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几年群体事件越来越多，令海内外有识之士高度关切，亦引致吾国民众的不安。诱发群体事件的原因甚多，有不少人探讨，同时也有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有的人看来，提出一般的解决方案不过瘾，要来彻底解决的一揽子方案更为耸动视听，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下猛药当然来得痛快。但真正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得依靠温和务实的举措来改进。我们都知道说中国加速民主自由制度的改革，是真正彻底抑制群体事件爆发的良药。但在这个利益博弈的时代，要官方立马放弃他们不当之利益，全部还利还权于民，恐怕只是民众单方面的良好愿望。说白了，任何良好的愿望都要靠实力来达成，因民众的博弈能力尚不够，官方利益集团的力量不愿轻易放弃他们垄断的不当利益。没有什么谈判不是靠实力的，要有议价与叫板能力，才能与对方签下相对平等之合同。总体来说，吾国人数虽然众多，但愚民甚久、信息屏蔽，使得不少民众意识不到自己的权益受到相当之坑害，且呈不易团结起来的马铃薯状态，于是强硬的官方便常常不把民众的抗争当回事。

但问题在于，官方应该深刻地意识到，民众权益意识的觉醒，维权意识的高张，所获信息的丰富程度，别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不能比，就是与十年前也大为不同。我的意思是，官方应该务实地逐步还权还利于民，即便你再爱自己的利益，也应该意识到对手的维权意识与能力的增长，给官方带来的新课题。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管理方式值得你为之殉葬，更没有什么放之四海的僵化教条，应该与时俱进。官方应该放下傲慢的态度、死不认错的面子观念，以及只有自己一惯正确的不当想法，务实而温和、依法而理性地推动社会改良，不要把强大的军队与丰盛的税收，当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迷信来看待。当你把强大的军队与丰盛的税收当作不可一世的迷信之物的时候，这个你本来可以仰仗的工具就会成为套牢你的绳索，让你深陷于对它的迷信而不能自拔，缺乏去寻找灵活变通处理群体事件的动力与办法，最终增加了治理成本，积累了民怨，使得整个社会随时处于动荡的边缘。换言之，不要相信人治，因为是人都有局限，是人都会犯错。受控于人治的人群，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因为没有法治的约束，只有把跟着领导犯错当作金科玉律来遵守。事实上，正是由于领导没有制度的约束，往往是他们犯错误后去找公安警察来弹压，让公安警察与民众成为直接对抗的前沿，最终演变成像瓮安事件里民众对公安及政府部门的冲击。

由于我们没有真正能监督政府及官员的制度，因此吏治不靖，官员贪腐成风，大有蔓延之势。当一个社会中不少人把考公务员和当官，当成是最好的职业，作为人生最好的投资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官员的天堂。换言之，用投入与产出之比来换算，官员无疑是当今社会最好的一个收益群体。他们的收益来得如此轻巧，那是因为民众无法无能监督，媒体不敢或者无法监督，而管理官员的上级则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至于下属他更是手握升迁之大权，没有人敢冒险犯上。总之，一切都朝有利当官者倾斜，这才是当今社会的症结之所在。也许要立马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制度变革，还有很大的阻力与困难。说放开报禁，官方或许都会嫌脚步太快，那么官方的确应该开放媒体的批评功能，赋予媒体一定独立而不受制约的批评能力。有这样的批评功能，五月一日起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才不会徒具空文。信息公开一旦成为政府施政的保障，那么政府领导犯错的概率将会逐渐降低，那些与商人勾结而损害民众利益的拍脑门工程，就会减少，如此一来，由民怨民愤所引爆的群体事件，自然就会减少。

说句实在话，或许不能说现在所有官员都贪，但贪渎的百分比似乎在逐年上升，因为这是制度造成的贪腐。你可以拿政府垄断的数据来压服我，说贪渎的比例在下降，但民众可以从直观的社会风气体察个中大概。一方面你要搞信息垄断，另一方面你又要说吏治在好转，同时还要民众相信你的说辞，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等着你去占便宜。他对着你的电视镜头或者公开时刻也许不敢讲真话，但并不妨碍民愤在私底下潜滋暗长。这就像地壳乃至地幔下的运动，我们很难观察到，但你不能否认地下正在聚集能量，说不准哪个时候就会像地震一样释放能量。而这能量，我们需要准确预报，这准确预报，则需要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从世界范围来看，诸种制度相较，截至目前为止，只有民主自由才是有效之方。

稳定固然很重要，但稳定不可压倒一切。当一切都被压倒的时候，稳定也就不复存在，只有乱象了。为了暂时的稳定，不惜使用雷霆劈雳手段，看上去很符合“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的臆想状态，但事实上早已深埋着下次更大规模爆发冲突的引子。此种判断，毋须多么高深的学识，只须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稍加了解，即不难侦知。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矛盾；有利益纷争亦很正常，可怕的是不寻正常之渠道，法律之保障来解决，而是通过黑道或者权力来解决弹压，那种认为权力可以解决一切的傲慢态度，的确害人非浅。这种傲慢态度，使官员们滋生简慢无礼的工作作风，于是拖拉瞒报，管卡压，坑蒙骗，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便祭出武警公安之旗，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使用强硬手段，来阻止民情汹汹之民意表达。所谓防微杜见，察小于未萌，不仅是对官员要求甚高，而且更需要制度的保障，才能最终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制度不变革，吏清不靖，一些官员难免因为托大、傲慢、思维僵化、贪墨捞钱、打压民众、与民争利，而成了民众的对立面，成了民众的对立面就不可避免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乃至火药桶。

2008年7月16日于成都

(冉按：这是应广州《同舟共进》杂志之请而写的一篇文章，刊于该刊第八期。要想全尸是很困难的，如能得其此篇之意就算不错，今特刊于此，以飨众位友朋。2008年8月1日7：32于成都)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像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作为美丽的神话，随着时代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那样的风采再现眼前……

一、理想决定现实

西南联大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危难中帮助政府作出的历史选择，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西南联大的设立，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的实现。在抗战初起的民族危难中，能把眼光放远，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为国家保存学风和“士”气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在教育组上曾讲了四点：

1、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2、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

3、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

4、 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① 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② 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③ 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庐山谈话会，是中华民族在最危机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真正政治协商会议。国民政府当时还请了郭沫若，但他没有去。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过当时蒋介石看到郭沫若名单时的态度。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战争爆发以后，教育也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幸亏胡适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见占了上风，不然战后中国文化教育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

胡适所以坚持战时教育就是常态教育的观点，一是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教训。1941年，竺可桢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一文中也认为：“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绝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把大量的大学生送上前线，这是一个失策，许多国家到了战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竺可桢说：“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的做法，并坚持了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理论，否则就会重蹈英美等国的覆辙。钱穆当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凡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时，多数决策符合文明主流。吴宓在他日记中，对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何棣棣讲过一番话。吴宓发现，中国近世历史：

1、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

2、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在国家前途的考虑上富有远见，比如胡适、陈寅恪等人。吴宓在日记中说，他那时常和陈寅恪散步，陈寅恪认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砺湔祓耳。”当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考虑的是为国家保存实力，并不是害怕与敌人作战，战前主张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问题的知识分子，比激烈主张抗简单抗战的人要更有勇气。

任鸿隽也在《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中告诫青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西南联大，就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前途背景下设立的。

二、学术独立决定大学成败

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独立”二字，不意谓国家不管大学，而是国家不对大学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与思想和学术有关的事务进行干涉。

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标志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就呈现一派生机。清华1925年在原留美预备学校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组建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要变形。

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不仅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整个学校也具备这样的气质。1939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对外在干扰是这样，对自己也是如此。蒋梦麟在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以后，当时没有立即辞去西南联大常委（相当北大校长）一职。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定的大学组织法。”不久蒋梦麟还是辞去了联大常委一职。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表现大学独立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容忍风气决定大学气质

中国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学，在战时条件下临时合作，可以设想其难度。当时国民政府还在陕西固城设立了西北联合大学，但不到半年就散伙了，虽然原因有多种，但确实有知识分子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西南联大的成功，应当说是自由主义气质在现实中的体现。

我们读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以发现西南联大也不是没有矛盾，也有冲突的时候，但教授间比较有容忍的气度。钱穆曾提到当时有些教授对各院院长多由清华人担任有意见，想闹事，但当钱穆一讲“此乃何时”，大家就平静了。在危难中大学教授表现出的品质，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养成了健全的人格。比如三校校长间的合作，也相当不容易。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总体观察，中国自由主义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不同。西南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

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

后来张伯苓、梅贻琦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

张东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曾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一所战时组建的临时大学，在几十年后还让人怀念，必有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因素。

这几天一条题为“美国‘皮尤中心’最新调查：中国人对国家前景最乐观”的新闻不仅在中国的网站上不胫而走，也引起英语世界的关注。其主要内容是：“皮尤 ”（Pew Research Center）所发布“全球态度调查计划”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与中国未来走向和经济发展持积极态度，有86%的被访者表示对国家走向感到满意， 有82%的被访者对于中国经济也表示满意和认同。结论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乐观态度位列24个被调查国家之首。

由于这项调查与中国人的日常感受相差太远，引来国人许多质疑，有人谈到样本的偏颇。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涉外调查（含海外机构或任何个人在内）受到政府法规的严格限制却未被揭穿。

调查者本人当然知道这些法规的存在，但却必须假做不见。因为只要承认这点，这一调查的可信度及其学术价值将被质疑。这是我来美国以后反复多次与美国的中国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现在看来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揭示这一点，虽然这会引起许多人非常不快。

曾有一段时期，到中国做调查是美国大学从教者积累学术资本最便捷的方式，其间也发生许多故事。我曾于2004年1月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包裹在学术外 衣下的谎言”（http://www.danke4china.net/szpl/69.htm），分析了在中国调查受限制的事情。事后，我在《雾锁中 国》一书的第一章（P82）与注解11里专门介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 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法规性档主要有：2004年以前是《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 办法》（2001年3月15日发布），2004年10月13日以后，是以“国家统计局令第7号”之名公布的《涉外调查管理办法》，两部法规是继承与完备的 关系，主要原则相同。此外还有《涉外社会调查专案申报须知》等等，这些均非秘密档，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可查到。

按照上述法规规定，所有涉外调查只能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从 2000年7月28日至2008年5月，共有10批机构先后取得“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法规对调查有各种各样的严格限制，这里只提两条最主要的限制：中 国政府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调查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两点：第一，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时，不得自行调查，应当委 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而这一“调查资格”，必须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审查批准。第二，调查所得的全部资料资料在交付境 外委托方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

解释至此，读者应该明白，委托中国政府指定的调查机构从事调查，以及政府对调查结果审核这两条规定，等于为调查设置了两道过滤网。经此过滤之后，调查结果已经失去了所谓真实性与“科学性”。皮尤在中国做调查，当然也必须遵循上述有关法律。

皮尤的态度不值得讨论，因为这只不过是其商务行为而已。值得讨论的是中国政府对此的态度。中国当局非常清楚在自己的严格把关之后，这类涉外调查资料已经 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民意或情况。它之所以乐于大张旗鼓且断章取义地宣传这份调查，目的无非是再涮一把可怜的子民：“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多有希望呀！外国权 威调查机构都科学地证明不满者只是极少数而已。”只是此举不过再度证明中国当局的政治智慧极其有限，中国人整体上无论如何也比毛时代要聪明一些，不会在看 了中国官方媒体有关这份报告的报导之后，愚蠢得去怀疑并否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感受，转而去相信“皮尤”这份与自己生活常识相差甚远的调查。

综上所述，与其说中国当局愚弄了国民，还不如说它愚弄了自己。这种愚弄，有如当年“洪宪太子”袁克定自制一份独一无二的“《顺天时报》”，满载拥护恢复帝制的劝进文章，去哄他老子袁世凯开心一样。

毛泽东的稿费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值得全中国人民问一问的大问题。这里并不是要妄自代表全国人民，而是因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毛的著作是全国人民都必须 买的，当时绝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在城镇，每户都起码有好几本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到毛一些文章的单本可以说毛的稿费是全国人 民省吃俭用从嘴里和身上省下来的。这笔钱不管有多少，都是人民的财产。中国人民有权利知道它的总数。

现在我们有两个数字。一个是截至2001年5月底，毛稿费本息加在一起高达1·31亿元人民币，这是在2004年由《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两本刊物上分别披露的。

这个数字公布后有很多报刊转载，激起了很大反响。毛著作流行的时候是一个普遍低工资的时代，人们每月有50到60元工资就被认为是不错的收入了。从 50到60年代中期还实行稿费制，到文化大革命前稿费就被废除了。毛泽东一直号召平均主义和反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甚至主张废除货币，但他本人却积累起如此巨额的稿费，这不能进一步让人们认清这个所谓历史伟人的真相。

就在人们为毛泽东有一亿多稿费而大吃一惊时，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侍从出来反驳，说这是对毛的造谣中伤，毛泽东的稿费根本没有这么多。这些人中最有影响 的是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他在毛的最后12年中担任他的生活管理员，掌管财权。根据国内毛派的”红网”介绍，吴连登特地找到他们，”系统地介绍了毛主 席稿费的有关情况，”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稿费到他死时为止的准确数是124万元人民币。这个124万元人民币的数字出现后，在毛派和左派中引起热烈反响。

从一亿三千万还是一百二十四万，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严格来说，无论是《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还是吴连登以及其 他为毛辩护的人，提供的都不过是一个参考资料，都是口说无凭。前者作为两份历史杂志，毕竟还受到一定制度的约束；后者则可以说是以个人身份出面，加上他和 毛的特殊关系，提供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毫无疑问，毛泽东稿费究竟有多少，任何个人都难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信的数字，不管他是毛的管家也好，秘书也罢；任何一家杂志也是如此，因为这里涉及到大量的档案和原始材料。在涉及到这样性质的问题时，一个真正权威的资料必须由有关审计机构根据原始收据和帐户来提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至今为止所听到的任何资料，其真实性和可信度都是成问题的。一般来说，一亿三千万似乎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一百二十四万似乎又明显有缩水的嫌疑。不过，即使是一百二十四万，用毛泽东年代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也称得上是天文数字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责任出来澄清的中共中央有关权威机构始终没有露面。中共中央办公厅既没有否认一亿三千万，也没有承认一百二十四万。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充分的想像余地。

中国要进步，一定要清理毛泽东的遗产。这个遗产今天看来不仅仅是精神、思想和制度上的，也还确实有个人物质意义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搞清楚毛泽东稿费究竟有多少，向全国人民作个交代，也是清理毛遗产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

中国的帝王诗起于何时？第一首帝王诗系何人所作？

相传早在三代之前，舜帝就曾弹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舜帝在位十四年，禅位于禹，又作《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进颂：“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舜帝再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以竭，褰裳去之。”前者出于《孔子家语》，后者出于《尚书大传》，皆为历史传说，未可尽信。

《诗经。周颂》中《闵予小子》、《敬之》、《小毖》等篇被认为是周成王所作。其中《敬之》一篇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一般认为这是周成王自勉之作。

《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有数篇系于尧、舜、禹、周文王、武王、成王等名下，多为后人伪托。

接下来，秦始皇有一首《祠洛水歌》，亦真伪莫辨。据《古今乐录》记载，秦始皇祭祀洛水，有“黑头公”从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宝。”始皇相信此乃天意传国于秦，遂与群臣高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祠祭大泽，倏忽南临。洛滨醊祷，色连三光。”

秦失其德，群雄起代，项羽、刘邦各有一篇绝唱留给诗史。后人眼中的中国帝王诗，往往从《垓下歌》和《大风歌》开始。不过，由于项羽的帝王身份不确，人们更为认同刘邦。“《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高帝哉？”[1]其实，灭秦之后，项羽分封天下，共立十八王，汉王刘邦只是其中之一，而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实为天下盟主。其西楚，应该视为秦汉之间的一个短暂的王朝。司马迁作《史记》，就给了项羽一篇只有帝王才配享有的“本纪”。今之历史年表，以汉直接承秦，未免过于粗略。而项羽《垓下歌》作于公元前202年自刎乌江之时，刘邦《大风歌》作于公元前195年东讨淮南王英布途中，前后相差七年，如果略过先秦那字迹模糊的几页，中国帝王诗史是不妨从《垓下歌》开始的。

而帝王诗的尾声，一般认为，当在清末帝溥仪。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他的诗都是退位之后所作，包括八岁那年为师傅陈宝琛祝寿作的第一首诗：“松柏哥哥，终寒不凋。训予有功，长生不老。”退位帝王所作的诗，应该还算作帝王诗，否则南唐后主李煜的许多亡国绝唱就都不能算数了。

但中国的帝制，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结束。且不说后来张勋复辟的闹剧和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民国四年，袁世凯还煞有介事地称过一回帝。尽管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但他毕竟在中华民国总统任上，宣布过废除民国国号，恢复帝制，改元“中华帝国洪宪”。袁世凯称帝固然不得人心，但历朝历代哪一帝王又是人民选举的呢？民心民意算什么，只要枪杆子在握，何愁不能黄袍加身？袁世凯这个“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的迅速倒台，并不全因革命党声讨和民心背弃，而主要在于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北洋军阀的倒戈。须知民心是可以教化的，民意是可以训导的，受过几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和愚弄的中国人民，其时还多盼着“真龙天子”重出神州呢！故而，我编《历代帝王诗》，就在溥仪之后，狗尾续貂式的补选了袁世凯一首。

此外，曹操一代枭雄，其诗才情纵横，睥睨千古，历代帝王诗无出其右者，然而曹操一生并不曾称帝。“魏武帝”曹操，以及“晋宣帝”司马懿的帝号，都是其后代子孙夺得天下后追封的，严格说来，都是不大能算数的。想必朱元璋其人就对曹操、司马懿的帝号很不满，曾以归谬法（即用更为荒谬的做法与之类比，以见其谬）予以否定。朱元璋一上台，就追封自己的田舍翁爹、叫花子娘为皇帝皇后。史载，洪武元年，朱元璋追封其高祖父朱百六为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父朱四九为恒皇帝，庙号懿祖；祖父朱初一为裕皇帝，庙号熙祖；父朱五四为淳皇帝，庙号仁祖（朱元璋原名重八，与百六、四九、初一、五四这些叫花子名属同一系列）。妣皆皇后。如果其几代“先皇”中，恰好有人做过几行打油诗、莲花落，是否也要忝列《历代帝王诗》呢？刻薄了，曹公不曾称帝，毕竟已是魏王，挟天子令诸侯，是天下的实际统治者，绝非朱重八的叫花子先皇可比。当然，曾经称帝与否，其诗在气象上还是有差别的。司马懿奉魏明帝曹叡之命出讨辽东，途经故里，歌以咏怀，前面八句何等豪迈：“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最后却出以韬晦之语，低调结束：“告成归老，待罪舞阳。”无奈纵有经天纬地之才，觊觎乾坤之志，一生终为人臣。

至于帝王诗篇间有御用文人代笔者，前人已有论及，如唐太宗、武则天以及清乾隆帝的某些作品，读者心中有数就是了，一一辨析则不是本文作者力所能及的。

从主题和风格看，帝王诗可分两类，一类是典型的帝王之诗，表达的是典型的帝王怀抱、志趣，洋溢着典型的王者气象，另一类抒写的则只是普通人的情怀，不大能看出作者的特殊身份。

“王者之气”为人乐道。何谓王者之气？似不外乎争夺天下的狂气、解救天下的正气、一统天下的霸气、感召天下的雅气，以及丧失天下的怨气。

秦始皇出巡，威仪万千，看得刘邦眼馋：“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得项羽心动：“彼可取而代之。”此种争夺天下的狂气，以诗表达，就有落第举子黄巢的一再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就有朱元璋带兵征战露宿旷野时的“天如罗帐地如毡，日月星辰陪我眠。一夜不敢伸足睡，惟恐蹬倒太行山”。此辈枭雄，代不乏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赵匡胤称帝前，有诗《咏初日》：“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有诗《咏月》：“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登极之后，人以为诗谶。金废帝完颜亮一向野心勃勃，夺位之前，就多次以诗明志。其咏竹诗云：“孤驿潇潇竹一丛，不闻凡卉媚东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其咏龙诗云：“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见瓶中一枝岩桂，也慨然叹曰：“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样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可叹天命不济，过了一把帝王瘾，就兵败被杀，废为庶人，徒为天下笑耳。到太平天国洪秀全，更是狂气十足：“一张天榜蔑古贤，文王武王皆是犬。屈指盘古迄明世，风流数我洪秀全。”据史料[2]记载，洪秀全以黄缎数匹作“天榜”，上书七言韵句，上自盘古，下迄明末（“清妖”自不足挂齿），君臣史实，悉加品评。遇“帝”字一律不用，“王”字则加“犬”旁，如文王、武王，作“文狂”、“武狂”，以避其“天王”之讳。其狂傲愚妄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解救天下的正气，对于帝王无疑是最可宝贵的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诗中哀民救民的情怀无疑是真挚的。但这民不聊生的惨象是汉祚衰微和军阀混战造成的，诗人自己并不负多少责任，诗中有的只是重造时世的使命感，而非自责。后世帝王诗歌，也间有怜悯百姓苦难、检讨自己统治失误的。如果说唐玄宗李隆基登太行山，见“野老茅为屋，樵人薜作裳”，即或有自责之意，也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明宣宗朱瞻基《悯旱诗》就真诚得多了：“亢阳久不雨，夏景将及终。禾稼纷欲槁，望霓切三农。祠神既无益，老壮忧忡忡。饘粥不得继，何以至岁穷？予为兆民主，所忧与民同……”骄阳似火，旱禾绝收，百姓饥肠辘辘，君王忧从中来。其《示吏部尚书夏原吉》更以“无道”自责，简直要下罪己诏了：“关中岁屡歉，民食无所资。郡县既上言，能不轸恤之？”“吾闻有道士，民免寒与饥。循己不遑宁，因请书愧词。”可惜此种帝王襟怀古今少有，人们熟知的只是晋惠帝司马衷的故事。《资治通鉴》记载：时天下饥馑，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或者，任凭人间饿殍遍野，冤气弥天，孤王笔下总是芙蓉满目，莺歌盈耳，无限风光。

一统天下的霸气，在刘邦那里还兼有几分忧思：“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北伐诗》里还兼有几分焦虑：“自昔沦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尘起。”“逝将振宏纲，一麾同文轨。”到李世民贞观年间《正日临朝》就只拌着得意和骄态了：“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一代女皇武则天称霸人间久了，对司春的神灵也不改喝令口吻，其《腊日宣诏幸上苑》诗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君主们的霸气从何而来？来处大致有二：君权神授的理论，万民臣服的现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圣人之言听得多了，不由你不骄横悍厉，目空一切。如今有一位擅扮皇上的影视演员谈表演经验，说看着众人口称奴才，山呼万岁，在他面前跪倒一大片，那份普天之下惟我独尊的感觉就不禁油然而生了。一介戏子尚能生出如此幻觉，何况天子临朝每日排演君臣大礼呢？帝王之所以独霸后宫，是因为后宫男人的器官都被阉割了；帝王之所以独霸天下，是因为天下男人的精神都被阉割了。一统天下的霸气，表现在武功方面，就是要开疆辟土，消灭任何不臣势力，使“耕凿从今九壤同”[3]；表现在文治方面，就是要推行教化，铲除一切异端思想，使“天下归心”[4].而最让君王开心的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为王前驱”。

此外，王者之气也应包括感召天下的雅气。毕竟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人民臣服强权之时，更崇尚文化，儒雅的统治者更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戴。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却不能治天下，这句名言也应该包括文化感召这一层涵义。汉家天子自不必说，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明智的，也纷纷汉化、文化起来，其汉化、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学作汉诗。辽道宗耶律洪基《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意象之美，运思之妙，诗史为之讶异。金主完颜亮《南征至维扬望江东》：“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宋人就算亡国了，读此诗，也应有不少镇痛作用，毕竟亡于此君总比亡于化外野蛮部族要让人好受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几经南风熏陶，到元文帝图帖睦尔《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已能吟出这样纯正而不乏创意的律诗：“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清朝顺治帝以后，无一帝无诗集，乾隆帝弘历一生作诗更达四万多首，为古今诗人之冠，谅非涂鸦一语所能全盘抹杀。

而当“金陵王气黯然收”时，曾经君临天下者就只剩下一腔怨气和无奈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兵败乌江，于英雄末路只能作《垓下歌》这样的悲鸣：我辜负了我的宝马和我的美人！宝马不肯弃我而去，我该怎么办呀？虞姬呀虞姬，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呀？“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东汉少帝刘辩被董卓废为弘农王，更被毒酒逼死，刘辩与唐姬诀别，作此最后的《悲歌》。“早晚是归期，苍穹知不知？”“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唐末昭宗李晔被劫，登华州城楼，其《菩萨蛮》二首充斥着哀怨和悲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李煜束手就擒，南唐国史在泪光中结束，华夏词史却翻开了辉煌的一页。“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宋徽宗赵佶父子被金兵掳去，《在北题壁》题不尽靖康之耻、亡国之痛。“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建文帝朱允炆乃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帝位被其叔父燕王朱棣所夺，据说南京城破后，朱允炆由地道出逃，流亡西南为僧，这首《逊国后赋诗》，为野史盛传。

在另外一些时候，帝王可能暂时淡忘了自己的至尊身份，而写出抒发普通人情怀，与帝王气象不大相干的诗篇。因为帝王也是人，人的情思毕竟是有共性的。

当诗的兴奋点离开家国兴亡、政治搏杀和种种世俗关怀，同为自然之子，帝王的诗思也会跃入生命的自然存在这一形而上层面，也不免思考生命存在的哲学意义，为人生短暂、青春易逝而感伤。例如汉武帝刘彻《秋风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隋文帝杨坚《宴秦孝王于并州作》：“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只是贵为天子，拥有无尽的权力、财富和美色，面对衰老和死亡，比我辈平民百姓会有更多的悲凉绝望。

而面对生命个体的终极悲剧，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及时建功立业，要么及时行乐。南朝梁武帝萧衍《赠逸民诗》感慨：“晨朝已失，桑榆复过。漏有去箭，流无还波。”激起的是延揽人才成就大业的急切愿望。梁陈诸君的艳诗，如梁简文帝《咏内人昼眠诗》“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陈后主《玉树后庭花》“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以及前蜀后主王衍《宫词》“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之类，反映的则是及时行乐的消极选择（其靡艳诗风固不足道，其坦诚做派，较之后世某些纵欲宫闱，却要禁欲海内的伪君子，还算有几分可爱之处）。如果既不想成就功业，也不想放浪形骸，对江山、美人都没了兴趣，那就只好学清初的顺治帝出家为僧，参禅礼佛去好了：“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黄泥。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在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

帝王诗也会吟咏爱情，但后宫佳丽三千，帝王的爱情自然没有我辈平民的专注执著。虽也偶有动人之作，如李隆基《题梅妃画真》：“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帝王诗也会吟咏友谊，但其友谊无不化为君臣之谊，如朱元璋《题扇示胡日星》：“有一老古叟，胸中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仙人口。赐官官不愿，予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四海遂行走。”帝王诗也会歌咏亲情，但其亲情不免搀杂利害关系的考量。如南唐先主李昪年少时曾借《咏灯》述怀，说若得养父善待，必将知恩图报：“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宫中帝王有时也会体味民间疾苦，揣摩旷夫怨妇心理，以乐府旧题，弄出一些感伤主义的东西。曹操《却东西门行》、曹丕《燕歌行》是其滥觞。前者“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代抒戍卒的乡愁及厌战情绪。后者“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代写空闺少妇的寂寞情怀。梁武帝萧衍《拟明月照高楼》：“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悬。”简文帝萧纲《金闺思》：“游子久不归，妾身当何依。日移孤影动，羞见燕双飞。”皆为这一路摹拟之作，无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或如隋炀帝杨广，仿佛天地间一布衣骚客，流连春江花月夜，忘乎所以：“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共星来。”或如南唐中主李璟，沉醉风花雪月，信笔摊破浣溪沙，缠绵其间：“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春色暮，接天流。”情思淡远处，王气有无中，一任唯美主义的诗韵流曳。

有一种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五种制度，依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是，用这一理论来套中国历史，却发现很难套得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魏晋……史家至今各执一辞。中国上古找不到典型的奴隶社会。封建制（分封诸侯，封土建国）在夏代就已初步形成，西周达到极致，秦以后却实行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封建制基本上不复存在。而原始社会，又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对它的描述充满乌托邦色彩，说那里没有阶级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劳动，群居生活，男人狩猎野兽，妇女采摘野果，尽管贫乏，人们分享劳动所获，寡无所患，天下为公，没有私有的婚姻和家庭，只有自由的爱情和浪漫……可是，人类真的经历过这么一个童话般美好的社会发展阶段吗？人类学者却拿不出实证来。

据说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相当于人类老祖先的现代猴群的社会情形吧！今天有不少影视记录片，带领我们观摩原始丛林里的猴子（包括各种类人猿和据说与人类基因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四相同的黑猩猩）社会。猴子的社会有平等吗？猴子们有平等的食物享用权和异性交配权吗？没有。猴子的社会笼罩着专制和强权。专制与强权意志的体现就是猴王。没有一个猴子部落是猴猴平等，没有猴王的。这原本没有什么奇怪，饮食雌雄，猴之大欲存焉（或曰饮食雌，雄猴之大欲存焉）。猴王的地位是靠武力征服群雄强夺而来的。居于王位，就意味着食欲、情欲的最大限度的满足。丛林里最美味的食物必须首先贡献给猴王，部落里所有的成年雌性都是猴王的姬妾。所以，猴王的地位是如此令人垂涎，值得用鲜血和生命去争夺，去保卫。“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新。”[5]不到衰老战败的那一天，猴王是决不甘心拱手让出王位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情形，在猴子社会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有人推想，中华文明的源头唐尧虞舜夏禹相继禅让的故事，也只不过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传说。古人早就怀疑过这种美妙的“禅让制”的存在。《韩非子。说疑》断定：“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也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篡尧位。”

从洪荒丛林的猴王，到周口店的猿人王，从纪元之初的五帝，到四海一家的秦始皇，直到上一世纪的清末逊帝，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从来就是专制社会。王呀，帝呀，君主呀，一脉相传，绵延不绝。其实，自古以来的人类社会，就统治方式和权利结构而言，只有两种制度：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四千余年所谓“文明”社会，实行的却一直是“野蛮”的君主制度。待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还备尝艰辛，还一再上演袁世凯称帝和清逊帝复辟的丑剧。

说到底，专制主义源于人的自私贪婪的本性，是人类从猿猴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一种顽固的兽性，而民主主义则是人类试图用以取代兽性的一种神性。兽性是与生俱来的，极难克服，极易复发；而神性是接种的、移植的，会遭遇本能的排斥，是极不稳定、极易丧失的。就像现代人还可能产生“返祖现象”，长出一条令人难堪的尾巴，现代民主社会也难免重新孳生专制主义。

这样看来，洪秀全给帝王的“王”字加上一个“犬”旁，写成“狂”，强调其兽性，还是有其道理的。甚至可以说，这是洪秀全的一个伟大发现。只不过这个“犬”旁，也应该给他自己加上，他这个太平天国“天王”也应该写成“天狂”才是。同理，那位“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做了民国总统还嫌不过瘾，还要做帝国皇上的袁某人，业已返祖，应该姓“猿”。而民国国父孙先生，毕其一生为结束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而奋斗，当然与“狲”字毫无关系了。

（毛翰编选：《历代帝王诗》，花城出版社版）

注释：

　　〔1〕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

　　〔2〕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

　　〔3〕清·康熙帝玄烨：《中秋日闻海上捷音》。

　　〔4〕东汉·曹操：《短歌行》。

　　〔5〕明·朱元璋：《不惹庵示僧》。

一、《呼啸山庄》与新派武侠

由于诸多杂事的牵扯，这部书竟断续花费了几个月时间才得以读毕。合上最后一页，凝神回味，心中首先浮起的是一种奇异之感：那就是它在某些方面有点近似（当然绝非等同于）早些时候读过的“新派”武侠小说。

并非有意随俗哗众以吸引视听——前些年，某文学博士与出版商联手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座次，将香港新武侠小说写家金庸列入，结果遭致众多正直严肃饱学之士的迎头痛击——前车之鉴，个中利害我自然不会不知。上述奇异之感不过是指相对于新武侠情节编排的雷同或程式化，人物性格的扁平与类型化（呈弱智、幼儿状态），以牵强的巧合误会造就惊天动地的生死恩仇等等而言，《呼啸山庄》的情节营造亦显粗疏幼稚，让人难以置信，其人物的性格行为亦乖戾反常、狂躁偏执（大抵是任情绪驱使而不顾后果），起落跌宕的情节转捩后面，人为的痕迹亦明显可见——

譬如老萧恩为何要从利物浦带回流浪儿希刺克厉夫并爱他甚于亲生骨肉？

希刺克厉夫为何要在窃听到凯瑟琳说嫁给他就会自降身份时忿然离去，而没有些许耐心听接下来对他的激烈赞美，以及炽热得连鬼神也难免为之动容的爱情表白？

伊莎贝拉为何会猝然爱上失踪三年后返回呼啸山庄的希刺克厉夫，并且痴狂执拗如磐石（这桩不合情理的悲壮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三个月）？

更可怪的是十七年后凯蒂（埃德加与凯瑟琳之女）又依法炮制爱上了病弱无能的林淳（希刺克厉夫与伊莎贝拉之子）——虽然这桩不幸婚姻是希刺克利夫以暴力胁迫而成，但它毕竟源出那愚蠢无知的孩子气的“爱”……

类似上述经不住稍微认真推敲的情节安排、人物性格言行表露及相关细节选择，无须说还可以寻觅列举出若干——假如以正宗写实主义的基本标准与规则去考量作者及作品，那么一部《呼啸山庄》恐怕注定难逃诸如情节虚幻离奇、有违生活常理人物常态之类的指斥。事实上，如果愿去作一点考证挖掘及联想，我们还能为这种指斥找到若干合理的解释和依据。

如所周知，著名的勃朗特三姊妹降生于一个贫穷的乡村牧师家庭，因收入微薄，这一家子的经济状况相当拮据，连维持起码的生计都很困难。加之她们家居豪渥斯地区一处偏僻的旷野，并且从未离开过，称得上是终生离群索居，没有条件做一点起码的交游与旅行。也就是说，当时的艾米莉（还有她的姐姐夏洛蒂与妹妹安）不仅不可能获取比一般人更广阔的生活视野、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且跟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连个人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社会习俗的严格限制，因此其作品中生活场景的狭隘、人物思想情感的理念化（借用毛姆的说法，这“不是属于尘世的情绪”）及性格处理的简单主观几乎是必然的。更何况金无足赤，以苛刻的眼光看，任何小说（即便是最伟大的小说）也难免有某—方面（或几方面）的局限或缺失。问题在于，像这样一部局限与缺陷都非常明显的作品为何具有如此的震撼力？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倾向于认为，优秀乃至一般化的作品往往不一定能挑出特别明显的毛病，而真正伟大的作品反而可能优缺点都相当突出（天才大多是偏激者或执拗者），但与此同时一定会独秉有某种超绝卓异、世所罕见、不可取代和重复的特征与品性，闪射出（或内蕴着）稀世之珍不同凡俗的炫目光芒（不妨回想品味一下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伦。坡、卡夫卡，乃至鲁迅等人的杰作）。

基于上述立论，我们认定《呼啸山庄》正是一枚足以承载如是赞誉的稀世之珍。尤为费解的是，它的创造者竟是一位终生困居旷野僻地、因贫病交加仅活了短短三十个年头的乡村女子！对此，种种貌似充足的理由或解析恐怕都难以叫人真正心悦诚服，无可奈何之际，最终只能归之为造物（同时也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自身）的神奇与神秘了。

二、“歌唱家”或“诗人”的小说

以常规标准度量，人生经验欠缺与生活视野狭窄乃是被视为人生、人性勘探记录者的作家的致命缺陷，然而艾米莉并未因此而畏葸局促。面对存在（自然环境、人类情感/命运），她以罕见的天才力量和创造激情注入了如此盎然充沛的生气，使得其中和我们日常所见的人类如此不同、差距如此巨大的男女角色生动可感呼之欲出，就像施加了神秘难解的魔法一样。

这里的所谓生动可感，并不取决于它们跟人所熟稔的实存世界的相似程度，也无须以它们是否可能在日常现实中存在为基础，而是源自它们自身（作为以生命、情感为根基的文学创造物）的可信性与魅惑力。恰如爱。摩。福斯特所言：有一种作品你无法做到使它既感人又真实，设若小说家身上有着过于强大的歌唱家或诗人的质素，而弹丸之地的小说厅堂又无引吭高歌的余地，那么他就只好敲桌击椅以至非把家具弄坏不可。福斯特素以博识幽默著称，这段话自然不止是逗趣取乐以博人一粲，而是大有深意存焉。试看另一位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她生活与创作的年代稍早于艾米莉），她以同样贫乏的生活经验（只限于中产阶级的客厅场景）写出了《爱玛》、《傲慢与偏见》等多部杰作，但其作品的风格却迥异于艾米莉，几乎称得上天差地别——前者以敏锐细密的感觉忠实地观察和摹写人物性格，分析情感心理，洞烛幽微，客观精当，丝丝入扣；后者则是以奇崛非凡的气度、夸张浓烈的笔触渲染构建出一个虚拟世界，其自然景观的荒蛮旷茫和与世隔绝、人物言行的执迷极端与性格的专横僻异都是出人意表超乎寻常的。从希氏同凯瑟琳铭心刻骨的生死恋情，到手段酷虐到近乎疯狂的复仇行为（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除了对庄园财产的攫取外，他竟然将主要的复仇目标放在对仇人后代的蓄意折磨乃至人格类型的改造重塑上），种种人间恩怨情仇的酿成，个中根由既缘自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格的极端相左，同时也缘自人与人之间沟通理解的错位，还有人心深处的顽劣阴暗怨毒怪戾——不可思议的是其间各色人物行为情感的相互抵牾、吸引、搏战，无论深广度还是恣肆放纵度，似乎都远远超逾了人类通常可能的极限，予读者以似真非真的虚幻感。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对《呼啸山庄》这部“最奇特的小说”而言，生活或者事实的“真实”并不那么重要，艾米莉一心关注的是将故事（人物命运）逐次推向早经设定的结局。进一步，就读者自阅读获取的直观感受和最终理解看，其中构成作品主体的人物、事件的过程与结局（包括最难理清评判的情感纠葛），也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环围涌动在几十万混沌粗粝之言后面的是一派雷电交加、风急雨骤的狂乱轰鸣，作为一个基本声部的人物性格、命运、行为、情感（尤其是爱与恨的交战）的演进，常常被淹没在震彻寰宇的交响里，并延展趋向至无穷的不可知之境。对此，另一位晚她三十多年出生的同胞、著名女作家弗。伍尔夫曾精当地指出：“《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难懂的书，因为艾米莉是—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在同一水平上。”艾米莉却是“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遭受的伤害。她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无序的世界，并感到她本身有能力在一部书中把它合为一体……这场斗争的目的是通过她的人物之口来诉说某种东西，但不仅仅是‘我爱’、‘我恨’，而且是‘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力量’……正是对于这种潜伏于人类本性的幻象之下的力量升华到崇高境界的暗示，使这部书在其它小说中显得出类拔萃，形象宏伟”。

三、环境、人物与声音

书名中的“呼啸”一词值得作一点探究。

据小说开篇时的解释，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描绘的是这地方在风暴的天气里所受的气压骚动。身为某种预言（非寓言）或象征的承载者，“呼啸（Wuthering）”这个词的选用堪称传神（当然还得力于老翻译家杨苡先生的创造性翻译），我们在此至少可以谈及以下两点——

A.声音。《呼啸山庄》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声响，其间有暴风雨的嚎叫、雷电撼天动地的轰鸣、人物的内心独白或喃喃自语、更有目眦皆裂的詈骂与歇斯底里的咆哮……作为人物性格情感（爱与恨）延伸、宣泄与强化的主要方式（渠道），声音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逾了通常的背景作用，进而构成了小说主体的一部分。

B.强度或烈度。著名英国作家毛姆曾将《呼啸山庄》列为世界十佳小说之一，并宣称：“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被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事实上不止是爱情，还有历久弥深的刻骨仇恨、匪夷所思的恶习怪癖，以及几乎所有人物（除了房客洛克乌德先生和山庄女管家丁耐莉）都偏执简单武断得有弱智之嫌的判断能力、行为动机，在作品中无一不是表现得“令人吃惊”。

据同时代人回忆，艾米莉外表沉默寡言，然其内心情感的热烈奔放、大胆忧伤，却是拜伦辞世后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这让人想起书中有关山庄外景的描写：“从房屋的那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就可以猜想到北风吹过的威力了。”艾米莉笔下世界的陌生新异，跟她天性及生命历程的与众不同直接关联，这二者彼此造就互为表里，此无待多言。问题是，闭塞严酷的生活不免对一个正常人的精神与肉体造成深重损伤，而在这压抑下产生的猛烈反弹里往往潜藏着某些意想不到的可怕因子，它既可能给他人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严重以至致命的后果。

稍作回想，我们或许都曾耳闻、亲见或通过其他方式知晓，生长于不同地域的人类因天性的相左相异（或鲁钝、或聪慧、或刚烈、或倔强、或柔顺等）而导致做人行事（特别是在本能性应对突然变故时）准则与模式大相径庭的报道，不同秉赋品性的造成跟不同人文自然生态的长期熏染是紧密相关的——对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熟语不失为一个精当的概括。以《呼啸山庄》为例，从其中的萧恩兄妹、希刺克厉夫、伊莎贝拉、林淳、老仆人约瑟夫到他们的创造者：现实中的艾米莉本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各自独有的方式验证了这一点。

四、文学中远去的天才年代

我曾经在别一篇文字里写道；天才并非大师巨匠的同义语，真正的绝世天才的创造过程往往是短促的——他们不是在猛烈的燃烧里过快地耗尽了自己（早夭、疯癫、一开始即达到最高点），就是在与生俱来的生理与心理疾患（怀疑、焦虑、忧郁）中将生命缓慢地磨蚀殆尽。

有游刃有余的天才（主要表现在捉笔写作时），也有运交华盖、终生彷徨犹疑举步维艰的天才（即便在写作时）——《呼啸山庄》的作者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尽管因家境贫困及长期酗酒吸毒的兄长勃兰威尔暴君式的毁坏，艾米莉的个人生活几乎无幸福可言，但她毕竟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完成了这部不朽杰作，这是英国文学的幸运，也是后世读者们的幸运。单就作品数量多寡与技术运用的高下衡量，十九与二十这两个相邻的世纪好像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假如将今天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制造的小说（以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同一个多世纪前艾米莉时代留下的小说（以手工打造的方式）略加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伴随前者技术精细、花样百出而生的是情感冷漠、心胸褊窄与精神的萎顿——这源自科技与物质主义背景下现代人类的文明病（具体为文学的职业化与商业化），或许这才是杀死文学创作的真正的绝症。

毛姆曾这样谈到《呼啸山庄》给他留下的印象：

（这部作品）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寂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在漫步浏览欧洲自文艺复兴以降出现的一大批经典文学艺术作品时，人们的确常常油然生出身临大江峻岭的浩瀚深邃之感。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社会演进，尤其是宇宙万物在科学的名义下祛魅以后，人类已经退化为一种无所依傍的物理性存在。在当今犬儒主义、物质主义、反道德主义竞相鼓噪的背景上，反映在文艺创作领域内便是大量庸常化、平面化、弱智化、快餐化作品的粗制滥造——一种以市场消费为惟一衡量标准的克隆式书写。概言之，现代职业文人创造力的日趋贫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人类精神文化的天空曾经被几代天才人物辉煌的光焰照亮，无奈孕生上述作品的年代正愈来愈远地离我们而去。在现代人类（包括文人）的眼里，所谓古典或经典的文艺作品更像是一批史前期孑遗下来的古生物骨骸，其间呈示的那些宏大开阔、惊心动魄的社会生活场景，亢昂激奋、幽微曲折的情感历程，百态千姿、生动可感的人物歌哭，以及纤毫毕现、蔚为大观的风俗写真，虽然庞杂混沌真切丰富，却可敬不可亲、可仰望不可摩抚，它们只不过是前人企图以虚拟时空的建构抵抗遗忘、阻遏时间之流的一种无望的努力而已——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刚刚述及的艾米莉的《呼啸山庄》。

【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北京正在对中学语文教材大换血，要把《阿Q正传》、《记念六和珍君》等作品去掉，代之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其他当代作品云云。不禁担心，反映了纯真童心的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是否也被去掉了……我，作为一个有几十年语文教龄的教书匠，早已认为中学乃至大学的语文教材（不仅是语文教材）都必须改革，不过不应是目前所做的这种改法。看到此消息，当然有想法，无奈正与病魔斗争，无暇专心写作，姑且把我一年前写的两篇文章（另一篇是《阿Q回来了！》）拿出来吧。旨在说明阿Q并没有走，鲁迅当年想要国人认真去做的，改造国民性——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2007年8月28日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约十八日》一文中对农民有这样的评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无孔不入的愚民教育，养成了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不相信自己，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清官、或伟大领袖身上。加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救亡压倒一切的特殊时期，历史急需一个能够团结人民抗战的领袖，农民/人民自发地创作了歌颂领袖的《东方红》，那就不足为奇了。奇怪的是，这首歌竟然唱出了陕北农村，一直唱到北京；从1942 年的延安整风，一直唱到现在；而且有一时期，竟然法定地与《国际歌》并列：才唱罢毛泽东是红太阳，“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几十年来，对于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竟然没有人说“不”，无论是被歌颂者还是歌颂者！这岂非咄咄怪事！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个中道理。

长期以来，我对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的大人物（非小人物）撰写的《回忆录》之类从不感兴趣。总觉得，他们亲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本应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但是写出的东西却是人所共知的、肤浅的，仿佛他们当时只是个远距离的旁观者。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却改变了我的成见。这本书是《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作者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曾长期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吸引我的，并非作者的独特经历，而是在目录中看到一句话：“党史学界普遍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一种个人崇拜的说法，并非历史事实。”我是在解放后上的中学，在我接受的历史知识教育中，印象很深的就是这句话：“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可以说，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决定了我（而且不仅仅是我！）此生的思想、生活和命运。然而现在这本书却说，这“并非历史事实”！呜呼！我之上当受骗，并非从响应号召上了北师大中文系那天开始！（详见《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一文，此文见俞安国、雷一宁编的《不肯沉睡的记忆》）

《党史笔记》一开头就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一）》），从此成为历史定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二）》），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但是只要详加考察……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对此他列举了八个论据（为了节省时间，我大多只抄录论点，一般不抄录论据。下同。）：

（一）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分配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1979年8 月27 日，在陈云主持的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的悼词中也说：“就在这次会议（指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二）在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三）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四）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对发生于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处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毛泽东提出两条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一时到了西安（当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这些情况分别见《毛泽东传》和《张闻天传》、《张闻天年谱》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有关章节，以及《张闻天研究文集》中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等）。”历史已经证明张闻天的方针是正确的。看到此，不妨来一个假设，如果当时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历史会是什么样？……由于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上学时老师在课堂上是怎么对我们讲西安事变的了，但有两点却记得很清楚：一是，蒋介石在梦中被枪声惊醒，连假牙也来不及戴，就往山上逃……二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果。我很想知道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是怎么写的，便上网找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站，找到初中“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及高中“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现代史》下册”，说法基本上都是中共中央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并派周恩来到西安调停……最后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不同的是，在初中课本里保留了关于“假牙”的细节；相同的是，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或张闻天，两人都被隐去了。看来是用一种含糊其辞的手法，来继续欺骗数以亿计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在教学中，关键的是那些《教学参考资料》，那是老师教学的“圣经”！

（五）代表党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是张闻天。

（六）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如，1940年1 月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张闻天先作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天后毛泽东也到会作了报告（此报告后来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却只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不要“民主的”，显然是个原则性的重大分歧……在各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却只引用张闻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即张闻天）同志说……”接着引用了一大段原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4 页）。

（七）“五朝领袖”之说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相矛盾。1964年4月16 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1967 年7 月12日，周恩来也谈到我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说的意见。”

（八）原有论断既违背党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损于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这八条见《党史笔记》第6—23页）

遵义会议是1935 年1月召开的，到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这才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自己也多次说“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的命运的”，这就是明证。

然而一直到现在，中学的历史教材中仍然是那在几十年以前毒害了我的观点。前不久，看到袁伟时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看哪！中学历史课本上谎话连篇》，他说得很对。现在我仅从中学课本中摘录有关部分（课本与前面提到的相同）：

初中是：“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高中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如何方指出的那样，由于在这段话的前面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面又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中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后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只得在“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前面加上一个状语“在事实上”来自圆其说。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肯说“张闻天接替博古任总书记”，而是“负总责”；二是，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毛不是“助手”了。

不过这也难怪，这些教材的编纂者，只是重复了中共党史的说法罢了，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关于延安整风，我知之不多，更不知道延安整风中竟然包含一个“抢救运动”。只知道有个叫王实味的在整风中被处决了，至于为什么，我很想弄明白，可是始终弄不明白。但是，在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之后，我居然在上高中语文课时，教了许多遍《改造我们的学习》之类被誉之为整风文献的毛泽东著作！那也不奇怪，因为那些《教学参考资料》早已把教案为我们写好了，拿到课堂上照本宣科即可。

现在看了《党史笔记》上下册，我才惊呼：啊，原来如此！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毛泽东对全党的绝对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对这点主流党史都没有什么争论。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执行的‘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损失，也使毛泽东长期受压，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毛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尊重和采纳……但毛既没有成为领导核心，有时还处于孤立地位。”“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虽然已确立了比较稳定的领袖地位，但也只能掀起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学习运动，为后来的整风作些酝酿和准备，还不能把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改造中央’的条件还不成熟，领导层的认识还有分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排除上下两方面的障碍。在上层，就是整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对下层一般干部（胡乔木说主要矛头是针对知识分子），是打掉他们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或‘螺丝钉’。”（《党史笔记》第214 、219页）但是，当时要这样做，一是共产国际不支持 ，二是领导层多数人也不同意。1941年5月19 日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虽然被说成是“整风学习的动员”，但实际上整风并未开始，这只是毛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一直到1941年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揭开了中央领导层以清算历史为重点的整风，全体干部的普遍整风则是半年后1942年春的事。（《党史笔记》第218-220页）

长期以来，都说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事实并不如此。且不说经过延安整风之后，人们普遍地把“教条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只要看一下规定必读的《整风文献》就可见一斑。《整风文献》中没有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也极少，大量的是毛泽东著作，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再就是斯大林著作及《联共（布）党史》了。“毛泽东明确规定，‘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为辅助材料。’因为照他说，‘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见《改造我们的学习》，引自《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56页。此文在正式编入《毛选》第三卷时，删去了‘其他一切为辅助材料’的话。）”

显然 ，为了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必须仿照《联共党史》对斯大林那样，肯定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和只有他的思想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以毛划线，批判所有的不同意见及其代表人物，这就不能不从研究党史着手。（见《党史笔记》，第634页）”中共中央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后就一再决定尽快召开党的七大，可是在毛泽东的主使下会期一拖再拖，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三到五年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原因只是：“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统一全党的认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 页）”从1940年下半年起，在毛的领导下开始编纂历史文献《六大以来》，要“按照斯大林编写《联共党史》的办法，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另一条是错误路线。选材就要选证明毛泽东正确的材料，并尽量选证明另一条路线错误的材料。（《党史笔记》第637页）”从收集资料，到延安整风 ，整整用了四年时间。到1944 年5 月21日毛又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专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讨论《历史决议》草案。为了统一思想，会议开了十一个月， “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6 页）”。 在会议期间，《历史决议（一）》七易其稿，每次都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直到1945年4月 20 日才由全会“原则通过”。此后又经过三次修改，才在1945 年8 月9 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最后通过”。（见《党史笔记》，第641页）

这期间，在1943 年3 月20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所提，可以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规定书记处“会谈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0页）”这就正式开创了个人崇拜即个人独断的党内领导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是平等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纪律也自然失效。……所以陈云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意为敢于提不同意见），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仍然不可能：“‘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见《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138页）”这正应了一句俗语，“报应啊！”刘少奇提出的建议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枷锁，二十多年之后，当他被置于死地时，他拿出国家宪法来为自己辩护也毫无用处了！（此处内容见《党史笔记》，第349和494页）

《联共党史》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全书贯穿着突出个人，以人划线，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等个人崇拜精神，已被公认是一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作为整风运动的总结的《历史决议（一）》，是以《联共党史》为范本编写的，也是以突出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为中心的，连党史权威胡乔木都不得不承认，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党史，“……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还说“1945 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和137 页）仅仅是“不够”和“太简单”吗？在《党史笔记》中，仅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言，就归纳了如下几点（见《党史笔记》，第643-644页）：

（1）过度颂扬 如，《历史决议（一）》的第一句话说，“从党诞生时起毛泽东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 ，似乎成了天生的圣人……

（2）掠人之美 把别人的成绩用各种直接间接的办法挂在毛泽东的帐上。例如把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归功于“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

（3）诿己之过 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用有时明确有时含糊的办法推给对立面或别人。如“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是毛执行了一辈子的，1926 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归反革命阵营（收入《毛选》时作了删改），在反AB团中怀疑和捕杀了不少知识分子，但《决议》中却被算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条罪状……

（4）为尊者讳 不但对毛泽东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一律讳掉，而且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的许多重大失误也被讳掉……

延安整风打破了中国共产党长达二十年所保持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日益普遍起来，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称谓出现了，领袖、导师、舵手的称呼出现了；还出现了神化和迷信的做法，呼喊万岁、歌唱《东方红》等。人们都以为“四个伟大”是林彪在“文革”时的创造，其实在延安整风后期，提出的“伟大”还更多，如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 页）：“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这句话见于1945 年6 月14 日《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正是这次大会即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

延安整风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然后随着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大大小小的干部普及到全国，再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发展和升级。个人崇拜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度上的具体表现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在上面是一个人说了算，在下面是紧跟和服从，一级一级自上而下，概莫能外。毛泽东就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见李锐《大跃进见证录》第173—174页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页）。”这就形成“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大一统局面，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角落都立即响应、紧跟。“胡乔木说：”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不说中国的列宁）。（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22页）‘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的大小赫鲁晓夫以后冒头，鞭他的尸，他决定先发制人、斩草除根，把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脑后长有反骨的‘，反对过自己的，表现不够驯服的，以至认为会’功高压主的‘和看来不顺眼的，不论地位高低，都当作’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准备分期分批消灭之……到’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更登上了顶峰……（《党史笔记》544页。关于此问题，详见此书中的《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中、下三篇）“这便是个人崇拜在中国发展壮大的轨迹，是毛一步步由一个人人敬仰的革命家成为秦始皇的轨迹，也是他自己否定自己、背叛自己的轨迹。由于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进行经济建设，仍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便是”马克思+秦始皇“了。其实马克思只是一件迷人的外衣，外衣里面是斯大林。本来，他在建国前即他登上神坛前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 ，他却抛弃了，连同他许多本来正确的东西一起抛弃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想到鲁迅的杂文《灯下漫笔》。鲁迅说，当一包沉甸甸的现银塞在他怀中，使他非常喜欢时，却使他”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之后，还万分喜欢。“为什么？私欲也！人是各种各样私欲的奴隶。接着，鲁迅分析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左传》昭公七年。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阶级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这种想凌虐/奴役别人的心理或曰私欲，便是个人崇拜/个人独裁得以发芽并生长壮大的条件——内部条件/内因。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仆“的权，还想有”僚“的权；有了”僚“的权，还想有”隶“的权……成了”公“，还想成”王“；成了”王“，还要成”神“。只有那权术最”高明“的人，才能登上权力的顶峰。一旦大权在握，为了保住手中的权，为了这权能够升级，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原因。

粉碎“四人帮”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形势之下，面临着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任务，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 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舆论稍有开放，一些政治问题允许讨论，还先后公布了一批党史材料，要求民主的呼声渐高……面对这大好形势，邓小平改变了初衷，急于要作第二个历史决议，他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5-306页）陈云说得更干脆，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可见，赶紧做出《历史决议（二）》，就是要及早给党史划个圈子，做出定论，然后禁止出圈或“不搞争论”这样来维护毛泽东，也保护自己。（见《党史笔记》，第647页）因此，制订《历史决议（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际上就是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在文字上不得不批判个人崇拜，但其中心思想和客观效果，都还是要维护个人崇拜，维护一党专政。在此，只摘录《党史笔记》中的几点（见《党史笔记》第648-650页）：

（1）“主持和领导制定《决议（二）》的邓小平开宗明义就说：”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1页，同邓立群、吴冷西的谈话）‘……经过八个多月反复修改仍然达不到要求，就是因为’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

（2）“《决议（二）》本身及有关《决议（二）》指导思想的一些谈话，反映了不少个人崇拜的做法，如为尊者讳、隐恶扬善、揽功诿过等。例如在清算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中有‘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左右’，可就是不提西路军的两万多人和肃反中被错杀的少说也有七八万人（这些是毛的错误）……”

（3）“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不但要‘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而且还要夸大成绩。……正是在《决议（二）》所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我们却大踏步地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拉大了距离（落后了），因为日本和‘四小龙’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实现经济起飞的……”

（4）“《决议（二）》及其指导思想，有些提法仍然是个人崇拜的思维和逻辑。如‘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这只是一种假设，为什么不向相反方面假设呢！

看了《党史笔记》之后，我知道“抢救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

抢救运动，是“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一次重要演练，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范式。”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历时两三年的“自己人把自己人当敌特整的大混战，收获极小，损失极大，没有抓到什么敌人，自己却有一定伤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杀或被逼疯、致残，包括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书记邹凤平等），特别是造成人力、物力、时间、精神的巨大浪费，还为以后许多运动开了不良的先例……”其“手段的残酷无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党校和任仲夷等回忆的北方局党校的情况（比这更严重的还有），较一直批判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党史笔记》第236、306、332页）” “经过整风和抢救，几乎全体干部的人性、人权以至人格俱已被‘整’掉，提高了缺少独立思考、只知服从的党性。问题还在于，这种‘无法无天’竟成为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抢救运动不只是以言定罪，而且无言（缘）无故也可被任何单位抢救关押、刑讯逼供……建国后。我们党在全国执了政，但仍然执行的是‘无法无天’政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他自己称之为国家临时性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擅自废弃《共同纲领》和带头破坏宪法的正是毛泽东自己。他从来不把法放在眼里，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办，直到最后和林彪一起制造了个‘国家主席’事件，就来自他要擅自取消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党史笔记》第627页）。” 抢救运动的做法与在中央苏区的抓“AB团”、改组派等，以及建国以后的反胡风、肃反、反右、“文革”等都太相似了，抢救运动只是这一系列运动中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的一环。

“抢救运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禁区，比中央苏区抓‘AB团’还要严格。因为‘AB团’后来一般都把责任推给尚未成立的‘左’倾中央和并不存在的王明路线（即使按许多党史书上的说法，也是大抓‘AB团’后的四中全会才出现所谓‘王明路线’），但抢救运动却无法可推，只能干脆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抢救运动的禁区也打开了一条缝，露出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但这条缝很快又封上了，而且随着康生的被揭露，这段历史被作了修正：“名称从抢救运动变成了审干运动，时间从两三年变成了十来天，特别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从毛泽东变成了康生……”（《党史笔记》第300、301、334页）

“抢救运动”及“抓AB团”等表明毛的过错的历史事实，在两个《历史决议》中全部隐掉了，自然在各种正史中也无反映，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全都阙如，其结果便是这类悲剧得以一次次反复重演，而且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

何方说，《历史决议（一）》和《历史决议（二）》是紧密相联一脉相承的，它们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基础，及历史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党史笔记》第646页）。几十年前我们所学的中国革命史，及现在中学生学习的中国历史的有关部分，都是根据这两个《决议》来编写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是直接学那本谎话更多更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是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几十年前我们在大学里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没有读多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是读那谎话连篇的《联共（布）党史》。那篇《改造我们的学习》至今还是高中语文第二册的第一课；粉碎“四人帮”后我在语文课中教过的《整风文献》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整顿党的作风》（节选）等等。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曾经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节选，不知现是否还有？在文革中我的罪状之一，就是我在课堂上讲了刘少奇的这篇大毒草！真是岂有此理，课本中有，我能不讲吗！据说现在大学里那门相对来说谎话比较少的《中国革命史》课已被取消，代之以选材更为“严格”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了……这就更好了，所有不明历史真相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肯定都相信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相信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于是，当这样的党、这样的领袖发出号召或指示时，自然会无不群起响应，无不敲锣打鼓地欢呼，结果就会是已经重演了多少次的历史悲剧的重演！君不见，现在就有人在网上说“毛泽东不是神，但比神更伟大”吗？君不见……

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奇怪的倒是这：在延安整风结束时举行的，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党的七大上，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我们曾经那么崇敬的老革命们，都说了假话、大话、空话，都加入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大合唱，如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连敢于提意见的彭德怀也没有例外，甚至连我看了此书后十分崇敬的、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张闻天（之前我对他是一无所知）也这样！而毛泽东对这些歌颂均一概接受，同意把一切好事都挂在自己的帐上。正所谓理直气壮地、名正言顺地当“代表”！（《党史笔记》，第501-502 页）这当然与这次大会是经过三年的整风和开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在思想认识完全统一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操作之下召开的，发言稿都事先写好并经过审定有关。但是，何方又说：“高级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拥护是真诚的，多数人以此为准绳的检讨主要出于自觉自愿……不能说完全出于毛泽东的‘精心安排’。（第229页）”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但要说他们对自己的过头检讨和对毛泽东的过头颂扬，都是出于本人的真实认识和真实感情，恐怕也未必，特别是对多数了解情况的上层人士是要打折扣的。对他们来说，参与制造个人崇拜，除了主要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景仰、钦佩、尊崇外，也还掺杂有其他因素，如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党史笔记》第533页）”这些话不是互相矛盾吗？在我百思不解时，又是鲁迅的《灯下漫笔》给了我答案，这“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对于这种现象，鲁迅是这样分析的：“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这不正是个人崇拜/个人独裁之树，得以发芽并生长壮大的气候和土壤——外部条件/外因吗？几千年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教育，已经把这种心理积淀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了。好好看看鲁迅笔下的阿Q吧，他便是这种性格的典型。要改造这种心理/性格，必须从孩子开始，这便是鲁迅一再呐喊“救救孩子”的原因。然而……八十八年过去了，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革命革掉的只是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为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中国人任重而道远啊！

根据马克思对农民的评论，这只是一场农民革命而已，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长期以来，人们尤其是革命者们都耻于说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可毛泽东却是心知肚明的，他早就说过，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为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还“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革命军队，也只是“穿起军服的农民”（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开始的依靠对象就是被赞为‘革命先锋’的‘痞子’，即‘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以及‘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25、27 页。）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正式出版《毛选》时，这些话都作了删改。《党史笔记》的作者说，毛泽东的讲话或文章在收进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几乎都经过重大修改，有的还是多次修改。毛“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党史笔记》第35、98页）。”]总而言之，毛泽东看准了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从而公开表明贫农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相反，有知识的分子倒是不革命的、最愚蠢的，一再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应地，农民也就必然把他视为自己的代表了。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现在我明白许多回忆录之所以人云亦云的原因了：或者是自觉的，他们仍然要做驯服工具，要与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一致；或者是自发的，他们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一个农民，所以他们还必须维护毛泽东对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应当知道这句话：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页）

何方说：“我在回顾以往时，总想到自己过去犯了不少错误。其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由于中个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图蒙混过关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认反‘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还参加了揭发批判张闻天反‘三面红旗’，从而造成了终身遗恨……加之后来看到对张闻天的平反也很不彻底，所以决定，作为赎罪之一法，想响应杨尚昆‘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号召，写一些有关张闻天的材料，而谈论整风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延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学习党史中，重点从张闻天转向了延安整风的原因。”这本书是他深刻的反思，真诚的忏悔。又一个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的耄耋老人站起来了，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去向马克思汇报去了……

不，我说错了！不知这习以为常的话，“马克思主义者死后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的源头来自何处？也不知究竟有谁被马克思接纳了？据说当年列宁去世之后，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列宁去向马克思报到，到了天堂门口，敲门求进。守门人问：“你是什么人？”列宁答：“我是马克思‘资本’的利息。”马克思在里面听到了这话，当着守门人的面把天堂大门关上了。而且有趣的是，故事的前半是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中流传的，后半则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补充的。显然，在马克思的故乡，人们了解马克思不要人们把他看作神，他甚至说“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过：“我們兩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個例子就可證明：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惡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8─289页）。”那自称“马克思+秦始皇”，连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都没有读过的人（见《党史笔记》第85页），会被马克思接纳吗？

馬克思还有一句話：“不管專制主義如何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于統治那些除了自己主子的專橫以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这句话告诉我们，“除了自己的主子的专横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民，即愚弱的国民是专制主义/个人崇拜产生的气候和土壤。因此，为了清除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得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我们必须站起来，反思我们为制造和宣传个人崇拜所做过的一切，使自己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能独立思考的、具有批判能力的自信的现代人；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这当然包括历史，真实的历史！法律其实就是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作用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能再继续“无法无天”了！

愿假话、大话、空话从孩子们必读的教科书中消失，“救救孩子”！

愿尊敬的何方先生健康长寿，完成他全部的写作计划，多为历史和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见证。 因此因此愿“站起来”的人多些！再多些！！

2006年8 月完稿

【导语：中国历来的史书只有“易子而食”的记录，而毛泽东、共产党却能使中国农民把自己亲生子女也吃下去了。这是什么世界？亩产万斤、十万斤的鬼话，只是毛泽东、共产党为高征购、向农民掠夺粮食而制造的口实，人为的饥荒是中共卖国集团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部署和既定方针。中共卖国集团拒绝苏俄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的100万吨救命小麦，他们除了维持庞大军费开支外，还把巨额的财物送给外国人，但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是有粮不给吃、让他们吃野菜、树皮、观音土，直至吃死人肉。还要让他们做超体能的苦役，把他们累死、打死、饿死、毒死、病死、折磨死，甚至枪毙、活埋，在短短的三年里制造了史无前例的3，600万寃魂。】

一、纪念碑树立在香港

1961年春，刘少奇回家乡湖南搞调查时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他在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对当地干部说：“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1962年初，对即将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主要帮凶，也是大饥荒的始作俑者；他的写书、编剧、刻石立碑，仅仅是害怕政权的“垮台”。但是四十多年过去了，偌大的中国，一本书、一个剧、一块碑都不曾出现。倒是香港有了这么块“纪念碑”，这就是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两册，共1,095页，2008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墓碑》是杨先生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之后再一次引起轰动的贡献。杨先生也提议，中国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汲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P15至16）《墓碑》就是杨先生用心血和勇气立的“纪念碑”，它为未来真正的纪念碑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墓碑》，是一部专政独裁制度的罪恶史、也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的苦难史。据杨先生说，“墓碑”有四种含义：一是“为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杨先生冒险犯难、虽千万人吾徃矣的悲壮情怀，让我钦敬！然而，在一个号称“和谐”、“权为民所用”的国家里，为了写一本书而要冒“献身”的风险，亦可见这个国家的恐怖和黑暗、执政者的无耻和凶恶。
 
《墓碑》不仅重现了那场灾难的令人惊骇、令人恶梦连连的全貌，而且全方位解释了它的成因。尤其用各地气象资料、援外与军备史料拆觧“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一类谎言，把那一小撮蟊贼与民为敌、视人民如蚂蚁的恶毒、残忍、残暴的心态揭露无遗。什么“人民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好总理”、“人民的儿子”，统统都是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由于杨继绳先生的特殊地位、条件、修为、功力和道德勇气，使《墓碑》成了不可替代、也不可多得的巨著。这是一座真正的丰碑。

大饥荒是四五十岁以上中国人的恐怖记忆，杨继绳先生的令尊是在1959年活活饿死的。第一个在网上推荐《墓碑》的四川作家冉云飞先生，他家里有五口人在当年饿死。福建省虽然死人不太多，但也死了18万人，先母便是其一。她是因饥饿致浮肿，而死于1962年，仅41岁。
 
家父本是个山区私垫教师，1948年入中共地下游击队，1949年四月成为中共党员。三反运动时，被诬为“贪污分子”，后平反；1957年又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大饥荒期间乡下人每人每天只有4.5两米(16两为一市斤)可吃，我们就用狗脊、野芭蕉、稻草、野菜等充饥。家父的遭迫害是家母饿死的偶然因素—-但这个制度却使每个老百姓都有遭迫害和饿死的可能。

二、用史料说话，铁证如山

看看上篇《各地情况展现》的目录：第一章讲河南省，至少饿死300万。第二章讲甘肃省，非正常死亡102万。第三章讲四川省，天府之国饿死1,250万。第四章讲安徽省，非正常死亡在500–600万之间。第五章讲吉林省，守着粮库饿死近13万人。第六章讲江苏省，鱼米之乡饿死约70万。第七章讲现在和过去都是中国最富裕的广东省，当时饿死65.7万人，另有11万多人偷渡徃香港。第八章讲山东省，齐鲁之邦饿死300万人。第九章讲浙江，饿死10.77万人。第十章讲云南，饿死100万人。第十一章河北省，官方数字是饿死41万人。第十二章，贵州省饿死174.6万人。

以上12省，都是作者亲自考察过，调阅了许多机密档案，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包括一些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知情人。作者的每一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每一个结论，都是通过收集、采访、研究了上千万的资料之后得出是的。可谓铁证如山，不容置辩。

其它各省作者虽然没有专门去考察，但也通过各种管道得到许多资料。第十三章是综合其它各省饥荒情况，第十四章讲城市生活。

作者在第十四章里透露了两件小事。其一，中共中央在成千万人饿死的1960年批转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起草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 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让“各地参照执行”。作者指出“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从此神秘而令人羡慕的“特需供应”成了中共高级干部的特权，一直保留至今，看来还要永远保留下去。但共产党及其喉舌却总用“共艰苦共患难”来忽悠老百姓。

二是关于“毛泽东不吃肉”的谎言，所谓不吃肉，只是因医生建议不吃胆固醇高的猪肉，但牛羊肉还是要吃的；1961年4月26日的一份歺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歺汤十六七种，各种风味的鱼虾十几种。在饿殍遍地的1959–1960年间，各地为毛泽东等人特别建造的豪华行宫和超级住所共有61处之多。其中著名的有韶山滴水洞、长沙蓉园、武汉梅岭、南京紫金山宾馆、北京密云水库别墅、上海西郊宾馆、庐山庐林别墅、济南南郊宾馆、杭州刘庒宾馆和汪庄宾馆、广州南湖宾馆、成都金牛坝宾馆、太原迎泽宾馆等。南宁、郑州、南昌、大连、青岛、青海、新疆等地也都有毛泽东们的别墅群；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处。昆明别墅的图样设计好了，但海拔较高，不去，这才为多灾多难的云南人民省下一大笔银两。

韶山滴水洞别墅主体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1.2亿元。而1958—1961年韶山东郊公社三个大队饿死707人，全县约死3万人，湖南全省则饿死248万人，如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248万饥民吃一年，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了。

毛泽东如此，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各分局、省市委到县乡村党委、支部等大小头目，也无不如此。不顾老百姓死活的骄奢滛逸、男盗女娼、贪污挥霍，真是罄竹难书。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至少饿死100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如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市，经济发展水平位列河南省倒数第几名。但这里的官员却住超级豪华的别墅。2004年他们花3,000万元巨资收购一块40亩黄金地块，10亩建了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30亩建了11套别墅分给局领导，每套仅收20万元，而实际价值约200万元。

三、饥荒旷古绝代，中共罪恶滔天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人，被硬生生的饿死，该受多少活罪？在没有战争、风调雨顺的年代，居然可以饿死3,600万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罪恶！？

《墓碑》中记录有大量各省、各地区详尽又可靠的人吃人案例。其惨不忍复述，请读者自行翻阅。我只想指出，中国历来的史书只有“易子而食”的记录，而在毛泽东、共产党法西斯统治之下，却使中国农民把亲子女也吃下去了。这是怎样的惨绝人寰呀！

读完《墓碑》，一个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共产党头目自毛泽东开始，几乎全是出身于农村，即使没有亲手种过地，“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怎么会制造出和相信亩产千斤、万斤、十几万斤的鬼话呢？

目的仅仅在于高征购——从农民口中夺粮，达到把农民或饿死——实行群体灭绝或饿服贴——便于统治。岂有它哉？

四、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中共享“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合同”欺骗了中国人民数十年。但杨继绳先生用事实、用文献、用史料告诉读者：这是胡说八道。

作者用官方的气象、水文资料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1959—1961年间中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为了反驳“苏联人逼债、撕毁合同”说，作者引用了大量中苏两国官方史料。1960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说，苏联1959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持，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1年外贸部长叶季壮对苏联人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50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P593)

苏俄尽管干了许多对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但在中国人民挨饿这件事情上，确是不曾下井落石。也就在这一年，苏联在借给中国50万吨糖的同时，还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这100万吨小麦，对于濒于死亡的中国人无异是涸鲫之望甘露，但丧心病狂的毛泽东集团却予以拒绝。

反骨的毛泽东等，初则对苏联人感激涕零，后则信口雌黄，不惜让苏联老大哥代其受过。（当然，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又重新投入了俄国人怀抱，因为中共到底是苏俄的裤裆里掉下来的，这段亲情终无法割舍。）

1960年，在苏联未提出还债的情况下，毛泽东让周恩来把需16年还清的80亿卢布的债务硬在五年内还清；加剧了灾情，加速了老百姓的死亡。

周恩来1964年12月31日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百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50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30万吨，其余的20万吨，准备提前在1965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P595)

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也说，“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它食品值21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14亿多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早已经发生。事实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说不通的。

如果还外债是饿死人的原因的话，比还外债多几倍的军费开支，岂不更是杀人凶手？ 这是中共的不打自招。
 
五、打肿脸充胖子，致更多人死亡
   
为了拉拢亚非拉小兄弟以壮声威，证明执政的合法性，还在提前还债的同时，从人民口中夺食去无偿地援助亚非拉。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浪费，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又随即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民脂民膏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实际死去的中国人却比这几个国家人口加起来还要多。

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说：“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49,600万元。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诚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

《墓碑》第596、951页附录的《1950-1964年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支出(亿元)》就是中共卖国集团的自供状和罪行录。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
———————————————————————
1950～55　　　6.80　　　　12.60         332.3
1950                                     28.0         41.1
1951                                     52.6         43.0
1952                                     57.8         32.8
1953                                     75.4         34.2
1954                                     58.1         23.6
1955                                     65.0         24.1
1956　　　　　5.97　　　　 4.04          61.2         20.1
1957　　　　　6.08　　　　 4.67          55.1         18.1
1958　　　　　7.23　　　　 2.76          50.0         12.2
1959　　　　　7.11　　　　 3.50          58.0         10.5
1960　　　　　6.73　　　　 3.63          58.0          8.9
1961　　　　　6.58　　　　 5.19          50.0         13.6
1962　　　　　6.42　　　　 8.54          56.9         18.7
1963　　　　　2.86　　　　 9.61          66.4           19.6
1964　　　　　0.96　　　　12.16          72.9           18.3
—————————-

李先念还说“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所谓增产节约，只是从农民身上、口中掠夺、抢劫而已。
　　
中共分赃集团对国际流氓、对友邦、对外人是“真诚的”、“无私的”，其卖国本性至今不变。最近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报导，北京2008奥组委宣布：免除参加2008年残奥运动会各国参赛选手和官员的旅费和食宿费用。并骄傲地宣称这在残奥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家，共有6,000多万。他们大多数生活贫困。如果按照联合国关于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人口更以亿计。中国富裕到了可以帮包括美国等富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省钱？中共分赃集团之卖国媚外历来如此。

但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无情、野蛮、奸诈和恶毒。中共卖国集团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是有粮不给吃、让他们吃野菜、树皮、观音土，直至吃死人肉。还要让他们做超体能的苦役，稍有不顺眼，即行打骂、吊绑，扣饭，甚至活埋。3，600万寃魂中，被活活打死、饿死、中毒死、病了拖死、折磨死者当占不少比例。第十九章《“五风”肆虐 》等章节对“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有极详尽的披露。

为了镇压、屠杀、威慑包括少数民族、台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中共豢着一支庞大的党卫军，故军费一直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极大比重。但表中所列的军费仍不是全部，因为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P952）

六、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第十八章《公共食堂》讲述了大饥荒的一个成因是普遍地把农民赶进人民公社，消灭家庭，大办食堂而让农民家徒四壁，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所谓“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作者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已作过概述：“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赤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化武器、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到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墓碑》用了更多例子和篇幅来论证。

七、粮食问题——中共对农民的战争

中共自立国那天开始，就与农民展开“粮食战争”以巩固和稳定政权，为了粮食，农民成了中共无限压榨的对象。为了超额统购，1954年就有566名农民被逼自杀，还有35名自杀未遂，这仅是“不完全的”数字。把福建省邵武县群众骚乱定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处决16人，判刑56人，管制9人。可谓心狠手辣！

广西省因虚报产量1954—1956年，饿死数千人。1957年新华社保定4月17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一个老农民白天打灯笼以刺“共产党黑暗”。(《政治学习》，1957年8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严肃处理”广西省事件，罢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煞有介事地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而替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党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换了韦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继1958年广西省炮制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1959年只好靠搜刮农民口粮、种子上交，譬如龙胜县，1959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1957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四两口粮的农民，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
   
仅环江县便饿死了3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16万，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饿死了七、八千人口的三分之一，100多户人家死绝。（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1957年4月16日）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国清自己承认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50万。(丁抒：《大跃进和大饥荒》)现在根据杨继绳计算是73.96万人。但这回韦国清不但无罪，反而圣眷更隆，一直到文革，都获重用。

为了从农民口中掠夺最后一口粮食，全国各地发动莫须有的“反瞒产”运动，对农民采取种种酷刑，仅河南省光山县就有2241人挨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该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在1959年9月至1960年1月，便打死49人。

为了推缷大量饿死人的罪行，中共决定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杀上万人，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最后在决定杀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中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时，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毛泽东忘了他杀过张子善、刘青山；张子善、刘青山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专署专员，比县委书记还大呢。毛泽东何爱于县委书记，他为了保他自已而已。

正如毛泽东曾在1958年秋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如今真的死了几千万，他却不说要撤他的职、砍他的头了。作为这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他显示出什么道德良心？没有。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他轻飘飘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八、毛共有意的大规模杀人的例子

河南省信阳地区，当年库有粮10多亿斤，当年产量29亿斤，共40亿斤。守着40亿斤粮食，饿死100万人，作者也慨叹“真不应该”。 1959年4月至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但这期间国家粮食库存为887.03亿斤（1959年11月），最少也有286.32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春荒最严重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如肯拿一半出来，也不会饿死人（P753）。当时仓库里囤满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它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网上资料）

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到1959年11月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作者写道：“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P754）可见杨先生还是忠厚人。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饿死300万人时，不但不受惩罚，反而升官，身兼两省总督。当他为救人搞责任田时，却被指“复辟资本主义”遭罢官。

你为了敛聚，不给老百姓吃饭，老百姓可以逃跑离开你吗？不行。1958年丽江地委和军分区向外逃边民开火，“共消耗子弹200多发”（P460）1962年，陶铸调动全付武装的军队镇压积聚在广州火车站等待买票的上万群众（P387）。中共边防军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偷渡澳港的男女老少。

关于出口粮食。1958年出口量为288.34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7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出口272.04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959年到1960年，中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网上资料）

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最缺德的是李井泉在1960年7月1日，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是绝无仅有。以致四川省的大饥荒时间最长、饿死人最多。

1962年，刘少奇让几艘满载小麦的中国轮船调头开向阿尔巴尼亚。（P596）

刘少奇、陈云、李先念、李井泉等人也都是罪责难逃的刽子手。

1950-1959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P755、网上资料）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合计 2228.1 83.53 +2144.57

饿杀以外，打杀和枪杀。有压迫就有反抗，1958年4月18日，反共救国军韩乙奴等200人胁迫4千人武装叛乱。据《青海省志》说，“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招降5.88万人。”可以粗略看出共产党怎样乘机杀人，杀良冒功。

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州即判了37人死刑。吉林省在1960年上半年杀了53人，不得不把杀人指标由80人追加为160人。“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P948)

中共在这三年人祸期间及篡政五十多年来，制造了多少寃案、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九、几点补充和勘误

《墓碑》资料太丰富，讨论的问题涉及太广，我的评介是挂一漏万。而且许多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上的问题又是我所不能置喙的。

但愚者虽只一得，亦可作引玉之砖。姑陈浅见如上。另因本人近年收集和研读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略知当年遍布中国各地的劳改农场、矿山之中，右派分子曾大量被饿死、打死、折磨死，死亡率极高。据在劳改队里当过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先生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的饥饿岁月后，1,200名右派、犯人已饿死了一千人，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三百人死去227人，死亡率达75%。

流放北大荒的右派，累饿折磨而死者近三分之一。四川省415筑路支队，5,000名右派分子到文革前剩下不足一半；而一半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是少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心有余悸，常有恶梦相伴。(铁流：《铁流文集》)

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羁押了近3,000名右派分子，但到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的只有600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赵旭：《我的右派情结》)

希望杨先生在再版时能补充这方面的材料。

另，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抓出来的“沙杨彭反党集团”是他反右派运动的“成果”，而不属于反右倾斗争（P425）。

其它还有几处错字，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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