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生活在底层、没有职业、没有本地户口，本身就需要政府的帮助，可是却被戴上一顶”社会闲散人员”的帽子——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生凉意、产生被排斥感的称呼啊。

23日下午，云南省普洱市政府举行“孟连7.19事件”新闻发布会，该市副市长通报了该事件的处置进展情况，表示“政府要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把维护民众合法利益放在第一位”，省领导也感慨“我们的县乡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伤心难过”，表示以后将密切与群体的血肉联系。发布会提到：7月19日围攻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的500多名群众中，有一些是社会闲散人员。（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官员们前面痛定思痛的反思听来让人感觉很诚恳，很有吸取深刻教训的姿态，可后面说“围攻者有些是社会闲散人员”就很让人不舒服了。

谁是社会闲散人员，公民怎么就有“闲散”与“不闲散”的区分了？可以发现，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一些官员的话语中，动不动就“禁止社会闲散人员怎么样”，动不动就“部分社会闲散人员怎么样”，发生什么坏事时总会提到社会闲散人员，这个词带着明显的污名化、妖魔化和歧视性色彩。说要吸取教训，“密切与群体的血肉联系”，但把“社会闲散人员”这样的歧视字眼挂在嘴上，就是一种拒绝与群众密切联系、让群众产生距离感和排斥感、制造干群对立的表现。

什么是社会闲散人员呢，也称“社会闲杂人等”，经常与社会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等词并列使用，可能是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正当职业、没有本地户口、在街上闲逛游荡、随时准备起哄闹事的“问题群众”。我想，生活在底层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一种值得同情需要帮助的弱势身份；没有正当职业，现在就业这么难，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太多了，这也不是问题；没有本地户口，这只能怪户籍制度；在街上闲逛游荡，没工作只能在家里喝酒打牌，这也是公民的权利———这些都不应该影响到公民身份与权利，谁也无权将其污名化为“社会闲散人员”，无权带着有色眼镜歧视他们，对他们实行有罪推定。只有他们真的起哄闹事了，违法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有关部门才能依法对其采取措施。

生活在底层、没有职业、没有本地户口，本身就需要政府的帮助，可是却被戴上一顶“社会闲散人员”的帽子———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生凉意、产生被排斥感的称呼啊。闲散似乎就意味着不务正业，意味着不是好人，意味着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这种称呼中包含的歧视和区隔，会使很多人在情感上被社会所排斥，从而与社会产生对立情绪，对“不闲散者”产生敌意。

别小看这一个称呼，称呼反映着两者关系的定位，既然定位为“社会闲散人员”，似乎就是有问题的“阶级敌人”了。出了坏事就会想到他们，会更多查他们的证件，更多像犯人一样盯着他们，这对他们精神上产生的边缘感和压迫感是很强烈的。于是，社会就会在“不安定分子”、“社会闲杂人等”、“刁民”中被撕裂，社会冲突就会加剧。

真正想“密切与群体的血肉联系”，那就不要给人戴“社会闲散人员”之类的帽子了，他们不是什么闲散人员，他们是需要平等对待的公民，他们心中积累的敌意和郁闷需要关怀需要消弭。

2008奥斯卡提名最佳外国影片的波兰导演安德烈-华依达 (Andrzej Wajda)近日表示：“解决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最佳治疗方法，就是将历史事实展现并诚实地陈述出来。”当惨烈的历史问题被诚实的展现出来时，伤口才可能治愈。华依达在他最新的电影“爱在波兰战火时”(电影原名为Katyn) 中，即揭露了一项惨烈的历史伤口。

Katyn是距离波兰及苏俄边境数公里的一个隐密的俄国森林, 于1940年春,苏联政府在史达林的命令下对被俘的波兰军民进行惨绝人寰的集体秘密大屠杀. 而且将尸首秘密埋藏于森林深处,到目前为止出土尸骨估计遇害人数估两万两千人,这些受害者包括当年波兰知识份子, 军官, 牧师, 作家, 教授,记者,工程师,律师和贵族, 由后来挖掘出来的尸首及残骸证据显示 ,清一色是头部中枪弹致死. 被残酷处决的这群人是史达林认为会妨碍推动波兰“苏维埃化”之知识份子，换言之，史达林认定消除波兰的精英份子，就能更轻易地进行共产主义在波兰的进行。

电影述说这群被秘密屠杀的波兰人以及其家人的故事.电影中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大部分是女人：等着这些男人的母亲、妻子和姐妹。除了音讯全,生死未明,永无休止等待的那些女人,不仅要面对政府宣传机关所给予的谎言，还要一边保护被谋杀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名誉,虽然这些波兰男人们被打败,惨遭苏俄违反战俘待遇秘密屠杀，但是波兰女人却仍极力保持回忆及揭发事实来对抗共产党的迫害。华依达的电影除了述说当年的罪行外，更针对共产党的宣传机关编造出指控纳粹谋杀波兰军官的谎言，提出了严厉的控告，该谎言即为“卡廷的谎言”。当年共产党统治下是不能提及的政治禁忌. 1970年代 笔者还是波兰华沙小学生时 ,小学的老师教我们“卡廷森林大屠杀是德国纳粹进行的”. 我举手说: “不对! 是达林的罪行”. 老师马上打电话跟笔者的爸爸说,这些话会造成危险. 直到1989共产集团崩溃, 波兰人才能提到‘卡廷事件’是苏联人造成的 吊诡的是在1945年前后，卡廷森林的屠杀事件却成为苏联政府与波兰之间发展友谊的基础，莫斯科方面有意从头到尾宣称该罪行是由纳粹所为，即便是到2007年及2008年初，俄国的报社仍暗指凶手是纳粹。俄罗斯与波兰在卡廷罪行的法律归属方面，仍然维持分歧的局面，波兰认为这是一场集体屠杀，因此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并彻底公开苏联政府的文件。苏联政府则宣称此惨案并非集体屠杀，仅管直到1992年有更实在的资料显示此事件之元凶为苏俄, 但是俄国当局却仍将此事件归咎于战争时期特殊案例, 甚至有意忽视此违反人性的罪行，甚而以军事罪行的五十年追究期限已过,企图推卸责任. 还好并非所有的俄国人都有同样的反应，有部分俄国民主人士、人权份子即在此片于莫斯科进行首映后，请求波兰人“原谅”此惨案。讽刺的是，西方世界对于卡廷事件也同样保持沉默 ,完全忽略此事件之历史,为什么呢？“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安娜-阿普尔鲍姆 (Anna Applebaum) 在其所著且倍受赞扬的新书《古拉格》中，对此现象亦提出相同之疑问: 为何西方国家左翼分子（特别是在欧洲）并不热衷于于讨论共产主义长期的罪行?

原因是大多数人对于共产党的罪行已见怪不怪 ,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在1930年代恐怖统治的饥荒时期中，史达林杀死乌克兰人的数量，比希特勒杀死犹太人的数量还要多。共产党擅长宣传,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台湾人穿着印有古巴共产革命家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头像的T恤，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共产主义革命家不仅是一个“杀人机器”，还是古巴强迫劳动集中营的创办者。西方人士曾极力为共产主义独裁者所建立的集中营及恐怖事件辩解，他们认为“若过度责难共产主义，就等于是在责难其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社会公平,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是：逮捕、审问、处罚、苦力、谋杀及挣扎生存。西方国家通常认为纳粹体制是一种不合理的空想，此想法一点也没错，但是与此概念同样不合理的的共产主义体制却仍出现于前苏联、苏联，甚至出现在中国.

安德烈-华依达的电影即在于呈现出共产主义想法所产生的罪行，卡廷 Katyn是第一部具体呈现共产党罪行的电影－－但当今还有些国家仍在为共产党找藉口续行那些同样的罪行,例如笔者于1996年于内蒙古认识的中国知识份子 Hada (哈达),至今仍在监狱中,由世界人权组的网站 (http://www.smhric.org/),可看到其妻子仍为他的自由奋斗,而此案例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仍是成千上万.

“爱在波兰战火时”呈现出刺痛人心的史实，电影中的主要角色是被屠杀的军官，以及时时刻刻等待挚爱回来，并承受不人道之不确定感的妇女，只有忠心与坚信，才足以支撑那些妇女期待在打开门时能见到漫长等待的男人归来. 波兰人历经纳粹的占领及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存活过来，而那些恶魔所留下来的伤痕，只有呈现真实才能抚平。这部与 卡廷屠杀有关的电影，讲述一段被完全禁止提及的屠杀事件，而此事件却仍存在于失去挚爱的人们心中，就像华依达的父亲在卡廷森林中惨遭杀害,而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闷梦魇,因此华依达称本片即如是他本身的自传电影.

笔者的舅公Pawel Swietlikowski亦和此段史实擦身而过 ;他从开往卡廷的火车上逃跑，虽然逃开被枪决的命运 ,但后来还是被抓进苏联劳改营过足的悲惨日子，而他的下半生都在回忆卡廷中被害的人们,他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一开始就由载满波兰战俘,开往俄国的火车说起.,同样的历史场景,不同的诠释,但仍无法跳脱历史的悲惨.

美国著名自然主义哲学家 乔治-桑塔耶纳 (George Santayana) 曾说过一句话:“凡遗忘过去的人，必招致历史重演.”

就像台湾228亦有类似的史实.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找出原凶,历史伤痕才得抚平.这部电影成为一个历史见证:在经过这么多年后，卡廷事件与波兰自由斗士的名字，并没有从波兰人的记忆中溜走.

“爱在波兰战火时”(电影原名Katyn) 将于2008年8月15 日于台湾首映. 欢迎台湾人一起见证历史. 不容青史竟成灰,在共产党的飞弹瞄准下,笔者不知台湾人如何面对.

杨佳事件发生之后，一篇题为“共同死亡原则”的旧网文再度广为流传。仔细阅读过后，内心的悲凉无以言说。这篇文章或是一人之作，更可能经过多位作者逐渐完善后臻此成熟水准。但该文作者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的观察与体验这点，应该无可否认。

该文开篇就指出：“所谓公权的效用问题，就是指公民在资源竞争中能否得到公权的有效救济。公权对不同社会群体来说，效用高低不同。对既得利益者或官僚群 体来说公权具有最高效用，能够给这些群体提供最大可能的救济和支援；对社会底层群体来说，公权表现出最低的救济效率，如对农民和工人”。这段话，与我近年 来形容中国公共权力变质所用的两句话“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堕落成自利型群体”表述的意思相同，对生活于中国大陆的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今天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

接下来，作者分析道：“在资源竞争中，由于种种原因，公权无法给矛盾双方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公权救济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之间遵循共同死亡原则，有权采取任何方式进行自我救济，共同死亡是这种自我救济的终极方式。”这段话，我认为是作者对现实感到彻底绝望后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表达，它代表了社会边缘阶层正在萌生的反抗情绪。

分析瓮安事件、杨佳事件以及近年来接踵发生的以政府部门、城管、警察等为攻击目标的事件，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官民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当公权力肆意扩张，侵吞了弱势者最后一丝生存希望，终于逼迫受欺凌者走上“你不让我活，我死也要拉上你”的双输之路－－“共同死亡原则”一文正是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总结与思考。比如经常与城管发生矛盾的摊贩，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流民或者城市失业者。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被排斥在一切社会救济之外，更无能力支付申办执照的费用及销售税。

如何让这群被“现代化列车”抛弃的弱势者获得一席生存之地，本是政府责任。但政府不仅不为这一人群的现实生存境状考虑，反而将他们视为城市的疮疤与垃圾，在“整顿市容”的名义下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生活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长年生活在城管动辄呵斥、没收物品、肆意殴打的暴虐之下，毫无人的尊严可言，心中怨恨早已郁积难平，在城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他们挤压至忍受底线，采取暴力反抗势所难免。比如今年4月郧西发生70老汉孟凡明刀刺城管队长事件，当地民众竟称赞孟老汉是“为民除害”。 最近瓮安党政官员在反思事件成因时，也被迫承认当地早就弥漫着“仇富、仇警、仇官”情绪。这所谓“三仇”当中的“两仇”是针对公权力的象征“官、警”而发，即使是“仇富”情绪当中，也多少含有仇恨公权力的因素在内──在中国，与权力结合是致富保富的捷径，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资源的分配更不可避免地 朝权力倾斜。杨佳杀警案件获得一边倒的支持，也是因为这些被杀警察在公众眼中只是体制的暴力象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共同死亡原则”已被中国人反复实践过了。最早的“共同死亡原则”见之于《史记·夏本纪》。夏桀对民众残暴无比，还将自己比之为赐给民众阳光雨露的“太阳”。受尽欺凌 的民众无法忍受，指着太阳咒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每次王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共同死亡原则”的一次践履。可以说，坏政治制度是共同死亡原则 这朵“恶之花”产生的土壤，官吏腐败及横行不法则为其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毫无疑问，暴力复仇与现代法制不合，也绝非政治解决的手段。我对此文特别关注的原因，并非主张人们去践履“共同死亡原则”，而是想借此提醒中国执政集团，倘若他们还对国家（而非党）怀抱少许政治责任，就必须考虑改变中国恶劣的政治生态，这是为民众，也是为自己，因为并非人人都有机会移民他国。一场本应是庆典的奥运会最后却让政府与国民共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军管状态，其中蕴含的警示已经足够多了。

自6月28日起，瓮安事件、上海杨佳袭警事件、张家界被拆迁户煤气罐攻击政府大楼事件、上海商贩砍伤城管案、杭州商贩砍伤城管案、上海商贩砍伤市场管理人员案、广东惠州骚乱事件。短短十几天时间内，事件一起接一起地提醒我们中国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和谐”社会，事实上，在瓮安事件发生后回顾西藏骚乱事件，人们不应再将其仅视为民族矛盾引起的冲突，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分析3月10日到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抗争与压制的较量，不得不承认，西藏骚乱与瓮安事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政府的强力压制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相反却很容易招致民间的暴力反弹。

对中国历史稍具知识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官逼民反历来便是文学和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因而我们不必过多地解释这些暴力反抗事件的起因，但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政府最为关切的奥运前发生这么多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对未来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现在民间普遍有一种说法，2008年是中国的灾年，从年初的冻灾到5??12四川地震，似乎都预示着这一年是不平常的。将天灾与政治和社会的演变放在一起谈论不够严肃，且带有不可为凭的神秘主义成分。但是，如果看到天灾中的人祸成分，我们应该承认它们和众多暴力冲突事件一样，表明了权力齿轮运转的错位与失灵：冻灾显示中国政府的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僵化缓慢、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地震的巨大伤亡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地震预警、发布机制落后，建筑质量低劣、救援观念落后有关。

而民间暴力反抗官权的频发事件则表明政府的权力使用不仅在应该有为的时候低效、麻木、懈怠，更在不应有为的情况下以“高效”的方式肆意侵害民众利益。这其实是一个问题：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越来越只顾权力者自身的利益，当它的利益与民众利益冲突时，便随时可以启动打压、迫害程序。十九年来，年年如此，不同的是十九年过去了，十九年足够一代人成长，也足以让累计的矛盾变得再也难以令人忍受。

让政府和公权力回到它们应处的位置——服务于民众，除此没有别的利益——在市场经济因素占有越来越大社会份额的时代，必须启动民主与宪政改革，这是常识，也是被说了无数遍的浅显道理。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积极变化吗？

正如地震多会有一些前兆，对一个社会来说，这样频繁的社会冲突事件已发出足够多的预警，如果没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变换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冲突事件加速化的趋势，最终迎来难以预料的非程序性社会巨变，任何理性的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可是，掌控着超级镇压力量并自信对这种力量运用自如的中共统治阶层能够意识到这一危机的严重程度、有勇气与民间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变革吗？这是社会对国家的警告，政府不能傲慢地漠然置之。

等待七年之久的北京奥运来临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群体冲突和暴力攻击政府工作人员的事件一时间此起彼伏，令人感到眼花缭乱。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奕？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至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昏愦、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俨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官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的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诸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一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方有“孙中山北来晋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更为显赫的是，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他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能为皇帝、皇太后点主，足已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重臣。

荣庆的清望绝非浪得。慈禧奖励他“办事认真”，任仓场侍郎时，杜绝弊端，将按惯例可纳入私囊的公款奖励幕僚和差役，“既不违众矫廉，亦不尽私入己。”任军机大臣时，受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敢，但书迂耳。”若是国学大师们谈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欢呼雀跃：看！谁说四书五经没有用，它能净化人心，启发天良，今日之高官权贵多读四书五经，岂不全是如荣庆这般的清官？宣统元年，荣庆在病中犹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将死而自宽”，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体制大转型的时刻，道德水准的高低无补于事。我感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交往。光绪二十五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深为感激，是为两人交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访慰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可见两人不是官场泛泛之交。袁居“贤良寺”，此寺名颇值玩味。袁在荣之心目中，亦为一贤良也。后袁、荣均入军机处，共事甚欢，荣对袁乃是倾心相交，以之为支撑清廷的栋梁之才；袁对荣则是利用而已，使期廷中多一为自己说话的人，他并不把这位满口之乎者也的大员放在眼里，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荣庆对“袁督鄂”极为赞成。清廷被迫下罪已诏、开党禁、咨询宪法，解散皇族内阁。“袁总理”，荣充顾问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三十日记载，“记慰兄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归来五钟后矣。”简直让我笑掉大牙，此乃袁氏乃图穷匕见之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还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此八字可令一部古文观止黯然失色矣！枉读万卷诗书，诗书都成了猪油，蒙住荣庆的七窍。堂堂顾命大臣，见识不如三岁小儿；位居教育部长，却看不到三步之外要发生的事情，可叹、可悲、可笑！

日记最后提及袁世凯乃是袁之北洋军在前线大捷。“阅昨日报，项城授侯爵。”紧接着袁世凯在民国与清廷之间玩弄权术，以手中之重兵为筹码夺取总统之位。袁指使部下在京城哗变，逼迫清帝退位，“枪声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子之交，枪声到门，火光彻户。”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眼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点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败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头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露出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

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勤，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睁眼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士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士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分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算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奕？、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国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原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事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事，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力甚多。一九○八年，学都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二百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花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锚，想使船停在原地；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愚人治理愚人国，这七字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切。

（《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

回忆改革开放三十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定是不能回避的关键内容。那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陈锡添最近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

这两句重要讲话一个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一个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两句话都与政治生态有关，前者是反对动辄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名义搞运动，这是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做出的经验总结：历来的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均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有的运动纵使在当时看起来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历史的背景再来反观，却是失败的。政治运动由于带有强烈的领导人个人色彩，属于自上而下的意识整顿，难免失之偏颇，毕竟，谁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历史、看准历史的圣人。

后一句话则是反对老人政治，这在当时尚存在中顾委及各省区顾委的情况下，难免也属于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从总设计师的口里吐将出来，却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陈锡添今天讲“最遗憾”，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涉及到一些政治禁忌的话题或话语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文字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服从于大的政治环境和人们以为约定俗成的一些所谓的禁忌。可是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禁忌终归是需要改革等等来打破的，如果大家都忌讳言说，都不敢打破，政治禁忌岂非要一直存续下去，及至于变成“皇帝的新衣？

有些政治禁忌是属于时代的产物，此时的禁忌不一定是彼时的禁忌。比如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谈市场经济、谈价值规律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大毒草”，因为在那时这就是政治禁忌。新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顾准先生、孙冶方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结果被下放劳动，身陷囹圄，顾准先生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说真话，说出真话，说出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真话，并非那么容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后来却成为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理论来源。

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以断语，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一些传统政治禁忌的过程。这些禁忌有些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动手打破的，典型的如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算好猫”的“猫论”，任仲夷同志提出的“排污不排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等论述，这些都起到了打破悬绕在人们头上的一些政治禁忌，从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作用；有些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自发打破的。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禁忌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循环往复，有些禁忌则又是新生的。再以解放思想而论，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既然谈解放思想，那就一定是存在一部分不解放的思想，这些不解放的思想有的就属于那些循环往复的顽固派，有的则是新的政治禁忌。好在，现在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政治禁忌相对于以前是越来越少了，言说也越来越自由了。这正是改革的功效所在，如果还停留在以政治禁忌来行整肃之道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足以堪忧了。

陈锡添当年到底是没能把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发表出来，但愿以后这样的“最大遗憾”少点发生，甚或不发生。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张鸣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25.00元。“张鸣精选集”还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大历史的边角料》和《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张鸣先生骤然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与供职其间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李景治的“过招”。2007年3月12日，时为人大国关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张鸣在博客中提及院长李景治，称因李认为自己对其没有“敬畏之心”而想将其“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继而，张鸣又痛陈如今“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对此，李景治连续发表四封公开信，指斥张鸣“煽动舆论对自己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人品学问都有问题”。由此，学院中的一场暗战借助网络而公之于众，报纸与杂志的介入则令此事成为管窥中国大学体制弊病的一只麻雀。

其实，中国的大学体制弊病本不待张鸣说，大多数学院中人对此保持沉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值得赞赏。毕竟，这个体制与学者共同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自己不去争取谁去争取？至于能否争取得到甚或能否改变体制，则是另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鸣向大学体制开炮不乏（孤胆）英雄主义精神。当然，张鸣突然觉得这个体制不可忍受也有具体诱因，那便是时为政治学系副教授的萧延中（比张还年长两岁）迟迟无法评上教授职称，而在张鸣看来，“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当年，张鸣的《武夫治国梦》一书就是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以出版的。

笔者之所以要介绍张鸣的这段“学界炮手”经历，只是想说学者张鸣看来是个性情中人，这一性情见诸他的行动，更见诸他的文字，特别是他的历史随笔，甚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张鸣精选集”，包括了《武夫当权》（初版名为《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含《拳民与教民》，初版为单行本）、《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大历史的边角料》和《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六种。这套书前四种为学术著作，后两种为历史随笔（系从其近年刊行的诸多历史随笔中精选出来的），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张鸣的学术和创作成绩（不知为何没有收入200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一书，莫不是觉得太学术？），同时也能见出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语）。

「脾气」一向缺少学者的自我感觉

张鸣是学者，但他似乎不太情愿接受这个标签。在本套丛书的“写在前面的话”（总序）中，他有这样的坦白：“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分，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类似的意思，在他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初版后记中也有表达：“我一向缺少学者的自我感觉，于学术，从来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一个正在叩门的门外汉。”

这种“散漫”的性情很容易让人想到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与张鸣相比，李零搞的学问（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更枯燥，也因此才更向往“放虎归山读闲书”。也许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鸣和李零关系不错（张曾在博客上转发过李的一份声明）。

读张鸣的书，即便是学术著作，也确实不费力气，不说厕上枕边，也庶几近之。个中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这样一种风格，乃是他有意为之的。“力图将学术研究做得尽可能通俗一点，免得写了半天只在学界圈子的十几个人之间交流，跟社会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并没有谁规定论文就得有个论文样，特别是就历史著作来说，只要言有所本，论有所据，即为严谨，至于是以散文笔法还是以讲章笔法写出，端看作者的趣味与才情。实际上，至少是非专业读者大都喜欢历史著作能够生动流畅，而不喜欢干涩枯燥。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是为了获得一点历史知识，如果没有可读性也就没人去看了。“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

虽然“缺少学者的自我感觉”，张鸣却绝对恪守学术规范，因这本是一个学者的底线。其实是不是学者，本不以身在学院之中与否来判断的。谢泳先生在未去厦门大学之前便已奠定了在学界的地位，而他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则是“业余身份，专业水准”。张鸣虽然身在学院，却要不免“冒着被学界逐出门外的危险”，因为有人说他“没有任何学问，甚至没有专著，只知道捣乱”。此番“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就“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尽管“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这可看做是他的底气，也因此才有脾气，却未必是坏脾气。

「底气」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

张鸣的底气到底何来呢？这就要看他的学术著作了。尽管随笔在普通读者中更有影响，而他自己也不轻看这些文字，称“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而“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但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的还是他的学术著作。

张鸣的学术之路始于军阀研究，讲述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吴佩孚奉行“以儒将兵”、张作霖念动绿林心经、阎锡山拼凑“中西杂拌”、冯玉祥（基督教）与唐生智（佛教）借助宗教仪式、刘湘与孙殿英迷信道术，而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军阀蒋介石这里，则“道学的酸腐，青帮的阴鸷，十字架的灵光与军阀主义的滥觞，五光十色，酸甜苦辣”，“变成了一锅以恢复传统为基调的老汤”。这一开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意识研究，由定格化的军阀意识到后来的变迁中的农民意识（即“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土心路八十年》一书副题）乃至“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拳民与教民》一书副题），如此执着于“意识路线”，对于“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的张鸣来说，实属难得。另外一点是，从这时起张鸣就已经被认定不守清规戒律了，“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对此指摘，张鸣当然不服气，点灯熬油地干了一年半才做出来的论文，又不是学术上不过关，凭什么枪毙？所幸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通过了答辩，但难说此事就没在张鸣心里留下阴影，致使他以后总也改不掉研究跟着自己的兴趣走的“毛病”。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张鸣自己认为至少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但学界并无多少反响。

到了《乡土心路八十年》，反响就不同了。此书被收入著名学者陈达凯先生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与之一同刊布的还有茅海建的《近代的尺度》、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及许纪霖的《寻求意义》等。说到思想或者观念、意识，能在史书中留下痕迹的似乎只有那些思想家，而民间特别是农民则毫无思想可言，这显然是一种偏见。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中指出，在思想史上，除了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思想家的思想史）之外，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也指出：“在一个文明中，思辨性的大传统比重少而非思辨性的小传统比重多。大传统完成其教化在学校或寺庙中，而小传统的运作及传承则在其无文的乡村生活中。”“两个传统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一直相互影响及连续互动。”（《农民社会和文化》）《乡土心路八十年》“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一下中国近代史，或者也可说是一部底层思想史。作者认为，1840年到1920年这段时期的“农民意识观念呈现两种似乎相反的外观”。在宏观上，农民对近代化呈现出敌意、麻木、冷漠的意向，而在微观上，他们对西洋物器文明的态度，他们的世界图式甚至于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在一点一滴地悄然变化，向着有利于近代化的方向变化，不过是不如知识分子那么明显。这种情形正如葛兆光所说，在那种近乎停滞的年代，思想的历史恰在前行。

让张鸣在学界声名鹊起的著作则是《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此书的写作缘于作者痛感“近年来对于农村政治的关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对村民自治的现实上面，而对于中国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和为什么非走这一步，却缺乏起码的考察”，而“不清理历史的脉络，现实的结就难以真正解开”。其实，黄树民出版于1989年的《林村的故事》一书，已然通过解剖福建林村这只麻雀，对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进行了梳理，只是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已比张书晚了半年。此后，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和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相继问世。这两本书被著名学者誉为“20世纪末研究村庄政治的双子星座”，“对于把握中国乡村政治社会的变迁都具有其独特的认知价值”。当然，黄、吴、于做的都是个案研究，而张鸣则是宏观的鸟瞰。在理论框架上，吴、于也显得比张更繁复些，后者似乎主要受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影响，着重考察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还有必要提及一下的是，本书是用散文体写成的学术著作，每章都能独立成篇，章章又都紧密联系，整个就像冰糖葫芦一样。读这本书，仿佛能感觉到那些想当然的传统认知纷纷剥落，有吃冰糖葫芦的快感。

至于《拳民与教民》和《再说戊戌变法》两书，作者自陈影响不大，此处亦不多说。张鸣自谓“在近代史和政治学界还不无微名”，笔者愚见，显然不是自我吹嘘。学者应该谦逊，但也应该自信，自信才有底气，而底气则来自于著述。张鸣就是一个有底气又有脾气的学者。

王燕生，学者，《诗刊》原编辑。

邵燕祥到《诗刊》来的时候是1978年，政治上还没落实政策，他还带着“右派”的标签。那正是整个国家酝酿着巨大变化的年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热烈进行，在这种时代氛围里，文学是最敏锐地感觉和反映变化的领域。

作为当时仅有的两个文学刊物（《诗刊》和《人民文学》）之一，《诗刊》在70年代末的这几年里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诗歌，跟当时思想解放的步调是一致的。在首都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和首都剧院《诗刊》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大型诗歌朗诵会：纪念周总理、纪念四五运动、反思“文革”等等，每次都引来上万人的观众。我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有“三种版本的《诗刊》”：印刷版、舞台版和街头版。印刷版就是杂志，舞台版指诗歌朗诵会，街头版是将好诗抄写下来贴在橱窗里，让街上的行人可以阅读。在那个年代里，诗歌的影响和力量是很大的。1979年1月，由《诗刊》牵头，文学界举行了首次大型诗歌会议，全国各地的诗人、民歌手都聚集到北京，这是“文革”后的首次诗歌会议。

思想解放运动也伴随着一批受迫害的作家诗人的复出。邵燕祥最初在《诗刊》负责编辑部，抓作品。在严辰等《诗刊》领导的支持下，他主持的编辑部对那些受难的老诗人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时《诗刊》编辑部确定了一个原则：对在历次运动里被打倒的老诗人的作品给予优先考虑，优先发表，适当照顾。比如被打为“胡风集团”之后消失的诗人化铁、朱健、罗飞，都是首先在《诗刊》上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艾青、白桦、公刘、流沙河等一大批落难的老诗人也纷纷在《诗刊》恢复了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虽然《诗刊》无权在政治上给这些人平反，却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文章为他们恢复名誉。

年轻人的诗歌创作更是那个时代的热潮。被禁锢了那么久，一下打开口子，大家心里都有话要倾诉，而写诗是最好的渠道。当时诗刊编辑是非常忙的，每天都有好几百封诗稿寄来。这些稿子写在各种各样的纸上，还有的写在香烟盒的背面，有的年轻人直接把自己写诗的笔记本整本整本地寄来。诗刊社也常常会有“不速之客”前来拜访、投稿。

在70年代末，地下诗歌已经形成了一股非常清新的风气。油印民刊《今天》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开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新路。1979年，邵燕祥大胆地把《今天》发表的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转载到了《诗刊》。回顾当年，《今天》只是一本年轻人自费油印的地下刊物，《诗刊》却是官方的“皇家”刊物、国刊，发行量几十万份。北岛和舒婷的诗歌在《诗刊》的发表，等于是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得到了正式承认，他们的文学取向和诗歌道路获得了充分认可。同时也让他们为更多的读者所知。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随后在《诗刊》组织的历次朗诵会中，舒婷的《致橡树》都必被诵读，被各种诗歌选本选载，直至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北岛的《回答》的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则被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名句。

邵燕祥是我这几十年的编辑生涯里遇到的编辑作风最严谨的好领导。交给他审的诗稿不出三天必然回馈给我们，不仅决定“用”和“不用”，而且必然要在每个诗稿后面写明自己的观点。现在想起来，他最好的一点是对作品的包容性非常强，不排斥不同的艺术风格。不管传统、现代，不管什么风格体裁，只要是好诗他都能接受。比如说一些人认为“老土”的民歌体，只要好的，他照样选登。刘章的《北山恋》就在《诗刊》发表，后来还获得年度诗歌评选的大奖。

今天回头看，当年对这些新诗的推荐对后来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今天》为代表的年轻诗歌打破了传统文艺那种“假大空”一统天下的局面。那种应景式的歌颂生产、歌颂政治，只写大我，不写个人真情实感的诗风迅速被人们抛弃。在这方面，《诗刊》的筛选为诗歌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生存环境，开辟了广阔的艺术道路。为此邵燕祥也受到一定的压力，当时有人讽刺说：“邵燕祥在天安门上一挥手，新潮诗朦胧诗滚滚向前走”。当然这夸大了个人的力量。———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潮流，邵燕祥和《诗刊》的领导、同事不过是顺应和引领了这个潮流。

前腐后继的事情，光是被查办的，就一点也不新鲜。但河南漯河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落马，还是让人难以置信。

检察日报社《方圆法治》半月刊的报道，大略勾勒了这三个人的形象，文字简略，却是栩栩如生。我读过这个报道，脑子里还是略去了不少材料，印象深的就只剩寥寥几笔了。

王有杰1991年至1995年在任，口号是“苦战三五载，漯河变珠海”，建“内陆特区”，《漯河日报》也更名为《漯河内陆特区报》，并由王有杰题写报名，直至王有杰2007年因受贿600多万元，不明财产890多万元被判死缓，《漯河日报》才恢复。

程三昌1995年至1999年在任，获名“程卖光”，主营卖厂，亲自经手卖掉的国有企业有27家，个人获利上千万元，并做好跳船准备，现潜逃新西兰，住在奥克兰市一栋四层豪华别墅里著书立说，讲述出售国有资产中的内幕。

刘炳旺1999年至2006年在任，人称“刘草包”，主营卖官，家里被搜出存款2000多万元；又主持“和谐拆迁”，2003年底两个月拆清31公里河岸，引发村民卧轨事件死4人，但未出现一例上访事件。

一个地方的人民，连续被三任市委书记祸害，是什么概念？抗战是8年，“文革”是10年，而王有杰、程三昌、刘炳旺三任市委书记，在漯河长达16年。16年间，漯河的发展估计也是有目共睹，但我想，不能因此说漯河人就要歌颂他们的功德。如果不是遭受如此长期的祸害，情况又会如何？

除程三昌潜逃，这三人中，有两个是边腐边升，边升边腐，直到退休以后才得以查处的，如果程三昌不潜逃，是否也会这样？不过，程三昌还是有理由得意，毕竟他一走了之，现在还可以津津有味地讲述“卖光”的事迹。他的跳船行动，我想将是或者已经是某些人不约而同的选择，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边腐边升和跳船而去的故事。

三个人的连续剧，是否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某些地方这16年的官场景象呢？我不好说。王有杰立志“漯河变珠海”，虽属跃进想法，大抵还有些壮志满怀，而且“漯河变珠海”的口号在漯河喊，要建“内陆特区”，却不是漯河定得了的事情。程三昌就不同，只想着卖掉企业了事；到了刘炳旺，企业没得卖啦，卖官吧，再加上收地卖地。不知下一步还有什么可卖，地也有卖完的时候，我想，只要乾纲一直独断，则卖官的生意大概就有得做吧。

这三个人，就能力来说，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王有杰会书法，似乎也还算有壮志，程三昌就只有卖厂子的能耐，刘炳旺干脆就是“草包”。三个人，前一个做书记时，后一个就做市长，书记离去，则接任上去，班子是连续的，队伍是稳定的，但也是一蟹不如一蟹的。他们在漯河所获得的外号，表明了漯河人的看法，他们在漯河权倾一时，这与漯河人并不相干，但他们在漯河权倾一时，做的事情却无不要漯河人来承担，人民何辜！

程三昌卖厂，“撇开公开竞价的阳光政策，与不法奸商暗中勾结，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职工利益屡屡受到侵害”。我知道，这样的进程总会伴随很多人失业下岗，福利不保。到了刘炳旺搞“和谐拆迁”，干脆把公民的房子也掀掉，导致卧轨事件死4人，却“没有一例上访事件”，想想都可怜。

王有杰现在在秦城修习书法，据说每平方尺可值2000元，有道行，但我想更有价值的事情，应该是像程三昌那样著书立说，讲述一下“漯河内陆特区史”。刘炳旺呢，既被称为“刘草包”，不知道能不能著书立说，就做点口述历史吧，讲讲卖官卖地的经历好了。总起来他们的书可以命名为“风云16年”，前面应该不应该加“漯河”两个字，我有些犹豫。

一、瓮安事件定性是人民起义

瓮安事件已经过去一些时日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先生把事件的原因归之于瓮安县委、县政府平时欺压百姓引起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进步，他没有把责任都推到“黑恶势力”头上，可算是“难能可贵”。

在中国历史上，对这种群体性暴力事件，都是以“成者王侯，败者为寇”的方式处理，造反成功了，自然是义举，否则，就是“反”、“乱”或“贼”。但是到了近、现代，由于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哲学的影响，一般来讲，对这种反抗官府压迫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就都定性为起义：“农民起义”或“人民起义”。

而且，不论是反抗中央暴政还是地方暴政，都是人民起义。

报载，6月28日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先生就深入民间进行调查，六天以后，也就是7月3日，他在汇报会上说：

“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并且据此得出结论说：

“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这就是说，事件的起因是官府对民众的压迫，是由于暴政。

根据上面所说，反抗官府暴政的群体性暴力事件都是人民起义，那么，这次瓮安事件，其性质，就也是一次人民起义。

不过，我还是有好几个问题不明白，要向石宗源书记请教，希望这些问题也能在网络上给予公开的答复。

二、对瓮安县委和政府长期欺压百姓的劣迹，石书记知道不知道？

我的问题是，这些情况，是不是都是在这几天的调查时得到的，还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所了解？

一种情形是，在此之前，石书记对瓮安的情况一无所知；一种情况是，对瓮安的这些情形已经有所了解。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瓮安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作为省里的“一把手”怎么会一无所知？是不是太官僚了？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对瓮安的情形已经有所了解，为什么不早日采取措施，早日解决，以至酿成大祸？

三、州委、州政府对此负有什么责任？

现在贵州省委当机立断，不仅免了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的职，而且还免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职，我赞赏这种快速反应，可是，问题马上就又来了：一个贵州省有一百个左右的县，如果说，省委书记对每一个县的情况不能一一掌握，那么，一个黔南自治州，只有十个县，州委州政府难道对瓮安小县的腐败状况也一无所知吗？

问题就是：1、县里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为什么州领导会一无所知？2、如果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进行处理？州委州政府推卸得了责任吗？在欺压百姓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利益在里面？为什么不同时处理州里面的官员，省委在保什么？在瓮安，真正的“黑恶势力”究竟是街面上的几个混混，还是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

四、瓮安的腐败情况在贵州省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在整个贵州省，像瓮安的这种情形，还有没有？还有多少？难道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如果是个别的，它的情况早就应该反映到省里；如果不是个别的，省委省政府要负什么责任？

五、“黑恶势力”为什么要冲击它的保护伞？

依照常理和我国的现实情况，一个地方黑恶势力的形成，没有地方官府的保护是不可能的，试想，一伙人在乡里横行霸道，经过居民举报，公安机关一经打击，就会土崩瓦解，形不成“黑恶势力”，只有在它受到地方官府保护的情况下，才可能形成“黑恶势力”。

但是，在瓮安，“据当地百姓介绍，黑恶势力与官权勾结入侵当地矿权亦是普遍现象，其中纵横交错的经济、行政乃至司法网络清晰可见。
  
瓮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涛亦表示，当地有少数党政干部缺乏危机意识（仅仅是缺乏危机意识？—引者），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甚至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既然官府已经与“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了，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在瓮安发生的事件，却是由“黑恶势力”攻击他们的保护伞？

火烧县公安局、火烧县委县政府，对“黑恶势力”自己有什么好处？

六、事处两难

 “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瓮安人民长期受到官府的欺压，长期上访，不能解决，以情以理，这种反抗是正当的，甚至是正义的，于情于理无可厚非；但是，火烧官府，属于暴力攻击政府，是与现行的法律与社会秩序相悖的，必须予以惩处。这就是两难的处境。

如果不加惩处，全国各地都效仿起来，岂不天下大乱？

如果直接处理百姓，在道理上难以服众，于是，只好找出一些“黑恶分子”加以惩处，先是抓了59人，现在又增加到200多人，

七、石宗源书记的引咎辞职与“慰留”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官府的压迫，在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火烧县政府、县公安局的重大事件，省委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应该引咎辞职，只免了县一级官员的职务是不够的。

但是，放眼今日中国，除了温家宝，还有一个好官吗？石书记能认识到这次事件是由于官府压迫所引起的“民变”，然后又到民间调研，走街串户，表现了较好的官风，也许，他是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这起事件不二官员，这样，还是要慰留，“戴罪立功”。

要是换了别人，还说不上会如何处理。

但是，我还是怀疑，县委、县政府不仅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而且他们还是当之无愧的当地最大的“黑恶势力”，所有的民怨都是由他们制造的，要惩罚，首先就要惩罚他们。但是，他们的上级部门，

——州委、州长们就没有责任吗？他们是不是县这一级“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有没有利益勾结？仅仅派去一两个新书记、新县长，是不是就能揭开盖子？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总之，问题多多。

                       2008-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