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 林沛理　香港文化评论家

京奥举行在即，由曾在好莱坞取得巨大成功的吴宇森执导的《赤壁》在内地隆重公映，无法不令人联想到这出得到官方大力支持、号称史上最昂贵的华语片，是某种中国向西方发出的“意向声明”或者“自我表述”，旨在借吴宇森“师夷之道以制夷”，向好莱坞证明“你懂得做的，我必会做得更好”。

问题是中国电影要与好莱坞较劲，便必须先弄懂好莱坞，以及它是怎样在全球建立牢不可破的文化霸权的。从最简单的道理说起，好莱坞的电影无坚不摧，因为它懂得怎样以假乱真和化繁为简。电影本来就是用来逃避现实的，我们批评好莱坞的电影天真、幼稚，其实它的天真是一种骨子里的世故，它的幼稚是一种计算准确的狡猾。在全球化趋势下，电影的投资愈惊人，它需要收回成本以及赚取高回报的压力也就愈大。结果，今日的电影不断去繁从简，剩下的是人人都看得明白、看得高兴的奇观。

当然，奇观并非好莱坞的发明，而是电影生而有之的“原罪”。的确，电影由发明的一刻开始，就与奇观产生亲密的血缘和脐带关系。法国发明家卢米埃尔兄弟拍于1895年的《火车到站》，标志着电影的正式诞生；而它亦制造了影史上第一个奇观——火车头冲向观众。自此，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模式，它承载、展览和制造奇观的功能随着计算机科技的日新月异而不断被强调，也不断被完善。好莱坞不过是将电影化现实为奇观的改造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已。在好莱坞巨匠斯皮尔伯格、卢卡斯和詹姆斯。卡梅隆最成功的作品里，例如《大白鲨》、《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和《泰坦尼克号》，电影与奇观被画上等号。在好莱坞的统治下，今日电影已成世界第八大奇迹，令人叹为观止。

近期几套在香港上映的好莱坞大制作，不论是《通缉令》、《地狱男爵2：黄金军团》，还是《盗墓迷城3》，都不约而同以计算机特技堆砌奇观。在这些电影里面，奇观变成量度一切的标准，人不过是奇观的一个渺小、微不足道的构成部分。这些制作费达天文数字的电影，以出神入化的技术，把匪夷所思变得栩栩如生。它们讲述的故事，以至于一切有关正义与邪恶、美与丑、热情与责任的冲突的探讨，都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让那些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特技可以大派用场。

这些电影的成功，是商业计算的成功；它对电影人最大的启发是：弄清楚你拍的电影是给谁看的。影片的卖座，不但突显了电影的商品本质，更有力地证明了电影既然是商品，便必须当作商品般投资、策划、研发、推广和促销，这样才有最大的胜算。的确，这些电影从选材、选角、取景，到人物塑造和动作场面的设计，以至于那种回避说教、刻意经营的“酷”的感觉，处处都散发着一种来自周详、缜密的市场调查的权威味道。这些影片对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口味的一击即中，反映了这种科学化、市场化的拍片方式。

然而，说好莱坞的电影是奇观，不能算错，却也不全是实情。最有趣，有时也是最成功的好莱坞电影不仅好看，也耐看；因为它除了有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观之外，还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想。以最近在香港上映、全球卖座的《蝙蝠侠6：暗夜骑士》为例，蝙蝠侠在摩天大楼林立的超级城市跳跃飞翔，整座傲然矗立的建筑大楼在顷刻灰飞烟灭，固然蔚为奇观；但影片最令人忘不了的是希斯。莱杰饰演的小丑一角。

这个角色当然是大反派，但抹煞不了他那种“生命的野性就是最好的秩序”的哲学的感染力和创造力。他所犯的罪行无可宽恕，但同时你会明白，犯罪行为对他来说是一种手段，让他逃过一刹那的脆弱，重新找到生活下去的勇气、欲望和借口。这个角色的族谱，近的可以追踪到1991年的《沉默的羔羊》里面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智商奇高、完全没有道德意识的连环杀手汉尼伯博士，远的则更可上溯至1660年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写成的长诗《失乐园》里面的撒旦。诗中叛逆之神撒旦因反抗上帝的权威而被打入地狱，却毫不屈服，偷入上帝创造的伊甸园，引诱夏娃偷食禁果，以致人类始祖被逐出伊甸乐园并开始沉沦。弥尔顿大量运用圣经人物意象，将撒旦的狂妄和自负刻画得惟妙惟肖。甚至有评论说，弥尔顿是“属于撒旦一伙的，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由此可见，好莱坞的电影不时能够在世界各地引起观众广泛的共鸣，并非一味只靠制造奇观和提供实时的满足。懂得利用它的文化遗产、善于从文学经典和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以惊世骇俗的奇想冲破观众的思想禁区，也是它的致胜之道。中国电影要将好莱坞当作假想敌，便不能像《赤壁》那样只埋首于堆砌动作奇观。吴宇森无意探究历史的真相与本质，但拍历史剧而不以现实政治的观点看问题，必然注定浅薄。中国有精彩的历史，但如果历史不能在我们的电影里面构成精彩的叙述，它就会慢慢失去它的观众。

明社为屋，两对才子佳人的事迹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朝中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尊称）”。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一个明朝探花，部长级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继续领袖文坛。而侯朝中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型号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好几种文人笔记上，都记载说钱柳结缡后，曾互相戏谑，钱说，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柳答，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这种肉麻的对话，估计多半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40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妓女的反差，在一个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六郎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致死后文集遭到查禁封杀，致仕退休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现中国国旗象征共产党的至尊至上，其违逆世界潮流，建议讨论修改。

（作者按：本文完成于2007年元月，现在北京奥运就要开幕，可以想象五星红旗的海洋会再度重现，为了使大家了解国旗的由来、象征和更改，特将原文《修宪与修改国旗》，稍加改正，换以题目：《国旗的由来和更改》发表出来——2008年7月21日）

宪法可以修改，国旗由宪法规定应该允许讨论、修改，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其中最大的“星”代表共产党。围绕“共产党”的四个小星按设计者的思想是代表四个阶级，这面国旗象征共产党的至尊至上，这面旗帜违逆世界潮流，建议讨论修改。

1949年7月14日至8月15日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同时刊登了新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当时提出国旗应征的重要条件之一是： “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注1）。很快就收到了三千多幅建议图案。经毛泽东拍板，定下上海市民曾联松提供的国旗方案，就是现在的图案。他本人的设计思路是：最大的星代表共产党领导，四个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当然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为了奖励设计者，发给他500万元（旧币）人民币的奖励，1950年国庆节还请他登上北京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周年他再次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注2）

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以后历届宪法都如此规定。这面国旗所宣传的核心思想是“共产党领导”，国旗和它象征的思想写进了学生课本，五十多年来通过教育和多种形式的宣传，灌输给全体国民，几乎是家喻户晓。

中国古代没有国旗，满清末年使用黄龙旗，黄龙是“皇权”的象征。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各省使用不同旗帜。当时，广东、贵州使用青天白日旗，云南为九星旗，武汉用十八星旗（仿美国国旗制，象征当时中国的十八行省）。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注3）。五色旗（红、黄、蓝、白、黑）是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有五族共和、民族大团结的意思，后来为世界各国承认的北京政府也用五色旗（注4）。1928年北伐统一后，民国政府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五色旗为国旗（注5），现在台湾仍使用这面旗帜。

青天白日满天红旗的象征是：青天表自由，白日表民权平等，红地表博爱，白日的十二道光芒象征十二时辰，每年十二个月，意义是周而复始，不断前进（注6）。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四面国旗为满清的黄龙旗、民国时期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前三面国旗，曾在全国统一使用，五星红旗只在大陆使用，台湾不使用）。回忆中国的四面国旗，民国时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旗所象征的民族大团结或自由平等博爱，都有普世价值。中共在1949年竖起的国旗，以共产党至上、至尊为象征，在这面旗帜下，确立了一党专政，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创造了一系列的大灾难，这面旗帜表示专政、极权、党权至上。在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多面旗帜中只有这面旗帜与满清末年的黄龙旗相似，一个是象征皇权至上至尊，一个是党权至上至尊，都是张扬少数人的专政。在中国，国旗由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变为“共产党领导”的五星红旗，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一种世界潮流的逆反，这不是什么“进步”，也不是什么“解放”，所以建议修改宪法，修改国旗。

中共在国旗国徽上使用五角红星代表“共产党领导”，这并非独创，其国际的渊源是1949年前建立的共产极权国家。苏联1924的制定的国徽中，就有一颗五角星是“象征共产党的领导”（注7）；阿尔巴尼亚1946年制定了国旗，“旗面上的五角星象征党的领导”（注8）。如果说和先辈的旗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中国国旗上的那颗红星，较之国际先辈更加突出更加耀眼，现在中国 “五星红旗”中包含的“共产党领导”，是来自于苏联东欧等共产极权国家。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东欧、苏联抛弃共产极权后，首先在宪法中删去了“共产党领导”字样，随后更改国旗和国徽，将象征共产极权和共产党领导的标志清除出去。阿尔巴尼亚1991制定宪法修正案，将国旗中象征共产党领导的五角星除去。在东欧国家中最后一个从国徽中清除共产主义象征的是前南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据法新社2004年8月17日报道，“共产主义在塞尔维亚消亡14年之后，这个共和国在16日摘下了其国徽上的那颗红星”，“一枚盾形纹章取代了那颗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星”，为什么在塞尔维亚的国徽上摘下红星，要比其他国家更晚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的铁腕人物米洛舍维奇还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2000年他的统治才被推翻，2001年被逮捕，送到海牙国际法庭接受审判，在他下台之后，共产极权垮台，大家才能修改国徽。米洛舍维奇也在2006年病死于海牙监狱之中。（注9）

二十世纪最大的国际事件之一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潮起潮落，随着共产运动的潮起，世界上出现了一些象征共产主义的国旗，随着共产主义的潮落，一大批共产极权国家纷纷易帜，改变了极权性质。东欧、苏联易帜是历史潮流，中国是世界的成员国，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放弃极权，更改国旗，是潮流中事；识时务者为俊杰，顺潮流者将会成功，让我们为极权的消失，为国旗的更改早做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宪法中不止一次的出现“共产党的领导”字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公民如果不拥护党的领导就是违宪，如果 “反党”就是“反革命”，就是“右派”就可以判刑、劳教。“共产党领导” 写进宪法，成了国旗的象征，党权成了国家最高权力，而这种权力并非公民授予。共产党员在国民中是少数，党员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共产党也不是经过公民选举产生的群体，共产党在国家中不应该享受特权，在国旗中、在宪法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无视基本人权、违背民主基本原则的行径，这既荒唐又荒谬。

在中国，更改国旗修改宪法，除去“共产党领导”的象征和条文，是全体国民的利益所在。但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内容在宪法中保留了几十年，现在要更改何其容易？有些既得利益者，会用各种手段阻止，民众中也有一种惯性势力。我们应该让国民知道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公民有提出修改宪法的权利；要让公众知道，现在宪法中还保留某个政党特权的国家已经极其稀少；苏联和东欧国家修改宪法废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和象征，成为标志性事件（注10），结果带动社会进步。要让民众知道，中国修改宪法更改国旗的重要性。要唤醒民众的权利意识、法制观念要用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去讨论、去争取修改宪法，只要大家持之以恒、年复一年的争取，最后目标一定能够达到，修改宪法更改国旗的过程，也是增强公民权利观念的过程。

我认为设计新国旗的一些原则是：
1） 体现普世价值；
2）要有继承性，要考虑中国以往国旗中的积极因素；反映中国的真实历史和特征；
3）国旗要容易识别，不能与别国旗帜混淆；
4）容易制作；
5）要有美学的考虑。
我想到几种方案：

方案1：继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思路，建议国旗为，红地，中心为白色，圆形，外面为蓝色同心圆环，最外边为红地。这三种颜色象征民权、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整个国旗具有向心对称性，象征各族同心同德、团结友好。这种设计继承了1928年之后的民国时期使用的国旗，那面国旗一度被全国接受，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全国军民高举的国旗，也是八路军新四军使用的国旗。这面国旗和现在台湾使用的旗帜很相似。如果两岸将来走向联邦制，这面旗帜也容易被台湾居民接受。

方案2：采用民国时期用过的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的形式，因为有人说壮族人口也不少，或可以增加为六色，条纹可横可竖，以免和他国雷同。

方案3：考虑到大陆有朝一日实现自由化民主化，如果两岸有意探索建立联邦制，台湾现在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经两岸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为“联邦”旗帜的选项。

方案4：如果台湾放弃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大陆也可以接受过来。
相信在中国大陆实现自由化之后，一定会出现众多新的国旗方案任人挑选。现在我愿抛砖引玉。

注1：《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P16
注2：《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内幕》P18－20
注3：谢瑞智著《宪法大辞典》，台湾千华出版P336
注4：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P40
注5：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P41
注6：《宪法大辞典》台湾大千出版P336页
注7：《世界各国国旗国徽国歌》P71
注8：同注3 P53
注9：孙文广：《三个独裁者死于06年》
注10：孙文广：《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

一名女中学生的意外死亡（自杀？奸杀？），居然引发了一场砸烧县公安局和县委县政府的群体性骚乱；对一辆自行车的例行盘查（依法有据？暴力执法？），竟然引发了一桩六死四伤的袭警惨案。初看起来，这两起事件似乎都不是政治事件，它们与不久前发生在仰光、拉萨、乌兰巴托的骚乱事件不可比拟，既没有历史根源，也没有政治动机，更没有国际背景。它们更像是两起偶然、突发的「意外事故」，其起因之小与后果之大太过悬殊，简直让人觉得这不是真事。

中国特色非典型政治事件

然而，它们恰恰就是两起中国特色的非典型政治事件：公民与执法者、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恶化到极致，产生了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对抗。而比这两起暴力事件本身更值得关注和深思的，则是广大中国民众令外人难以置信的「非常」反应。我们看到，人们对事件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的（这与对拉萨骚乱的民意反应大不相同）、毫不掩饰的同情「暴徒」而苛责官府。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甕安骚乱分明就是「起义」、「官逼民反」，而袭警者杨佳则是一位「为民除害」的「刀客」、「大侠」。在对甕安群众和杨佳的过激行为表示谅解与同情的同时，却完全没有人同情被「暴徒」所袭击的甕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石宗源也对他的「下官」们多有谴责而少有同情），甚至也极少有人同情被杨佳所残忍杀害的六位上海警察（虽然这六位死者并不是曾与杨佳发生过肢体冲突的当事人）。相反，人们普遍对官方、警方的现场处置和事后辩解表示了严重质疑和严厉问责。很明显，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是「受害者」，反而坚信它们才是暴力事件的直接诱因和社会骚乱的始作俑者。

愤懑民众的反抗途径

这两起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恐怕就事论事找不到正确答案。实际上，甕安少女是否被官员子弟奸杀，杨佳是否被上海警察打坏了生殖器，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甚至可以说，这一点也不重要。或许这些都是谣言，在此前重庆万州、四川大竹、浙江瑞安的暴力骚乱中也曾经流传过公务员殴打民工、官员轮奸少女、富商虐杀妻子，事后查明此类传言并不属实。问题在於，第一，为什么毫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广大群众对这一类的传言不假思索便深信不疑，而且立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果传言说某某官员天天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只怕你打死他他也不会相信；第二，即使「奸杀」、警察打人为真，何以由「奸杀」而至万人骚乱、由警察打人而致六死四伤？这起因与结果是如此的不对称、不均衡。毕竟，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某起奸杀案或某些恶警欺负良民，然而，甕安骚乱与杨佳杀警却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近些年来，类似於甕安骚乱和杨佳杀警的暴力事件还有不少（如万州事件、瑞安事件、大竹事件，还有怒杀多名村官的山西农民胡文海至今仍被网民推崇为「英雄」），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反抗途径，但这两起新事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前，愤怒的抗议群众或个人复仇者通常选择一些「政治象徵物」施以暴力，比如佔据广场、堵塞公路、烧高档汽车、损坏公物，而甕安群众和杨佳则是直截了当地向警察、政法机关、党委和政府下手。这就使问题暴露无遗：在人们眼里，不是政法机关、党委政府去解决问题，政法机关、党委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群众鄙视仇恨执法人员

甕安骚乱、杨佳袭警之所以发生并获得广泛的民意同情，是因为：

第一，在整体上，中国的执法人员、司法机关公共形像极差，在某些地方，可以说已经信誉扫地──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人民群众」，都不仅不再相信执法者的能力、效率与公正，甚至对之充满了深刻的鄙视和仇恨。有一件事情或许值得一提，有一位善良的女孩在网上发起三八妇女节给值勤的环卫工人送水喝，顺便也给城管、警察送了几瓶水，结果，送水的照片上网后，这位女孩遭到万众唾骂、网络围攻，连她的男朋友也愤然与她断绝了关系.可见，对城管、警察表示友善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与当年搞「中日亲善」的汉奸一样会引起强烈公愤。这大概就是我国公众对执法者的真实感情。

第二，县及县以下的党政机关、党政官员长期处於官民冲突、贫富冲突的斗争第一线，多年来坑民害民之举太多，与底层社会结怨过深，早已失尽民心，他们徒有权力而罕有权威，因此，若遇紧急事态，他们的言论甚至比谣言更不被认可，他们的行为甚至比黑社会更不受欢迎。以这两起事件为例：在甕安，地权、矿权、拆迁等利益纠纷持续多年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动辄以警力压制维权民众，警民关系、官民关系早已势同水火，以此为基础，「奸杀」案无论真假，不过是给集体反抗行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藉口和契机.在杨佳，他曾经被山西警察打掉门牙，他的母亲因枉法裁判无法翻案而成了专业「访民」，所以，杨佳比广大网民更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执法机关.当再次被警察殴打而得不到道歉和赔偿时，他失去了耐心和克制，选择了最原始野蛮的以暴制暴。

陈胜吴广是这样出现的

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会的。在言论权有限、结社权阙如的情况下，不满的人们不能以一己之力通过正常途径表达不满，他既不能通过反对派组织代替自己去表达异议，又不能与相同遭遇者一起有组织地抗议请愿，那么，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继续忍耐、继续等待；另一条就是像杨佳和甕安群众那样。一个人因绝望忽然丧失了理智，成为疯狂可怕的暴徒，一群人因谣言忽然怒火燃烧，成为可怕的乌合之众。

甕安的群众和袭警者杨佳给地方政府、尤其是给基层执法人员上了一课，请警察、城管们切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若视平民如草芥，则民众将视你如寇仇。当然，也给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上了一课：如果你既不想看到合法的反对党，也不想看到合法的游行示威，那么，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甕安那样的骚乱群众和杨佳那样的极端公民，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就是这样磨炼出来的。我想，这就是甕安骚乱与杨佳袭警的政治警示意义.

当我告诉一个美国朋友，在某个国家有人闯入警局连杀数名警员，却有成千上万的同胞为他欢呼，称他为英雄，呼吁为他筹款。这个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要么这个人疯了，要么这个国家疯了！”我告诉他这件事刚刚发生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个人没有疯，这个国家也没有疯，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疯了！

不同制度的社会公义法律公义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社会公义和法律公义是一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警察无权随意侵犯民众，若有违反，必会遭到舆论的揭露和法律的追究。因此，官侵民的事就在源头上被消除或起码被最大限度地遏止了，产生警民冲突诱因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偶尔发生警民冲突于理论上纯属个别事件。中国大陆就不同了，其社会公义和法律公义是矛盾的，公务员包括警察没有任何法律制约和舆论监督，因而各级大小官员贪污腐化，警察国安（还有莫名其妙的城管）随意侵犯民众司空见惯；可是同时他们却用法律公义单方面地制约民众。民众受到不公正对待，只许忍声吞气，不准抗议，更不许反抗；受到天大的冤屈也上诉无门，有些甚至到了呼天不应叫地不闻的地步。官逼民反，铤而走险自行报复就在所难免了，因此说中国的警民冲突是必然的社会现象。

世界上，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才会造成如此深层的警民矛盾，如此的深仇大恨。也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才会出现成千上万人“上访”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可是，中国统治者对自己一手造成的恶果视而不见，宁愿眼看着“上访”的民众驱之不散，前仆后继，宁愿眼看着官民冲突一次次地发生：西藏骚乱、四川地震受难学生家长静坐示威、瓮安县过万民众火烧县委、政府及公安大楼、杨佳闸北公安局袭警……，也不愿意将社会公义和法律公义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企图用强硬的手段将群众的怒火压下去，这势必适得其反，群众的怒火必然越烧越旺。

中共政权有一个坏习惯，好的事情不敢和西方国家比，坏的事情往往就把西方国家推出来做挡箭牌，振振有词地说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他们根本不明白，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根本不同，发生警民冲突事件的背景原因以及处理后果都完全不同，彼此之间没有可比性。不错，美国也发生过警察粗暴对待公民的事例，曾经有黑人被警察群殴，有赴宴途中的新郎被误杀……。须知美国是一个容许公民携带枪械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在一个人人可以携枪，种族民族矛盾先天存在的国家里，警察有较高的警惕性不难理解。在美国所见，警察对付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拥而上将其按倒在地戴上手铐（最近对付法拉盛暴力侵犯法轮功的中共特务就是如此），旁人看来似乎有些神经过敏，其实他们是出于自卫。由于民族种族语言和生活习惯庞杂，因为听不懂警察的命令，或举手拖泥带水有被误为掏枪的动作，就很容易产生误会，甚至被误杀。问题是，美国所有的公务员包括警察全都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一举一动都随时会被录影公之于众，若有违规，必受谴责和审讯。中国大陆民间绝无枪械，大部分地区更是单一民族和种族，语言统一，如果社会生活正常的话，应该说中国警察日常面临的危险性要比美国警察低得多。可是结果却相反，中国的警民关系要比美国紧张得多，中国警察随意欺负老百姓和由此引起的老百姓报复也比美国严重得多。在美国还未有听说过万人火烧政府公安大楼、有人冲进警局连杀数名警察的报复案件。很明显，中国大陆的民怨经过近六十年的积累，已经从隐性阶段转为显性阶段，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已经到了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中共政权岌岌可危。

洛杉矶骚乱之事实真相

中共拿美国洛杉矶骚乱来为自己辩解，但他们从不敢将真相告诉中国人民，大多数中国人不明真相。事实的真相是：九一年三月三日晚，一名叫罗德尼·金的二十五岁黑人青年违章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截，可是他不但不停车反而高速逃跑，上演了美国典型的“警匪追逐”片。罗遭截停后被拖出车外，四个白人警察对他乱棒侍候，打得他在地上打滚。这个场面却正巧被路经附近的一个白人摄录下来，并被立即送到当地一家电视台。第二天一早，全洛杉矶市民都在电视里看到了这一暴力画面，几分钟后，几乎全美国的电视都中断了正常的广播，插播这一新闻，全国民众一片哗然，纷纷谴责这四个白人警察的暴力行径，要求法办。一年后，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当人们以为事件已经平息过去，当地一家地方法院在远离洛杉矶的一个小镇开庭审理，十二个陪审员没有一个黑人，竟然宣布黑人青年违规在先，逃跑拒捕在后，妨碍警员执行公务，判四个白人警察无罪释放。消息一出，不到一小时，数百人走上洛杉矶街头抗议，随即引起骚乱。文字、画面、电话、电邮迅速传遍全美，不足二十四小时十九个州发生骚乱，导致五十八人死亡、二千三百多人受伤、五千多座建筑物被毁，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此时的美国政府，不是忙于宣布“一小撮暴徒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是忙于武力镇压抓捕“打砸抢分子”，而是一面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相应实施紧急法令，派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另一方面呼吁群众回复理性，一切循法律途径解决，维护国家安全。最后，案件被发回重审，四名白人警察被判有罪入狱。

对比杨佳袭警案：首先，杨佳被截停的时候并没有高速逃跑，和警方展开追逐战，只可能产生一些言语冲突，警方就已将他拘留长达六小时，期间还对他进行殴打，引致其生殖器受损。其次，中国没有群众监督，没有言论自由，杨佳被殴打的实情以至袭警案发的成因、经过……统统都只有警方一面之词，不像美国案发经过全程公之于众，让人们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除了愚蠢颟顸的中共政权，有谁会相信凭一面之词就可以有公正的裁判？最后，中国没有一个人人平等的法律，没有一个人民信赖的法庭，让杨佳袭警案能得到公开公正的审判……。面对所有这些根本不同，中美之间有何可比性？中共拿美国洛杉矶警民冲突引发骚乱比照杨佳袭警案毫无意义，只有更加彰显中国大陆法治的严重缺失。同时，也看到中国人民对公权力滥权的容忍程度远超美国，不愧为最善良最易于管治的国民。现在，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

审判杨佳案应公平合理

若是中共政权愿意向美国的法治学习，请从杨佳袭警案开始。笔者愚见，此案应分为两个案件审理：先审理杨佳作为原告控诉警方滥用权力殴打其至残案，对犯罪的警员判罪后再行审理杨佳袭警案。并且建议：一、允许杨佳自行选择辩护律师；二、辩护律师公布杨佳生殖器受损的医生证明；请法庭传召上海访民许正清、朱东辉等上庭指证上海警察专拣生殖器殴打；三、允许杨佳及其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公开陈词；四、将法庭审理全过程向全国人民实况转播；五、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人民陪审团；六、容许海外法律专家旁听顾问……。如此这般，只要中共政权能够做到这些，相信无论如何判决，只要是有根有据，公平合理，符合国际惯例，人民群众自会理性接受。相反，如果中共继续冥顽不化，用过去毛泽东对待阶级敌人和异见分子黑箱作业无法无天的做法，对杨佳实行“从快从严”，杀人灭口，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很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全国性骚乱，甚至导致中共政权的覆灭。

杨佳袭警案发生在中共视为“最大的政治”的奥运召开前夕，已经不是一件单纯的刑事案件了，更大程度上演变成一件举国瞩目的政治案件。胡温若是聪明人，就应该明白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唯一能够直接观察民意的只有网站上的跟贴，只要看一看数万条跟贴里面有百分九十五以上同情杨佳，为杨佳叫好抱不平，就应该明白民意所在了！但胡温若失去清醒，相信地方官员“形势大好”的假大空报告，错误地判断形势，那就非常危险！

必须实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

须知，在中共现行的制度下，杨佳袭警案可能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民怨的积累就像温家宝关心过的堰塞湖，如果没有有效的疏导，水位越积越高，最终必将爆发，一溃千里。因此，唯有改弦更张，放弃一党独裁，实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才可能有社会公平，才可以消除警民冲突，才可以有和谐社会。若是讳疾忌医、执迷不悟，一条死路走到底，到时遍地陈胜吴广，到处杨佳李佳，最后落得个寿西斯古的下场，就悔之晚矣！

● 始於十九世纪涉及大片领土的中俄东部边界争议，最近达成最终协议，全线勘定。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中国断无收回失地的可能。但决不能容忍中共以剥夺人民权利的独裁方式处理外交问题.

● 19世紀的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使中國失去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月廿一日在北京和中国外长杨洁箎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附图.传媒宣称「中俄四千三百公里边界全线勘定」，杨洁篪表示这是一个「政治上互利共赢的结果。」俄外长则强调中俄边界从此将是一个「永远」稳定友好的纽带。很显然，这不是「四十一年边界谈判画上句号」，而是十九世纪中鸦片战争以来，中俄边界纠纷的了结.换言之，中国在远东割让给俄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永远不可能「收回」了。

为此，廿一日、廿二日相继有新唐人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来访，我简单地谈了对中俄东部边界问题的看法，并批评中共的秘密外交。鉴於议题的複杂性和涉及一些重要原则，有必要再以此文作一些探讨。

东部边界：中国最大的领土问题

分析中俄东部边界问题，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入手。实则所有国家的边界纠纷，都离不开这两个方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侷限。

中国百年来的边界争议之多且深，几乎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拟.从北方和俄罗斯的争议，顺时针算起，日本、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中亚三国、蒙古。可谓四面八方皆有。其中部份已经和解，部份仍然悬而未决，甚至变成老大难.问题有大有小，背景也不尽相同。这里只宏观地谈谈东部边界问题.

讨论的资料依据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中国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教授主编的这部着作（八册，有简明版），是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来「两大成就」之一，不仅是学术傑作，也是外交谈判的重要依据。从这部地图集中可以看到，中俄远东争议地区，从十三世纪即已纳入我元朝的版图，而且范围之大，延伸到西伯利亚的北极圈。属於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到了明清，该区为女真族即后来入主中原的满族地盘，东至库页岛，北延西伯利亚。惟今蒙古、内蒙、青海、新疆，尚为明廷之藩国，到康熙乾隆以七十年之征战，拓地万里，才建成中国史上最大的帝国。十八世纪中叶乾隆王朝，奠定大体如「秋海棠」状之中国版图.各省建制亦如今朝，分十八省、若干区.

但是，和今天版图最大不同者，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中俄东部边界争议地区」。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清灭了明朝后，和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南北分界线，从唐努乌梁海——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至北海。这条长达四千公里的界线的中方领土包括后来独立的外蒙、黑龙江东及乌苏里江东、连库页岛.除外蒙外，面积至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有人比若四十个台湾那样大）。

中国迄今强调《尼布楚条约》是平等的合理的。此约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鸦片战争，俄国便趁虚而入，开始蚕食中国领土，一八五八年胁迫满清奕山将军订立《瑷珲条约》，一八六○年又签《北京条约》。这两个经清廷批准的条约就大体画定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中俄实际边界。即将黑龙江以北六十万、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连同库页岛共百余万平方公里划归了俄国。外蒙则於一九四六年被南京政府承认独立，中国版图於是从「秋海棠」变成了「老母鸡」。

尊重历史是解决边界争议的前提

十九世纪被俄国割让去的东部土地，在十月革命后，有了一个转机，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先后三次宣言，表示要将沙皇「从中国人民掠夺的一切归还给中国人民」、「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但是其后几次中苏边界谈判皆无结果。尤其中方提出按《尼布楚条约》重新划界时，苏方表示「无法讨论」，到二十年代之后，中国政局动荡，抗日接着内战，中苏关系破裂。列宁的承诺只是一句空话。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实行一边倒的亲苏政策，自然不可能提出涉及大片土地的边界问题，但是当六十年代中苏翻脸之后，边界问题便成为一个作文章的题目，整个文革都在反苏的基调上展开，双方在乌苏里江一个小小的珍宝岛兵戎相见，殊不足怪。但毛很清楚，那片土地是不可能拿回来的。他说，要算这笔帐只是「说些空话，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赫也不紧张，他强调「苏联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珍宝岛之役，中方死四百五十人，苏军向中国境内纵深作过「大规模炮击」。斯大林到普京一直不承认维系边界的两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实际上，在国际领土和边界争端中，已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然后以和平谈判手段，互惠原则解决纠纷。

所谓尊重历史，在中俄东部边界问题上，相当明显.尽管在鸦片战争时期，俄国进佔远东清属大幅领土是趁清朝虚弱腐败之机，但正如我们研究印度和香港的殖民地历史那样，俄国的东侵和英国在亚洲的殖民一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部份。十九世纪先进的西方征服落后的东方是一种历史现象。

俄国当时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亟需利用和开发远东资源。一八九一年开始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显示了比晚清中国巨大的优越性，竟二十余年之功完成九千余公里全线通车，同时在一九○三年修通了赤塔经哈尔滨至海参崴的中东铁路，很快在远东铁路沿线崛起一座座现代城市，人口增长三倍，而中国仍视那块冰天雪地为夷外之域。谭其骧指出，清廷在签订《北京条约》时，竟然对偌大一个库页岛之存在不闻不问。其时俄日已分佔该岛南北多年，清廷名为主权国百余年并未派员管治。其实这种鄙视边远地区唯中原是尚的观念，不仅清朝中人有，连当时的先进之士如谭嗣同亦认为内外蒙古、新疆等地「大而寒瘠，毫无利於中国，不如分卖於两国（英俄）每万里得价五十两……以资变法。」（见谭嗣同全集）。

国际条约合法签订的约束力

管治寒瘠之地百余年，已旧貌换新颜，你这老地主，是否凭「不平等条约」一语便可要回这块土地？而国际条约经合法程序一旦签署，便是「主权国家间的国家行为」，双方有义务与责任信守。历史上一个国家的边界，屡有变迁，是非荣辱往往複杂，文明国家之间无不以契约为准则而唾弃「丛林法则」。所以，不仅「中华民国承袭了清朝的领土疆域」，中共建国后，不管对「不平等条约」如何慷慨激昂，实际上绝不敢轻举妄动，不说中俄边界，即如中印边界，一九六二年两国为麦克马洪线之争而开战，中国推进到麦线之南，击败印军，却又不敢佔领，还主动后撤至麦线以北二十公里，并将重要的达旺地区交回印度。

再看香港之收回，中共可以违宪地允许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其深层原因还是因为百余年的英国殖民地系於《南京条约》之上。周恩来执政时从未说过收回香港的话，他回答英国议员询问时，强调香港问题有条约限制。

因此，中俄东部边界「维持现状」，不是权宜之计，断无「收回」之可能。只能在十九世纪两条约框架上做些许「微调」，这就是最近中俄外长签东段边界补充议定书的实质.

中俄同意对分黑瞎子岛，中方获地一百七十四平方公里，另加一个银龙岛，其面积只佔有争议的领土的万分之二。

在国际法角度之外，与其为丧失收回百余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可能性而痛心，不如视这一失土是中国落后於世界现代化进程付出的一笔代价.甚至应该为那块寒冷的荒原落入比颟顸的满清人中国人更文明的人类手中而欣慰。

中共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谋略

我们再来讨论中俄边界问题面对的现实。前面已经略述中俄边界的简史。达成今天的最后解决，缘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当时江泽民和叶利钦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后有西段协定。根本不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失地，完全以《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为基础.而这是中共六四年与苏会谈及邓小平八九年五月曾予以宣佈的立场。那么，江为了甚么？

一、当时正是中共外交因六四杀人而四面楚歌之际，急需利用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向俄示好，建立中俄战略夥伴关系，以抗衡西方的外交制裁。继之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江叶又签了一份《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此约极为秘密，今天各报介绍中俄边界谈判过程时，对此都避而不提。但西方媒体已先后披露过一些密约内容，包括承认中国过去未承认的多项不平等条约、中国军队自边界后撤一百公里、中方要回几个小岛等。二○○一年江与普京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约中明称双方「没有领土要求」。透过边界谈判的妥协，完全放弃《尼布楚条约》之边界，中俄关系达成联合抗美的重要步骤.不禁让人想起七十年代毛美合作抗苏的那一幕。

二、经济利益的需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市场化，能源紧缩日趋严重，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补给来源之一。而俄国远东地区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人力和原材料。俄伊尔库茨克以东总人口不足八百万，土地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而毗邻的中国黑龙江、吉林二省人口达六千七百万，土地只有六十五万平方公里。因此，在两国友好的环境下，合作互利是必然的选择。另外，向俄方军购高科技武器，拉拢俄方支持反台独，则是北京从不隐讳的政策。

不能容忍中共独裁决策秘密外交

中共处理中俄边界积案，对於中国人而言，最不能容忍的是，整个决策过程的高度保密，黑箱作业.不仅媒体不准报导、评论，就连全国人大这样的权力机构，也不见一点审议的程序。如此重大的涉及国家领土的决策，只有极少数人参与，恐怕连人大常委、政治局委员都鲜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完全是毛时代独裁统治的延续——这当然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一大表徵。可是，在俄国方面对两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勘界，一直有许多公众讨论和争议，国家杜马（下议院）二○○五年通过东段边界补充协定时，是三○七票比八十票。连小国吉尔吉斯人得知七比三与中国划分争议土地时，还不满意，举行抗议示威。

更令人愤慨的是，中共对表示异议者，施以严厉的惩罚.程翔案即是一例。资深香港记者程翔先生被中共以「间谍」罪名逮捕，判刑五年，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报章上发表文章（署名锺国仁），质疑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和俄国签订密约，将「导致被沙皇掠夺的国土永远丢失」，「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解释交代。」程翔批评说，中共这种作法比国民党不如，江泽民也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不如，谈判过程和签约都没有公开过.

程翔的批评，绝对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中共领导人独断独行，一手遮天是近六十年一贯作风，不仅显示他们没有自信，而且也必有不可告人的私心与祸心。这些秘密外交已在自由的网络上，饱受痛斥，但真相大白，还有待於民主中国实现的一天。

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惟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惟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以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2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四年（1893年至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但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无庸置疑，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的高贵。柯秋科夫这样解释：“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作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1]

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创作诗歌的经历。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

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赫金与斯大林扭结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加强对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统治，这种集权思潮波及到论述宗教、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参与A.A.梅耶组织的“复活小组”受到牵连，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后于1936年刑满释放。这件事似乎与斯大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巴赫金在五十年代《斯大林语言论》问世之后，曾被要求在公众场合发表他对《斯大林语言论》的看法，而五十年代，是巴赫金话语类型论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众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统治苏维埃语言学达二十年之久（1930年至1950年）的“马尔学派”神话，因《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论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破灭。这之前，任职于摩尔多瓦师范大学的巴赫金因公务需要，被要求提交关于论述《在I.V.斯大林论述的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这一学说基础上的对话性话语的问题》的报告，五十年代初，巴赫金余兴未了，又撰写了《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的正文和相关的笔记存稿中，有巴赫金对斯大林论文中的有关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时还选取了论述斯大林论文的其他论文中的间接引用部分。有了这样的前提，巴赫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

从这一点看，至少斯大林在语言学上的论述是与巴赫金有着某种“同声期”的。[2]

在《巴赫金著作全集》出版之时，编者们出于对死者遗愿的尊重，将其中的“低级、庸俗”和“个人崇拜的痕迹”删除了。但是，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删除，毕竟，巴赫金的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即使删除了某些痕迹，仍然还零星地分布着斯大林论文里的东西。《言语体裁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左琴科。

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曾有一篇《列宁和哨兵》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然而就是这篇文章给左琴科带来了麻烦。左琴科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最初他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但左琴科担心捷尔任斯基认为是影射他，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斯大林便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事隔多年，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日丹诺夫的这篇报告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3].

再看看帕斯捷尔纳克。

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的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这位“朋友”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干得很出色，他操持着一个大国，对所有人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诗歌的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一次否决权。

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苏维埃制度，于是全苏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被愚弄了的苏维埃公民愤怒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要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向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但诗人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从此，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4]

帕斯捷尔纳克毕其一生极力靠拢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也即在1960年5月30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1922年托洛茨基下令把包括一些作家在内的学者约一千人用船遣送出国，这条船被称为“哲学家之船”。这些人中有库普林、吉比乌斯、台菲等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重要作家蒲宁则于1920年红军快到敖德萨时与白军逃到国外了。

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并不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后，他们大多数留了下来。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人。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日丹诺夫骂为“婊子”，受尽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为写《日瓦戈医生》饱受打击与迫害。布尔加可夫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1940年不到五十岁就死去，很多作品当时未得发表，大部分作品是在1987年以后重见天日的。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心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表示拥护，这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但并不受重视，也没受到重大打击，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等。

与斯大林走得非常近的作家大多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在苏联文坛出尽了风头，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考涅楚克。

除了上文提及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外，我们再看一看索尔仁尼琴吧。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服过兵役、受过嘉奖，卫国战争期间入伍，两次获得勋章，大尉军衔，他经常在与挚友的通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信被克格勃检查发现有对斯大林不敬之词，在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被抓了起来，在狱中关了八年。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再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被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二十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扳了一次手腕。在作家当中，肖洛霍夫比较幸运，就像那年他去打猎时，竟然在打到一只野鸡的时候也打下了一个诺贝尔奖一样。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百万人横尸遍野。斯大林政府却“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二点六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五点五万人受审，二千一百一十人被枪决”。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5]

然而这位在政治上“无知”的作家，显然命运好过了其他作家。斯大林就这样放过了他，这倒是令人费解的。

注释：
    〔1〕郑体武：《诗人斯大林》，《译文》2002年第2期。
    〔2〕（日）北冈诚司著：《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龙飞：《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迫害引出斯大林接班人之争》，《天津日报》2004年4月19日。
    〔4〕〔5〕陈世旭：《古怪一族》：《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张桦近照。

15位高校代表在张桦家第一次开会后的合影。

惟一一期的《这一代》的封面。

坐在北京艾迪尔广告公司的老板椅上，张桦问我，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想像不到我当年还做过那样热血沸腾的事情吧。眼前这个一脸“老板相”的人，如今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北京，俨然成功的商业人士。而29年前，他却是13所高校联办杂志《这一代》最积极的联络者和发起人。

张桦掰着手指自嘲走过的这几十年：“开始是搞比较文学的，后来搞报告文学，再后来搞广告文学，越来越通俗，越来越挣钱，最后连‘文学’二字都去掉，只剩了广告。这就是几十年走过来的我。”

说起29年前的那个夏天，这一群77级中文系学生带些稚气的激情今天看来仍然夺目。那一本残缺不全的杂志里走出来的人，今天大多已经是文学名家、商海或政坛明星。但《这一代》是他们共同难以磨灭的记忆。“直到今天，我的很多老关系都是这批人。”《这一代》仿佛成为一个隐秘的接头暗号，直接通向这一代人特殊的青春。

为了办《这一代》，有人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

南方都市报：《这一代》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

张桦：简单来讲，就是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的77级、78级中文系学生联合办的一本文学刊物，1979年11月出版，内容包括小说、诗歌和评论。从长春到广州，从南京到西安，素不相识的中文系学生忽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自己编，自己印，然后自己卖出16000本杂志，黑市价居然涨到5元一本，超过原价10倍多。但实际上它只办了一期，而且只有半本，因为受到了当时的数位高层领导的严厉批评，创刊号也就成了最后一期。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本刊物，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张桦：1979、1980年是中国非常特殊的年份，几乎每天醒来都会有爆炸性新闻光临。在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热情的讲话让两千多位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另外，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也激起强烈社会反响。中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大概也正因为撞上了这样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一批大学生和这样一本刊物。

南方都市报：《这一代》的发刊词令人印象深刻。上面说“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当时你们对自己是这样定义的？

张桦：参加创办《这一代》的绝大部分是各校77级中文系学生。我当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入学的平均年龄将近26岁。我们这批人的来源和经历可以用光怪陆离来形容。记得在迎新晚会上，同年级年长10岁的老王从他10年前准备考大学说起，讲他如何参加红卫兵，如何成为狗崽子，后来如何当上修鞋匠，跟一个姑娘结婚生子，最后走进考场……很多同学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头，不光是为老王，也是为自己。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红卫兵、大寨田等等地方，我们这一代前面有那么多带有极度贬义的定语：迷惘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我们这代人就永远交了白卷。

谁都不甘心如此，所以刚刚入校，我们同学就开始办自己的刊物：一本油印64页的《珞珈山》，按照全年级人手一册印了65本。主编是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诗人高伐林，因为我上大学前当过三年中学美术老师，所以被选做美编。

南方都市报：不仅是武汉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这一代的大学生好像都创办了很多文学刊物。

张桦：是，那个年代文学似乎是这代人自我表达的唯一道路。当时几乎每个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一本刊物。我们系78级也办了一本。我当时收藏了180多本各高校的文学刊物，都是相互交换得来的，这么多年反复搬家都没舍得扔。最近有个学者要研究当时的高校文学刊物，来向我借走了。当时全国高校的文学刊物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跟我们一样办刊物。或许是为炫耀或许是为友谊，我把自己的那本寄给了在北大中文系77级读书的中学师哥郭小聪。很快，一本他们编的《早晨》汇到我手上。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枝独秀，于是从第二期开始由我负责，每期《珞珈山》都寄给几十所大学的同学、朋友，寄回来的有中山大学的《红豆》、人大的《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的《秋实》、北师大的《初航》、西北大学的《希望》、吉林大学的《红叶》、杭州大学的《扬帆》、南京大学的《耕耘》。这些刊物大都是装订粗糙的油印本，每一本都被我的同学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我们结识了许多同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文坛或政坛上的明星。那时候我负责外联，跟各个学校同学的沟通都是我来做，每天都要写很多信，收很多信。

南方都市报：后来是你提议大家联合办刊的？

张桦：最早想出联合办刊的，是我当时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个读者很热心，他说：我看过好几本类似《珞珈山》的学生刊物，都办得很棒，为什么不联合办一个呢？那不是更棒？这几句话整整让我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马上开一次编委会讨论这件事。

大中午的时候，我们《珞珈山》的八个编辑在杨树阴下坐成一圈，分成两派争论。年轻的主张立刻揭竿而起，年长的认为应该先呼吁有关上级去办。于是我们给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出版社……到处写信，建议他们出面创办大学生文艺刊物，而且自告奋勇说愿意协助组稿、编辑、发行、甚至集资。但是这些机构要么毫无回音，要么就客气地回答我们：建议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财力困难，无法采纳。气得吉林大学的徐敬亚在信里大声疾呼：与其乞求上帝，干吗不自己干起来感动上帝？

南方都市报：于是你们就真的自己干了？

张桦：当年我们想得也很简单。1979年6月，我们向已经有联系的十几个学校发出邀请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等，相约在北京协商联合办刊，信发出后，除了复旦大学《大学生》张胜友执笔回信说明他们是综合性刊物而非文学刊物因而不参加以外，其余都表示赞同。所以7月暑假我们在北京开了会。

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开会，大家哪里来的钱？

张桦：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又没有经费，所以是由各校北京籍的同学做代表。第一次会议在我家里。我爸爸当时是北大的地质地理系的党支部书记，我家就在北大里面，所以在北大开的会。———后来因为办刊物的事情北大中文系领导和我爸爸都受到通报批评。我爸爸还很愤怒，说什么年代了，还株连。

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彼此不认识，所以我们约好1979年7月15日早晨8点半在北大西门的石狮下等，凭各自的校徽相认：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十所高校的15个人。我记得那天非常热，大家挤在我住的那间10平方米的窄长的屋子里，有的坐桌子、有的坐床、有的坐椅和小马扎，个个汗流不止。一直讨论到中午，在我家煮了五斤打卤面，人手一碗，边吃边议论刊物名称：《暴风》、《青年文学》还是《文学青年》、《大学生》……争论不休，也没有结果。会后，由北师大的徐晓联系，我们五个人还跑到王府井的和平宾馆去见文艺界领导陈荒煤，聆听了老人家对办刊的教诲。

南方都市报：你们后来又开了一次会？

张桦：第一次主要是大家碰头，刊物的名称、宗旨什么的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我们约着半个月后再开一次。这段时间又通过同学介绍和写信联系上了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和南开大学的《南开园》，但华东师大因为领导不准最后没参加。除了《南开园》，第二次会议还加入了两个非常热情的新伙伴：杭州师院的《我们》和贵州大学的《春泥》，贵州的两个人还是由同学凑钱买火车票专程跑到北京来开会的，由北大的黄子平把他们安置在他宿舍住。所以《这一代》的阵容最终是13所学校。

这次会议就把刊名、创刊词什么的都定下来了。刊名《这一代》是北大的黄子平和中大的苏炜提议的，创刊词也出自他们两人之手，一提出来就被大家一致通过了。我们还确定《这一代》暂出季刊，由十三所学校轮流主编。因为武大是发起人，我们又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学校答应从科研经费中借2000块给我们作编印费用，所以是当仁不让地拿到了创刊号的主编权。当时确定的规范是：对各地来稿，只定取舍，不做删改，文责自负。

南方都市报：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编？怎么选稿？

张桦：九月份开学，我们一回武汉就开始了。高伐林任主编，负责审稿件；我任副手，负责外联、印刷筹款等一切杂务；其余六位编辑各负责他们的专栏。其他帮忙的同学有的跑纸，有的找印刷厂，系里还特意委派了几个老师来当顾问。

那时稿源并不紧张，堆在宿舍里的油印杂志就一大堆，文笔好的比比皆是。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了，就是“伤痕”味太浓。就拿初选上的小说结尾来说，有的是无辜少年被特权者伤害，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垦战士赴海而死，大有“长安无处不是疤”的劲头。所以高伐林他们极力想找一篇有光明结尾的小说打头阵，找到最好的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陈建功的《流水弯弯》。我们都打算用了，但陈建功知道以后赶紧给我们连写几封信，说《花城》杂志已经决定登这个小说，他绝不敢一稿两投。我们只好重新选，最后选出川大龚巧明的《第二乐章：希望》做排头兵。这个故事并不新，讲一个音乐家怎样在政治运动中屡遭打击，还顽强地谱写充满希望的乐章。但它毕竟有个光明的结尾，说明我们并不欣赏彻头彻尾的“伤痕”文学。一年以后，我在武大认识了这位瘦弱的女作者龚巧明，那时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正在文坛引起争论。又过了六年读《光明日报》的时候，我才知她毕业时自愿要求进藏，后来在采访途中溺水去世了。

南方都市报：印制杂志的费用都是哪里来的？

张桦：学校不是给我们借了2000块吗，剩下的都是各高校同学凑的。我当时给其他12所学校的联络人都写了信，让他们先向同学预售杂志，筹集一半的钱，每个学校两百块。等杂志出来给他们寄了再补剩下的两百。各校都很快把钱凑来了，听说各校同学订刊都很踊跃。这里面还有些故事，据说北大的陈建功贡献了他的第一笔稿费；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父亲刚刚去世，她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牡丹江师专的一个女生寄来25元钱，却没留下姓名。这笔钱里还有多少故事，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我们从印刷厂里抢走了这半期散页，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你说这本杂志其实只有半本？这是怎么回事？

张桦：你可以看到有几十页是缺失的，本来我们组好稿的整本杂志应该是108页，但最后只印出来64页。

《这一代》是在印刷厂里就出了岔子。那是一家武汉政府机关报的印刷厂，在汉口，是同学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找到的。当时每天都有十个同学跨过长江到汉口的印刷厂帮忙校对，再把头一天印好的运回学校印刷厂去装订。可是印到64页的时候，这家印刷厂突然说印刷机坏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给我们，说仓库保管员病了没来。

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印刷厂担心我们交不起钱，高伐林赶紧用一个旧军挎包装上4000元送去。他回来说一路上坐车、坐渡轮过江把他紧张得要命，生怕哪个小偷抢他的书包。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也就40元，4000元等于100个月的工资啊。可是我们又等了几天，说印刷机还是没修好。这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风声，说高层发火了。我们感到不妙，就决定宁可杂志残缺，也得让它出世。15个男生直奔印刷厂，让工厂把印完的交出来。厂长被我们堵在屋里，口口声声骂我们是打砸抢的红卫兵。我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留下高伐林等人和他谈判，其余人直奔印好的散页，抢回学校。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们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

张桦：《这一代》出事就出在“愤怒出诗人”那一栏内容上了。其实小说是杂志的主要部分，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最后惹事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诗栏。里面一共有7首诗，有6首都出自武大同学。那时候正是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走红的时候，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出名也最惹事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是王家新写的，写连接北海和中南海的汉白玉大桥。其实那时候王家新还没去过北京，都是我给他讲的。我暑假回北京去北海玩，看见桥上突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望去有一种探监之感。回校以后我跟王家新讲起这个事儿，他神思手快，昼夜之间就写了一首上百行的《桥》。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当时报道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购私物。他的这首诗里火药味很浓。

现在看来，这些诗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学躁动激昂又不无偏颇的心态。它引来高层的震怒也是自然的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杂志还在印刷厂就出事呢？

张桦：应该是在印刷厂的时候就有人发现了，向上面一级做了汇报。所以等我们拿着抢回来的散页到学校时，学校印刷厂领导也很严肃地通知我们不能给我们装订了。跑去找校系领导，他们明确表示希望《这一代》不要再出。不过我们还是没死心，听说武汉小胡同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办的街道装订社，我就捧着一张地图走街串巷，找到了一家建国装订社。当时他们要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每本两毛钱，三天内装订完16000本《这一代》。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我和十几个同学是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上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才弄到装订社。

南方都市报：虽然经历这么多波折，杂志最后还是面世了。

张桦：是的，但问题还没完。晚上我们一回到学校就接到系领导的紧急召见通知，我们几个编辑都去了，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来。事先我跟高伐林约好了，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正申请入党，又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还是老三届，适宜正面说服；我一介白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不行！可以不办，谁出7200元钱工本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当夜，高伐林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我和其余同学用蜡纸刻写《告读者书》，折腾了整整一昼夜，把它油印在所有的封二上，那儿本来是一张怀念张志新的版画。《告读者书》里说：“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南方都市报：说到封面，这个杂志好像有两个版本的封面？

张桦：对。第一版封面只有1000册。那个封面是我和徐冰设计的。徐冰现在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了，他是我的中学同学，那时候在中央美院上学。暑假的时候我回北京，就在徐冰家里，还有张安东，一块儿设计了封面。画的是油黑的一排栅栏，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那些脚印是我们用拳头蘸墨一个个摁出来的。后来因为印刷厂拒绝给我们继续印刷，后面的15000本封面都只是一张白纸，上面孤零零写着“这一代，1979年1期”几个大红字。

南方都市报：这16000册杂志，你们后来还是寄给了各校？

张桦：当然。回到学校我们是全年级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每个学校1000本，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我们自己留了4000本，第二天同学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高校去叫卖。每本五毛，第一天卖出去不到1000本，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但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很快就把几千册存书卖光了。但来买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看书已经卖完，就游说我们的同学，说自己是多么求之若渴，结果有的同学真被说动，把自己的那本也卖了。

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很轰动。南京大学的同学担心意外，等到天黑才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效果同样出众。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刚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时还出现“黑市”，杂志价格很快被抬到一块钱、两块钱一本，最高的达到了五元，是原价的10倍。

南方都市报：虽然残缺，但这本杂志的影响仍然非常大。

张桦：影响很大。这里还有个插曲。我们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是那个街道装订社的一个小伙子给的。我们拿货的时候，一位工人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信中写，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在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以航空信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同志转交给了一位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主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这一代》发行以后，反响真是非常热烈。先是收到成百上千的读者来信，或者赞扬或者要买杂志。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同学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川大、江西师院的同学还专程跑到武汉跟我们商议。接着文学界也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们登出的六篇小说有一半被文学刊物转载，许多报刊包括北京图书馆都来信表示希望跟我们建立长期交换关系。

南方都市报：但是你们当时还能继续办吗？

张桦：最后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其实我们组稿的时候不全是这种激烈的文章。印刷厂没有继续印的内容包括两组诗歌、一篇论文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都很温和，毫不激烈。但恰恰这些没有印出来，就显得整个杂志都非常激烈。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印出来的都这么激烈，那没印的可想而知。

当时我们还是想继续办的。层层检查不可避免，高伐林就写了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与此同时，我们还跟北京四所高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寒假我还回北京开了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来，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名赫一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

回到武汉我们就收到了北京同学的来信，说四校已经接到了各自校方的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第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杂志的来龙去脉讲了一番，这大约可以算是《这一代》的句号了。

南方都市报：这样就结束了？

张桦：当然还有些后事需要料理。当时我们向学校申请2000元科研经费办《这一代》时，是由我们中间最年轻的编辑陈晋签的字。可是后来《这一代》被叫停了，学校要求我们还钱，不还的话就不让陈晋毕业。当时让他急得够呛，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大家一起办了个暑期的“高考作文讲习班”。三个人花了一夜，写了五十多张海报到处贴。那一届收了300个学生，一人收20块，有发表经历的同学给他们讲作文课。这样不仅还了钱，大家还小有收益。

1980年夏天，我还自费沿长江拜访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高校，结识那些长期信件往来但没见过面的人。《这一代》出来了陈建功、李杭育、龚巧明、王家新、徐敬亚、徐晓等一大批作家，当然今天当了高级官员的就更多了。直到今天说起当年办《这一代》的事情，很多今天的成功人士、名家高官都会说那是他青年时代最难忘的事情。

 

“这一代”仍是一种集体想像

　　●王家新

　　王家新，诗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不用多说，《这一代》是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

那是一个富有精神诉求和冲动的年代。我所在的武大中文系77级，三天两头都会冒出一个诗社来，诸如“珞珈诗社”、“77诗社”等等，但大家还不满足，还要干一件“大事”，于是就有了挑头办一份全国性大学生刊物的想法。记得在给刊物起名时，“这一代”这个命名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不仅认同，还感到它一下子照亮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这一代》之所以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了刊物内容，我想和这个名字肯定也有关系。它在各地77级、78级大学生中唤起的，正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和集体性的自我意识。

而在77级中，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一辈，大部分同学都是“文革”开始前中学毕业的“老三届”。但我也经历了一个狂热而可怕的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谎言，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知青点”里偷偷读到普希金《致恰达耶夫》一诗的结尾“在专制的废墟上/写下我们的名字”时，也曾有过一阵犯罪般的颤栗。没想到“文革”结束后高考的恢复，真给了我们一个在历史的废墟上写下我们的名字的机会！

因此，一上大学，我们就“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为“四五运动”平反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中。那时“坚冰尚未融化”，我们不得不为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和“人性”而斗争。记得一个大龄同学写了一首是爱领袖还是爱自己妻子的诗（当然他选择了后者），大家都受到感动，但它却在学校的大奖赛中落选了。我当即写了一篇《不平则鸣》的“小字报”，贴在了宿舍楼一楼的墙壁上。它很快引起了反响，而“反方”大都是即将离校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晚上甚至下来偷偷撕去我们77级贴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

而在文学上，说实话，那时我们只有“一腔热血”，别的都还说不上。虽然上大学后“现代主义”已开始对我们起作用，比如北岛他们的《今天》就在我们一些同学中流传，但筹办《这一代》时，我们则一致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对现实讲话，要发出我们的“呐喊”。我上高中时就受到意外弄到的《冯至诗文选》、《殷夫诗文选》的影响，冯至的“我的寂寞是一条蛇”，我读后深感惊异，而殷夫的诗“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也颇使我激动。显然，办《这一代》前后，“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在我们身上就占了上风。这样一份刊物，把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体现到了极限。这真是一种“文学自杀”的行为！它只出了一期就夭折了。如果它能办得更多一些策略，也许还能办下去。但这就是“这一代”———热血的一代，激进的一代，天真的一代！

“历史的一页”很快就这样翻过去了。还没有毕业，我就不愿再提《这一代》和我那首人们四下谈论并曾引起高层震怒的《桥》了。这倒不是因为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某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已渐渐变成了另一类人。那个参与《这一代》、连夜写下《桥》那首“诗”的人，是我吗？我是愈来愈不相信、也愈来愈不在意了。

与此相关，“这一代”这类“大词”，我也很少再用了。有过这回事吗？像我这样经历的人，自幼就被一种“宏大叙事”和“代言人”意识所书写。记得一位德国汉学家对一些中国诗人爱用“人类”这个词就很敏感，的确，谁能“代表”人类呢？即使当年的同学们再见面，感到的也是“共识的破裂”。“这一代”？那样一个“整体”，那样一种集体想像，早已分崩离析了。

不过，这倒是一件好事。这不仅出自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那就是“个人”的觉醒、形成和成熟。在中国，要从集体主义话语中摆脱出来是多么艰难！一个人要真正获得自己是多么艰难！我曾在一首长诗《回答》（1997）中这样写道：

十年，二十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发生了多大变化呵，

虽然伟大的史诗尚未产生，

你却仿佛已走过了远远超过一生的历程；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初恋，已变为

一张张黑白照片，恍若隔世

让人不敢相信。

我们还属于从下放的山乡来到大学校园的

那一代人吗？不，珞珈山已是墓园，

埋葬了我们的青春。

有人读了不太理解，说怎么能把母校珞珈山比喻成墓园呢？但是他没有想到，青春就是用来“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会成熟。

人们有理由认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太极端了，比如诺奇克就论证过，无政府状态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下，国家必会从自然状态中产生。不过，除却诺奇克所说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因为尊重每个人的权利而在道德上可以得到证明外，超越这个意义的国家都将面对蒲鲁东的指责。在国家的注视下，人们不得不在蒲鲁东所描述的情状里生活：“被统治就是时刻被注意、被监督、被侦查、被控制、被教化、被灌输道理、被列进名单和被删除、被估计、被评价、被指责、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项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个行动中都被记录、登记、计数、定价、警告、预防、改革、调整和纠正。”（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国家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有很多目的，但至少有一个目的是人们公认的，那就是对合法权力的行使实施垄断。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对自然的控制与改造，二是对社会的控制与改造。但直到18世纪，大多数传统国家实施权力垄断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它们要么缺乏内在一致的强制力，要么缺乏严密的行政组织，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种进步的观念作为国家信仰，以及践行这种信仰所必需的知识。自19世纪以来，传统国家大多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蒲鲁东所描绘的境况就真正成为现实。

当以下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更可怕的境况也会发生。这三种因素包括：国家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毫无节制的国家权力以及软弱而无抵抗力的市民社会。（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其中，国家的雄心往往等同于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信仰，一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乃至僵化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负责生产欲望，由国家权力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欲望乌托邦的建设提供资源，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国家看来，这条欲望产业链要运转良好，就必须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社会所有成员、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都在改造之列，这已成为国家的中心目的之一。伊恩。哈金曾经举例解释过，在国家的视角里，自杀率和谋杀率是如何反映社会状况的。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杀人犯和受害者是谁，但是国家可以依据统计数据，像会计账中的常规收支那样编制杀人案例的“预算”。就这样，个人健康、公共卫生、饮食、技能、教育、儿童培养、住房、娱乐、家庭结构、城市规划、遗传基因……在统计学的帮助下，一个经过重新审视的社会呈现在国家的视野当中，以便进行全面改造。

伯林早就意识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注定会失败。他说：“我们有理由害怕那些太着迷于自己的设想，以致不注意改革的具体环境，忽略各种不可测因素的改革者。乌托邦主义、缺乏现实性、判断力差等毛病不在于没有成功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相反过度地运用了它们。”（《现实感》，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前苏联、1970年代的坦桑尼亚均可视为失败的典型。斯科特指出，种族灭绝、大饥荒、社会崩溃等悲剧的发生，无不与此有关。

当然，与其预言失败不如阻止悲剧的发生。反抗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个人空间不受国家和权力机构干涉的信念，伯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卡尔。曼海姆曾指出，个人空间一直以来就是国家觊觎的目标，也是社会改造计划的有效阻碍。二是市场经济总体上的不可预测性。三是民主制度，这是最重要的因素。通过这三个关键因素，社会对国家的反抗才能体现出力量。在我看来，相对于国家视角，这三个关键因素也就是社会视角的三种主要维度。个人空间是否遭受损害，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存在，民主制度是否健全，是社会成员判断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依据。

令人担心的是，有人故意混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误导民众。而人们经过长期灌输，也往往看不到国家视角（当局观）与社会视角（大局观）的巨大差异，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已造成类似纳粹德国那样的人类灾难，如果不详加分辨，人们的未来并不乐观。

前几天,偶然和几个搞军事文化产品的人士在一起聊天，听说，当前军事影视题材面临空前危机，一是两岸关系日趋热络，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这个，内战题材是不怎么好碰了。。。。。。二是中日关系春暖花开，这个，抗战题材也不好碰了。。。。。。。而中美关系嘛，是所有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这个，抗美援朝题材，也碰不得。。。。。。。总之，说来说去，银幕荧屏上的我军，看来一时是战无可战啊。。。。。。。

同样的，广大愤青这几年来，也逐渐陷入到战无可战的境地去了，排名前三的假想敌美、日、台，YY的空间都不大了。愤青的情感需求不能满足，当然会刺激专为愤青提供精神产品的相关媒体，我的朋友魔鬼教官曾经总结，《环球时报》的头条长期以来不外是：美日又有新阴谋，台独又有大动作，如今，在新形势下的题材危机面前，《环球时报》连同后起之秀如《国际先驱导报》、《新快报》等，陷入到痛苦的思索中，并逐渐将题材调整到韩国和越南（请注意，最近关于中越南海问题的帖子和报道出现频率的上升）之上，把韩国、越南（或许还有印度为候补）作为充气娃娃替代一下，乃是符合愤青和愤青专属情感消费品提供商双方的利益的，其出现也是必然的。。。。。。没有办法啊，需求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是要坏事的。。。。。。

题材危机，也给“嫖愤青”老师这样的无间道提供了机会，希望《新快报》等愤青专属精神产品提供商们的记者编辑们注意提高水平，避免被忽悠，尤其是现在网络上无间道很多，比如上次那个什么范跑跑代言耐克的作者，其实也是无间，夏澈丹者，“瞎扯淡”也。要是在题材危机之下，连这样简单的谐音技巧都识破不了，那可就丢人丢大了。。。。。。切记切记。。。。。。

顺便提供一个题材危机的实例，当初，范跑跑老师在地动山摇之后，心中思潮万千，就写了个帖子，跑到天涯闲闲书话来寻求心理安慰，这本是个闲在的地方，几个散淡的人，就此展开相互抚摸，不外是BBS 的老套路，不料，当日座间却埋伏有一位《新快报》的记者，于是，范跑跑就从一个平时每日没几个主贴也没多少人光顾的小坛子，走向了全世界，极大地满足了包括郭跳跳在内的广大愤青的情感心理需求，说到底，也是题材危机闹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