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生，学者，《诗刊》原编辑。
邵燕祥到《诗刊》来的时候是1978年，政治上还没落实政策，他还带着“右派”的标签。那正是整个国家酝酿着巨大变化的年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热烈进行，在这种时代氛围里，文学是最敏锐地感觉和反映变化的领域。
作为当时仅有的两个文学刊物（《诗刊》和《人民文学》）之一，《诗刊》在70年代末的这几年里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诗歌，跟当时思想解放的步调是一致的。在首都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和首都剧院《诗刊》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大型诗歌朗诵会：纪念周总理、纪念四五运动、反思“文革”等等，每次都引来上万人的观众。我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有“三种版本的《诗刊》”：印刷版、舞台版和街头版。印刷版就是杂志，舞台版指诗歌朗诵会，街头版是将好诗抄写下来贴在橱窗里，让街上的行人可以阅读。在那个年代里，诗歌的影响和力量是很大的。1979年1月，由《诗刊》牵头，文学界举行了首次大型诗歌会议，全国各地的诗人、民歌手都聚集到北京，这是“文革”后的首次诗歌会议。
思想解放运动也伴随着一批受迫害的作家诗人的复出。邵燕祥最初在《诗刊》负责编辑部，抓作品。在严辰等《诗刊》领导的支持下，他主持的编辑部对那些受难的老诗人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时《诗刊》编辑部确定了一个原则：对在历次运动里被打倒的老诗人的作品给予优先考虑，优先发表，适当照顾。比如被打为“胡风集团”之后消失的诗人化铁、朱健、罗飞，都是首先在《诗刊》上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艾青、白桦、公刘、流沙河等一大批落难的老诗人也纷纷在《诗刊》恢复了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虽然《诗刊》无权在政治上给这些人平反，却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文章为他们恢复名誉。
年轻人的诗歌创作更是那个时代的热潮。被禁锢了那么久，一下打开口子，大家心里都有话要倾诉，而写诗是最好的渠道。当时诗刊编辑是非常忙的，每天都有好几百封诗稿寄来。这些稿子写在各种各样的纸上，还有的写在香烟盒的背面，有的年轻人直接把自己写诗的笔记本整本整本地寄来。诗刊社也常常会有“不速之客”前来拜访、投稿。
在70年代末，地下诗歌已经形成了一股非常清新的风气。油印民刊《今天》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开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新路。1979年，邵燕祥大胆地把《今天》发表的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转载到了《诗刊》。回顾当年，《今天》只是一本年轻人自费油印的地下刊物，《诗刊》却是官方的“皇家”刊物、国刊，发行量几十万份。北岛和舒婷的诗歌在《诗刊》的发表，等于是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得到了正式承认，他们的文学取向和诗歌道路获得了充分认可。同时也让他们为更多的读者所知。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随后在《诗刊》组织的历次朗诵会中，舒婷的《致橡树》都必被诵读，被各种诗歌选本选载，直至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北岛的《回答》的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则被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名句。
邵燕祥是我这几十年的编辑生涯里遇到的编辑作风最严谨的好领导。交给他审的诗稿不出三天必然回馈给我们，不仅决定“用”和“不用”，而且必然要在每个诗稿后面写明自己的观点。现在想起来，他最好的一点是对作品的包容性非常强，不排斥不同的艺术风格。不管传统、现代，不管什么风格体裁，只要是好诗他都能接受。比如说一些人认为“老土”的民歌体，只要好的，他照样选登。刘章的《北山恋》就在《诗刊》发表，后来还获得年度诗歌评选的大奖。
今天回头看，当年对这些新诗的推荐对后来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今天》为代表的年轻诗歌打破了传统文艺那种“假大空”一统天下的局面。那种应景式的歌颂生产、歌颂政治，只写大我，不写个人真情实感的诗风迅速被人们抛弃。在这方面，《诗刊》的筛选为诗歌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生存环境，开辟了广阔的艺术道路。为此邵燕祥也受到一定的压力，当时有人讽刺说：“邵燕祥在天安门上一挥手，新潮诗朦胧诗滚滚向前走”。当然这夸大了个人的力量。———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潮流，邵燕祥和《诗刊》的领导、同事不过是顺应和引领了这个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