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已有190多个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面真正合格的民主国家，才四五十个左右，绝大多数在欧洲。然后，第三波民主，像台湾，像非洲有些国家，像东欧自由化所产生的一大堆所谓的自由国家；还包括脱离殖民地以后，像南非或者经过第二波失败，第三波又跑出来的拉丁美洲，所谓再再民主化的国家。今天，这些国家的民主都是一塌糊涂。

“民主”是好东西，可是，要照民主教科书所讲的程度，恐怕要付出很大代价。民主化的过程很重要，然而在教科书上，读不到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付出多少代价；教科书从来不提，只提民主化以后多好。当我们去看西方写得比较详细的教科书，才知道欧洲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惨重，美国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慎重，这些是教科书没讲到的，所以今天不谈口号，就谈民主化的过程。

假设要把民主落实，民主该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让人身安全、生活有保障，不会随便被抓去关，生活也有一定牢固的基础。民主之所以可贵，是民主有多大的管道；在管道里，大家可透过相互良好的行为，透过主动参与社会。在很多社会只让少数人参与，多数人不能参与，让这些人很不高兴。因为我很爱社会，你也很爱社会，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的爱？所以民主必须让很多人都能参与，然后，到了民主的最后境界，就是你可以当皇帝，可是对不起我也想当皇帝，于是出现竞争性，对抗性的民族，这是民主的第三阶段。

假设三个阶段都能圆满达成，这个民族大概是OK的民族，可是要完成这三个阶段，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一讲民主化之后，都会相信民主就是每个人讲自己的话，讲自己的偏见都有自由。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存在种族矛盾。有一群人是多数，一群人是少数。假设一群人的宗教信仰跟别人不同，假设这群人是多数，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假设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下一些因为种族、肤色、宗教这些很本质的矛盾，那么，这个社会民主的第一步，绝对是搞得很复杂。

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并不单纯，不是单一民族组成，他们之间多少带有矛盾。19世纪欧洲民主制度出现以后，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到德国，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全是煽动家。每一个国家的煽动家，把自己定位成国家里面的多数派，然后把少数特别是犹太人，当成假想敌。民主社会把一个很弱的，当成很强的假想敌，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廉价的敌人”是可爱的敌人，可以随便打他。所以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社会，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和政党，绝对是煽动家式的政治；在19世纪的美国、欧洲毫无例外，只是这些东西教科书略过不提，所以说民主政治有很多陷阱。

“仇恨政治学”

第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仇恨政治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痛恨的政治”。19世纪的美国跟欧洲，这种恨的政治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世界都没有例外。有些国家克服了这种“仇恨政治学”，像英国克服了，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完全没有克服，所以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这几个国家都是法西斯、纳粹当道。希特勒、墨索里尼绝不是忽然跑出来，他们都是继承了19世纪“仇恨政治学”，到了经济一不好，它就全面爆发，所以“恨的政治学”是民主化过程里最大陷阱。

运气非常不好，我们台湾就有“仇恨政治学”的种子在那里。台湾经历了清朝、荷兰、郑成功、日本、国民党这些历史过程，在1949年过后，形成两大族群。一个族群就是所谓台湾人，另一个族群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外省人又很讨厌，掌握了要津，他们的小孩子都很优秀，读了一大堆博士。而我们乡下人，土土的（笑声），本土派都把自己形容为善良，常给人欺负。以前给日本欺负，现在给国民党欺负（笑声），把自己说成是弱者，把一个占了台湾人口20%到25%的所谓外省人，说成邪恶的外来者，有本领、厉害的坏蛋。多数的好人被少数的坏蛋欺负。

在台湾过去20年里，这种政治论述是最大的主流，就因为这样一个政治主流，从好的一面来讲，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强的仇恨来作为动力的基础。20多年来一点没放松，成为推动台湾政治民主一个很大的力量。

可是，当这种心理充满仇恨，而又不管仇恨有没有客观性，政治人物的心里面就被扭曲了。他扭曲历史、扭曲自己，然后，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最后是扭曲了他自己。这种人有一天成功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他是无法无天，邪恶的一群，所以他把自己的行为变得很有道理。我不是最坏的，我贪污才贪八年（笑声）。这种“仇恨政治学”最后会造成很大的苦果，政治、社会完全被扭曲以后所出现的民主，是把国家当成他私人化的产业方式来处理。

陈水扁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人，他从小苦读出身，三级贫民，很苦读，很用功。他当台北市市长时，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市长。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一当上总统，为什么就搞得乱七八糟？这就是自己被扭曲，扭曲到他成为最大权力者的时候，以前被扭曲的东西全部发酵。

据我的了解，2000年他真的很想把台湾搞好。2001年还是不错的，到了2003年台湾整个政治乱七八糟，不少人认为这个捡来的天下快要没了，此时不“A钱”，更待何时（笑声）？台湾所有的大弊案，都是2003年以后发生的。

民主政治第一步所造成的“仇恨政治”以及“仇恨政治”所扭曲的一切政治行为，对权力的放纵，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台湾经过八年，经过这样一个可怕的陷阱，那么往后会怎样？坦白说，我还不敢说。

我们的“马政府”一当选以后，台湾媒体又拼命在歌功颂德，拼命拍马屁。掌权人被拍得很舒服那就很麻烦，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当权力滥用，那拍马屁的人会和他自圆其说，这种话听多了之后，自己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整个政治会恶质化，台湾有没有抛弃权力滥用的陷阱，我还不敢说。

“仇恨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到“权力滥用”是最大的陷阱。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台湾选举，经过了以仇恨作为基础，往后会否有以拍马屁作为基础的权力滥用？我们还在看，说权力滥用，无论基于任何理由，它所产生民主化的过程，造成的这个陷阱；台湾还在发展之中，我们要继续看。

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化的民主化。我们说民主化仇恨会被解放，那仇恨会被解放成社会矛盾，种族、肤色、族群是最大矛盾。可是在任何领域里，都有很多小矛盾。在经济领域里面过去有一堆人是享有某些特权的，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一到民主化的时候，就批评享有特权的人垄断、勾结，意思就是你要分一点给我吃，我才不骂你，所以，经济如此，财政也如此。

民主化过程里，整个社会任何领域，通通会产生一个所谓斗争的场域，从最高的宪法、司法、财政、经济和教育，最后到言论权也变成斗争场域。

噢！台湾媒体

以前在台湾戒严的时候，台湾媒体是垄断的，根据传播力而开放。出版社是最没有影响力的，出版业可以有很多家。杂志社稍为有点影响力，所以可以开放。所以台湾早期社会的不满都集中在党外杂志上面。

在1971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是台湾杂志泛滥的时候。今天办一期上午出刊，下午就被查封。查封没关系，明天再办一期，朝生暮死的杂志多得不得了。这种杂志，反正是反对派的杂志，谈任何事件都不必查证，反正是骂你就对了。所以台湾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言论，早在党外杂志时代就开始了。

什么证据不证据，只要敢骂就对了，骂得越重，人们就会给你掌声。这种不负责任的党外杂志谈论政治的习惯，到了解严以后，没有因为政治民主化而自动消失，这种谈论政治的风格，还往上窜升，影响了报纸、电视。所以在全世界看不到一个社会的言论、政治、报纸、电视，不客观的报道，不客观的评论，会像台湾那样胡作非为。

除此之外，台湾以前广播影响力很大，因此广播不开放。于是，台湾出现了好几百家所谓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完全继承过去党外杂志的风格，并不因为民主化以后，任务达成就被取消。

政治人物发现地下电台对自己很有帮助，不但不取缔，反而加以鼓励，造成台湾社会看起来很热闹，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很有问题。表面上看来，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权，可是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是没有自由权的。我可以相信你从不同立场做研究，从右派或左派立场做研究，我都认可你有发言权，可是没有研究，就不能接受你有发言权。

可台湾每个人有话就讲，反正讲得越激烈越有掌声。台湾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从最高的宪法、财政、金融银行、教育到媒体，通通成了斗争领域。多元主义的结果，最后造成恃强凌弱的合理化。一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到最后你的“多元”没有意义，因为，我的“多元”有实力就会落实。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在多元主义掩护下，恃强凌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M型化，对穷人的照顾越来越少。多元化、民主化让台湾付出代价，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过去那个政府让老百姓付出很大代价，大家对民主化这部分的“受伤”，已经受夠了。政府应该整顿民主化过程中乱七八糟的现象，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要丢掉。

台湾是个麻烦的社会，当人民投票形成一个政党是60%左右，另一个政党是40%左右，大家都差不多，这个政治就搞不定。当一个政党选票超过55%，几乎可拿到国家政权，拿到立法院控制权，拿到绝大县、市的执政权。你的60%左右就把全部吃了。持有40%的人，他有强大的群众力量，可是政治实力上得不到一点好处。我很担心，目前选举制度之下有40%人口，政治理念跟其他60%的人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在立法院的代表不多，在县市也很少人，他们会不会因此变得更激烈化？这很值得注意。

另外，民主化还有一个可怕的陷阱。民主化表面看来每个人都可以讲话，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对谁错。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要有很强的判断。当大家在吵闹，我就选最后的结果。这在理论上有个术语——过度多元主义（hyper-pluralism），意思说社会上杂音太多，会造成具有行政权力的人，在赌局还未开盘前就不选择，等你吵闹定案后，再选一个定案。

这种现象在美国1960年代，民主制度的重量已经超过政治人物所能担负的重量，所以，会造成国家瘫痪，政府无所对策。

过度多元主义的现象，台湾过去八年没发生，因为那个统治者非常强悍。我贪污就说成你们勾结中国人欺负台湾人。他很有自信，虽然是乱七八糟的自信，可至少他有种，“坏人有种”。

而在新政府，我看到“好人无胆”。新政府上台后，只是讨好一切的人。今天台湾百废待举，很多政策必须做出方向式的决定。可是新政府、行政院一成立，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发下1200亿新台币（约53亿6700万新元）给县市。1200亿新台币是笔巨款，把钱发下去，县市长兴致很高，但对台湾整体经济有多少好处？这就是讨好政治！就是无决断、无方向、好人无胆的政治。

已形成的物价飚涨，会是一个很大考验政治人物统治的能力。因为民主多元，老百姓在没有找到定案以前做出选择，都会有损失，政治人物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最后政治人物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所谓当代政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政治人物搞什么东西，就搞电影明星嘛。在西方政治人物天天在做秀。政治人物长得漂亮就占便宜，如果你的内阁找来一堆美女，至少大家看了高兴。政治变成表演式舞台。

近代政治决断要付出代价，政治领导要付出代价，老百姓的民意很难摆平，所以，政治人物什么事情都不做，看民意而办事。我最好天天做秀上电视划龙船（笑声）。

南方朔：政治只剩下表演

政治在90年代以后，已经变成“表演政治学”。小时候谈到柏拉图的共和国，书里会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这话不是毛泽东说的，是柏拉图说的（笑声），所以当我读到柏拉图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老毛很有学问。从古典希腊时代到民主化初期，都很强调这个任务，可是到了近代以后，民主政治已出现一个奇怪说法：任何政治人物想要扮演领导的角色，就说他有专制特性、专制的人格。所以领导在当代政治里，已变成污名化的名词。然后，政治学已不再谈领袖的角色，不谈领导者应该对国家具有方向领导的作用。领导反而跑到企管学里去了！在西方政治来讲，领导不领导都是这样子；（有）领导不会变得更好，不领导也不会变得更糟糕，所以不必领导。

政治平庸化，是成熟民主国家基本特色；没有领导，不用领导，不愿意领导。但公司不同；大公司的CEO假如做了一两个很坏的决定，公司就垮了。所以CEO必须对很大的跨国公司产生很强的领导作用。领导学已变到企管学里面，领导学在企管学只是一部分而已。

民进党“三宝”之一的侯勇盛是过去8年台湾政坛极富争议性的任务。（互联网图片）

政治人物不领导只是作秀，这种反现代式政治，在2000年以后的台湾，越来越清楚。当年陈水扁是“超级作秀大师”，年轻人喜欢跳舞，他就把马路围起来，让你去飊舞。讨好式、作秀式的风格取代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马英九身上看得更清楚。每天都是在表现他的人格特质。我是好人，我上台以后决定家人全部辞职，其实辞职不辞职，跟你干净不干净有什么关系？

假设一个领袖，能够帮我们每一个人多赚100块钱，我让你贪污10块钱（笑声）当做奖励。当领袖，能力特别重要，人的特质很重要；所以你大车换成小车我好感动，小人物最恨大人物坐一辆黑头轿车张牙舞爪，侍从保镖一堆。你忽然大车换小车，心里感觉很好。可是大车放着，这不是亏很多钱吗？这只属于人格特质风格，而不是去构思国家纯粹的大政方针，这种领导风格只是作秀，将来会很有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蒋经国正在当行政院长，我专采访蒋经国新闻。台湾哪里有淹水，你县长还没到，蒋经国先到。台湾每年夏天一定旱灾，他老兄情报灵通，听到哪一个水库干了没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面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装笔挺怎么办？他裤脚一卷，穿着皮鞋就走过去。下面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笑声）。以前的人政治不怎么开明，可是我们叫做中国儒家，视民如伤，关心老百姓的痛苦，这部分蒋经国还是有的。

民主化以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都对老百姓没有反应，老百姓遭淹水没有人管。以前台风要来，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气象局等着听简报，了解台风严不严重，了解哪里会淹水，回去就拿起电话，叫县市长小心一点。这一点人家还做到。

因为政权的合理性，所以在照顾老百姓生活方面，不敢马虎。台湾民主化以后，爱护人民的精神没有了；老百姓要死不活是你们家的事，生活不好，赚钱赚得少，你失业，为什么？你竞争力不足，活该嘛！（笑声）竞争力已取代一切的论述，随着民主化跟西方近代媒体发达以后，所连接起来的所谓“表演政治学”当道，搞政治的传统内涵、人民爱恶、对老百姓问题必须要有反应的能力，这种观念已在政治学里去掉了，政治只剩下表演，只剩下一堆废话。

民主化过程中，像一个巨浪把过去传统威权社会卷走。巨浪卷来时，浪花看来很漂亮，可是浪花一卷以后，海底的沙石，沉淀好几千年的垃圾、人心的贪婪，所有的坏东西，都同时被卷起来。一个成熟民主化的过程里，好的东西要吸收，坏的东西就丢掉。

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捷克有个叫哈威尔的总统，他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博士，他是一个有良心、人文素养很高、很有道德感的一个人、一个作家。

这个人当了总统以后，到处去发表演讲，通通在谈道德。所以捷克的政治，被老板的道德压住了，因此，贪污腐化的现象不严重，表现虽不特别好，但属于OK的。

哈威尔曾说过，民主化就是一个浪潮，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把以前社会积累的坏东西，全部解放出来；假如社会没有很强的控制力量，把坏的东西控制住，民主化的结果会是负面的。民主化最坏的结果发生在南非，南非的族群斗争，流血冲突，然后，少数当权的黑人，忽然变得很富裕。这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40%，我认为南非是个完蛋的国家，可是他还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要把民主看成是万灵丹，要注意民主化的过程，这过程有好的，但坏的东西很多！

除了这个以外，还必须谈到两岸关系，台湾十年锁国，因为锁国台湾对大陆充满幻想。大陆现在经济势头很好，又要办“奥运”，又要办“上博”，商机无限。

台湾现在只重视商机。这种谈法谈久了，就产生不切实际的说词，意思就是说只要开放两岸，直航三通包机、大陆客来观光，就会产生很多商机。最好大陆客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股票就会破万点，房地产就会飙涨，台湾就OK了！

我发现我们的江炳坤讲的话还不错，他说：“台湾人拜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篮子里好不好？这个篮子不怎么牢靠的啦。”大陆客来多少才有帮助？香港每年过境人口2500万，那么小的一个地方，2500万人在撑它；澳门到去年为止，差不多有1600万人。你台湾最先说1800人，现在变3000人，算一下一年变成100万人，这对经济有多少帮助？台湾幻想把直航包机、大陆观光客，幻想成救命仙丹，这是台湾谈问题被扭曲后，产生不现实的幻想。

台湾必须经济重建，必须大幅度调整所得。社会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来一个大调整。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只把台湾的生命线，寄托在直航包机、大陆客观光上面；一个社会被扭曲到失去方向感，社会的前途确是让人担忧。

台湾解严以后，经过20多30年的民主化过程，付出很大代价，很多东西被扭曲，判断事物的标准错乱了，方向感自己不会定位，像大海一叶扁舟，随着时代浪潮漂来漂去，政治人物不敢有任何担当，所以无方向就是最好的方向。

我曾经讲过“不统、不独、不武”就是无方向，但比陈水扁要搞台独，结果搞到乱七八糟，是错误的方向，所以无方向好过错的方向（笑声）；可是，你无方向就会乱漂。

过去八年里，陈水扁的政治、经济没那么差，台湾60%的人口过去都赚到钱，40%的人生活很惨，所得大幅度下滑。烧炭自杀、全家一起死掉的，跳楼、跳海的都是这40%的人。所以台湾的经济必须来一次完整的重整，让40%贫穷人口活得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至少别去自杀。

未来台湾社会会怎样走下去？政治会不会变得更好，经济会不会变得更好，整个社会的错乱会不会变得更好？我不敢说。台湾已经乱了十年，我寄望新政府未来从价值判断上、从国家方向上，社会的大施方针、所得分配、经济的发展方向，财政、金融的纪律感，重新恢复。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黄亮录音整理）

问与答

如果国家民主化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民主化到底值不值得？今天，台湾人民的生活是否比蒋经国的时代更好？

目前，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普世有效的口号，大概是很难阻挡。如何定义执行民主化的路径图，每个国家有自主权。这个自主权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很了解，对民主的假相、真相，有清楚的知道，然后才能形成自己国家的共识。

你所设计的民主可能不是那么美好，但是OK的；要如何形成一个国家民主路径图的共识？这需要新加坡的知识分子、媒体去判断（笑声）。下一波的民主化，哪些东西应该开放？绝对没有一个社会是靠单一的价值形成美好的社会。一个社会一定是要多重、有效的价值。单一价值形成的社会，那是会疯狂的。

我不会用二分法去说谁好、谁坏（笑声）。我年轻的时候是反对派一员，是党外有名杂志的写手，也搞过群众运动。我们那代人对民主充满憧憬，我们是在民主象征符号很伟大那个阶段的产物。

争取民主是年轻人，有读一点书、有良心的人都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搞政治，搞过一阵子运动之后，就要回到书房去静下来。罗素一辈子搞过两次群众运动，其他时间全躲进书房里，写《数学原理》、写《西方哲学史》，到现在大家还在读他的书。读书人在必要的时候跑到社会上去，出去后切记要回来，回到书房（笑声）。

知识是一切的基本。美国有那么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的学术力在全世界也是没法比的。美国人写的学术论文在任何领域被引用的最多。美国的大学各类著作，每年大约出版五六万种书，其中15%是大学出版社出的。

美国社会整个文化、学术，无论左派右派，永远跑在时代前端，这是学术力。华人要建立民族可长远的、可发展的民族机制，必须花很多精神去反省民族，让自己的学术力、思想力大大提升，到那时候才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民主机制出现。

台湾民主政治缺乏严肃性、责任感，新加坡较欠缺的是自由度不够。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可相互借鉴？台湾和新加坡的关系，曾有20年的冷淡期，现在马政府上台，下来双方能否有更多的交往和交流？

台湾一天到晚都喜欢谈打压，跟中共也谈打压，连贪污也不能骂，一骂就说你打压他。台湾有些明理的人都在谈，台湾民主如果不把悲情、扭曲的东西丢掉，那就永远打压。

台湾在谈两岸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因为你的要求不能完成，就说你打压我，不是这样简单的谈问题。所以，打压论的至高无上，一定要把它丢掉，把台湾的悲情丢掉。

未来，台新关系大有可为。台湾的经济要走向东南亚，通过东南亚走向南亚。新加坡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台湾在东南亚有很大发挥的空间；东南亚的南端、北端，台湾都可以发挥。往后，台新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应该大有可为。

另外一点就说新加坡有“Social Engineering”的民主模式，很独特，很值得研究。基本上统治阶级可以放心，放心是开放的基础。台湾很快乐，很乱七八糟，都已伤到根本。台湾要有纪律，政治人物要有责任，统治者要有魄力，要有想法，不能跟着“名嘴”胡说八道（笑声）。

台湾政治人物反省能力很差、体贴老百姓能力很差，心胸狭窄，关心的面也小了，纪律也低了，智慧更没有（笑声）；这部分台湾真的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大概在十年前我去美国开会，四季饭店旁边有一家专卖专业性的社会科学的书店，我买了一箱好书大概3000美元，书店老板向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台湾来。他说前两天四季饭店住了四个新加坡年轻官员，（买书）一买就买了1万美元。哦，新加坡官员是会读书的（笑声）。新加坡人在专业知识上很用功，这一点台湾应该学。

台湾几乎每年都有选举，弄得好像举办嘉年华会。台湾的立法院常常打架，甚至男女对打、抢话筒，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有合理化部分，有放纵的部分。西班牙每年的“狂奔节”，一不小心会被牛戳死。我觉得这活动好，社会压抑的闷气会被解放；集体的狂欢，对社会的平衡有很大作用。人是奇怪的东西，很严格的理性可以过日子，但心里面却很压抑，没有狂欢的部分是不对的；我认为每个社会都要制度化一些狂欢的活动（笑声、掌声）。在台湾，老百姓生活在竞争很强的社会里，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有一个选举活动，老实讲，大家都很爽啦！

我不认为台湾选举太多，太“抓狂”是坏现象，反正台湾这么多年来已形成假戏真做、真戏假做，选举时你说我造谣、中伤、破坏、害我，到最后都没事。所以我容忍这乱七八糟、放纵的一面，这是台湾社会最不发疯的原因。（笑声）

至于立法院打架的问题，以前只是台湾，后来好些国家也跟随（笑声），日本人也打了（笑声），美国、加拿大也打了，台湾还能创造风潮。

民主政治一定有冲突，没有冲突不叫民主政治。解决冲突的过程，冲突规模很重要。小打小闹可让他打，只要让他知道这样打可以，可别闹大了；闹大会死人，不行的。所以，在容忍很多现象的同时，要有很强镇压性的批判力，只要在没有严重伤害之下，打打闹闹是民主常态。在民主过程里，必须习惯冲突。

（马亚西亚听众提问）你刚说的“仇恨政治学”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非常盛行，不断上演。这种情形在印尼、菲律宾也发生。你认为，要如何解决？

新加坡是个天府之国（笑声），因为华人占大多数，所以不会面对“廉价敌人”的机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命中注定要很长一段时间当“廉价敌人”。马来西亚的华人还算好，占总人口约30%，而在菲律宾、印尼、越南，华人的处境基本上跟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少数，所以把这些人妖魔化太容易了。

在一个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因宗教、肤色、信仰而成为“少数”的人，就是“廉价的敌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之后还可以收到政治效益，当每个人从里面可以收到政治利益之后，打的手永远不会停下来。这个时候境外力量变得很重要，当国际社会对这类事发出了强大舆论，它就会被迫约束。

华人应该学习犹太人的经验。欧洲人到今天为止还在歧视犹太人，但都不太敢歧视了，因为全世界的舆论太强了。

全球华人对于在某些地区成为“少数”的华人，应该要有一个支援，主持正义的呼声。所以具有英文表达能力、有外国朋友的华人，应该要为全球华人，特别是成了“廉价的故人”的华人，建立另一个平台，帮他们主持正义，作为他们道德支援力量。

一、面子问题

奥运在北京开，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丰采的好机会。奥运每四年开一次，不在这里开，就在那里开，总得找个地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不难以平常心对待奥运，中国就很难，几乎不可能，恐怕办不到。

为什么中国办不到？因为北京获准举办奥运的时机，是在六四屠城之后。为了声援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几个屠夫，进行了持续的谴责和声讨。为了表达对十多亿人民的情谊，大家又决定，选择北京，举办奥运。这些，本来都出于人民之间的友谊。但屠城遗产的继承者，视前者为妖魔化中国，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视后者为时来运转，好像一夜之间，灰姑娘变成了绝世美女。十几年了，有的人言必称奥运，以奥运为中心，为动力，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倾其全力，唯一的目的，就在于一展丰采，——当然，不是天安门母亲的丰采，不是上访者和农民工的丰采，而是展示稳定压倒了一切之后的丰采，展示它的崛起与它的和谐。要知道，这就是屠城的收获。不屠城不能崛起，不屠城无法和谐。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制度，一经奥运鉴定验收，就是实践证明了的最好的制度。老外，赞美吧！爱国者，自豪吧！一念及此，血脉贲张，哪里生得出什么“平常心”？

各国的运动员、运动爱好者以及旅游者，高高兴兴，来到中国，不是来朝圣的，更不是来找岔子的。他们来干什么？来参赛，来观光，看看，听听，玩玩，享受享受，经历经历。中国有什么？有为秦始皇殉葬的兵马俑，也有使马可波罗赞叹的异国情调。中国是发生过义和团的地方，是经受过八国联军的地方。紫禁城前的天安门，见证了毛泽东时代潮水般的红卫兵，也见证了邓小平时代潮水般的坦克和冲锋枪。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后，唯一巍然屹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凡此种种，都是世界级的奇迹，足以使数以百万计的观光客流连忘返，回去以后，告诉亲朋好友，乃至子子孙孙：我，2008年，到过中国，到过那个神奇的，神秘的，神话般的中央王国……。

除了猎奇的观光客，还有思考的观光客。他们是全球村的居民，他们愿意深入观察中国，认真研究中国。他们需要了解中国的真相。一旦发现了中国的优点，中国就众望所归，成为吸铁石，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要求移民到中国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民，享受被领导的幸福。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了解中国真相是个天大的难题。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消息，是一种有领导的消息。中国的记者，可以报道什么，不准报道什么，按照什么主旋律报道，必须一一服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而外国媒体，允许到什么地方，可以采访什么事件和人物，则必须接受外交部的管理和安排。长期以来，一贯如此。2006年底，为了在奥运期间树立开放的新形象，国务院宣布，从2007年1月1日起，允许外国媒体，在中国境内享有自由采访的“权利”，不，应该说，享有自由采访的“特权”，因为这种待遇，中国记者不得享受。这是勇敢的一步。实际执行的结果，似乎这种新闻自由，只限于和谐的地方，不和谐的地方就没有自由——正像言论自由，只给和谐的公民，不给不和谐的公民一样。所以，即使常年住在中国，要了解中国的真相也不容易，何况走马观花！

因此可以预言，由于很难了解中国的真相，在奥运的感染下，能够毅然决然，“万国衣冠朝冕旒”，从而弃旧图新，归化入籍者，极而言之，想必是凤毛麟角，稀世奇珍，这是可以准确地预言的。至于嘴巴上的赞扬，则一定会在外交场合和内部参考上潮水般地涌来，满坑满谷，这也是可以准确地预言的。谁说中国的真相不可知？这两点就是可知的！

二、里子问题

最近的人命案，有助于中外人士了解中国的真相。贵州瓮安县，一位少女尸体在河中出现，接着，民众群起围攻公安局。新华社报道，他们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我相信，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的确没有真相可言。远在北京的新华社，也未必洞悉真相。但接着，新华社从贵州传出了真相。这是省委书记告诉大家的，他是在现场处理瓮安事件的最高级官员。他指出了两个真相：第一，“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第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很清楚，屡屡侵犯群众利益就是真相，随意动用警力就是真相。瓮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真相下爆发出来的。因此，这个事件的主犯，不言而喻，当然是那些屡屡侵犯群众利益的人，以及随意动用警力的人。

弄清这个真相很重要。在全国土地开发、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之类的大崛起中，爆发出来的群体性事件成千上万。过去公布过。2004年有八万多起，每五分钟一起。2005年以来，为了和谐，不再公布了，但不等于爆发的数量减少，更不等于力度减弱。我斗胆断言，只要侵犯群众利益，连同随意动用警力，只要产生这两大现象的制度不改变，肯定永世不得安宁。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侵犯群众利益的制度，加上随意动用警力的制度。两罪俱发，闹得民不聊生。能够造就“同归于尽”心态、以及“铤而走险”行为的制度，一定不是长治久安的制度。危险的是，在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侵犯群众利益的制度，随意动用警力的制度。是的，这是制度，而不是制度以外的行为。

新华社报道那位书记讲话时，用的是无主语句。谁侵犯了群众利益？谁随意动用了警力？无主语，要你猜。外国人可能会猜到黑社会上。中国人司空见惯，一猜准对，有权干这种事情的人，按照制度，除了党政警的领导，还能是谁！不出所料，接下来的报道，就是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公安局的政委、局长免职。

公民的利益是可以侵犯的，国家的警力是可以随意动用的，这就是中国的真相。因为中国一切领导人，除了最高领导是天上掉下来的，其他领导人，都是从上到下任命的，一切选举，都是演戏。尧、舜、禹，一个任命一个。秦始皇设郡县，行政长官由皇帝任命。毛泽东批示：“百代犹行秦政制”，这个制度太好了，所以“劝君少骂秦始皇”。凡是靠“等额选举”保驾上台的官员，有上级的赏识，除了洁身自好自己管自己，老百姓哪能奈何得了他们！

（附言：无怪乎中央至今不许香港普选，是怕影响大陆，发生交叉感染也。本来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中央只管国防和外交，其余一切，港人治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要么中英联合声明已成废纸，要么按照最新分类学，普选被归入了国防或外交。）

总而言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镇，党委书记及其战友，受命于天，领导一切，权力无边，包括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也包括随意动用警力，都是职权以内的“家常便饭”。我深信，共产党内一定有最好的人，公正廉洁，这样的人不会少；也一定有最坏的人，昏庸无道，鱼肉百姓，这样的人也不会少。请看，最高层就良莠不齐嘛，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所以，共产党领导一切，而民主和法制对它无可奈何的制度，是使好人上升为神的制度，也是使意志不坚定者堕落为鬼的制度，更是老百姓永世不得成为公民的制度。我认为，这是从瓮安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最重要的真相和结论。

出路何在？据那篇新华社报道，省委书记说了，必须加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我不相信那是一条出路。毛泽东如活着，也不会相信。1945年，黄炎培问他，共产党夺到政权后，将如何避免腐败？毛说过“我们有纪委”吗？好像没有。如果我没有记错，毛泽东是说，“我们有民主。”的确，民主才是出路。问题在於，我们有民主吗？什么时候有过？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诸位先生，能不能告诉大家一下？

把面子看得重于里子的人，同把公仆看得重于公民一样，至多只知道头上有党有纪委，心中不会有人民和法律的观念。无怪乎当年赵紫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被几个人判决为“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这就叫中国的特色和真相，呜呼！

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即以政府为主导拉动经济需求天然地存在结构上的刚性及调整的困难程度极高。措之失当或茫然无计，必然导致经济休克。

滞胀的明显特点就是“高通胀低增长”。

2008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已明显呈滞胀之状：一方面，通胀率从年初的3.4%一路挺来超过了8%；另一方面，出口形势恶化，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陡降5.7个百分点，跌为21.9%，基本贴近官方预警线。实际上，剔除的热钱借贸易形式的进入之“水份”，出口增长率早已跌破20%，但是官方经济学家都谨慎地保持夜莺姿态，而不愿告知普罗大众以真相。或许可能，精英分子们认为：你把这些东西说出来，老百姓也不会听懂、读懂，对牛弹琴而已。

这样说，不是贬低体制内精英分子或挑动民众痛骂本已“臭名昭着”的经济学家之名号，其实就精英分子也即常常能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本身而论，大多不够“半瓶子醋”的水平。比如说，现在有人反对提高利率，也有人反对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但是几乎没人研究一下提高法定准备率后央行要多支出多少利息，还有这些利息将以什么方式分摊给社会公众——是财政收入顶抵还是央行直接印票子冲销？更进一步地说，这也无法责怪大牌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一方面愿为“王者师”，另一方面又愿和公共媒体“联欢”，提高出镜率，所以就闹出了“徐牛论战”关于深圳房价的乐子。

就是现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2008年7月12日），我去访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所能找到的存款准备利率都是“老皇历”——2002年2月21日公布的（一般）准备金存款利率为1.89‰，至少六年多没做任何数据更新；2005年3月17日公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为0.89‰，至少三年多没做任何数据更新。这种情况若是在欧美国家，说不定会有民间（如某私立大学）的经济学家起诉央行，但在中国家，大家就漠然处之了。若是我这样有“异议色彩”的研究者去搞，说不定会被引入“政治联想”。即便我问的层次很低，还是被对方“警惕”了一下子：当我得知六月份宣布准备率高调至17.5%时，打电话问在一家商业银行供职的好友要他查一下现行准备金利率。他没即刻回答，旁边却立即有一个警惕的声音在问：“谁问？干什么？”稍后，朋友给我回话，告诉我的是2008年3月份的情况——等于废话。没办法，报以苦笑而已。当时我真想坐上火车去北京，到中国金融出版社买近五年的金融年鉴，可又一想：奥运将临，我已经被高度关注，这期间去北京会给许多人带来麻烦。

普罗百姓可能根本不要求经济知情权，异议抗争的同道由于自己的站位也可能根本不关心这项几成“国家机密”的细节，但是它确实关乎到全体中国人的生活。

现在官方公布的金融资产为60万亿，估计（因无基础数据之故，只能估计）约有45万元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只按17.5%计，则约有7.9万亿（接近八万亿，加计超额准备应超过了八万亿）。那么，仍按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1.89‰的月利率计算，半年下来（如2008年7月初至12月底），央行至少要支出九百余亿利息。

这九百余亿的利息支出以什么方式分摊给社会公众，则成了更大的“国家机密”。在专业背景下，算了一个“大估摸儿”的账儿，但是通过这笔“花账”，非专业人士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从机理上已经深陷凯恩斯主义的泥坑，滞胀导致经济休克已经无法避免。我这样说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显摆自己的经济分析功底，而是说中国没能及时纠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为滞胀打下伏笔，休克也就不久来到。因为：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信奉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结果国企因垄断地位而赢利，从而为把通货膨胀“送上电梯边”；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在政治非民主的条件下，必然以牺牲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主变得更加稀缺。

北京权力高层尽管了解不到真实的信息，也没人帮他们算如央行准备金利息支出的细帐哪怕是“花账”，但他们明显地感到了滞胀的压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王歧山都“深入一线”去搞调研了。在以往，我很注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动态，从来就不知道全国政协也有个经济委员会。如此之陋，正如大牌经济学家不关心央行网站的准备利率一样！现在知道了，这个委员会一个叫郑立新的副主任突然出来讲话，声称“利率不应再提高”。很明显，与中共高层权力“肝胆相照”的政协，这次突然说话，不是做应声虫之状，而是他们也感到了滞胀的压力。然而，滞胀是否导致经济休克，到目前仍无体制内建言说法。

是否有人敢玩一把新版的“徐牛论战”呢？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可比赌深圳房价问题有意义。说不定，搞完了系统性研究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另一个“说不定”就是失去上镜头、上报纸的机会。

2008年7月12日夜于绵逸书房

即使身处21世纪，我们也无法断言人类社会之秩序已臻于完善，比如，我们有时会看见，一向温驯的平民可能聚啸成群，以分散攻击甚至协同破坏的方式挑战现行秩序，从而酿成某些大规模的集体暴力事件。即使暂不考虑本能意义上的攻击天性，则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方式的集体暴力行为，起码与以下五个因素有关：

其一，环境因素，作为集体暴力行为的前提，首先需要一种人与人的分裂，即将人群区分为“你们”和“我们”，或曰敌和友，从此产生了暴力的实施者和承受者，这种分界为暴力行为提供了一个起点。通常情况下，此种分界之产生，往往与社会两极化密切相关。当少数人控制了权力及绝大部分社会资源时，他们往往垄断着社会资源的回报，甚至利用支配地位剥夺其他人仅有的资源。这种社会分裂形成对大多数人的排斥与隔离，使他们长时间分享类似的不满、期待和愤怒，同时也将少数人置于易受攻击之不安全境地。

其二，观念因素，集体暴力行为之观念基础，在当代社会，与其说是人们生活境遇之绝对恶化，不如说是他们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正面临严重威胁。这种威胁通过造成剥夺感和挫败感，支配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想象。在某些集体暴力事件中，我们会看到某些传言不胫而走，观念基础正在于：虽然这些传言并不符合特定事件之真相，却符合大多数人时常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意义上，虚构传言比事件真相，更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其三、制度因素，当大部分人之诉求无法通过正式制度安排予以回应，愤怒又无法非暴力途径释放的情况下，集体暴力行为之风险将大大提升。在某些事件中，我们更可看到由于程序正义的缺位，导致参与各方追寻实质正义的努力，某种意义上成为不可能完成之任务，这往往刺激弱者通过非制度途径寻求正义。

其四、心理因素，在以上因素均恶化之情况下，社会成员之普遍心理预期本可成为最后一道安全阀。若人们确信虽现状难以忍受，但未来仍有好转之可能，其诉求在未来将能得到某种回应，则他们往往倾向于避免使用暴力。而一种绝望情绪则是暴力之助燃剂，往往引发种种不计代价与后果的极端行为。

其五、事件因素，若整个社会环境中充满紧张的瓦斯气体，则某个特定微小起因，均可能成为爆炸之导火索。但我们仍常常发现，由于集体暴力对参与者而言仍是高风险和高成本的，因此控制者往往倾向认为，某些应对危机之过激强制措施，会一如既往为所有人默然承受。则这种视民为草芥的冷酷理性，一旦表现为某些过激之驱赶与弹压措施，往往促使非理性的破坏行为爆发。

回顾以上五个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社会生态急剧恶化的极端情况下，作为社会抗议方式的集体暴力行为，可能会成为某些社会成员的选项，甚至成为许多人心目中“不得不犯的罪”。然而，集体暴力毕竟有其负面因素，我们可进一步讨论以上五个变量，在集体暴力开始后，是如何进一步转化的。

关于环境因素，如前文所述，任何暴力行为，必然以某种人的疏离为起点。而集体暴力行为，更导致个人脱离其日常的伦理观念与行为模式，从而加深个人与自我的疏离；进一步加深不同社会群体的对立与决裂，从而加深个人与他人的疏离；不断消灭游移于双方之外中立地带，强迫整个社会在对立双方之间选择和表态，极端时甚至使选择成为生或死之问题，从而加深了他人与他人的疏离。至此，任何谈判或和解之类的低成本社会合作均失去可能，社会面临玉石俱焚之动荡。

关于观念因素，集体暴力行为之肇始固然有维护个人生存道德与追求公正之考量，但在暴力实施中，正义之考量越来越让位于压倒对方之强力需求。于是一方面现实的复杂性被抹杀了，使丰富社会生态演变为非黑即白的神话逻辑；另一方面，暴力伴随之高度动员性和组织要求必然压倒了每个具体的人的人性和道德感，使人们沦为巨大历史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这为潜在僭主假借抽象人民之名满足个人私欲大开方便之门，使想象中的正义之路，异化为现实中的通向更深奴役之路。

关于制度因素，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之集体暴亦有其内在运行逻辑。从启动看，它往往伴之以愤怒、敏感、仇恨等情绪，若视为一种诉求正义方式，它带有极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无法稳定达至正式机制能实现的普遍正义；从运行看，源自情感的暴力往往超出必要的范围和强度，施加者通常按照自己内心主观判断对错，进而以最大恶意来应对挑战，因此正式机制中的适度标准将无法达成；从后果看，暴力必然需要无辜的牺牲者，以至将全社会绑上极端主义之战车。

关于心理因素，暴力行为通常激发更大暴力，进而毁灭了通过变革改变现状所需的温和气氛。极端情况下，一旦武器之批判取代了批判之武器，则力量压倒一切，弱者必承担更惨重代价，而期待中的改善却更遥遥无期。而若我们将公正视为一种公共品，则必然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到底是通过交易获得公正的成本高，还是通过暴力获得公正的成本高，或者说哪一种途径更具有现实性？

关于事件因素，一桩集体暴力事件往往引发作为连锁反应的其他事件，并可能左右整个社会的“氛围”。而如果我们把一段时期内种种灾难、悲剧性事件和其他挫折结合在一起作为解读“氛围”之钥匙，则常常会发现曾长期生效之社会发展模式、治理结构、精神生活已呈现全面颓败之病态，强行继续维持必将面临不断上升的代价。只有以反思之角度，将暴力事件、灾难和种种挫折视为具转折点意味之警示信号，则这些悲剧才可能产生积极之正面意义，并可能让整个文明经历一次死亡与新生。

因此，面对作为一种抗议的集体暴力行动，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批判性努力，解释和疏导社会成员之情绪，最终将情绪引至理性。而对社会管理层而言，应当认识到健全的制度安排，包括独立与公正的司法，以及舆论自由和监督，对避免集体暴力行为是极为重要的。一旦这类悲剧性事件不幸发生，最好以不起诉和特赦之宽和方式处置其参与者。

新一届国务院组成未足半年，以总理温家宝、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副总理王岐山形成的“铁三角”，已面临近年罕有的挑战，中小型企业的倒闭潮从珠三角蔓延到长三角，随之而来的失业、民生问题难免影响社会稳定，新政策的出台已刻不容缓。

决策急出台纾民困

温、李、王早前分头到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调查，为本周举行的中央经济分析会议作准备，相信届时就会公佈为企业、民生纾困的系列政策，不会像香港特首曾荫权那样，还要等多几个月，慢慢撰写施政报告。

最新一轮的高官“出巡”，有两个特别之处：其一，分管工业、农业的两名副总理张德江、回良玉，并未加入调研行列。这不是说内地大型工业及农村经济没有问题，而是更加凸显在经济决策中，温、李、王“铁三角”的主导地位。

其二，往年7、8月都是中共领导人到各省视察的密集期，目的是为下半年的决策及秋季的中央全会作准备。去年7月，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视察了重庆、浙江，温家宝也视察了江苏、河南。今次，温、李、王同在7月出巡，既是传统，也有迫切性，因为京奥即将举行，攸关大局稳定的决策必须在本月作出，不能等至十七届三中全会再议。

受奥运会这一头等大事影响，前两届在10月举行的三中全会，今年会否改期仍不得而知，但是，高层的运作已大受影响。6月13日举行的中央和省市负责人会议及本周举行的中央经济分析会议，无异於两次中央扩大会议，这是1980年代以来首见，而会议的部署，都是以京奥为中心。

政治从紧经济从宽

由於要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不少新的複杂因素、党和国家工作面临不少新的严峻挑战”，要面对京奥需要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相信中共高层短期的决策会是“政治从紧、经济从宽”，温、李、王“铁三角”主导“经济从宽”，胡锦涛、习近平则主导“政治从紧”。

警察是什么？警察就是在街上行走的国家，是公权力最具体的化身，是最可见的政府形象。

近年最叫俄罗斯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莫斯科的警员形象不大好。许多到当地旅游经商的外国人曾经遭到过警察拦截盘问，如果没有随身携带护照的话，就要被他们乘机敲诈勒索。情况已经严重到了连旅游指南都要读者别在莫斯科街上随便向警察问路的地步。可以想象，有过这种遭遇的外国人一定会觉得这个国家贪腐横行、法治不彰；哪怕他们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经验里碰见了俄罗斯政府的局部，但这小小的一部分也就很足够了。

不只对外，对一般国民而言，警队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看见，最容易接触得到的政府机制。虽然只是执法，但他们比检察官和法官更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法律尊严。如果借用韦伯的经典定义——“国家就是在法定领域内享有武力专断权的主权”。警察甚至还是所有公权力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只是合法的武力，而且是百姓平时最能见的合法武力。

如果警员的形象败坏，那么政府的形象也一定会被拖下水。反过来说，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现存法律体制，那么警队也多半会跟着遭殃。很多年前，香港曾经有黑社会成员在午夜的街头与巡警发生冲突，公然叫嚣：“过了十二点，这里就归我管。”结果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那时正值经济低迷，特区政府的民望调查节节下滑，沒多久就發生了「七一」五十万人大遊行；这件事的发生实非偶然。

极端来说，其实全世界的警力都是不足够的，如果真有什么大规模暴乱，警方的人数根本占不上绝对优势。就算在一个平凡的城市里头，黑社会或者犯罪分子的数目恐怕也要比警察多。罪犯之所以恐惧警方，黑社会之所以害怕巡警，不是害怕眼前的一两个人，而是怕那套制服所代表的庞大机制，怕它后面的公权力。所以警察若要顺利执行工作，除了靠他们自己的能力，还要靠大家对他们的看法。而警察是否能让罪犯恐惧，是否能让人民尊重，除了靠他们自己积累的威望，更要依赖所有人对整套政府机制的信任。

最近两年，中国不时传出警方的不利消息，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更曾公布，中国警员殉职的数字名列世界前茅。为什么河北省河间市的歹徒竟敢开车反过来追打警察？为什么贵州瓮安的群众会跑去包围公安局，并且试图冲进去呢？每一件事的发生或许都有个别因素，但是加起来看，它们却呈现出一幅整体的画面。在继续抱怨中国警力不足之外，在继续谴责有人“煽动”之外，在继续批评中国“刁民”不尊重法治之外，恐怕这幅画面还象征了更危险的讯号。這不只是警察形象的问题，还是人民对政府认受程度的问题。

电视剧《士兵突围》里有个好青年许三多，他的那句”不抛弃、不放弃”，成为很多青年口口相传的”至理名言”，可不料北京青年杨佳活学活用，用到反面上，一口气杀了11名上海警察，其中6名警察遇难，杨佳本人也成为这个社会的”悲剧人物”。

把杨佳称为”悲剧人物”和反面”许三多”，是杨佳家乡《北京晚报》的一种另类评价。不过，这样的评价，恐怕是上海警方难以接受的，因为上海警方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杨佳这样的案件，不说丢了面子输了里子，也有点手足无措，”找不到北”了。

先是《新京报》报道，”7.1″杨佳袭警受伤的警察不是原来报道的4个，而是5个，包括遇难者共有11名警察被袭，可上海报纸及新华社都忽略了第11名警察，公开报道仍然是10名警察被袭，6名遇难。似乎多一个警察遇袭，就意味着上海警察更加没有面子，更加”不堪一击”，或者说杨佳”不抛弃、不放弃”真的成了另类许三多了。更让上海警察头疼的是，北京媒体及上海以外的媒体，对杨佳案的关注，也到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地步。显然，上海公安局长即使不引咎辞职也可能从此抬不起头了。

再是《北京晚报》于7月7日和9日两天发表评论员文章，第一篇是《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反面例证》，直指杨佳案是”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说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游玩时租了一辆自行车，闸北分局派出所认为涉嫌购买赃车对他进行审查。上海警方认为，当时警方盘查杨佳是正当行为。问题出在没有人认为警方盘查是不正当行为，而是弄清真相后，没有及时妥善地解决矛盾，以致最终酿成惊天血案。问题是为什么杨佳案会得以发生，难道上海警方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如果上海警方没有错，为什么杨佳没完没了地投诉和举报？上海警方委曲求全，两次到北京征求意见，又为什么愿意赔偿精神损失1500元却不承认有错？

再看《北京晚报》的这篇评论称，”警方执法时发生误会，今后也难以完全避免。我们有《国家赔偿法》，对政府机关因为工作不慎等原因伤害公民，给予适当的补偿。但是，在执行赔偿中，个体公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是由执法机关’一口价’，或索性拖延不办。遇到老实巴交的，也就忍气吞声了。这次，上海警方碰上’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偏执型青年杨佳，这种多少有些缺陷的性格用在好的方面或许可能成为许三多，相反的话，就变成杨佳式的社会悲剧。”把杨佳称为”用在好的方面或许可能成为许三多”，这句似乎说明，不是杨佳负了上海公安，而是上海公安负了杨佳，上海警方敢于直面这一”挑刺”吗？

《北京晚报》的第二篇评论是《上海警方两次赴京调解未果的教训》，把人们关注的焦点锁定在警方两次赴京调解未果直至案发，力图从中找到或许可以避免惨剧发生的教训。据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宪法说：(杨佳去年10月6日返回北京)此后，杨佳向公安部门投诉，要求公安机关开除有关民警，并赔偿其精神损失。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杨佳无疑是受挫的最大一方，而上海警方似乎也”仁至义尽”了。可是，为什么杨佳后来没有放弃呢？是否与杨佳10月5日夜至凌晨接受警方6个小时的讯问程序上有问题有关呢？这篇评论似乎力挺杨佳”不抛弃、不放弃”，称杨佳作为一个公民，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值得质疑的问题是，从去年10月5日遭查到今年7月1日行凶，杨佳从一个守法公民到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经过警方两次赴京调解，事情的结果丝毫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就留给人们一长串思索。是否因为杨佳提出的1万元赔偿及其他要求过高？还是今年3月15日赴京调解之后，再也没有让他感到事情有经过官方妥善处理的希望？我们不知道上海警方对类似情况调解无效后是如何处置的，很有可能是采取”冷处理”，拖延战术。按道理说，很多矛盾是可以拖着不办的。拖着拖着就不用办了。但是，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时间拖得越长，积怨越深，一旦总爆发就难以收拾。既然警方认为需要调解，并专程赴京，又了解当事人孤儿寡母的窘况以及性格执拗的特点，就没有理由任其调解无效，”迫使”一个公民作出最坏的选择。最后，作者把话题归到”调解”这个焦点上，称”调解是一门艺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好的调解，说服对手放下武器。坏的调解，则是让公民成为罪犯。我猜想，上海警方的两次赴京调解无效，教训可能在原则性过强，而灵活性欠缺。从民警6死4伤的结果看以及罪犯最终也要以命抵命，总共是7条人命，如果当时1万元赔偿即使高了一些也接受了，或许可能避免这次惊天血案。我们在调解人民内部矛盾时，始终有一个误区：总担心当事人得寸进尺，漫天要价，而采取能省则省、能免则免的办法，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而失大。”

如果杨佳作为一个公民，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都是先”礼”后凶，都是一个正面的”许三多”，都在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那么上海警方对事后发生的悲剧应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上海警方会向公众检讨自己的过失吗？上海媒体有对上海警方的批评吗？想起1999年，北京青年黄谦到上海找同学未遇，仅仅因为见到派出所前”有困难找警察”的牌子就轻信于心，随即被上海警方无情收容，在牢里被狱头逼着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在遣送的路上饱尝饥寒交迫又腹泻不止，到江苏徐州差点没死掉。《中国青年报》有报道，上海媒体历来装聋作哑，上海警方何时公开检讨过这个过失，何时正面直视过这个警界侵犯人权的极端丑闻？

再看《北京晚报》对杨佳案的评论，自然比上海媒体的评论更加客观些，毕竟异地监督也是当下媒体的特色。不过，纸媒体对事件的评论多数是隔靴挠痒，而在网络上则是一针见血，力挺杨佳”杀得好”的声浪一阵比一阵高，甚至有人称其为”侠客”，这种非理性的称赞或许是说明杨佳的个人权利遭遇了上海警方的某种侵犯，杨佳有冤情，否则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不会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不会那么仇恨。

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杨佳的旅游生活图片，包括”一个老光棍对结交美女”的渴望，一一被公开，网友们也似乎津津乐道，但回到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杨佳对上海警察，尤其是上海警察局里面的督察那么仇恨呢？至今，上海警方仍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其实是群众利益都是屁大的小事了。

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与贵州瓮安一个女中学生死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两件事情都与公安机关有关，与民警办案有关，但官方最后作出的真相结论却总是让人难以信服，官方的公信力也随之跌至最低点。如果这样的不幸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样的真相结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恐怕”不抛弃、不放弃”的”反面许三多”还会踊跃出现，群众利益无小事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稳定可言了。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一次上万民因对一少女离奇死亡处理不满的暴乱，民众打砸烧毁了县政府和公安局大楼。事件平息伊始，贵州政府负责人对事件的定性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什么“黑社会煽动的”、“向党和政府挑衅”的事件。谁都知道这不是真相。按惯例，这起事件会以抓捕肇事者然后一一判刑了事。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宣部历来严禁媒体报道，更不要说质疑当地政府了。

不过这次有些不同，不仅在网上可以见到网民议论纷纷，也见到相当不少的媒体公开发表文章对当地政府这种草率定性提出批评。令人颇为意外的是，两三天过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发表谈话，指出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一句话，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县政府行政不力、不公，人民群众积怨过深。更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对官员的问责处理，先於对肇事者的处理，瓮安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政委均被免职。尽管事件的真相仍有许多疑问，然而将大规模群骚乱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的错误，这确实是一个坦白的态度，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与瓮安事件表面上极其相似的是3月14日的拉萨骚乱事件。笔者相信，如果西藏政府的官员能够像贵州省政府的官员一样有自省精神，能够从政府工作的失误方面寻找事件的深层原因，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罪责一股脑儿地推到境外达赖喇嘛的头上，那才会更接近事件发生的真相。不久前在网上读到一篇出走美国的原青海某活佛的採访记，该活佛作为重要统战物件已贵为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给予了他足够的礼遇，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出走呢？活佛说，别的都可以忍受，但强迫我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做的，只能出走。难道西藏没有粗暴干涉藏族群众宗教信仰的事情吗？

有意思的是，对瓮安和拉萨这两起骚乱事件，网民们的反应截然不同，对瓮安骚乱群众大多报以同情甚至支援的态度，对拉萨骚乱藏民的态度却和政府几乎同一个声音。这是为什么呢？除了两次事件被披露的信息量不同外（譬如拉萨3.14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网民们潜在的“大汉族主义”看来在发酵。在中国大陆，民族冲突一直被严禁报道，这导致中国社会极其缺乏关於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真实资讯，更不要说他们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了。这种资讯遮蔽造成汉族的资讯盲点，一旦矛盾爆发，历史上沉积下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汉族心理就会左右人们的头脑。这是中国有自己独特信仰的少数民族的不幸，更是汉族的不幸。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仍然是资讯的充分公开和透明。

看完杨佳的博客，感觉怎么跟这人这么象？都是技校毕业的，他喜欢野营穿越，而北京最早一批野外俱乐部我也有份参与，还当过一个叫做“远飞鸟俱乐部”的训导员。

杨佳所在的绿野其实是当年“远飞鸟”分出去的一批朋友创建的。“小辫”、“瀚海孤帆”他们创建了绿野，最后瀚海孤帆变成了“瀚海情帆”，好像是嫁给了小辫。南锣鼓巷里有家非常有名的酒吧，老板也是当年远飞鸟的人。那小子曾经单车进藏，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死在外面的时候，他推门进来了。那时候也正在失业，是主动的失业。电工没啥意思，就整天泡在俱乐部里。

杨佳的博客里还有一些兵器的照片，不知道是那个博物馆的。我的收藏方向是东亚古董兵器。在我们一个内部的论坛里，曾经有朋友哀叹：杨佳原来也是刀友啊！当然，他不会有多余的收入把爱好变成真正的收藏。

看了他用来捅人的那把刀，在一个用过刀的人看来，那刀最后能产生如此惊人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经过专门的练习。我学过武术，短刀术曾经下过几天功夫。

怎么跟杨佳有这么多的共同点？想起来真的是一身冷汗。有任何一次杨佳的遭遇，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出什么事来。那么，是杨佳与我这样的人太特殊了，还是我们本来就是普通人，这些似乎是特殊的东西，其实是很多人生活中都会经历或者向往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

今天他在监狱里，我在这里上网、等着外卖送过来。外面30°左右，我这里空调还是很不错的。截取生活的几个片段，最后有着不同的结果。不过我还没老，说结果有点早了。而当我想到与杨佳有居然如此类似的生活片段，真是有些不寒而栗。

可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看看中国的版图和面积，可谓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其地域分布也占有许多优势，横跨高原、丘陵、谷地、平川，纵括热、亚热、温、寒各气候带；地形地貌各呈异彩，山川河湖遍布神州；而它拥有的各种矿产和资源更是深厚丰富。中国本该是一片人间乐土，最差总可以让人民安居生息吧。可是，中国的灾难是如此之多，多到人们总是猝不及防地就迎来了下一个。常常慨叹之：可悲。可是，这一切又岂是一句可悲能够疏解的忧思。

更可悲的恰恰是，人祸连连正无尽期；更可恶的恰恰是，人作恶还有人忙不迭地追随颂扬辅佐帮闲。作恶的手中已经控制了所有的权力、武力、警力、法力，掌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调配机制，掌控了所有舆论优势和话语权。在没有独立生存空间的社会，民间也正蓬勃生长着追随、附庸、帮衬权力的精英阶层。有一种言论在地震发生后一时甚嚣尘上，他们认为，人民常遭生离死别、社会历经天灾人祸，是对亲爱的党的执政能力的正面检验。好像正是一次次天灾人祸才给了党体现亲民亲政的机会。他们说，多难兴邦、”震”兴中华。呜呼，他们是从一次次人民的大量死难中灾难中真实地感受了党的体贴，一次次天灾人祸正是让党一次次显示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机遇。试问，中国的灾难怎么会停歇呢。

我相信，许多为政府着想的人是善良的，许多歌颂政府在地震后功德的人是好意的，许多为地震死难者和那些孩童洒泪哀痛是真诚的。我也相信，不少积极投入救灾的官兵领导是心焦的。

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有人在同样也善良、好意、真诚、心焦的情况下批评和督促造成这一灾难的真正源头中共政权呢。那些死在豆腐渣教学楼下的上万小小的冤魂是不是专制腐败的牺牲品呢？

那些为政府着想的人应该想一想，如果你的儿子在倒塌的教学楼下苦苦地等待着救命，你怎么看待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政府不允许海外专业救援队进入。闭上眼睛静静地想象一下，试着把任何一个绝望期盼的孩子的眼神替换成你的孩子。如果这样你还可以坦然地理解政府的难处才有意义。不少文人撰写文章说：”温总理含着眼泪”怎么怎么的。难道在那样的悲惨事件面前，你不是含着眼泪，我不是含着眼泪，成千上万的人不是含着眼泪。怎么温家宝含着眼泪就应该获得歌颂呢。他的眼泪就高级了，他的悲情就可歌可泣了。不觉得自己太自卑了么。而且温总理这么些年来，总是含着眼泪到处亮相，但是需要镇压异己的时候却绝不手软。

有人说：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后，布什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所以认为，温总理比布什要更加具有人情味。可是美国有更有效的救援机制，美国年年都有风灾、火灾、旱灾、水灾，美国西岸更是地震多发带，什么时候像中国这样动不动就几万人丧命。美国在过去60年里，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十二次，其中6到7级地震七次，共死难六十五人；7级以上地震五次（包括一次8.5级地震）共死难219人。而且，美国的媒体和民间什么时候像中国在灾难中那样大肆歌颂过国家领导人，恰恰相反，就像在新奥尔良飓风灾难中，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责骂布什，布什除了听着、笑着伺候着社会批评，连个屁也不敢放，不像中国遍地竟是帮闲文人赶紧出来为伟大领袖护驾。

中国原本就只有极为可怜的一小撮敢于直言批评政府，他们从来都要冒着极大危险的。紧急关头批评政府怎么了？批评不是为了更好的督促么？人民问责不对么？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来自民间的批评。台湾在9.21大地震时被民间骂得很惨，好在台湾已经不是专制社会，不需要帮闲文人跳出来为政府辩护。一个政府如果脆弱到禁不住批评，本身就是个极大的问题。可是批评者还要接受来自帮闲文人的责骂。情何以堪。

最重要的是，中共在救灾中丝毫没有停止人权迫害。5月13日照常审判了记者齐崇怀，判了他四年徒刑。5月12日以来，大批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西藏人士遭到逮捕，甚至连一些捐款救灾的访民都抓了，人道救援者黄琦又刚刚失踪了，如果你们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亲人，请问你们怎么看政府救灾的同时用更大的权力、精力和资源镇压人权。

不少文人是打着独立知识分子的招牌在替当权者辩护，以为自己能够撰写文章，就是独立知识分子了，就以为自己具有独立人格了。

本人在1994年发表在《民主中国》杂志的《知识界的依附人格及选择困境》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国社会普遍对于”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理解的巨大误区：”1965年，美国的《时代》周刊对知识份子所下的定义认为，知识份子至少应有三种功能，即：向暴政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抗拒暴政恩典、宠爱、笼络的勇气和能力；及在思想上指导一般大众的智慧和能力。到了八十年代初，《时代》周刊就”知识份子”一词的定义又发起过讨论，并征集一些着名知识份子对此词的概念进行界定，获得认同的结论是，自觉自愿地长期关注社会动态，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发表独立见解，通过舆论压力团体的作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的个人及群体。”

可惜直到今天，中国社会还是没有多少人弄得清知识分子是什么。不少人由于供职于高等研究机构，就自认为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了。殊不知，那些教书、写作、蹲办公室的人其实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就连那些高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知识份子”不是读书人或知识人，也不是专家学者。它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性质，个人或群体必需具有对社会发展的独立的监督、平衡、批评作用，知识份子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的多重属性和功能不可或缺。

知识分子和独立人格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付出直面风险的代价的，包括来自强权，也包括来自社会压力；包括来自利害权衡，也包括来自放弃媚俗带来的孤独。

2008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