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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的古拉格的阴影

一

1963年，在一次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会见时，赫鲁晓夫敲打着桌子，扯着嗓子喊叫：“不要… …不然你们会掉进党的磨盘里去的！” [1]将时光倒退四十六年，未来的苏维埃制度不过刚刚具备雏形，造就“摆脱过去的残渣余孽的共产主义社会新人”的任务也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家的头脑中酝酿，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正欢欣鼓舞地迎接革命的爆发时，“党的磨盘”就已经开始碌碌转动了。 1917年9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规定了要以“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使艺术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己任 [2] ，制定了“吸收用无产阶级精神再教育过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合作或者用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新型的专家取而代之”的文化政策 [3].这条给知识分子套上的最初的铰链的宽泛内涵，重点在于“用无产阶级精神再教育”知识分子。在这里，“再教育”一词应该怎样理解呢？布哈林在一次学术辩论会上表述得相当充分：“我们有必要用一定的思想方式使自己的知识分子干部训练有素。对了，我们就是要写机器冲压零件那样训练知识分子，象在工厂里生产产品那样训练他们。” [4] 很显然，这段话的实质便是，苏维埃政权不需要社会情绪的表达者、国家的栋梁那样的知识分子，它需要的只不过是“红色专家”、驯服听话的行家里手。而那些倔头倔脑的不肯俯首泯耳进行“合作”的人，等待他们的，就是上述这条文化政策的后半段，即“用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新型的专家取而代之” 所表述的主要内涵了。

从1917年以后的数十年间苏维埃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整体态度来看，“取而代之”是一个严酷至极的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镇压”一词的代名词，而镇压则意味着逮捕、刑讯、监禁、流放… …最终消灭。而这个听起来似乎有点血腥的词汇，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臆造或者心血来潮，而是见诸于法律条文：“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 …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依据… …” [5]就是在这样一条法律依据下，苏维埃政权的铁帚在1919-1990年间将数千万人扫进了泰加林的冻土地带，从那里活着出来的人，微乎其微：革命的磨盘将他们碾为齑粉。

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只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潜在的思想敌人而被捕。科学家惨遭逮捕的问题在1919年夏季是如此的尖锐，以至于不得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重新研究被捕者的名单并释放了一些人。但是，大逮捕的浪潮并没有消退，30年代持续进行的镇压使几百万人受到迫害，夺走了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生命 [6] .“大逮捕范围极广而又如此荒唐。”高尔基在致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愤怒地写到。 [7] 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19-1990年间，被控叛国罪而被判刑的人为38，539，000人，其中82，799人被枪决。 [8] 而根据流亡国外的苏联统计学家库尔加诺夫的估算，1918-1956年间就有66，000，000人付出了生命。 [9] 官方和民间的统计数字差别巨大，人们历来莫衷一是，但是，尽管不能排除民间的计算可能有夸大的嫌疑，至少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参考吧？

难以计算出遭到这种灭顶之灾的人之中共有多少知识分子，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明细的帐目可循，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区别开来。但是，犯58条罪行的人，应该大多是知识分子。苏维埃时期没有政治罪一说，所有被称作58条刑事犯相当于在沙皇俄国时代的政治犯。因犯58条被判刑的人数最多，由此也可以大致判断出知识分子在整个判刑人数中的比例。发生在20-30年代的几个典型案件或者更能够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1928年轰动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沙赫特案件，基本上整个工程界的知名技术人员都遭到逮捕和诉讼，大多数人死于刑讯和枪决；1930年又发生了更加轰动的工业党事件，又将整个工业界的工程师们几乎全部卷了进来；1929年，把未来得及及时驱逐出境的历史学家普拉东诺夫、塔尔勒、留托夫斯基、戈季埃、伊兹麦洛夫等人和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投入了监狱… …所有这几个案件都基本上涉及到“整个”这个词汇，说明了打击知识分子的力度和广度，而且也表明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扫进“党的磨盘”，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斯大林时期，就两千多名作家遭到杀害、逮捕、监禁、流放。在只有两亿人的国度里，在绝大多数作家和文化贵族都已经流亡国外以后，两千多名作家，应该是他们的全部了。

应该说明，驱逐出境是一种比逮捕、流放更严厉的精神惩罚，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大清理的同时，驱逐出境作为另一种主要手段也在给知识分子套上另一条精神和心灵上的锁链，让他们永远也不能医治心灵的创伤。1922年，包括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洛斯基、维舍斯拉夫采夫、弗兰克、索洛金在内的近三百名俄国知名科学家、作家与政论家未经审判而仅凭一纸决议被送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相继不得不沦落国外的俄罗斯的天才有布宁、库普林、茨维塔耶娃、扎米亚京、夏里亚宾等，甚至连“革命的海燕”高尔基也因与最高苏维埃“政见不合”而不得不滞留于意大利多年。苏维埃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一个因政府以国籍相胁而不得不宣布拒绝领奖，一个则于1974年被强行离开苏联，去国20年。

二

在这样严酷的情势下，劫难之余的知识分子唯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闭嘴无言。然而，有良知的人并没有完全紧闭他们的双唇，从他们的心底依然流淌出了和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声音。1956年，解冻之初的第一批地下出版物问世，人们惊喜地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诗抄》，这是第一部描写苏维埃极权统治下的囹圄生活的作品，是俄罗斯良心在近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复苏。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其他一些的描写劳改营的作品，如D.维特科夫斯基、E.金兹布尔格、O.阿达莫娃-斯辽兹别格等人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其中，以索尔仁尼琴1962年公开发表在《新世界》杂志第11期上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最为轰动。这部被赫鲁晓夫认为是“符合党的原则和任务的作品”其实是严厉谴责苏维埃极权统治制度的，但是，因为它合乎了当权者的某种需要而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并在整个苏维埃国家掀起了轩然大波。索尔仁尼琴本人则象一条深水鱼一样浮出了水面，人们一下子就认识并记住了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其《代序》中指出，这篇小说的发表“说明一位新的、与众不同的和完全成熟的大师进入了我们的文学” [10] .即使是一直被责备为革命的御用文人、红色海燕的高尔基，也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弄臣，十月革命前后于《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言论，指责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害怕光明和公开性的、胆小的、反民主的、践踏起码的公民权利的、迫害工人的、向农民派遣征讨队的政权” [12] .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与革命的现实是如此的不合拍，以至于于报纸发行之初高尔基就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激烈的攻击，后来结集成《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则被称作“乌鸦的聒噪”，并不无用心地暗示“本该教育人民的高尔基应该去受人民的教育”，官方的报纸则指责高尔基“不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 [13] 当然如果不是他的红色海燕的身份和与列宁的交情深厚，那他肯定也逃脱不了掉进党的磨盘的命运。其他的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所有这些他们本来应该明智地顺从党为他们安排的光明生活道路的，为了保留住自己的那颗头颅，他们完全可以去写一些粉饰太平的文字或者去献上献媚的应景之作，但是，良知使他们不能够以沉默的方式来面对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劫难逃的命运。索尔仁尼琴创作《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但是，同时他又“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意识到，他不属于他自己，他的文学命运也不是他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不过是在替“他们”，替那些“没来得及写完、说完监狱的命运和自己的过于迟了的在劳改营中的发现”而已。 [14] 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诗抄》里也写到：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 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决不停止哭诉… …” [15]

决不停止哭诉… …“ [15]当时有多少象他们这样的人呢？毫无疑问，其数字一定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幸活下来，有的人把写好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到地下，但别人却不知道埋藏地点，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也许那人漫不经心，又或者太过于谨慎了，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写下来：大多数诗人已经被消灭在泰加森林的冻土层了，他们的诗篇也永久地埋入了地下。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不应该沉默的时候沉默，无论是高尔基的大声疾呼，还是劳改营里那些只能发表在自己头脑中的诗篇，从中折射出的良知象阳光下的喷泉一样饱满而又绚烂。

三

在一篇短文中要把《古拉格群岛》讲清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涉及的东西太宽泛深广了。这部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长达140余万字的描写苏联十月革命后约四十年间几乎囊括苏联全境的监狱、劳改营以及边远的流放地生活、涉及到数百人的命运的巨著，整整写了十年（从1958年4月到1968年5月）。如果算上积累材料的准备，早在劳改营里服刑和流放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内容上看，它除了包括作者在劳改营的亲身感受和见闻外，汇集了227个在劳改营服过刑的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等材料。从写作手法上，既有自传性的侃侃叙述，也有报告文学式的真人真事描写；既有历史事实的考证，也有法律条文的诠释；既有作者的随想，也有见闻的实录。作者通过这些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政治、道德观念，但他并不是全由自己讲述，而是通过复调音乐的手法，让许多声音同时围绕着一个问题讲话，让它们互相争辩、否定、补充、加强，从而把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描写刻画更一步深化。即使是单从语言上看，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语言大师：他把大量的俗语、谚语、古俄语、宗教语言，甚至“劳改营语言”————盗贼流氓使用的黑话甚至是脏话也写进了作品。这给人们带来了阅读上的困难，西方甚至为此出版了专门的索尔仁尼琴字典。

这是一本全景式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整个古拉格群岛的历史。实际上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不过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是把整个苏联比作一个群岛，在这个群岛上处处布满了监狱和集中营，被称为古拉格。古拉格，是由俄语中的ГУЛАГ音译而来的，而俄语的ГУЛАГ是一个缩写词，全称是“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г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译成汉语意思是“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主要是用来关押政治犯人的，让他们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与教养”。如果追溯古拉格的历史，则要将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期。1923年，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已有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5所。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带罪上了前线，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了30所，只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升到了70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织成了一张大网，罩在苏联的版图了。另外，在1948－1953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还建立了12个残酷监狱制度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对这段历史通过对数百人的不幸遭遇的描写做了一个系统的综述和回顾，使读者能非常清晰地了解到40年来甚至是更久的整个苏维埃制度下的政治、文化、经济等体制的整个状况。

尽管并不是以很严格的科学方式来作历史的建构，但是，这本被他自己称作“文艺性调查初探”的文学巨著，决不是一本单纯的“资料汇编”。他笔下的生活在古拉格群岛里的犯人生活在严酷的条件之下，没有自由，但又无法逃离这个岛，笔触直抵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被赫鲁晓夫利用来反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的，但是，这不是索尔仁尼琴的初衷。公开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那小胡子爸爸（注：指斯大林）会可怜你们！”这句话，是根据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列别捷夫的意见加上去的。索尔仁尼琴自己解释到，他之所以不提斯大林，是因为他着眼于整个苏维埃制度，而不是斯大林一个人。 [16] 《古拉格群岛》的最后一部分《斯大林不在了》更是通过描写《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的反应强调指出“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写出了他创作《古拉格群岛》的意图。

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传递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批判，二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揭示和扬弃，三是对人本身的存在和人性善恶的多维思考，四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果以这四个“标准”来要求《古拉格群岛》，完全可以客观地说，无论是宏观的建构，还是细部的描写，它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涵盖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罹难历史，一本书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拉格群岛》可以说是那段已经被遗忘了的苦难时代的历史上的一块触目惊心的补丁。

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这种奇怪的现象甚至存在于两个完全异质的民族身上。正当苏维埃政权的巨大的磨盘碌碌转动的时候，几乎每个发展阶段都与之惊人地相似的中国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准备了同样的碾磨工具，将无数批知识分子碾为时代的齑粉。1957年进行的“反右”，1965年搞起的的“社教”，1968年开始的“文革”… …都使当时在场的知识分子遭到重创。在沉默了十几年后才出现的第一批反映历史创伤的文字被称为伤痕文学，内中以讲述“文革”记忆为主的文字第一次开进了在此前的创作中一直被视为创作禁区的监狱和劳改队的视阈内，并因其故事发生在监狱和劳改队的大墙之内、又有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样的题目而被称为“大墙文学”。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除了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燃烧的记忆》、《风泪眼》等以外，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另一个十几年后，一批继续描写那个时代苦难的作品因其在解冻、解禁、解密、解构历史时试图以更深刻的挖掘和更细腻的笔触来挖掘历史的暗角而逐渐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比上前一批作品，它们所描述的内容更贴近历史真实，它们的普遍特点是对在劳改营里的生活磨难的描写摄人魂魄、催人泪下，以至于每一部类似的作品在面世之初都被认为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比较引人注目的几部作品如尤凤伟的《中国1957》、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都曾经享有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这个巨大的声誉。若是单从取材上看，它们当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是它们在视角、立场和审美意向上均大异其趣，在反应历史真相的力度和深度上更是不能相提并论。

在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几乎相同的情势下，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同时意识到了言说苦难历史的责任。然而，巨大的磨盘碾压之下的索尔仁尼琴写出了这部震惊了整个西方、让苏联当局震怒甚至惧怕的《古拉格群岛》，而我们的有着几乎同样的经历的知识分子却没有生产出一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产品。按常规，这应该是一个不能不让人深思的问题。然而，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我以为还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中国一直被认为是跟在苏联的身后亦步亦趋的，但是，中国与苏联的政治大环境真的是完全一致吗？处在当时环境下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完全一致吗？目前的学界多有这样的口吻，提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苏联的知识分子腰杆一直是挺得笔直，始终没有低垂下他们那颗高贵的头颅；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一幅永远地弯着腰的精神被阉割的形象，他们在苦难莅临之际的种种懦弱表现，则是被拿来痛快地批判的一个良好的已经不能回护的靶子。然而，这和历史的真实相符合吗？

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问题，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我国学界的一个比较热衷的话题。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检讨逐渐展开，文化作为一个中心的问题被凸现出来。作为文化的承担者————知识分子问题也随之相应地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担当感成了一个敏感的词汇，不仅被作为标准来评判在罹难的年代里他们所充当的社会角色，而且常常与处于几乎同样的政治环境下苏联知识分子作对比。结论当然是苏联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感远远大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在劫难和困境面前，苏联的知识分子表现得要比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高贵得多，他们的昂起的头颅和挺直的腰杆不能不让我们的一些在苦难面前低垂着头、弯曲着腰杆的人汗颜。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俄两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和心灵背景，出现这样的巨大的差别甚至更大的差别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拉季舍夫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始祖，别尔嘉耶夫写道：“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21 自拉季舍夫起，从民粹派到十二月党人，从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自觉认定自己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将反抗黑暗、暴力，追求真理与自由，对人民深刻的关怀等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并且无论在何等处境下都不忘记自己的使命。无论其执行何等艰难困苦，亦必为真理而赴汤蹈火、再所不辞。最为可耻的，莫过于识见真理悬诸于顶却无所动容，惧怕为真理而牺牲之懦夫。

从另一方面来说，俄罗斯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文化传承又具有深刻的东正教渊源，俄罗斯民族因此具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怀。这种情怀也使得他们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浓厚的弥赛亚情结。宗教对俄罗斯人产生的特殊影响反映在文学上，是许多艺术作品都沉淀着深重的救世精神。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22] 这说明，俄罗斯作家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以沉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悲悯感震撼世界，并非出于偶然。

而在中国，一直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可以打造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家园。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抉择于“道”与“势”之间，而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道”主要关切的对象是人间世俗之事，是对尘世采取的是一种“介入”的姿态。中国的“道”既无心于日月星辰这些身外之物，也对前生来世颇为冷淡，他所着意的是构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使命不在于求知，求真理，也不在于传播上帝的辅音，拯救人的灵魂，而在于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因为“道”统不具备超越性，因此，中国的“士”在实践中很容易便转化为“仕”，宏道的旨归落入为政权谋“势”。居庙堂之高则唱“治国”“平天下”，陶陶然作“入世”梦，退江湖则低吟“修身”“齐家”，隐隐然作出世想，忧国忧民的思想首先是建立在能否出仕的基础之上的。

中俄知识分子在最需要责任担当、言说真理与正义的最为尴尬之时，却做出了两种决然不同的选择，这与此种文化传承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我认为“道”统的南辕北辙所决定的“势”统不一，使中俄知识分子在如何以自身所承担的价值理性来面对政治的工具理性之时，发生了强烈的错位，中国知识分子把价值理性服务于工具理性，希望以“仕”宏道，而俄罗斯知识分子确以价值理性的承担者勇敢发言，“士不可不宏道”，且以“宏道”来批判现行政权的乖谬、黑暗、丑陋，也许是他们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却做出了两种决然不同的选择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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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邦良：从索尔仁尼琴的感慨说起

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书名“古拉格群岛”听起来像个地名，其实不然，所谓“古拉格”是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具体机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字头缩写词的拼音。在俄罗斯民族，人们往往把“岛”看作是遥远的、难以到达的、与世隔绝的所在；许多岛虽然由于某种共同特点而成为群岛，但他们毕竟还是各自孤立的、相互间不能通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把“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的全苏的劳改营比作由一个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

“群岛”上的政治囚犯，遭受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摧残与折磨，索尔仁尼琴的名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此有入木三分、令人难忘的描绘。

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些政治囚犯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来改善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拼死抗争。“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没希望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在书中，索尔仁尼琴还特别举了一个“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抗争成功的例子。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一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1」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索尔仁尼琴在讲述了这个故事后，不禁感慨道：“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在我看来，日本人抗争胜利的原因不全是具备“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日本人能抱成一团。可以设想，如果，哪怕有一个日本人不愿意在必要时“实行切腹”，那么，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其他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日本人抗争成功的例子使索尔仁尼琴认识到，前苏联当时的知识分子正因为像孤岛一样相互隔绝，不能拧成一股绳，他们的抗争才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

索尔仁尼琴讲述的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训：“枪打出头鸟。”很多懦弱而精明的人，在遇到麻烦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往往默不作声苦等“出头鸟”横空出世为他们伸张正义，而他们自己则袖手旁观，指望坐享其成。这些精于算计的人，在内心深处，打着这样的算盘：如果“出头鸟”的抗争成功了，自己自然可以分一杯羹；如果抗争以失败告终，风光的“出头鸟”自然会沦为遭殃的“替罪羊”，自己则因为作壁上观，定然毫发无损。然而，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打着这样明哲保身、坐享渔利的如意算盘，那么，谁会铤而走险去当“出头鸟”呢？如果谁都不愿意做“出头鸟”，“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悲局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关于由“出头鸟”沦为“替罪羊”，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1922年，北大经蔡元培校长提出，校评议会通过决议，要收讲义费。此事引起学生不满。1922年10月17号下午，有几十个学生拥到红楼前请愿，年轻气盛的学生当场和校长蔡元培发生冲突，蔡校长大怒，宣布辞职，当天去了西山。学校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学生暴动”，并认定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应即除名”。在校方的压力下，几个学生领袖经过商讨，一致通过决议，说是“二三捣乱分子，别有用意，利用机会，于要求取消讲义费时作出种种轨外行动”，同意将冯省三除名，并称“如再有捣乱行为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校方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这场风潮也就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

风潮结束一个月后，鲁迅就此事写成短文《即小见大》。在文章中，鲁迅说：“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一个人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小呢”。正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所分析的那样：“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冯省三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大家——从闹事的学生到宣布辞职的校长、教职员——都可以下台。”唯一的倒霉蛋便成了这个曾经的“出头鸟”，后来的“替罪羊”——冯省三。冯省三成了学生和校方媾和的筹码——学校保全了面子，学生得到了实惠（讲义费到底取消了）。鲁迅对此愤愤不平，他在文章中说：“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在中国历史上，冯省三这样的悲剧人物并不鲜见，他的遭遇浓缩了绝大多数“出头鸟”们的命运：始则为大众振臂一呼勇做“出头鸟”，终则被大众反咬一口沦为“替罪羊”。久而久之，人就越来越“聪明”，再也没人愿意做冯省三这样的“呆鸟”了，于是，“出头鸟”渐成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的“珍稀动物”了，而一旦没有了领航的“出头鸟”，乌合之众自然难成气候。

回到索尔仁尼琴所举的例子，我们发现，在这四十名日本人当中，是没有“出头鸟”的，或者说，四十人皆是“出头鸟”，这样一来，四十人就抱成一团“砌”成一堵铜墙铁壁，自然难以摧毁；倘若四十人中，只有一个或几个“出头鸟”，其他人则抱着明哲保身的心态作壁上观，那么，四十名心思各异心怀鬼胎的人就成了一盘散沙，定然无所作为。

鲁迅曾说：“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我想，一个团体或民族倘想“抱成一团”“众志成城”，那么这个团体或民族的每个成员都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也要有敢于担当的气概，倘若其中有人（哪怕是一个）不愿或不敢承担责任（只想坐享其成、坐收渔利），那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个团体或民族将因此失去凝聚力。不想承担责任的人多了，一盘散沙的顽症也就形成了。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民国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蒋百里。此人称得上是民国初期难得的军事人才，他和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05年，蒋百里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又去德国第七军深造。二十九岁那年，蒋百里即担任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其任期虽只有短短半年，但他的影响却无与伦比。当时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学员都记得，蒋百里在做简短就职演说时曾有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如果自己不称职，“当以自杀明责任”。在学员看来，这不过是一句过激的玩笑。然半年后，意外真的发生了。一天，蒋百里在召集学生训话时，有感于自己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不能实施建军报国大志，便以沉痛的心情对大家宣布：“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令人悲哀的是，即使生活中偶或涌现出如蒋百里这样敢于承担责任的英雄，人们给予他（她）的往往是不尊重、敬仰，而是讥诮、嘲讽。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套用郁达夫这番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生物之群；有了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注释：【1】“不买帐派”——“我对长官们的要求（管理制度和劳动）一概不买帐”这一般都是盗窃犯里的中坚分子。引自索尔仁尼琴著 田大畏 陈汉章译《古拉格群岛》（中册）群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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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我们理解索尔仁尼琴吗？

当普金在今年六月十二日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俄罗斯国家奖时，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转向了克里姆林宫。诚如普金在颁奖时所言，这位88岁老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和创作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普金看来深知，当今世界上国家间的竞争最重要是文化价值的竞争，显然他更深知，一个声称走向自由的民族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作它的文化代表。

索尔仁尼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与放逐中度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出一个坚强的信念，反抗强权对心灵的控制。什么是文学？文学无非就是深刻描写人类的生活，开拓我们的认识领域。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艺术的本质便包含认证在内。”在半个多世纪里，将近一半的人类生活在不为外界所知的环境里，即使身处其间的人，也由于被谎言所包围，很难认清自己及周围人的非人状况，以为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索尔仁尼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他的作品戳穿了生活的谎言，述说了“不可摧毁的个人尊严”（诺贝尔奖授词）。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是在八十年代初，这篇小说大声讲出了“主要的真实”，揭露了残酷的劳改营生活。它的深刻的力度一下子就攫住了我，使我意识到一种更广大的命运。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作品比《古拉格群岛》更具文学的“沉痛的使命”，在这部被作者称为“文艺性调查初探”的巨著里，索氏在卷首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此书对前苏联劳改营作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既有大量材料，又有具体形象，读时让人感到整个国家都充满监狱式的氛围。“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缩语）一词也从此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尤其是那些在东方寻找理想世界的西方左派，从此再也不敢违背良知，讴歌现代奴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改变了历史方向，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一点也不过分。只要人类还存在重新回到那个时代的危险，它的文化价值就将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看来，对于人类此前未曾有过的这个社会，那些“红色经典”并没有给我们增加任何人生的认识，毋宁说更多是谎言，是索尔仁尼琴开拓了我们认识的疆界，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他的文学力量首先就在于无比真实，他曾引用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对此我曾长久思索，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诚然，真实可以戳穿谎言，使强权变成跛脚，最终轰然倒地；真实可以沟通人心，使人们相互支持，不致彻底绝望。然而，这还不够。这句话还凝聚了一个世纪的人类苦难教训：因为我们习惯于靠谎言过日子，所以才自作孽不可活。

* * * *

文学描写日常人生，唯其如此，它的本质才是以生活目的抵抗强权目的。只要一个人热爱生活，他就会明白，前苏联的瓦解，其根本原因，不是缘于与西方的军备竞争，而是缘于生活本身的要求。是生活本身战胜了强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期忍受奴役而不思变。毕竟，一个谎言和强权充斥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索尔仁尼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早已经洞察这一切，对被奴役者来说，自由即使不是更重要，也是同面包一样重要，而且事实证明，丧失自由的后果，也丧失了面包。

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思考过的主题。为此，索尔仁尼琴创造出一种新的多元小说形式，或者如诺贝尔奖授词所说“没有主角的小说”。照索本人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时便成了主角。”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不幸的，他太关注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才采取了一种复调手法，让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在作品中出现，通过互相争辩、补充与加强，使主题更加深化。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这完全不亚于乔伊斯对人的潜意识的挖掘。我把这种形式称作东方现代派文学，我甚至觉得，正是这种形式才反映了极权社会中人的原子化，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隔膜，孤立无援，表面上像一群猢狲，没有个性，内心则犹如甘泉，当偶然相遇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使他们得以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沉睡的人性顿时便会在心中苏醒。

这样的场景在《癌病房》中比比皆是，它也是我最喜欢的索氏小说。作者将每个人物都置于死亡的边缘，不断逼出一个俄罗斯文学的永恒主题：人为什么活着？小说的叙述十分散漫，没有完整的故事和重点，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通过那些病人的言行思考，展示不同背景下每个人的复杂性格、内心世界和对生活的态度。这种随心所欲的写法使我们更接近于生活本身，确信生活还有它的另一面，这难道不令人震动？那个囚徒奥列格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哪怕陷在卑污的泥坑里，仍在进行一场捍卫尊严的不屈的斗争。此刻权力再强大，也掩盖不了它的空洞。

只是，俄罗斯文学中那个“多余人”形象不见了，他已经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衰弱，在帕斯捷尔拉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毁灭，在新的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囚徒的形象，但困扰俄罗斯人的那些真正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对精神生活的强调和安顿，这种精神生活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如今却遭遇拜物教的摧毁，使一个伟大民族濒临生物学上的灭亡。

就揭示存在而言，卡夫卡深刻，乔伊斯复杂，普鲁斯特丰富，但要论人性的深厚，还要数索尔仁尼琴。他告诉我们，即使被剥夺了一切，也不要放弃人的尊严。真实地生活，至少可以给自己的内心以自由。当初《伊凡&#8226；杰里索维奇的一天》甫问世，苏联评论家就评道：“我们看这篇杰出的小说时，内心痛苦得紧缩，但又觉得自己的精神在向上飞场。”《癌病房》中的奥列格大病初愈，走出医院，纷繁的街头风景被他看作创世的奇迹和礼物；甚至《古拉格群岛》里逃跑的囚犯在中亚草原上露宿的情景，都在不断地向人发问：这一切的意义何在？从而让人在无法解脱的沉痛中，仍然感受到一种高扬的人性。

* * * *

在索氏的诺贝尔奖演说《为人类而艺术》中，作家曾谈到“世界文学”的概念，认为文学可以沟通不同的文化。然而，尽管他的作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出版，却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中国读者佩服其勇气，却又断言其艺术性不高。这种判断从来不曾来自任何具体的分析。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对形式的迷恋，还是由于对人性的认识太浅，或者竟是因为在文学品味上，我们只会接受教科书的说法？

出于一种现代犬儒心态，我们能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苦难的的宗教感，却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对自由的召唤；我们赞赏萨特对存在的厌恶，却反感索氏对制度的批判。我甚至怀疑，如果不是用心灵去感受，我们是否真正理解过俄罗斯文学，它的真挈和质朴，深度和广度。

乐感文化培育了我们不具痛苦的本能。在我们的意识中，生活与文学从来都是两码事，故文学也不以认识人生为鹄的。面对现实，中国文学往往是轻盈的转身。它是一种调剂，一种慰藉，是藉着外界影象来抒写胸中的情愫，而不是生命的写实。更现代的作家也是着力表现个人对周围环境的细腻感受，对生活的真相却漠不关心，就像索氏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因而他们的作品，无论技巧多高，做工多好，最终也会如这位老人所说，充其量是“在浅水中游泳”。这些作品因其自身的肤浅和虚假，注定了毫无价值。

文化固无高下，认识却有深浅。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说，“心灵”才是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人物，是它的全部实质。这个心灵看上去一点也不有趣，缺乏理性，招人反感。即使如此，凭着敏锐的文学感觉，她仍然由衷地折服于俄罗斯文学对人性的洞察力，近乎严苛地认为，与俄罗斯作家相比，英国最有名的作家都变成了虚饰和欺骗。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喜欢索尔仁尼琴的。而我们呢，不断责怪没有文学大师出现，面对真正的大师，却又相逢不相识。

索尔仁尼琴熬过地下写作的岁月，就像神话中的勇士从海底走出。他的祖国完全理解他，用了半个世纪。中国读者真正理解他，看来还需要时日。就像近来一位艺术家谈到鲁迅时所说：重要的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我们是谁？我们愿意被他照亮吗？

面对此次获奖，索尔仁尼琴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生命的尽头，荣誉对他其实早已不复重要，他在答辞中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遗忘的斗争：“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黑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分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拯救了我们。”

我们能否告慰作家，我们也听到了他发出的历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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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在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的赵队长和几名便衣警察来找我，询问我对奥运的看法。我与国保大队这个特殊的机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们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克格勃，他们处于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时候，他们非常粗暴蛮横，曾经在一次审问中威胁我说，要制造一起车祸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让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来；有时候，他们又显得彬彬有礼，甚至装扮出一副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样来——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对奥运没有兴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不会去观看任何一场比赛，也不会参加任何与奥运有关的活动。首先，无论奥运会在任何地方举办，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最为腐败的国际组织，奥运会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也使得此种现代体育比赛变成了对运动员身体的戕害，体育活动的高度商业化也背离了古典奥运的精神。

其次，奥运不宜在北京举办，北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如果有钱的话，不妨用到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费巨资建造庞大的体育场馆来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激烈地反对奥运会，或者特意要利用奥运会来表达我的政治见解。我不同意那些号召杯葛奥运会的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在七年前投票决定哪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才有意义。国际奥委会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再来谈抵制，已经太迟了。而且，倘若让死爱面子的中共当局因为遭到抵制而恼羞成怒的话，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可能出现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对奥运会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不支持、不反对、不喜欢”。我当然有不喜欢奥运会的权利，尽管我的这一观点不可能发表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中国的媒体上全部都是中国人民如何快快乐乐地迎接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可惜没有多少笑容是真实的。

听了我的一番看法，赵队长说，他不会与我讨论政治问题，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但他要给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建议”，他娓娓动听地说：“上级命令，我们在奥运期间为你提供一个‘便民服务’，你出门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的车。奥运期间车辆出行实行单双号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价格又这么贵，我们的这种服务可以让你随时都能出门，还节省了汽油，岂不一举两得？你坐我们的车，也能让你出行的时候更加安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安全”这个最后的词语。在这个词语的背后，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们的车出门的话，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这一“建议”，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愿与这些执行命令的特务们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我有可能被他们堵在家中，连出去的自由也没有了。果然，从七月三十日开始，便衣警察们便在我家门口“站岗”了。他们在我家楼下的一间小屋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指挥中心”，从分局来的国保平时便在里面休息。他们命令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们雇佣来的小青年，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站在我的家门口。每当我出门的时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汇报。于是，在里面休息的两名国保人员立即赶出来，询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并立即启动他们的车辆，客客气气地请我进去乘坐。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费出租车”的服务。我和妻子去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时候，他们也殷勤地送我们去，甚至还会帮我们搬运物品。这大概就是那些有专职司机和仆人的大公司的老板们所获得的待遇吧。平时，即便我不外出，仅仅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里散一会儿步，保安和小青年两人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毫不掩饰他们“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质。当我回头定睛注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假装扭头到另一边去了。

其实，我的遭遇在异议人士中还算好的了。对于不同的人，当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比如大量的上访民众、房屋被强迫拆迁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们离开北京，以避免他们“干扰”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区居住，当局还不放心，硬是让两位老人离开北京“旅游”去了。还有一些长期从事人权案件的律师，被特务们强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继续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会中的成员，因从事维权活动长期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次，派出所的所长“好心”地对他说，他们给他找了一份一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的临时工作——胳膊上戴上红袖章、充当社区“治安员”。看来，他们是软硬兼施，威胁与收买并用。

奥运会伤害的不仅是我的人权和自由，警察们也很可怜。在车上，我与这些警察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心底里也不喜欢奥运会，对于奥运的召开，他们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为了奥运会的缘故，他们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断地进行各种演练。他们已经有许多个周末都不能休假、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对于监视我的这种工作，他们也并没有感到有多么光荣和神圣，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复向我解释说：“我们也不愿这样做，我们只是端了这碗饭，我们尽量不打搅你的正常生活。”他们还埋怨说，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门的警察那样，有许多看不见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几乎属于贫民阶层了。

即便如此，对我的监视行动仍然花费不菲。在办公室内监视我的国保，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在门口监视我的保安及雇佣的青年人，也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这样，奉命监视我的人数便达到了十二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三千元人民币计算，仅薪水一项，一个月便需要支出三万六千元人民币。再加上一辆随时待命的汽车的费用，一个月的开支为大约为四千元人民币。这样，为了监视我一个文弱书生，多达四万元的财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见人士有数十人之多，单单这一项开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呢？然而，当局对于财务的支出方式，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路，国家财产便是党产，秘密警察的开支从来没有在全国人大上审议过。因此，他们花起纳税人的钱来，不会像我这样的纳税人一样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当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自发地走上街头庆祝。其中，也包括后来积极关注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的胡佳，当时胡佳甚至为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而流下了眼泪。然而，八年之后，胡佳却因为从事人权活动而被捕入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在狱中健康状况亦急剧恶化。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少年胡佳高高兴兴地去充当志愿者；如今，北京举办更为盛大的奥运会的时候，青年胡佳却身陷牢狱，再也不能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对于奥运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困扰感到不满。街上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甚至连导弹也被安置在鸟巢门口。地铁里的安全检查与机场一样严格，类似的检查已经扩展到公共汽车上，拒绝被检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绝乘坐公共汽车。北京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个城市陷入风声鹤唳之中，只有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的那几个月，处于“戒严”状态的北京，才有类似的恐怖气氛。当局不是在“反恐”和“防恐”，乃是在亲手制造恐怖气氛。于是，许多北京人干脆以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奥运会的疏离与不满。他们说，奥运已经变成了“厄运”，所以他们不得不“避孕（运）”。这是一种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当局声称，支持奥运会便是一种爱国行为。当北京的三座公园被宣布为奥运期间民众抗议游行抗议的“特别区域”之后，中国的保钓组织提出了反日游行的申请——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于节约的考虑，将乘坐军机来北京。这是二战之后日本军机第一次飞抵中国。对于某些自尊心极其敏感的爱国愤青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反日游行——来“爱国”。但是，当局迅速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并施加压力让这些人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一个荒唐的结果出现了：为了奥运，连“爱国”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了。

奥运会没有那么重要，我从来没有乐观到期望奥运会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的地步。与昔日韩国首尔奥运会不同，首尔奥运会确实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但当时韩国国民的民主素养的提升、韩国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长期坚持不懈的学生运动的抗争，本身便已经到了一个突破口，奥运会只是碰巧成为了压垮军政权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条件都还远远比不上当年的韩国，也许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的积累与变化，才会出现民主化“破题”的局面。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办奥运会，像中国这样如履薄冰的。这是第一个不允许人不喜欢的奥运会。这是第一个主角不是运动员，而是警察与军队的奥运会。便是当年纳粹德国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也没有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奥运会就像是一棵大树，被移植到北京这片干涸的土地之后，还能够继续郁郁葱葱吗？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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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路线是一切错误的总根源

一、中共八十多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路线是一切错误的总根源。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思想、政治、理论战线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场重要的争论：中国究竟应当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在政治上坚持极左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坚持坏的资本主义，同时以“不争论”的封口令，禁止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坚持“跛脚改革”。经过几十年的反覆思考，胡绩伟认为，确确实实有必要问清楚：中国究竟应当走什么道路？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和最惨重的失败教训究竟是什么？在根本理论问题上错误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究竟应当姓社还是姓资？中国和世界在二十、二十一世纪是应当和可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吗？还是应当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一九三七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九十二岁（一九一六年出生）的世纪老人，胡绩伟回首往事时，不断地剖析与深刻地反思七十多年来对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认识，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共产党错误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历史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错误结论。毛泽东又错误地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中共建党八十七年来一切错误、失败的根本原因和理论根源。

中国所处的时代，绝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应当进行的革命和建设，绝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应当是建设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资本主义建设，即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的路线是在晚年毛泽东在中国实践的、波尔布特学习中国榜样在柬埔寨再次实践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企图跳过资本主义，由半殖民地的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乌托邦路线。正确的路线应当是中共“七大”正式通过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即进行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设新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合客观历史规律的路线。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凡是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路线的时期和地区都得到了胜利。例如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建国以后的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和文革以后的胡赵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期间，中国大地欣欣向荣，稳步发展。在“八九风波”以后，只要继续执行没有胡赵的胡赵路线，沿着胡耀邦──赵紫阳的道路前进，就能克服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反之，离开了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的正确路线和胡赵道路，中国就遭到了各种人祸带来的灾难，甚至可能再次遭遇文革式浩劫。

二、只有坚持马恩修正了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胡赵继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才有出路。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持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他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共产党不断地发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文革后的反对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等等名目不断创新的“兴无灭资”的斗争，这种政治斗争，背离了社会发展规律，脱离了国情民意，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此，只能带来灾难和损失。

胡绩伟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必须摆脱毛泽东思想阴影的控制，真正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与所处的历史阶段，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如果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就应当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更应当学习胡赵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从理论上看，有以下几点看法，提供研究讨论。

（一）既然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不断地发动你死我活的兴无灭资的政治运动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一八七二年说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既然马克思认为，美、英、荷都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工人自己的目的。那么，掌握政权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不能采用和平手段，争取在几十代以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达到自己目的呢？为什么刚刚夺取了政权就非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难道十亿人真的不斗不行吗？非要不停地“灭资”，发动各种斗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非要改造、消灭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吗？

（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胡锦涛、温家宝都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李伯克内西认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社会的唯一可能形式。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一九六四年版，第七──八页）因此，欧洲等国工人政党一般称为社会民主党（工党），而不叫共产党。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恩格斯曾将《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的“共产党人”改为“社会主义者”。一八六四年以后，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共产主义”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

那么，在生产力比欧美落后上百年的中国，就更没有理由坚持乌托邦彼岸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概念。值得认真考虑的是：采用更符合国情实际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党名也可改为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是，没有民主，宁可不要社会主义，这是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信念。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非要把民主、自由说成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财富，而自己只能搞“专政”、“独裁”、“舆论一致、”“高唱主旋律”，进行书报检查、秘密审读，组织庞大的网络警察部队呢？为什么非要把有一点点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呢？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有更高度的民主、自由，为什么还实行专制制度的党禁、报禁呢？连毛泽东六十年前向全国老百姓承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兑现呢？中国共产党当年批评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专制政体，为什么一九五三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步国民党后尘，建立了清一色的党天下？

（三）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对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理论进行了极为重要的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指《共产党宣言》中提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一八六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袭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页）

恩格斯还认为“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现专政是必然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马恩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五八一页）

恩格斯逝世前的这些重要观点，修正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的过时的、错误的观点，认为是幻想、迷误。但是。沉醉在极左思想的迷误和幻想中的中国共产党，却长期坚持恩格斯扬弃的错误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又变成了党的专政、领袖专政，最后成了毛泽东或邓小平的个人专断、独裁，并且不断地批判、消灭在全世界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资本主义，批判、斗争资产阶级在社会中和在党内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这样，在恩格斯断定“陈旧了”的阶级斗争方法，在中国又同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相结合，出现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口号的外衣，大搞宗教迷信式的个人崇拜的畸形组合的文革浩劫。一九八五年万里同志曾经指出：封建残余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相结合，可是个大祸害。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朝鲜还是罗马尼亚，谁这么干，谁就要垮台。中国几十年痛苦的失败的实践，证明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错误的，而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是正确的。

（四）重新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近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重新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论述：

“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二十七页）

这是毛泽东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所作的权威的正确的解释，也是向全国、全世界作出的公开承诺。“十七大”选出的新领导人既然公开阐明和保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关键性原则，那么就应坚决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兑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特别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样才能体现“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就应尽快为“六四”冤案平反，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否则心头压着这样大的石头，人还没解放，思想又如何解放？一九八九年要求自由、民主，反对腐败的青年学生牺牲在天安门广场，尚未平反。“自由民主的中国”喊了六十年，“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不仍然只是空头口号吗？

因此，到了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恩格斯晚年反思、修正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认识与肯定新民主主义，特别是学习胡耀邦、赵紫阳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验，走胡赵的道路。

三、对中共进行长达七八年“姓社姓资”争论的几点结论性看法。

时代：当前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绝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社会：中国在十几代、几十代中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

错误根源：中国共产党八十七年一切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停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

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中共误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主要危险误定为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错误地指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与载体；

路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在中国要坚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统治方式：中共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运动群众方式，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垄断资源、权力、思想，实行党的国家、党的政府、党的军队、党的文化、党的思想的极端专制、独裁、垄断、统一、集中的极权统治，使无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化。而实际上，中国是需要采取民主主义的罗斯福“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

指导思想：中共错误地以毛泽东的“六项标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正确思想，以领袖个人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敌我的最高标准，如邓小平对“反右派斗争”、“六四”的定性；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三权分立等普世价值，人道、人性、人民性等美好理想，均定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性质，加以批判、斗争，甚至惩处、镇压。错误地坚持“专政即独裁”、“舆论一律”、“马克思加秦始皇”等法西斯思想。造成三千八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错误，从不认罪道歉，无法无天；

皇权专制手段：中共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专制皇权社会的宫廷斗争、权谋手段，在党内进行以路线斗争为外衣伪装的权力斗争，劣胜优汰。以“左是方法，右是立场问题”，进行激烈的内部帮派斗争，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共产党杀害的自己人，超过被国民党屠杀之总数。各级党组织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皇帝，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使党组织、政府逐步黑社会化。自封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幻想自己是秦万世，永远执政，不敢进行宪政民主。以党治代法治，又以人治代法治，为民作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培养奴于心者的党员、人民为维护皇权的驯服工具；

控制思想自由：中共当权六十年中，垄断思想以专制手段控制文化、艺术、科技、学术理论研究，压制思想、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者，偌大的中国在长长的六十年间，没有出现国际共认的伟大的思想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可以传世的名作，主要是没有思想自由。一切以政治标准衡量，否定、轻视艺术标准，以党性压人民性。即使胡耀邦为右派分子平反，邓小平仍拒绝为反右派运动性质平反。

总之，从一百年前的满清专制王朝覆灭，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在六十年前，也肯定中国未来的社会，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几十年、上百年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而在建国只有三年，毛泽东和中共便背弃了诺言，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错误地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还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造成了浩劫，遭到惨重的失败。尽管有不少人，甚至领导人，不敢于公开承认中共的这种根本性的路线错误，但也不得不承认失误的事实，悄悄地宣传改革的胜利。改革就是改错，没有错误，还改什么、革什么？联系整个共运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应该认清中共路线失误的必然性。结论只能是：走胡耀邦、赵紫阳的道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

（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载《争鸣》200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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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资料图片


2007年6月12日，索尔仁尼琴在其莫斯科的家中。

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八月三日夜在莫斯科病逝，享年89岁。

据俄媒体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纳达利娅·吉玛科娃的话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索尔仁尼琴亲属表示了哀悼。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索尔仁尼琴是因中风逝世的。俄媒体称之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

索尔仁尼琴是前苏联时期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一九七0年，他以揭露抨击苏联时政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四年，索尔仁尼琴被当局驱逐出境。

苏联解体前夕，索尔仁尼琴获得平反，并于一九九四年返回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定居莫斯科。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等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一九九七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二00六年俄罗斯国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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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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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官权的暴力统治与杨佳的暴力复仇

瓮安民变和杨佳暴力袭警，再次凸显了官权的暴虐正在消磨掉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对官权的反抗正在从和平维权走向暴力反抗。

一 、杀手变大侠的警示：“以民为敌”的统治必然带来“以官为仇”的民意

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警局，连续刺杀10名警察，死6人，伤4人。其惨烈程度，堪称中共掌权后最具爆炸性的袭警案。

令官方万万想不到的是，六个毙命于杨佳刀下的警察，非但没有得到舆论足够的同情和哀悼，反而遭遇网络民意的冷漠甚至幸灾乐祸，即便某位遇难警察的遗孀在博客上为警察鸣冤叫屈，也无法赢得网络民意的同情。有网民就说：“被杀的警察并非无辜。”而官方定义的“歹徒”或“暴徒”，法律定义中的“杀人嫌犯”，却在民意中变成“大侠”或“草根英雄”， 为杨佳叫好的网络波涛异常汹涌，有人呼吁为杨母亲募捐，为大侠树碑立传，多个版本的杨佳“列传”遍布网络。与此同时，杨佳留下的网络记录也被搜索出来，马上成为无数网民追捧的热帖。

国内如此，海外网络舆论亦如此。据《多维新闻网》就“是否同情杨佳”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截至7月23日的调查结果为：同情2306，占72%；不同情352，占11%；谴责562，占17%.如此悬殊的比例，凸显出民心所向。

杨佳曾经是具有自觉维权意识的守法国民，他也曾遭到山西警察的殴打，他通过韧性的依法维权，从山西警察那里讨回的“说法”——上门道歉和三万元赔偿。对上海警方，杨佳也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依法维权，但并没有从上海警方那里讨回任何“说法”，这才有杨佳的决绝：“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南方周末》2008年7月17日）当杨佳穷尽所有合法手段而依然无效之时，他绝望了：如果不以命易命，他的冤情必将石沉大海，成为无数个有冤无处申的受害者之一，而唯其采取这种石破天惊的方式，他的冤情才能为社会所知。在此意义上，杨佳案见证了一个守法公民是如何被逼成“杀人犯”的过程，正如我的上海朋友王晓渔所言：“做不了秋菊，只能做杨佳！”

杨佳被奉为“英雄”的网络舆论所揭示的，绝非民意的是非不分和无人性冷血，而是无权无势群体的民心所向，凸显出鲜明的爱憎。从否定的方面看，揭示了现行制度的暴虐性和极端的司法不公（如果杨佳杀的是平民，他绝不会得到民意的同情），更揭示了警察机构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从肯定的方面看，杨佳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他做了其他忍气吞声者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以极弱挑战极强的勇气和能力，让愤愤不平而又逆来顺受的民众获得了一种心理补偿——终于有人帮助所有的弱者挑战强大无比的官权。正如署名“和不谐”的网民所言：“杨佳杀警，以中国人的胆小逆来忍受，宁愿自杀也不反抗的性格，他自然成了英雄。当他走向刑场时，必有千千万万人在天地之间，在浸透了百姓冤仇的血路上，为他送上一碗‘杀头酒’，长跪送行。”

扩而广之，在大权在握的强者与无权无势的弱者之间，敬佩敢于挑战强者的弱者，乃人之常情。何况，在中国的制度下，民众对警察是绝对的弱势，单个百姓对警察机关就是弱中之弱。与警察机构相比，杨佳是无权无势的平民，是弱中之弱。故而，他以命相拼的复仇，绝非一般的勇气，而是大勇。他与警察的对决，不是一对一的“单抠”，而是以一当十；他不是偷袭大街上巡逻的警察，而是直冲堂堂的专政机关。如此作为，不仅是弱者挑战强者，而且是极弱挑战极强。试想，如果杨佳是用偷袭的方式杀掉单个民警，他至多赢得同情，但不会赢得敬佩。正因为他以极弱之地位挑战极强之机构，用自己的生命挑战强大官权，他才能赢得了“扬大侠”的美誉。

如同火烧瓮安县县衙门大楼的群情激愤以及不相信官方信息的民意一样，“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及民心所向，再次向中共当局发出警告：当局觉得冤枉或谴责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并没有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局的深刻自省，检讨警察执法的问题和警察制度的弊端，检讨造成杨佳案和网络舆论的制度原因。

在基本人权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中国，国家正义或司法正义的严重匮乏便成为常态。当正义无法变成制度性安排，而国民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正义就只能是民众的“经验正义”和“良心正义”。当公权力践踏人权的案例变成公共事件之时，民众的“经验正义”和“良心正义”就会自动变成公共舆论的正义诉求，要求公权力公布真相和践行司法正义，要求改变“恶法”或“恶制”，要求惩罚践踏人权的官员和执法者。

在此意义上，六名警察直接死于杨佳的暴力袭击，间接死于中国的司法不公和制度暴虐。

在中国，极弱的民权与极强的官权的力量对比，致使官权欺民之甚可以肆无忌惮，民间自保之弱沦为投诉无门无效。当被公权力侵害的平民很难得到舆论救济和司法救济之时，投诉无门无效的受害者很容易产生对公权力的绝望，而绝望之人借以实现正义的方式就只剩下体制外反抗。这种反抗的极端方式，之于个人是原始性暴力复仇，之于群体是暴力泄愤。杨佳袭警是个体暴力复仇，瓮安民变是群体暴力泄愤，网络民意为杨佳和瓮安民众叫好是群体性言论泄愤。

你可以批评为杀手叫好的网络暴戾之气，但在这个官权极端冷血的国度，平民的反复申诉甚至跪拜哭求都毫无效果，平民的合法合理诉求屡屡遭到警察的野蛮打压，守法的国人动辄遭到身心侵害，在如此恶劣的经验积累中，某些无权无势的民众走向暴力反抗，更多民众借此来发泄层层积累的不满，甚至进行非理性的仇恨宣泄，也就成为必然。这样的宣泄，一来可以给权势者施加舆论压力，二来虚拟网络中的言论宣泄可以成为现实中的暴力宣泄的替代品。

官权在现实中堵死民众的合法诉求之路，已经极为愚蠢，结果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官权禁止网络中的宣泄，就是蠢上加蠢，堵死言论宣泄的网络之路等于开启暴力宣泄的现实之路。所以，无论是暴力复仇还是暴力泄愤，主要来自“以民为敌”和“官逼民反”。事实上，六四以来的十九年里，中共合法性的破产和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带来了日益高涨的民间维权，即便偶尔也有呼吁暴力革命的主张，但从理念到实践，“非暴力抗争”无疑是民间的主流，八九运动如此，今日此起彼伏的维权亦如此。而中共官权的反应仍然是十九年前的强力镇压，对“天安门母亲”为子鸣冤的诉求，对底层民众及上访群体维护经济利益的诉求，对民间宗教团体的信仰自由诉求，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言论自由诉求，对开明媒体及其新闻人的新闻自由诉求，对法律界和维权律师群体的司法独立诉求，对党内民主派为赵紫阳鸣冤的诉求，对社会各界的反腐败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从江泽民政权到胡锦涛政权，不但从来没有给予善意的回应，而且动不动就开动专政机器进行镇压，制造了难以计数的人权灾难。

正所谓：旧债累累，新债不断。

瓮安民变和杨佳暴力袭警，再次凸显了官权的暴虐正在消磨掉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对官权的反抗正在从和平维权走向暴力反抗，指向官府及官员的个体暴力和群体暴力越来越多，昭示出官民冲突正在向着以暴易暴的最坏方向发展。

二、杨佳案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

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无论对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家庭，此案都是一个大悲剧。更进一步，在整个社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中，此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也超出了公民与警察之关系，而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

我不否认，反抗暴政是受害者的天然权利，特别是当所有依法维权的途径都被堵死，受害者耗费大量个人资源并穷尽全部合法维权手段而依然无效，受害者有权利选择暴力反抗。但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和民间生态的制约下，个人行使暴力反抗权利的正义性，首先，要区分被动自卫和主动施暴；其次，要区分反体制暴力和个人复仇暴力；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杨佳的暴力反抗是个人复仇的主动施暴，其结果又是双方的生命代价，是没有赢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谈不上正义。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同情杨佳，因为他是在穷尽依法维权的手段之后才选择暴力复仇的。但杨佳不是英雄或大侠，因为他结束了六个生命。我以为，对生命的珍重不必区分警民，不能仅仅因为警察的身份被杀就是活该。即便被杀警察中可能有迫害过杨佳的人，起码也是罪不当株。

我也理解为杨佳叫好的民意，必须忍受暴虐专政机器的当下体验和源远流长的“侠客”记忆，共同塑造民众对“逼上梁山”和“绿林好汉”的高度认同。但在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中，这种认同绝非中国之福，“侠客”情结背后，有公正的渴望，也有仇恨意识，更有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个个都身背人命。反过来说，如果此前没杀过人，也休想成为梁山好汉。《水浒传》在中国的长盛不衰，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的风靡一时，“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歌词，甚至就是把杀人越货上升为匡扶正义。从逼上梁山的无奈到杀手变英雄的颂歌，诠释了一种中国式的江湖道义和暴力美学，更因这种江湖道义的对立面是堂庙规矩，针对官吏的复仇性杀人越发迸发出悲壮的美感。

如果说，在丛林时代，个人性正义诉求，只有通过暴力复仇才能达成；政权更迭，也只有通过军事政变或暴力革命来完成。那么，当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成个人正义诉求和完成制度性变革的手段已经随之文明化，非暴力手段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无论是苏东还是亚洲，即便有罗马尼亚式的政变型变革，非暴力变革仍然是主流。

当下中国，虽然政权的暴虐性质还没有根本改变，但后极权时代的统治已经进入理智独裁的时期，民间的自发努力也在逐渐扩展自由空间，官民博弈之路也并非只有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持续累积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压力，也会导致官权的妥协和局部制度的改革。在此情况下，民间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良心，不能只靠仇恨来喂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仇恨的本质》，小拉什。多兹尔著，王江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就拿杨佳案来说，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杨佳的个人维权也并没有穷尽了所有非暴力手段，起码还有一条非暴力维权之路——通过在媒体上公开冤情和诉求来寻求舆论救济。传统媒体不行，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类似杨佳的情况大概还不至于被封杀。试想，如果杨佳把他的遭遇和维权过程持续地在网上披露，说不定会引发关注而变成一个公共话题，那么杨佳本人肯定会得到网络民意的支持，鼓励他坚持依法维权，上海警方也将受到网络舆论压力，他也许就不会采取暴力复仇的极端手段。

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代，中国独裁制度及其文化的惰性之大，似乎非有流血的革命不足以革新，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改革之难，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瓮安民变”后中共官权有所反省，“杨佳袭警案”后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也做了反思性节目，7月24日中共有关部门又发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这是中共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系统规定，其中特别规定了“处置群体性事件滥用警力可被撤职”。以上变化，似乎为暴力抗争推动变革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与立竿见影的例证。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共的体制性滥用暴力只有遭遇民间的暴力反抗才能有所收敛，中国的司法进步和政治进步只有靠民间暴力才能推动，那么中国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代价也许将惨烈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三、消除“以官为仇”的前提是放弃“以民为敌”

毋庸讳言，近年来中国屡屡发生震撼性的血案，凸显了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但其主要根源是官权的暴虐统治。杨佳杀警的舆论效应成倍地放大了社会的暴戾气氛，上海司法机构处理杨佳案的罔顾基本程序正义与期待司法公正的民意，只能继续放大和加深这种暴戾之气。

杨佳案所引发的民间逆反，让上海警方和被杀警察的家人觉得万分委屈，但仅仅对外表达委屈，并不足以改变民心所向。如若要改变警察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消除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唯有在杨佳案的审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满足庭审直播的民意期待。

因为上海警方没有给杨佳“一个说法”，杨佳就以暴力杀警给了上海警方“一个说法”。即便惨烈的血案过后，上海警方能否给杨佳案“一个说法”，至今还是未知数。“这个说法”起码包括两大要点，1，袭警前，杨佳与上海警方的冲突真相，这是揭开杨佳作案动机的关键。与此相关的焦点是杨佳母亲的下落问题。案发后，杨佳的母亲被上海警方以“协助调查”为由带走，直到半个月后的19日，杨母才在舆论的千呼万唤中出现。更为蹊跷的是，她一出现媒体上，就是按照上海官方的定调说话，她居然委托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代理杨佳的案子。对此上海司法机构必须做出交代。2，杨佳能否得到公开公正的司法审判，是检验中国司法公正的试金石。现在，杨佳聘请律师的问题已经成为案发后检验中国司法公正的第一道门槛，但截至目前，上海司法部门仍然坚持指定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的谢有明律师代理杨佳案，并通过黑箱操作取得杨佳母亲的授权，已经跌倒在第一到门槛上。

上海的警方、检察院和法院能否提供出既合法又服众的“说法”，已经远远超出杨佳个人与上海警方之间的恩怨，而变成了中国司法能否挽回杨佳案所带来的空前信任危机，变成了上海司法能否给高度的舆论关注一个合法合理的交代，进而变成了中国司法机关能否践行司法正义的问题。平复公共舆论和化解民间的“仇官”情绪，消除信任危机和改善警察机关的公共形象，只能是“解铃还要系令人”，官权必须在杨佳案的处理上达成司法正义。而达成司法正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公布真相、解聘谢有明律师和进行异地的公开审理。

在党主司法的现行体制下，如果上海当局仍然坚持地方利益优先的自私考虑，执意私吞杨佳案的办理，那么杨佳案的公正审判就只能寄希望北京高层的强力干预，如同2003年孙志刚案带来的局部制度改革。“6.28瓮安民变”后，贵州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固然沦为民间笑柄，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好歹还说几句“人话”，承认民变背后的深层矛盾，承认当地官权的黑暗，承认动不动就把警察推向镇压第一线的野蛮。石宗源也敢于果断整顿当地吏治，连续撤掉瓮安县党政一把手和公安局长，7月21日又撤掉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随后又出台了遏制地方政权滥用警力的法规，这些举措，多少缓解了沸腾的民怨，也带了些微制度改良。

杨佳案发生后不久，上海官方就宣布的杨佳案将在7月29日开庭。如果按照上海官方的计划开庭，必将引发新一轮舆论大潮，这是力图确保“平安奥运”的北京高层不愿见到的。现在，杨佳案开庭时间已经推迟，大概要等到奥运大戏落幕之后了。如果没有北京高层的干预，推迟开庭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从杨佳案发就没有平息的质疑和呼吁所形成的舆论压力，对中共高层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基于奥运的考虑而推迟开庭，并不能解决杨佳案的公正审判问题，也化解不了民间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强烈不信任。如果奥运大戏落幕，中共高层便不敢约束上海当局，默许上海司法机关拒不提供杨佳案的真相，也不对杨佳案进行公开公正的审理，那么即便上海司法机关能够从快从速的了解此案，也无法平息公共舆论对此案的穷追猛打，更让杨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继续发酵，每年祭奠杨佳就可能成为民间发泄不满的方式。即便依靠时间的流逝让公共舆论渐渐消失，但中国司法制度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但无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进而加深民间的“仇官”、“仇警”的情绪，而仇恨就是产生暴力的最肥沃土壤。

当政权仍然信奉暴力专政的统治方式，官民博弈中的滥用警力和司法不公也就成为必然，类似瓮安事件和杨佳案的民间暴力反抗也就不可避免。缓解暴力对抗和降低社会的暴戾之气的首要责任，必须由手握全部暴力机器的当政者来负。基于统治成本的理智计算而收敛制度暴力的滥用，还仅仅是缓解暴力对抗的权宜之计；基于执政理念的转变而放弃暴力治国，才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佳方式，中国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型。

2008年7月2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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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森：日朦胧 “鸟”朦胧

在中国众多的政府官员中，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无疑是一个智商比较高的官员。2008年7月28日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科技奥运”新闻发布会，杜少中与另外两名政府官员，就中外记者介绍奥运工程中的环保新技术情况，答记者问。

美联社记者问：“我住北京，天天骑自行车。我想问问杜先生，今天这个天气算污染大吗？还是算雾天？我知道今天挺潮湿，拍的照片看着也不好，但这种天气对运动员会不会有什么危害性？”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亡我之心不死，妖魔化中国的事情分分钟都在发生，拿北京的天气说事肯定不是第一回，显然这位天天住在北京的西方记者， 明明知道中国政府已对奥运会的环境改善作了 “割喉” 般的努力， 并有确切的科学数据表明北京的天气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却还是提出这个这不 “和谐” 的问题， 尽管他呼吸不畅， 和拍出来的 “鸟巢”照片不那么好看。

杜少中回答：“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用照片评价空气质量，因为照片作为一种视觉产品，它不反应空气质量的本之特征。昨天我在主新闻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向有关的记者介绍了这个情况。”

当今照片的清晰程度，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接近于原象，照片中呈现出朦胧的画面，表明我们就是生活在朦胧之中。环境污染不污染，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视觉，其次才是触觉，一个视觉都能发现的问题，触觉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府告诉全世界的运动员你们可以放心地来北京奥运，不必带着口罩，也是通过电视、图片等视觉方式向他们展现出蓝天、白云，一个住在北京和不住在北京的人，除了视觉外，你还能相信什么呢？

杜少中继续回答：“天气看上去雾蒙蒙的，和气象条件有关，也和污染有关。比如说我们在一间浴室里，雾气很大，可能看不清对面的人，但那里没有空气污染。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实当中看到空气当中的排放污染物比较高，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雾蒙蒙的效果。因此，判断空气质量是不是合格，不能依靠照片，也不能仅凭感觉，而是要相信科学依据监测数据。 ”

很精彩，浴室俗称 “澡堂子 ”，可见这位杜少中先生是政府的解套高手，“澡堂子 ”理论虽然成立，却表现出另一种无耻和无知。澡堂子的确是个朦胧世界，倒也看不出有何污染，只是有点憋气，人生活在里面，一时三刻也无须担心有生命危险，问题是：澡堂子是否适合人类居住？澡堂子是否是奥运的最佳选择？我们提供给世界最优秀运动员的是否只能是一个澡堂子般的环境？

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就向世界庄严承诺，届时会给北京一个蓝天！七年过去了，政府说篮天比过去多了，原来是此类 “澡堂子 ”天气多了，平头百姓当然不以为然，人们并未感到环境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要不然政府为什么目前最担心的还是天气，还是污染。工厂迁了，工地停了，汽车也减半了（分单双号），政府说最后不行还得出重拳，请问杜少中先生，作为政府的环境高官，什么是重拳？你还有什么重拳没出？离开幕没几天了，你以为治理环境污染是电灯开关，想亮就亮，想暗就暗？

杜少中进一步补充到： “关于这一点，更权威的是国际奥委会及相关的医学委员会，也对此作出了一种评价，认为北京在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不影响运动员的健康。”

中国许多官员向来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恶习，喜欢运用某个国际机构、国际官员的话来划自已的圆。短短地二十天的奥运会，再差的空气质量也不会影响，或直接反应对健康有所不利，又不是当场吃老鼠药。中华民族活了五千年，还有许多个五千年要活，关系到子孙万代，环境综合治理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政府必须有个长期行为，标本兼治，持之以恒，停工停产停车，只是骗骗外国人，甚至连外国人也骗不过，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今天的中国，一切为奥运，混过这二十天好像就万事大吉，然后，日继续朦胧，“鸟 ”也继续朦胧，祖国大地处处朦胧，当中国的环境官员心目中的最高标准就是 “澡堂子 ”标准，那么，小百姓还能指望什么呢，只能认命在 “澡堂子”里过一辈子了。

杜少中，朦胧的奥运“澡堂子”，忽悠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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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解读美国（4）美国宪法的通过

自由民主不仅是一个理念，不仅需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需要诉诸相应的操作规程，而且必须经受实践的打磨。

独立不仅是一纸对外宣言，它应当落实到生活中。

自由不仅是一种人生价值，它应当成为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理想，它应当在实际中可以操作。

——作者题记

1787年9月，太平洋彼岸，一部人类 历史上具有现代文明精神的成文宪法诞生，即将下达美洲新大陆十三个州讨论通过。

“我们，美国人民，為建构更完善的合众国、树立公义、保证国内治安，建设公共国防，增进人民福祉，并稳固们与子孙后代的自由之福佑，特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颁行此宪法。”

这是两百多年前落于纸上的美国宪法的第一句话。这开宗明义的语句，最初是以所有十三个州代表的第一人称落于纸上的：“我们作為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的代表……”。然而美国当时十三个州之一的罗德岛州并未参加制宪大会。此外，所有55位与会者所代表的十二个州，都為制定此一宪法相互作出过重大妥协，没有任何代表认為这一宪法完整体现了自己的意志并全然感到满意。更重要的是，代表们无人能确信这部宪法能够获得各州的一致批準并付诸实施。宪法草案人称上的这一改动，智慧地避免了在洲际层面可能引发的争端。站在两百年之后的历史高地，人们能够确认，从各州的第一人称的“我们”，改為新大陆全体统称的“我们”，实际上是美国第一次依据多数原则，确认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不是十三个州的松散联邦、人民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各州地方居民。这个改动也可以这样理解，整体的人民，而不是各州居民，才是是制宪的主体、国家的主体。这是一个征兆，当制宪大会“文本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f Style）的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落笔修正这第一个句子為“我们，美国人民”的时候， 一个称為美利坚合眾国的新型国家已经在北美的海岸城市费城临盆了。

宪法大会决议将宪法草案提交国大，由国大审议后，提交各州人民代表大会依次审议批准。一俟会通过批準新宪法的州累计到九个，宪法即取得合法地位，落地生效。

制宪会议上，55位制宪代表有33位在新宪法签名表示认可，其余22位代表中，有12位不认可而未签署，9位因為提前离去未能签署。有鉴于此，美国建国者中最年长者富兰克林在大会最后一天签署宪法文件之际，当众宣读他的期望。他希望即将回到本州的各位代表支持新宪法在本州的通过，最低限度，不要抵制它。他希望各位以大局為重。他实际上的期待是，宪法大会会议期间的“全体委员会原则”继续生效。他希望以此保证宪法落地，成為新大陆建构中央政府的法律。

四月怀胎，十月生产

新大陆和全世界看到的是一份省略背后激烈争端而达成妥协的宪法草案。但是，这份草案一经问世，费城独立大厅内由妥协消弭的论辩乌云开始密布新大陆上空。曾经携手打败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大陆人们，第一次被自由理念和未来国家社稷分裂為对立的两派：新宪法将重新整合新大陆，挽救其岌岌可危的未来。

新宪法将导致专制统治，将剥夺人民由独立战争所获得的一切权力。

对新宪法的态度涇渭分明。美国人们為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各抒己见，互不相让。各州代表大会相继开始大辩论。这是新大陆所经历的第一次激烈大辩论。辩论时间比制宪会议辩论时间长出两倍半：宪法制定用了四个月时间，通过则历时整整一年。

1787年底，德拉瓦州首先批準通过新宪法。此后有新泽西州、宾州相继跟进。1788年初，新宪法在乔治亚州和康乃迪克特州获準通过。2月，麻萨诸塞州通过新宪法。接下来到6月，马里兰州、南卡罗来纳州和新汉普郡州（New Hampshire）相继批准新宪法。——按照制宪大会的意志，美国作為一个国家终于越过重重籓篱障碍，可以合法存在了。

然而欢呼声响起处，焦虑依然如故，足智多谋的制宪大会代表们截至此时，似乎意识到他们的严重疏漏：这个国家的诞生不仅维系于少数服从多数理念，也不仅依赖各州名义上举手通过，实际上与人口总数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一个州通过新宪法，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累计，它意味著这个州加入合众国成為成员之一，等于这个国家人口总数的累积；同时更是（对）一个民族立足之地、生存空间的确认，是这个这个国家资源占有、管理方式的先决条件。

未来合众国面临的困难是，维吉尼亚和纽约两个州的通过，新大陆作為一个国家，将举步维艰。维州当时新大陆最大的州，人口占新大陆人口总数五分之一，西部边境线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河。纽约州的地理位置则将新大陆其余十二个州一分為二。当时美国各州分布在东海岸，几乎成一字排开状，纽约州的北部有马萨诸、罗德岛、新汉普群（新罕布什尔），南部则有新泽西、德拉瓦、马里兰、维吉尼亚、宾州以及南卡和北卡。既难想象缺失五分之一人口大州的美国将如何存在，更难想象没有纽约州作為链接，这个国家将如何在缺乏现代化交通与电讯设施情况下实现对南北两半的协调管理。

上述事实意味深长：自由民主不仅是一个理念，不仅需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需要诉诸相应的操作规程，而且必须经受实践的打磨。停留在理念阶段、徜徉于启蒙时期，并承担认知功能的民主，仅仅是手中的旗帜和心中的理想，要将这旗帜插上人类生存的土地、将这理想变成人类的现实，需要的不仅是热血和勇气，还需要时间、耐心和实践能力。新大陆上美利坚合眾国的诞生，必须面对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著手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美国的民主才能落地生根并逐步向前推进，自由才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日益完善。

新大陆的命运曾经在制宪期间因各州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而受到过极為险峻的威胁；因為同样的原因，美国的民主自由追求在通宪期间再度受到相当严峻的考验。1788年夏季，新大陆全地和它们的血缘邻邦欧洲，不约而同把眼光集中在维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通宪大会上。

维吉尼亚州是制宪会议的发起者，而且参与制宪代表多达七位。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和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為首，他们都是是新大陆著名的政治知识精英。维州代表大会六月开始。有两位更加著名的人物没有到会，却以其它方式参与大会辩论始终：杰弗逊，其时人在巴黎做美国特使，对美国宪法的热切关注从始至终，并不断从至交麦迪逊及其他与会代表那里获得本州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并参与意见；华盛顿，其时在自己的弗农山庄，依靠一位专程传递大会辩论情况的马背信使了解情况，并将自己的意见反馈大会。

紧张激烈的三周辩论之后，投票即将开始。以公开坦言坚决反对新宪法而著称的帕特里克？亨利，要求最后阐述自己的意见。他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表达了对新大陆独立精神之延续的严重关注和对新大陆人民福祉的深切期望：“如果大会批准通过这个宪法，我将感到我的反对理由充分……不过归于失败。”他说，“如果宪法通过了，我将等待，并报以期望。我将期望美国革命的精神不会丢失。我将期待政府的此项新计划得以改变，以便保护美国人的安全、自由与幸福。”全世界都听见了亨利的肺腑之言。

维吉尼亚州代表大会旋即投票表决。6月25号，维州通过新宪法。维州人相当自豪，他们不仅是宪法草案的提交者、是这部宪法从无到有的创始州，而且认為自己為宪法草案落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维州人认為他们是新大陆批準宪法通过的第九个州。然而并非如此，在他们举手表决的前几天，新罕布什尔州已经举手通过了宪法，成為第九个州。

维州的误解意味深长。人类陆上交通以马代步固然快捷，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管理一个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谈何容易？多年之后，美国还闹过比维州更大的笑话。由于英国对美国的领土、经济权利等无理要求而导致的美英两国战争，接下来又由于美国的强硬政策和战场上的胜利，英国政府接受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的建议，不再进行军事威胁和对抗，并于1814年夏季被迫放弃对美国的领土要求，同意坐下来谈判。美国则因此撤销其对加拿大领土的要求。至此，双方剧烈利益冲突实际上已经结束，战争已经失去前提。嗣后，双方于当年圣诞节前夕在英国签署和平协议。然而这一重大事件和两国战争局势结束的消息，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原始条件，迟迟不能抵达美国。于是產生了下面的荒唐故事：对和平协议之签署一无所知的两国军队在美国密西西比河口新奥尔良地区继续交战。结果美军以13人死亡的极小代价，赢得战斗。英国军队死伤超过两千，被俘五百。这是美国对英国长期作战以来最辉煌的一次战斗，然而这却是一场完全不必要的战斗——战争早在两周之前就结束了。类似的荒谬歷史还有不少，基本原因正是信息不畅达，管理方式比较原始造成的。

在工业革命之初，通讯迟缓，纽约州在地理政治上的存在，是美国建立一个领土完整、管理便利的国家的物化前提。纽约州支持新宪法的代表们以驍勇善战、天赋过人、主张以君主立宪看护独立自由的政治家亚歷山大？汉明顿（Alexander Hamilton）为首。面对几乎等于半数的反对声音，汉明顿们不仅晓之以理，而且使出浑身解数，不断抻长会议发言，在不违反辩论规则的前提下尽量拖延，以便推迟大会表决的时间，等候维州的结果。

新大陆各州举手表决通过新宪法初期，对于美国的诞生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即认可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当越来越多的州表决通过，这一理论意义越来越具有现实性：通过宪法，等于加入这个合众国，这个理论上成立的国家，因此就拥有了自己相应的土地和人民。通过的州越多，合众国所辖国土面积越大，人口越多。这大约是为什么毫无胜算把握的纽约州代表大会，在获得维州通过新宪法的消息之后，要将大会继续延期的原因，他们要争取充分的辩论机会，以便赢得足够的票数，保证成為合眾国成员之一。纽约代表大会的辩论延续到七月末投票表决，汉明顿和他的同仁们等待判决一样等待结果。结果是，反对与支持的票数非常接近，30对27.美国是幸运的：纽约州以微弱多数通过新宪法，加入合众国，等于拆除了横亘在新大陆南北之间的屏障。

在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宪法的举国大辩论，将新大陆一分两半。美国教科书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漫长艰难的努力之后，一个获得人民授权以管理辽阔土地的的中央政府终于临盆。据说，宾州独立宣言签署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获悉国会宣布新宪法将在1789年3月第三个礼拜三生效时，他拿起鹅毛笔，写下了八个字：“It is done， we have become a nation”（尘埃落定，吾国已成）。

少数人意志促成重大结果

现代暴政產生之前，欧洲人类已经饱受其苦，逃到新大陆的人们总结过鲜血淋漓的经验：“事后确立罪状，或对原先并不违法的行為进行惩罚并任意拘禁公民，历来是暴政所善用的和最恐怖的手段。”故而，布莱克斯通关于滥用拘禁权的话，在新大陆各州通过新宪法时，多次被美国先民引用：“不经起诉、审判而剥夺一个人生命或强行没收其财產，乃是粗暴恶劣的行為，必须立即引起全国对暴政的警惕；但是秘密拘禁、匆匆将人投入监狱，其痛苦即不為人知或被人遗忘。因為这类事件不公开、不引人注目，故为专制政府更为危险的手段。”（布莱克斯通《评论集》第一卷第136页，转引自《联邦党人文集》第四十八篇）不少反对新宪法的新大陆政治精英认為，联邦制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势必威胁个人权利，其总统则可能演变為君主国王一类独裁者。著名的独立革命领袖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认為，新宪法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危害个人自由。他直言不讳问道：“為了你的自由，有必要以采纳这个系统而放弃那些伟大的权利吗？……自由，一切现世中最伟大的祝福——给我们那无价的珍宝，拿走其余的一切吧！”远在巴黎任特使的杰弗逊给自己的好友麦迪逊写越洋信件，他对新宪法的拥护是勉强的，“半个面包总比没有强。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护我们的权利，让我们保护我们能够保护的。”乔治？梅森由于新宪法缺少保护人权条款，曾拒绝签上自己的名字。

十一个通过新宪法的州中，有四个是有条件通过的。这个条件是，新宪法必须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打响反抗英国统治第一枪的州，在美国歷史中，是个人自由权利坚定的守卫者。在这个州的代表大会上，新宪法遭到严重挑战。激烈争辩之后达成的妥协是，以未来修改新宪法，加入保护公民权為现在批準的前提条件。马里兰州部分代表表达了下列忧虑，如果新宪法中的政府权限不修正，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将受到威胁。维吉尼亚表达的同样的意愿。以微弱多数通过新宪法的纽约州，则明确要求新宪法加入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

此建议遭到多数派领袖汉明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反对。理由是：第一，若干州的宪法，已有保护人权条例；二，新宪法已经明确规定“美国人民为……增进人民福祉，并稳固们与子孙后代的自由之福佑，特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颁行此宪法。”，“与若干州人权法案成篇累牘文字相比，此语是对民众权利更好的承认”，故没有必要多此一举；第三，“就严格意义而论，民众不交出任何权利，即等于民众保留全部权利，自然无需再宣布保留任何个人权利。”

对此少数派的反驳是：虽然大多数州拥有自己的人权法案，但是宪法是未来国家的最高法律，必须在国家最高法律中明确规定对公民权利的各项保障。他们同时提出：新宪法在许多方面既然沿用英国“习惯法”和“成文法”，在人权法案上也应该参照英国“大宪章”及其“人权法案”。但是汉明顿解释说：英国相关的人权法律是君主立宪体之内设置在君主与臣属之间的规定，意在限制和削弱君权，扩大臣属特权，“考其原意，并不能适用于已公开宣称基于人民权力、由人民直接代表、公仆执行的宪法之中”（以上引自《联邦党人文集》第八十四篇）。汉明顿及其他联邦党人认為，英国的“习惯法”（社会法则）并未定义或确量“自然法”（天赋人权），鉴于此，他们相信：在宪法中写明需要保护的诸项权利，将导致对那些权利的限制，并可能意味著对其他未申明权利的忽略。

但是少数派的意见付诸实施了：新国会首次会议最重要的议程是提出并讨论宪法修正案，加入保护公民各项权利的条款。自美国宪法1789年3月生效不到三个月之后，麦迪逊开始起草宪法修正案。再过三个月，9月25号，草案提交新国会首届会议讨论。三天之后，国会签署通过。再经过全美四分之三的州通过，这个被称作公民“权利法案”的宪法修正案，于1791年12月15日正式生效。

这个国家此前和此后的管理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前提——人民权利优先：举凡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都归于人民；嫌犯无罪推断：在人证、物证、言证，证明一个人的罪行之前，对嫌疑人做无罪推断。

但是开国在即，立法在即，他们宁肯重复申明各州法中的内容、宁肯在人民优先的原则之上和之后再加一道保险、宁肯对政府做“有罪推断”。宁肯在明确以人民福祉為前提的最高法令中，多此一举地以明确的文字，具体申明公民的权利不得侵犯。他们硬是把人权保障写进了已经通过的宪法。整体地、历史地看，这是这个国家在最初的分崩离析危机之后，立即回到自由理念，警惕权力扩张的证明。

再度体现的合作与妥协原则

在任何公共事务中，意见最终未获通过的少数派，永远有一条道路可以继续走下去：我事不成，俱事不成。他们可以设法砸烂一切价值，退而谋求对方失败。但这不是新大陆新宪法反对派的做法。包括新罕布什尔州在内的四个对新宪法不满意的州，他们尊重多数派的意见，同时在此基础上内部协商，达成协议，继续努力，在批準新宪法时写信给新国会，请求修宪。

如果对新宪法不满意的四个州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对新宪法投反对票，那么新宪发就不会获得通过。新的国会不会產生，他们的意见——公民“权利法案”就不会获得讨论的机会，这个法案就不会存在。如此，他们反对新宪法是成功了，但是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意见也不会实现。

国事争辩与讨论中，合作原则另一个体现者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他是新宪法草案的起草人，是新宪法反对派的力敌，是论战少数派的系列文章（后称《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他反对在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的理由非常具体，他担心一旦在宪法中引入公民权利条款，会引第二次全国大论战。新宪法秘密讨论和公开通过期间的大辩论已经歷时弥久，新宪法的通过来之不易，在此基础上再添新内容，引发的辩论可能最终牵扯新宪法的内容，导致在艰难中获得通过的新宪法彻底覆灭。麦迪逊对英国宪法了如指掌，他持与汉明顿同样的看法：自然法不受习惯法约束，无需列举各项基本人权，此举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可能危及那些列举的权利。他甚至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杰弗逊警告说：有些州里的权力野心家，正要促成第二次制宪会议，以便借矛盾把所有的事情搅混，从而推翻刚刚通过的新宪法。但是為了顾全大局、保护已有成果起见，也为执行少数人意志，他再度执笔，起草了他认為没有必要的人权法案。

他参照1776年维维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同时认真考虑各州的相关建议。他尤其寻求各州共同的建议，以便避免引发争论，尽量照顾到这一草案通过时的可能发出的反对声音。这个草案不仅是麦迪逊政治妥协与宽容精神的体现，也是他欧洲民主传统学识的体现，他起草的权利法案，不仅体现了美国革命独立自由原则，而且反映并容纳了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核心。

独立战争之后，这个国家未来道路上每一步都是不同意见双方相互妥协、合作的结果。宪法前十项修正案列举公民需要保护的诸项基本权利，是少数派意志的体现，然而在以下的论述中，读者将会看到，权利法案的语言方式和后来对它的解释，同时体现了联邦党人的意志。权利法案诞生于对新宪法的论争和不满，不仅是多数派自觉妥协，采纳少数意见的结果，也是少数派通力合作的，败而不隳不恨，持续努力的结果。

这表明了美国先贤的民主素质，也向全世界昭示了美国式的民主的要义之一：不仅维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志。这意味著多数人向少数人的妥协。这种妥协是一种自觉的妥协，表现了民主理想的宽容精神。

（待续：解读美国之五——“权利法案，美国宪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