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在一次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会见时，赫鲁晓夫敲打着桌子，扯着嗓子喊叫：“不要… …不然你们会掉进党的磨盘里去的！” [1]将时光倒退四十六年，未来的苏维埃制度不过刚刚具备雏形，造就“摆脱过去的残渣余孽的共产主义社会新人”的任务也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家的头脑中酝酿，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正欢欣鼓舞地迎接革命的爆发时，“党的磨盘”就已经开始碌碌转动了。 1917年9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规定了要以“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使艺术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己任 [2] ，制定了“吸收用无产阶级精神再教育过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合作或者用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新型的专家取而代之”的文化政策 [3].这条给知识分子套上的最初的铰链的宽泛内涵，重点在于“用无产阶级精神再教育”知识分子。在这里，“再教育”一词应该怎样理解呢？布哈林在一次学术辩论会上表述得相当充分：“我们有必要用一定的思想方式使自己的知识分子干部训练有素。对了，我们就是要写机器冲压零件那样训练知识分子，象在工厂里生产产品那样训练他们。” [4] 很显然，这段话的实质便是，苏维埃政权不需要社会情绪的表达者、国家的栋梁那样的知识分子，它需要的只不过是“红色专家”、驯服听话的行家里手。而那些倔头倔脑的不肯俯首泯耳进行“合作”的人，等待他们的，就是上述这条文化政策的后半段，即“用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新型的专家取而代之” 所表述的主要内涵了。
从1917年以后的数十年间苏维埃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整体态度来看，“取而代之”是一个严酷至极的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镇压”一词的代名词，而镇压则意味着逮捕、刑讯、监禁、流放… …最终消灭。而这个听起来似乎有点血腥的词汇，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臆造或者心血来潮，而是见诸于法律条文：“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 …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依据… …” [5]就是在这样一条法律依据下，苏维埃政权的铁帚在1919-1990年间将数千万人扫进了泰加林的冻土地带，从那里活着出来的人，微乎其微：革命的磨盘将他们碾为齑粉。
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只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潜在的思想敌人而被捕。科学家惨遭逮捕的问题在1919年夏季是如此的尖锐，以至于不得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重新研究被捕者的名单并释放了一些人。但是，大逮捕的浪潮并没有消退，30年代持续进行的镇压使几百万人受到迫害，夺走了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生命 [6] .“大逮捕范围极广而又如此荒唐。”高尔基在致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愤怒地写到。 [7] 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19-1990年间，被控叛国罪而被判刑的人为38，539，000人，其中82，799人被枪决。 [8] 而根据流亡国外的苏联统计学家库尔加诺夫的估算，1918-1956年间就有66，000，000人付出了生命。 [9] 官方和民间的统计数字差别巨大，人们历来莫衷一是，但是，尽管不能排除民间的计算可能有夸大的嫌疑，至少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参考吧？
难以计算出遭到这种灭顶之灾的人之中共有多少知识分子，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明细的帐目可循，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区别开来。但是，犯58条罪行的人，应该大多是知识分子。苏维埃时期没有政治罪一说，所有被称作58条刑事犯相当于在沙皇俄国时代的政治犯。因犯58条被判刑的人数最多，由此也可以大致判断出知识分子在整个判刑人数中的比例。发生在20-30年代的几个典型案件或者更能够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1928年轰动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沙赫特案件，基本上整个工程界的知名技术人员都遭到逮捕和诉讼，大多数人死于刑讯和枪决；1930年又发生了更加轰动的工业党事件，又将整个工业界的工程师们几乎全部卷了进来；1929年，把未来得及及时驱逐出境的历史学家普拉东诺夫、塔尔勒、留托夫斯基、戈季埃、伊兹麦洛夫等人和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投入了监狱… …所有这几个案件都基本上涉及到“整个”这个词汇，说明了打击知识分子的力度和广度，而且也表明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扫进“党的磨盘”，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斯大林时期，就两千多名作家遭到杀害、逮捕、监禁、流放。在只有两亿人的国度里，在绝大多数作家和文化贵族都已经流亡国外以后，两千多名作家，应该是他们的全部了。
应该说明，驱逐出境是一种比逮捕、流放更严厉的精神惩罚，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大清理的同时，驱逐出境作为另一种主要手段也在给知识分子套上另一条精神和心灵上的锁链，让他们永远也不能医治心灵的创伤。1922年，包括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洛斯基、维舍斯拉夫采夫、弗兰克、索洛金在内的近三百名俄国知名科学家、作家与政论家未经审判而仅凭一纸决议被送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相继不得不沦落国外的俄罗斯的天才有布宁、库普林、茨维塔耶娃、扎米亚京、夏里亚宾等，甚至连“革命的海燕”高尔基也因与最高苏维埃“政见不合”而不得不滞留于意大利多年。苏维埃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一个因政府以国籍相胁而不得不宣布拒绝领奖，一个则于1974年被强行离开苏联，去国20年。
二
在这样严酷的情势下，劫难之余的知识分子唯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闭嘴无言。然而，有良知的人并没有完全紧闭他们的双唇，从他们的心底依然流淌出了和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声音。1956年，解冻之初的第一批地下出版物问世，人们惊喜地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诗抄》，这是第一部描写苏维埃极权统治下的囹圄生活的作品，是俄罗斯良心在近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复苏。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其他一些的描写劳改营的作品，如D.维特科夫斯基、E.金兹布尔格、O.阿达莫娃-斯辽兹别格等人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其中，以索尔仁尼琴1962年公开发表在《新世界》杂志第11期上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最为轰动。这部被赫鲁晓夫认为是“符合党的原则和任务的作品”其实是严厉谴责苏维埃极权统治制度的，但是，因为它合乎了当权者的某种需要而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并在整个苏维埃国家掀起了轩然大波。索尔仁尼琴本人则象一条深水鱼一样浮出了水面，人们一下子就认识并记住了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其《代序》中指出，这篇小说的发表“说明一位新的、与众不同的和完全成熟的大师进入了我们的文学” [10] .即使是一直被责备为革命的御用文人、红色海燕的高尔基，也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弄臣，十月革命前后于《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言论，指责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害怕光明和公开性的、胆小的、反民主的、践踏起码的公民权利的、迫害工人的、向农民派遣征讨队的政权” [12] .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与革命的现实是如此的不合拍，以至于于报纸发行之初高尔基就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激烈的攻击，后来结集成《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则被称作“乌鸦的聒噪”，并不无用心地暗示“本该教育人民的高尔基应该去受人民的教育”，官方的报纸则指责高尔基“不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 [13] 当然如果不是他的红色海燕的身份和与列宁的交情深厚，那他肯定也逃脱不了掉进党的磨盘的命运。其他的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所有这些他们本来应该明智地顺从党为他们安排的光明生活道路的，为了保留住自己的那颗头颅，他们完全可以去写一些粉饰太平的文字或者去献上献媚的应景之作，但是，良知使他们不能够以沉默的方式来面对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劫难逃的命运。索尔仁尼琴创作《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但是，同时他又“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意识到，他不属于他自己，他的文学命运也不是他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不过是在替“他们”，替那些“没来得及写完、说完监狱的命运和自己的过于迟了的在劳改营中的发现”而已。 [14] 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诗抄》里也写到：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 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决不停止哭诉… …” [15]
决不停止哭诉… …“ [15]当时有多少象他们这样的人呢？毫无疑问，其数字一定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幸活下来，有的人把写好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到地下，但别人却不知道埋藏地点，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也许那人漫不经心，又或者太过于谨慎了，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写下来：大多数诗人已经被消灭在泰加森林的冻土层了，他们的诗篇也永久地埋入了地下。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不应该沉默的时候沉默，无论是高尔基的大声疾呼，还是劳改营里那些只能发表在自己头脑中的诗篇，从中折射出的良知象阳光下的喷泉一样饱满而又绚烂。
三
在一篇短文中要把《古拉格群岛》讲清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涉及的东西太宽泛深广了。这部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长达140余万字的描写苏联十月革命后约四十年间几乎囊括苏联全境的监狱、劳改营以及边远的流放地生活、涉及到数百人的命运的巨著，整整写了十年（从1958年4月到1968年5月）。如果算上积累材料的准备，早在劳改营里服刑和流放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内容上看，它除了包括作者在劳改营的亲身感受和见闻外，汇集了227个在劳改营服过刑的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等材料。从写作手法上，既有自传性的侃侃叙述，也有报告文学式的真人真事描写；既有历史事实的考证，也有法律条文的诠释；既有作者的随想，也有见闻的实录。作者通过这些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政治、道德观念，但他并不是全由自己讲述，而是通过复调音乐的手法，让许多声音同时围绕着一个问题讲话，让它们互相争辩、否定、补充、加强，从而把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描写刻画更一步深化。即使是单从语言上看，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语言大师：他把大量的俗语、谚语、古俄语、宗教语言，甚至“劳改营语言”————盗贼流氓使用的黑话甚至是脏话也写进了作品。这给人们带来了阅读上的困难，西方甚至为此出版了专门的索尔仁尼琴字典。
这是一本全景式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整个古拉格群岛的历史。实际上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不过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是把整个苏联比作一个群岛，在这个群岛上处处布满了监狱和集中营，被称为古拉格。古拉格，是由俄语中的ГУЛАГ音译而来的，而俄语的ГУЛАГ是一个缩写词，全称是“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г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译成汉语意思是“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主要是用来关押政治犯人的，让他们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与教养”。如果追溯古拉格的历史，则要将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期。1923年，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已有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5所。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带罪上了前线，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了30所，只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升到了70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织成了一张大网，罩在苏联的版图了。另外，在1948－1953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还建立了12个残酷监狱制度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对这段历史通过对数百人的不幸遭遇的描写做了一个系统的综述和回顾，使读者能非常清晰地了解到40年来甚至是更久的整个苏维埃制度下的政治、文化、经济等体制的整个状况。
尽管并不是以很严格的科学方式来作历史的建构，但是，这本被他自己称作“文艺性调查初探”的文学巨著，决不是一本单纯的“资料汇编”。他笔下的生活在古拉格群岛里的犯人生活在严酷的条件之下，没有自由，但又无法逃离这个岛，笔触直抵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被赫鲁晓夫利用来反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的，但是，这不是索尔仁尼琴的初衷。公开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那小胡子爸爸（注：指斯大林）会可怜你们！”这句话，是根据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列别捷夫的意见加上去的。索尔仁尼琴自己解释到，他之所以不提斯大林，是因为他着眼于整个苏维埃制度，而不是斯大林一个人。 [16] 《古拉格群岛》的最后一部分《斯大林不在了》更是通过描写《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的反应强调指出“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写出了他创作《古拉格群岛》的意图。
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传递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批判，二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揭示和扬弃，三是对人本身的存在和人性善恶的多维思考，四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果以这四个“标准”来要求《古拉格群岛》，完全可以客观地说，无论是宏观的建构，还是细部的描写，它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涵盖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罹难历史，一本书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拉格群岛》可以说是那段已经被遗忘了的苦难时代的历史上的一块触目惊心的补丁。
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这种奇怪的现象甚至存在于两个完全异质的民族身上。正当苏维埃政权的巨大的磨盘碌碌转动的时候，几乎每个发展阶段都与之惊人地相似的中国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准备了同样的碾磨工具，将无数批知识分子碾为时代的齑粉。1957年进行的“反右”，1965年搞起的的“社教”，1968年开始的“文革”… …都使当时在场的知识分子遭到重创。在沉默了十几年后才出现的第一批反映历史创伤的文字被称为伤痕文学，内中以讲述“文革”记忆为主的文字第一次开进了在此前的创作中一直被视为创作禁区的监狱和劳改队的视阈内，并因其故事发生在监狱和劳改队的大墙之内、又有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样的题目而被称为“大墙文学”。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除了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燃烧的记忆》、《风泪眼》等以外，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另一个十几年后，一批继续描写那个时代苦难的作品因其在解冻、解禁、解密、解构历史时试图以更深刻的挖掘和更细腻的笔触来挖掘历史的暗角而逐渐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比上前一批作品，它们所描述的内容更贴近历史真实，它们的普遍特点是对在劳改营里的生活磨难的描写摄人魂魄、催人泪下，以至于每一部类似的作品在面世之初都被认为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比较引人注目的几部作品如尤凤伟的《中国1957》、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都曾经享有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这个巨大的声誉。若是单从取材上看，它们当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是它们在视角、立场和审美意向上均大异其趣，在反应历史真相的力度和深度上更是不能相提并论。
在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几乎相同的情势下，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同时意识到了言说苦难历史的责任。然而，巨大的磨盘碾压之下的索尔仁尼琴写出了这部震惊了整个西方、让苏联当局震怒甚至惧怕的《古拉格群岛》，而我们的有着几乎同样的经历的知识分子却没有生产出一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产品。按常规，这应该是一个不能不让人深思的问题。然而，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我以为还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中国一直被认为是跟在苏联的身后亦步亦趋的，但是，中国与苏联的政治大环境真的是完全一致吗？处在当时环境下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完全一致吗？目前的学界多有这样的口吻，提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苏联的知识分子腰杆一直是挺得笔直，始终没有低垂下他们那颗高贵的头颅；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一幅永远地弯着腰的精神被阉割的形象，他们在苦难莅临之际的种种懦弱表现，则是被拿来痛快地批判的一个良好的已经不能回护的靶子。然而，这和历史的真实相符合吗？
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问题，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我国学界的一个比较热衷的话题。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检讨逐渐展开，文化作为一个中心的问题被凸现出来。作为文化的承担者————知识分子问题也随之相应地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担当感成了一个敏感的词汇，不仅被作为标准来评判在罹难的年代里他们所充当的社会角色，而且常常与处于几乎同样的政治环境下苏联知识分子作对比。结论当然是苏联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感远远大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在劫难和困境面前，苏联的知识分子表现得要比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高贵得多，他们的昂起的头颅和挺直的腰杆不能不让我们的一些在苦难面前低垂着头、弯曲着腰杆的人汗颜。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俄两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和心灵背景，出现这样的巨大的差别甚至更大的差别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拉季舍夫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始祖，别尔嘉耶夫写道：“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21 自拉季舍夫起，从民粹派到十二月党人，从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自觉认定自己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将反抗黑暗、暴力，追求真理与自由，对人民深刻的关怀等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并且无论在何等处境下都不忘记自己的使命。无论其执行何等艰难困苦，亦必为真理而赴汤蹈火、再所不辞。最为可耻的，莫过于识见真理悬诸于顶却无所动容，惧怕为真理而牺牲之懦夫。
从另一方面来说，俄罗斯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文化传承又具有深刻的东正教渊源，俄罗斯民族因此具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怀。这种情怀也使得他们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浓厚的弥赛亚情结。宗教对俄罗斯人产生的特殊影响反映在文学上，是许多艺术作品都沉淀着深重的救世精神。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22] 这说明，俄罗斯作家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以沉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悲悯感震撼世界，并非出于偶然。
而在中国，一直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可以打造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家园。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抉择于“道”与“势”之间，而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道”主要关切的对象是人间世俗之事，是对尘世采取的是一种“介入”的姿态。中国的“道”既无心于日月星辰这些身外之物，也对前生来世颇为冷淡，他所着意的是构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使命不在于求知，求真理，也不在于传播上帝的辅音，拯救人的灵魂，而在于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因为“道”统不具备超越性，因此，中国的“士”在实践中很容易便转化为“仕”，宏道的旨归落入为政权谋“势”。居庙堂之高则唱“治国”“平天下”，陶陶然作“入世”梦，退江湖则低吟“修身”“齐家”，隐隐然作出世想，忧国忧民的思想首先是建立在能否出仕的基础之上的。
中俄知识分子在最需要责任担当、言说真理与正义的最为尴尬之时，却做出了两种决然不同的选择，这与此种文化传承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我认为“道”统的南辕北辙所决定的“势”统不一，使中俄知识分子在如何以自身所承担的价值理性来面对政治的工具理性之时，发生了强烈的错位，中国知识分子把价值理性服务于工具理性，希望以“仕”宏道，而俄罗斯知识分子确以价值理性的承担者勇敢发言，“士不可不宏道”，且以“宏道”来批判现行政权的乖谬、黑暗、丑陋，也许是他们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却做出了两种决然不同的选择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