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晓明女士写了篇文章“每个人都可以战斗在汶川”， 其中说：“所有人都是如此的寝食难安，一次次泪流满面，为地震中蒙难的同胞骨肉悲痛，恨不能飞身前往汶川，加入救灾行列。”“我感到创造意义的伟大力量。人们是多么渴望过上意义的生活啊，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价值被肯定，多么愿意看到爱与同情、战胜天大难关而众志成城的形象。……我们看到火热的道德良善之花，遍地开放。”但是她又写道：“就在无数人打爆热线要求领养汶川孤儿时，我身边的一位同事，她抚养的孤儿得不到任何社会照顾……”“ 同样，当几十亿的捐款涌向四川受灾地区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中国农村的很多没有受灾的地方，连干净的生活用水也不具备……”“ 我不需要再说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如何肆虐了，成千上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失去亲人，孩子失去父母，多少人间惨剧永远地掩埋了在田野里起伏的坟茔之 下……我也不必说，因为过去种种政治灾难导致的社会地震，又有多少亲人骨肉分离……”
这次地震让我们哀痛，但同时我们也被千万同胞所深深感动，一是他们对灾害的忍耐力和勇气，再是他们舍生忘死的救援，“一种善意、一种大爱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在这个时刻，几乎没有异议，骨肉同胞、人道人性似乎压倒了一切。”多么让人感动的人民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艾女士所说的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例证，以及无数的评述，见证当代中国人性的冷漠、麻木、阴暗、猥琐、乃至残忍。我们不敢对人性期冀太高，但是中国社会的糟糕确已超乎常情，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几乎很难在中国立足生活，家长们困惑，是教育孩子诚实善良呢，还是要像狼一样？“仁义”，这个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词语，在当代的其义约等同于“愚痴”。善为自毁，厚黑唯尚，倒成了中国的常识。凡是略有良知的人，没有不为中国社会及文明担忧的，崩溃的风暴随时都可来临。但是这场地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就是亿万普通民众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善的力量。
二
有评论说，汶川地震中，民众的救援热情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我以为不很准确。公民由权利界定，就中国极权制度，公民意识首先是公民权利意识，比如言论、信仰、结社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保障等等。中国民众的这些权利被剥夺，因此他们只是受统治的小民——百姓，而不是公民。小民要成为公民，即要分立于统治者，要回公民权利。有公民权利才有公民。民主墙、八九民运可说是公民意识觉醒，其呼唤民权，民权抗议官权。但是一场鲜血，它们被镇压回去，中国的公民意识又进入休眠。在这场抗震救灾中，中国民众固然可歌可泣，但并未提出公民权利要求。因此与其说是公民意识觉醒，我倒认为是人性的觉醒，当然我这里是说人性好的那一面，其包括三重：1、善； 2、要求人的意义；3、参与公共社会。如果中国民众获得公民权利，加之此三者就是完整的公民。因此，在我们对民众抗灾给予充分肯定地同时，尚要指出民众需要有公民权利意识，并为之奋争。只有当民众实际享有公民权利，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与对社会的参与也才有保障。否则，如此次抗震，民众的大善大勇被拿到媒体、电视台，用来歌颂党和制度，而民依然是小民。
对于艾女士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深究这是为什么？我们批评中国人冷漠、麻木、贪婪、阴暗，这是事实，而且普遍；但是此次地震中国民所表现的善、慷慨、舍身忘己又怎么解释呢？中国人突然间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热情，让人难以思议，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正说明中国人健康良善的人性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压制和禁止的。长久郁积的良善人性，在一个恰当的时期，碰到一个“合法”的缺口，突然喷泻出来，由于郁积得长久、沉重，喷泻出来也就格外汹涌。当我们被国民仁爱义勇所感动的时候，也需要思考，国民的仁爱、义勇、社会热情是怎样被压制和阉割的；又如何转向了卑下和阴暗；我们该如何让健康良善的人性回归生命，重新施展，建设中国。
人性复杂，善恶交错，犹如黑白影像，莫人能免。但是健康的社会、健康的人性，良善的一面总是占主导。因为人是微秒脆弱的，他们更渴望安全和被肯定，这也是文明和社会得以建立的原因。儒家讲“仁”、基督讲“爱”、佛讲“慈”，它们是文明的主导，是对人的肯定和保护，它们是人存在的居所。“善”深入人生命内部，它不是理性真理，却是人共在的生命契约，有此人才有共同生活的屋顶。人是寻求价值、意义的生物，除简单的生理需求之外，人一生所求是对自身的肯定。人活一口气，即是说活着就是要证实他的存在，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对他存在的漠视和否定，人对否定的抵抗就是追求肯定，也就是要求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人的存在不是活着，而是要求价值与意义。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存在，他参与社会才进入“人”的居所，进而实现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人不害怕被抛弃在社会之外，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个体进入不了社会群体，而实行的生命报复。向善、寻求意义、参与社会，这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健康人性的主导，它们是创造与建设文明的力量源泉。
在对共产制度的批判中，我们常常见到人们将毛极权和中国传统专制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近乎糟蹋中国文明。当然毛极权和中国专制传统有关系，但是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属于人类文明之列，而前者则是反文明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大部分是专制的，对之不能简单地否定。在战争频发的古代，分散的自然农业社会，为制止国家内部纷争，抵御外部抢劫侵略，专制制度的建立是很自然的，因为冷兵器战争就是集中人力。民主可管理国家，但不能治军和指挥战争。将任何“主义”作为鉴别文明的尺度——政治划线，都和共产主义一样有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各有其司，人类必须有效地制约政治，不可让之超越其范畴。
我在这里提示几点，来区别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和毛极权制度。作为传统中国：1、乡村是宗族自治社会。中国皇权至上，但自古官不下县，乡村自治与皇权相平衡，这是传统中国运作的中枢。皇权可集中国力维护国家安全与秩序；而分散的乡村自治社会，则平衡国家权力，保持常态稳定的社会。宗族自治乡村，是自然共生群体，有共同的祖先，成员有共同利益，是自足的人性社会。鲁迅批判辛亥革命，除了倒了皇帝、剪了辫子，中国社会和民众一切依旧，其实这正是中国文明能长久延续的力量。数千年来，政党争斗、宫廷政变、改朝换代、乃至外族入侵，中国的乡村社会都是不变的，乡村宗族自治社会是中国文明的基础。2、土地财产私有制和自然经济。此二者保护民生的自足自主性，不受国家与官的奴役。相对国家计划经济，自然经济具有自由经济的性质。3、制度化。虽然是帝王专制，但是国家有法律制度，帝王并不能为所欲为，而需敬天祭地，遵“祖宗之法”。4、文官制度。其一科举以文取士，保证国家人才的合理竞争，及官僚集团的人文质量；其二官僚制度制约皇权；其三国家管理的制度化，制约权力的野蛮和暴力。在人类政治史中，中国的文官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是对文明的一大贡献。5、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为国家道统。 儒家的“仁”、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慈”等等，这些肯定、维护全体生命的精神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和体现，是文明之本。“仁”之道统建立了文明的价值体系， 制约野蛮和暴力，确立人与社会的文明向度。6、宽容丰富的文化积蓄。人性复杂，不只局于政治、道德、利益，而有丰富的要求，比如友情、性爱、繁衍、娱乐、饮食、美感、生死、梦幻、宗教等等。这些是人文经验漫长时间的积蓄，事无巨细，点点滴滴。它们是人性丰富而饱满。
例举这些是为了毛极权的反文明性质，明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再将中国传统专制与毛极权相提并论。毛极权对文明的野蛮破坏，是毁灭性的，为人类历史所少有。由于时间尚短，人们还没能认识到这场文明灾难的惨重性。文明是延续的，对文明破坏的效应也是延续的，破坏的程度与效应的程度是正比。没有对这场文明灾难的彻底清理和反省，中国就不可能走出它的废墟，重新走向文明。
三
1949年后，毛摧毁“旧意识”，以“阶级斗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依此统治中国。“阶级斗争”是仇恨和暴力的学说，鼓动穷人仇恨有产者，以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和剥夺有产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专政，也还是仇恨和暴力。社会、国家——凡群体，其合力必须大于斥力，否则便崩溃或瓦解，因此于其内部必须倡导和睦，不分贫富、贵贱、等级、类别。此即“仁”“爱”“慈”的伦理功能，由此消解人们的隔阂和对立，各阶层各群体亲和相连，使国家、社会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保障。而“阶级斗争”鼓动社会内部仇恨、杀戮，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其是反文明的。上一世纪的共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论的实行，其给人类带来惨重的灾难。人类需要汲取教训，抵制鼓动仇恨与暴力的宣传，无论以什么名义、对未来给予什么许诺。
中共对中国最彻底的破坏是土改，土改对中国的负面意义人们尚未充分注意。1、土改摧毁了乡村自治社会。土改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党”在乡村的基层政权，由此中国传统自治乡村，便由“党”所统治，注意：这个党的基层政权配有武装——民兵。自此，中国数亿农民便被“党”牢牢控制，丧失了他们的自主性，乃至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中国传统乡村自治社会彻底完结。“党”对基层农村的控制，是 “新中国”的极权制度的基础。2、土地公有与国家经济。土改与合作化是一个过程，分地是为了挑动阶级斗争，夺取国家及乡村政权，当目的实现，就收回农民的全部土地——土地公有。农民被剥夺土地，加之户籍制和“党支部”，他们便由自耕农沦为国家农奴。他们没有土地，劳动听命于“队干部”，产出归属国家，口粮由“队上”分配。农民的经济权被国家接收，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3、乡绅阶级被消灭。乡绅是中国传统农村的支柱、领导者，“党”在乡村建立基层政权，首要是消灭乡绅阶级，从他们手中夺得权力。中国传统乡村是自治社会，没有政权机构，领导者无非是宗族推举的德高望重者，他们一般是乡绅，因为家境相对富裕，有文化，有人脉，能承担。乡绅是儒家“仁义道德”伦理的主要载体；于上，其产生士，于下，主持民间社会；是国家与社会，民间与官府的中转者。他们是传统中国的中坚阶级，等同于封建社会的贵族，资本社会的资本阶级。土改剥夺地富土地财产，将他们打为另类、贱民，并且杀了百万有余。土改消灭了中国乡绅阶级。4、党政权。传统乡村的领袖是宗族推举的，类似长老，德高望重即意味有公认性，其所遵循的儒家伦理也是世代相传的公共规则，责任对象是村民。土改中，中共之所以要“依靠贫雇农” ，就因为他们在底层，无产，可以鼓动起他们的仇恨，靠他们打倒乡绅，夺取乡村权力。中共农村新政权，其成员就是土改积极分子，共产党帮他们“翻了身”，他们也就自然效忠于“党”。过去乡村的长老是乡民推举的，其对乡民负责；但新权力则是“党”给的，因此其也就听命于“党”。中共的极权统治一竿子到底，控制到每个农民。大跃进，农民凭常识就知道那是不行的，但是其可以在农村热火朝天地实行，这就是党政权的功效。
这个权力转换是以暴力完成的，而其实行的秘诀就是“以下为上”，颠倒文明秩序，将权力交给底层、愚昧、偏狭、能造反的人。“卑贱者最聪明”、贫穷至尚、苦大仇深为荣，这些都是为中共愚昧残暴的政权作注脚。阶级论实际是等级制，1949年后的阶级划分，就是划分等级；只是较之奴隶制、贵族制的等级社会，其是文明秩序颠倒的等级制。乡绅和贫雇农，到底谁能更好地管理乡村？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了确保对“党”的忠诚，中共实行人才逆选。其结果是：A、文明价值颠倒，以愚为上、以恨为上、以残暴为上；B、权力愚昧而残暴；C、民族素质下降。5、 建立“党”的基层政权，消灭乡绅阶级，进而也就彻底摧毁了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儒家“仁义道德”伦理，强制灌输“阶级斗争”意识，崇尚“仁义”的乡村社会，转而倡导仇恨与暴力，社会退化到残酷的野蛮状态。
四
土改是中共革命的原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就搞过“农民革命”——“痞子运动”。中共革命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革命，其政权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政权，其包括中国传统流民造反和苏共极权的双重野蛮与残暴。“新中国”后，毛所搞得一系列运动，其方式和手段都源于土改。
1950至1951年，镇反运动杀了近百万人，此外还有“关”和“管”了数百万。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镇反是中共为巩固新政权进行的社会大清洗。通过这场运动中，中共以暴力确立了一党专政。中共战胜国民党，中国的社会精英一部分流散欧美，一部分跟蒋介石去了台湾，一部分在镇反中被清洗，至此中国民族已经失去了它的国家及政治的领导阶层。这种状况和土改后乡村的政权的改变是同构的——流氓无产者取代乡绅。
镇反之后是思想改造运动，这是针对知识阶级的清洗和洗脑，强制知识分子接受“党”意识，效忠新政权，成为“党”御用的工具。要注意，其背景是镇反。知识分子痛哭流涕地改造思想、皈依马列、效忠党，因为身后就是血腥屠杀。无需反右，中国知识阶级在镇反和思想改造中就已经被迫归顺驯服了。反右是一场额外的强化补课，其所反的大多是补台的左派。在此，中共消灭了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文明中，知识阶级一向有其独立的功能，即承接延续文明的传统，制约权力，融合社会，即使是帝王专制社会也是如此。知识分子由祭司演化而来，知识阶级是文明的祭司，消灭一种文明，就是消灭它的知识阶级。毛破坏文明很严酷的一项就是迫害、奴役知识分子，其暴力不仅改变了知识阶级的功能，而且改变了中国知识者个人的头脑与人格。就文明的功能而言，毛消灭了中国的知识阶级。在中国，文明没有了它的载体——具体的承担者。八十年代后，中国知识阶级的状况有所恢复，但至今仍然七零八落、残缺不全，这一是由于毛破坏之惨重；再是，中国知识阶级至今还是在极权制度下，尚未独立。中国未来的文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阶级与权力的分立——它独立性。
1951年底，中共发起三大改造运动。合作化是土改的一部分，这里我们不说了。工商业改造实际就是没收工商业者的私有资产，剥夺他们的经济权，由国家接收他们的企业、公司。近代中国问题之本即是：古老的传统的中国如何进入现代世界。在此过程中，其主导力量的是资产阶级。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内外交困，含辛茹苦，经过百多年的风雨刚刚有雏形，即被中共连根铲除。毛消灭了近代中国百年积蓄的经济精英阶层，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失去了领导者，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被延误了小四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除政治清洗，经济剥夺之外，毛尚反复发动运动推行文化革命，实际就是全民洗脑，摧毁文化，强制灌输毛意识。文化革命就是反文明反文化的革命，文革是反文明的顶点，也是其最集中之体现。毛不仅摧毁了中国数千年积蓄的传统道德、文化；也摧毁了近代以来中国百年对于西方文明的汲取；而且毛闭关锁国，控制言论思想，断绝了中国民族与世界的信息交流，也扼杀了国人自身的思想精神。一个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其道德、思想、精神、文化之丰富深厚令世界瞩目，但最终沦为一本小红书。
我们可以综合地想一想，毛的三十年中，中国乡村自治社会被摧毁，国民私人财产被没收，自由经济被取缔，社会、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各界精英遭清洗，宗教、思想、文化被全面禁忌铲除等等，那么中国还剩下什么？ 一个社会必备的要素全部丧失，“党”接管一切。而中共“党”权力具体又是什么呢？中共经过内部的反复清洗，掌控各级实权者多是流氓无产者，低文化崇暴力，偏狭、虚妄、残酷，嗜权如命，毛是代表。人有恒产而有恒心。国家、民族为这样一批无产无业愚昧游民所控制能怎样？其命运只能是由土改、镇反、大跃进改到文革。和他们所宣扬的正相反，中共所代表的不是先进阶级，而恰恰是中国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反进步、反文明。这真是鲜血之教训，我们必须维护以仁爱为本的文明价值，尊重人类历史积蓄的文明传统，以文明价值为参照遴选人才，而绝不能将国家权力交与愚昧野蛮者。
2008年7月至8月 于伊萨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