豪华办公楼这类政绩工程，还是将宝贵的资源投放到能形成实际生产力的项目上？两者虽都能使GDP攀升，但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却有大的差别。特别是，GDP不衡量价值判断，不保障分配公正、不反映国民幸福。GDP不显示贫富差距。中国GDP总量逐年 提升 ，可贫富 差距也逐年 拉大。GDP不衡量社会保障，也不衡量就业状况。工人和童工在条件恶劣的工厂和矿井下劳动，GDP由于他们而增长，他们有幸福吗？
总之，GDP虽重要，但不至上，不惟一，它不能衡量和说明许多问题。GDP既然有局限性，那么，GDP挂帅，为追求GDP增长而不计其他，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虚假无效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和环境的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不可承受之高”：高消耗、高污染、高通胀、高分化、高腐败、高风险 。多高并举，酿成民众及其子孙后代必须吞噬的苦果。
令人欣慰的是，“GDP挂帅”所造成的恶果近几年已为国人广为认识。2003年胡温主政不久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重要口号是对民意的集中概括，也是对以往改革与发展思路的调整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核心概念。科学发展目的“为了人”，即“以人为本”。它要求全面建设：建设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它要求城乡、区域 、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它要求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可持续地发展。在这一新的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可望纠正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即GDP增长的偏差，走上理性、健康的发展道路。
3、继承毛的极权衣钵，封闭政改大门
历史给了邓小平一个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机遇，他拒绝了！
邓复出后所面对的中国，不仅仅国势衰颓、民不聊生，更重要的是几代人受到严重的创伤，文化与道德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中国需要扶贫济穷，更需要人性的回归。
邓上台后，在文革后社会思变的大气候裹挟下，专制主义的发条有所松动。但当人们触动毛式极权体制的缰绳，他义无返顾地予以有力反击。因此，邓与毛一样，都是作为极权主义者的“寡人”纪录在当代中国的史册上。
⑴ 如何评价毛，决定着改革的走向
科学、历史地评价毛，本文、本人难以胜任。从毛创立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到毛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毛对人性、人道（且不说对自由、民主、法治）的灭绝，使中国大大地落伍了。因此，毛对于中国，不是七分功、三分过，也不是三分功、七分过；恐怕是一个否定性的历史人物。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中心目标是批判毛。不批毛，中国就不能进步。局部批毛，局部进步，全面批毛，全面进步。比如，只有否定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拨乱反正，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只有否定毛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才能推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只有否定毛的命令经济，才能开放市场经济；只有否定毛对知识分子的歧视、迫害政策，知识分子才能恢复正当的社会地位，如此等等。
邓对毛的态度是矛盾的。1976年当毛再次将邓踢下政坛，他是有怨言的。1966年他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遭到批判，他是不服的。但他跟随毛打江山，与毛共治天下。几十年的峥嵘岁月，无论在思想上、体制上与感情上与毛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全部否定毛，意味着也否定他自己，否定当时尚在世的一批建国元老（如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彭真等）。因此，他对毛的否定只划定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因为“文革”之后他靠边了。还因为“文革”和“两个凡是”是他重返政坛的障碍。邓将1966年作为评价毛的分水岭是以个人需要出发的，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邓认为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即对民族资本家的剥夺、对个体工商业者与几亿农民的剥夺，“事情做得非常好”（3—136页）。认为1957年的“焚书坑儒”、迫害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对公社化、大跃进，以及全国性的大饥荒“我们也有责任”。至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更是无可置疑的英明、正确。他说，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2—148页）当党内外有人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的历史功过时，他一再加以阻挠，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认为毛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2—149页）“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的一句名言。所谓“向前看”，就是要遗忘过去，不要再去回忆大迫害、大跃进、大饥荒那些往事。否则就难以“团结一致”了。
邓还指示，处理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2——292页），就是不要过多纠缠历史旧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然而，忘记过去，我们怎能铭记教训。不反思历史，我们怎能迈向光明的未来。邓的这些言论，都是为毛护短，掩盖毛的罪错。用他的话说，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问题”，“要看到这个全局”（2——299页）。邓只是没有明言，彻底否定了毛，共产党还能一党独坐天下？！
⑵ 捍卫“一党专政”，一再扑灭自由、民主运动
1979年，邓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⒆ 的长篇讲话。此时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只有三个月的时间。1980年，他进一步强调，“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一切。”他认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或混乱，就不能实现现代化。”（2—266至268页）这就是说，“一党专政万岁！”邓这番言论的背景是针对思想解放潮流中涌现的民主呼声。他警告，“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为此，“西单民主墙”遭封杀，“理论务虚会”也嘎然而止。
邓也言及民主，也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那是80年代前期的事。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那篇1980年的“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几年，他几次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3—176页）。特别是他预见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3—164页）。如果他能坚持这一观念不动摇，那今天的中国又是另一个面貌了。遗憾的是，邓的政改是以不触动“党天下”为前提的。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要求民主、自由而挑战“一党专政”。整个80年代“自由化”与“反自由化”跌荡起伏，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包括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坚决主张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他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对胡耀邦反对自由化不力而大为不满，大所失望，罢免了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两年多之后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也是因为在反自由化、镇压学潮这一问题上不能与邓保持一致而遭之罢黜（欲加之罪是“支持动乱”、“分裂党”），并软禁于家中，失去人身自由达16年之久，直至去世。邓、赵对于“六四”学潮因认识分歧而分道扬镳。邓认为，学潮是非正义的，是动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赵认为，学潮是正义的，他诉求民主，反对腐败。邓认为，学潮应当用武力加以平息，恢复稳定的局面。赵认为，学潮应当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求得解决。邓小平此时已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但却是军委主席，他以枪杆子决定乾坤，指挥一切，实施他的旨意，命令十几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军（所谓“可以采取一切方法”到达指定的目的地），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城事件（事后他表彰了入城的戒严部队），干了晚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 政府所不敢干的事。邓小平这一违法、犯罪 的决策，将作为不可洗刷的耻辱永载史册。虽然中共当局至今（1989—2007）未有给“六四”事件“平反”，然而它作为当代中国民主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已永久地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对于中共来说，不是要不要给这一事件平反，而是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资格平反的问题。
“六四”事件之后，邓不再谈及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也就在官方的媒体中消失，流行语是“稳定压倒一切”，其实质是“专制压倒一切”。此命题成了江泽民主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江的名言是“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找到这样的接班人，邓可以放心地走了。
⑶ 偏好极权，倡导“核心”，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
在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方面，邓在复出的1978年12月曾说过：“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2—144页）一年之后，即1980年2月，邓就改了调。他说：“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的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2—282页）。在另一次讲话中，邓更具体地说：“这里我要说，这几条里面（指“民主集中制”规定的“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笔者注），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2—271、272页）
邓偏好集权，对民主制下的“三权分立”十分忌讳。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3—195页）此话语邓在此时期出现的频率颇高。邓认为，中国有党的集中领导，这是“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3—240页）。个人或少数寡头专权，决定国家大事，“效率”当然是高的，可是，我们应当怎样来评价这种“效率”呢？毛泽东个人专制时期，高效率地发动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切肤的体验；这种高效的决策以及雷厉风行的贯彻实施，不过是不可抵御的、接连不断的灾难。所以，集权制度下的高效决策其后果往往是高效灾难。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它或者滥用，或者失控，或者腐化。
“六四”事件后，邓郑重地倡言“核心”，这是邓晚年的遗嘱。
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3—310页）另一次，他更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3—301页）邓还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麽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⒇
邓沉湎于个人专制的心态昭然若揭。邓再度复出时曾批判过毛的个人专制，到了晚年还是陷入了个人专制的泥潭，最终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告别人世。邓钦定“一党专政”的继承人；倡导以个人为核心的领导体制。邓的这些政治交代对国家政治民主化走向设下了重大障碍，并使改革陷入了变异的泥潭。这是邓的悲剧，也是当代中国的悲剧。
邓后时代，改革变异，社会乱象环生，问题多多。诸如：权力专横，暴力滥用；官场黑暗，腐败横行；特权膨胀，人权蹂躏；贫富悬殊，社会断裂；公正缺失，民怨鼎沸；法治打折，宪政搁浅；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这些问题的发生与泛滥 ,无不可以从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对“六四”事件等重大问题的错误决策中找到根源。
告别“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共和”的光荣梦想，实乃众望所归
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进步，必须冲决“一党专政”的罗网。
中国许多问题的发生以及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涉及到“一党专政”。如公众所强烈要求的遏制腐败问题。腐败越反越腐，肆虐而不可收拾，决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教育不够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现行制度 缺乏防范与杜绝腐败的功能。现行制度的设定是，党是领导者，它领导一切。它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无所不及。它享有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权力、无比的权威、无上的荣誉。它至高无上。人们必须服从它，热爱它，捍卫它；可不是供你批评、监督的，更不允许有什么别的力量制约它，影响与削弱它的领导。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平庸之辈，滑稽的小丑，只要他当上总书记，他说的话就具有真理或法律的效力，人们就要颂扬他的丰功伟绩，为他树碑立传。这就把党神化了。我们至今没有从党崇拜、党神化的精神枷锁中走出来。“文革”之后，思想解放，破除了对毛的个人迷信（但不够彻底，有待继续），中国前进了一大步；可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还背负着“党崇拜”、“党神化”的包袱。
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也就是“四个凡是”，要害是“党崇拜”、“党神化”。他极言：“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一切。”不是吗？至今人们所见所闻的是对党一片赞颂：“伟大、光荣、正确”呀，“三个代表 ”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呀，把党比作“母亲”，比作“阳光、雨露”，比“天大”，比“地大”，等等。这样，党就成了神，它不应再受到任何监督、任何制约。它赐予公民的生存条件是“服从”：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恰好为党的各级领导人的专断、腐败、权力的私有与权力的滥用创造了最佳的条件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首先要在思想上破除 “党神化”问题，党不可能像它所自封的那样永远地“正确”，也不可能“代表”所有“先进”的东西，不可能无所不能、无所不为，因此，党也不可能永恒地享有指挥一切，享有一切，公民也没有义务永远地服从一党之统治。其次，在制度安排上，党的权力应该存在于受到外部力量制约与竞争的体制之中。必须改变一党独大、一党独行、纵横不受制约的现状。
中国的政治现状是，党的权力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凌驾于各类国家机构（立法、行政、司法）之上，凌驾于各个党派各种非政府机构之上，凌驾于各类市场（物流市场、金融市场、文化市场等）与星罗棋布的企业（民营企业相对较为独立）之上，更凌驾于一盘散沙的人民大众之上。处于这样的权力宝座上的领导者，除非他是上帝，是圣贤，是普罗米修斯，不然必然成为权力的奴隶。那种“公仆”的说辞，“特殊材料制成”的说辞，“人民勤务员”的说辞，不是谎言，就是天方夜谭。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许多问题都找不到解决的途径。
众所瞩目的是“党政分开”问题。这是80年代最热门的探讨话题。中共十三大报告甚至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位。可至今没有任何结果，以后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一党专政”下的党是执政的党，怎么可能与“政”分开呢？与“政”分开，还是“执政党”吗？再说，共产党几十年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打天下 ,为的不就是谋得国家权力嘛！所以，一党制下以党治国，党政合一乃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不在于 党、政“分”还是“不分”，而在于国家权力永远为一个党所专有，这才是产生弊端的根源。
“司法独立”也是多少年来人们的期待与诉求。但是，独立之难，难于上青天。原因是，审判机关 和检察机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公安、法院、检察院 在行使其职权时，特别是遇有某些 比较特殊、比较重要情况时，必须向党内“政法委”报告并听从其指示与指令。“政法委”虽然是一个没有宪法依据的组织，是一个违宪机构，但是，它有权否定你的“司法独立”，你能怎么样？！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人们的呼吁更为强烈，但是，党内的宣传部就是不给你这种自由。它不让你通过《新闻出版法》；它严密地控制一切传媒：广电、报刊、网络等；它有权裁定言论之是非、理论之正谬；有权处置新闻出版机构与人员；它不时地向新闻出版部门下达指令：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难怪人称宣传部为“不准宣传部”。此外，国安部与公安部还协同配合宣传部对公民的言论进行监控与必要时的逮捕。宣传部的这些权力是法外之权，却是有效之权。
类似名不正、言不顺的事还多着呐。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规定，它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它不过是次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因为人大要接受党的领导，党才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党怎样领导人大呢？其一，人大举行会议期间设有主席团，行使领导大会的职权；其二，人大设有党组（其它党派不让设相应的组织），党组成员与主席团中的常务主席其构成人员基本重合；其三，人大代表构成中中共代表名额超过总代表名额的一半，以保证中共高层重大决定的通过。
最有意思的是，80年代初中共自己提出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中共的自我约束律，也是对国民的承诺。可是，前面所例举的事实说明，党所行使的许多权力恰恰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外活动的。甚至可以说，党的许多权力的行使是一种违宪和违法的行为。这种状况同民主，法治、人权的原则太不和谐、太不协调了！
在“坚持党的领导”过程中所存在的机体紊乱性毛病，在党所主导的改革中出现的变异，以及整个党组织的衰退、腐化，说明“一党专政”或“一党治国”早已过了有限的生命期，它的活力、动力与精力早已耗尽，它要继续硬撑，早已力不从心。中共当局要避免为历史所淘汰，为人民所唾弃的悲剧的发生，必须下决心自我更新，与时俱进，告别“一党专政”的窠臼，走出“维持会”的窘境，与人民一起缔造民主共和的新型国家，实现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光荣梦想。
中共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它或者继续在“一党专政”的老路、破路、烂路上蹒跚而行，其结果苏共已有前车之鉴 。它或者放弃“一党专政”，开启组党自由的大门，让新生政党脱颖而出，营造多党并存、平等竞争的局面，让人民来选择由谁来入主政府 ，理政治国。但是，后一种选择通常被认为是放弃党的领导，丢掉 共产党几十年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共产党的败家子。其实这是一种肤浅、平庸之见，也是缺乏自信的心态。问题是，由“一党专政”转变到“多党竞争”，这是历史的必然，人民之众望。在必然性面前，共产党是顺应潮流、应时转轨，主动跨越这历史的峡谷，以求得新生；还是死守窠臼，一拖再拖，在危机中挣扎，使出浑身解数，应付各种面对的矛盾与冲突，最后被人民所唾弃？！毛泽东经常喜欢讲：共产党（应如何如何）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历史的关头，共产党倒真该认真研究研究，怎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怎样才能激发 青春的活力，重新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执政的合法性，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施展雄才大略，为民族 谱写千秋华章？难道 ，死抱僵死的执政模式 ，一付专制的面相与腐败的躯体，在矛盾交织的社会现状下，罔顾世界性的民主潮流，能使一党制的江山万年长吗？顶着世界潮流 ，违背民心民意，执迷一党专政，就必须采取种种强硬的手段，使国家机器警察化，政府行为暴力化，这势必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使中共众叛亲离，民怨四起，这不是中共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火山口吗？所以，明智的有远见的选择 ，应当是启动宪政，保障公民在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条款，一改共产党专制恶习与霸道形象，反省与检讨自己的历史过失，诚恳地为57年“反右”、89年“六四”事件以及“法轮功”等历史错误道歉，实现民族的和解，以尊重人民意愿的新姿态、新形象 出现在民众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与人民的隔阂，化解多年的积怨，走出目前的困境，重新获得人民的执政支持。这才是对自己、对历史负责任的选择。中共毕竟是一个大党，毕竟人才济济，毕竟治理中国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管理国家事务的经验不可谓不丰富；只要更新执政理念与执政模式，它完全可以继往开来，创造新的历史成就。这种选择，可以使国家避免动乱，使社会和平转型，实现政党执政模式的平稳转轨；这种转型与转轨，成本低，代价小，风险也小。如果中共能主导转型，主动转轨，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1987年10月7日，蒋经国正式宣布：“中华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台湾的“民主改革”踏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走上了多党治的宽广大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国民党能做的，共产党难道反而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