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虎照门

2008年6月29日，耗时将近9个月的陕西华南虎照门事件终于迎来一个有限的积极结果：官方宣布虎照为假，小演员周正龙被刑拘，13个涉案官员受到惩处。

不过，虎照背后尚有重重疑团，黑幕之后还有黑幕——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下，重重黑幕是注定无法被完全揭开的。迄今为止，围绕虎照门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官场丑态需要总结评析，以期让虎照门事件成为社会演变过程中重要的照妖镜，通过它来折射当下怪异的官场和权力生态。通过虎照门事件折射出来的公民力量的成长，也让我们有理由对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保持适度乐观，公众的持续参与将可以对抗劣质化的官场生态。

有论者将华南虎事件比喻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取景框，在这个取景框里“恰恰集中了这个时代最为荒诞也最流行的某些社会元素，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历史标本。这些荒诞元素中，既有无耻无畏的摄影造假、以假乱真的图片PS、底线失守的自我炒作、名利时代的扭曲喧嚣，更有少数官员明目张胆的政绩造假、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渎职作风，以及虚构项目、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权力腐败。”“官场本能般拒绝公众质疑批评，极尽太极手法的推诿塞责，耗费巨大经济成本、制度成本及公众信心资源却毫无半点结果的调查鉴定……谎言藏于某些官员“以人头作担保”的豪言壮语中，真相包裹于厚厚的腐败马甲之后，政府形象与公信力被无节制透支，华南虎照恰如一根搅屎棍，将一些地方龌龊不堪的官场习气连底搅起，腥臭难闻。”（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张培元）

我认为这些分析和定性是到位的。华南虎事件虽然一波三折，具备不同寻常的戏剧性，不过其内在机理并没有任何新鲜东西，简单的讲就是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冲动（这种利益包括现金，名誉，政绩等等），通过制造噱头来讹诈套现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约束的专项预算资金，甚至，造假事件就是权力层上下心照不宣的一场默契表演，唯一针对的只是中央财政的钱袋子，只是陕西地方官员将这场假戏演过了头，被原本可有可无的观众发出的嘘声坏了好事。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不受纳税人权利和透明规则约束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四处糜烂腐败乱象的一般性源头。腐败故事虽然越来越有“技术含量”,腐败所呈现的形式也越来越有创造性，一些不为公众所了解的复杂的产品和路径设计，都成为了腐败的载体，庞大的财政资金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利益相关者”的口袋。我们知道，这种腐败产品几乎可以是任何产品，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科技项目，公共荣誉，都可以承载种种隐蔽的洗钱路径。而华南虎事件中，这种产品也算相当有创意：通过联合造假，相关各方可以各取所需，而其中周正龙的所得其实相当有限，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小演员。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些巧立名目的利益相关方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时代的民间智慧，在庞大的网络打虎群体面前，他们进退失据，功亏一篑。

二、官僚集团

虽然虎照门事件的基本逻辑并不新鲜，只是官僚机构一贯的腐败机理在起作用，不过这个故事还是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独特性之一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荒诞事件中，那么多官僚群体愿意一次次为之背书？为什么这个事件的纠正需要耗时将近九个月？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

华南虎事件因为一开始就展现出强烈的戏剧化效果，而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牵涉其中的政治利益不言而喻。从技术性角度来看，鉴定一份照片之真伪，几乎没有难度，广大网友已经从各个角度指出其中之疑点，结论在官方正式结论出台之前，早已经不言而喻。可是为什么面对这么一个简单事件，从镇坪县政府到陕西省林业厅，甚至到林业部，以及陕西省政府，都不断的被卷入，在一个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他们为什么要在一场越赌越输的赌局中不断增加筹码？

对于这些追问和疑惑，官方倒是备好了一个答案。据新闻报道，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正永6月30日在省政府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表示，这件事充分暴露了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

不过这种答案说了等于没说。它本来就是用官场套话来敷衍那些追问，根本不会针对问题本身提供一些有价值信息。追问到这里，也许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才能继续分析下去。

这个视角，在我看来，就是官僚集团的兴起以及在此基础上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在本文的叙述中，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行政部门，事务部门的官员群体，而政治集团指的是那些主要承担政治功能的官员群体。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在本文的语境中，都是一些中性词汇，没有任何道德的褒贬。

之所以提到官僚集团的兴起，是因为在中共早期架构中，官僚集团空间被压制，官僚集团几乎沦为附庸。从49年-79年，中共体制内充斥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出来的干部，基本忠实于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官僚集团，也没有形成官僚阶层明确的共同经济基础。79年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事务管理的需要，官僚阶层重新萌生并缓慢发展，不过党管干部依然是基本基调，官僚体系湮没在后台。最近数年来，经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和多元，一些规章、制度和法律逐步出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官僚集团有了长足增长，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也日益凸显，政治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掌控能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

虽然从广义上来说，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共同构成了一个政治生态，享受着一些共同的利益机制。不过，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侧重点是不同的。官僚集团关注的更加具体：薪酬待遇，职业升迁，职业荣誉，事务处理等等。而政治集团关注的自然是政治利益，比如合法性、政绩，民意，指导思想，政治稳定等宏大叙事。政治集团关注的公众认同度、政府公信力和权力的公共形象等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利益，通常不是官僚集团关注的重点。民间俗语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实则暗含了这种利益的共享和分野。

在华南虎事件中，包括镇坪县林业局，镇坪县政府，以及陕西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的相关官员自然地成为了官僚集团的成员；而那些主要担负政治责任的官员，尤其是和体制存在深度相互依赖的官员，比如陕西省长，省委书记，以及更广义的高层政治人物和机构都可以被视为政治集团。当然在本文中，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在某些情况下，相关当事人的角色是可以转换的，这完全可能随着事件所影响的利益大小而来，比如省委书记在某些时候也可以归入官僚集团成员。

华南虎虎照的处理过程，深刻的反映了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分歧、抗争，以及最后的妥协。

上文说道，华南虎事件是官僚集团中相关机构的一种套利安排。当这种套利安排面临破产威胁的时候，官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被迫不断下赌注，而这个事件可能的政治后果却被低估或者忽视—毕竟政治后果通常不是官僚集团关注的焦点。当虎照门演变成为一个人所皆知的公共丑闻的时候，这些官僚和他们相关的部门依旧负隅顽抗，睁眼说瞎话。这足以显示官僚阶层在利益驱动下罔顾整体政治形象，以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为最高追求的现实趋势。

可笑的是所谓的政治集团，也许受制于政治派别林立，权力争斗失措，内部规则相互纠缠等约束，或许是因为系统超负荷而导致麻木，对于公众舆论和重大社会议题已经失去辨识能力（请参见拙作：“中共脑死亡”），加之必须借助官僚阶层维护稳定的需要，患得患失、畏首畏尾，长期间任由地方官员大量损耗整体政治权威（实际等同于对中央权力的绑架），在华南虎丑闻中表现得有些麻木不仁，任由事件蔓延，即便在公权力的政治形象一路走低的情况下，也长时间没有割肉止损。或许，他们也采取了许多劝慰性的举措，希望官僚集团能自我纠错。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陕西官员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方法，对于这个话题有意回避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一方面是政治集团对于华南虎事件的麻木消极，另外一方面是官僚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积极主动，因此这件“皇帝的新衣”继续穿在表情已经僵硬的权力身上。正是官僚集团利益诉求的畸形生长，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集团形成一种功能障碍，使得政治集团已经无法及时有效的清理门户，而最后政治集团被迫要处置的时候，形象损害已经不可逆转。

在华南虎事件中，政治集团最后噩梦醒来，作出有限交代，拘捕周正龙，处罚了13个官员。这姗姗来迟的交代虽然触动了特定官僚的利益，但由于官僚集团与政治集团共同分享的利益之牵制，这种被迫处置仍然是“舍軍保帅”，小人物作为替罪羊被抛出，丝毫没有触及体制性根源，其公正性和合理性必然被舆论诟病，更谈不上从此抑制和约束官僚集团牟利的不择手段。

华南虎事件之后，陕西省政府进行所谓整风活动，但明晃晃的照片再次把严肃的整风变成民间笑柄，整风会场中有不少人睡态可掬，丑闻之后再出丑闻，这也算是官僚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场景吧。另外，整风会议上的领导发言，显然仍在回避华南虎事件的本质，用一个较小的谎言掩饰另一个巨大的谎言，本质并无不同，如何能够指望参加会议者打起精神倾听领导发言？

三、民主化

民主化有许多种模式，威权体制本身走向衰败是民主化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央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统治集团和社会力量之间都在发生着复杂的互动，某种程度上都在瓦解着中共的威权架构。而华南虎事件的处置过程表明，兴起的官僚集团和走向衰败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能挖掘到这个博弈的影子）

这个变量值得更多关注，不妨多花费点笔墨，继续分析他们可能的博弈痕迹。

一个转型中的威权政体，由于有着制度性的分歧，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自然会产生裂痕，他们之间的摩擦，控制和反控制等博弈是一种常态。通常来说，政治集团拥有主动权，因为他们占据在权威的顶端，拥有人事任命的生杀大权，而官僚集团则表现出某种依附性。不过，政治集团的一个软肋是，他们必须依靠官僚集团执行其政治诉求，如果说政治集团是大脑的话，官僚集团大抵是他们的躯体。没有了躯体的支持，政治集团也就无所依托了。因此，在博弈当中，政治集团和官僚集团必须进行适度的妥协，通常的做法就是点到为止，而不能斩尽杀绝。

这种关注重点的不同，注定了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在相互配合的时候，也会相互博弈，甚至相互分裂以致背叛。每有轰动海内外的大丑闻出现，政治集团总要抛出官僚集团的几个人作替罪羊，这会让官僚集团内部逐步积累起“替罪羊怨恨”，替罪羊怨恨的强烈有时甚至会使某位下台官员公开抱怨，从而揭露出政治集团应负的责任。比如，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公安局长就满腹牢骚，抱怨警察过多地被推到非警务事件的第一线，直接与民众对立、冲突。

为了防止这种后果，通常来说，政治集团需要提供必要的利益刺激，同时也需要给官僚集团一种意义说教：那就是通常所谓的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的粘合性。因此，在极权主义鼎盛阶段，官僚集团几乎和政治集团密不可分，反应在现实生活中，那就是官僚集团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主动把政治集团的利益内化为官僚集团本身的利益，牺牲了官僚集团的职业利益，而完全依附于政治集团，也就是极权话语体系中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不过随着极权主义逐步过度到威权主义，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不断出台的是那些自相矛盾却日益破败的政治说教，同时政治集团已经无法约束官僚集团进行利益攫取，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恶劣生态中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逐渐显示出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的趋势。

政治集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绝对主导权，在很多议题上，不得不迁就官僚集团的利益，这是威权体制内在的癌变。站在民主化的立场，威权体制内在的这种癌变也许不全是坏事，官僚集团的利益驱动和惯性运作特点，有时也可以部分修正政治集团决策的偏执和不切实际，为民主化导入提供一个窗口。

当然，官僚集团的利益诉求不应该得到纵容，华南虎事件表明一个失去约束的官僚集团面目将如何扭曲，这种扭曲也不能指望威权政治来加以修正。这种修正必须要依赖现代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是一种权力约束方式，通过宪法，通过公共参与和程序化的民主设计来约束权力。这其中，官僚集团的势力无疑也是约束对象之一。与党国专制下通过政治化，道德化对官僚集团的约束不同—这种约束一旦被反动，必然意味着官僚集团利益化，腐败化，民主制度下对官僚集团的约束是通过法定的程序和透明的规则，还原官僚集团的专业特点，形成必要的职业规范，官僚集团才能真正回归现代社会的专业集团，法制化，专业化，非人格化，并受到法律和职业伦理的约束，取代极权主义体制下官僚集团对政治集团的人身依附，人身追随等关系特点。

官僚集团的这种演变轨迹意义重大。林茨和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提到巩固的民主政体需要五个相互作用的场域，这些场域彼此之间相互促进，使民主得以巩固。首先，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第二，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第三，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第四，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略有雏形，公民社会已见端倪，而政治社会似乎还在孕育，鉴于互联网的影响，公民结社似乎有了功能上的替代品，华南虎事件也映出了官僚体系的模糊面貌。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的巨大鸿沟之间，社会本身却呈现出了很多相似性。

也许在“虎照门”喧嚣的背后，民主化序幕已静悄悄的展开。

2008年7月18日

民国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它的确比我们此前的明朝历史、清朝历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发现彩色历史”的话，这个民国历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现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异的面目出来，很好看，也很好玩。

现在是民国热，我曾经做过这段历史，翻过一些史料，翻过这段时期的大批报纸，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点直观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民国的三个面相：第一个是制度面相；第二个我要考察一个现代化的面相；第三个我要考察一个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线行进

民国时期大分起来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北洋时期，一个是国民党时期。但是具体细分，它还有不同的阶段。在北洋时期，分得比较整齐的是“四个四”，即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国民党时期第一阶段黄金十年：1927-1937，然后是抗战时期，内战时期。

袁世凯时期，开始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大总统没坐稳就开始帝制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袁世凯这个称帝，未必是像我们很多历史学家讲得是这个人特想当皇帝，做皇帝梦没做成，等等。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谓的君主专制去。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最初的四年，就已经发生了历史的复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从做总统那天起就想当皇帝，所有的论证都是从后面往前推的。当时并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说好像他一开始就是一种专制的意图，没有证据。

在袁世凯没称帝之前，人们还看不到这个政权有溃败的迹象，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依然会称帝的原因，但是称帝以后不到几个月，就溃败了。历史上讽刺他说是“二陈汤”送了他的命。“二陈汤”一个是陈宦、一个是陈树藩、还有一个是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来都挺忠于他的，后来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开玩笑，就说袁世凯的基本力量，确实在他称帝之后呈现出土崩瓦解的态势。

我认为有一点，不是因为袁世凯想把中国拉回到过去，他的行为是违反了当时中国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实当时老百姓对民国很不感兴趣，发现民国真不怎么样。没有皇帝的日子还不如有皇帝好过，老百姓当时其实是这样想的。这也是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缘故，他觉得中国没有皇帝镇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时候不抗税，没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税。所以袁世凯觉得很麻烦，不光老百姓这样想，底下那些地方势力，尤其是地方军人更这样想，所以他就称帝。这样之后发现情况更糟。社会上层在清朝垮台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忠孝仁义这一套崩解了。忠于谁？核心的价值没着落了。于是西方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就是严复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它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

袁世凯称帝触犯了这个进化论，触犯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上层，包括多数的手握重兵的军阀。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锷他们有多大力量，关键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孙中山刚刚创立民国的时候，实行的是美国体制，就是总统直接统率内阁。因为孙中山对袁世凯不放心，于是把这个制度改成了法国制，就是半总统制。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多了个总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责任内阁不在总统。

袁世凯死后是段祺瑞执政当家，他当的是内阁总理，因为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死后又重新恢复了民元时的国会。这就开始了皖系统治时期。

皖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至少在国家政治运行上，很像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国会、有参众两院、有议案、有表决、有责任内阁上国会述职、报告，虽然也是国会里头墨盒乱飞，茶杯乱摔，甚至开会打起来了。那时候看起来很像一个民主体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实际掌权的段祺瑞发现跟国会弄不明白，跟总统也弄不明白，就出现了府院之争。府院之争背后实际上是责任内阁或者说掌权的总理跟国会之间的问题。于是他就把第一届国会废了，宣布它到期了。国会议员觉得虽然我们时间上是到了，但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履行职务，你应该补。段祺瑞说不能补了，于是就选了第二届国会。从1917年开始酝酿到1918年选出第二届国会，其中有一个叫徐树铮的智囊，操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就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地方找了个大宅子，把这些头面人物进行联络，里面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后又往下派，往下撒钱。民元国会基本上还是选的，虽然选举人投票是糊里糊涂的，一团糟，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贿选。

到了第二届国会，两种方式，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贿选、买票。他们就是两层，第一次初选出来之后再互选，把人选上去，选成国会。大量都是贿选，公开的买票。当然也有比较横的，比如各地军阀，他打开票箱一看选出来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马上换票、重写。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买卖。这样通过买的方式，选出来一个第二届国会，人称“安福国会”。

显然，从制度层面上第二届国会就比第一届国会差了，但是后来皖系被北洋系里的直系推翻了，之后直系又恢复了民元国会。按道理说这个国会不是贿选的应该好一点，但殊不知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些国会议员早就已经很腐败了。当时北京有一个说法，就说逛妓院的，又说是逛胡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两院一堂”，“两院”就是参众两院，“堂”就是京师大学堂，那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特别喜欢逛胡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里，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开始贿选，那时候总统是由国会议员选出来的，他不像袁世凯，袁世凯不贿选，他是派人把两院给包围了，说我们都是公民，你们必须把符合我们要求的总统选出来，要是不选出来，我们就不让你们出去吃饭睡觉。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锟用的是软的一手。他就说你们选吧，一人给你们发点补助，这补助就是五千大洋。当然也有便宜的，关键是看买卖的时候这个交易的结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时候大总统就开始贿选了，皖系贿选国会，直系连总统都是贿选的。

到了奉系上台的时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个临时执政，执政府就在铁狮子胡同，现在还在。临时执政就没有国会了，然后临时执政的执政府干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后没办法继续了，这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出来当家，他变成了军政府，安国军政府，他当大元帅，军政府就更没有国会了。

袁世凯时期，我们后来说他到称帝的时候已经是有点特务统治了，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因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报纸还是可以抨击他，章太炎这种人的不满意，在底下骂还不行，还非得跑到总统府去大骂，砸桌子、打家具，最后无奈了才把他软禁起来。这个软禁可是非常优待的软禁，一个月给他发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当政的时候，当时报纸骂段祺瑞骂的非常难听。但段祺瑞并没有因为这个骂去把人家报馆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没有。直系的时候，这方面也还可以。

到了奉系就开始实行管制了，尤其是还管大学。奉系接班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比较穷的时候，老师开不出工资来，张作霖说：工资我给你们开，但你们必须听话，不听话就抓枪毙。这个时候开始杀记者了，当时著名的记者林白水和邵飘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枪下。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情况就更糟了，对思想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就更严了，这时候就开始有新闻检查官了。至于制度，国民党的制度虽然不是军政府，但事实上是军政府。它是党国，就是以党治国。但事实上党组织又没有军队发达，国会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以国民党的党代会来代替国民大会，立法院实际上并不运作。

我们看到民国这两大阶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着一个下降线在进行的。它跟整个社会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们觉得我们只有不共和，只有远离民主才会好一点。到了国民党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整个的民主状况是要比北洋时期差一大块，但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力量有所恢复。可以说，好像在制度上是专制在救中国，不是民主在救中国。

为什么在制度层面上这样走下降线？辛亥革命以后实行的制度，从西方移植的代议制体制，中国人实行起来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连上层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中主要是两权，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因为司法相对来说要超脱一点，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台面上，就是两权在争取。但这两权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协调、怎么操作。掌权的人那时候是段祺瑞，一开始他真心想老老实实按西方那个规矩来运作代议制，我去做一个责任内阁。但是他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规矩运行，他处处碰壁。反过来，他不玩这套，他引入军人干政，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他发现这时候是如鱼得水。就说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坏了做一路畅通。、

民主的招牌、代议制的招牌，没人敢摘下来。包括蒋介石在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都是在内部讲话里讲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统治，或者说中国的军阀时期。军阀时期是挂着最先进的一个制度招牌，但实际上是军阀。军阀却始终不能直接去统治，除了非常少的阶段或者小区域，像县，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统治，他必须有一个省议会。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彻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进化论才流行，《天演论》才发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这个进化论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意义上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众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这个招牌没人敢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就意味着复辟。人们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真的想着去尊重它，说我们真的去操练它，操练之后发现不行，就开始阴奉阳违了，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挂的是这个招牌，我底下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进一步就像国民党时期有个训政，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们：训，教训，我把他们教会，然后再来实行。说实在的，就这些口号和制度运行最合适的就是训政，就是虚伪程度还低一点。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进化论这个因素，有了制度的这种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带的东西，比如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新闻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还是有的。就说你到国民党时期，还可以自己办报，但他还是会查你。

真正的政权的运行实际上是在按传统的路数在进行，从帝王时代的皇权和绅权联合统治，变成军人和绅士联合统治，就是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基本的路数都是传统的，只是这个传统有点千疮百孔。军阀们也曾经想修复这个，想祭天、想祭孔、想振兴国学。不仅袁世凯想搞这个，连那个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枪，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也在讲经，也在印十三经，据说中国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经就是张版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并没有能够真的去恢复传统，恢复不了传统，也摘去不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个民国的政治确实有一种吊诡，有一种玄幻的感觉。

现代化面相：物质现代化，思想专制化

民国时期的一部分，就说在沿海都市，民族工业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后来的著名品牌，比如说“侯氏制碱”、“金星钢笔”，这些都是在民国没有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业。但是这样的民族工业，在同时代放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

我们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还有很多文化艺术的繁盛，大学的进步。其实我们可以说军阀本身并不像我们很多通俗作品中讲的，都是坏人，都是些抢男霸女的，毫无爱国心的恶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们可以承认，军阀中确实有土匪。但是军阀的主体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清末国家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编练新式陆军。新式陆军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洋系的，就是袁世凯系的；一部分是各省练的新军，这些人后来都成军阀了，他们当初都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

日本人允许中国人学军事，但是只许你学士官这个层次，就是最基层的，他绝对不允许你往上学。日本有军官大学，但是不让中国人学。即使这样，中国人还是去学，非常非常吃苦。在军校里，不仅是要接受训练，还要忍饥挨饿，还要受老兵的欺负。后来华北有一个著名的汉奸叫王继堂，虽然臭名昭著，但是清末他是唯一以进士身份到日本学军事的，到日本之后被军曹揍得实在不行，腿都打断了，最后退学了。像他们这种人，那时候很多，像唐继尧、阎锡山，还有辛亥革命三杰，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都是当年一腔报国之志，学完军事之后把中国先从军事上强大起来。

还有一批是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一个是保定军校到陆军大学，还有一个是各省的讲武堂，一大批人都出来了。他们当初学军事，并不是单纯的想混个出身，很多人就是想投笔从戎，就是想以身报国。但是非常不幸，到进入民国之后，这些人统统变成了军阀，不管他愿不愿意，要想生存，就要割地自雄。但他们并不是都没有想法，还是想做点名堂。

比如说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他们从个人品质讲都是很不错的人，操守很好，不怎么贪钱，而且练兵练得非常好，军队纪律很严明，而且经常对军队进行讲话，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讲的就是帝国主义怎么侵略我们，挂一个时局图，讲日本人怎么侵略我们，俄国人怎么欺负我们。

还有阎锡山、唐继尧，他们是一方的割据者，但他们都想搞一点建设，搞一点社会改造。阎锡山最明显，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主要学日本，一是军国主义，现在军国主义很臭，当年确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强盛了。再一个就是学地方自治，日本式的地方自治，警察式的社会控制，所以那时候的山西号称是模范省，搞村治特别火。

不能说这些军阀都是大混蛋，他们的确是想按照现代化的途径把中国变好、往上走，无论是整体上的操作，还是局部操作都是这样。只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走到民国的时候走向歧途了。

军阀的治国之道，整体上讲跟制度的下降线是有关系的，他们慢慢就选择学习比较专制的东西，学习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这两个国家是在近代历史上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但是也是我们向他们学习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从北洋时代，甚至再往前推到清末，从甲午以后就是学日本。大量的学，尤其是要学日本的军国主义，学他们整个的社会改造，学日本的专制统治，军人统治，军人至上，但中国没有学像。在国外的研究中，他们把国民党也称为列宁党。国民党学俄国主要是学那些专制，组织控制，思想控制这一套。所以在制度层面上是在下降，在现代化层面上也是往那边走。可以看到，在物质层面上，现代化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整个社会思想在制度文化上越来越往专制方向走。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时期，是一个教育的繁盛时期。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特别想进大学，特别想里头有党化教育，有个人崇拜，他特别想，但他就没有做到，他穷一生精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确后来形成了一套，虽然后来有很多野鸡大学，但是人们不在意它，就像现在美国也有野鸡大学一样。但是在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有好大学，而且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历史形成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壮。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等都是。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它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这种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这么办就没有竞争力。

在民国，大学运转的过程中都办的像模像样，以至于说某些军阀要来办大学的时候，都要比着这样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但是现在河北大学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我们讲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简单，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说对大学自治的一种基本尊重，于是我们就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学真好，而且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警察一个月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大学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

综合起来看民国的三个面相，它是不一样的，但有内在联系，并不是三个面相互相孤立。不是说制度的下降，或者说现代化的追求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三者之间是矛盾的，也不是说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衰落跟思想文化是成反比的，说国家越衰落必然文化繁荣，反过来也不是说国家强盛思想文化必然繁荣，也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最应该是从民国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实际上是翻的老帐，人们对它感兴趣无非就是权术。真正应该吸取教训的应该是我们操练西方制度，是我们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我们怎么去操作的？我们怎么失败的？我们为什么失败？

杨佳血案的大背景，是赤那大陆的现在局势，中央伪共与地方匪共的赛跑。中央拼命要求稳定和谐，地方拼命制造不稳定不和谐。外部表现则为，中央不敢严厉责令地方反腐锄奸，因为需要地方的拥护；地方则窥穿中央的弱不禁风，放手大胆的残害民众。官逼民反，四处揭竿。伙计推老板，大眼瞪小眼！

1，狗官奴才小组=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伪共，伪称它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其实就是若干个“狗官奴才小组”。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按照惯例，比如江苏省，党的省委书记是全国党代会的本省代表团团长兼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是全国人代会的本省代表团团长。按照行省制度，地方的省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地方的省长与中央的部长可以平调。那么，由本届中央政府的地方省长率领各省的一些人，来组成国会[全国人代会]选举下一届中央政府，岂不荒唐？

事实是，在国会召开之前半年，中央政府就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把各自派别的奴才空降或者调动到各省担任省长，然后作为该省的国会代表团团长，进京表演一致通过。各省代表团包括各市分团，例如常州分团，也就是下属县级市的市长作为代表了。我们可以网上回忆三代，什么时候选过代表？什么时候有代表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有意见找哪个代表进言？

所谓大会，应该是一个人的发言可以让所有的与会者听到，但是赤那大陆的国会，则是颇具赤那特色的小组会，所谓大会，只有几个党国领导人在台上大放厥词，剧本之外的发言，则可以在各省的小组会当中，或者行业性的小组会当中。谁想有所微词，影响力顶多在小组之内，而且很快遭到围歼，官话叫做“教育帮助”。所以即使有哪个国会代表想要呼吁民命，声音还没传出本小组就被灭了，所以大会堂上永远是“一致通过”。

所以，它的实质是，狗官冒充人民，奴才冒充代表，小组冒充大会。宪法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就被偷梁换柱成了“狗官奴才小组”。

2，中央伪共，地方匪共

现在，伪共越来越剧烈地发作它孕蓄已久的“党格分裂症”，何解？叫做“中央伪共，地方匪共”。因为伪共官府的所有狗官，都是要捞钱的，中国传统特色的“刮地皮”。当大官的不能到处伸手从各级财政的油锅里捞钱，总要使用“钱耙子”，就是他们的商务代理，采用批项目做生意的方式，让信得过的奸商从国家投资项目或者国家配额市场当中捞钱。然后呢，狗官们总有各种理由，比如儿子要上学，老娘要过生日，老婆要开店，二奶要置房，小姨子要治病……，嘴巴一努，奸商们就会意了，孝敬银子，拨付外汇。

这样呢，狗官的级别地位越高，越蠢，以为是自己的德高望重讲义气，帮了几个商业朋友或者地方官员朋友的忙，所以才有人家送银票，却不知道，具体Case里面，都是油锅里捞钱，每个项目都要侵犯公众的利益。为你官老爷捞钱的商人，它难道是学雷锋？为你担了捞钱的风险，它自己为什么不捞？为你捞一万，它自己就要捞十万，出了纰漏你罩着兜着。所以，高级的狗官其实是被低级狗官或者奸商玩弄于股掌当中，是坐在火炉上的。小官小商随时能远遁，你一个省长部长不能忽然失踪呵？总要出入国家场合或者国际场合是不是呵？

所以，中央官府的狗官，好歹要讲点面皮，屁股底下烤火或者脸上烤火也要忍着，或者不耐寂寞干脆搞些更为热闹的，显得伟大光荣，例如奥运啦世博啦，反正都是醉生梦死，索性痛快一点荣耀一点。但是下级狗官或者奸商，都是远离庙堂久逃江湖，哪里是煞笔？当然知道总有一天自己的保护伞会被风卷走，所以乘着靠山没倒，加紧狠捞猛捞。巴结上面欺诈下面，就要说尽千言万语；能捞的项目都被捞了，还要新开项目新刨地皮，从哪里榨出钱来，就要想尽千方万计；捞一个项目，也要敲够那么多的图章，跑穿那么多的衙门，还要伪装成外资引进出国考察，就要踏遍千山万水；给这个狗官的二奶磕头，给那个狗官的秘书笑脸，哪里容易呵，也要吃尽千辛万苦。

3，中央与地方，越来越紧迫

越来越紧迫的是，能捞钱的项目趋近于零，比如开始是钢材煤炭是双轨制，可以靠着钢铁公司慢慢吃饭，后来双轨制就没了。开始是国有企业的进货成本和销售收入的两边抬高，后来就变成私有化了。开始是旧城改造，改造完了风水宝地就要另辟。所以，捞钱的机会越来越少，周期越来越短，行动也就越来越短期化。更有不耐烦地，索性明火执仗，扒房杀婴。

还有不争气的是，狗官自己在官府里要加紧尾巴做人，但是他的亲戚朋友却是狐假虎威欺压良民，就象西门大官人发达了，就有一帮闲汉，恨不得捧出他老人家的卵泡来扛在自己肩膀上。朝廷还有几门穷亲戚，是不是？贾府还有一个刘姥姥呢！下面的人出事了，帮他摆平一次，下次他的胆子就更大了，大到无恶不作，大到还没作案就忘乎所以了。凡有官府背景的，哪怕能从衙门的门缝里闻到一个屁，都以为自己比平头百姓高出一头，于是凡是总要压过百姓一头。百姓呢，水深火热，憋了一肚皮的鸟气，怕他个狗腿子还能再怕你个二尾子？地方上反正是天高皇帝远。

中央的稳定，是靠考核各个地方的稳定，政策是“谁的孩子谁抱走”，别在国家门脸上制造不和谐。至于浩如烟海的冤案，中央哪里够有清查的人手？特别是江泽民为代表的机械官僚上海帮的盘根错节，哪里能让胡锦涛的青蛙帮消停？邓小平开始留下，经过江泽民发展的深仇血海，哪里是谁能填的平的？

4，中央推给地方，地方杀向中央

这种不平，可称之为“上访成本的倍增原理”，源自“共产党的正确公理”。什么叫做“正确公理”？具体在组织制度上是不允许犯错误的。一个基层同志如果犯错了，要为国家造成损失，官府要为他支付国家赔偿给受害人，他就留下“不正确”的记录，不能升官了，前途也就完蛋了。所谓是否犯错，要靠组织确认的，首先是得到举报，然后立案调查，最终作出结论。

但是，谁愿意经过自己的手毁掉一个国家干部的前途呢？所以，有的同志比较好心，一般接到举报，可能就悄悄转给当事人说你们好自为之吧。还有的同志一看就能估计出这个案子里面有多少油水，转回一份举报就能落下一笔人情。所以，这就有了动力，只要有举报案子，受理者即使不认识当事人，也可以找到中间人，转交举报材料或者上访材料到达当事人手中。受到一点回报呢，就成了贪官。

当事人呢就是那位污吏，本来昧着良心作下这个小CASE，既能吃到一点利益，还有一份自以为聪明的光荣感，而现在得知自己受举报了，首先就是欠下了一份或者数份人情，反思自己手中有权的伟大感受到侵犯，光荣感变得沮丧，正确感如果不能维持的话就要毁掉前途。再说了，帮忙压下举报的朋友，是要支付人情债的，至少要让他们分享一点薄利，否则都在官场上混谁不知道深浅？下次谁还帮你办事？这位污吏呢，还有他自己的提拔者或者分管领导，一旦他被确认犯错，那么上级新老领导都要为之担负连带责任。所以，一位同志可能犯错，但是他的上级或者朋友们都支持他去证明自己没有犯错，都能让他欠下人情债。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给压制举报者的利益，还是要从这个Case当中榨取，或者制造别的Case.

受害的访民呢，一看这条路没有访通，那么另访别的部门，本地各部门都不行，就造访上级的一个一个部门……直到中央的一个部门不通，再找中央的另一个部门。所以这么一来，一个小地方的小芝麻案子，小小的受害者如果不能与当事的污吏私下搞定，只要越出这个污吏的职权范围去上访，就是开始挑战以中央为核心的整个国家机构。所有的访民，都从地方杀向中央。地方的官吏呢，为了减少中央给自己留下的纪录，都到中央来杀本地杀来的访民。所以，各地的访民和官吏，都要杀向中央。

5，地方与中央，共逼访民上绝路

不要忘了，杨佳首先是个冤民、访民，否则北京和上海的警察为何都去造访他家？本来如果放手让所谓的维权律师来代理冤案，一个个开庭审判，访民或许还有一丝希望，但是自从伪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始迫害高智晟律师，为了他自己的陕北延长油田的利益，全国各地政法委都是心领神会，一齐动手严打那些维权律师。更何况为了今年的奥运直至明年的60周年国庆？现在即使把全国所有的律师都放出来投放到维权领域受理冤案，也来不及清理呀！

所有冤案的动力，都是行业或者地方的匪共的权力造成的，这些权力又都来源于要求和谐稳定的中央伪共。中央伪共为了自己的面皮，或许是为了自己的和平演变的时间表，拼命要求稳定，要求各地降低民众的上访率。但是，地方匪共也知道自己的权力可能很快就要受到限制，很快就不能为非作歹了，很快就要遭到清盘，所以不惜一切要打压自己的受害人，以便掩盖自己的罪行免遭曝光，同时还要尽快榨取利益作为经费，以供享受贪腐谋取升官或者伺机叛逃。所以，中央伪共有一个和平演变的时间表，地方匪共也有各自的贪腐叛逃的时间表。假如中央伪共的时间表能够罩住地方，就能把民众骗回地方等待调查。否则，地方匪共的时间表突破中央，就把民众逼上绝路。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杨佳从北京去上海旅行，在闸北遭到恶搞，如果不能由闸北政法委摆平，那么就要上访上海政法委，无效再到北京上访中央政法委。但是，杨佳的母亲王静就是一位资深的北京访民，还结交了很多的各地的包括上海的访民朋友，刘华琳、马春英、朱金娣、沈永梅、张翠萍……故事都是杨佳耳闻目睹的：如果能在上海上访有效，她们还会来北京吗？既然上海警察到北京来捕捉上海访民之时顺便造访了杨佳，杨佳还能跟她们一样钻入上访的隧道吗？

6，杨佳是个抗暴救国的定音鼓

杨佳之母王静曾经因为上访而突然失踪被拘留15天，害的杨佳15天没饭吃。假如杨佳不会逃出去找饭吃，或者杨佳还小呢只有3岁，那么杨佳就是与成都的3岁女孩李思怡一样的饿死鬼。假如李思怡没饿死上学了，就是瓮安的李树芬。李树芬中学没死掉，上了大学了就是成都的魏星艳。魏星艳大学毕业了当个女教师，就是湘潭的黄静。所以杨佳作女的不行，还是作男的，跑出去找工，就是广州的孙志刚。没被打死找到工了吃饱饭了，假如上街敢管闲事，那么杨佳就是天门的魏文华。不愿意像魏文华那样被打死，那么就做北京的崔志勇。既然做了崔志勇就要等死，还不如痛痛快快找死，做回杨佳自己，“给你一个说法”。

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假如杨佳刀下6名老警察的殉难和4名新警察的丧胆，能够换来伪共暴政的洗心革面，能够促成《世界人权宣言》在中国大陆的兑现，那么也就值得了。因此，我首先支持6名老警察的家属，应该要求获得“共和国卫士”的荣誉和待遇，以及丰厚的抚恤，这是伪共上海官府应该为其雇员做的，因为6名老警察毕竟是在公务时间死于公务地点。我更建议，让杨佳活着，等待6名老警察的儿子都长大了继承父业，等待4名受伤的新警察教给他们武术，然后由他们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向杨佳寻仇？

1946年，天津教育家张彭春先生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参与创办了联合国及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与美国故总统罗斯福的夫人等人一起，并促成获得通过于1948年。伪共既然占据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那么就有义务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它说：“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抗，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7，杨佳的说法，注解了《世界人权宣言》

1948-2008，过去60年了，怎么样了呢？“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所以“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抗”，这就是杨佳少将的“给你一个说法”！所以，按照《世界人权宣言》来解读杨佳，就是：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反抗暴政，我不知道还有哪位的思想权威的地位高过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

根据1948《世界人权宣言》制订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称A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通称为B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署。中华民国台北政府已于1967年10月5日签署生效。《宣言》及两个《公约》合称为《国际人权宪章》。

但是，自称是中华民国继承者的伪共官府，于1997年10月签署了A公约，竟由2001年的全国狗官奴才大会作了所谓“批准”的阉割，而且拒不向国民宣传；1998年10月5日，伪共官府代表签署了B公约，但8年来一直未获全国狗官奴才大会的批准。香港《大公报》最近引述权威消息证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于2008奥运开幕之前获得全国狗官奴才大会的批准并向国民公开。我们拭目以待。

7月21日，曾被判处三年徒刑、目前正在服四年缓刑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杜导斌再次遭到逮捕。湖北孝感市公安局对其家属表示再次逮捕杜导斌的理由是，他在缓刑期间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在海外发表文章，外出不请假，接待客人不请示，不向当地警方定期汇报思想。

曾帮助杜导斌向湖北省高级法院递交申诉状的刘路律师认为这几条理由非常荒唐，他说杜导斌写的文章大部分为理论性文章，而且言辞温和，所谓外出不请假更是不近人情，杜导斌2004年6月出狱后多次请示要求探望年迈多病的老父亲，均未被批准，直到父亲已下病危通知，杜导斌才去探望了一次，之后即被警方遣送回应城，至于杜导斌接待的客人，都是中国的守法公民。当局在缓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将杜导斌逮捕，可能意味着执法机关希望执行对他的三年有期徒刑，实际上杜导斌在四年缓刑期间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等于在家中坐牢，刘路律师为杜导斌非常不平。

记者从杜导斌的一审、二审辩护律师莫少平处了解到，当地公安机关要求杜导斌的妻子夏春荣更换手机号码，并警告她不要跟外界联系，尤其不要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甚至不能和律师联系，否则她本人会被抓起来，孩子今后升学也会受到影响。据夏春荣的朋友今天来电，夏春荣7月24日被公安机关带走，具体情况目前尚不得而知，因此律师也未能收到有夏春荣签字的律师委托书。

谈到此案的法律程序，莫律师表示，目前在中国由缓刑转为实刑，是否允许当事人抗辩、聘请律师、经过开庭的程序，还缺少相关的具体规定。公安机关是缓刑的监管机构，如果认为当事人违反了法律、法规，可向法院提出建议，撤销缓刑改为实刑，法院在收到公安机关的建议书三十天内会下一个裁定。从法理和公平的角度讲，法院应该进行开庭审理，至少以听证的方式，允许杜导斌抗辩，不应该偏听偏信，只听取公安机关的一面之辞。夏春荣告诉律师她至今未收到法院的裁定书，因此律师正积极与孝感市中级法院取得联系以证实此事，如果未下裁定，律师将以建议书的形式建议法院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听取杜导斌的抗辩和律师的辩护意见。据其家属反映，在此之前，法院从来没有传唤过杜导斌，听取他的意见，以证明公安机关所说的是否属实。律师认为，法院应该听取两面的意见，居中下一个裁定。如果已下裁定，说明法院完全没有依据法理和公平的原则走这样一个程序，接下来亲属和本人只能就公安机关执法中的问题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或继续向法院进行申诉，法理原则上有个这些司法救济渠道，但能不能启动，实际上很难保证。

两次世界大战和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经验，使得西方学者对于共产党及极权主义有着深刻的研究。这一研究尤其是在柏林墙倒塌以后，很多以前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共产党社会自身是否能够改变的幻想及绥靖问题，都有了历史性的、经验性的答案。这种对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看法，也表现在他们对于古巴、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乃至北韩的认识。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这种对共产党的认识到了中国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常常打上折扣，很多时候甚至有不愿面对中国共产党也是典型的共产党这一事实的现象出现，例如四九年前后的美国，冷战时期的欧洲，九十年代至今的西方。

曾经使得国际社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原因是，在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先是由于二次大战对抗希特勒和日本，其后由于冷战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西方的某些中国问题专家一厢情愿地特别把中国隔离出共产党社会。然而冷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事实却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切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特点；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传统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

曾经使得西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过去、并且至今仍然错误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是，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自身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商人固有的趋利性，以及冷战结束后，西方人不再感到极权的共产党阵营的威胁，专制对遥远的中国民众的迫害对于他们无所谓的自私心理。尽管两次大战和冷战时期曾经使西方几乎所有的人感到普世价值和他们休戚相关，但是现在无论中国怎样，看来都已经不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活。

然而，尽管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西方的学者还是早就有非常清楚明确的研究和分析。

德国的政治、文化著名教授，曾经担任过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长的Hans Maier，在他的《政治化宗教——极权主义制度和基督教信仰》（Politische Religionen：Die totalitaeren Regime und Christum，Freiburg，1995），以及《极权主义和政治化宗教》（“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Muenchen，1996）等多部著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虽然直接接触西方的东西不多，但是他的最根本的思想，以及做法却是和斯大林、希特勒一样来自于西方的极权主义政治文化，基督教政治化传统。Maier在他的极权主义研究中，几乎每阐述分析一个现象都是以希特勒，苏联和中国的情况为案例作为典型对比分析。对Maier来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权，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近代世界的历史文化产物！

德国当代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代表人物R. Dahrendorf，在他对于当代极权主义的分析中，指出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在文化上的两个典型特点，第一是反传统，第二是反对近代人权自由的价值观。这两个特点在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在柬埔寨、古巴、北朝鲜，在中国都一眼就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五四后反传统思想潮流中的产物，执政后更是文化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及至人类最黑暗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规范从来都没有超出一般共产党，及其政权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无论他们说什么，及如何零碎地利用某些传统的形式，但是他们最根本的表现永远是无视近代人权自由，无视传统。

这种共性表现在政治上，中国五七年的反右，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整肃，和苏联的大清洗，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各种名目的整肃是类似的。在中国传统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异议人士，可以归隐山林，可以退而著述，然而共产党对异议人士，却是基督教式的对异教徒的审判和灭绝，因为对中国传统来说，是意见思想，乃至为人的分歧，但是对共产党文化来说，由于共产党代替了宗教的上帝，因此不同思想的人，就成了异教徒，魔鬼与敌人。实际上，所有共产党对于不同意见镇压的措辞，措施，例如“清洗”、“反右派”、“异教徒”（Haretiker）、“异端分子”（Ketzer）、“蜕化变节分子”（Renegate）等术语，整肃中要求的交待、忏悔形式都是来自“产生于政治化基督教”传统的极权主义文化。

中国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更是五三年柏林起义、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捷克事件等在中国的典型翻版。邓小平杀气腾腾的言论，对人类价值的蔑视，和希特勒、斯大林、乌布里希、昂耐克等毫无二致。

据Maier的研究，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语言表述就都是基督教救世主式的了。例如“战胜黑暗势力”、“改天换地”等都是基督教式的语言，而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

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都和苏联和东德惊人的类似。早在十月革命初期，苏联就开始了文化革命，而在二八年到三一年，苏联也的确进行了一个文化革命。对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西方学者也已经有非常具体的研究。再例如，德国人都知道，在莱比锡，为了建立马克思广场，四十年前对于圣保罗教堂毫不留恋地炸掉等令人痛心发指的事实。而在中国，且不说文化革命的普遍性，单只说北京的城墙和老城的消失，就让人看到一切共产党国家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竟然如此惊人的类似。

共产党当然也利用传统，像如今中国共产党那样，然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利用，在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也曾经常使用。例如他们的教科书上经常宣扬苏联的科学家以加强民族主义。但是这种宣传说到底是为了他们在政治上对抗西方和外部世界，而不是为了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延续。

至于时下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于法轮功的镇压，对于独立教会的禁止，三自教会的扶植，其实也都是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和反常的行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教会，在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以及在中国共产党攫取政权初期对一贯道、基督教等各种宗教，都一贯地、同样地使用这种残酷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和屠杀。

事实上，究其根本，文化革命思想，现今世界那种要在文化上非此即彼的思想来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思想。正是西方的宗教文化思想把那种信仰的唯一性推展到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造成对各种在它之外的思想和文化的排斥、反对，反传统。文化思索，文化革命这种思想自从十八世纪以来，在西方产生，并且一直不断，例如今天德国的排外，公开对多元文化的反对，要求移民放弃自己的文化整合到德国文化中去，都是这种倾向的产物。与此相对的是，近代产生于西方的自由、人权思想，却正是在与这种排他的，非此即彼的宗教文化的抗拒反对中产生的。

至于如今德国政界和知识界某些人说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中国式的，和他们打交道要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中国共产党不肯承认人权劣迹、地震中的罪责是出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人们只要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睁眼说瞎话。

单就时下中国遇到的地震等各种自然灾难来说，共产党政府的表现就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的作法。在中国历史上，每到遇到这种大的自然灾难的时候，皇帝和大臣、文人都诚惶诚恐，没有人再敢于纠缠当时的政治。不止一个皇帝曾经为此下罪己诏，官员、文人为此告诫执政者要慎政、慎思、慎行。但是反观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尽管不止多次遇到过不同规模的自然灾害，甚至也有把人灾归咎于天灾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共产党的文化是自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自己代表真理的文化，所以他们从来也没有下过罪己诏。对共产党文化来说，的确根本就没有“罪己”二字。共产党文化的特点已经造成罪己就意味着这种文化基础的崩溃，意味着共产党的下台。

去了中国传统，表现同样的当然不仅是共产党集团领导人、党员，而且还有其培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文人。

“中国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讲究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死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共产党集团的精英们却绝对没有这一切品质。他们最重要的是党派团伙的利益。从周恩来、胡耀邦，在政治沉浮中终于爬到高位的胡锦涛、温家宝，到现今中国的知识界，所有的共产党精英，从来没有人有过中国传统精神。伯夷叔齐，诸葛亮范仲淹早就从中国大地消失！

其实那种以为中国文化好面子，不愿意当众承认错误，根本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听途说的看法。中国文化中不仅做普通人，甚至做统治者的中心内容都是闻过则喜，有“邹忌讽齐王纳谏”，有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甚至一部教人作文的《古文观止》，通书都是教人治学、从政，处世、为人，要“诚”、“信”，要超越个人安危、党派团伙利益。中国文化要的是吾日三省吾身，公开认错永远是中国人尊尚的美德。

然而，共产党及为其涂脂抹粉的精英却恰恰相反。

这是一个为了权力和政治，团伙利益可以不要脸的党团。六四大屠杀，邓小平就是明知道会遭到世界的谴责，但是还要蛮横地不顾面子，在全世界电视镜头下屠杀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类似的表白，毛泽东比邓小平更直白，他甚至在讲话中多次承认，共产党人就是比秦始皇还残暴，杀人比秦始皇要多多了。共产党人就是公开搞阴谋——也就是他说的“阳谋”。庐山会议，对不同意见的彭德怀，更是直接粗俗的骂娘！

这种文化西方人是熟识的，希特勒如此，斯大林如此，这是一种自以为代表真理的，“救赎的”（Erloesung），“救世主的”（Messianismus），典型的来自西方的共产党思想和文化。它是一种没了神的基督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以神自居、审判别人，及伴随它的专横教条的思想和精神，也没有那种蛮横残暴的屠杀不同意见者的手段。中国传统的阴暗表现呈现的是另外一种形式，不战而屈人之兵，攻人先攻心、借刀杀人、杀人不见血、二桃杀三士、挂羊头卖狗肉等等。

至于时下这种文化下的精英们的忠党阿谀逢迎，追党六亲不认，为党藏污纳垢，罔顾做人基本底线，就更都是近代极权主义，唯物主义者们带来的特殊的文化。任何稍微了解一点中国文化的人都能够看到，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情怀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在共产党社会生活如意的，他肯定不是遭到共产党政府残酷地整肃，就是被置于社会的边缘。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及其学生们的遭遇，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典型案例其实也从另外一方面告诉人们，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简直就是指鹿为马。因为追随共产党的党徒们，助纣为虐的精英们都不是受中国传统深刻影响的文人，相反都是五四以后，所谓新文化的产物。四九年前的那批精英们如此，对于没有了传统，没有了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胡锦涛、温家宝，及其文人附庸们，更是如此。他们究竟有多少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则是几乎不需论证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在Maier等西方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那里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Maier每次谈到当代极权主义，都把布尔什维克、纳粹国社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三个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同类产物的代表。Maier同时还具体分析了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在语言上、政治行为方式上的类似性，从基督教蜕变而来的特点。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它和希特勒、斯大林，以及东欧各国共产党一样，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典型的共产党极权主义。它是反中国文化传统、反近代人权自由传统，人类肌体上的癌！

那么，时下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政府呢？

五十年来各个领域中的共产党问题专家们早已经做出过非常明确的分析和论证了。结论是简单的，既然邓小平明白地宣示出共产党实用主义的，赤裸裸嗜权的“猫论”，那么世界最需要的就是“为猫系铃”——也就是无论谁和这个共产党怪物打交道，都要提醒他，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嗜血本性！

（原载《新纪元》78期，修改稿有所增加）

2008-6-22初稿，7，24定稿于德国埃森

在暴虐的极权统治下，普通民众所经历的是怎样一种日常生活呢？对于所有没有直接经验体会的人们来说，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依靠三种叙述途径，那就是历史学家的客观还原、小说家的想象描述和亲身经历者的实录见证。在这三种对灾难过去的叙述中，亲身经历者，尤其是辛存者的实录见证具有特别重要得意义。见证者给公众提供的是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提供的史实知识。这种知识是非常个人的，是在很小经验范围内的局部事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无论多少历史研究或文学想象都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这个微观史实。

写历史或者写小说是替别人记述,作见证却是替自己说话。正如罗马尼亚裔犹太人、幸存者诗人塞南(Paul Celan)所言,“没有人能代替见证人作见证。”[注1]见证是一种在幸存者个人身上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当事人凭借这一知识，弄明白他以前的经历和他现在的存在。一旦幸存者将这种非常个人的体验和知识与他人共有, 他的见证也就获得了可贵的公众性，成为公共记忆的一个部分。

受难者作见证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说的，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象为自己生命作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作主，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注2]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也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是在苦难发生的时候就立志作见证的人。他在德国纳粹时期的日记《我会作见证》给读者所留下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即刻见证。[注3]《我会作见证》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一个在场证人的眼睛,看到纳粹极权统治是如何逐渐升温,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人间炼狱。克莱普勒没有逃离纳粹德国,但也没有让自己成为极权统治下的“自然死亡者”。他用日记记下了一个犹太人知识分子在德国纳粹时期的生活经历,为后世读者保留了一份极权统治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纪录。

一、“我要作见证到最后一刻”

克莱普勒日记所记录的纳粹极权日常生活与许多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见证作品不同。后一类作品包括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记》、埃利.威瑟尔(Elie Wiesel)的《夜》、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保罗.塞南(Paul Celan)的诗歌、伊达.芬克（Ida Fink）和阿亥龙·阿培菲德(Aharon Appelfeld,以色列作家)的小说,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亚当·捷尼亚科夫（Adam Czerniakow）、历史学家伊曼纽.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和查姆.卡普兰(Chaim Kaplan)等人在华沙写的日记，等等。

许多关于大屠杀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事后的回忆或反思,而克莱普勒所提供的则是与时事同步进展的事实记录和感受。大屠杀见证作品的作者在二战期间有的被迫躲藏,有的居住在犹太人的圈禁区,有的被关在集中营。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特殊世界里。与他们不同的是,克莱普勒一直生活在德国的心脏城市德莱斯顿。他当时已经是德莱斯顿大学的知名教授,他所观察和记录的德国日常生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由于克莱普勒的语言学专长,他对纳粹宣传对普通德国人的影响，对纳粹语言如何左右德国人日常生活想法、情绪和行为的现象，都有特别细致和深入的观察。

克莱普勒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家乡是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州东部的一个的小镇。他父亲是犹太教的拉比。维克托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9岁时,父亲转向伯林任职,全家随父移迁。维克托的三个哥哥都非常优秀(他的一位哥哥曾经是列宁病重时,由苏联政府特别请去的医生),这使他常常自相形惭。他在几经挫折后,选择了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和启蒙运动为他的学术专业。他1906年毕业并结婚,在伯林担任记者工作。1914年他得到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获得教职。一年后,他当兵服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克莱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放弃犹太教,并皈依基督教。维克托本人曾在前线为德国作战,他的妻子艾娃（Eva Schlemmer）是亚里安人。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维克托的犹太人“血统”身份。要不是因为妻子是亚里安人,克莱普勒早就和他所熟悉的其他犹太人一样被杀害了。纳粹统治时期,很多“混种婚姻”(mixed marriage)的亚里安人一方最后都与他们的犹太配偶离了婚(就象文革中成分好的一方与成分坏的一方划清界线一样)。如果不离婚,则受到各种歧视对待,这是一种对“立场不稳”和“不能划清界线”者的惩罚。

尽管克莱普勒没有孩子,但克莱普勒的妻子一直都和他在一起生活。克莱普勒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认同德国文化和德国语言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德国人。他一战时为德国在前线作战,自认为是一个不容怀疑的“爱国者”。再加上妻子是亚里安人,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至于成为纳粹排犹浪潮的牺牲者。克莱普勒对德国的热爱使得他在还有可能离开德国的时候,选择了留在德国。他不愿去法国,不愿去巴勒斯坦,也不愿去美国。然而,现实的发展让克莱普勒逐渐明白,他与“德国”的所有联系都改变不了他的“犹太血统”原罪。这就象在毛时代阶级斗争的中国,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爱国,多么进步,甚至有过什么贡献,都不能改变坏阶级成分血统的原罪。1940年5月,克莱普勒夫妇被强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进了德莱斯顿的一处“犹太房”中。1941年9月19日起,犹太人一律必须佩戴标志身份的黄星胸章。克莱普勒这时候才完全清醒,明白他的犹太血统原罪注定他不可能成为他所热爱的德国的一分子。

1933年, 《我要作见证》开始的时候, 克莱普勒是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讲座教授,他和妻子刚在德莱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Dolzschen）买了一块地,准备在那里盖一处小房子。这个时候的日记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和朋友往来。克莱普勒家里有两辆汽车,夫妻都患有忧郁症,都喜欢看电影,艾娃喜欢园艺,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妇。维克托常为钱的事情烦恼,等等。这显然不是一部政治日记,但是政治的黑暗阴影已经从远处渐渐逼近。

纳粹上台,希特勒成为首相,恐怖和暴力进入了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德莱斯顿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太大的动静,但纳粹的狂热已经在迅速升温。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录了教授朋友布鲁门费德（Blumenfeld）家女仆辞去工作的事情。这位女仆说要找一个更有长久保障的工作。她觉得“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会请不起女仆了。”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先是纳粹市长老来盘问,后来克莱普勒被解除了教授职位。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国外,他们夫妇两个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独。

1935年以后,政治的阴霾笼罩在克莱普勒夫妇的头上,克莱普勒的日记也越来越关注政治时局的发展。政治终于入侵到他们生活的全部领域,令他们随时感觉到死亡的威胁,生活陷入持续的饥饿和无尽的恐惧之中。克莱普勒的日记具有真正私人记事的魅力。它不同于那些专谈政治、人生和艺术的“日记”。那些“思想日记”本来就是写给外人看的,因此往往把作者最隐私、细微、暧昧、真实的个人成分刻意隐去。克莱普勒的日记非常隐私,以至马各利特认为,那根本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写作(当然也有许多论者不同意这一看法)。马各利特写道，“克莱普勒的日常生活记录有一个道德目的，那可以说是……‘在不再有人的地方，做一个人’。克莱普勒的日记是写给他未来的自己读的，那个自己也许是唯一还存活着的正派之人。”[注4]

象真正的好日记一样,克莱普勒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一对平常夫妇的生活如何在极权统治的浪潮中被摆布,起伏动荡,身不由己。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恐怖地感觉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在一点一点收紧。克莱普勒日记的震撼力正在于让读者在一天一天的自然叙述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个可怕的过程。这种感受与阅读历史著作完全不同。

纳粹时期一件一件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也被记录下来。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解雇一切“非亚里安”人公立学校教师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不承认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936年4月,禁止公务员与犹太人结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规定各种各样只为亚里安人服务的商店。1938年8月,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讯中使用有犹太标记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犹太人使用图书馆。1939年6月,清查犹太人家产。1939年9月,禁止犹太人收听外国电台。同年9月,限制犹太人银行帐户,强迫犹太人交出所有现金。1940年初,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园。1941年9月,犹太人开始佩戴黄色袖章。

日益加剧的恐惧成为克莱普勒日记的基调,“恐惧,那种在法国雅各宾党统治下的恐惧,”(1933年3月22日)“我们象生活在中世纪一样,无助无力,”(1936年9月27日)随时随地都有被逮捕和枪杀的危险,“我睡下的时候在想,他们今天晚上会来抓我吗?会枪毙我吗?会把我抓到集中营去吗?”(1939年9月3日) 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 克莱普勒因违反灯火管制而受8天单独监禁的惩罚。没有书,也没有眼镜,处在极度的恐惧和虚无,他努力调动自己的记忆,好不容易“从地狱……重新爬向人间。”(1941年7月6日)克莱普勒随时随地都感觉到被押送集中营的恐怖,“更令人惊讶的消息,犹太人被押往波兰,几乎全身赤裸,身无分文,好几千人被从伯林押往（波兰）洛兹（Lodz）。”(1941年10月25日)

《我要作见证》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942年到1945年,不到第一卷8年的一半。这是纳粹最残暴、最疯狂的最后几年,犹太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绝望。克莱普勒的日记也更频繁,更详实。日记中不断有德军在东线失利的消息,也越加清楚地表明作者要作见证到底的决心。1942年5月27日他写道，“我要继续写下去，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我要作见证，一个准确的见证！”

克莱普勒记录一日复一日的恐惧和末日临头感觉, 也记录下生存的欲望和希望。“今天,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人的承受和习惯事物的出色能力。我们生存在极端丑恶之中,为生命而恐惧,饥饿(真正的饥饿),不断翻新的禁令,越来越残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险,身边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彻底的无助。然而仍然有快乐的时刻,出声阅读,劳动,吃那不够吃的食物,我们就这么苟延残喘,延续地抱着希望。”(1942年5月30日) 克莱普勒盼望能活着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总觉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写道，“当我想象希特勒主义末日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后,我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很肯定我不会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我已经许久没有关注18世纪(文学),得更新一下知识。……是不是在第三帝国(或第三帝国语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许是一卷?第三帝国语言,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狭窄?是不是该把它扩充为第三帝国思想史?还是回到以前计划的(希特勒主义)哲学词典?我是不是该专心地重操旧业,更新自己的学问?我现在是不是该移居美国,学习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体力还能不能胜任这些事情呢?……想起做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无论如何,我常常觉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克莱普勒这部分日记吸引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涉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那就是普通德国人,还有犹太人自己,是否知道纳粹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者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从克莱普勒1942年1月1日至1945年6月10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德国民众确实通过传闻或者通过事情迹象,对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屠犹罪行有一定的了解。日记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

“保罗.克赖德（Paul Kreid，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据说,但非常可靠,且有多个来源–撤离的犹太人在一队一队离开火车时,就在里加（Riga）被枪杀了。”(1942年1月13日)

“1942年3月,听说奥兹维兹,4月,告诉妻子在巴比雅（意译娘子谷，Babi Yar）和基辅发生的屠杀。1942年10月,称奥兹维兹为一个“快速的屠宰场”。1943年1月,“从奥兹维兹不断传来的可怕消息。” ……大家一直在说许多(犹太)撤离者[押解出德国]甚至不能活着到达波兰。在运牲口的扩车厢里就被毒杀了,车厢然后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边。”(1943年2月20日)

“两则关于犹太人的传闻:在撤离去波兰的途中有大规模杀害。另一方面,在匈亚利和美国的协定后,犹太人被允许离开匈亚利。我们觉得第一条很有可能。只有当匈亚利脱离德国时,第二条才有可能。判断是否正确?茫然。”(1942年8月19日)

“我听说,不久前许多犹太老人(三百?三千?)被从特瑞新集中营（Theresienstadt）押解出去。后来英国广播报道说,这些人已经全部被用毒气杀死。是真的吗?” (1944年８月10日)

克莱普勒日记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原因是记录了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真实态度。在克莱普勒对与他人交往的记录中,绝大部分德国人在犹太人处于极度困境时袖手旁观。他们不仅是被纳粹的仇犹思想洗脑,而且自己也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与犹太人有所牵连,灾祸便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分清敌我”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是一切现代极权相同的统治法术。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道,“这位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太友善被处以高额罚款,……亚里安人确实有害怕与犹太人交往的理由!盖世太保痛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1943年3月2日,他记道,“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给将要押解的犹太人送东西,警察都可以将他枪毙。”

但是还是有亚里安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他们的犹太朋友和熟人。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有十几处提到一个叫里契特(Richter)的德国人。里契特受斯莱帕尔（Schrapel）房产公司委托,管理克莱普勒那一带的房屋。克莱普勒第一次见到他是1942年4月19日,他这样记下自己对里契特的印象,“我想自己要见到的肯定是一条(纳粹的)猎犬,因为他就是为了看管我们而被派来的。但我却碰到了一个秘密盟友–党所挑选的人居然这样地可靠!真叫人高兴,哪怕最后我不一定能得到好处。里契特30出头,和我握手,小心地关上房门,不让隔壁的秘书看到。他告诉我说汉斯(Heise,前任)不得不辞职了,因为他对犹太人太客气。如果他,里契特,不装装样子,过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管理员来了,对你不会是件好事。里契特说他会帮我,他知道我们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1942年4月２６日)里契特后来偷偷给克莱普勒送土豆。1943年2月14日克莱普勒记道,里契特告诉他,“这里很快要发生屠杀了,”劝他到乡下去躲一躲。1943年2月14日克莱普勒记道,“我告诉他我不被允许离开德莱斯顿。(他说)我必须就在这里躲一躲。他可以给我提供一个空房间,一个应急的地方。”后来里契特自己被警察抓走了。战后克莱普勒才知道,“里契特被送到了布痕瓦德（Buchenwald）集中营。”(1944年5月20日)

到底应当如何解读普通德国人在纳粹时期的行为,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多分歧。自从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帮凶》1996年出版以来,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自觉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意或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们似乎都可以在克莱普勒日记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实际例证。这正是克莱普勒日记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希特勒的自愿帮凶》先是受到普遍赞扬,后来又受到普遍批评。关于此书的争议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屠杀犹太人是不是全体德国人的罪过?这也是一个从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引起史学界和其他人士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对希特勒大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和行为,普通德国人到底知不知情?曾经产生极大公众效应的电影《纽伦堡审判》(1961)中,这个问题便已经被明确提出,从纳粹的司法部长、纳粹将军太太到普通的德国人,对这个问题几乎是众口一辞的回答,不知情。克莱普勒的日记让读者察觉到,普通德国人即使不完全知情,也决不是完全不知情。

然而,克莱普勒日记中的普通德国人,并不都是象戈尔德哈根所分析的那样，对犹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戈尔德哈根认为,必须为大屠杀负责的是根深蒂固的德国仇犹文化。克莱普勒则表明，仇恨犹太人并不是德国的本土意识形态。希特勒主义利用和延续19世纪的奥地利反犹主义,这才使仇恨犹太人成为纳粹时期德国的“正确政治思想“。但不少德国人处在又“想做好人”，又想“政治正确”的矛盾之中。1944年8月,有一次空袭演习,带队的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好人”。他先是说,要是犹太人的地窖塌了,不会就这么眼看他们烧死的。但又说,“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也知道,我是不能这么做的。”(1944年8月5日)克莱普勒日记的这则记载为人们了解和思考纳粹极权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集体罪过问题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

克莱普勒最后4个月的日记占了第二卷514页中的173页,详细记载作者在纳粹灭亡前最后时期的生活状况。这则1945年2月13日至14的日记是2月22到24日补记的。克莱普勒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许多都是病人或有小小孩的母亲,他们都是下一批押送集中营的对象。克莱普勒知道下一批就轮到他自己了。盟军1945年2月13日至14日轰炸德莱斯顿。当时火光冲天,克莱普勒找不到妻子,脸上受了轻伤。他抓住装日记的袋子,冲过大火,逃到易北河边,看着那个象“洛可可珠宝盒”一般美丽的德莱斯顿在大火中燃烧。2月14日天亮的时候,他的妻子找到了他,一把撕去了钉在他胸前的黄星标记。他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

二、日记和真实的存在

克莱普勒日记一出版,就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但就历史价值来说,克莱普勒的日记要高得多。克莱普勒是一个学者,他记录的不仅有丰富详实的日常生活细节,而且更具备敏锐的社会、政治观察和对人性人情的体会。克莱普勒更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的日记记录了许多与纳粹意识形态有关的日常语言现象和由那种特殊语言所塑造的国民思想和心态。他的日记提供的是当时德国日常生活的环境氛围,令人想起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的日记记录的17世纪德国, 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 Simon, 1675-1755)日记中的18世纪法国和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日记中的19世纪英国。

但是,与这些著名日记不同的是,克莱普勒的日记是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写作和保存下来的。他的日记每隔一段时间,都得由他妻子秘密带到德莱斯顿郊外一个叫作庇那（Pina）的小镇,藏到一位友人的住处。这使人想起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温斯顿把日记偷藏在墙洞里的情形。在纳粹德国,克莱普勒记的是随时可以令人丢失性命的“反动日记”,他写日记是为了“作见证到作后一刻”。他的日记见证的是那个残暴的纳粹极权统治。冒着危险和不冒危险的日记需要不同的道德勇气,而道德勇气正是历史见证最重要的价值基础。任何“罪人日记”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道德见证价值,都是因为有一个考验记录者的残暴环境。克莱普勒1945年以后的日记虽然由同一人记载,在“作见证”这一点上,已经完全不能与他从1933年到1945年的日记相比。

以今天人们对纳粹时期德国的了解来看,克莱普勒日记的客观、真诚和对社会、政治的理解都超过许多同时代人。把克莱普勒的日记和他的两位同时代人的日记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厄恩斯特. 容格(Ernst Junger, 1895-1998)是一位勤于日记的作家。他是德国一战时的英雄,文学名人。容格坚决反对魏玛帝国,一度接近纳粹,甚至为纳粹党报撰搞,把自己的著作寄赠希特勒。但是,纳粹当政时期,他看透了纳粹的残暴,甚至在小说《在大理石山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 1939)中讽刺纳粹。二战期间他旅居巴黎,但驻守在那里的德国国防军当局仍然还是允许他出版了日记第一卷。1945年,这一卷日记与后来的九卷一起再版的时候,容格刻意删去了其中因他与纳粹的关系而有损形象的部分。这种经过修饰的日记,其历史价值当然不能与克莱普勒的原始日记相比。不仅如此,容格日记把仇犹仅仅当作一种德国恶俗来记载,对犹太人的命运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淡,使得他的日记远不能成为苦难时代道德见证。

小说家、诗人和记者约克恩.克勒帕(Jochen Klepper)的日记则是另一种情况。克勒帕自己是亚里安人,妻子汉妮（Hanni）是犹太人,处境与克莱普勒相仿。克勒帕深爱自己的妻子。尽管他因为犹太妻子失去了工作,但坚持不与她离婚。他通过与纳粹熟人的关系,保住妻子不被押送,但终因保不住他妻子的女儿,一家三口于1942年11月开煤气自杀。克勒帕以极大的道德勇气,守护与妻子的誓言,但他远远低估了一般德国人接受纳粹极权的暴力和仇恨意识形态的程度。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之后,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希特勒的反犹会引发德国人民对纳粹的反感。一直到死,他都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祖国可能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就帮助当代读者了解纳粹统治现实和实质而论,克莱普勒的日记要比克勒帕的日记有更高的价值。

克莱普勒日记中对纳粹德国现实、实质和统治机制的观察和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日常语言的文化分析。这种分析也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在逆境下如何把“学问”当作一种人的真实存在方式继续下去。从1935年,克莱普勒失去教职以后,写作成为克莱普勒最重要的事情。1935年10月５日,他写道,“我的书将我耗尽,也让我继续活着,给我平衡。”在克莱普勒那里，他战时的写作就好比是走钢丝者手里的那根平衡木杆,是写作帮助他在面临危险和绝望的情况下,把身子站直,向前行走.

在《我要作见证》中,克莱普勒记下了自己在极端环境下写作的亢奋和亢奋过后的沮丧。这也成为一种存在焦虑的写照。这种写照让我们看到了极真实的情绪起落和欲念交错:一会儿是学者的抱负,一会儿是对虚无的恐惧;既明了人生的短暂荒诞,又不甘心就此消失在存在的空虚之中。正由于他体会到人生的脆弱无常,他才更为思想的收获感到兴奋。在这种心境下的写作,已经不再是为名为利,不是文人间的互比高低。写作完全摆脱了学术体制的陋规。写作就是写作。写作让人觉得自己还有自由的心灵,还有思想的存在。这是思想压迫下的写作,也是政治压迫下的写作,写作因此成为人以存在的名义而进行的抵抗。

三、第三帝国的语言

克莱普勒在日记中所作的关于德国日常生活语言的笔记,成为他于1945年到1946年写作的《第三帝国语言》(1947年出版)的主要材料。[注6]克莱普勒非常关注纳粹语言的特征。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语言渗透在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克莱普勒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只能从报纸、传单和偶然能得到的书籍中获得研究素材。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能去任何图书馆,不可以拥有任何“亚里安”作家的著作。所幸的是他的亚里安人妻子偶尔还能从图书馆给他偷偷借来一些书籍。在战时(1939-1945),犹太人不准收听广播,不准看电影,不准读报纸,甚至不能当众交谈。这些使得克莱普勒的语言研究只能呈现为片断的思考。

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纳粹语言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犹太人”、“德国人”、“敌人”(“人民群众”、“阶级敌人”、“当一颗螺丝钉”)。这种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犹太害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牛鬼蛇神”)。这种语言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

克莱普勒对这种语言有他自己的透视解读法。当报纸不用极热烈的语言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一定已经相当糟糕。他用这种办法解读德国在北非和苏联的不利战况,后来都证明果然正确。(就象文革中,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纳粹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在纳粹灭亡以后,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就此写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注7

克莱普勒清楚地看到,普通人的自觉意识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笼罩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述。[注8]他感到纳闷不解的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就不能比一般的老百性更清醒地意识到极权语言的毒害,“在那些年月里,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而如今仍然找不到答案,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怎么就能这么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注9]克莱普勒说的那些知识人,都是从魏玛时代过来的人,并不是从小接受纳粹极权教育。要是他们从小受的就是极权教育,克莱普勒的问题反倒有了答案。在克莱普勒为之纳闷的“知识者”当中,有著名导演兰妮．雷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她是生产这种语言的帮凶)；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的1933年校长就职典礼演说,至今仍使人感到惊讶；还有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他使用这种语言的纯熟已经因为让.格朗丹（Jean Grondin）的传记而为世人所熟知。[注10]

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更是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克莱普勒意识到,就是他自己也不能幸免。他写道,“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 [注11]

“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这从来就是极权统治为垄断公共权力而营造的一个语言神话,但这样的鬼话却被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拿来用作“学术准则”,并自觉自愿地奉行遵守。克莱普勒指出,甚至连“文化批评”(kulturkunde)这种学术行为也会就此沦为一个“学术门类”,一个“学科”,把自己与现实政治分割开来。[注12]这种有名无实、装模作样的“批评”简直是思想的耻辱。

克莱普勒不是小说家,不然的话他也许会写出象奥维尔的《1984》那样的作品。他也不是一个“学院派”的语言学家,不然的话,他也许只会写出一些“纯学术”的语言学文章。克莱普勒是一个语文学家,一个对法国启蒙运动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正是用语文学的观察和分析来揭示那个他称作为LTI的“第三帝国语言”的。他称这部研究为“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A Philologist’s Notebook),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出于实情。“笔记”成为一种有别于学院“论文”的、更贴近现实的真实写作方式。

在纳粹时期,其他德国学者也用非学院式的“笔记”,在逆境中继续他们的思想。著名的例子包括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 (写作于1944-1947年,1951年出版)和奥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写作于1942-1945年)。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破损人生”警句式的思考正适合它那片断、破碎的内容。奥巴赫的《模仿》则是在西方人文传统黯然失色的时代,力图保存这一传统。这部著作在战后成为比较文学经典的著作。奥巴赫自己说,他书中作的文本细读,不是提倡什么隔世的阅读,而是因为在土耳其能接触的西方著作实在有限。

克莱普勒与这些德国学者不同的是，他一直留在德国,而没有象阿多诺和奥巴赫那样成为流落在美国或土耳其的“外乡人”。产生于“罪人日记”中的对极权语言的观察和分析,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批评”方式。它的贡献恐怕不是在于什么“理论”,而是那种脚踏实地,与日常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反抗。

阅读克莱普勒的日记，并不给人带来一种灾难过去后的舒畅。相反,它倒是给读者留下沉重的忧虑。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专制的权力还在奴役人的自由,洗脑的语言还在控制人的思想,习惯性的不思考和无判断还在把人们领向自我愚昧和自我欺骗。

但是，克莱普勒毕竟让我们了看到一种在这样的世界里作见证的生存方式。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完全不能公开出声,也似乎永远不再能公开出声的情况下,克莱普勒仍然拒绝沉默。哪怕是面对存在的虚无,他的写作仍然在证明,他并没有放弃存在的意义。在似乎最不可能的境遇下,他观察、倾听、辨析和记录。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语言的热爱和信心,不只是作为文学的语言,而且是人与人用来彼此沟通的语言。他相信, 人们应该用语言来揭示而不是障蔽真实,用语言来帮助而不是控制对方,用语言来沟通而不是阻隔群体。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下，只要人坚持住这个信念，人的话语言辞就仍然可以是有生命的，思想的语言。

后记：

读克莱普勒的日记《我要作见证》,令人想起《顾准日记》。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曾经是“罪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右派分子”。他们都留下了罪人日记,一个是为了要“作见证”,另一个则就是“记日记”。然而,一切幸存的“罪人日记”都有见证的意义,顾准日记也是一样。

克莱普勒的全部日记分成三部分:时间分别是1933年纳粹上台前，1933-1945年，1945年纳粹灭亡以后。只有从1933年到1945年的那一部分才是罪人日记。这是因为在纳粹极权统治的黑暗时期，克莱普勒已经成为罪人,真实地记日记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克莱普勒二战后入藉东德，成为东德的共产党员。这以后的日记与1945年前的日记相比,虽然为同一人所记,但就见证勇气和见证价值而言,已经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日记。

顾准记日记,应当是一件更危险的事情,从他用字的极端小心谨慎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日记只记一些有别人可以旁证的日常事件,鲜有议论,其它要么是寥廖数语或几个字的流水帐,要么是“正确思想汇报”,如《新生日记》中的“人民的罪人与敌人”、“蜡山芬郎论七十年代的国际斗争与日本问题”、“棉花会议”、“西哈努克、人造卫星和计划会议”、“毛主席发表庄严声明”、“经济跃进态势”、“国际形势”、“清查‘五一六’运动”,等等。顾准没有能够活到摆脱罪人身分的那一天.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顾准日记也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商城日记”,第二部分是从1969年10月到1971年9月的“息县日记”,第三部分是从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的“北京日记”。这些部分之所以是罪人日记,同样是因为日记的环境、日记者的身份和所冒的危险。顾准日记的时代跨度连头带尾是16年,比克莱普勒的13年要长。但实际记录的分别是4个月、1年11个月和2年,加起来不过4年3个月,比克莱普勒的少了9年。我们不知道,顾准日记为什么记记停停?在那些空白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有一个不是罪人的妻子,她们具有比“罪人”优越的政治身份。克莱普勒的妻子艾娃是亚里安人。夫妇俩没有孩子。艾娃一直没有离开克莱普勒,常常冒着危险帮助克莱普勒藏匿日记。顾准的妻子汪壁是中共干部,解放初在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任副处长。1965年10月,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开始后,汪壁就与顾准离了婚。但是汪壁终究还是承受不了因罪人连累的煎熬,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自杀了。

如果顾准和汪壁生在希特勒的德国，那会怎样？如果克莱普勒和艾娃生在毛的中国，又会如何？为什么可以说克莱普勒是德国的顾准，而顾准却不是中国的克莱普勒？这些令我们今天感叹寻思的，也许正是日后人们解读“罪人日记”的课题。

注释：
[注1] Quoted by Shoshana Felman, “Education and Crisi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Teaching.” In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 eds.,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3.

[注2]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1.

[注3] 克莱普勒日记于1995年秋在他去世35年之后,由德国Aufbau Verlag出版社出版,日记长达1600页,时间跨度是从1933年到1945年。第一卷是从1933年到1941年,第二卷则是从1942年到1945年。1933年和1945年分别是纳粹上台和纳粹灭亡年代。日记德文本的原题为《我要作见证到最后一刻》(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可以说是相当确切的。克莱普勒日记的这两卷分别于1998和1999年译成英文,经删节后,仍有将近1000页,由蓝登出版公司出版,题目改为《我要作见证》。本文的克莱普勒日记引文出自英文版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33-1941.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42-1945.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注4]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p. 157.

[注5] 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注6] 英译本为，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LTI, Lingua Tertii Imperii: A Philologist’s Notebook. Trans. Martin Brady. London: Continuum, 2000.

[注7]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2.

[注8]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27.

[注9]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268.

[注10] Jean Grondin, Hans-Georg Gadamer: Eine Biographie. Tubingen: Siebeck, 1999.

[注11]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129.

[注12]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p. 129.

原刊《二十一世纪》2008年2月号

作者：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瓮安未远，又出孟连。真想对”肉食者”说一句：如果不想让孟连连连下去，权力千万不要滥用警力。孟连的”橡胶事案”说穿了就是权力滥用警力引发的血案，最终受害的当然又是权利，至少两个人的生命权就被防暴枪永久地剥夺了，而且他们是父子。

事发之后，为平息众怒，云南省公安厅长和副省长不带一辆警车、不带一兵一卒前往事发地，和胶农直接对话。可是，晚了，枪声已经响过，村民已经倒下。现在要追究的是，是谁面对毫无武装的胶农，派出”上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请注意，”这些警察个个头戴钢盔手提盾牌和警棍，身穿防弹背心”。这是一种如临大敌的阵势，我要问的是，敌人是谁？

本来村民来到当地橡胶公司，是要解决橡胶林的产权问题，这是民事之间的纠纷，为何要动用那么多的警力？何况出警的对象很明确，就是针对村民。这是为橡胶公司出警，是来震慑那些利益长期受损的权利者。须知，在橡胶公司面前，村民是权利，公司则是权力，双方势之强弱，无待多言。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第三方的地方权力，不是站在吃亏的权利一方，而是偏袒已经不公正获利的权力；并且不是诉诸调解，而是企图依靠警力压制。当权利退无可退时，冲突爆发。一边是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一边是石头和锄头。在这样一种力量对比下，防暴枪是自卫，村民则是非法围攻。且看媒体标题：”民警遭围攻殴打，防暴枪自卫击毙两人”。好一个”击毙”，权力莫非真把权利当成敌人？

本来可以不发生的血案——如果不滥用警力的话——居然发生了，那就必须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胶农和公司的矛盾由来已久，每次争执”都被民警劝阻”。一开始就上警察，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式是双方谈判，政府居中。民警只能一时压制，却不能压制永久，毕竟这是一个必须走法律渠道才能最终解决的问题。事态已经够严重了，可是，７月１５日，地方权力反而火上浇油，发布通告：限令”凡违反法律规定，组织煽动群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各种违法犯罪人员，须于……１０日内……投案自首。”一个村的村民长期利益受损，政府不帮解决，却把村民潜在地定义为违法犯罪人员，如此激怒民情，直接为几天后的事件点燃了导火索。该事件并不需要谁组织，利益受损的是全体村民。他们是自发行动，驱使他们的是自身的利益。权利受损，权力不公，这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但，权力从一开始就迷信警力，从民警到武警，甚至事发当日清晨又先行捕人，以致逼出民变，酿出命案。

纵观事变过程，地方权力一开始就错了，一直错到最后。此事件正如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所总结的那样：事件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原因就在于地方权力”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这里建议处理孟连事件时，以瓮安为参照，一是要查清地方权力和该橡胶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要追究动用武装警力的权力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