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来，中国有关“株连式拆迁”的报导突然多了起来。查阅后，方了解到这是一些地方政府为对付“死硬派”拆迁户而采用的“绝招”，其首创者是中共湖南省嘉禾县委和县政府。5年前，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物件中亲属的“四包”工作，即“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包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包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不能完成“四包”工作的将停工、停薪，直至降级、解除工作。

这一绝招真是“出奇制胜”，不少人为保饭碗，被迫给亲属施加各种压力，以完成“四包”。但也有不听话的亲属，比如一对李姓姐妹的父亲不肯听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婿劝说，这对姐妹为免夫君受父亲的牵连，竟然被迫在同日离婚。不过，要求民众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本是中共党文化的基本原理，更兼这一招术不仅大大削弱了拆迁户可能获得的亲属支持，还非常有效地将政府与拆迁户的外部矛盾成功地转化为拆迁户亲属间的内部矛盾，软化了政府暴力，效率还远高于暴力拆迁。

于是各地政府都争相仿效，做法大同小异，但都是根据拆迁户亲属所在工作单位所属部门，把任务分解到各部门，让各部门强制本单位职工分头去做拆迁户亲属的工作，职工若完不成“任务”就停工、停薪、调离甚至失去工作。至今已经被曝光的已经有河南开封、江西丰城等地。而各地亦演出不少夫妻离婚、父母子女宣布脱离关系的戏剧，不过这些家庭悲剧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之内。

我于是希望新《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尽快出台，帮可怜的拆迁户解困纾难。今年3月，中国民众被告知：由于1994年制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一些规定不合理，比如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改造，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以及政府角色失当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源等缺失，将在新的拆迁条例里加以修正。据宣布，新的拆迁条例将有三方面重大改变：一是只有因公共利益才能对企事业及个人房屋征收及拆迁；二是政府是土地征收与拆迁的惟一主体，过去那种开发商因商业利益而进行的拆迁被排除；第三，关于征收拆迁的决策、补偿程式也将随之变化。

这三大“改变”当中，最关键的一大“改变”应当是“政府是征收及拆迁的惟一主体”。但仔细琢磨后，我发现这一“改变”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变动，只不过将以往地方政府的角色从躲在幕后当暴力拆迁的支持者转化成为地方政府可以在台前公开导演拆迁（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并且于法有据。我曾在“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作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分析”一文中，在综合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规律：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在有些地方，地方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将“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从形式上分为两家；而有些地方干脆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无论是北京、西安还是长沙，甚至上海、广东诸省，全国概莫能外。对这一事实，各地政府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

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说，将政府角色定位为“拆迁与征地的惟一主体”，无非是将以往政府拆迁办与拆迁公司合伙共谋下的暴力拆迁变成政府独家垄断而已，对旧拆迁条例所造成的“政府角色失当”根本不起任何矫治作用。而另外两大“改变”，即界定公共利益、决定合理补偿标准，其界定权与决定补偿标准权，当然也操之于各地政府之手。剩下的问题就是：民众能够期望各地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吗？就算是新拆迁条例中规定不许暴力拆迁，各地政府也准有奇招应付，比如各地正在盛行的“株连式拆迁”，恐怕就是各地政府用来部分取代暴力拆迁的新招术了。

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追究责任仅止于当事人本人，其他人不论与其有什么关系，都不得受任何株连。但“株连式拆迁”的盛行，却只让世界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奉行“人治”的专制国家。

委屈如果一辈子背身上，我宁愿犯法！

——杨佳

杨佳案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杀人者杨佳的青春档案

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退掉了他在招待所的房子，拿一把刀走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临行前他对招待所老板说：“明天不用住了。”

一个前程尽毁的青年，六个瞬间破碎的家庭，一场两败俱伤的悲剧，以及无尽的伤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痛思考。

网络日志中的杨佳，阳光，健康，活跃，渴望结交女友；现实中的他，倔强，阴郁，沉默。28岁的他如何走过自己的青春旅程？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北京青年在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选择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别人的生命，同时终结自己的青春？

上海闸北公安局21楼，督察支队2113办公室，一支枪对准了杨佳。他终于开口：“你开枪把我打死吧，我已经够本了。”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

在紧急支援的持枪特警出现之前，被多位民警制服的杨佳暂时被反铐在办公室内。被擒后，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喘粗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手上粘满鲜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鲜血浸湿。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最终代替木讷寡言的杨佳“给出说法”的，是一柄二十多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是次袭警事件，六位无辜的民警成为刀下亡魂。

刀刀见血。几乎只有一种刀法——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胸腹部或者颈部动脉，猛烈插入，然后用力上挑。这会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这栋驻扎着大量内勤民警的综合性警务办公大楼在专家眼中是这个国家强力机关的“柔软的腹部”：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在主流语境中，这把血债累累的刀的拥有者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暴徒”来形容；而网络中则有一些网民给予杨佳同情以及只有近年焦点人物时常有过的那般的待遇：“刀客”杨佳有了自己的“武林列传”：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语境之外，在成为焦点之前，小人物杨佳有着怎样的人生？

成长档案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

在上海警方的案卷中记录了这个28岁青年的档案：杨佳，1980年8月27日生，籍贯河北省冀县，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某号，中等专科学历（函授，口供说是财会系），身高171厘米，体重77公斤，足长26厘米，脸型长方脸。没有前科。

在前圆恩寺胡同内，在一个老北京普通的四合院的普通人家，杨佳度过了他的普通而不乏快乐的童年。

杨佳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结婚。父亲是一家影院的电工，小时候会带杨佳去影院看电影。在杨佳13岁的时候，他与妻子王静梅离婚，很快又组建了新的家庭，然后像一个戛然而止的长镜头一样淡出了杨佳的生活。

王静梅则是杨佳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是从未谈过对象的杨佳生命中唯一亲近的女性，准确的说，是他唯一亲近的人。

杨佳小学同学邓世博对那时杨佳的印象是：成绩一般，个头一般，口才一般，各方面都不算突出，但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有时也会跟同学打打闹闹，但不记仇，很快就又好了。

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形容王年轻时容貌出众，声音甜美，性格开朗，“没结婚之前在劳动文化宫当解说员，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王静梅对这个独子甚为疼爱，幼时放学后杨佳总是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在妈妈身后回家。

邓世博去过几次杨佳家里玩，都是父母不在的时候。“他那时候爱看书，但基本都是小孩爱看的漫画书之类。”

住在杨佳邻院的李佳则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李佳说，那时杨佳放学后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当时他父母感情也很好，觉得他家庭很美满”。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邓世博说。

那个时候，杨佳的家庭完整，生活幸福，小学岁月让他充满怀念。据《京华时报》报道，2006年，杨佳加入网络上的小学校友录后，第一条发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入学20年后聚会庆祝。

1994年，杨佳父母离婚。当时，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一家洗衣机厂下属的招待所工作。对于离婚的原因，杨父不愿多提，只是简单说，夫妻因为怀疑对方有外遇，猜疑逐渐增多，最后导致离婚。母子两人搬离了前圆恩寺胡同，前往东城区一处房屋居住。

此后，杨佳变得越发沉默寡言离群索居。

邓世博回忆，青春期的杨佳显得敏感而孤僻，尤其不愿谈及自己的父母，“偶尔问起也就岔开了”。但那个时候起杨佳迷上了爬山，喜欢和老同学一起爬香山等京郊山地，在暴走中让自己体内随身体一样发育的少年心事得以纾解。

“家贫百事哀”

王静梅曾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的生活可以用“家贫百事哀”来形容。

离婚没多久，王静梅工作所在的雪花电冰箱厂也倒闭了。杨佳跟母亲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这里大都住着上年纪的拆迁户。初中毕业后，杨佳念了一所民办技校的财会。杨父开始还来看看杨佳，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后来再没有过来。

据媒体报道，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了。7月1日，当律师谢有明询问杨佳单亲家庭对他的心理伤害时，杨佳作出很无所谓的表情。谢有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

“杨佳不爱说话，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杨佳的态度才会柔和起来。“他说他母亲很可怜，很辛苦地在养他。”

1999年技校毕业之后，杨佳在望京购物中心实习，随后在首体家乐福工作一年多。“他觉得单位里怎么有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看不惯就走了。”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说。

此后，在一家公司短暂工作后，杨佳失业在家，变得越来越不愿和人接触。

2000年，王静梅在宣武区虎坊桥东边的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因为一次肢体冲突，她开始了一场影响母子二人至深的漫长上诉。

王铁栓回忆那件“悬案”的起因说：王静梅是1955年生人，属羊，在这个年龄段算是长得出众的，那会还显得年轻。那家招待所的经理看上她，老想跟她套关系，她看不上。而另一个女服务员因此跟她争风吃醋，老觉得她是眼中钉，再加上工作时候又起冲突，一次瞅准没人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上来就把她摁倒，啃她，腿上咬掉一块肉，导致住院。

王静梅把对方告上法院。“可单位没人看见当时情况，没见证人，虽然其诊断证明等证据都齐全，可对方说也瞧病去了，后来补充了一个假条和1352元的医疗费证明——而王静梅也花了1352元，对方明显是找医院关系后补的。最后法官各打五十大板，认定双方互殴，各自负担。”王铁栓说。

王静梅对此耿耿于怀，开始了漫长上访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上访上，辗转于北京公检法各部门，直至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和最高法院信访办。她因为这个事，心里非常不痛快，后来还生了动脉瘤，大出血动手术。

“她这人本来心劲挺高的，我感觉她虽然不富裕，对钱并不在乎，但认理。”王铁栓有一次劝她不要这么漫无止境的在官司上这么耗下去，王静梅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原则都没有。

她打官司时结交的“讼友”郝家隽说，每次见到王静梅，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黄色长袖外套，无论冬夏，从不更改。

不仅因为打官司而生活困顿，王静梅还遇上了其他不顺心的事。她曾上婚姻介绍所登记，结果被一个婚托骗了一笔钱，给她介绍了一个结过婚的人。再找的话，又要再交费。

官司越发成为王静梅生活的精神动力，但她还必须面对失业在家的儿子。“我出去打官司，必须在早晨做好一天的饭，不做我儿子就不吃。”王铁栓曾提出帮王静梅劝劝杨佳，但王静梅拒绝了，她说杨佳拒绝和人交流。

有一次，王静梅曾向朋友说起，她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这也许是一次避免日后悲剧的机会，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旅社的最后时光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6月12日，28岁的杨佳在上海市芷江西路165弄深处的“德保旅社”入住，房间号111，在一条昏暗走廊的尽头。

杨佳这次仍骑着一辆成色尚新的自行车而来，车锁尚未安装。老板曾善意提醒他提防偷盗。

尽管旅馆老板坚称，这是杨佳第一次入住，但仍有近旁的邻居对南方周末记者言之凿凿，称去年的10月间，曾目睹杨佳亦曾来此，“还有警察陪伴”。

德保旅社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咫尺之遥，分列弄堂两端，系居民住宅楼的一楼改造而来。警方事后调查称，其在此处曾用望远镜窥伺派出所数日。

在闸北，类似的隐身于住宅区中的私人旅馆，比比皆是。尽管条件简陋，但房费便宜。杨佳以找工作为名，登记入住，原本68元的房价在几番商量后，优惠至40元。

这是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简易房间，一张窄床和一台破旧彩电。因为时逢黄梅天，天气凉爽，屋内的空调从未启用。房间内并无正规窗户，仅有的阳光来自东墙上A3纸大小的窗洞。“他有一天想换一间有窗户的房，也没换成。”服务员说。

其间，因不适应南方饮食，杨佳曾试图向老板借用厨房设施自起炉灶，但被拒绝。此后，仍以盒饭度日。

杨佳在这里整整住了12天，在老板眼里是一位守规矩的房客，每隔一两天按时交纳房费，从无拖延。时间久了，老板曾询问其找工作情况，他总是寥寥数言，“还没呢”。

6月23日，杨佳乘火车返回北京。警方称其将旅游及登山装备放回家中，两日后再度折回上海。这次他将住处选在了长安路上的梅园招待所，同样深栖于弄堂深处。袭警案案发地闸北公安分局大楼，正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街口。

杨佳入住的二楼的202-2房间被一道新锁锁着。旅馆老板称，系警方所为，以阻止外人进入。他一去不返的房间里，如今还残留着一盒蚊香、一把雨伞，一件白色T恤，已经晾干并叠好放在床边。

一听八宝粥和一袋牛奶仍放在电视机柜上，这也许是他当天未竟的早餐。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一墙之隔的来沪打工的河北邯郸姑娘李娟（化名），总是在早晨六点被其出门时甩门声惊醒，她颇有微词，但却从未与这位邻居照面——几乎每天都是深夜一时，又一声关门声，才提示主人回来了。

李娟的房间与杨佳的房间只隔一道纸板墙，隔音效果很差，几乎隔壁的一举一动都能清晰听见。但这最后的五天里，她除了深夜对方的呼噜声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甚至连电视都从没开过，没有电话声，没有会客声。她的男朋友在一次深夜，与夜归的杨佳在过道里照面，一样不吭声。

最后的五天里，这个几乎不呈现任何生活气息的隔壁房间，令这对小青年惊恐。

7月1日上午9时左右，杨佳从梅园招待所退房，说“明天不用住了”。

40分钟后，他快步走进闸北公安分局，手上的刀闪着寒光。

“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去年3月时，王静梅被拉到拘留所呆了十多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他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杨佳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坐在电脑前上网，唯一的外出是帮母亲买个油盐酱醋。“王静梅的厚厚一摞申诉材料，都是让杨佳帮她在电脑上打的。”王铁栓说。

杨佳所住单元301的邻居说王静梅这个人脾气倒是有点古怪，有点拧，较真儿，凡事非要找出个理儿来。杨佳平时看上去倒特别普通，不显眼。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挺懂事的。比如在楼道里，看见你提着很多东西，他就会给你让道，或是问问说用不用帮你提。

待业青年杨佳不做家务，“都是他妈伺候他，出去办事提前做好中午饭，回去带晚饭，不理他都不吃饭。”

偶尔跟邓世博等老同学聚会，杨佳也经常一言不发，仅仅是问候一下最近好不好。

去年3月，王静梅上访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后因故被拘留十几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王静梅1500元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不得已，她经常找些促销或是小时工的活儿打散工，她还曾到民政部门给儿子申请低保，但遭拒绝。“民政部门说王静梅有退休金，不符合低保标准。”

王静梅变得易怒，邻里矛盾渐多。她希望儿子的人生不要像她那样越走越窄，鼓励杨佳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并把自己攒下来的退休金交给儿子外出旅游。

网络和户外运动是杨佳宣泄郁闷的出口。网络之中，杨佳的精神是健全而活跃的。

他在校友录上热情招呼新注册的老同学。他还是班级QQ群的管理员，没有工作的他上线最为频繁。

杨佳有一个博客，博客名为“非常地妖”，没有恋爱史的他在交友目的一栏上写道，“社交，约会，认真交往，交友”。他说，“一个大龄光棍现在最想结交的就是美女”。

杨佳在绿野INFO等多个户外旅游论坛注册了账号。邓世博说，杨佳喜欢在校友录和QQ上发他在野外时所拍摄的景色照片。很少见面的杨佳就这样在照片中朝他们微笑。

在驴友圈，杨佳参加活动时很主动，话不多，但乐于助人，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在郎八拉之行和杨佳始终走在一块的KEEM对他印象很深：“休息的时候他两次给大家买冰棍，我们都挺意外。”

然而，前年冬天杨佳在山西旅游时，不期然地跟当地警察发生了一场冲突。

王铁栓说：“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警察打了。排队进站，前后人挤人，他怕别人偷东西把包挎在胸前，警察说他不好好排队，他顶嘴说排着队呢，结果被请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打了。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母子俩又一次不断上访告状，告到公安部，“那回人家承认错误，的确是打了，赔礼道歉。还赔了三万块钱，但打他的事情在心理上肯定有阴影。”

与自行车相关的仇恨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杨佳的仇恨似乎总来源于自行车。杨佳的姨妈说，刚工作时杨佳攒钱买的新自行车被偷。结果在冬夜，杨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个小时才回到家。从此，杨佳特别痛恨偷自行车的人。

据杨佳陈述，他对警察的仇恨，亦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

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杨佳为了旅游方便租用的自行车被警察拦下。

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

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

这样的对抗在路口一直持续了40分钟。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场面更像是杨佳在盘问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杨佳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讯问。此后所发生的事并没有被公布。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律师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杨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

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但督察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相反激起了他更大的怒火。

被释放回到北京之后，像前次状告太原警方一样，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

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但杨均不予理睬。

上海权威人士称：当时确实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息访，警方二次派人去北京做工作。

亦有可靠人士透露：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1500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6月份，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王铁栓说。

杨佳终于出手了！反抗不义！这位“中国佐罗”虽然少了一点行侠仗义的利他精神，而只是单纯的以暴易暴；但杨佳与佐罗在“为民除害”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通的。从杨佳开始，我期待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期待中国的法制走向公正化。

2008年7月18日上海

2008年7月18日 星期五

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继续是国际媒体的焦点。近一个多星期来，无国界记者组织又在批评中国对记者采访的诸多限制，比如奥运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的直播问题。虽然这样的事不断在国际上引起抱怨，但据我所知，也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对最近几个月北京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给了蛮好的评价。只要你是从国外刚刚来，下了飞机，进了北京城，到处都能看到这些活动。

“迎奥运，讲文明”的内容，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包括不随地吐痰、不光膀子上街、不乱扔垃圾、不插队、不在公共场合抽烟等等。一些老外们入住的四星、三星半的宾馆，最近一两个月，都在加快训练服务人员，做好对奥运期间客人的接待，细致到做菜时不要用花生油，以免让过敏的外国游客拉稀。在理发店，尽量不要用剃刀，以免传染疾病。一些四星级宾馆的服务员，还被要求会说一点外语，要对所有外国运动员和客人一视同仁，不要对富裕大国来的一个态度，对小国穷国又是一个态度。

服务行业的人员，已经被这些训练弄得疲惫不堪，很多人巴不得奥运早点过去，一切恢复常态。

北京为迎接奥运所做的“讲文明、树新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重复了七十多年前一个很有名的活动——曾经在中国轰轰烈烈推行过的“新生活运动”，发起人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玲，并获得蒋介石的大力支持。

受宋美龄委托、负责抓这件工作的是阎宝航。阎先生出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是地下共产党的要人。阎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做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

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与北京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运动内容大同小异。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源自哪里？考察其做法，重要的一点，是以礼义廉耻──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为基准。然而，尽管它表面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概念来动员，但实际上其内容却多半不是中国传统式的。

宋美龄本人是基督徒，阎宝航也是。他们二人想法一致，就是要把基督教救人、救世与改造国民结合起来，想把当时中国的民众从内心到外表进行改造，焕然一新，成为新的国民，以适应现代的新社会、新世界潮流。

所以，当时宋美龄和阎宝航的工作，蒋介石是深为赞同的。1934年5月，当宋请阎担任“新生活促进总会书记”时，他正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即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身边的助手，忙得不得了。阎本想推辞，他的同乡张学良却提醒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东北人在南京中央政府里居高位的人不多，你一定不要推辞，要趁这个机会多做点好事。

今天回顾新生活运动，我们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尽管它的口号是中国的，但内容却是西方的──就是按照在西方受过普通教育的民众在公共场合下应有的行为规范，来改造中国民众的公共举止。宋美龄与阎宝航联手推动，以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作起点，从小事做起。“新生活运动”跟北京奥运文明活动内容相当一致：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小便，衣冠整洁，走路时要靠左，不要乱跑乱撞。在公共场合或是进入会场时，大家要有礼貌，要把帽子除下来，拿在手里；听到国歌时，要肃然起立；要排队，要整洁，不要说脏话。

阎宝航曾在英国受过教育，他在公共场合时温文尔雅，外表颇具英国绅士风度。宋美龄曾留学美国──二人都因受了西方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信了基督教；都有切身体会，觉得中国急切需要一种基本的国民文明教育。

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像今天的北京“迎奥运，讲文明”一样，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1937年2月27日出版的美国《文学文摘》杂志，专以中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作为封面故事。刊登的照片显示当时的中国精英们，是怎样试图把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与中国社会大众层相结合，变成国民习以为常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74年以前，宋美龄、阎宝航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现代化早期领头的精英分子，就已经在为当今的北京奥运做准备工作了──让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行为规范，与世界文明接轨。

完全可以推论，如果当年日本军队不打进中国，新生活运动能从1934年一直坚持下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国民素质，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面积的差劲，糟糕到在国际社会里常令人难为情。所以中国公民现在出境旅游，出发前要发一个表，强调遵守一系列行为规则。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以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只得停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近代中国史上有两件事──都是我出国读书才有机会知道的，即从1920年代末，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8-9年时间，中国GDP的增长也是非常显著的。那时中国的内地不怎么样，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建设，比如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进步很明显，已经走上了一条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包括工业化，但更广泛，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进步。可这个伟大的起步，被异国军队的侵略给中断了。

从抗战开始，中国外战、内战、革命、动乱一波接一波，基本上没停过，直到后来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现代化努力，差不多完全割断，导致了中国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是社会、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整体危机。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承受这个后果。

正在危机的关键阶段，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北京进行全面的迎接准备，与今天为奥运的准备堪作反衬对比。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荣渠1972年的2月27日，一封写给在贵州任中学教师的弟弟的信里（收录进他的回忆录《北大岁月》），描述了那时在北京发生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中国虽然表面上的革命口号震天动地，但由于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受到文革的破坏，非常糟糕。为了迎接全世界头号强国总统的来访，北京的面子工程做到十足。罗荣渠的信中写到──

“尼克松来，北京做了充分准备，可以说是全城动员。许多访问单位都大搞清洁卫生，粉刷一新。市面上多了一些水果、蔬菜、食品、百货一类。王府井一带，市招（商店招牌）为之一新，认得出哪家铺子是卖什么东西的，是一大改观。书店里陈列了《红楼梦》等书（旧版），供外人选购。治安保卫，更是抓得很紧。到北大的，只是卫星站的技术人员和新闻记者两批，到处拍电视，访问谈话，一般表现还礼貌。尼克松的群众性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看戏，一次是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原定是（观众）每五人中有一人鼓掌，后来临时改为全场起立鼓掌，首尾共两次。”

从1934年一直到1972年，差不多近40年后，在文革的糟糕时段，中国又不得不把被中断的、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东西拿出来临时拼凑──为了在外国人眼前展现尊严，所以要采取诸多临时的措施，粉刷市容，要在商店里加进中国老百姓平时买不到的那些食品、水果，以隐藏其后面民不聊生、文教崩溃的深刻自卑感。

文革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破坏到什么程度？破坏到当时有外宾来中国，送给周恩来一套多卷本的《大百科全书》，周恩来要回赠，竟然找不到一本像样的中国辞书，只好回赠了那种两盒香烟大小的袖珍本《新华字典》。周恩来深以此事为羞耻──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国家竟然落到这个地步。

我刚才提到，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可惜被打断了，而且一中断，就不是一两年，而是几代人。这中断的，就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的交融。你不与世界文明主流多方位接触，就不清楚你的哪些方面是多么愚昧落后。

中国社会近200年来最重要的进步，都得益于它与文明世界主流的接轨；无此，不但汽车、火车、飞机、电脑、手机等等现代设备无从谈起，就连今天我们这个国家里重要的政治架构也不会有。《宪法》、“共和国”这类观念是来自西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亦来自于西方，虽然内容上还不同，但架构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中国社会深层面的落后、国民素质多方面的低下，如果关起门来搞改进提高，目标太低，动力也太弱。一让大量的外国人走进来、让大量的中国人走出去，大家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某些部位、我们公众的一些行为方式，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不尊严！为了办“绿色奥运”，北京市花了1400多亿人民币搞环保。山东的青岛还出动十万大军打捞沿海的海藻。为了让北京更“文化”，建起了多座演剧院，对故宫博物院大修。为了让北京更像一个“国际大都市”，把街道和景点的“惹笑英文”改正一新。在奥运会前夕，中国又签署了新的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2008奥运会，这些进步事业会连串发生。

所以，今年4月在国际上因为西藏问题而引发“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浪时，芬兰国家广播电台专程来北京采访，问我如何看待这个争议。我回答：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按国际标准把奥运会办好，即便它马上不会带来显著的政治进步，但会带来显著的社会进步。累积的社会进步，能够为稳健的政治改良创造条件。

北京奥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耗费钱财的一次体育活动。据国际媒体报道，约400亿美元，我想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为了奥运，不但直接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而且北京及周围诸多省市的工厂为减轻污染而关闭，外地人进京办事受限制，从外省引水入北京，全国火炬传递，举国安全措施，代价极其巨大。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希望北京奥运结束后，一些好的东西能够留下来。我指的不是硬件，而是那些重要的软件，主要的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我们这个社会普通民众的公德、对环境的保护、对文化生活的爱惜、对人权的关注。若能加上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提升了的意识，那就更好了。

如果北京奥运以后，这些“软”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即使不是100%，若留下来一大部分，那么这个耗费无数钱财的北京奥运，终究留下了进步的种子。对整个中国而言，这些种子有着推动更多进步的希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丁学良回望30年》

北京奥运空前严格的安保管制已然受尽外媒嘲笑，如今，中国报纸上也浮出一些小怨言。

环球时报虽然指责西方媒体嘲笑中国之举“缺德”，但也承认“奥运让中国有点紧张”，并在头版配发一张呈现进京车辆拥堵安检的图片。“逢疑必查”后交通仍拥堵，新京报继续报道交通管制后的北京出行困境，引用警员表态：每辆车花一分钟检查，一天也检不完。该报还发表吴祚来评论，批评一些措施“过度”：奥运期间的交通管制体现了举办城市对奥运的尊重，而举办城市市民则在为奥运的成功举办而作出牺牲。作为城市管理者，市民的感受要成为重要的决策考虑……管理城市、办奥运大事，也应该像烹制小鱼那样，各种措施要尽量合乎民意、顺其自然，所有的人都用平常心对待奥运，我们人文奥运的目的就达到了。

还是很紧张，反恐专家称北京奥运有五大“敌人”的中新社稿件是搜狐和腾讯共同的首页头条。

在媒体持续追问之下，张孟苏的传奇故事基本已被确认是个假新闻。上海新闻晨报发问：到底是张孟苏向老师何卫星和记者撒了谎，还是何卫星一手导演呢？

在找到媒体兴奋点的技巧上，不愿露面的武汉女孩还只能算“略懂”。在广东，以“断供”论引来媒体争相报道的“风语”就向南方都市报大方承认自己就是炒楼者，“我承认我的说法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深圳到底有多少断供的，只有银行自己知道”。

媒体也会主动出击，开创兴奋场面。安徽教师杨经贵旁观学生互殴致死，在新安晚报捅出此事后，舆论哗然，合肥市外宣办昨开发布会通报处理结果。这位教了30年书的农村教师虽远不及范美忠潇洒时尚，但亦被取名“杨不管”，与“范跑跑”并称。于是，新安晚报便在专访中问“杨不管”，你如何看待“范跑跑”？杨答：范跑跑缺乏师德。那边，信息时报找到“范跑跑”，你如何看待“杨不管”？范答：杨不管才是真失职。

南方都市报评论说，师德问题的失真放大于社会无益：经由“范跑跑”与“杨不管”这样戏谑的命名，网络舆论已经表达了鲜明的批判倾向。对于师德师责问题的这种放大解读，开始呈现出对教师职业的道德强迫和精神威压。不顾转型时代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只对师德师责问题口诛笔伐，这既让公共讨论失之轻浮，也会伤害到教师的整体职业感受。

对道德批判同样敏感的还有中国青年报。作者几又针对汶川重建争议中，张信宝因为“难讨公众喜欢”而被炮轰发表评论，称公众对学术道德的追问激情，早已掩盖了对真正学术问题的关注。“作为普罗大众，也必须有包容专家学者不善修辞、不懂得如何顺应和讨好公众心理的雅量，这当是公众敬重学术原则的必备素质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维博向青年周末口述自己在瓮安采访的经历，分析当地政府部门如何“开始讲究新闻策略”。王维博回忆说，当他采访当事人时，瓮安宣传部人员坐在一旁全程陪同。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领导的宣传组集体上网跟帖辟谣，“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对案件本身的报道，都是当地可以控制的贵州省媒体在报，外地媒体则很少能有突破。“有进步的是，对此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当地官员也开始反省”，这位曾在上期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瓮安官员放开媒体报道应对信任危机”的记者这样总结。

昨夜鸟巢上空的绚丽烟花成为媒体焦点。奥运开幕式演员带妆彩排，并第一次绽放焰火，记者们努力打探张艺谋创作思路的珠丝马迹。

在经历了类似队员“哭诉”这样的新闻铺垫后，中国男足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在离开赛只有20天的时候“下课”。值此当口，体育评论员更愿意痛斥中国足协的“小人手段”。

中国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公布，新闻联播配发的短评说要“加快结构调整、应对全球通胀”。

记录说明：1、受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制，本人媒体观察视野有限，我努力使之不偏颇，并争取在有机会时修正。

2、我尝试观察记录媒体倾向、技巧以及自感有趣之处，努力保持旁观，不作“合理想像”和无谓评论。

3、仅记录来自公开渠道的内容，不引用宣传通知等“圈内消息”，我努力保持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

周泽先生，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律师，曾有过一段传媒工作经历，任《法制日报》记者，其间发表了大量调查性报道和法律时评。2006年，周泽公开发表文章《养路费：最近6年都是违法征收》，就养路费的天价滞纳金问题发表评论，提出养路金本身就属于违法收取。但他没想到的是，文章公开发表后让他立刻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利益部门指责他”制造轰动效应”、”哗众取宠”，甚至还称他”挑战国务院的权威”，”破坏养路费征收体系”，”唯恐天下不乱”。为此，周泽还因挑战部门权威获得《南风窗》杂志”2006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奖”。

日前，笔者就最近发生的宁夏律师协会会长选举暗箱操作和贵州瓮安事件新闻采访自由被限制事件，对周泽进行了访谈。他对当前司空见惯的有法不依的人治现象表示忧虑，又提出”没有独立的司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没有保障”。针对瓮安事件的当事部门因担心基层更多的问题被暴露出来而掩盖真相，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封锁信息的作法都可能是徒劳的，而且只能让自己显得更愚蠢”。

问：新修订并于6月1日实施的《律师法》，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目前仍有效的另外法律，比如刑事诉讼法和新律师法有不一致或存在冲突、打架的地方，有的律师还忧虑说新律师法并没有充分保障律师权益，法律打架，律师挨整，律师该如何走出这个尴尬局面？所谓的法治是否又要回到”靠政策、靠文件”来落实贯彻的糟糕地步？

周泽：其实，法律冲突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法律适用原则，完全可以解决目前法律的冲突问题。但是，有法律是一回事，法律得到落实又是一回事。在执法过程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一部新法出台后，很多执法机关通常还是习惯于看上级对这部法律的执行有什么指示，而不是看法律都是如何规定的，并严格地去执行，如果上级没有指示下级甚至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因而，文件随法律而行，也是中国法律运行中的一道”风景”。

问：不久前媒体曝光了律师协会的人治丑闻，指控宁夏律师协会会长当选明摆着是暗箱操作，是权大于法。即使媒体报道了，他们也动静很慢，律师协会会员的民主权利被践踏，律师不能奈何，媒体也不能，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如此”民主选举”，是不是说明民主在中国只是起到画饼充饥的作用？

周泽：宁夏律师协会选举弊案能够被揭露出来，应该说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宁夏律师协会的选举弊案，根本的问题在于公权力对行业自治权利的干预。这样的干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是非法的，是有关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一种滥权行为。但问题暴露出来后，具有监督职责的有关部门不为所动，这说明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是不完善的。而非法产生的宁夏律师协会有关负责人也”笑骂归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岿然不动，这不仅失去了一个律师应有的尊严，也损害了整个法律人群体的形象。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选举产生的职位固然与一定的责任相伴，但选举作为一种权力的分配机制，本身也是一种利益分配。这是常识，但我们长期以来却是很避讳谈选举中的利益分配的，总是强调责任，说是”人民的重托”，而有志于获取相应职位的人却无不在谋取利益，以致为了获取某个职位不惜花钱买”官”，并在获取职位会不遗余力地捞取利益，从而出现了腐败分子层出不穷的景象。而”官位”能花钱买到，本身也说明相应职位与人民的重托无关，与民主无关，而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民主作为一种价值，需要每一个人努力去呵护和捍卫，其才能够生根发芽，并很好地成长起来。在宁夏律师协会的选举弊案中，我们看到了宁夏部分律师的抵制，在媒体披露该弊案后，也看到了全国诸多律师和各界有识之士的捧喝。这些无疑都是民主的推进力量。

问：在中国，律师和记者在工作上有些性质是相同的，往往扮演着同样的角色，独立调查，独立立场，但比起律师来，中国的记者地位并不高，而且挨打和被禁止采访是常事，再者有偿新闻、舆论监督被收买等现象，每年导致记者掉进陷阱的事情也不少。记者和律师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都需要法律保障。律师有法律，但收效甚微；记者没有新闻法，更别提有法可依了。如此状况下，记者和律师如何走出困境，保护了自身，并行使好法律赋予的权利。您作为一名学者，又是律师，请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周泽：律师和记者在性质上确实具有很多的相似性，都是表达者，都需要基于事实而评判是非。但律师和记者的角色有根本性的区别，律师的表达和对是非的评价通常是受当事人的委托而为，代表的是具体当事人的利益，其行为与当事人利益具有直接的关系；律师行为依附于与当事人之间的契约，涉及与具体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涉及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具有重大影响的司法机关和其他组织的关系，这样一些关系都需要法律来进行调整。而记者则是一个不代表具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中立的表达者和评价者，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委托，具有高度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和自由就行。对于记者来说，根本的不在于有什么法律来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而在于法律不应该去对其进行不当的限制。对于记者的行为是不是应该限制，取决于相应行为是否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限度，而是否超越限度本身是一个评价问题，是需要裁判的。因此，独立的司法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新闻记者权利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独立的司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没有保障。

问：结合最近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政府称会公布真相，但记者去采访却被拒绝，被赶走，如果政府公布的事实是真相的话，那为什么又要防记者甚于防盗呢？政府经常这样做，还有打记者的，删除记者照片的，政府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如此之下政府公布的真相还是真相吗？政府还有什么公信力？

周泽：瓮安事件中，地方政府对记者采访报道的限制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是十分不应该的。政府这样做或许并不是为了掩盖这次事件本身的真相，而可能是担心基层更多的问题被曝露出来。这反映了地方政府的不自信。但在今天，任何封锁信息的作法都可能是徒劳的，而且只可能让自己显得更愚蠢。这一点，我想地方政府即将意识到。

2008年7月11日，在马达加斯加从事养殖业的台商刘守智等一行8人，乘船出海视察海洋养殖业，船只因不明原因沉没。11日凌晨5时30分，刘守智突然打电话回台北家中，因讯号不清楚，家人只听到“船”、“水”、“船舱浸水”等模糊话语，后来家人就与刘失去联系，刘随身携带的卫星电话也中断讯号。

根据中共的媒体报道，刘在台湾的家属接到求救电话后，立即花钱请马达加斯加当地船只协寻，但当地船只并不是很积极，家属还自行聘雇民间医疗公司的飞机协寻，48小时后，失踪的8人仍无任何消息。刘在台北的家属接到电话后，曾向台湾“外事”部门求援，台湾当局只能指派远在南非的“驻南非代表处”人员星夜兼程赶往当地。媒体同时也报道，中国驻马大使沃瑞棣得知这场意外后，立即和马国政府联络，共同支援搜救任务，马国旅游部长也已经抵达船只失事的圣马利岛，会同中国大使馆人员进行救援。中国朱姓领事表示，除了马国政府投入海空协寻，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则出面协调马国海军进行海空救援。7月16日，媒体报道终于在海岸发现了被潮水冲上来的两具遇难者遗体，看来其他人员生还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体所说的外界救援，均在事发3天之后。这起严重的海难事件披露后，台湾外事部门曾遭到媒体炮轰和立法院的猛烈批评，指责其反应迟缓，救援不力，漠视海外台商生命。媒体把台湾外事部门当作箭靶，但众多媒体不约而同的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台湾缺少国际外交空间，无法对在海外旅行、经商、求学的台湾公民进行有效的外交保护和救援。这才是这次马国海难中凸显出来的台湾外交困境。

“7.11”马国海难的发生，与中共长期对台湾外交空间的挤压有直接关系。事后可以设想，如果台湾和马达加斯加政府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在马国设有外交机构，台商船只7月11日出事后，他们一定会就近向外交机构求救，而不会在凌晨时分把电话打给自己远在东半球的家人。还可以设想，如果台设有驻马外交机构，其接到求救电话，就可以立即就近通过外交管道联系马国政府，请求协助救援，刘等一行8人可以立即得到救助，很可能就会幸免于难。遗憾的是台湾和马国无外交关系，更无派驻马国的工作人员，刘等无法就近求援，只能舍近求远，把电话打到台北家中。而其家人与出事地点远隔重洋，只能电话请求当地民间人士出海搜寻。刘的家人也联系了台湾外交部，但他们与马国无直接的联系渠道，只能指示南非代表处的人员赶往马国。且不说从南非赶往马国所需要耗费的路途时间，即便有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马国，面对这次海难，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在南非的身份，尚且不是正式的外交人员，来到马国之后，不过是一名匆匆而至的普通游客而已。他能立即联系马国政府？他有迅速联系的渠道吗？他联系之后马国政府会理睬他的请求吗？

我希望读者能够设想一下刘守智等8人落水之后的处境和绝望心情。在遥远的东非海岸，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孤立无援，像被人抛弃的孤儿，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据说在灾难中能够支撑着生存下来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生存始终抱有希望，他们相信会有人来救援自己，这种信念可以激发他们求生的意志，一直坚持到救援者到来。“5.12”地震中一个又一个生还者的求生故事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落水的刘守智等人只能绝望，只能丧失生存的意志，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是孤立无援的被遗弃者，没有人会来救援自己，只能在海水里载沉载浮自生自灭。这是何等的绝望与悲痛！

多年以来，人们已经看惯了大陆和台湾兄弟相残的一幕幕，台湾只要有任何外交努力和动作，大陆的中共就立即大喊大叫，指责其搞台独搞分裂，不明真相的大陆民众还真以为台湾又在搞什么独立花招。其实他们不过是在争取台湾人民生存所必须的国际空间。“7.11”马国海难已经凸显外交空间对台湾多么重要，台湾人多么迫切的需要正常的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面对台湾人民这种迫切需求，大陆中共总是辩解说，自己从来没有反对台湾加入非政府组织，从来在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协助台湾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与合作。这些漂亮的外交辞令也许能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大陆民众，但面对这次马国海难，面对被海水冲上来的冰冷的同胞尸体，这些外交辞令显得多么虚伪与苍白！

关注这次马国海难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中共媒体这一次在报道其驻马外交机构获知消息，协调马国政府救援遇难台商时，用的是“帮忙”一词。看来一直高喊两岸亲善口号的中共，还是把遇难台商当作了外人。其虽然自称在世界上代表一个中国，似乎有了中共的外交关系，台湾人目前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外交空间了，一切可以由中共来代表。但当遇难台商需要救援时，他们觉得只是“帮忙”而已，并未把救援台商当作自己的职责。

2008-7-16

冲绳的海很蓝

 

有人说是因为沙滩的沙很白，里面含有很多珊瑚死尸的碎片。也有人说，因为没有大的产业，周围的海还没有受到污染，还是自然、原始的摸样。去年夏天去北海道时，知床半岛的海也很蓝，是深厚的蓝，冲绳的海是宽阔的蓝。

我也不禁赤脚伸进了海水，没想到快5月了，海水还是很凉。

真佩服那些在海水里游玩的小家伙。

新闻报道里常听到，时常有大量的垃圾漂流到日本的西南海岸，垃圾容器上标有Made in朝鲜，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 地球上的海是连在一起的，可能是因为海流的关系，很幸运还没有很多地影响到冲绳诸岛。

 

冲绳的时间很悠

据说日本的电车（列车）时刻误差是世界上最小的。有名的山手线，每3，4分钟一班，上下班高峰还是拥挤不堪。一有延误，各列电车的车长就会向乘客们汇报情况，一再道歉。但是，人们还是焦虑至极，因为大家都很急，时间都很紧。

在东京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带手表了。留心看一看，车站里外，交叉路口，商店街上，建筑物内，大大小小都有钟，随时都在提醒你时间，使得你抓紧一分一秒。

可是，在冲绳的街道上我没有看到钟，连我们住宿的饭店—日本最南端的车站（轻轨）的旁边，总台也没有挂钟。没有看到拥挤的Bus和道路，没有看到疾走的行人，接待满堂食客的服务大姐的动作，与东京的超忙酒店相比，像是在看慢镜头画面。连在高速公路上超车的都是外地游客的借车，当地车牌的车主们，大概都在暗地里笑：赶什么？目的地不会跑的。

我有一种错觉，冲绳的时间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流动得缓慢？所以，使人感到放松，得到宽慰。

想起一句话，“细水长流” ，是呀，水是有限的，细水才会长流嘛。失礼了，无视了原意。

 

冲绳的饮食别有风味

冲绳诸岛现在属于日本，战前曾属于美国。但在14—15世纪，它是“琉球王国”，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文化。中山王尚巴志的王宫，叫“首里城”，此建筑融合了中国，日本，琉球的建筑风味。

冲绳的大小建筑的门前，瓦上，大都装饰着避邪灵兽的狮子，冲绳的方言称之为Shi-sa-。

冲绳的方言与标准日语的发音完全不同，像听外国话。

在冲绳的街头，有时还会发现美国风味的海报。在观光地，还发现了一家可以直接用美金买东西的小店。如果呆得时间长的话，可能还会发现美国的军人和音乐。

冲绳人称冲绳县以外的日本地方为“本岛”，在小酒店，我们听服务员的建议，点了冲绳的特色小菜和冲绳地方的烧酒—泡盛（Awamori），英俊的小伙子谦虚地说：“不知本岛来的客人习惯不习惯吃呀？”

在“本州岛”的居酒屋，点“Sake”就会送来日本酒，可在冲绳，如果叫“Sake”，就是指泡盛，如果想喝日本酒，就必须叫“清酒”。而且，冲绳的居酒屋，很少有放日本酒的，对于我这个日本酒爱好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冲绳的饮食与其说是日本式的，还不如说是中国式、台湾式的东西多。在有名的那霸市的牧志市场，看到了猪面，猪蹄，猪耳，猪尾，猪皮……如果在东京周围的关东地区的肉店里，放这样一个猪头的模型，恐怕要被判“恐吓儿童罪”了。

冲绳也是日本的长寿县，记得有一次电视里访问起长寿的原因，一位看上去非常健康的老太太说，“每天吃苦瓜，豆腐，三层肉嘛。”

到冲绳的第一天，晚上去那霸市政府旁边有名的“国际大道”逛街。一条全长约1公里半的大街，两边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商店，有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家家张灯结彩，霓虹灯耀眼，店招牌夺目。还有几家酒店，在外墙上装饰了燃烧的真火炬，橘红色的火焰和黑色的烟幕布置出一幅神秘的野性世界。

紧挨着国际大道旁边的牧志市场，也是经常被登上导游图的有名观光点。市场里冲绳的物产应有尽有，一说起冲绳的点心，就会说起Tinsukou，汉字写金楚糕。据说是在琉球王朝年代，从中国南方传来的烘烤点心，也有人说是从葡萄牙，西班牙经过海路传来的。其原料主要是小麦粉，砂糖，猪油。到了现代，不断新出了多味道的金楚糕，比如:黑糖味，香蕉味，紫红薯味，椰子味，菠萝味等，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苦瓜味，但是并不觉得苦。

苦瓜是冲绳具有代表性的蔬菜，大多是绿色的，当地还有白色的苦瓜，冲绳人称之为“Go-ya-”，含有维生素C等多种人体所需元素，现在日本各地都有栽培。苦瓜可以凉拌，煎炒，滚面粉油炸。还有人说，夏天喝苦瓜汁可以清凉健胃。炒苦瓜是冲绳著名的乡土料理，冲绳的炒苦瓜里，加猪肉，鸡蛋和豆腐是最普通的，在关东地区也很受欢迎。

日本关东地区超市里卖的豆腐大致分“绢豆腐”和“棉豆腐”， 绢豆腐比较细腻，放到嘴里就滑到肚子里了的感觉。棉豆腐比较粗糙，但是大豆的味道很浓。在日本，有名的中国豆腐料理，大概就是麻婆豆腐吧！冲绳的豆腐，与日本本州岛的豆腐有些不同。“岛豆腐”，比本州岛的棉豆腐还硬，所以经得起和苦瓜一起炒。“Yushi豆腐”，是岛豆腐加卤水被固定前的姿态，软软嫩嫩的，主要是放汤。“Ji-ma-mi豆腐”的原料不是大豆，而是落花生，形状与一般的豆腐一样，吃法主要是凉拌。冲绳方言称落花生为Ji-ma-mi，所以产生了此名。

在牧志市场的鲜鱼贩卖店，有一项很受欢迎的服务：顾客可以任意挑选在水槽里游动的虾、蟹、鱼。一楼的店主收钱后，拿到二楼的连锁餐厅，吩咐店主精心烹调，刺身，红烧、炒炸都可以。

我们挑了自己喜欢的海鲜，上二楼食堂点饮料和其他小吃。二楼一层靠墙一圈，都是敞开式的食堂和小卖店，有人开玩笑说：名流人家的高贵夫人、小姐大概不会来这种老百姓集中的地方吧？其实这种地方的新鲜食物是最有味道的。与一楼鲜鱼店挂钩的小吃店满座兴隆，热气腾腾，旁边的小吃店却冷冷清清，老板娘和店员都懒懒散散的。一个小小的食堂，不要说扩大了，常年维持下去，也不是简单的事呀，行行都有诀窍嘛。
   
冲绳县以群岛著称，在市场的水槽里，也看到多种颜色鲜艳的鱼虾，但是海鲜并不著名。日本本身就是岛国，沿岸都可以品尝到各种海鲜。和本州岛比起来，冲绳地方吃猪肉比较多。最有名的是红烧三层肉，现在日本很多人营养过剩，很多人为健康，不吃油腻的东西，很多地方已经看不到带皮、带肥肉的大块猪肉了。忽然想起一句表达令人懊悔的心情的中国老话：拿到嘴边的肥肉被人抢走了。哈哈，现在是送到嘴边也没有人吃啦！冲绳方言称这种红烧猪肉为“Rafute-”，烧得很软，用筷子就可以撇开，放到嘴里就化了，可是味道很浓，猪皮里含有的骨胶原成分，对女性的皮肤保养很有作用。

红烧猪肉当然是下酒，下饭的好菜，也是冲绳著名乡土料理之一的冲绳荞麦面（Okinawa soba），不可缺少的配菜。在日本很多地方，以小麦粉为原料的面条叫“Udon”，以荞麦粉为原料的面条叫“Soba”，但是，冲绳荞麦面以小麦粉为原料，名称却叫Soba。琉球王朝年代，从中国福建传来的以小麦粉为原料的面条，属于高级食品。据说当时碱水不易到手，制面人就把一种亚热带的树木烧成灰，溶解在水中的成分里含有碱性，取上面清澈的部分—灰汁来代替碱水。这样做出来的面条，具有独特的风味，据说这种“木灰荞麦面（Mokkai soba）”是现代冲绳荞麦面的原型。现在有很多冲绳的制面商，又返回采用原来的制面方法。盖在冲绳荞麦面（Okinawa soba）上的主要配菜是：红烧三层肉，冲绳鱼糕，小葱，红酱姜。很有意思的是，只是把红烧三层肉改成带骨头的红烧肉，这碗面的名称就变成了“So-ki soba”。有机会去冲绳吃面，别忘了Okinawa soba和 So-ki soba有这点儿不同啊。

 

一家还未开张的冲绳小酒店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乘坐冲绳唯一的轻轨电车返回饭店。饭店周围的酒店、小吃店也是灯火辉煌。其中有一家，从靠马路的大窗户可以看到里面人影丛丛，大家都在吃喝交谈。说是个人家庭吧，不会有这么多的桌子、椅子、人影。说是小酒店吧，门外没有掌灯，没有挂店牌，也没有客人进进出出。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没有结论。

第二天，我们借车去名护市游玩，晚上很晚回到饭店，看到那家（店）还是与前一天一样食客满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是小吃店？还是小酒店？是西洋料理？还是乡土料理？

在日本，不管店铺大小，开张时门前店内都会摆设亲朋好友赠送的花篮、花架或室内装饰品什么的，摆得越多越说明店主的人缘好、交友广，象征着这个店会生意兴隆，吸引过路人不禁想进去看一看，中意的话，就成为此店的常客啦。也有固执的小吃店老板，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很自信，认为“欣赏我手艺的客人，来过一次还会再来，还会带朋友来。我的店不需要宣传，懂的人来就可以了。”

这一天，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说不定这是一家当地人众所周知的名店，不用挂牌掌灯就会有客人来。

第三天傍晚开始刮风下雨，我们只好在饭店的餐厅就餐。通过餐厅的玻璃窗，又看到了那家不可思议的小店，借着酒劲儿进去看看吧！

推开门，左边靠墙一圈有5、6张长方形的桌子和相应数量的椅子，已有二组五位先客，右边有个酒吧台和几把高脚椅，也有一位先客。中央有一个椭圆形的桌子，上面放着各种色拉和凉菜。一位像是老板娘的漂亮妇人，笑眯眯地问：

“欢迎光临，诸位是和谁相约的？”

啊？我们没有跟谁约呀！不会是没有认识的人带，就不能进的地方吧？

我们把来龙去脉告诉了老板娘。老板娘很是惊奇，说这家店是她和姐妹们准备开的小酒店，还没有正式开张，连店牌都没有制作完成，昨天到今天的三天里，是招待亲朋好友来品尝料理、提出建议。还说诸位远道而来，我们是有缘呐！如果不嫌弃，请品尝一下我们小店的味道，提提意见吧。饮食费嘛，料理的材料费就行了。

其他客人也是对我们很感兴趣，你一句我一句谈笑风生，以后再来冲绳，别忘了来坐坐呀。

啊——原来如此，真是难得的机会，来到一个陌生的土地，走进一家还未开张的小酒店，认识了一位热情的老板娘，体验了一个新事物的诞生。

当我们踩着云步走出小店时，满天星星，风雨都停了。这家小店，就象众多如星的小酒店中的一颗新星。衷心祝福这个还没来得及挂店牌，还没来得及印名片，还没来得及接通电话的小酒店，生意兴隆长久。

　

《自由写作》首发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像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惟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像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分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

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全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讽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像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理所当然》,(希腊)奥德修斯·埃利蒂斯著,刘瑞洪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5月版,18.00元。

在埃利蒂斯的诗篇中，明朗的光线总是占据着首要的位置，这徐徐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圣洁之光，吸引着这位光明的守护者去冲破思维的专制，用色彩斑斓的想象和典雅的词语去呼唤着神秘而庄严的瞬间。他那些被照亮的诗篇，它的超逸和俊雅更多的与我们必须面对的当下处境背道而驰，用希腊神话典故的金线和超现实主义的金梭，他自顾自地炫耀一张神秘主义之网———高不可攀的超然之美。

和帕斯一样，太阳是他歌颂的对象。太阳在他心中有着永恒的高度。在《理所当然》中，他“理所当然”地反复歌颂着太阳，在埃利蒂斯的心中，太阳是正义的化身，它高高在上君临一切，像上帝一样正视和主宰着他俯视着的芸芸众生。它是“智慧和正义的太阳，值得赞美的桃金娘”，而我们，这渺小的自由民，动物，引领太阳的力量，植物，唤醒白昼的歌唱。

在他的文论集《公开信》中，埃利蒂斯“公开”承认，光明对于他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决定性意义：“欧洲人及西方人总是在黑暗和夜色中发现神秘，而我们希腊人则是在永恒的光明中找到它。”然后，他在著名的文论《光明的对称》中，再次用几个小故事来为这段宣言写下注脚：一只蜥蜴在烈日下跳起了舞蹈，这只冷血动物在热能中感到了行动的便捷，于是它用一连串“可爱、难以置信的小动作”使埃利蒂斯深深感到光明的神秘、太阳的超自然。

蜥蜴的动作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是太阳在埃利蒂斯胸中熊熊燃烧。我注意到，埃利蒂斯将自己和欧洲人/西方人区别了开来，希腊人意味着什么呢？一种骄傲？事实上，埃利蒂斯不仅要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也在用长诗《理所当然》改写着宗教的历史。

毫无疑问，《理所当然》在结构上模仿了《圣经》，但是它又彻底篡夺了《圣经》的权力。因为在埃利蒂斯这里，上帝让位给了太阳，一种来自于古希腊（阿波罗）远古崇拜的隐秘梦想，又夹杂着现代希腊诗人觉醒后的超现实幻想。

18岁那年，当埃利蒂斯偶然读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的一本诗集，立即觉得超现实主义和悠久的希腊诗歌传统是相通的，他想要用梦、自动写作、解放潜意识，不受美学和伦理的束缚，让他能够以实际生活的全部乐趣，同时以真正的诗歌的震撼来描绘世界性图景。

作为荷马史诗的隔世回响，埃利蒂斯和塞菲里斯从各自的立场上保持着荷马的声音，他们都显得野心勃勃，动不动就写上一段极其复杂的长诗。他们以闪烁不定的暗示性语象模仿着光线的传输，他是在以万能的神要求着自己，是带有高度的写作，他让我们敬畏；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的臣民，他们又投身于以太阳的“镜子”的身份出现的海洋，这些诗作都经过了艰巨的语言劳作，仿佛万顷波涛般的浩淼之水在语言中涌动，与太阳貌似静止、纯净的存在不同，海洋永远都是残忍的大神波塞冬的领地，它说翻脸就翻脸，到处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苦难和危机。这有毒的水正在侵蚀着他的诗篇，使他的诗句必须具有坚固的特性，同时又是耐力的表征。

中國禁書“底層社會訪談錄”的英文版“趕屍人”封面。圖：Pantheon Books提供 　翻譯黃文介紹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簡一夫攝】

在中国畅销的禁书“中国底层访谈录”已经译成英文在美出版。翻译者黄文指出，原着者廖亦武其实没有政治动机，他只是一个作家，想为中国的底层小民留下纪录。 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他走访中国民间各色人物的纪录，这些人有一共同特点，即都是社会经济的弱势阶级，或是政治的被迫害者，甚至是狱囚，在当代中国飞快的经济发展中，被许多人视而不见，官方更是宁愿他们不存在。这一系列作品自从2001年在中国发表后，大为轰动，书籍相当畅销，但也因为许多异议内容，被北京当局列为禁书，廖亦武本人亦受到管制。这套作品，现在由美国作家黄文摘译成英文“赶屍人”(The Corpes Walker)，在美国出版。“中国人权”组织特别推荐此书。 黄文表示，廖亦武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直处在社会底层。他於1958年出生在四川盐亭，亲身经历过“大跃进”，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他的父亲被批斗，父母为了保护孩子而离婚，所以他的童年是很苦的。

文革结束后，廖亦武回学校读书，但是大学考不上，只好去开卡车，而且专走难走的青康藏路线。这段期间他开始接触外国的诗，深深着迷，自己也开始写诗。但当时被列入现代艺术，不能曝光，只好地下发表。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人在四川的廖亦武，以口述录音的方式，发表了“大屠杀”一诗，自然被当局带走，判了四年徒刑。出狱后，廖亦武找不到工作，从前的朋友也都避着他，他只好去学吹笛子，四处表演，也因此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加上他在狱中认识的狱友，成了“底层社会”的原素材。

黄文说，他翻译“底层”，是想让美国人看到“真正的中国”。他自己在中国成长时，被当局灌输的是：“美帝”总是邪恶的、压迫人民大众的，等到好莱坞电影一进中国，看到的总是高楼大厦七彩霓虹，与过去被教育的很不一样。他自己的叔叔，第一次出国回来告诉他，美国人很有钱，“铜板掉在楼梯上都没人捡”。所以他也搞不清楚美国到底是好是坏？是穷是富？等他亲身来到美国，有朋友告诉他，小时候妈妈讲，吃东西不要剩下来，“剩下来的就可以喂饱一个中国小孩”。所以官方的政策宣传，总是有偏颇。而现在大家看到的中国，都是北京上海的快速发展，这也不是完整的中国。

黄文说他的“赶屍人”，不是一字一句直译，因为有些口语，无法找到传神的英文，还有些历史社会的背景，没去过中国不容易了解。所以他和廖亦武几经讨论，选出了27篇适合美国人读的内容。

“赶屍人”中的故事，有职业孝子、人蛇、公厕管理员、麻疯病患、乡村教师等低下层人物，但也有法轮功学员、反革命分子、孩子死在天安门的父亲。不过黄文说，廖亦武本人不认为自己是政治激进分子，他只是个作家，他要讲的，是“历史转轮下牺牲者的故事”。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表示，廖亦武记录下的人物，虽然是社会的底层，但是并不是少数，反而是真正的大多数。然而历史往往只记载了金字塔顶尖的政治决策者，忽略了这些填基地的大多数。

谭竞嫦指出，中国有一种“历史失忆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国家开始鼓励每个人去赚钱，其他都不要想，不要说天安门、西藏、台湾、法轮功不能谈，甚至连两年前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也不要纪念追悼，这使得年轻的一代，对中国的历史完全不了解。廖亦武的作品，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就是因为很多人从书中看到了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失落的一些环节。

廖亦武身在四川，当然也受到这次大地震影响。黄文说，廖亦武本人和家人都倖免於难，但是很多书中的人都是四川人，所以廖亦武现在很努力在与他们联系，希望他们都平安，也收集更多的故事。廖亦武虽然没有被拘禁，但还是受到管制，电话常被监听，护照也被没收，不能来美。他的新作品，只能透过网站发表。

着名杂志The Paris Review主编Philip Gourevitch，曾发表多篇“赶屍人”的故事，他说，廖亦武的故事结合了新闻和民俗写作，非常好看，但是贯穿每个故事的，是他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对弱势族群的同情，他不说教，但“悲悯之心自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