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中国大地接连发生了“6.28瓮安事件”、“7.1杨佳袭警事件”、“7.2张家界爆炸事件”、“7.11浙江玉环事件”、“7.17惠州警民冲突事件”、“7.19云南孟连事件”。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国大地频频发生如此多的民众与政府，尤其与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的冲突事件，且屡屡酿成血案，这不能不引起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国际国内人士的高度关注。从目前情况来看，对此风起云涌民变事件的解读仍然众说纷纭，其中主调多局限于就事论事，或追溯原因，或寻求真相，但对这一系列事件高密度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特别是其所预报的一个“民变时代”的来临，却罕有论及，亦缺乏警醒。

应该说中国近年来的官民冲突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色调，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冲突与以往在表现形式、目的指向、采用手段等等方面却有很大不同。这急需我们通过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研究，来从中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

一、星火正在燎原

要想真切把握这个时代的变化，首先让我们将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聚集起来，以便从中看到一幅整体性的社会图景。

1、6.28瓮安事件
6月28日，中国西南部边远省份贵州的瓮安县，因一名叫李树芬的中学生不明原因溺水死亡，警方暂时认定属自杀，强行要求死者家属埋尸，家属与死者同学质疑死因，死者叔叔前去警方讨说法，竟被殴伤入院，最后激起数千学生、民众包围县公安局，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各有受伤，后来愤怒民众砸烧公安局办公楼与警车，阻止随后受命入城镇压的武警。29日数万民众包围县政府抗议对前一天事件定性为“黑势力操纵的恶性暴乱”，事件进一步恶化。后来政府调集更多武警部队进入县城，实行戒严，局势暂时得到控制。到目前，瓮安当地官僚被免职一批，大批参与抗议的民众被抓。

2、7.1杨佳袭警事件
7月1日，北京市民杨佳持刀进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共杀死6名、杀伤4名男性警察与1名保安，未伤及楼中女性与非警务人员 。导致这起恶性事件的原因是2007年10月5日，杨佳到上海旅游时租了一辆自行车，受到闸北警方长达6小时的审问，据说期间还被殴打。之后，杨佳要求闸北警方赔偿，但一直没有结果。最后杨佳以“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来注解了自己的行动与这个时代的心声

3、7.2张家界爆炸事件
7月2日上午8时，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街道办事处彭家巷社区7组居民田开友，驾驶一辆装有两罐已点燃液化气瓶的农用三轮车，冲进当地办事处院内，在办公楼前发生爆炸，当场造成12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较重。起因是田开友家的建筑面临被强拆，在不能接受，但又无力阻止的情况下，田开友选择了对主导强拆的政府基层机构办事处进行报复，随之自己被抓。

4、7.10浙江玉环事件
7月10日晚上，暂住浙江玉环县坎门双龙村的四川籍男子张某，带人到双龙村综治工作站，为其7月9日晚在综治“撞墙受伤之事”讨说法。坎门派出所接警后到现场，以上医院检查为名带张某离开，途中碰到民众阻止，引起冲突，致3名警员受伤，随后23名民众被抓。之后11日、12日、13日，当地民众上千人前去派出所讨说法，几次包围派出所，还砸毁了派出所东面的玻璃。 目前局势被控制。

5、7.17惠州警民冲突事件
7月16日，广东惠州博罗县园洲镇一名湖南籍出租摩托车司机(俗称“搭客仔”)， 因前一天被当地治安员拦截，车主被要求交付两百元才能放行。车主不肯，被带到治安队。17号凌晨，车主在治安队内被人打死。博罗县公安局对死者家属提出私下和解，被家属拒绝。死者数百名同乡与同行因不满当局的处理手法，闻讯陆续赶到并包围了治安队，最后有些民众激愤之下，攻击当地治安员与公安人员，街上四辆警车，两辆治安队车辆及十多辆电单车被破坏，据说有三名公安死亡。当地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与武警前往镇压，控制局势。

6、7.19云南孟连事件
7月19日，云南潽耳市孟连县胶农，因不满当地政府强迫胶农以低于市面价出卖橡胶给胶厂，胶农与橡胶厂发生纠纷，当地警方前去传唤村民，遭到400多村民包围，引起冲突时，警方开枪打死2名村民，打伤10多名村民，据说警方也有40多人受伤。 直到20日，局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

二、冲突事件的特点
从以上不到一个月内所发生的民众直接针对警方与当地政府的冲突事件来看，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突发性

从以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都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的特点。突发性表现在事前没有预兆，至少对受到冲击的警方与办事处，他们事先并没有对这种事有心理上的准备与现实上的应对。不仅如此，就是事件的主体民众方面，也并没有事先的预设、计划与组织，除了杨佳袭警事件与田开友用煤气炸办事处事件，有个人为讨说法而事先做的一点准备――暴力工具（刀具、煤气）外，别的什么准备也没有看到。从这种粗简的工具准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也是一时冲动而率性为之，即同样是在一种情绪突发因素下引发的事件。至于另外几件群体性事件，事件主体的民众――当事人，事先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那么多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共同协同于一样的行动，也就是说事件都是随机性、突发性的，事先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对事件发生进行规划、设计与安排，甚至都完全出乎当事人自身的预料。

2、群体性

以上不到一个月所发生的6起事件，其中4起事件的双方都是群体性参与，事件直接参与人数最多的达三万多人，如瓮安事件，而少的人也有上千人，如孟连事件。而另外两起虽然一方的当事人是个体，但是他所针对的另一方却是群体，导致伤害是群体，整个事件直接相关人也达十几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最后的结果得到社会民众普遍的关注与欢呼，在某种程度上杨佳事件甚至比瓮安事件得到更持久而普遍的社会群体性关注，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些事件的群体性特点。这些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仅表现于事件本身涉及群体，参与双方都是群体，而且是在事件起来之后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是群体性参与议论。所以说这种群体性事件具有远比事件本身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基础。这种广泛的社会群体基础就预示着这种事件有着社会普遍性、必然性的特点。

3、目的性

从以上6起事件来看，事件的主体民众一方行动的目的极其明确。虽然这种行动起来时没有计划与不可预测，但那种明确的目标指向却似久已酝酿成熟，或者商议妥当的。这种行动偶然与目标的必然，行动的突发与目标指向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一种外在行动与内在诉求的不自洽性，但是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彰显出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这些群体事件无一例外地都是民众将怒火直指权力统治一方，并对权力统治的直接行使者――警方与基层政府进行冲击。从事件的直接表现来看，带有报复性的发泄，与对具体事件公正处理的诉求。导致这种需要通过暴力性来表达的诉求，说明民众压制已久，并且没有其它表达途径，最后不得不以此形式来寻求解决。由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导致这种事件的深层目的是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反抗，是公民个体权利受到侵害找不到申诉与讨还途径，且到了无可忍耐的临界点时的爆发。事件终极诉求就是权利的维护与正义的捍卫！

4、暴力性

以上这些事件都带有较浓厚的暴力性色彩，在事件过程中都出现了人员伤亡，造成了个体生命的消失与家庭的悲剧。事件起来时的突发性，相伴而行的是暴力性，当然这种暴力的直接诱因无一不是公共权力方因行使权力不当，造成一种对公民个体权利直接性的挑衅与施暴而激起的。民众在事件中无论是个体，如杨佳与田开友起来选择抗争，还是群体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浙江玉环，广东惠州都是在和平、法律途径用过无效后被迫作出一种随机性没有选择下的选择。事件过程中的手段虽然带有血腥，但都还不是无底线的暴力，是在前面所言明确目标下有程度控制性的暴力。事件的破坏性也仅仅指向施暴一方的警员与政府。

5、克制性

以上所有事件都表现出极大的理性与克制特点。杨佳在那样悲愤、绝望下选择刺杀警员，但在楼中没有伤一个女警与前来办事的无辜者，这是一种高度的克制; 同样田开友用煤气冲入办事处，那也是针对性明确，实施范围克制; 至于另外四起群体事件，在那么多人参与的情况下，从官方媒体披露情况来看，也没有破坏与事件不相关人员的生命与财产。这种无论个体方克制性的报复，与群体中抗争性的协同与自律，都表现着高度的理性与事件的自控性。即事件始终坚守着正义与目标，没有对社会造成破坏性，更没有完全不择手段对社会性的报复。所以这些事件无疑是反暴力、反强权的，但绝不是反社会、反人类的。

三、群体事件何以“井喷”

群体性事件何以在如此短短的不到一个月中汇集起来，“井喷”而出呢？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规律？

当然不可否认有巧合的成份，但显然巧合之后是必然的主宰。

在这么短的时间，从东到西这么大的范围，发生彼此没有任何直接性联系，而又在本质上高度一致，表现形式上极其相似的事件，那能不是巧合吗？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各地起义反抗满清王朝时，也没有达到这么高密度与大范围的协调。就此而言，这只能说是巧合与偶然。

然而这种巧合与偶然的背后却被深层的必然主宰着。这种主宰事件的必然与规律就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我们可以通过事件原因的追溯来揭示。

1、导致群体事件“井喷”的直接原因——权利受到侵害

以上6起事件无一不是公共权力直接造成了对个体权利的侵害。瓮安事件如果最初孩子死亡原因检查，公安机关与死者亲友存在争议时，还不能直接明确代表公权力的警方存在侵害公民权利的话，那么后来强迫下葬与殴打死者亲人，那就是公权力赤裸裸的施暴，直接侵害公民权利。结果事件发展由追问真相到声讨公权，讨还正义上; 同样浙江玉环事件，一个外来打工常受欺凌的弱势者，在被抓到治安队中，头部撞墙受伤，这对稍有中国常识的人完全可以想象到是怎么回事。在第二天他与几个老乡前去讨说法时，竟然被警方带走。这个过程虽然后来官媒披露时用了很多掩盖的词，但在中国生活的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能明白，那就是治安队打了民工，民工不服上门讨说法，治安队又让警方想对他进一步实施控制，由此招致当地同病相怜的民工义愤，于是起而攻击警方。这也是件从头到尾公权暴力侵害民权，导致民众抗争的事件; 云南孟连事件，由于当地政府与财团勾结，以政策强制胶农卖胶给当地企业，这应该说在中国也是个很普遍的情况，多年来南方就发生过种甘蔗的地区为了保护本地糖厂利益，政府出面强迫蔗农卖甘蔗给当地糖厂的事。这次孟连也只是公权固有侵害民权本性的延续。当胶农不满时，警方还介入要抓捕胶农，这下就触动了多年积下的不满，胶农感到自己利益受损下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就群起而攻，作最后捍卫；广东惠州事件，当地治安员随意的罚款，在遭到拒绝后进而将人关押殴打致死，当然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在中国也不是罕见。惠州这一次最后招致湖南老乡的群起抗争，追打当地治安人员与公安，那也是积怨已久的爆发，是对自身生命权威胁下的一种本能捍卫。所以从整个这些事件来看，都是公权力在侵害公民权利时没有留给公民最后的一点安全保障，直至激起民变。

至于杨佳与田开友两位，那是个体权利在受到侵害后，他们曾经努力通过现行政策与法律想讨还一个说法，但却在多方努力后一无所获，最后绝望透顶，这正如杨佳自己所言，“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只好给你个说法”了。

由以上可见，这些群体事件都是公权力侵害了个体公民权利，并且社会统治机制没有提供起一个维护、申诉、讨还自己权利的机制，不仅如此，这些试图维护、讨还自己权利的民众还常常面临更进一步的被侵害，直至人身自由与生命安全都面临直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延续长久的忍耐，听任自身权利被侵害，要么就只有选择反抗，这种情况就是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两极性选择。这种横亘于民众面前别无二样的选择，事实上也就决定着民众唯有走向暴发！因为毕竟暴发还有希望，而沉默却只有灭亡！

2、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民权意识确立

让人不能不追问的是，难道今天才是公权侵害了民权？否则为什么今天才出现这么多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仅仅从今天群体性事件的井喷来得出今日中国社会公权对个体公民权利的侵害加剧的结论的话，那显然是不当的。正如一个行将死亡的病人，你不能说他就在死亡前一刻才出现病一样。群体事件井喷只是病者死亡前的征兆，而不是说明病者那时才得病。中国社会可以说早已病入膏肓，公共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由来以久，甚至可以说从来如此。那么为什么近年来群体事件才会出来井喷？是否这意味着近年有更进一步恶化、严重的趋势呢？客观地说，我认为近年来整体性公权对民权的侵害要比以往有所改善，当然这不排除局部地区、或某个领域的恶化。那么既然总体性有所改善，为什么反而会出现群体事件井喷呢？对此我想应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

中国民众并不是“不识好”的公民，他们非常懂得感恩，甚至到了无端感恩的程度，既然如此，总体性有所改善的现实为什么反而迎来了群体事件的井喷？究其原因就是两个不配套：其一，这种整体性有所改善与社会现实发展不配套; 其二，整体性有所改善与民众要求意愿不配套。

中国今天的历史发展已经不是个闭关锁国的时代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了解世界的途径日益扩大，那种单靠欺骗与愚弄来维持统治的方式显然不行了。随着民众不断获得的信息，民权意识在民众中普遍复苏，对自身权利观念日益确立起来，这种与人类普世文明相接的发展意愿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固有的共同追求价值。这样这个时代的中国民众日益发现自己权利被侵害与剥夺的事实，对长久一贯延续的固有秩序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且对捍卫自己权利找到了法律与道德正义的依据。于是民众反抗公权侵害成为一种正义、尊严与受人拥戴、尊敬的事。

这种世界历史发展带来民权意识的确立，从而筑起防御公权侵害的大堤，目前历史延续的泛滥的公权正被日益觉醒的民权分头阻止，这就形成了这个时代民权反抗公权的景光！

对此，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在《你拿什么来抗拒民权？》一文中精辟地概括为：一、民主化的时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势难阻挡。从西欧到苏东到南美到非洲到亚洲，要求民主、申张民权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颜色革命的骨牌效应持续发酵，连中南海的高参也在高唱“民主是个好东西”，你拿什么来抗拒民权？ 二、互联网的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狂飙猛进般地发展、网络媒体的大量诞生、网民快速增长，使得封锁新闻、控制舆论的愚民政策彻底破产；维权群体可以通过网络低成本地将信息迅速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并可以较为充分地弥补组织资源不足的缺陷，将维权力量集结到一起。 三、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与经济的全球化打破了国家的藩蓠，使整个人类的利益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人权无国界，维权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正义的事业需要互相奥援，人们对此感受得愈来愈真切。
 
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就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在这个大势与规律前任何国家与团体只有顺应，而不可逆忤。所以今天以群体性事件井喷为标志的民权兴起，民变云涌时代，正是民权与公权角力时代，是民权要求公权回到自己本位的时代！

所以，中国社会公权侵害民权的现实长久积聚了社会深层爆发的岩浆，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又不断冲蚀着强压的壳盖，最后岩浆寻得时机井喷而出。这就是今天中国群体事件井喷的逻辑必然。

四、中国社会的走向

从中国社会高密度群体性事件井喷的现实，我们可以预见未来5到10年中国社会的走向。

应该说中国社会群体事件井喷宣示着一个“民变时代的”的到来，这个民变时代以权利诉求为中心，以联合抗争，甚至局部暴力为手段，但总体会以现有法制为博弈的平台，会在理性、良性、持续、稳步推进上展开。

这个民变时代的主导是民间，这个时代对历史重托完成的程度与好坏，根本上也取决于民间健康力量的成长状况。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官权主导社会向民权主导社会转型的五千年大变革时期，也必将是英雄辈出的时期，是产生大英雄的时期（赵紫阳先生语）。这个时代民间自身健康力量的凝聚、成长，与培养自身民间领袖的自觉，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整个社会变化的好坏与快慢就决定于民间自身成长的情况！

未来几年中国现有统治集团还肯定想法维持固有的统治模式，以镇压民间为首任，对群体性事件依然是打、杀、堵、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间不会在这种状况下再回复沉默，民不畏死下的抗争将风起云涌。在这种抗争中，民间会涌现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民间力量也会在打压的严酷环境逼迫下走向融合。

若以5年为考量期，前5年中国民间依然是弱势、被动的反抗期，但也是民间力量的黄金酝酿期，这个时期甚至没有谈判可言，依然是官僚统治集团说了算，镇压是这个时代的主色调。5年后，中国民间力量会渐次成型，民间与统治集团将进入相持阶段，谈判与协商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色调。中国民主转型的真正时代此时才会到来。

当此历史性社会大变局到来时，中国民间力量的历史感与责任自觉是非常重要的！

祈愿中国民间力量早日健康长成！

2008年7月

2008年5月31日，晴转阴

过去，成都至灌县（10来年前改名都江堰市）只有一条公路，约50公里，途径土桥、郫县望丛寺、红光等风光地段，其中的红光公社，因上世纪50年代被毛主席视察过，遐迩闻名，至今还留有伟人题字的政治贞节牌坊一座。

而聚源作为老成灌路旁不起眼的若干乡间小镇之一，近年来竟后来居上，名噪一时，原因是十几位国内著名画家迁居至此，美其名曰“画家村”。本世纪初，我曾怀着探访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怀旧心情，前往勘察，不料彼村非此村，彼流浪艺术家非法群居的不毛荒郊早被时代淘汰，换成傍河鱼贯而建的个人连体别墅，一座座豪门紧闭，闲杂人等非请莫入。直令底层作家我双拳出汗，杀富济贫之贼心骤起。

呸一口唾沫，悻悻然离开，以为这辈子再不会来。不料轰隆一地震，聚源中学垮楼，死几百学生，眨眼又成中外焦点，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亲临现场，挥泪下达重要抢险指示，所以，由不得我不凑一盘闹热。

头天与我哥大毛约定。过中午，他就开车来温江，拉我和小金上路。先祭起抗震救灾的幌子，免费跑了一段高速公路，然后就走普通公路和土路。乌云渐起，像一大块补丁，将浸透辣椒油的太阳密密地缝在里面；尘土随风，随往来的汽车轮子弥漫开来。我们好像穿过了3到4个乡场，比尘土更密集的各色人等，几乎填满了低矮建筑物之间的每个空隙。大毛催命似地按喇叭，却没人回头搭理。这就是灾区啊，小金嘀咕道，满大街的人形懒虫，既不打算逃难，也不打算干点什么。

地震帐篷和各种塑料棚此起彼伏，我们东张西望，就是不见垮塌建筑。正寻思呢，却见一赤膊汉子自斜刺里杀出，挥拳冲我们大骂，并连叫数声“赔钱”。原来是车轮不小心，碾压了他铺在路中的凉席。不解他何至于此？穷疯了？才做这拦路讹诈的人肉买卖？

秀才遇见兵，我们只得探头赔不是，不料对方无止境嚣张，并引发阵阵“赔钱”的怒吼。眼看快陷入赤膊群众的汪洋大海，大毛马上低头认帐。却趁其松懈，于暗中搞小动作，猛轰油门，如炮弹一般将车发射出去。赤膊汉子一愣，闪开了。等惊魂稍定，方边追车边四下寻砖头。

车子飞了数分钟，也骇飞了若干横七竖八的路人。直到追兵落远，成为人民公敌的我们才缓口气。大毛挥一把汗道：嘿嘿，这才叫地震速度嘛。

进聚源镇时，天更灰，如同褪色的毯子，与补丁似的抗震帐篷区连成一片。雨点飘零，我们两次误入歧途，都被挖掘机或解放军给堵回来。接着是绕道，三拐两拐，车终于在滚滚人寰里走不动了，只得停靠路边。

我们打听聚源中学。似乎人人都晓得，但人人都不吭声，只用手指头指定目标。我们下了路基，来到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一家制药公司正在献爱心，发放印有本单位名称和口号的地震衫，相当于打广告。可人们却排起了几百米循环长队，灾民和非灾民都争相恐后去领，不少人还领两次，甚至3次，有极少数害群之马甚至为此动口角和拳脚，把特警都招惹来了。小金心细，借故摸了摸地震衫，就断言质量低劣，“洗两水就烂了”。

我惊叹商家的聪明，小金却气愤商家的缺德。我说再缺德也没有神州电脑缺德。给你买一台，用两三个月就死机，可产品如此烂的老板，还利用地震在媒体上作正人君子秀，“怒斥个别员工冷血”，“不捐款就滚蛋”，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将生意场变成草木皆兵的专制战场。

政客、看客、商人和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台，在一波波余震中，已搞不清楚谁是真戏子了。

感慨无济于事。转眼就拢聚源中学。环绕3面的楼都没倒，就中央的教学楼倒，废墟约两块篮球场大。不知为何，5•12过去这么久，围观群众还里3层外3层，翘首以望；武警战士隔1米站1个，打桩一般，筑起钢铁长城；在长城内，推土机和挖掘机正上下配合，干得烟雾腾腾。我和大毛随大流，不由分说地朝前挤，我刚超越数人，把左腿抬上倾斜的预制板，戴双层防毒口罩的军官就冲我打手势，跟着，两个战士不约而同抓住我的臂。识时务者为俊杰，趁还没被扔出去，我堆满假笑，自动撤退两步；而大毛却高居我等头顶，挥舞着《摄影记者证》，展开说理斗争。虽落得同样下场，不过牙医大毛会做生意，懂得迂回，几分钟后又登临另一背靠大树的缺口。

频频在脑壳间高举像机，胳膊不禁酸胀，精神也逐步懈怠。不料群情突然亢奋，喊叫纷纷：“哦哟！”“死人！！”刹那间，我感觉自己这块肉，被猛夹入几层钢板，气紧得稀里糊涂。青蛙一般向上蹦，却见挖掘机正斜举铁铲，抄出一团似人非人的灰白物件。苍蝇如子弹，在空中嗡嗡乱射。我手忙脚乱，一时竟揭不开镜头盖，待恢复咔嚓，却已错过最佳时机。

苍蝇还在射。更可怕的是尸臭，从鼻孔、从人的七窍钻进去，直抵灵魂。你的灵魂，本来可以上天堂的纯净的灵魂，此刻也爬满了苍蝇，此刻也先于肉体而哇哇呕吐。因为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容易腐烂的生命，是你的同类，他们体内的每个零件，每声哭和笑，都拉扯着你的神经。流泪了，你快被熏晕过去了，可有一天，你也会发出类似的味道。

有日本俳句称：生为香气，死为毒气。意思是鱼和少女，胴体都极其鲜美，可一旦死亡变质，就立马转化成令人窒息的尸毒。鬼子真变态啊！可短短几天，在虹口和聚源，我却刚好领教了三文鱼和少女的尸毒。

我再次尝试登高，再次败退。军官急了，威协要没收相机，可法不治众，周围的手臂如森林般蔓延，咔嚓声不绝于耳。我尽管在低处，还是拍下了两条蓝色裹尸袋，以及敞开后门的白色运尸车。一堆官员、武警和死者家属聚在车门前，情绪都很激烈，遗憾的是，谁也听不清在争什么。

不过几分钟，车就强行开走；一个妇女想扒拉车门，被拽住，她挣扎哭喊，直至昏倒，任大伙捶背、喂水，无任何反应。

挖掘机还在行动，可群众的注意力已被分散。在距废墟10多米的操场，死难学生的家长们正团团包围几个肥头大耳的基层政府官员，讨公道，可公道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讨回的。我拼命垫脚，拍了几张壮观的辩论场面，戴口罩的官员神态沮丧，可耸着鼻，夹着尾，一副逼急了就咬人的狗样；倒是没戴口罩的家长们神色冷峻，有理有节，令公仆无处下嘴。

我企图追寻事件的答案，拽问了好几人，都不约而同朝废墟中央的楼梯间努嘴——又是一奇迹，两边的连接建筑都垮掉，它居然还站着，虽然摇摇欲坠，虽然如抗日战争留下的碉堡遗址，可在它离地10多米高的眉宇间，却挂着醒目的黑体横幅：为聚源中学遇难师生伸冤！

下面的标语：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造成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事故凶手！

再下面的标语：向造就聚中教学楼豆腐渣工程责任人讨还血债！

再下面就是大片瓦砾，翻滚着一层层花圈残骸。

摄影家大毛刻意捕捉死亡美感，不晓得钻哪儿去了。倒是小金在伸冤横幅的左下侧，拍到3个歪歪扭扭的字——无所谓——不晓得这是人，还是鬼，留下的注脚？800多孩子顷刻沦丧，无所谓吗？可时光不会倒转，不无所谓又能咋样？真是无望到了极点。

几位学生家长上来搭话，由于小金个头细小，犹如营养不良的庄稼，所以很快就和世代种地的民众打成一片。她说：我们不是记者，但也想把事情真相写出来，如果公开发表不了，至少可以让身边的朋友晓得。一位宽脸妇女问：你是志愿者吧？这么瘦还当志愿者，不容易。小金说：我瘦，老威不瘦，他是个底层作家，很能吃苦。宽脸妇女说：一地震，聚源的名声像原子弹爆炸，温家宝来，省市领导来，记者、志愿者都来，可解决了问题吗？没有。温总理赶到废墟，周围的楼没倒，小学没倒，整个聚源镇，房屋塌了几间？扳指头数，两只手都扳不完。裂缝嘛，四处有，可房子没倒呀，大人没事呀，倒霉的全是娃娃，全是这栋教学楼里听话的娃娃。叫人想不通，撞墙也想不通！所以有家长给温总理下跪，温总理也当众表态：一定要追查到底，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待。可后来呢，没啥交待。四川电视台播救灾新闻，温总理是重头戏，汗也流了，泪也流了，就是没有他在废墟上的表态！被删掉了！这些贪官，胆子够大，连总理的表态都敢删。另一宽脸男人接茬说：修楼用的是啥子水泥？啥子钢筋嘛？作家同志你到现场看看，水泥渣子，一捏就粉碎，主梁的钢筋比铁丝粗不了好多，有的干脆就用铁丝串起来，早晚得垮。我问：既然如此，你们为啥把孩子送进去？宽脸男人答：在都江堰境内，聚源中学的教学质量数一数二，莫提本地，连外地的娃娃也想方设法送来，谁不望子成龙嘛？可谁又会扒开墙和柱子，一头钻进去认清豆腐渣工程？可设计方呢？发包方呢？监理部门呢？眼睛都瞎了？还是行贿受贿，装聋作哑？

群情升温太快，大伙七嘴八舌，我和小金顿时插不进话。正进退维谷，一个道士打扮的黑衣人挤入，散发巴掌大的传单。接过来定睛一认，内容如下：

5•12体验营（筹）
一、诚征合作、参与者！
二、从业者均是本次大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亲属和义工。
三、利润大部分用于地震孤老、孤儿的养老和学习。
四、6月至9月间建立多个营地。
五、筹委会成员：
    1、刘某，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遇难学生胡某某的母亲，13881758281。
    2、周某某，汶川县映秀中学遇难学生吴某某的父亲，13219848146。
3．詹德华，什邡市蓥华中学遇难学生詹某的父亲，13981023867。
4、李卫国，徒步万里、见义勇为者、艺人，13060105001（川）15810981895、13366963369（京）。
六、体验内容：淋雨、饥渴、惊吓、伤感、悲极、发呆、建住帐篷、一日一瓶水、一盒饼干、一袋方便面、吃野草树叶等等。
（注：随时体验或提前预定，价格随意，自己生火做饭）

我抬起头，望着那堆在脑顶的道士髻，不禁失语。大伙人手一份，均被这所谓的“行为艺术”搞得张口结舌。群情降温也太快。寂静的瞬间，我感应到隐隐雷声，记起鲁迅写过“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实是幻觉。世界太荒谬，中国太荒谬，要经历多少灭顶之灾，才能使我们少一些或不荒谬？

救救孩子！

北大三角地曾经很神圣，后来很脏乱，如今却成了焚书场。有人读阎连科新作《风雅颂》，认为小说诋毁北大，于是“一个人跑到三角地，把书给烧了”。他还号召：“爱北大的同学们都去买了烧，免得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百年声誉。”

还没看小说，但不妨碍插嘴几句。因为不必扯到小说具体内容，也能看出这就是一桩蠢事。套用阎连科的说法，对号入座比小说本身还要荒诞。小说在本质上是虚构的，却有人主动凑上屁股挨揍。除非受虐欲强烈，只能说是无聊、滑稽。何况这还不仅帮作者卖书，更免费为出版社炒作——虽说阎连科不会在乎这个，简直是愚蠢的N次方嘛。

焚书（特别是作为个人财产）固然是一种个人自由，却也烧出了部分真相。这说明，北大培养不少精英，却也教出不少“水货”。这位不懂小说、不辨是非、思想苍白，只有满腔热血供人驱遣的焚书者，大概也是当下一些青年学子的形象写照。而有这样的学生，难免就有这样的老师。“一些来自北大的教授”认为，小说“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这种话都说得出口，水平可想而知。看来不待阎连科诋毁，若干高校师生便已积极进行自我妖魔化。

大学形象摇摇欲坠，并非自今日始。诸位北大师生的表现，不过添加注脚而已。《风雅颂》未必影射北大，却是当前大学的真实素描。内容介绍，小说里既有人格分裂的主人公，也有“要钱就关灯”的副校长，还有主动投怀送抱的女教师，更有合谋将主人公送进精神病院的“老师们”。这些人物和情节看似荒诞不已，现实中并不难找到真人模特。当今高校有二大痼疾，一是公司化，二是行政化（或权力化）。金钱和权力双双起舞，学术土壤无可避免地严重荒漠化。在这上面，对《风雅颂》暴跳如雷的师生们肯定比我更了解。至少，他们不可能没有见过大学门口名车用拥堵的壮观场面。

既然如此，就算阎连科有所指，也是针对整体而言的大学人文状况。况且，有所针砭并不意味着全然否定。退一万步讲，阎连科真的影射了北大又如何呢？我想北大也该有雅量报以宽容吧？北大至今没有发表“官方说法”，这是整个事件惟一令人欣慰的地方。话说回来，北大也没有必要捕风捉影，草率地站出来挡枪子。那样的话，岂不等于低头认“罪”，还代人受过？

老实说吧，我并不关心《风雅颂》是否妖魔化了大学形象，而更关注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来的一种不宽容社会心态。这些人明着是抵制“谤书”，却有意无意地充当了钳制创作自由的打手。不说所谓诋毁北大、妖魔化知识分子都是些难以界定、大而不当的道德审判，至少无关乎个人法定权利。这种貌似维护“集体利益”的言行，最终难免屈从于权力意志、反倒损害个人自由，或者沦为权力的附庸、帮凶。

这让我想起，前文化部部长王蒙日前在北戴河语重心长地说：80后作家躲避历史，作品“没有昨天”令他担忧。这番话当然不是让80后多写“清宫戏”，而是指向“历史的现实”。 王蒙先生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纯粹是鸵鸟思维。这也表明，普遍缺乏“现实感”乃当代作家通病。这样的时代病，自然更多地要从时代本身找原因。而社会的不宽容，或者就是病灶之一。追根溯源，社会不宽容心态往往又是权力所致。权力的约束除压抑个性自由外，还可能导致自我奴役心理，甚至和权力形成共谋关系，即权力拥有者和被奴役者一起压迫不愿被奴役的人。这和让人质爱上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颇为类似。

阎连科是我尊重的当代作家，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也因如此，他的著作要么不得发行，要么出版了也不能在书店出售，比如《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等。对于这样的优秀作家，社会本该给予更多宽容才对。遗憾的是，在现代自由精神启蒙发源地之一的北大，居然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焚书记”。烧掉一个人的著作，等于试图从思想和精神上毁灭一个人。这不仅是那些人或者北大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2008年7月28日

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7月28日将在韩国首尔大学举行，这是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亚洲举行。在这一被称为“哲学界奥运会”的大会上，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将就儒家哲学做英文的主题报告。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杜维明前天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谈到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已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文明，但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确实存在断层，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

作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中国不应肤浅地学习西方

东方早报：法国新浪潮时期导演路易·马勒曾经拍过一些美国移民的纪录片，其中他发现印度的移民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您觉得为什么印裔美国人能保持相当长时间的文化色彩？

杜维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的文化没有断根。中国文化确实断了。五四以后，中国最好的一批人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因为他没有断根，精神脊梁没有被打断，所以他有一种尊严，对文化的尊严和对文化的信仰。在印度，比如说甘地的出现，他的泥土性是非常强的。尼赫鲁说过这种话，如果印度的文化和西方的文明有冲突的话，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会因为西方文化放弃印度文明。

不过从西方角度来讲，中国又很了不起——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文明。五四以后，我们就是向西方，真诚地学习。开始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现在到了美国。我们还处于学习的过程。一个是向西方学习，一个是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

中国的根，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你看现在——第一个有强烈的遗忘症，再来是主动去忘却，还有就是健忘。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

东方早报：能解释一下健忘、遗忘、忘却么？

杜维明：这很简单，你看北大的历史，开始建的北大，即使五四时期的北大，和国民党时期的北大，建国初期的北大，“文革”的北大，和今天的北大——这中间当然地方在变，其实指导这个大学的基本的理念，基本的价值也在变。

你看美国的大学，甚至日本的大学，如果有几百年的历史，沉积性就会非常强。美国很年轻，但是这三百年的记忆却很厚。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好几千年了，但是短期记忆非常薄弱。我觉得向西方学习，最好是更深入的学习，而不是肤浅地学表面现象，这不光是理智上的了解，而且心知其意，真正学到核心价值。不是工具性，拿来就用，马上就希望得到效果。

其实中国的老传统是很丰富的，儒家的传统就不是简单的礼，而是牵涉到很多英美的习惯法，很多习惯法都在儒家里有很深刻的体现。

铸造文化认同是共业

东方早报：您曾经批判过大陆的文史哲方面知识分子精英太少？

杜维明：不是精英太少，而是精英的压力太大，很难起到作用。“文革”以后，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条件太苦，薪水低，有的一家六口人住个小房子，这些现在都得到改变。现在因为大家职业性很强，知识分子很难在特殊范围之外，关切更大的社会问题。现在知识界的压力太多，现在特别是量化指标太厉害，很难发起更大的作用。现在企业界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家开始学习传统文化。一些企业家成功后，不一定受到尊重。他们希望改变。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影响？

杜维明：现在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我的文化就是你的文化，出现了文化的杂交现象。最重要的杂交文化的例子就是年轻人，所以日本有新人类的出现。

全球化的特色是每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大，但每个人对自己根源的东西不愿意放弃。不是说我讲了英文，就不讲中文。可能英文的力量很大，我对中文感受却更深。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广泛运用，缘于根源性越来越强。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不仅是文明的对话，而是现代和过去的对话。很可能有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多元多样的情况下，如何找出策略。我觉得中国社会中现在出现的社会力，如果横向沟通频繁，这样会促进社会力——我觉得从1985年到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会有慢慢的改变。

东方早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中，从长期看会只有家庭和政府两级吗？

杜维明：改变是不可抗拒的，在中国传统中，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空隙被填满。相当长时间，政府的力量特别大。在美国，政府只是社会力的一种。因为多元的倾向，（中国）民间社会未出现，而中国的发展使得市民社会出现的条件越来越具备。

铸造文化认同，不可能从上到下，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

奥运传递中国新形象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奥运会对于中国发展的推动？

杜维明：奥运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提升国际的形象和内部自信，确实会起很大的作用。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都经历过。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奥运来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这和中华民族新的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政治的力量也有，但是你后面带着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中国希望通过奥运把和平文化的信息带出来。这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东方早报：您觉得奥运会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讲是什么位置？

杜维明：当然希望通过奥运会来传递中国一个崭新的形象。北京因为奥运，整个市容都有很大的改变。奥运期间对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应该有一颗平常心。我希望在真正平安奥运的基础上，能够全部开放报道。

东方早报：世界哲学大会28日在韩国举行，您认为这次大会与往届有何不同？

杜维明：世界哲学大会等于是哲学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第一次真正在亚洲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此前世界哲学大会从来没有离开欧洲。

东方早报：韩国能够举行的原因是什么？

杜维明：韩国在上一界哲学年会结束时向组织申请，希望下届在韩国举行。我认为韩国能够申请成功，是因为韩国哲学家的来源很多。很多哲学家在英美接受训练，所以韩国哲学界触及面比较广。

东方早报：这次哲学大会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韩国争取到两件事情有意义。第一，这次韩国争取到三个以前没有过的议题，一个是佛教哲学，一个是道家哲学，一个是儒家哲学。

第二点我觉得更有意义。中文是此次大会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一般来讲哲学大会有三种语言，其中英文和法文为官方语言，到任何地方去开会，这个地方的语言就也能作为官方语言。这次哲学大会可以用韩文作报告，但韩国特别争取了把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世界哲学学会接受了，所以这次有四个语言。

我希望过5年或10年后世界哲学大会能在中国进行。

韩国文化值得中国反思

东方早报：韩国与中国一系列文化纷争，您如何看待？

杜维明： 韩国常常在许多文化上与中国竞争，但是这次世界哲学大会他们争取中文作为大会语言，也认为他们属于更宽广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可以叫汉字文化圈或者筷子文化圈，包括越南、新加坡。虽然韩国已经废除了汉字，日本的汉字还在用。

对于一些文化纷争，比如说孔子是韩国人，或者讲屈原，讲印刷术，这些(属于中国)是无可争论的。在韩国谈论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极少数的人，非常边缘，哗众取宠。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申报端午祭的成功。这和整个韩国社会对端午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不过韩国文化意蕴很深的东西，值得我们反思。第一个是中国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情况到底怎么样，比如我们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昆曲，那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们才把它弄活了。像昆曲《牡丹亭》常常去大学演出，白先勇花了很大的精力。

东方早报：这需要政府推动还是民间的组织进行？

杜维明：政府和民间都要配合。这是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铸造，另外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就是打造民族品牌的问题。这后面需要很坚实的基础。我们在自然环境或者历史遗物上的品牌，多少都没有问题。但是无形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思考。

韩国的这几次申请，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我们应该注重我们自身的文化积淀。中国民间无形的传统文化力量太薄弱。

东方早报：您2006年曾经发表过观点，认为中国的儒学比韩国要弱。您现在还这么认为么？

杜维明：是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你看韩国的1000元纸币，正面是韩国学者李退溪先生的图案, 背面是他建立的陶山书院的图案。这点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张千帆教授

编者按：“建设法治国家”早已写进宪法，但是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一直争论不休，尤其是近年来，在“反思改革”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分歧日彰。《贺卫方：不走回头路》一文在本报2008年7月14日刊出之后，引起反响之大，出乎我们的预料。贺卫方在文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些担忧，认为司法独立刚刚起步，却又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一方面追求专业化，另一方面则强调“司法的民主性”、“大众司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使得司法独立大打折扣。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撰写《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一文 (见本报2008年7月21日39版)与贺卫方教授商榷，继续强调法律不能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认为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通过本报牵线，陈忠林与贺卫方商定择日当面切磋，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两位法学家的对话。与此同时，另有一些著名法学家也纷纷撰文参与讨论，针对中国法治现状、路径选择各抒己见。法学家之间的分歧的确值得好好讨论，因为这不仅关乎司法改革如何取向，也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为此，本报特辟“再思改革?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专栏，希望吸纳包括法学界、司法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展开严肃、理性的探讨，省察得失，三思而后行。

作者：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中国法治主义运动已走过三十年，司法改革也实施了近十年，现在似乎又回到原点。尤其是在最高法院将“民意”作为衡量司法判决的重要标准之一后，学者又重新开始争论司法究竟应该是大众化或民主化，还是精英化或职业化。我从来不认为任何意义上的“大众化”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司法大众化也不例外。其实看看法院每年判的那么多案子当中，真正有几件能被称得上是 “民意审判”或“媒体审判”的？说来说去，我也只能数出刘涌和许霆两个案子，更何况这两个案子的改判固然和“民意”有直接关系，但最终还是在上级部门直接干预下改判的。无论如何不合 “民意”，如果没有权力干预，恐怕很难说审判法院是否会改判。在我看来，大众化本身是完全不可怕的。这不仅因为我们的“大众”或“人民”在很多情况下是失语的——大众失语的问题要比任何 “大众化”问题严重得多——而且还因为在严格意义上“人民”之类的集体话语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虚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人民”或“大众”，而只是他们当中声音被不成比例放大的一小部分人；或即便大多数人卷入了什么 “集体大讨论”，他们也只是盛大场面的陪衬，他们的想法和声音往往被政治或媒体等权力操纵着，很容易成为幕后操控者的玩偶。真正的大众化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司法大众化更是某些学者脑袋里子虚乌有的虚拟存在。这便足以判定，司法大众化其实不是一个真问题。

然而，这也正是大众化的危险所在。大众化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受到权力操控的“大众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这种所谓的“大众化”——更准确地说是司法政治化——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大众化”一般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但实际上就是权力在说话，因为“人民”作为一个虚构的集体是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的。因此，当任何权力以“人民”的名义出现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提高警惕，因为“人民”不会说话、不会反驳、不会抵抗，因而很容易被冒名顶替，而一旦披上“人民”的袈裟，任何权力似乎都获得了天经地义、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在大众的警觉被“大众化”麻痹之时，也正是权力最可怕的时候。

在我看来，司法改革要改的正是这种打引号的“大众化”，司法改革的难点也正在于如何防止司法遭到权力干预。时至今日，这个目标似乎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功，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也是司法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再激烈的民意表达也远不如上级乃至同级某个权力部门一个电话管用。因此，不要以为有一两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案子，“民意审判”似乎就真成了中国司法的大趋势或大问题。这种误解完全扭曲了中国的司法现状，并将误导关注焦点和改革方向。中国司法改革的症结从来不在于“大众化”与“精英化”之争，而在于司法公正与权力干预之间的较量。事实上，在大众化和精英化争得彼此不可开交的时候，权力正在背后偷着乐，因为无论是精英化还是大众化，主张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制约权力的滥用，而他们之间的争论恰好遗漏了他们共同面临的强大对手，油然产生了一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景象。

在经典民主与法治理论中，司法当然是不可能大众化的。这不仅因为特立独行的司法品格是和大众化格格不入的，而且因为司法过程在本质上有别于民主政治过程。政府的终局决定固然要让人民满意，但那不是司法的任务，而主要是立法的任务，因为由人民选举产生并至少对大多数人负责的立法者决定这个社会的主要价值选择，譬如从ATM机窃取存款需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司法只是执行这个价值选择的中立机构，因而如果人们对判决不满意，不应该埋怨法官，因为法官只是如实适用法律而已；既然是立法规定造成不满意的判决，人们应该追究立法者的责任，通过民主选举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修改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当然，法院在适用过程中是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但是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国家，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不会太大，法官也不应在判决中将自己的主观价值取代立法者的选择；如果立法确实不能让人民满意，那么法官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扭曲正常的法律解释，人为造成“让人民满意”的判决结果。用美国联邦法院汉德法官的话说：法院拯救不了一个衰落的社会。如果民主政治过程有缺陷，那么处于决策过程末端的法院也无能为力。混淆司法与立法责任，必然造成不同性质的宪法职能错位；法院什么都可以做，最后必然什么都做不好：应该对人民负责的立法不能让人民满意，应该对法律负责的司法又不能秉公司法，致使政治与法律过程都操控在权力手中，结果只能是人治、专制而非民主或法治。

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特殊 “国情”，未必能不折不扣地适用西方法治理论。由于政治过程不完善，人们往往将期望积压在最后的司法过程，但是一个被围困在权力夹缝中的法院是难有作为的。虽然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但是如何在现有权力格局下实现这个目标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行政权力仍然是法院不能承受之重，让司法独面权力并保持独立似乎确实太不现实。在这种现状下，司法大众化是否有可能借助民意支持，让法院在抗衡权力干预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底气”？抑或在政治过程不成熟、人大作用不彰显的情况下，一个“让人民满意”的司法未尝不是一种拉近政府与人民距离的方式？这种主张听起来有点突发奇想，但是并非没有探讨的价值。毕竟，即便在对于司法政治化颇为警觉和防范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偶尔抢一把政治镜头，做一回引领社会的弄潮儿。譬如1954年的“校区隔离案”判决“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政策违宪，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先声。问题在于，以其目前的地位、处境和素质，中国法院是否存在这种现实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零，但我不得不说是相当小的。2001年的“齐玉苓案”一度灵光突现，让法学界好一阵子热议；虽然判决有瑕疵，但是瑕不掩瑜、其勇可嘉，因而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好评。然而，几年过后，法学界的希望似乎落空了，法院也再没有出过令人振奋的判决。为什么呢？“齐玉苓案”的命运说明一个道理：如果民意不能在政治过程中发挥适当的作用，那么它也不可能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作用，更何况即便发挥作用也必然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因此，我们不能将司法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法院大众化。虽然少数发达国家的法院偶尔将自己推上国家政治的风口浪尖，但适当引领民意要求高超的政治技艺和深厚的职业底蕴，而这种技艺和底蕴是当下中国法院所不具备的。说实话，我们对法院没有什么奢求，就是正确判案并拿出一份说理充分的判决书，而不少法官目前还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在这种状态下推行“大众化”，结果只能是进一步降低司法素质，并为权力干预创造更大的空间。固然，司法不公现象目前仍然相当普遍，但是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用违背法治规律的方式解决法治中的问题。我们的政府确实要“让人民满意”，我们也期望民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大众需要积极参与的是决定社会价值选择的民主政治过程，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司法过程。不错，作为享受言论自由的公民，他们可以自由地评价司法判决，可以批评、喝彩甚至喝倒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要求司法“顺应”或“服从”民意，更不能以“人民”的名义削弱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和职业水准。

一言以蔽之，民意应该在几乎所有的地方发挥作用，惟独法院是一个错误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学者真的在乎民意和民主，就应该呼吁人大的大众化而非司法大众化。中国司法要成其为司法，就不可能大众化。

一位女中学生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一阵剧烈的社会动荡。吃惊之余不能不陷入多重思索。瓮安这个小省的小县，人口祇有46万。而在一个短促的社会动荡中参与者竟高达数万人。这就是说大量县城之外的人都闻讯赶入县城参与。这也说明了当今中国，在所谓“和谐社会”的烟幕之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尖锐。说明了对政府满怀怨恨的民众在平时没有宣泄愤怒的机会。一旦有了机会就极其迅速猛烈地表露出来。

中国各种非正常死亡都居世界之冠。例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矿难死亡占世界80%；死刑处决占世界89%；自杀占世界26%等等。既然如此，一个女中学生的非正常死亡怎么会激起如此之大的反应？

不要说民众是不讲道理的群氓。其实民众对起爆点是有选择的。譬如，对无日无之的暴力拆迁贵州民众就没有报以如此剧烈的反应。一个平民家庭的女中学生，既是含苞欲放的花，也是社会的最弱势者，绝无力对社会作丝毫损害。她死了，而且明显是被凌虐后沉尸江中，共产党的基层公安机关却悍然恐吓其亲属，力图包庇罪犯，草草结案。这就引爆了民众内心因暴力拆迁；因耕地被占；因无辜被罚……，而早已郁积心中的怒火。

共产党县级以下机关（包括县级）属于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直接与民众接触的。干尽独霸一方、横行乡里、鱼肉民众、贪赃枉法的主要是他们。他们利用垄断社会公权力之便利，编织权力网络，盘根错节、沆瀣一气、玩弄法律、制造冤狱、残害无辜。

这里很自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基层既是如此，那共产党高层又是怎么看待如此状况的基层呢？

平心而论，从维持共产党一党垄断政权的千秋大业计，胡温之流也是不愿他们的部下过于胡作非为导致民怨四起，而危及其政权的。可是他们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基层。于是很多人都觉得共产党高层对其基层已经失控。

我觉得“失控”一说固然有其言之成理之处，但总不够精确。失控是一种表象，表象之下的实质是什么呢？换言之，这“失控”是单纯源于能力不足，还是主观上就不去着力予以控制呢？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与当今共产党专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专制。在历史的长河中，君主对官吏有“失控”的时候。检视史籍可知，那都是昏君当道之时。但若君主是明主、英主，情况就大相径庭。武则天曾用严厉手段惩治贪官污吏，以至“光宅”、“天授”年间吏治焕然一新。明太祖朱元璋严惩贪官的手段更是令人闻之胆寒。他诛杀贪官后再剥皮充草。并将充草尸身置于衙门两旁，以警戒接任官吏。“洪武”年间吏治的非常清廉由此而来。专制君主祇要愿意对贪官实施严厉制裁，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是因为专制君主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专制君主时代，君主的家天下为全民认可。君主与各级官吏截然区隔。这意味着对官吏进行无论多大规模的换班，都不会危及皇权。就算全部官吏都贪赃枉法，君主把他们全部清洗，再从科举中遴选大量文士“换届”都可以。民众不但不会趁权力交接的间隙去造反，反而会更崇拜君王的英明贤达。英主、明主敢于大面积地使用极端严厉的手段制裁撤换贪官酷吏，而无后顾之忧盖源于此。

共产党政权大相径庭。它虽与封建政权都是专制政权，但不同的是，当年的封建政权是为百姓认可的家天下。而当今共产党政权是人民内心早已不予认可的党天下。现今民主意识在知识阶层中相当明确；在普罗大众中也有一定的认识。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还能存在，主要靠的是镇压机器的完备和强大。共产党的基层是这个镇压机器的主体。这个镇压机器主体一方面镇压民主，另一方面贪赃枉法，鱼肉民众。共产党高层究竟怎样看待其基层呢？这需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专制君主的皇族世系与大臣官吏体系严格区隔，那么共产党专制的架构中，各层次之间则是互相犬牙交错的。一付共产党的权力金字塔就由无数高、中、基层官吏之砖啮合镶嵌而成。这个金字塔的基层已腐臭不堪，大量的“砖”都因长期“风化”而变得斑驳陆离、形貌丑陋。可是共产党高层敢于大量予以更换吗？不敢。因为一旦那样做，整个金字塔就会倒塌。它顶多祇能对个别的太烂的“砖”进行更换。

共产党高层需要基层担负镇压政治异己和民众反抗的重要职能。对基层在完成这个职能的同时又搞那些勾当，共产党高层会有很铁不成钢之感。可是，在民主异端和民众妄动的大敌面前，共产党高层的“恨”终究被他们共产党的“同志之情”所淡化。共产党高层在大面积上对基层胡作非为的默许姑息，表面上看来是对基层“失控”，其实不然。实质不是共产党高层对基层“失控”，而是“不控”。共产党高层是用对基层胡作非为的姑息、默许乃至纵容来换取基层对政权的忠心拱卫。

与贵州瓮安李树芬案同属一类的湖南黄静案、湖北高莺莺案、浙江戴海静案都沉冤难雪了。那都是因为祇有受难者的亲属去告状。共产党高层装聋作哑，是姑息纵容的典型之作。现在瓮安李树芬惨案中，民众激烈奋起，共产党高层是否会因此有所介入，撤换掉几块过于腐臭丑陋之“砖”，我们且拭目以待。

（2008.7.6）

四川地震发生以后，当局大力追查所谓“谣言”。无独有偶，在上海发生杨佳袭击警察局时间之后，当局反应最快的一个工作也是追查“谣言”。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谣言的产生机制复杂多样，每当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谣言”的产生总是很难避免的，克服“谣言”的唯一途径就是由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机构和公共传媒向公众提供客观、公正、及时、全面的资讯。事实面前，谣言不攻自破。但是，如果“事实”的发布权被垄断在官方和官方媒体手中，不允许公众质疑或发出另外的声音，这样的辟谣，其效果十分有限。

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本身历来就是制造谣言的根源，那就非但无法有效制止某一并非政府制造的“纯属谣言”的传布，而且会强化这种谣言的传布。因为当人们无法，或者不愿意相信官方的说法，当政府的信用降低到很低的程度的时候，谣言，或者说传言，就成为人们追求真相的另外一种无奈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末期，统治者的江山风雨飘摇的时候，社会上就会有很多谣言散布的社会原因。归结到底，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中，谣言最有可能产生。而在一个说谎成性的政府的统治下，谣言的存在就是政府的问题。

中国政府如果想形成社会公信力，如果想避免谣言的流传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躬自省，首先停止它自己的造谣行为；然后开放言论自由的大门，让谣言在真相面前失去功效。

朋友刘路的散文集《仰望明天的朝霞》在香港付梓出版了，他特意嘱出版社给我寄来一本，让远在异国他乡的我先睹为快，并嘱我撰写一篇书评，我欣然应允。

刘路兄是大陆维权律师圈中的才子与作家群中少有的专业律师，他游刃穿梭于两种身份之间，作为职业律师，虽接手的良心犯案件时有败诉，却留下一篇篇美文辩护词，这些辩词写得论证翔实，逻辑缜密，词采华美，算是为当代史留下一份别具风格的见证，这将体现在他的另一本文集《为自由辩护》中。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仰望明天的朝霞》，则是刘路兄的第一本文学类作品集，收录了几年来他在风尘仆仆办案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的收获，包括散文、小说、剧本、书评和部分杂文等，这些作品在结集出版之前本人大都有幸拜读过，其中有他对故乡历史风云和家史的回眸，对纯真童年的眷恋和对今日环境遭污染破坏表达的痛惜之情，如第一辑《儿时边河》、《草莽暮色》等篇章；有对光怪陆离社会现实的解构沉思，如第三辑中剧本《疯狂的楼市》，对席卷全国日益高涨的房地产泡沫表达了深切忧思和对泡沫破灭可能带来的潜在危机深具忧患意识的前瞻性预言；剧本《最后的午餐》、《大上海的听证会》和小说《人在狱中》，则以艺术手法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中国社会人权现状之冰山一角；第二辑收录的访问纪实《不屈的良知》首次披露了作者与李海、不锈钢老鼠于2007年7月初造访缓刑中被国保严密监视、隔离的维权律师高智晟的真实情景，澄清了外界一些模糊不清的传闻，对困境中的高律师坚守良知底线和理性、策略的妥协给予理解和肯定；还有作者闲暇时阅读、治史的独特感悟，如第四辑中评述由网络走向公众视野的青年思想者王怡的《独立斜阳数过人》、评述自命为“鲁迅左派”的大学教师槟郎的《爱一面红旗在风中飘扬》和由唐德刚先生《袁氏当国》透视民国初年错综复杂历史风云的《绝怜高处多风雨》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刘路兄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对社会现实深切的人道主义忧思，体现了作者的侠骨柔情，男儿本色。

作为交往多年的朋友，我曾叹息才子刘路如果不做律师，或许可以倾情专注于文学创作，成为一名创作更丰的优秀作家。他也曾坦承自己是如何走上执业律师这条并不轻松的道路的机缘巧合，这在他献给母亲的作品《白发老母的心愿》一文中也有记述，原来在八九学运之初，他为悼念胡耀邦创作的诗歌《开在胸前的小白花》在当地报刊公开发表后，在学运后的“秋后算账”中受到追查，他被迫从单位离职。看到因家庭条件所限、在五兄妹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最有学问”的儿子丢了工作，父母愁眉不展，给他买来一套法律丛书，于是赋闲在家的刘路兄闭门苦读，一举拿下了律师资格证。凭着他的好学和踏实肯干，在律师行当一点一滴起步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并逐渐爱上了这一行，因为刘路兄认为，在现阶段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大量精通法律、有职业操守的律师通过法律实践，向民众普及依法维护权益的常识，也引导当政者逐步习惯严格依法执政，他觉得律师这一职业为实现自己为民伸张正义和改良社会的理想抱负提供了比成为一名作家更为切近的入世渠道。为了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更好地成为一名优秀律师，刘路兄还专门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读了法律专业研究生班。家人也为他从此端上了过硬的金饭碗而感到庆幸。然而去年以来，刘路兄已是第二次被停止执业。之前的2004年，他就因代理一系列当局不喜欢的案件和与郭国汀律师在“中国律师网”发起公开签名信呼吁人大对《刑法》第105条给予明确法律解释而失去执业资格两年。2006年重新拿回执业证后，蛰伏已久的刘路显然并没有接受上一次的“教训”，迫不及待地接了一连串在其他一些律师眼里根本得不偿失的烫手案件，仅在浙江一省去年他就代理了严正学、力虹、陈树庆、池建伟、萧山教会案和温州女教师坠楼案等多起异议、敏感案件。秉性率真的刘路还公然在“中国律师网”“招兵买马”，欲依照《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权利组建“民间律师协会”，与官方一手操办的根本不保护律师权益而祇知道每年收取注册费盘剥律师的伪律师协会“分庭抗礼”，于是，如同之前我曾担心地提醒他的那样，不出所料在去年律师年检时，当局终于再度下手剥夺了他的执业权，他憧憬中的“民间律师协会”也因他这个“准发起人”失去律师证而宣告流产。

我对二度失去律师执业证的刘路兄有着矛盾的期许，既幻想着或许被逼无奈而将更多精力转向文学创作之路的刘路能写出更多动人的、反映这个风云变幻时代的好作品，又寄希望于他能与当局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以便拿回律师证，因为这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尚属“稀缺资源”——一位优秀律师所能发挥的作用非我等祇会码字的文人能代替。

我期待着刘路兄能重返他所挚爱的律师岗位，以在关键时刻向更多被损害、被侮辱的弱势者伸出援手，也期待着刘路兄在办案之余文学创作丰收，我更期待着有一天在中国——这个依然是我魂牵梦萦的故国，律师不再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刘路语），作家亦不必为其手中的笔承担坐牢的风险代价。我坚信，这一天宛若“明天的朝霞”，离我们并不遥远。

有一个词，叫“清场”。当中国处于某些特殊历史时刻，它会倏然而出。

1976年四月五日深夜，在聚集大量市民及诗歌花圈的天安门广场，灯光骤灭，官方宣布清场：一万多民兵、工人纠察队、五营卫戍部队、三千公安人员，狼突而出，民众被打、被驱、被捕。

1989年六月四日淩晨四时，天安门广场灯光熄灭，清场降临：此前的华洋一体众声喧哗，突然归于死的寂静。围绕清场前后，铁甲怪兽现身千年古城，横冲直撞，成百上千的学生与市民倒在血泊之中。

2008年3月14日， 西藏拉萨，数万军警突击清场，游行示威的藏族喇嘛，遭到镇压与搜捕；外国新闻记者，遭到骚扰和驱逐。

如今，2008奥运前夕，清场，再次出现了。它以更大规模，笼罩北京全城。主导者是国安部和武警。“以超常措施，决胜奥运安保”这是北京大街的横幅。这使人想到了“超限战”这本恶名昭著的书。一场体育盛典，一次嘉华年会，居然令北京与1989年一样，进入戒严状态，直追战时情势。

看来，共产党人果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的行事方式与正常人正常政府截然相反。我们注意到，面临大灾巨难，中共“把丧事办成喜事”；而面对喜事盛会，中共又“把喜事办成丧事”，这两种中共传统，就在2008的今年，已经先后呈现。“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典型，是汶川大地震；“把喜事办成丧事”的典型，则是北京奥运。

人们看到，最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国际社会形容北京奥运最多的一个词。当局为了确保奥运，动用11个师的武警，6万多北京警察，犹嫌不够，又从外省调京数万军警，已建立三级安保指挥体系。他们制定了周密的防范计划和预案，实施了“平安奥运行动”，共分三阶段，1-5月为治理整顿阶段。6-7月是巩固防范阶段,7-8月奥运会举办期间，要严防死守保奥运。连文字，都是使用战争语言。

从年初开始，当局全城搜捕与驱赶身无片瓦的上访人员、外来民工，人数多达百万。为达目的，当局甚至用停电停水之残酷手段，扫荡各类地下室和简易棚户。同时，逮捕或放逐或限制异议人士、基督教人士、法轮功修炼者。如逮捕胡嘉，永久性放逐异议人士李剑虹出境，再次囚禁杜导彬，限制温克坚和赵达功出境……等等。

当局如临大敌，如遇鏖战。在北京城内，设置”三道治安防线”，层层把关。7月20日起，北京全面管制。车辆依车牌尾数分单双号行使、奥运专用车道、混凝土等工程暂停施工，在奥运开幕当晚禁止北京地区的飞机起降，又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等地，实施天上”净空”；机场实施”两次安检”；对乘坐车船进入北京的旅客实行购票实名制，警察随意登车，对进京车辆和人员大规模盘查。国内外非北京籍留京人员必须随身携带至少两种证件等。就连北京周边农村，也进入备战状态，每个村口的路口都安排了一批村民，手臂上挂着治安联防的红袖章，在路口拉起了一根上面挂着彩条的线，随时将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过往的车辆与行人拦截盘查。而与北京相关的电力系统，则配合当地综合治理部门，在每根高压电的架下搭起了临时帐篷，安排了临时床，每天24小时派人值班，保卫电杆。

如此，当局视民众为寇仇，紧张乖戾，势同水火。管制之严，甚于抗战时的日据区。闲杂人等，概不准入。中共的愿景，就是在京澳期间，市民都蜗居家中，守看电视，大街则空空如也。如此清静江山，无人捣乱，稳定和谐，天下一统，岂不快哉？

于是，好端端的奥运，搞成如此死气沉沉。偌大京城，鬼城一座，一幅末日景象。难怪京人悲壮地称自己是去“共赴国难”了。

这就是清场，一次最大规模的清场——北京全城清场。

这不由使人想起1976、1989、2008在北京与拉萨的清场。同样是汹汹公众聚集，同样是全球媒体聚焦，最后，同样是血迹斑斑。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定律： 凡是非官方组织的、群情亢奋的公众浩大集会，尤其倘有国际媒体聚焦，往下的结果不问可知：清场。无论是危机还是盛会，无论是国内示威还是国际大典。

这就是共产党的“清场定律”。当然，清场不是没有前奏的，正如我们在上篇“真理部出场”所提到的，“真理部（中宣部）”的号角，就是其前奏。无论1976、1989的北京，还是2008拉萨的清场，都是如此。出场与清场，宣传部和国安部，它们的出现，其先后次序是不会变的。正如蚊子叮人之前总要嗡嗡嗡在耳边盘旋，以论证其“叮人清场”的合理性一样，中共的清场程序是其老规矩，也是不变的。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北京已经与日俱进，已气粗与列强平起平坐，并可主办奥运的份上了，但在骨子里，毛泽东那“（笔枪）两杆子”的遗传基因，却顽强地支配着北京一次又一次清场的行为模式。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马术比赛项目将在香港进行。有记者问，香港只有机场等少数区域设置了奥运标志，这是否说明香港的奥运气氛不够浓呢？赛马会有关负责人说：“香港市民是很支持奥运的，但不能要求香港到处挂满口号，政府挂口号也是要付广告费的。”

政府挂口号也要付费？这句话越是让你惊讶，你越不应该忽略它。在香港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政府很少需要挂口号、贴标语；如果有需要，按质论价、照价付费是一种常识。

内地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是，城市土地都属国有，政府可以支配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大多标语口号都是附着在建筑物上的，而大多建筑产权都不归政府。从这点上说，政府同样不应该享有那么多免费的墙面和空间。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产权观念在中国大陆几乎被消灭了，城市房屋多属于政府所有，而那个时代多是口号治国——准确地说，是运动治国，口号是运动的重要成分——所以就导致了标语满城，口号震天。农村的房屋其实大部分属于私有，但是有人提着灰浆要来你墙壁上写一个大大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要是敢说个不字，就有可能成为斗争的对象。

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产权观念成长起来。在《物业管理条例》、《物权法》等法律中都确认了业主对于房屋的支配权利。比如2003年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中规定，在小区、商厦外立面上做广告的收益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不用说，单独房屋的外墙广告收益，自然全归该屋主所有。近年来，不少城市也对街市上的广告发布作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在政府官员的观念里，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商业广告的，他们只是执法者。政府时常以城市形象的名义整顿广告，却总是不记得很多广告就出自自身。或者，为了外观的视觉统一，可以不经商量地把临街的一面墙都涂成红色，而不管这面墙归谁所有，主人是不是喜欢这种颜色。

相比较之下，城市还算好一点。在农村的私宅墙壁上，随处可见“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样的标语。人们对于这一类标语的批评，几乎都是说它们粗暴霸道没人味儿，而不是从产权所有的角度，认识到政府不协商不付费根本就没有权利在人家墙上涂鸦。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去年，国家计生委推出了190条新标语，语意温暖和谐，例如“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要求换掉那些粗暴的旧标语。计生委也许压根就没想到，农民可以拒绝掉它的好意：“凭什么又到我家墙上涂抹？”

也许有人会说，政府的公益标语口号大多是为了大家好，为什么要收费呢？这个道理很简单：政府起草、印制文件也多是为了大家好，为什么不可以跑到文具商店里拿上办公用品就走呢？

其实，即便是协商了、付费了，政府的行政标语也还是越少越好。韩国的首都更名首尔之后，也搞过整顿市容市貌的活动，但是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宣布实现“没有行政宣传广告牌的清洁的首尔”的目标，随即拆除了市内各种行政宣传广告牌，包括市厅大楼前面的宣传塔。

现代政治靠的是制度和法律，满城的标语口号终将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