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一次上万民因对一少女离奇死亡处理不满的暴乱，民众打砸烧毁了县政府和公安局大楼。事件平息伊始，贵州政府负责人对事件的定性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什么“黑社会煽动的”、“向党和政府挑衅”的事件。谁都知道这不是真相。按惯例，这起事件会以抓捕肇事者然后一一判刑了事。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宣部历来严禁媒体报道，更不要说质疑当地政府了。
不过这次有些不同，不仅在网上可以见到网民议论纷纷，也见到相当不少的媒体公开发表文章对当地政府这种草率定性提出批评。令人颇为意外的是，两三天过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发表谈话，指出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一句话，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县政府行政不力、不公，人民群众积怨过深。更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对官员的问责处理，先於对肇事者的处理，瓮安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政委均被免职。尽管事件的真相仍有许多疑问，然而将大规模群骚乱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的错误，这确实是一个坦白的态度，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与瓮安事件表面上极其相似的是3月14日的拉萨骚乱事件。笔者相信，如果西藏政府的官员能够像贵州省政府的官员一样有自省精神，能够从政府工作的失误方面寻找事件的深层原因，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罪责一股脑儿地推到境外达赖喇嘛的头上，那才会更接近事件发生的真相。不久前在网上读到一篇出走美国的原青海某活佛的採访记，该活佛作为重要统战物件已贵为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给予了他足够的礼遇，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出走呢？活佛说，别的都可以忍受，但强迫我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做的，只能出走。难道西藏没有粗暴干涉藏族群众宗教信仰的事情吗？
有意思的是，对瓮安和拉萨这两起骚乱事件，网民们的反应截然不同，对瓮安骚乱群众大多报以同情甚至支援的态度，对拉萨骚乱藏民的态度却和政府几乎同一个声音。这是为什么呢？除了两次事件被披露的信息量不同外（譬如拉萨3.14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网民们潜在的“大汉族主义”看来在发酵。在中国大陆，民族冲突一直被严禁报道，这导致中国社会极其缺乏关於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真实资讯，更不要说他们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了。这种资讯遮蔽造成汉族的资讯盲点，一旦矛盾爆发，历史上沉积下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汉族心理就会左右人们的头脑。这是中国有自己独特信仰的少数民族的不幸，更是汉族的不幸。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仍然是资讯的充分公开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