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异议作家杜导斌重被收监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37号

2008年7月23日

中国：异议作家重被收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重新收监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杜导斌。2008年7月21日，杜导斌因明指违反缓刑规定遭拘捕。杜导斌早先于2003年10月因其网络批评文章被捕，并以颠覆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8个月后于2004年6月以缓刑条件获释。他目前被认为需要服完余刑。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中国维权网（CRD）报道了如下消息：

“7月21日，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缓刑的作家杜导斌被警察带走。根他家人的披露，警方指称杜在其缓刑期中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将不得不在狱中服完余刑。大约昨天中午，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7、8名警员将杜导斌从其工作地点带走。警方还搜查了杜的家，抄走了两台电脑和一些信件。警方声称，在缓刑期间，杜在海外网站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不向警方定期汇报，外出不请假，在家中接待客人也不请示。因为这些”违反“，杜将被重新收监。杜在2004年被定罪后已几乎结束了他的服刑期。

“警方的行动显然违反了法律程序。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缓刑者收监应该由公安部门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下达判决。然而，警方在带走杜时，并没有出示任何法院文件，也未通知其家属任何关押地点和联络方式。

“杜导斌现年43岁，湖北省应城市著名异议作家。2004年6月11日，杜被认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根据法院判决书，2000年7月至2003年10月，杜在互联网《大纪元》、《新世纪》等境内外网站上张贴了26篇文章。杜写道，现在的政府是不合法的，其政权是‘专制、暴力、苛政、不公、腐败’，由于中国政府已‘丧失代表正义的资质’、‘不存在颠覆政府是不合法的问题。’这些评论被认定是诽谤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请发出呼吁：

——抗议拘捕作家杜导斌，并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敦促保障他在被拘押期间联络家属及其法律代理人，并得到人道待遇。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41

东长安街14号

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 2008年8月8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异议作家杜导斌重被收监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37号

2008年7月23日

中国：异议作家重被收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重新收监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杜导斌。2008年7月21日，杜导斌因明指违反缓刑规定遭拘捕。杜导斌早先于2003年10月因其网络批评文章被捕，并以颠覆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8个月后于2004年6月以缓刑条件获释。他目前被认为需要服完余刑。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中国维权网（CRD）报道了如下消息：

“7月21日，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缓刑的作家杜导斌被警察带走。根他家人的披露，警方指称杜在其缓刑期中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将不得不在狱中服完余刑。大约昨天中午，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7、8名警员将杜导斌从其工作地点带走。警方还搜查了杜的家，抄走了两台电脑和一些信件。警方声称，在缓刑期间，杜在海外网站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不向警方定期汇报，外出不请假，在家中接待客人也不请示。因为这些”违反“，杜将被重新收监。杜在2004年被定罪后已几乎结束了他的服刑期。

“警方的行动显然违反了法律程序。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缓刑者收监应该由公安部门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下达判决。然而，警方在带走杜时，并没有出示任何法院文件，也未通知其家属任何关押地点和联络方式。

“杜导斌现年43岁，湖北省应城市著名异议作家。2004年6月11日，杜被认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根据法院判决书，2000年7月至2003年10月，杜在互联网《大纪元》、《新世纪》等境内外网站上张贴了26篇文章。杜写道，现在的政府是不合法的，其政权是‘专制、暴力、苛政、不公、腐败’，由于中国政府已‘丧失代表正义的资质’、‘不存在颠覆政府是不合法的问题。’这些评论被认定是诽谤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请发出呼吁：

——抗议拘捕作家杜导斌，并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敦促保障他在被拘押期间联络家属及其法律代理人，并得到人道待遇。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41

东长安街14号

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 2008年8月8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杨佳案举国瞩目，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公共舆论最关注的是：1，案件的全部真相能否公开？2，审判的公正性能否兑现？此案的性质已远远超越一起特大刑事案件，而关系到中国司法制度的公共信誉。能否公正地审理杨佳案，不仅是对上海司法机关的考验，更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考验。

遗憾的是，从案发到现在的二十多天里，此案的进展让人失望甚至愤怒。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和法律专家的激烈抨击，以吴志明为首的上海司法机构公然罔顾法律和民意，肆意践踏起码的程序正义，将杨佳案置于上海公安局（局长为张学兵）的垄断掌控下，一面胆小如鼠，不敢公布杨佳案的真相，不敢说清杨佳母亲的下落，不敢让杨佳聘请中意的律师，还严控相关证人（杨母失踪，郏啸寅被捕），对外只发布有利于上海警方的一面之词。另一面胆大包天，宁可执法违法，宁冒千夫所指，也要坚持不认错不反省，更要拒绝杨佳父亲为儿子聘请的北京律师熊烈锁，而执意指定“自己人”担任杨佳的律师，还忽然声称：由谢有明代理此案是杨母和杨佳本人的意愿。

早在杨佳案发生不久，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立就通知谢有明律师为杨佳先生提供法律援助,而名江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有明在2008年1月8日出任上海市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与闸北官方有着直接的利益关联，根本不适合担任杨佳的律师。更过分的是，谢有明律师为了献媚于警察权力而罔顾当事人利益，他到看守所会见杨佳之后，居然对媒体发表了非常不利于当事人杨佳的信息，甚至说出未审先判的混帐话：“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

这说明，上海司法机构非要私吞杨佳案的办理，非要指定谢有明代理杨佳案。而谢有明本人有强力衙门撑腰，自然敢于罔顾律师的基本职业道德，为其主子充当帮闲。

真可谓：不要脸的衙门，必然圈养出不要脸的律师。

吴志明和谢有明联手拒绝程序公正，拒绝被告人的法定权益，拒绝法律专家的善意批评和公共舆论的善意期待，也就等于置中国司法的公共信誉于不顾，用一意孤行的执法违法来损害中国司法乃至中国政府的公共信誉，继续加深民众对中国司法的不信任，使已经愈演愈烈的警民冲突、官民冲突雪上加霜。

上海，号称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警察，据说是中国最文明的执法者。然而，正是吴志明统领的上海警察，把具有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杨佳逼成“杀手”。难道这样危险的趋势，还不能让上海当局有所反思和动作吗？

“6•28瓮安民变”后，贵州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固然沦为民间笑柄，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好歹还说几句“人话”，承认民变背后的深层矛盾，承认当地官权的黑暗，承认动不动就把警察推向镇压第一线的野蛮。石宗源也敢于果断整顿当地吏治，连续撤掉瓮安县党政一把手和公安局长，7月21日又撤掉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这两大举措，多少缓解了沸腾的民怨。

“7•1杨佳案”的出现，显然是闸北分局的野蛮执法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无能所致，但时至今日，上海警方仍然坚持自己的绝对正确，并为其无能进行辩护。但其辩词的漏洞百出太过明显，其对杨佳案的垄断性处理违反了起码的程序公正，所以遭到国内报刊和网络民意的普遍质疑，难道新任上海大员俞正声还不能清醒点吗？难道对杨佳案的举国关注，还不能让俞正声亲自出面对吴志明等有所惩戒吗？

如果俞正声无能惩治以吴志明为首的上海司法机构，就只能证明与陈良宇关系深厚的吴志明，即便在陈倒台后，仍然可以在上海司法界呼风唤雨、一手遮天。

2008年7月22日于北京家中

附：吴志明简历

吴志明，男，汉族，1952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1986年3月加入中共，1968年9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副总警监。
1968年9月至1975年3月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毕业后，到辽宁省复县插队务农。1975年3月至1985年任蚌埠铁路公安分处蚌埠站派出所民警，蚌埠东站派出所民警、干事。
1985年至1987年在铁道部郑州公安干部管理学院刑事侦察系学习，毕业获大专文凭。
1987年至1990年任蚌埠铁路公安分局刑事侦察科干事、副科长。
1990年至1991年12月任蚌埠铁路公安处处长助理。1991年12月至1995年任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代处长、处长、党委副书记。
1995年至1998年任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8年至2000年4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2000年4月至2001年10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2002年6月任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

数年前读过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今再重温，记忆很深的是他特出的见识，准确的表述，比如他说秦始皇“武力统治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治；物质的缴械 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P148），这实在是一语中的话。“思想的缴械”，在四九年后是一种常态，至今如此，谁敢有思想并且将其发表出来，便是一种 罪过。不特此也，人们看到稍微与此前说法不同的东西，特别是比较直白地点中政府要害的事，总是善意地劝人少说为佳。这种关心当然令人至为感动，但人之异于 禽兽者恐怕不在于你道德比它高尚（我们常说某某禽兽不如，就是人类对动物有一种先天且超然的道德优越感），而是说你是有思想且能思考的人。如果不具备此 点，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至于激成显学的如对于“革命”之阐释，张先生早在1933年发表的言论，其见识之不凡，就可以让许多乐于论证 “革命”是如何的正当，并为暴力寻找无限说辞的人歇菜。关于这一点在王家范先生对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的导读有比较好的发挥，王家范还说参照张先生的 《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和《南宋亡国史补》以及《中国史纲》的第十章“改制与‘革命’”，一定有更深的体会，可惜《素痴集》买回来还尚未读过，不便多 谈。“革命”来自《易经》的革卦，但张先生确有与别人截然不同之阐释。“生生之谓易”，正如王家范先生所说：“与时潮最不同的是，文内反复申述，要把‘易 ’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会铁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生命解。只 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王先生这个建立在张荫麟先生这篇《玩“易”》基础上的发挥，实在也是看到制度创设和功能演化的底 里。而张先生的原话则应该特别标示出来，以作为中国社会改进的戒鉴：“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 事，而急促得来的？”

原来不说“革命”是“政治上不正确”，是不紧跟党走，因此许多人生怕自己不革命。那是因为共产党是以革命和暴力起 家，他们需要通过论证暴力和革命的合法性，来去掉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从而天下独“革命”为最佳。现在倘说“革命”，就像你要号召大家学习历代的农民起义一 样，那一定是在踩现存政府所埋的雷。官方原先为了论证革命和暴力的合理性时，他们是多么“叶公好‘农’”，四九年后大陆的农民起义研究所产生的各种垃圾是 如此之多，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史学门类可以超过。直到九十年代以降，学界悄然不再谈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了，即便谈也不再是没有理智的一味赞赏了。官方也深知 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虽然各个被官方掌控的电视台还常放《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暴力影片，但像《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教科书”于九十年代末在 中央电视台匆匆放完后，好像再也没有重现荧屏，大抵他们“好农”的叶公，真的怕“农”来了够他们喝两壶的吧。

现在像我这样不赞成革命，但 又要促成官方努力改良的人，恐怕像胡适先生在国民党时代面临的困境一样，两面不讨好。在受苦的民众看来，我们是不体恤他们的苦处，饱汉不知饿汉饥；在官方 看来，我们虽不提倡革命，但时常批评他们的诸多不是，让他们头疼而愤恨。但我想知识分子在一个不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在一个老式家庭中，没有制度之保障， 其尴尬可谓两姑之间难为妇。因为知识分子总是一些有点理想的人，而理想的人当然也就难免幼稚，因为不想学那些不得体的老谋深算。其实学问渊深、见解特出如 波普尔的“零星社会改造工程”以及哈耶克的演进扩展原理，在急于拿到自己权益的“革命群众”和死不想放弃不当利益的极权政府那里，何尝不是一种双面的幼稚 呢！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理想，在于对公正公平的执着，想要从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平稳渐进过渡到一个人人之利益都得以保障的社会，这样的想法虽然困难，但如 此思考并将其表达出来为众多的人知晓，就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既不向官方缴械，也不完全受“群众”左右而投降。我想张荫麟先生泉下有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同意后学这样粗疏的看法吧。

2008年7月24日7：59分于成都

已故智利大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一系列从未出版的遗作终被披露，这些作品描写了他与自己太太之小侄女阿丽西亚·乌鲁蒂亚的罗曼史，后者小他40余岁。专事聂鲁达遗物的收藏家努里埃尔丁·埃莫西利亚不久前通过书商，从一位匿名卖家处购得一本聂鲁达诗集《黑岛集》，其中便有上述14首诗的手稿。法新社的报道说，埃莫西利亚认定，是阿丽西亚自己决定出卖此书和大诗人的手迹，从而将她与姑父的恋情公之于众。

朱大可先生以客观的评述方式为我们介绍了古今流氓之盛，正如本书开篇之语：“流氓，从来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到底影响有多大、多深？如不是本书作者在全书中为我们展开了中国流氓鸿图。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但我则相信大多数人一辈子是不会知道的。此书是为我们呈上的一道“流氓”满汉全席，亦是为我们了解“流氓”而开的一扇小门。从无处不在的流氓主义到著名中国流氓偶像——关羽、张飞、武松、鲁智深、孙悟空和韦小宝等。“流氓”的等级是如此森严明显，高级“流氓”是国家的颠覆者，低级“流氓”则是社会边缘的牺牲品。而“流氓”中的精英——文化知识界的流氓们是怎样来表达和发泄他们那一身的“流”性？读过此书后，我们会深感“流氓”这个词语已经不是从前所理解的那样，也许流氓主义已经在无意中被你我所接受，而流氓分子也好像就是身边的你、我、他。嬉皮、摇滚、痞子、性享乐、酷语、先锋诗人等字眼又是什么呢？在文化中我们又能找到什么可以皈依的处所呢？也许就像齐泽克所说：“现象的本身就是问题答案的所在。”一样，让我们在流氓定义中重新认识我们自已，也让我们在客观中重新认识“流氓”吧。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我爱问连岳Ⅱ》,连岳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版,33.00元。

《我是鸡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16.80元。

《我爱问连岳》,作家出版社2007年6月版,28.00元。

因一篇专栏，而每周买专栏所在的报纸，这应是专栏作者的荣耀。当然，这也是报馆老板乐见之事，只是这样的专栏作家并不多，成了稀罕之物。连岳正是这样稀罕的专栏作家之一，他能拉动销量，以及成为约会的主题。

在一家web2.0网站上，有网友发公告，邀人看电影，前提是“喜欢连岳”，网友说，“这样就可以一起谈连岳了”。在这家网站，连岳小组的成员有两千多人，他们搜集到了连岳的所有照片，尽管也就寥寥的几张，但依然乐此不疲。

在厦门鼓浪屿的连岳，每周会从这个岛上发出一篇答读者信和数量不定的时评，他们的刊发地在广州、上海，对连岳而言，谈爱情和时政并无两样，共同的根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你”。“当然，这些都是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完成的”，连岳说。

让现实去复杂，我们自己单纯

南方都市报：《我爱问连岳》已出至第二季，两本书合在一起，已是一本字典的厚度。是什么东西让你要去用一本“字典”来传达？

连岳：爱。

南方都市报：你要传达怎样的爱？

连岳：爱自己，也爱你爱的人。爱与恨双面一体，而且恨比爱更持久，爱转化成恨，互相变成对方的狱卒，那是经常发生的事，当事人却往往不自觉。如果她不爱你了，或者你不爱她了，那就放手，这样对自己最有利。强行要求她（他）爱自己，这种悖论，在现实中却有许多人高声诉求，这可能是最滑稽的事情了。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你在几个采访中提到了“常识”，在爱情问题上，你的来信者缺乏哪些常识？爱情上的问题，都是常识缺失的问题吗？

连岳：最缺乏的常识是不爱自己。不爱自己不仅爱情会出问题，基本上也会毁掉自己的一切。

南方都市报：回到常识，有时会不会把问题简单化，很多人往往认为现实是有复杂性的？

连岳：常识都是简单的，没有复杂的常识，所以问答专栏的存在基础就是需要跟一个具体的人对话，它只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并希望对旁观者提供一种思维储备，它不应该追求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解决任何现实问题，都不必用“复杂的现实”作为目的，只能回归点对点的接触，华佗也要为某个病人把脉，孟姜女哭倒长城，她的眼泪也是一颗一颗冒出来的；再举个庄重一点的例子，曼德拉只不过一天一天累计刑期，如此把“问题简单化”，却解决了南非近乎无解的种族隔离与种族宽容。

“复杂的现实”，这是最常见的偷懒思维，它支撑了对偏见的屈服，对个性的打压，它使你的无力感泛滥，它甚至能变种为中国喜闻乐见的“阴谋论”，压垮潜在的改革者。让现实去复杂，我们自己单纯。改变自己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能做的。我极度厌恶有人摇摇头叹息：“现实是复杂的……”，这种人去恋爱，结果就是“恋恨”；这种人去写文章，就会变成怯懦的文匠；这种人就算有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头，也会指望权力的垂青；这种人就算手捧《福音书》或者《华严经》，渴望的，也不过是对他人的控制。常识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就像道德只宜律己一样。不能打老婆是常识，跟世界怎么复杂无关吧？一个人光顾色情业，得知道用安全套能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也能保护他人，这也是常识，而他却是复杂世界的一部分。

南方都市报：这个专栏至今已有5年，你的来信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其中有没有缓慢的进步？

连岳：当然有变化。最重要的是大家慢慢把爱当一回事了，不再忍受无爱的生活，也不再无条件同意为了大而不当的一些概念放弃自己的个人之爱。我们周围全是大而无当的概念，请恕我没有胆量一一列举。前段时间许多人逼姚明捐款，就是用某种大而无当的概念去满足自己的恨———这些人还以为自己满溢爱心。把这个当成爱情寓言来看，我觉得也无不可。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认为解决爱情问题需要经验，而你是直接从初恋到婚姻，对你而言，这种经验论似乎并不成立，是什么让大家在爱情问题上苦恼不尽，而你却能拨云见日，并带上一点刻薄和幽默？

连岳：我又不是和尚，怎么会不准确？如果美洲大陆是导游发现的，如果《人论》是推销员写的，如果金庸是武林高手，如果经济学家必须身家过亿，那么，我确实需要多结几次婚。我很爱人，也有人很爱我，这些都是经验。至于后一个问题嘛，我也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专栏写作中，你遇到过棘手而难解的问题吗？

连岳：还没遇见什么困难。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件对你而言很轻松、容易的工作？

连岳：它也不是“很轻松、容易的工作”，介乎其中吧。

聪明的心理医生和我是同类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认为，在你的来信中，无外乎婚外情、同性恋、男女之间的分分合合？

连岳：我们活着，无非是人，不会变成狗（我指的是外形），不会成仙，种类很单一，不都指望长命百岁？不能用分类来代替内容。其实情感的丰富性超出我的想象。

南方都市报：无论在时评专栏还是在情感专栏中，你的文字都有一种机智和趣味，在写作中对有趣性的注重，王小波、罗素对你的影响更大，还是你在媒体的供职经历使你对传播效应更为重视有关系？

连岳：罗素与王小波，都是机智而有趣的人，文字能力也高过常人，罗素一生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量惊人的文章，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媒体人，因为他没有“专业文学大师”小说诗歌之类的“重大文本追求”，反而着力于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与理解他的观点。我供职过媒体，知道罗素这点其实是媒体传播的核心技术，它因为比较难做到，反而被有意忽视，所以会出现许多中国媒体人摆出一副大材小用的委屈模样。

既然我选择在媒体上写文章，那么，传播效率就是我应该考虑的，让尽量多的人看自己写的文章，这是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之一吧？如果做不到，不是读者错了，而是作者水平不行，媒体人若指责大众“素质不行”、“愚民”，发一些“无法可想”、“没有救了”之类的感慨，那基本上自证其无能与无聊。炫耀智力不是媒体文章该做的事，让你的读者方便、愉快地获知资讯与观点才是你的本职———我很庆幸自己想通了这点。

南方都市报：在《我爱问连岳》前，你还出过一本问答集《我是鸡汤》。在问答集中，你自我确立的写作指向是什么，类似于一碗鸡汤吗？

连岳：很单纯，就某一位读者的来信发表我自己的观点。

南方都市报：那是一杯白开水？

连岳：你真是一个喜欢比喻的执着的家伙。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你和心理医生的区别在哪？只是你更刻薄？这也能理解成是一种技巧，或技术。

连岳：心理医生有执业资格，能开诊所，而我不行，这就是区别。我其实一点也不刻薄，就算那些是刻薄，我想心理医生也有聪明人吧？应该有些人和我同类。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认为，连岳的情感专栏和时评专栏，除了表面的问题各不相同，背后的根基却是一样的。是这样吗？那么，你自认为背后的根基是什么？

连岳：是。你爱你的女人，这是爱情，你爱你的国家，这是时政；你恨不爱你的女人，这是爱情，你恨不爱你的国家，这是时政———这些行为后面，共同的根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你”。

南方都市报：哪一个写得更快？哪一个更费心力？

连岳：写的速度差不多，不过情感专栏更费心力，情感话题无禁区，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必须每周交稿，所以有些稿件是在医院里写的。而时政文章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想写的写不了，经常可以不写，上个月，就暂时停掉了所有的时政专栏，只在blog里发些议论。当然绕开重大话题，写些鸡毛蒜皮，时政专栏一天可以写十篇，但是这种方式不是我能接受的，就像我们现在去看靖康二年的某位时评作者，他文中丝毫未提及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却喋喋不休地谈瘦金体的艺术地位，那么，他就参与了历史虚构，谁会尊重他呢？

读者来信丰富了我的内心

南方都市报：国内专栏日盛，但是你应是产量不减、文章品质不下滑的少数的专栏作家之一，你是怎样做到的？

连岳：我用五笔字型，在电脑上写完一篇，再写第二篇，写完第二篇，再写第三篇，写完第三篇，再写第四篇。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你在玩弄小聪明。是吗？

连岳：这个问题是恭维我的，我听了特别舒服，又不甘愿谦虚，所以只好滑走。可能原因在于我从未对专栏起轻慢之心吧？

南方都市报：对质量的保持，是不是一个专栏作家最应该引起警惕的地方？如果不是，那应该是什么？

连岳：对于我个人来说，不能容忍自己求知欲下降。

南方都市报：那你怎么去提防？

连岳：我每天需要新知来刺激自己，基本上是一种生活习惯了，不会太担心。只要世界上还产生新知，那么，求知欲总是能得到满足的。唯一可担心的是自由气氛消散，知识与观念产生的前提消失，还好，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

南方都市报：在网络上，有连岳小组、连岳QQ群，将你称之为专栏作家中的偶像派应不为过分。除了回信，在现实中你是生活中的情感问题解决者吗？

连岳：我难免会面临一些朋友的感情故事，我会倾听，然后忘记。还好这种事做得不多。

此生应该是没机会做偶像了，我家有镜子。

南方都市报：几年来，你接到了各种不同问题的来信，你是否需要用遗忘来清理自己的内心？

连岳：不可能记住那么多来信，这是记忆规律，在现实生活中，我的话也不多。没有刻意去遗忘，遗忘是自然而然的。我不太认同“清理内心”这个提法，是读者来信丰富了我的内心，与他们对话的过程，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人性，他们不是垃圾，不是干扰者，不卑贱于你，他们只是平等于你的对话者。他们给我写信，把自己的事情信任地告诉我，我心里只有感激。

南方都市报：在PX事件中，你尽己之力为厦门鼓与呼。行动力和写作，对你而言都是第一位的吗？

连岳：我有些自尊心，如果发生在身边的PX事件不出声，那么，我以前、以后（如果有脸接着写的话）所写的一切都是对自己的嘲讽，这是我不能接受的现实。如此而已，并不复杂。

连岳近年作品

《格列佛再游记》，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3月版，18.00元。

《神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18.00元。

《来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20.00元。

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年方二十的梭罗开始写他的第一篇日记。“你现在在干什么”？爱默生问，“你记日记吗？”梭罗写道：“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一条。如果要孤独，我必须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梭罗的这一段话道出了一部日记的缘起，起初可能只是出于在一个美好的日子坐下来想倾诉一点什么的愿望或者想记录下思想的偶然冲动，渐渐地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从那天开始直到病逝，梭罗不间断地写了二十五年，留下了整整三十九卷《日记》，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有特色的思想家和日记体随笔作家的基础。甚至包括那部同样以第一人称“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生活的，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瓦尔登湖》，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应归入日记体一类。卢梭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庶几近似，卢梭自谓“这些手稿，确切地说，只不过是记载了我那些遐想的不拘形式的日记罢了”。并且已预先声明他正在做的事情和蒙田做过的是一样的，“但我的目的迥然不同，他的《随笔集》纯粹是为他人而作的；而我写这部《遐想集》则完全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如同梭罗的“要孤独”，保证了日记可能成为一种最少矫饰、最接近真实天然的文体。即便如此，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甚高的诗人或小说家都不记甚至反对记日记，普鲁斯特就从来不愿意“记日记”，甚至也不愿“记录自己的思想”，而且一向认为日记比通信更低一等。“这一点可以他的笔记本和草稿本为证，那上面没有标明日期的记录，没有关于会见或当天生活的任何评论，总之，没有生活的任何反映。甚且断言逐日作记录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这种敌视来自多种情感：拒绝自诉，哪怕是零星的自诉，拒绝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以及创作构思精细作品的愿望”。伊夫。塔迪埃在《普鲁斯特和小说》一书中这样写道。身兼小说家和思想家于一体的乌纳穆诺也曾同样吁请“注意，千万别掉进日记里去！执意喜欢日记的人——如埃米尔——会变成日记的作者，会为日记而活着。他在日记里不再记录他每天思考的事情，而是为了记录它才进行思考。写日记、自传和忏悔录的人——圣奥古斯丁、卢梭、埃米尔，都在寻找自己——在自己身上寻找上帝——的过程中度过了一生，他们的日记、自传或忏悔录都不过是这种寻找的经验。”

近世原不乏以日记名世者，如瑞士人埃米尔，英人毕丕斯，法人龚古尔兄弟，当代如葡萄牙文豪，曾被多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米格尔。托尔加的《日记》，截止一九八七年已出到十四卷，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并被誉为当代葡萄牙文学里两部重要著作之一。需要提醒的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中，作为文体的日记写作是十分罕见的。托尔加在回答外界提问时曾声明，他的《日记》是“想在巨大的孤独、强大的压迫之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众所周知，本世纪的葡萄牙曾经遭受萨拉查长达数十年的残酷独裁统治，其间“没有思想自由，新闻和书籍检查非常严格，记者和作家们只得闭口缄言”。托尔加出版的几本书，包括《日记》，都曾遭到查禁，“于是每三年或者每四年出一卷日记至少表明我仍旧安然无恙地活在人间，仍旧在为自己画像。所以说，日记是映照出我的良知的镜子”。

卡内蒂的态度似乎与此大异其趣，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强调指出，就他而言，记日记决不是因为他自身存在太少，而是因为存在得太多以至自己一直处于被无穷小事给辗倒的危险之中，于是他只好在自己四周建起一道堤坝。

小说家卡夫卡的日记经过他的那位“有写糟诗癖好的”（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挚友”麦克斯。勃罗德的精心设计与编排，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造就一位“圣徒”形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伪经与圣哲箴言录，差点将小说家和诗人卡夫卡逐出了美学领域。这也再次提醒了我们写作日记可能给“诗”的创造（就诗与创造语义学上的同源而言）带来负作用与损害，尽管作为散文，日记本身将由此部分赢得诗的凝炼与和谐。得失虽未必可以参半计，相较已有的被公开的日记，卡夫卡的日记仍堪归入最好的作品之列，也是迄今为止极少数我们可以寄以信赖的私人日记。这是因为卡夫卡始终努力使日记与内心生活保持一致，正如他已明确意识到的“写日记的一个优点是，能够令人宽慰地、清楚地认识各种变化过程。……在日记中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把观察的结果写下来过，就是说这只右手像今天这样动作过。我们由于有可能纵览当时的境况而变得聪明，但却更须承认我们当时在进行不知天高地厚的顽强努力时是无所畏惧的”。

即便如此，临终前卡夫卡仍然恳求勃罗德“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仅仅是指定限于我自己看的，我在有些地方说了点谎话，我无能为力。无论如何，说这些谎话丝毫不是故意的，倒不如说它们是发自我内心最深处的自然，我本来应该怀着敬意俯瞰的”。周作人的一个说法可与此互勘，这位苦雨斋主承认喜读日记却不能写日记是因为“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是故意的，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真正的日记本来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保罗。克利的儿子在德文版《克利日记选》出版前曾郑重附言声明“这部日记本来只供个人审思之用，并不打算出版。父亲生前不准任何人，连我也不行，接近他最私秘的告白”。也有的是想以此作为练笔、功课和祈祷，起到一定的总结反思、帮助记忆等作用，除去有心作一番“心史”或“见证”之类的，一般也只对个人有意义。单纯为自己而写，也可能是令人沉闷的。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非惟相当平淡，甚且寡味，也就鼓荡不起积极动笔的兴趣或文思。有者亦止如记流水账式的；也有是出于工作需要，如航海日志，训练日记等；作家们记日记多因积习使然，难免诉诸笔墨，如鲁迅式的，只记琐事，往来账目等。前辈学人浦江清先生在留存的一九二九年日记开篇即言明：“记日记丝毫无自尊的意思，也无有准备作自传的虚荣心。我的目的大约有四：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想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俞平伯《壬戌两月日记》跋语自谓：“余不常记日记，外出则书之，有事则书之。……家居不记，大事之来则记之。”以平伯先生之家世学问尚称“亦勿敢示友人，以其庸鄙琐屑不值顾盼耳”。余者可想而知，此亦大部分日记不具出版价值的原因所在。

日记的题材多涉一些个人的隐私，像儒勒。列那尔这样训练有素的作家，也尝自言记日记只是因为“我习惯于把自己脑子里出现过的一切都写下来。只要什么念头一浮现，我马上就记下，不管它是不健康的还是罪恶的。显然这些笔记并不能代表我这个人。对于我们脑子里的古怪念头我们不能负责。我们只能把不道德、有悖于理的东西驱除开去，但不能阻止它来”。更有只将日记当作一个小小的泄愤场所，一种例行公事似的手淫或神经质的自言自语，甚也者有点像旧社会上海大世界的活春宫。我把这种日记称为个人的黑色记事簿，近似一张病历卡，只要不太过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利于心理平衡和精神健康。它为个人提供了一名随叫随到的亵友，一个家妓或一个忠实的奴婢，一般也就只堪作为个人的殉葬品。这样的日记自然也是不宜于公开的，但无疑比公开的日记更诚实亲切。

公开的日记最终难免会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如同一位被允诺了童贞事实上操守已失的新嫁娘。活人发表私人日记有点像剖开自己的心脏，当众剥光衣服或晾晒内裤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或做得出的，确需具备一点英雄丹柯的勇气与小偷兼“圣徒”热内般大胆自渎的魄力。固非人人都有诲淫诲盗的“资本”，也不是个个皆具卡夫卡式对自己作详尽精神剖析或灵魂拷问的勇气和技艺。另一方面，预备写出来发表，或冀有朝一日被“发覆”和“挖掘”的，则难免会有所表白、有所造作、有所润饰，甚或有所伪装，这里面自然也有情势、心态和修养的差别，应予以区分对待。

而人之爱读日记说穿了也无非是为了满足一种窥探欲（skoptophillia），讲得好听一点是出于好奇心的表现和“窥看”（look on）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概出于性的“窥视冲动”，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坊间时有许多的“名人”尤其是“女名人”的“日记、自传或忏悔录”问世且热销，这实际上反映了实现窥探的市场需求。有人演也就有人看，有关日记的写作和阅读事实上已沦为露体癖与窥阴癖们的一次交易。此时文体就像一件衣服，自然是越透明越好，最好是薄如蝉翼，翩如惊鸿，以便于皓质呈露，若隐若现。

人都有点下意识的窥私癖，日记满足了这点可怜 的好奇心。纵使自己不能写或不愿写。不能写或不愿写除去美学上的考虑，有时竟还是因为不敢写，怕触犯禁忌、一言取祸。这在人身自由尚不得保证的时代与国度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哪怕只写给自己看，锁进抽屉里，也还是得不到完全的保障。于是也便产生了前贤吴宓先生对日记作大修改、小修改的可能性，也就有了先驱顾准分撰“革命”与“反动”两套息县日记的必要性。诚如梭罗所言，身处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你怎么可能孤独起来呢？逍遥巾下，需具两副面目。君子国内，尤费别样安排。其实不难设身处地悬想一番孤愤求道的顾准癘促于集体宿舍险境之困和孤怀守道的吴宓先生颠踬在巴山蜀水危途之窘。甚且大哉茅公生前竟也未能在日记中得免涂乙巧饰之俗，是诚可畏也者！写日记岂可徒逞匹夫之勇而匪具俳优之智乎？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一切文字毕竟只是人留在世界上的痕迹，即使再加一把锁，也终难阻遏好事者寻声辨迹、探幽索隐之兴，尤其是针对名人，他们的日记也就更容易获得公开的机会。准备公开的日记既已不好写，名人的日记则因更易集中地招来窥视的目光，因珍惜翎毛变得更不好写。自贬或自渎都得把握好一定的分寸，自我作秀更不宜太过太露。

名人的日记如同名人的大脑和心脏，即使名人的尸体已经腐烂，仍旧在思索和搏动，只要这位名人的名声大于他或她的寿命。名人与日记往往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名气是名人日记畅销的保证，日记也会使名人的名气更盛。除此之外，名人也得稍具一定的文才。在立德、立功、立言之中，立言向被视为千古之事，同时也属文学的本事。赳赳武夫，放下屠刀便率尔操觚；特务头子，立地成佛也舞文弄墨。政客们也经常利用日记这种形式巧妙地诿过，为自己的失策辩解和开脱，不露痕迹地造谣，恶意地攻讦或借此作洗刷罪名的临终忏悔。

很难再将公开的日记视为一种有着足够真诚的文字，除非它已明确宣称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文体，如此在最低限度上我们至少能够面对它在艺术上的真实。一部真实的日记是由一些精彩或不大精彩的片断，一些连贯或不太连贯的句子，一些完整或不够完整的文章构成的。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两个字，姓名和地址，一张表格或几个火柴梗似的人形图案，总之可以是生活中的任何部分，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做到这一点说难并不难，说不难则未必。关键仍在于能否真正具备面对自己的勇气，而惟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在于保证它的私密性。

我们可以尽情地在文字上玩弄一些第一人称的把戏，写一些很美的故事或随笔，却难得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一页。诚实的日记写作只是对纸倾诉，作为心灵的同道或最可信赖的朋友，保留一份私人生活的备忘录，当然它只写给自己，也只写给一只隐蔽的抽屉。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好的日记都是不经意中的发现，如同发现如弥尔顿所说的“不见天日的窖藏”，或“一朵意外的美妙的花”。

红楼梦中本已有无数经典的片段，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眠元春省亲之类。但《红楼梦》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一个片段，是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下轿后，那垂花门、抄手游廊、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这一个个作者当年熟悉之物，一下子跃蹦出来，回忆扑面而来。此时镜头推进，台矶上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笑着说话，一面争着打起帘栊……

总觉得这是曹雪芹的盛大回忆开始倒叙的一段文字，整部小说最唏嘘的难道不是这种作者在浊酒陋食中，回味旧时锦衣美食时的辛酸悲哀吗？繁华散尽后的荒凉，今昔对比中的落寞，他一人实在承受不来。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残酷的小说，作者把所有美好的东西，细细雕琢好展示给你看，然后再让你眼睁睁的，看着它们一件件毁灭，就像他曾经经历过的一样。

《红楼梦》中你最喜欢哪个人物？这个很滥的问题我不知道问过多少人，没有几个说出个所以然来，或者说出来了我没听懂。很多男生喜欢湘云，很多女生喜欢黛玉，很多男生和女生喜欢宝钗。

我比较喜欢探春，才精志高，有野心的女人。有人和我说，觉得探春的结局也不错啊，还出国了呢。我说，在曹雪芹的眼中，她是不幸的。以中国历代文人的观点，公主和亲尚且悲哀，昭君出塞尚且苦涩，更何况探春去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而且一生骨肉分离。我想曹雪芹应该是把探春的结局就设定为远嫁的，不会再有什么后话。续书中高鹗竟让探春携婿而归，俨然另一版本的省亲，似太牵强。脂批中有嫌探春不够低调的意思，我觉得，她只是不掩饰自己的才干而已。

丫环中有不少人喜欢晴雯，因为最漂亮。也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喜欢平儿，因为会处理关系而且心态好。其实我觉得四大丫环，鸳袭平紫，鸳鸯是末路狂花的那一种，貌似最为自主最刚烈，实际她最惨烈，她的结局也许是最悲剧的一个。袭人有很多人唾骂，因为她没有从一而终，也有人怀疑赶走晴雯芳官四儿，是她进的谗言，也有人认为她大得王夫人心的那一段，实际上以间接破坏宝黛爱情为进阶之路。但我觉得，曹雪芹对这个形象，还是肯定为多的，其实，正如作者赋予她的“贤”字，袭人还是比较能担得起这个字的。平儿很会做人这一点是无疑的，而且也可以看出这个丫环心底本善，属于那种生存能力比较强的人。紫鹃，她似乎是四大丫环中戏份最少的一个，似乎永远只是黛玉身旁的一个淡淡的陪衬，她不像别的丫环哪怕小红那样，她的性格刻画似乎不够饱满。不过，她对黛玉的那种掏心掏肺的深情和处处为黛玉着想的本能，还是很令人感动。由紫鹃对黛玉的真诚也可见，黛玉其实并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否则离她最近的紫鹃，不会那样掏心窝子的对她。当然，奴才周到服侍主子，是天经地义，但全心全意的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其着想，甚至连黛玉想不到的地方她也一一做到，这就不仅仅是奴才的本分了，这就是额外附加的感情分了。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黛玉并不孤僻，她的身边是很有些真心实意的朋友的。也许第五回开头的一段话，误让人以为作者有抑黛扬钗之意，但其实他只是以世俗的眼光，画出钗黛二人的不同。黛玉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这是一种气质，并不是贬抑之词。

如果列一下《红楼梦》中的美女排行榜，你们会怎么排呢？我认为，首先，肯定是黛玉宝钗。如果换到现在，在一大群美女中间，黛玉一定是首先让人注意到的一个，并不是她美得多么三头六臂，而是气质。现在不是流行玩气质么，黛玉的气质一定是超凡脱俗那种，高标隽逸，那么其他女孩无论多美，最先注意到的，还是黛玉。气质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言说。当然，宝钗美的经典，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经典的美，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我们《红楼梦》的老师说，宝钗是冷美人，这一点我是要否认一下的，要不就是我和她的“冷美人”观不同。什么是冷美人，就是那种很美的，但看上去又不易接近的，平时少笑，神秘，喜欢独来独往，其他方面又很优秀让人望尘不及的人。但宝钗，从她第五回刚到贾府和上上下下相处的和谐程度以及众人交口称赞中，她绝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很难接近寒气逼人的。但作者多次以“雪”喻她，这我承认，宝钗心中，确实有心中非常冷的非常硬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她坚持的，是很难被妥协被融化的一个部分。但她用适度的热情很好的包裹了这层“冷”，使人很难觉察。如果让人一眼就看出自己是个“冷美人”的话，那也不是薛宝钗的境界了。

丫环中我近来有点关注麝月，这是个口才不差又很注重低调的丫头。麝月也许是怡红院中辩才最好的人。有些人是想低调也低调不起来的，比如晴雯，那么俊俏，那么风流灵巧，经常喜欢掐尖要强立着眼子骂小丫头；比如说王熙凤，美人胎子又手握大权，口齿零落心眼多，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整一女强人类型。到哪去随从众多前呼后拥丫环婆子媳妇一大堆的捧着，怎么低调的起来；甚至赵姨娘，整天在家闲着没事干就想找人吵架打架，寻空就骂小丫环，心态又不好又时常嫉妒，时不时还找探春闹，真真“辱亲女”。到哪去经常闹得鸡犬不宁寻衅滋事，这种人，也低调不起来。低调和身份无关，只是姿态。

麝月呢，真低调，在五十二回前，低调的几乎让人意识不到她的存在，除了和宝玉篦头那回，让人觉得“公然又是一个袭人”，此外，再没什么分外出彩的表现。但第五十二回，麝月教训坠儿的娘，那一长段，竟分外的有理和雄辩，一丝不紊，层层递进。首先是驳了晴雯叫宝玉名的指证，说是“老太太吩咐过的”；接着，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那媳妇在荣府中的低等身份，说她“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最后叫小丫头来擦媳妇站过的地，直接把该媳妇的脸面羞辱到极限。使得“那媳妇听了，无言以对，亦不敢久立”。

后来在第五十八回，袭人更直接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于是，麝月主骂，宝玉和晴雯一人帮衬几句，说得那婆子“羞愧难当，一言不发”。由此可见，麝月的辩才，在怡红院范围内是几乎的到公认的。

书中女子，似乎也有着曹雪芹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女人的影子。太多人在我们生命中的经过，迅疾的都像烟花似的在空中一放而散。但她们在夜空中曾经绽放的美好，却永远不会令人忘记，尽管这美好对于整个人生来说，是那么的短暂。一部《红楼梦》，怀金悼玉，万艳同悲，曹雪芹将这刹那的美好，变成永恒。

1984年4月，江苏沙洲县一家村办制衣厂。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当地乡镇企业工人。 蒋铎 摄

在乔治.奥威尔笔下，一九八四年是这样一个世界：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奥威尔是1949年出版这本书的，随后世界的发展历史，证实了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是何等敏锐深邃：他虽未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但他的描写是如此细腻和真确！

幸运的是，书中所描写的，在真实的1984年不是中国的主流，而在不远的十年前，它还是。

1984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社会自由度不断扩大，政府也越来越尊重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农村始。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1984年，乡镇企业又横空出世。中共中央当年颁布4号文件，决定把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并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江苏沙洲县冒出的村办制衣厂，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

从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产值每年都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一些统计资料得知，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到突破10000亿元，经历了31年。

乡镇企业也成为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和就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动力。目前，有大约1.3亿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而以其适应市场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及技术和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优势，乡镇企业还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在宏观经济意义上为矫正产业结构做出了贡献。乡镇企业发展的方向，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理念一致。

乡镇企业不过是改革年代众多新生事物之一，1984年，中国值得一说的新事物实在太多，如第一次民工潮，北京街头出现第一个外国广告，第一次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说法）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那是一个英姿勃发全民向上的时代，全中国都沉浸在一种欣欣向荣的氛围之中，改革开放让所有阶层的民众都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拥护改革开放，也拥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建国35周年的阅兵典礼上，天安门城楼下走过的欢庆的人群中突然展开一个横幅——“小平，您好”，这是北大学生向邓小平的致意，也表达了全中国人对他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