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赤壁》再一次证明：中国电影所谓大片之大，不过是导演的胆子大、制片公司花钱大、损耗社会财富大、浪费社会资源大、忽悠观众的炒作大、影片与事物基本逻辑偏差大等等所谓“大”，其他均为小到极致的“小”。这种所谓大片，就像是当今画坛的所谓大画，以为画的题材宏大就是大，以为尺寸大就是大，把画画当成卖布的了；也像中国当今的大学，校舍大、规模大，但没有大师，把大学当成养殖场了。

很多人是看出了这一猫腻的。但架不住中国人多，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许多公众即片商爱死了的观众，有很多人是很容易受所谓大片的忽悠的，上一次大片的当，再上一次大片的当，又上一次大片的当，于是中国有一个新新人类——当当一族。这种“当当们”撑起了中国“大片”的天，是大片导演和片商重点针对的市场目标，是片商的钱袋子。片商想起这些“当当们”，就像石光荣摸着他老婆那隆起的肚子由衷地感叹：“真是一块好地呀！”——种啥长啥，导演有多大胆，就能在这块地上收获多大产。所以，尽管中国所谓大片从一开始就被批判，但中国的片商却坚定不移地不断搞大片，搞大能搞出利润，所以即使片子再搞笑、再露大怯、现大眼，也动摇不了片商继续搞大的决心和毅力。

最能让大片商感动并睡着了笑醒的是“铁杆当当”，“铁杆当当”们的生命需要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重要零部件，就是不能缺少偶像。“铁杆当当们”其实不了解偶像的真实情况——越不被“当当”了解，才越能当“铁杆当当”们的偶像。就像很多“当当”需要一个文学的囫囵概念，即谁和谁谁是文学大师，“当当们”仅仅需要知道这些就够了，并不一定要读这些概念中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越不读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越会坚定不移地捍卫这已经钙化了的文学大师概念。因此，当韩寒说了这些文学大师文笔不好的时候，“当当们”感到了很大的不安继而愤怒——因为“当当们”生命的一面墙被韩老师轻轻推倒了，漏风走光地，“当当们”虽然平常不去那边墙根底下玩儿，但确实需要那面墙挡着遮着。再说，让“当当们”根据韩寒老师的理解重新认识文学是什么、文学大师是什么，那等于要了“当当们”的命，那会让“当当们”当不成“当当”；一个“当当”要是弄清楚了文学大师是什么，他就同时从“当当”队伍里脱籍了，就不是“当当”了。所以，韩老师被“当当们”谩骂围殴不已。

电影大片的“铁杆当当们”经典的话语是：某某导演是大师、某某影片是史诗大片；面对批评，“铁杆当当们”的经典语法是：你也拍一个？或要宽容呀什么的。其实所谓大师不大师的，是典型的“粉丝语法”和“当当语气”，“当当们”需要“上”自己的对象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这样被“上”起来觉得体面，“上”得有名堂、时尚。在当代中国，说起“史诗”二字，能笑死任何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请问“当当”：你身边哪个人在读史？哪个人在读诗？哪个人在读史诗？哪个读懂史诗后的人会拍出那么搞笑的“史诗”？史诗都是不符合事物逻辑的？史诗就是将历史人物的名字借来想咋弄就咋弄还不按照常识常理来？笨寻思就能发现这就是“当当”和上这些“当当”的人的搞笑之处，随随便便地就“史诗史诗”开了。“当当”就是这样浪费地随便地使用人类内涵稳定的文化概念，遍地无知，谁也不笨想想：史诗到底是啥样儿？

“当当们”对宽容的解释似乎是：你要接受我的偶像、赞美我的偶像你才算宽容，否则你就是刻薄脑残等等。同时“当当们”基本都是特豪迈的那种，动不动就是让别人“你也拍一个”！我就是受了当当们这样无数次启发，才说拍电影就是包饺子的。

所谓大片有两大罪恶：一是浪费财物、消耗资源。说这个，“当当们”不接受，他会说：人家耗费的是自己的投资、自己的钱，又没有花公款。我说：花公款、浪费公款，那就不叫奢华浪费，那叫犯罪，花自己的钱才是奢侈浪费呢。再说，大片的投资无论怎样进行资金运作，其实转来转去都是公众的钱、国家的钱。大片赚钱了，当然好，也可以掩盖大片制作过程中的许多东西，比如资金流向等等；大片赔了、亏了，也不要紧，制作过程的一切资金分流已经完成。——“当当们”哪里知道这些？被偶像“上”了，还替人家遮羞呢！

大片最大的祸害，是向社会、公众传递并强化不健康的价值观——说这个会不会有点太正经？太不符合“当当”语法？那就不说了，让脱了籍的“前当当们”琢磨去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应该像“限塑”一样“限大片”。——如果能这样，虽然“当当们”会很不爽，被人“上”惯了嘛，但确实会减少浪费、减少不健康的价值观影响社会。

我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在利益至上的时代，利益说了算。

“计划经济”时代，有许多事情是在“计划”外的。我记事时，就见到很多，如文革中的“献礼”。现在看来，近似天方夜谭。

1969年四月，田里的青蛙开始叫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晚上的重要广播宣布：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把接班人林彪副主席写进党章。

在西南山区里，正在建设兵工厂的第六冶金建设公司的干部、工人、小镇上的居民们，敲锣打鼓，连夜欢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我也奔上小街，看火炬游行，听锣鼓呐喊。随着一队队人群，一阵阵闪光，我很激动，一直看到半夜才回家。

在那个年月，参加游行、看游行，都令人有莫名的亢奋，莫名的激动。回到院落静悄悄，见老乡们已睡觉，一院子黑灯瞎火——他们怎么不去庆祝？都睡了，真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想。

那时，我刚随父母从城里来到四川山区参加“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遵照当时“工业学大庆”的“先生产，后生活”创业精神，公司没有建宿舍，职工家属都租住老乡的茅草屋，首先让我看到“先生产”出了如此富有诗意的生活：一个月一人配给半斤咸肉、二两糖、五两菜油、一块肥皂、半斤豆腐、半尺布……凭结婚证可以买两个热水瓶；粮食定量，分粗粮细粮，粮店里大米白面搭红薯卖，附近小镇上的商店里货柜几近空空，货架上摆着“毛主席著作”，旁边红色标语写着“解放全人类”。

住在农舍，每天看日出日落，见周围村民敲钟出工，打锣收工。他们扛锄头带铲子，耕田靶土，热衷于挣工分。工余闲暇忙着打猪草，抱柴火，收工后忙于生火做饭。日复一日，看不出什么革命热情，也没什么“思想”和“主义”；老乡们大多不识字，开会了才“读”一下“红宝书”，没有标语，没有旗帜。哦，我发现还有这样过活的人们，与城里的举红旗，大批判，“闹革命”不相同。我感到惊异。我甚至质疑——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我那时十几岁，正在文革的轰轰烈烈中“茁壮成长”着。一上学就叫我们当“接班人”，又说当“螺丝钉”。接着领袖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还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想接班的螺丝钉，就要被到处去拧；最白的纸每天被“人民日报社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涂抹着；是早晨的太阳就自恃着向上升，发亮发光，红彤彤地总想照别人。还说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一尘不染……也学着用“思想”去评“先进”和“落后”，评“革命”和“反革命”，不仅“心明眼亮”，还不识人间烟火。

那时，听了领袖的话，举着一个“思想”，处处总想着去“拯救”别人，否则，就不算革命，不是进步，将这当成唯一的信条。

当时，工厂的口号都是：“工业学大庆”。在山里，我也看到了许多新鲜事。

六冶公司建设的“112”工厂，是生产军用战斗机外壳材料的。据说为了预防“苏修”、“美帝”的轰炸，不但把工厂建在山沟，还把几个大车间都各自分散，建在不同的山沟和不同的山洞里，半成品在各个山洞之间车来车往地运，运输成本是不用算的，反正有“人民”呢；一路上车厢还用帆布篷遮盖，当时刚与“苏修”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就更要保密了。

看到工厂车间近在眼前，我想学“工人阶级”，想当“螺丝钉”，心想在这里该很容易。又想认真地追寻“灵魂深处革命”。

一次，我想山洞该够深了，那里面该有不一样的“革命”。我问父亲，知道父亲总有不一样的眼光。在我知点事了的过去，他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大不一样，也让我停止了一些异想。文革开始不久，我才知道北京竟有“黑店、黑村、黑帮”，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先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后来又发一套“毛主席著作”，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看过批斗“牛鬼蛇神”，看过抄家，自己去大串联，写大字报，还徒步走去延安，很亢奋。后来，我却看到了父亲忧郁的眼神。他说：学生不上课，不务正业；还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误人子弟”等等。父亲说：“不读书，没有文化，怎么能懂革命道理呢？”父亲的话让我断断续续，似懂非懂地想了很久。

我记得他还说过：他差点就当上了“右派”，要不是出差，一开口他就当上了。那时，我不明白父亲的良苦之心，却知道是惊世骇俗的话，有时还显得悲怆。

“那山洞里有什么？”我问。

“都是些机器，一些不能见人的机器”，父亲若有所思地回答。

哦，我不再问了，这也许是该长大后才明白的。

伟大领袖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工厂就在眼前，它象磁石般吸引着我，我常到车间附近转悠。那里的“工人阶级”很多。看红色标语高挂，让人仰视，我感到工人很伟大，很想学习他们。

在那里，我见到过一些直爽、热心、善良、朴素和勇敢的工人，他们任劳任怨，常加班或参加义务劳动；我也隐约听到了一些踩着别人的脑袋拼命往上爬的工人发际之故事，有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阿谀逢迎的，有媚上压下的，有告密，揭发的，有赤膊上阵的；我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工人，他们被剃阴阳头，被捆绑着批斗、游街，低着头受侮辱，一脸悲哀，最后，有的还自杀死去。当然，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瘐死。我认识的一位工人王叔叔，因为画宣传画向日葵，别人数花瓣，说画的是国民党党徽，被抓走并被判了十几年，一片花瓣判一年。

那时候，没人再提他们是“工人阶级”，只说他们是“阶级敌人”，是“黑手”。后来，我明白了，原来“工人阶级”里也不都是“领导”，有在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演员”；有稍有不慎都可被他人当作“投名状”打掉的另类。（《水浒传》中有“投名状”一说。在古代是忠诚之征，意思是加入一个组织前，以该组织认可的行为表示忠心其，并不论是与非，善与恶。）

父亲是机械工程师，平时喜爱读史，正下放到机修厂当钳工，叫“下放劳动”，还有一说是“接受工人阶级教育”。那时候，都说体力劳动才算劳动，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好了，才能“合格”。用体力劳动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是那个时代的常事。

“九大”的一阵锣鼓敲完后，就是围绕着“九大”的反复学习和表态了。人人要学习，人人要表态。要“统一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排练。反反复复地排练，这也是常事。

一讨论就说要“献礼”，广播中说全国都争相向党的九大“献礼”，（要献礼，这是1945年延安“七大”就开始的惯例。）也是最光荣的“政治任务”，六冶公司似乎要献大礼，上上下下都忙开了。

那时期，都时兴“破格”地干事情，什么都只算“政治账”。以前有“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革了，正碰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伟大领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干部们，也对上号，忽然变聪明了起来，那些从工农中提拔的干部们更聪明，胆子更大，坚信自己“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管它专业不专业，几个人脑袋一拍板就决定了。

父亲下放的机修厂有许多车床，二百多工人，各工种都有。公司里的汽车有毛病就过来修。

一天吃饭时，父亲跟我说机修厂要造汽车，要献礼，他负责设计。机修厂也能造汽车！我高兴得蹦了起来，父亲正好能显一下身手了呀，能让那些人瞧瞧，知识是有用的，工程师是有用的。

我知道，父亲下放到机修厂当钳工，工人们都叫父亲“张工”。父亲有些哮喘，一用力做事就感到累，可钳工是体力活，父亲说在车间的钳桌上，他不如工人，所以常得到工人们的照应，他心里总感歉意。这次能用得上自己的学问了，可以大显一下身手了，不是很好吗。要献礼了，照当时的说法：精神要变物质了。可父亲提起来，似乎不太高兴。

过了几天，父亲回家就说：“把很粗的铁柱切削成细车轴，真浪费呀”，他比划着：“切削后只能做一根车轴，光材料，工时就不知浪费多少；做好的模具用一次就废了，真可惜”。父亲还说：“全六冶几个车间都停下来赶做这辆汽车，加班加点地连夜干，车外壳全凭手工敲，有的配件还要派人到外地买，最远的跑到东北三省，豆腐都搬成肉价钱了……”

两天过后，父亲回家又叹气说：“真是浪费，让织手套的人去做皮靴，喝酒的人忽然想自己造瓶子，真没办法。越不懂的人越胆大，劳民伤财”。父亲苦笑着：“献礼比科学、物理还有理，真是的。”我看到父亲的表情，知道他实在是骨鲠在喉，忍不住了，才回来跟我这小孩子说。在工厂车间里是不能说的。那时候，人民的思想都被“统一”着，语言也被“统一”着。

说是献给“九大”的礼物，都说是献给毛主席的，谁能不全力以赴的充满“激情”地大干快干？那时候，叫“大会战”，白天黑夜地都要加班加点。

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几千里以外的“九大”转，似乎没人不欢呼的，没人不激动的，没人不说是“胜利”了的。否则，给你安个对“九大”或是“毛主席”心怀不满，或“螳螂挡车”等，那可就是罪了。轻则拉出来“写检查”，“批斗”；重的开除公职，送去劳改或判刑。

父亲说过，秦始皇搞愚民政策，书都被烧了，菜刀被收来铸铁人，那时候最多的也许是哑巴。眼前没有哑巴，人们都“激情”着说一样的套话。

因造车复杂，六冶公司又增加了几个技术员，也“下放”到机修厂来造车了。

近二个月的加班加点，还有“高举”加“指导”等，父亲早出晚归，机修厂车间里昼夜灯火通明，叮叮当当，轰轰隆隆，汽车终于造成了。

那是辆平头式的大卡车，一看就不同一般：比一般的卡车宽点，高点，车头车厢交接处微微隆起，棕红色的外壳，油漆不太亮。

出厂那天，专门安排在星期日。广播里大声地通知，朗读着颂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又播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那天，我站在一土坡上，远远地望见那辆汽车先在公路上缓缓地驶驶停停，就象坦克。公路上的大车小车都给它让路，鸣号致敬。它开到镇上转了一圈又朝着矿区驶去，走走停停地，车头喘息着，车尾不时喷出烟雾，扬起灰尘。

它插红旗戴红花，车头镶着一块金光闪闪的“六冶”徽牌，双排驾驶室里挤满了人，车厢上也站满了敲锣打鼓的人，锣鼓喧天地开到各个工区。

一路上，吸引的人越聚越多，工人、家属和镇上居民都跑过来看，似乎充满了幸福感。连周围赶场的农民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层层地围观。

有人赶上前拍了拍手摸一摸，兴奋不已，夸个不停。六冶公司能造汽车了，真是奇迹！车上的人们都欢呼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那个年代，“胜利”一个接着一个，都让人记不清了。

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了，我迎了上去，站在路边，我想看见父亲，他一定在大车厢上，该很高兴很自豪吧！我围绕大卡车前头后尾地跑，在车上的人丛里寻找，我仰起头蹦了几次，也希望父亲能看到我，或许能将我拉上车，让我举起彩旗，然后迎风飘扬地又向前开。

那阵子，我真渴望自己长大，象大人那样站到车上去，在那上面该多光荣呀！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伟大胜利呀——那天，风很大，我一直尾随着汽车跑了很远，在卡车后的扬尘中断断续续地跑着，一直到追不上了……车上的人们仍在使力敲着锣鼓，没人看我一眼，更没人注意我。

那时，我曾痴想：如果我真是一颗螺丝钉，就拧到这辆汽车上，哪怕在车厢边上，该多光荣，多幸福！我还想：父亲一定还会设计汽车，六冶公司以后还可以造出更多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的行驶在每条公路上，然后开去四面八方，支援工厂，支援农村，开去解放世界上其它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更想告诉人们，卡车是我父亲设计的——他正在机修厂下放劳动呢。

可惜，车头车尾一直没看见父亲……

我在外跑了半天，肚子饿了，望着车子越开越远，直到无影无踪我才烟尘满面地赶回家。

一进门，我惊讶地发现父亲正躺在床上睡觉，近二个月的加班也许太累了，我激动万分，气喘着赶紧告诉六冶汽车的消息：“它正在工区到处开呢，还敲锣打鼓”……我想告诉父亲我正到处找他。只见父亲翻过身来恩了一声，才慢吞吞地说：“阿弥陀佛，我还真怕六冶公司再造一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幸好没想到造飞机”，父亲坐起来苦笑着。一会，父亲说：“你去打一斤酱油吧……”

我回答一声，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表情，我纷飞的遐想停止了。该做饭了，生活重新平静了下来。

那时候，我真不明白父亲，在那个“敢想敢干”的时期，被叫做“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许多人都在“激情”呀“燃烧”呀，他却没一点相似的情怀，既不表现激情，也没什么燃烧。

父亲不拘言笑，常独自思索，似乎既忧郁又孤独，他具有不一样的眼光，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他有着自己的情感和思绪。

那阵风吹过去了，后来六冶公司真的没再造车了。那一辆大卡车渐渐地也就不见踪影了，我跟着跑了半天，我还是那个我。毕竟是赶着拼装出的一辆汽车吧，听说有了毛病修修补补地开了一阵，最后就停在一车间的角落里。过后，螺丝钉也该锈了吧，也没人再提它了。锣鼓敲过了，大礼献过了也就算了，曾经“激情燃烧”的幸福人们，已经不记得它了。

村民们依然扛锄头下地挣工分，吃饭生存，生儿育女，恓惶的生活中，仍存世俗理想；工厂里只剩下“工业学大庆”的横幅还在半空中飘着，飘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又在学习新的“最高指示”了，他们又等待着下一次的献礼，等待着下一次的胜利。

那个时代，许多事情都有一套一套的“激情”，“燃烧”得令人匪夷所思，做事的规则都由不做事的人来制定，是非道理也由不做事的人来说，据说那就是“计划经济”……

                                 2008-1

《自由写作》首发

 《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对5个政府的影响》，凯利（Douglas F. Kelly）著，王怡、李玉臻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一、

在加尔文主义神学与英美自由主义宪政之间，站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苏格兰。新教改革宗（加尔文宗）的自由观，是一种基于《圣经》启示的、国度和圣约之下的自由。凯利（Douglas F. Kelly）的这本书，论述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新教改革的加尔文主义遗产，如何塑造、演变和更新了英美的宪政观，尤其是对政教关系等政治哲学议题的巨大影响。但在观念与制度史的梳理之外，最生动贴切的例子，还是两个苏格兰人站在国王面前的故事。一切政法理论，若不能导向类似的故事，就只是知识分子们的智力游戏。

1560年后，被称为苏格兰长老会（加尔文宗）之父的诺克斯牧师，与镇压新教徒的玛丽女王有过四次会晤。最后一次，玛丽女王傲慢地斥责对这个曾做过奴隶的人，“在这个国家，你以为你是谁”，敢如此对君王说话。诺克斯这样回答她：

尊贵的女士，我和你一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我既不是伯爵，也不是子爵或男爵，但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无论在你眼里我是多么卑微）。是的，女士，如果我预见到一些会损害国家的事，我会像那些贵族一样，全力阻止这样的事发生。

如果说，这时诺克斯与天主教女王的对峙，更多还是凸显信仰层面的冲突。那么36年后，当玛丽的弟弟詹姆士六世，与诺克斯的继承人梅尔维尔再次会晤时；冲突的层面，就已从新教信仰与天主教体制的差异，演化到了政教分离的自由宪政与国家全能主义之别的政体层面。当时，绝对君主制思想已在欧洲出现，詹姆斯六世也接受一种被称为“伊拉斯图派（Erastian）”的国家主义学说，这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一个早期理论，否定教会代表着一个灵魂的或思想的国度，主张国家享有绝对主权，国王的权柄不但及于身体，也及于灵魂。因此国王拥有对教会的最高控制权。当时，詹姆斯六世在会谈中拂袖而去，梅尔维尔追上去，拉着国王的衣袖，呼喊他为“上帝的子民”，他说：

在苏格兰，有两个国度和两个国王。耶稣基督是苏格兰教会的头，苏格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地上的国王詹姆士六世，是耶稣基督的臣民。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詹姆士六世不是国王，而是上帝的子民。

二、

这两段话在人类自由史上承前启后，非同凡响。从中也可窥见加尔文主义自由观和政治观的两个关键词。诺克斯在君王面前所彰显的，是“圣约”（Covenant）之下的自由。国王和平民的灵魂之所以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一样处在上帝的至高主权之下。一方面，他们一样被圈在罪性里面，人人都败坏到一个无法自救的地步，所以世上没有道德和人格意义上的贵族可言，“精神贵族”和“道德楷模”，都是对一部分人的偶像化。另一方面，他们一样被赋予了人的尊贵（上帝的形像）和治理看守这个世界的权柄。他们一样都活在上帝与人的圣约当中。在加尔文那里，上帝的公义被视为一切世俗法律的源头。对世俗权柄的反抗就被包含在这一信念当中了。但加尔文是保守的，他谨慎地认为，当“高级别官员”违背上帝的公义和律法时，人民有权根据圣约所赋予他们上帝子民的地位，在“低级别官员”的带领下反抗暴政。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胡格诺派，在遭到弗兰西斯一世的残酷镇压后，出色地发挥了这一人民反抗的信念。1572年后，胡格诺派信徒写作的一系列小册子如《反对君主专制》，堪称人类近代史上以个人的灵魂平等反抗国家权力的宣言。同时，为了赢取天主教温和派的支持，他们的论证开始了一个“更多的宪政主义和更少的新教神学”的趋势，对之后苏格兰“盟约派”和英格兰清教徒的政治观影响极大。

而诺克斯比加尔文和胡格诺派的立场更加尖锐。他的自由观，几乎完全建立在对《旧约》的释经之上。诺克斯以“圣约”的概念看待整个国家。甚至在整个人类政治史和宗教史上，大概找不出第二人，对政治国家当中的偶像崇拜，像诺克斯那样有着刀子一样敏锐而痛苦的眼光，和狮子一般的怒吼。当他在讲道中指控对世俗国家或君王的偶像化，就是对圣约的背叛、和灵魂的淫乱时，英格兰大使寄往伦敦的信中这样写到，“有超过500支号角在我的耳边吹响”。

在人民的反抗上，诺克斯也比加尔文更为激进。他认为，一个人最本质的身份，是他在圣约中“上帝子民”的身份。基督通过十字架的道路拯救罪人，一个人透过基督的血，被重新带到上帝面前，带到圣约当中。这是出自上帝白白的恩典，而不是人的任何值得奖赏的行为。因此，每个基督徒，都有权利、也有责任站出来反抗一切偶像崇拜，尤其是政治国家当中的偶像崇拜，而无论是否有“低级别官员”领头出面。每一个渔夫、税吏和木匠，都不能对自己身上那个持守圣洁、反抗偶像的神圣呼召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基督教圣约观之下的、超越性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诺克斯对什么是偶像崇拜，也下了一个深得圣经真意的定义，不但对基督信仰而言，对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政治学而言，都是极富启发性的。他说，“一切不彰显上帝的道的敬拜”（all honouring of god not contained in his holy word），都是偶像崇拜。

这是加尔文主义神学，在近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各种极权主义兴起之初，对其最透彻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改革宗神学及其政治伦理，为人类自由修筑起一道最坚固和最保守的马其顿防线。这道防线，从德国和瑞士发轫，在法国和荷兰短暂停留，随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伟大的传统，直到西渡北美，在那里发芽结实，建立起一种渗透了加尔文主义精神的自由宪政体制。对加尔文主义的传人诺克斯来说，所谓自由，就是一个卑微的罪人，站在圣约当中领受恩典，并以此抵抗对自我中心、对世俗国家和对公共权力的各种偶像崇拜。

从苏格兰到北美清教徒的这一传承，也有两个在政治思想史上长期被忽略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一个是参与起草《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苏格兰籍委员撒母耳&#8226；卢塞福。就如福音派思想家薛华说过的一句俏皮话，“英格兰的好东西都是从苏格兰来的”。无论是长老会、道德哲学、经验主义还是经济学，似乎都是如此。1644年，卢塞福在威斯敏斯特会议期间出版了《法律为王》，主张国王永远在上帝的律法和人民的契约之下。这本书成为从加尔文主义神学向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过渡的一个桥梁，尤其是从“圣约”到“宪约”的过渡。此时，约翰&#8226；洛克正在威斯敏斯特上主日学。卢塞福以圣约的观念写到：

人民在上帝之下，显然保留着政体的权力来源。因为他们同意授予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人民被允许保留的权力相对于国王则是无限的。并且约束和限制着国王。因此，与人民的权力相比，国王的权力更小。

洛克成年之后，以经验主义式的论证，和“主权在民”的理性主义假设，替换了卢塞福的圣经基础，使自由主义的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观获得了一种世俗的范式。换言之，洛克以后的清教徒背景的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世俗化的加尔文主义。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胡格诺派的小册子和卢塞福的著作，对杰斐逊和亚当斯等人也有持续的影响。亚当斯在晚年回忆说，在他们那一代，《反对君王专制》和《法律为王》，仍是美国之父们主要的床头读本。

第二个人物又是苏格兰人，诺克斯的后代约翰.威瑟斯彭。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6任校长，也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中唯一一位牧师。他直接依据《法律为王》中的圣约政治观，参与美国宪法的制定。他的学生中出过一位总统，一位副总统，十几位部长，二十几位参议员，三十几位众议员。他最著名的学生，则是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

三、

梅尔维尔的那段话，则凸显出另一个加尔文主义自由观的核心词，即“国度”（kingdom）。耶稣回答罗马总督问“你是王吗”，他说，“我的国不在这地上”。这种灵魂国度与世俗国度的分别和重叠，是基督教信仰理解政教关系的一个本质。在新教改革中，路德和加尔文都回到了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国度观中。这是他们政教观的一个前提。但改教家们，尤其是加尔文，因为高举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所以在对人类“双城记”的描述中，弥补了奥古斯丁的一个缺陷，就是对上帝之城和“永恒”观念的过于抽象化或希腊化。当路德说，世界是我们的修道院。意味着尽管天国不在地上，但天国永远是从今日、从一个灵魂的悔改和仰望中已然降临的。这样，政教关系的问题就尖锐起来了。从国家的角度说，就是国家能否接受它的权力是不完整的，它的疆域之中，还有另一个它不能控制的、信仰和思想的国度。换言之，就是承认地上的任何一个kingdom都不是千年王国，都不是乌托邦。承认国家的主权永远是残缺的；承认“国家不是偶像”；承认国家的权力及其在政治哲学中的地位，都是有限的，都在本质上需要被监督、审查和克制。

加尔文主义的政教观，被作者凯利称为“二元主权论”。凯利梳理的一个重心，是这种二元主权观如何从加尔文到诺克斯和清教徒，尤其是在苏格兰盟约派的反抗中，和在英格兰革命和威斯敏斯特会议期间的争论中得以演进的。在加尔文那里，“政教分离”的根本意思，是对两个国度的关系的一种描述。政教分离的意思不是国家不能与宗教有关系，而是不承认一种单一的主权观，即“国家”是宇宙历史中唯一的关乎人的自由的场域，或“国家”是人的自由的唯一的寄存点。换言之，无论在加尔文、诺克斯还是美国宪法之父们那里，“政教分离”的意思就是宪政主义，就是对任何一种国家主义的反对。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这是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之源头。在1776年的第一稿中，两位起草人这样写道：

宗教……只能由个人的理性和确信提供指导，而不能通过强迫和暴力。因此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自由地从事宗教行为，仅仅听从个人良心的指示。这就是所有人都应接受的彼此宽容的责任，和彼此的爱与仁慈。

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熟悉的、一种启蒙作家式的宗教宽容观。它的核心不是世俗与灵魂两个“国度”之间的关系和张力，而是在“国家世俗化”与“信仰私人化”之下，对宗教的一种相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立论。其实仍然暗含着一种国家主义倾向。“宽容”在这里，依然“暗示着世俗政府拥有能够评价和干预宗教事务的主权”（托马斯.约翰逊）。这是一种与加尔文主义相去甚远的政教观。威瑟斯彭的学生麦迪逊，竭力反对这一论述。他认为“宗教自由”的意思，并不是国家的自我克制；而是提醒国家，它的权柄根本就在灵魂的国度之外。在他的坚持下，第一稿中“宽容”的启蒙运动式的含义在最后法案被大大削弱了。同时，麦迪逊将“良心的自由”，清楚地定义为“如同从威斯敏斯特会议中获得自由那样”。

1788年，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涉及宗教的建立及其自由的法律”。这与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一稿的意味有巨大而微妙的差异。这一表述，是对麦迪逊的观念的表达，也符合加尔文宗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对政教观的表述。它意味着，国家和教会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权柄，它们共同顺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彼此分离，彼此协作，彼此都不是对方的合法性来源，彼此不能控制和裁判。从宪政主义的角度说，这是对世俗国家的第一重制约。国家不能独立完成对其合法性的论证，这是国家主权残缺性的第一个意思。国家既无权宣告自己的神圣性，也无权宣告自己的世俗性。个人的信仰、思想和良心的自由，就建立在这一加尔文主义式的、圣约和国度之下的政教观中。它意味着人类自由的整体性，自由不是一个碎片，而是一个国度。因此作者在书中，特别区分了“信仰自由”（religious liberty） 与“个人自由”（civil liberty）。信仰自由并非民事权利的选项之一，而是公民在国家之内的自由的、一个政体意义上必不可少的前提。

四、

好东西都是从苏格兰来的，凯利也是苏格兰人，爱丁堡大学博士，近年出过几本书，是颇有名的福音派学者，加尔文《撒母耳记》讲道集的翻译者和研究者。这本书，起因于一个神学家与法学家的联合研讨小组。在宗教与法律的混合视野下，作者论述了加尔文主义在16-18世纪对五个政体（日内瓦、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的影响，并如何持守和参与演化出这一人类政治自由的传统。凯利也分析了加尔文主义影响的一个世俗化过程。及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此书一前一后，凯利还提出两点引人注目的论述，一是加尔文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传统及与当时人文主义的关系。在被称为“以经解经”的历史-文法的释经法上，加尔文受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和熏陶，凯利让我们看到这种影响的正面价值。而在政教观和民主观上，加尔文的老师、中世纪晚期著名的经院神学家约翰.梅杰对他的政治学说有着重要影响。梅杰是天主教内部主张主教会议的权柄高于教皇的“公会议至上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从政体史的角度看，近代从欧陆到英美、从教会到国家，有一条明显的代议制民主的演变线索，即从中世纪天主教的“公会议至上运动”，到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传统，再到北美殖民地的立宪政府。

在本书末尾，凯利评论说，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影响，有一个逐步从圣经的根基，到世俗化自由主义的历程。当圣约与国度的观念逐步被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观念所取代时，加尔文主义对历史和当代政治观，尤其是对政教观的影响和更新的力量，就慢慢衰微了。当人类的自由，试图从孕育它的根源中脱颖而出；就如米开朗基罗在加尔文写作《基督教要义》的时代，雕刻的那组从石头中挣扎而出的人像一样。从16世纪到21世纪，人一直渴望着独力完成对自我的论证，国家也渴望着成为宇宙间的唯一国度。那么近代以来古典自由的遗产，在今天何去何从？凯利留下这个超出了学术史范畴的问题，就掩卷停笔了。

作为思想史的译介与描述，我也只能在这里停笔，等待新的起头。

2008-03-20于红照壁。

本文部分，见《书屋》2008年7月期。

 

历史可能会有很多
生命对于我们却只有一次
那是造物主最大的慷慨与吝啬
我爬在那废墟的倒塌的夕阳上面
任宇宙风捆绑着我的躯体
即便你把我贴在天空
我依然要挑战今天
今天是太阳
我是那太阳之上的红瀑
今天是圣灵
我是那圣灵之上的横匾
今天是古龙
我是那古龙之上的天河
今天是万岁
我是那万岁之上的恒年
时间可能会有很多
地球对于我们却只有一次
那是造物主最大的慷慨与吝啬
我爬在那废墟的倒塌的白昼上面
任宇宙风捆绑着我的灵魂
即便你把我投入火中
我依然要挑战今天
今天是梦魇
我是那梦魇之中的惊醒
今天是魔方
我是那魔方之中的雷电
今天是顽愚
我是那顽愚之中的聪颖
今天是眼泪
我是那眼泪之中的底线
空间可能会有很多
时代对于我们却只有一次
那是造物主最大的慷慨与吝啬
我爬在那废墟的倒塌的龙宫上面
任宇宙风捆绑着我的思绪
即便你把我放进水中
我依然要挑战今天
今天是死亡
我是那死亡之后的苏醒
今天是诞生
我是那诞生之后的熬煎
今天是沉默
我是那沉默之后的回答
今天是爆发
我是那爆发之后的鲜艳

毛共王朝三世祖江泽民在位时，据说花了数亿元「重修清史」，大陆传媒从电视、广播、电影到报纸、杂志无不充斥着康熙、乾隆、雍正皇帝的身影；中共大肆宣传今天中国人民在伟光正的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康乾盛世」，宋祖英唱道「天天都是好日子」。四世祖胡温上台后，一面接过江泽民的「太平盛世」调子高叫「大国崛起」，另一面却顽固地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导致国内外各种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锐。中国今天的情势，像极了一个世纪前的清末，真可谓世纪轮回，很有可能重演百年前的一幕。在这个意义上说，全民和中共统治者一起重温晚清史既有益又讽刺。

十九世纪晚清历经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日俄战争、甲午海战……，割地赔款内忧外患早已风雨飘摇。当时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分成两派，慈禧太后反对一切改革，坚持「祖宗之制不可改」；年轻的光绪皇帝认识到再不改革，只有灭亡，决心效法日本「明治维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一派的强力镇压，他们错误地利用义和团残杀外国人，导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她仓惶出逃西安。历史现实的教训，促使顽固的慈禧太后感到不改不行了，开始意识到再不变法图强，就只有王朝覆灭一途。于是，就在「西狩」途中，惊魂未定即于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变法上谕」，宣布实行「政治改革」了。其后不断派遣大臣出国考察，1906年，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鸿慈等人在《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援引日本的先例，提出「预备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设立议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仿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

体制改革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利益，面临政权的得失，国家前途的重大改变，自然从上到下都有两派对立的意见。改革派认为：立宪有利无弊，符合民意，应从速宣布。保守派提出：民智未开，一旦开放权力，实行自治，君权潜移，非常危险。 改革派认为：国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劝导，如坐等提高，永远不能立宪，实行预备立宪，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诏“仿行宪政”，9月4日《南方报》报导 「国民奔走相庆， 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矣」，与欢呼的同时，全国许多地方召开了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1907年秋，清廷宣布以9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1916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本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同年开放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地方「咨议局」选举、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这是一个充满了清廷在君权问题上矛盾态度的政纲，但是无论如何，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延续数千年君主专制的否定。

但是，历史不会等待，人民不会等待，在严峻的世界形势和国内风起云涌的立宪呼声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宣布将预备期改为六年，承诺将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开国会，将1916年提前到1912年颁布宪法。并且公布「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详细列出了从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咨议局、资政局、地方自治、户籍、财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计划和具体内容，时间表和路线图不可谓不详尽矣！可是，历史已经不愿意给清廷这一缓冲时间了。

1910年农历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违背满汉对等的原则，成立以皇族为主的贵族内阁，激怒了全国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统制张绍曾和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了《政纲十二条》，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清廷震惊之下，对《政纲十二条》全部接受，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隆裕太后下「罪己诏」，表示要「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清廷为示决心，开始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准开「党禁」，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宣誓太庙，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责任内阁），至此，清王朝已不得不交出政权。

可惜，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窃国，国会为免袁搞专制独裁，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内阁制。当时的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兴致勃勃准备组阁，可是，袁世凯将宋教仁暗杀了。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2月，解散各省省议会；同月，内阁辞职。此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设「将军督理军务」，由（中央）将军府分遣。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而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袁世凯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从此，中国民主化走上了一条大弯路。后来，国民政府虽然有心尊从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实现民主，但是统一以后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状态之中，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现实条件。败退台湾以后，又要面对中共强大的武力威胁，不得不长期实行戒严，让中国的民主进程一拖就拖延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迅速起飞，人民的民主诉求强烈，才开始推行民主化进程。至今虽然短短二十年，但有目共睹，台湾的民主宪政已经逐步走上正轨。反观中国大陆，自从共党武力夺取政权以后，就将他当年对全中国人民庄严的民主承诺抛弃得一乾二净，至今大陆人民仍然生活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之下。

虽然，近一百年前发生的中国首次「走向共和」半途而废，至今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大陆人民仍然未能实现自己一百年前的民主理想。但是，这一个世纪并没有白过，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教训，无论是执政者还是人民群众，都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益。

首先，清末民初那一段革命时期，使当时的国人受到一次全方位的民主训练，从舆论宣传、集会结社、议员选举，议会活动等方面，人们从不同层次第一次亲身体验了民主的政治生活，这有助于他们民主政治素质的提高，其中包括许多封建官吏。如资政院总裁博伦，开始根本不懂得如何组织开会，「每事必问秘书长处决」，过了一月便能措置自如。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他往往倾向议员，以致军机大臣「盛怒」。许多封疆大吏，也逐渐接受了新思想，「政治上之见解与前渐异」。这种民主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又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次改革的近代化性质。

其次，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庶政公诸舆论」之后，「民气日益发舒」，各种报纸书刊大量涌现。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阐发民主思想。而且，还可以利用这种自由揭露腐败，抨击政府。为了开启民智，立宪派翻译编辑出版了上百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对建立最初的立宪体制起了积极作用，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开始繁荣起来。除立宪派已创办的《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外，革命派也创办的许多新的杂志和报刊，如《中华新报》、《大同报》、《时报》、《大公报》、《国民公报》、《宪政日报》、《中央日报》等。这些报刊，大张旗鼓的介绍西方国家新的政治学说，民主学说，宣传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对于促进当时中国的民主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类历史往往展现其巨大的惯性，因而也就常出现历史轮回，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共武力夺取政权改朝换代后，历经肃反镇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在折腾了大半个世纪，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以后，政治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始皇帝毛泽东死后，二世祖邓小平面临如此严峻的局势，不得不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开放，这一点很像晚清的慈禧太后。最讽刺的是，甚至他的「四项坚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酷似当年慈禧太后的「四不可」：「一曰君权不可损、二曰服制不可改、三曰辫发不可剃、四曰典礼不可废」。说明他和慈禧太后一样都是迫不得已才进行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专制王朝，改革的目的是期望政权「传之万世」。相比之下，邓小平还不如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改革从政制入手，有明确的行宪目标；但是邓小平却祇改经济，不改政治。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制度性缺陷和弊端暴露无遗：钱权交易、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民怨沸腾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改革开放」走进了死胡同。而胡耀邦赵紫阳则有点像当年的光绪皇帝，看到了祇改经济不改政治，中共王朝必然走向灭亡，尝试进行政治改革。当年慈禧太后扑灭了戊戌变法，软禁光绪皇帝，令自上而下的民主进程半途受挫；近一世纪后，邓小平也先后废黜了胡耀邦、赵紫阳，令自上而下的民主进程再度受阻。其后，慈禧太后立了三岁的宣统皇帝，企图在她的保守路线下苟延清廷残喘，可是仅仅三年后就被推翻了；而邓小平则立了江泽民，坐稳了十二年龙庭，还传到了下一代胡锦涛，和清廷对比，这是中共王朝幸运之处。但是，既然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行不通，就唯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好比现在四川地震出现的堰塞湖，既然不能疏导，水位越积越高，就总有一天山洪爆发，倾泻而下。

虽然当权者大力营造「康乾盛世」的假象，眼下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比清末和缓，人民群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呼唤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大，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崩溃在即，人们普遍感觉到晚清年代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中共统治集团虽然歇尽全力禁锢人民的言论自由，扑灭人民群众维权行动的火种，名不副实的所谓乡村选举远不如清末的咨议局和资政局选举，文化新闻界也远不如清末那样自由开放。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强力地冲击着世上仅余的几个为数不多的独裁政权，特别是网络通讯突破了专制的疆界，民主宪政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中共不让人民谈论民主，但人们通过新闻报道详细了解台湾的民主进程，学到了如何实践民主，找到了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当海内外舆论强烈要求中共交出实现民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时，中共却放出口风要我们再等三十二年(到2040年)！还不是官方正式的承诺，只是通过几个御用文人之口测试民意而已。就算是对于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香港，中共2007年开出的期票也是十年和十三年：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对立法会全面普选则只字不提，引起社会舆论群情汹涌，乔阳才不得不口头补充「2020年以后可以普选立法会」，中共塞进「香港基本法」中所谓「循序渐进」实质已变成「循序不进」！看来胡温的政治嗅觉还比不上慈禧太后，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慈禧太后尚且懂得开放党禁报禁，开放选举，释放政治犯，全面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可是胡温却顽固地拒绝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至今连一个实现民主宪政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都欠奉，对人民的民主诉求无动于衷，「春江水暖鸭不知」，历史的演变往往惊人地相似，很可能重演清末的一幕：历史不会等待，人民不会等待。

2001年有一个叫辛旗的青年共干在纽约大放厥词，气势汹汹地咆哮：「拖即独、独则打、打必胜」，他这里所指的「独」是指「台独」；如果将他的这句话改成：「拖即独、独则反、反必胜」，回赠给他伟光正的共产党，最合适不过，这里的「独」是指「独裁」，「反」是指人民的「反对」和「造反」。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国「走向共和」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必然是「重建共和」的世纪。

(写于5月4日，修改于5月14日，纽约)

七九年九月十五日我被释放了，释放后休息了两天就重新回到单位上班了。单位给了我一个处分决定：降职降薪，留厂查看。降职是司机改售票，当年的司机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的。降薪是由四十元降到三十元，一下降去十元消费水平降低一大块。处分公布后，全体职工开会讨论，党委希望全体职工为这一英明决定唱颂歌。多数的确如此，不得不为之。可是，还是有人在发言记录上说道：法院都判了，你们还处理人家干吗？即便多数赞同单位处理决定的人，会后也纷纷找到我，真诚的表示：别生气，过头的话都是说给领导的。其实，这样的话不必说，谁都心知肚明。
 
汽车公司是个很辛苦的行业，早上起得很早，晚上回去得很晚。在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时候，汽车公司的许多职工就要起床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中关村的接送班车清晨三点四十就要到，我起床的时间是三点。每次听到闹铃的声响都希望再多迷瞪一小会儿。走出楼门后，夜静的令人恐怖，赶上风声大作，恐怖的使人不断的回头张望，总觉得有什么危险在临近。偶然间，我发现一个异常，对面楼房一层有户居室的灯光不和时宜的也亮着。三点钟，这户人家在干什么？那个年头可没有人敢彻夜不眠的打麻将。我游戏的心理又开始发作，非要看看这户人家到底是作什么的。我走进了那栋楼，看到有个人影在晃动，真够吓人的。我赶紧转头，急匆匆的赶路，在一个有路灯的转弯处躲了起来，只见那个人影也飞奔起来，很快的到了我躲藏的地方。在他离我很近时，我突然现身，一动不动的盯着他。他也突然止步，夸张的摔了摔手，扭头回去了。看来，我真的要小心了，看似自由的躯体却一直有个影子拌随于我。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夜里也不放过？我想：他们还是念念不忘那几个台湾特务机关的地址，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如此劳神？！不过，我也真有些担心，出来后耐不住寂寞的我，在第二天就与一个不曾相识的女孩说了些风流话，这个场景他们不会也录下了吧？
 
十月上旬的一天，法官张笑先到单位找到了我。首先她问了些释放后的心情、想法、工作状态，还告诉我，别那么消沉，还应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是，不要针对党。其次，她谈到此次找我的重要目的是让我在魏京生庭审时出庭作证。她说：“要认真准备一下，写份文字的东西先给我看看”。临走时她似乎是无意中让我做些坏的准备：因为检察院在抗诉。我心里也在打鼓，这么长时间了，抗诉还没有结果？不会的，这次张笑先的话更像是威胁，如果不出庭的话，后果可能是严重的。证词被张笑先修改了两遍，确定后的开头是：“我证明魏京生有以下罪行”。这句话在开庭宣读时被我改为：“我证明以下事实”。事实部分共有四点：一、张贴小字报的事；二、办《探索》杂志的事；三、记者给的照相机（或摄像机的事）；四、我的刑事犯罪（偷车）是为了《探索》。在我走进法庭时，看到魏京生，他冲我点头笑笑。我很惭愧，很耻辱，低下了头。对于我所证明的事实，魏京生仅反驳了一点，说我在照相机的事情上可能记错了。我随即也表示：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出庭作证后马上被送回了单位，不知道魏京生的判决结果。晚上看电视得知：魏京生因“反革命宣传”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因“出卖军事情报”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合并执行十五年。
 
在开庭前一天，有人找到我，他对我讲：”法官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争取了解庭审的全过程”。第二天，我在进法院的时候又遇到他，他却对我讲：”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应坚定的站在魏京生一边。别怕，一切都会载入历史的”。我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我出家门的时候的确是想那样做的，（这倒不是因为”那人”说了什么，而是实在气愤我那么感激的法官竟然在释放我后要威胁我。）妈妈也已明确的感觉到这点，妈妈是流着泪将我送出的，送我时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一定要回来！我回来了，此刻，我选择了妈妈。可是，这样的选择将我钉上了耻辱拄。在魏京生庭审还没有结束的那天下午北京的一些民主人士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出庭作证的我及杨光被他们宣布：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拄。
 
政治的恐怖不仅仅来自于专权，还来自于僵化的思维。这种思维要求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是完人。不能有私心，不能有爱，不能有情感，除非你不选择，只要选择了就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而冷酷。
 
如此说来，是我的错。我本不该去做。这么伟大的事，我这个小草民瞎搀和什么？共产党这样说，一些民主人士也这样说。在这些人看来，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只有那些具有英雄人格的人才配享用。
 
几十年后，一些昔日的英雄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很想问上一句：既然历史的耻辱拄那么好上，为何没有把自己也钉上那？！难道你们从来没有选择过退缩？
 
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追求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然而，不同人的不同记忆由于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个人认识，个人好恶总是会使历史的客观与真实变的那样的遥不可及。也许，作为个人，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我的文字是真实的再现记忆，我的嘴对着我的心。
 
西单民主墙留给人们许多记忆，许多思考。记忆不是怀旧,记忆变为文字后,总是希望告诉别人某种东西，传达某种信息。思考不是问责良心,思考在公示后便是希望人们记取那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什么是经验,什么是教训也会因人而异。
 
后记
 
一、魏京生的补充：
 
邓小平在越战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民主墙。这是我们《探索》最后几次会议谈到的情况，也是我们决定引火烧身的原因。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了；发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引火烧身，使邓小平来不及抓其他组织的人。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从邓小心翼翼的作计划来看，这件事他可能有阻力。

决定的另一部分是我独裁通过的，因为他们三人都反对；我留在北京等待逮捕，他们三人立即逃亡到乡下或国外。如果逃不掉被捕了，就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的理由是：邓的主要目标是我，我不到案他们会全力追捕，结果就谁也跑不了。如果都跑不了死一个人比死四个人强，留得青山在等等。会后还专门找刘青，让他在将来为他们三人作证，别让其他人冤枉了他们三人。十几年后我问刘青为什么不给他们作证，刘青说他还是认为他们三人是出卖了我。不愿给他们作证，我和刘青小吵了一架。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也会像很多幻想家们想得一样；温和一点就不会迎来镇压了。在当时不能肯定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邓用坦克镇压了和平的民众之后还持有这种”幻想”，就不仅仅是幻想了，应该是别有用心。
 
二、相关人员情况：
 
杨光也关了半年，出庭作证后被释放。杨光出来后不久便出国了，出国时由于携带了”政治违禁品”，险些没走成。八九年在国外组织，参与了当地抗议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活动。但是，在一些人不停追问”出卖魏京生”的事情后，他毅然决然的远离了政治。于义稍晚些释放，释放后又在老家丹东搞了个什么”队伍”再次入狱三年。八九年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路林在我，魏京生，杨光，于义被捕后与赵南又出了两期《探索》，后来也被警方抓捕，最终被判了十二年刑。释放后一直经商。魏京生第一次出狱后，路林在经济上提供了一些帮助为此受到很大影响。马文都没有因《探索》的事受到刑事处罚。
 
三、我的情况：
 
检察院的抗诉没有结果，我安然无恙。不过，法官张笑先做了个内部检查，承认把我判轻了。书记员焦志刚不久也离开法院，去开公司了。焦志刚对我姐姐说过这样的话：”我干法院工作十几年，以前没有同情过一个犯人，你弟弟是我唯一同情的人”。这种同情难能可贵,祝他一生平安!
 
“西单小红”无缘相见，却留给我一份美的记忆，长存于脑海。
 
捕前就想离开我的女友，释放时早已投入别人的怀抱。
 
政府打压我的物质空间，朋友送给我精神的十字架。草民我撤了，一撤就是十年。十年后实在耐不住寂寞，又干了一票。结果比十年前还惨——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儿，怎么就不长记性那。当然，那是后话。
 
四、补充的记忆：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张非官方政论性大字报是：《启蒙社》标题为”重新评定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要三七开”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按上下联划分的(未见横批)。张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南门外。
 
七八年十一月左右，我见到的第一份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
 
七八年，一一二五民主会(十一月二十五日)是西单民主墙的标志性事件。开创了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方式由民众参与政治话题讨论的先河。
 
七九年年初，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人权同盟》公告诞生。据说，当时登记人数超过一万。
 
七九年春节，“中央文件”对西单民主墙的定性就已经出台。四月三日在上海首先发出公告，四月五日北京也发出相同内容的公告。有节制的抓捕开始。在第一轮抓捕中，有许多人幸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魏京生在补充中所说的那段话“因为邓是个沉不住气的人。抓人后肯定引起国内外的批评，也许还能引起党内的批评。这样邓就没有能力再抓人了，民主墙可能会多维持关键的半年到一年”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全文完）
 
2008t71?

名，不像金钱，不像美女，那样感性，那样实在，那样可以触摸。它有时很虚，似乎有没有都无甚关系；有时，它又很实，有了它处处通行。它有时和权力相联，名位名位，有名即有位，有位即有权；有时又和金钱相联，名利名利，有名即有利，有利就有钱。

大概因为它对人生的重要，《老子》道篇，第一讲的是“道”，第二就讲的是“名”——“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见许抗生校帛书《老子》）——名为万物之母，足见重要。当然，这是讲“邃古之初”的事。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越到后世，这“名”，越发地诱人。不然，为什么成天讲“名缰利锁”，但人人都割舍不得，拼命要往套儿里钻呢？

但凡名人（要人也大多是名人，无名的要人虽有，但在一定的圈子里，他仍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刻都离不得名。因为他之所以成为观瞻所系，全仗着那一缕名气的支撑。倘若一旦失去了名，他也就失去了作为公众人物存在的意义，不信让一个歌星、影星或政坛明星，三年不在传媒上露脸，看看结果会怎样。所以，今天的名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大众传媒。有的用权，指令刊载；有的用钱，买断版面；有的蓄意制造事端；有的存心引发批判；有的抛售隐私；有的出卖姿色，为的只是把那“名儿”维持下去，不致被公众遗忘。只要公众还记得他，他就可以继续通过“名人效应”获得“名人”的种种好处。

说到“名”，有人常说自己“浪得虚名”。这究竟是一种谦逊还是别一种矜夸，姑且不论，但“名”决不“虚”，它是联系着实惠的。当然，这是对于那些善用其名的人而言。不然，何必说“追名逐利”？“名”后面跟着的就是“利”。就说《儒林外史》中湖州娄府的大名，就有无限好处。娄府是宰相门第，中堂虽已薨逝，长子还坐着现职的通政司大堂，全湖州哪里还找得出第二家来。见到娄府的名头，地方官员谁不买帐！

杨执中被盐商告下，说他“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有误国课”，固然未必便是实情，但他帐目上亏空了那笔银子却是不争的事实，要他赔补，也在法理之中。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不懂用名的关窍，要替他赔补上这笔亏空，救他出来，但家人晋爵却完全懂得“名”的妙用。他叫书办打个禀帖给德清县的知县，说杨执中是娄府的人。娄家打了保状，知县便不能不掂量掂量份量。俗话说，“灭门的知县”，是说知县的厉害，开罪不起。但知县碰到了娄府，也就不得不自己设法赔补欠款，立即放人了。善用名头的晋爵，自然便因此白落了七百多两银子，此之谓利随名至。

“名”的作用，论实似虚，论虚却实，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这社会上真正有大名的，毕竟举目无多，能够直接利用自己“大名”的人，总是少数。不过这并不妨碍名的作用的广泛性，因为那名也如债券，可以转让、转借，没名的，只要摸熟了社会运作的门道，借来的名一样有效。

刘守备虽然也是个官儿，但纱帽太小，何况又是退了职的。但是不妨，小官只要会借名，一样可以八面威风。就说那写有娄府名头的几十对灯笼吧，用于蘧公孙结亲，摆了三四条街，不过图个排场好看，但那退职的刘守备借了娄府的灯笼，就有了特殊的使用价值，可以在河道里横行霸道了：

“狗攮的奴才！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船是哪家的船！”

“你灯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哪个宰相家！”

“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

你看那些家奴是何等蛮横！这还只是借了个灯笼。那船家若不是因为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都在他船上，只怕连那一个屁也是不敢放的。借名，就会有这样的效应。

读书至此，思绪飘忽，觉得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真个活到了今天，而且仍旧是中堂之子，晋爵与刘守备之流，则早已中饱私囊，独立门户，成了一家家外贸、内贸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在他们的熏染下，娄家的老三老四早已不再呆气十足，而且深谙“名”的妙用，懂得“名”的出让，就是权力的出租。因此便将那娄府的灯笼交由晋爵、刘家使用。晋爵、刘家有了这把大伞，偷税骗税，假造增值税发票，走私贩私，什么赚钱的事情不敢干！守备府过去那些兵丁，也穿着军服为公司看家护院了。万一碰到阻拦，一句“娄府的”，抵得多少口舌。谁敢得罪宰相家呀！而娄家弟兄则坐地分赃，全不要劳神操心。我很想知道，在严肃法纪、违法必纠的口号声中，见到了娄府的灯笼，德清县的知县是否依然如旧地诚惶诚恐？也很想知道海关与缉私队见了那对对灯笼——当然，“灯笼”在今天，已经换成堂而皇之的批文或并非堂而皇之的“条子”了——敢不敢阻挡，敢不敢缉拿？会不会望风下拜，一例地绿灯放行？但是，稍纵即返的思绪又回到了《儒林外史》的时代，回到了种种借名的花样与手段上来了。

楔子里写到的危素，同皇上都携着手走过十几步，当然已经名满天下。但他是个明白人，懂得越是有名，越要注意给自己添加筹码，这就需要从名士那里借名。因此，一见王冕的画，便向时知县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还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这一叹，大有名堂。如果王冕果然高发，他得个识才荐才于草芥之中的名声，又得王冕知遇之感，顺手网罗了一个帮手；如果王冕文章憎命，不曾高发，他也落得个爱才惜才的声名，总之是决不蚀本的买卖。这种借名，看起来毫无功利之心，实则暗藏着许多利害的打算，可谓是借名的化境，妙在不着痕迹。若时知县，就等而下之了。他起初并不懂得王冕的利用价值，以为“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是危素启发了他的借名意识：“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但他明白地把借名的意图与利害挂起钩来，伤于直露，比起危素，只能算借名的常境。若像那翟头役，是个只知上司不知礼贤的俗吏，借名之类的官场表演，同他说，便如对牛弹琴了。

懂得借名的，不独官场人物，各色人等中，乖巧的，都懂借名的重要。范进的娘死后，张静斋替他谋划：“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这是懂得借名的。蘧公孙刻了一部《高青邱集诗话》，把高氏的名字刻在前面，后面刻上“嘉兴蘧来旬*5夫氏补辑”，也是行的借名之法。连那清客、术士，为了骗人，也一样要借名。陈和甫，是在江湖上行道的，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录，无所不晓，比起今天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学问可要大得多了。但他一开口，仍是“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先把大官老爷的大名抬在了前面。为什么？借名，那么多的大佬儿都信，你还犹豫什么！在杭州行骗的“活神仙”洪憨仙，也要借马二先生的名，以便骗胡三公子。只可惜他寿短，把骗局闹黄了。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那些据说身怀奇功的人，为什么总是进出于大官老爷家了。只有骗得他们相信，在社会上他才能够立足，才能够混出个人样来。这些年五花八门的大师辈出，想必是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

我起先对一些艺界之人何以总要和一些官场人物打得火热，而一些官场人物又何以要同一些艺界之人过往频繁，颇感不解。读《儒林外史》方才明白，这都是各有所“借”，各有所需。王冕实在是个呆鸟，如果他有意往危素那里靠一靠，不但很可能进入画院，拿份干薪，说不定危素率团出国时还会把他捎上，向外国人介绍他是中国伟大的画家，一下子就提高了知名度，回来再到画廊挂画时，价码又可提高一倍。而有了危素这棵大树，别说翟头役，就是再大些的官儿，也奈何不得他王冕了。比起后起之秀，危素也显得太过老实。要是他索性公开地混入王冕一类知名书画家中，写几个字叫家人拿到那些画家家中，说“我们危大人很想同您交个朋友”，于是换回几张画来，有个年把，也可积累一笔财富。如果再同他们组团到各地卖画卖字，每回怕不捞回个十万八万，比当官的那点干薪肥得多了。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今人借名之法，古人实在望尘莫及了。

在借名问题上，倒是处州马纯上马二先生来得可敬。蘧公孙（来旬）见马纯上评选的《历科程墨持运》（即今天历年高考优秀作文试卷评点一类书籍），便想在马纯上下加上自己的名字，也是借名之意。但马二先生回得决绝，认为这“站封面”的事不能苟且。照他的说法，“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虚名，所以他们来请。”这是说“名”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因而也是自己收入的来源。然后，他又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爱惜那“名”的原因：“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名声，也竭尽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名声，比起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别人，要正派得多，可敬得多。那种随便借出自己大名的人，不管是泰山还是北斗，总令我感到不值。如果他借名取酬，那就会被人以为是卖；如果他碍于情面，并不取酬，对“朋友”或许是慷慨，对广大读者却不免又是欺瞒。

难得马二先生，在那个时代，便有了保护自己署名权益的意识——虽然他屡考不中，学问未必好，那些选本的质量也很可怀疑——在这一点上，他的行止是超于时人，甚至不让今人的。

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伊凡·克里玛的《我快乐的早晨》。系大陆最早翻译的两位捷克作家的著作。

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伊凡·克里玛的《我快乐的早晨》。系大陆最早翻译的两位捷克作家的著作。

景凯旋，中国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曾翻译昆德拉的《玩笑》、《生活在别处》，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我快乐的早晨》等。常在《书屋》、《随笔》等杂志发表文章，并在《南方都市报》、《现代快报》上开设专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民像是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刚刚步入大学的青年学子内心涌动着冲破桎梏的愿望。每一篇伤痕小说问世，都会引起热议。大家私下谈论着《今天》、《这一代》、星星画展。唱邓丽君的歌，跳交际舞和迪斯科。其时提倡思想解放，但思想实际是极端贫乏的。我和几个同学还组织了几次没有结果的讨论，这更像是一个青春期或荒废了的青春期的挑战与反叛。对于中国将向何处去，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清楚，只是感到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

回想起来，我那时并不很兴奋莫名。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只是觉得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思想争论，权力操作的意味太浓。对权力的怀疑，使我一直保持着和时代的距离。即使今天，对那些揭秘史实之作，我仍然不大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始终不是创造历史的人，而是承受历史的人。这种对历史事件之意义的怀疑导致了自我选择的失语，加深了对权力的疏离感。那段时期，我躲在大学宿舍，按照自己拟的书单读了不少经典著作。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我很快就兴趣索然。将苦难描写成一种阴谋下的产物，这样的苦难对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都没有多大价值。记得最初读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后，我便将中国当代文学定义为传奇，它的抒情价值远远大于生命的写实。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当代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大师，并不是因为作家们太关心政治或远离政治，乃是因为他们缺少对真实的形而上理解，太把社会的认可当回事，而不是把文学当回事。

促使我的阅读兴趣从文学转向美学的是李泽厚，他的《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让我意识到，文学的精神实质是审美，是思想，不是形式。此后对思想史的兴趣，也是那时形成的。因此，在一旦接触到存在主义文学时，萨特和加缪便立刻成为我的阅读重点。异化、荒诞、反抗、绝望、自由选择、他人就是地狱、悲观主义、个人主义……这些属于西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词语全变成了正面的词语，具有了挑战现实的意义和快感。今天已经很少听到“异化”这个词了，在八十年代那会儿，这个词就意味着一个人没有自我人格，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由此而尼采，而叔本华，而卡夫卡。这些阅读都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显得杂而不精。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学术中人，而是一个问题中人，读书只为精神计，故能长期安于做大学里的边缘人。1986年研究生毕业，偶然在一美国访问学者那里读到昆德拉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很喜欢，觉得与中国的现实十分契合，也比中国作家写得更加真实，随即将它翻译出来，没想到能出版，更没想到昆德拉在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代其他外国作家。

此后又翻译了他的《玩笑》、《生活在别处》。关于昆德拉其人其书，我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这里想说的是，昆德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还是思想资源上的启迪。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思想的深度上是没有多少新意的，从西方语境的参照来审视“文革”的成因，不如从同一政治文化语境的参照更为可信。因为它们都表现出相同的社会、文化的自我毁灭过程，人人陷入欺骗、伪善和憎恨的世界。后来，我写文章谈“文革”是一种毫无目的的残酷，将其“看作”是一场人性灾难，便是从昆德拉小说中得到的启发。

昆德拉具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常识立场，他使我看到，美常常未必是自由的象征，而可能是自由的牢笼，即苏珊。桑塔格所说的“迷人的法西斯”。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昆德拉所说的“刻奇”（Kitsch）的表现，整个社会出于某种崇高的道德激情，敌视任何人性的自私一类真实而卑下的话语，实际上是以一种整体主义压制个人主义，而当后者完全不见容于社会时，人们必然会再次不尊重经验常识和多元价值，社会的道德将变得更加伪善，更加不可信。

那个年代的阅读是思想的探索，尽管是肤浅的，甚至是迷惑的，但其人文主义关怀却是那一代人的财富。拒绝某种建构的制度目标，按照生活的本然目标尊重人本身，是从那个年代起步的。

“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离开插队几年的农村，来到空军航空兵某部队当兵。我当的是“地勤兵”，为“特设”分队的“航空电器员”，维修歼－6飞机的电器设备。地勤部队有个特点，就是干部多、老兵多，“干部”如机械师、无线电师、军械师、特设师，再加上正副“长”、“指导员”等，几乎要占三分之一，这些干部，有的已有近二十年的军龄；一些技术好的老兵，也有近十年的军龄。

这些“老干部”、老兵，见多识广，自然时时闲谈起在部队的种种经历。他们经常谈及的，是“文革”高潮时的部队许多荒诞好笑的“怪现状”。据他们说，有一度我们部队曾规定列队不许喊“向右看齐”，只能喊“向左看齐”。检查飞机无线电频道时要两人在不同飞机检查联络，以前规定，检查好一个频道转到下一个时，彼此说“下一个”，此时规定只能说“前进”。当时部队装备的还是比较落后的歼－5飞机，在发动机点火发动时，机械师或飞行员在座舱按下按钮时要喊“点火了”，机械员必须在飞机尾部看燃烧室点火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喊：“成功了”，座舱里的人就可推油门继续发动；如果不成功，必须喊“不成功”，因为如果点火不成功而推油门，很可能会烧坏发动机。此时，规定开始点火时座舱端不能喊“点火了”，必须改喊“打倒刘少奇！”，如果点火成功，机尾端的应答是“打倒了”；如果不成功，则回答说“继续打倒刘少奇”。有一次，点火不成功，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一时紧张，竟连连喊道：“打不倒刘少奇”、“打不倒刘少奇”。这虽是一个“政治事故”，但我们部队领导还颇开明，查明情况后并未给这位机械员任何处分，只是要他检查了事。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疯狂能到这种程度，或许以为这只是“个别”。其实，这并不是我所在部队的“特例”，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当时“各自为政”，各种荒唐规定五花八门。李瑞环回忆说：“许多事情，今天年看来非常的离奇、荒谬、可笑。有个人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报纸上有领导人的名字。当时做早操要喊口号，一些地方规定，听到向左转的口令要喊‘毛主席万岁’，听到向右转的口令要喊‘打倒刘少奇’，有人喊错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一位国营大厂退休工会主席回忆“那个年代”自己当兵时的情况说：“我们部队还有更邪的呢，喊‘齐步——走’的时候，我们都得喊‘紧跟毛主席，永远向前进！’很有节奏的。还有一段时间，不能喊‘向右转’，因为‘右’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如果非得向右转怎么办？那就喊：”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转三次才能转到位置。“（郭晓慧：《对话：”关于’老三篇‘和’红宝书‘》，《大学人文》第一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甚至因反对这种荒诞而入狱五年！金凤的丈夫赵宝桐是“抗美援朝”时的飞行员、战斗英雄，此时是航空兵某部队领导，因此，她对这种“荒诞”将造成严重危害的认识更加清楚。她回忆说，自己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访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问：“什么意思？’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她知道”不能公开反对“，但作为”内参“记者，本可”参他一本“，不过她深知此中利害，也未敢”内参“。

然而，她终有忍不住的时候。“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金凤终于”忍不住“写了”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这个”内参“转到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金凤由于当年是在上海、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被说成是”中统“特务。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73年6月，关了五年一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才被释放，回到《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军队的性质必然要求各种信号、号令高度简明、严格、科学、统一，不然会有灾难性后果。当军队的信号、号令都可如此“恶搞”时，社会被“恶搞”到什么程度便可想而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荒诞如此，亦非一日之功，而是一点点“累积”而成。1959年开始批判彭德怀主张“正规化”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一再强调要“突出政治”。1965年底，开始批判罗瑞卿1964年搞的“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军事冲击政治”，部队与地方先后传达了“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的“最高指示”。到了“文革”，“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成为最权威的口号、纲领。为了表示对“突出政治”不是“阳奉阴违”，各地各单位竞相“攀比”，“突出政治”的各种形式便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稍有异议者即无好下场。金凤那时是《人民日报》当红记者，有这种特殊身份尚“不能公开反对”，只能写“内参”且还入狱数年，遑论他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为投上所好必有好处，哪怕表现“过分”，起码于己无害；万一“不足”，不仅于己“无利”，而且很可能“有害”。这种体制，不能不日趋荒诞而无人敢止。一个体制若不能容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听取不同声音，必然会“一意孤行”到荒诞地步，只有造成灾难性后果才会“迷途知返”。这时，代价可就太大了。

“严复当年到英国留学，学的并不是社会科学，但是他对于法律制度特别感兴趣，经常到英国的法院去旁听他们审理案件。听了几天以后，若有所得，心里有很大的感悟，就去跟当时的驻英大使郭嵩焘讲，英国富强的根源被我发现了，我发现就在他们的法治上。英国的法庭‘公理日伸’，每天都在伸张公理、伸张正义，让那些受到欺压的弱势群体能够找到一个说理的平台，这样的国家不富强才怪。”

贺卫方一开口，就把历史的镜头拉回了一百多年前。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专业就是法制史。三十年前，来自山东牟平的贺卫方坐上火车，来到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四年后，他又负笈北上，来到北京攻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在自己的博客里，贺卫方这样描述此后的岁月：“毕业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做不讲课的教师，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在学院路41号院蜗居十年后转会北大，成为讲课的教师，编辑《中外法学》双月刊，偶尔发表点文章。很庆幸生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使自己这种既不喜官场气息又不懂经商之道还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

在这淡定的叙述背后，这位当年勤奋的学子，已然成长为名闻全国的法学家。从学生到教授，三十年的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重叠在一起——青葱岁月不再，但法治理想依然炽热，作为一位法学家，他对这三十年的历史有哪些思考和感悟，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而贺卫方却从更远的历史谈起。

“最近这段时间，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一些早期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回忆录、日记、书信。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百年前没有报纸，人们对社会没办法了解。‘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整个诉讼司法制度非常黑暗，没有律师，没有法律职业，司法极其恐怖，刑法制度和监狱极度黑暗，老百姓毫无权利可言。你在路上走，经常看到街角有人被关押在一个笼子里示众，城门上挂着砍下了的人头。在广州一次执行50人的死刑，斩首，一个个人头被砍下来，刑场血流成河。”

“而短短一百年后，我们已经从那样的社会走出来了。”他说。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法制建设的三十年

经济观察报：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某些事件折射出社会公正的缺失，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贺卫方：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更好的解决纠纷和冲突的对话式的机制。所以当事件发生以后，有关各方各说自己的道理，最后的结果变成丛林规则，谁的权力大谁说的就是“真理”。一个正义的社会特别需要良好的分配机制，它能够很好地分配尊严、权力、财富、荣誉，在分配过程中实质性地体现公正。当然，人是社会动物，不可能不发生纠纷、矛盾、冲突，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对话、说理的平台，把冲突展现出来。法院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如果司法是公正的，能够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并且通过引用相关的法律说理、判决，使这样的纠纷得以化解，大家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我们永远需要一种权威的、公正的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让真相永远石沉大海。如果民怨越积累越深，最后化解的办法是什么？社会剧烈的动荡，重回丛林社会。所以独立的司法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特别重要。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人们对于公正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了。你如何评价这三十年的中国法制建设？

贺卫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法制建设的三十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法制。1978年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79年开始制定非常重要的两部法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这么重视法制问题？因为“文革”的教训太惨痛了，痛定思痛，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必须建立基本的社会秩序，使得人的权利和自由不至于随意被剥夺，人的生命不至于随意被剥夺。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跟法制建设的需求紧密关联着。三十年来，建设更完善的法制国家，这个话语保持了永远的正当性，没有人会质疑不该建设法制国家，没有人主张要建设人治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法治的正当性已经得到普遍的确认。

贺卫方：有人曾经说过，法制离不开人，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法律职业，良好的法律教育，这都跟人离不开，但离不开人并不等于人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92年之前的十多年时间，基本上是以强化立法为主，让法律规范覆盖社会生活的更多角落，让大家有法可依，是这一阶段的主题。到了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口号的提出，随着法律规范越来越多，大家发现，法律规范的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虽然有了很好的法律，但是总是实现不了，很多案件的处理都不是很公正。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制离不开良好的法律职业群体。于是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司法制度、司法职业。

经济观察报：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贺卫方：对。这一阶段强调的是，已经制订的法律在社会中如何落实？因此整个的制度建设中心转向了司法制度的建构，通过司法改革，通过司法考试制度，致力于提高司法官员群体的专业化素质，致力于推动司法独立。这一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个案变得越来越凸显。不断出现的著名案例不断刺激人们去思考制度建设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法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人说，在1990年代以前的十几年里，司法不公的现象并不是那么突出，反而到了90年代以后，当越来越注重司法独立和法律队伍建设的时候，司法不公正现象反而突出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采访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时，他就认为，从第二阶段以来，法律越来越偏离人民了，越来越走向精英化、专业化，司法不公正现象越来越突出。

贺卫方：我们缺少实证的研究来证明，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对社会的感受，对权力运行状况的评价，往往跟媒体的活跃程度有关。媒体越活跃，并不见得评价会越高，因为媒体揭露的是社会弊端，而这些弊端在媒体活跃之前并不是不存在。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新闻可能不是社会的大好形势，而是像女孩不明不白地死去、一个人不该判死刑却被枉杀等等社会事件。前十五年与后十五年相比，司法表现是不是越来越差？我自己不敢做任何判断，可能应该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现在中国法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此话怎讲？

贺卫方：现在的局势是，一些人要否定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的最基本的思路。他们认为，不能走专业化道路，要走大众化道路。

经济观察报：大众化道路也就是走民众路线，这样的旗号是非常响亮的。

贺卫方：这样的旗号不但非常响亮，而且诱人，获得了相当的民意。例如，在具体案例的判决上，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听取大众的呼声，甚至在死刑判决上也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感觉”。对一个生命的生杀予夺，要凭感觉走是太可怕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民众的不满并不是空穴来风，司法腐败情况不断见诸报端，有一些案件触目惊心。

贺卫方：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公正？如果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就会有人质疑司法改革的道路。一些人就是以目前的表面现象否定司法改革，宣布这样的改革不足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公平的社会。他们还有意识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试图制止司法独立的改革取向，这是很危险、也是很值得担忧的事。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你看来，司法不公正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贺卫方：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法院院长对事件的主角吴苹说，我们法院处理这个事，你什么时候来一趟。吴苹说，我才不跟你谈，我直接跟区委书记谈。吴苹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问题的处理上，谁有最后说话的权力。所以现在有许多案件的处理结果让民众不满意，甚至让大家愤怒，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够独立的裁判案件。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独立是什么？就是严格依照法律本身，我们要求法院的司法者要依照法律的规范裁判。马克思说过，法官惟一的上司就是法律，必须听命于法律本身。不独立意味着有时候可以依照法律，有时候可以不依照法律。现在有的人说，案件的处理就是“小案讲法律，中案讲影响，大案讲政治”。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尽管独立并不见得一定会带来公正，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机制约束法官权力的行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司法不独立，永远屈从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还有什么公正可言？

经济观察报：对于民众的意见，需要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贺卫方：如果对病因诊断是错误的话，给的药方肯定是错误的，就是饮鸩止渴。要司法公正，就不能“定调子”，而是必须讲法律本身的规则，讲正义，讲公开。大量的案件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做出裁判，结果必然是不公正，必然让人民非常恼怒。社会纠纷的解决，关键是要考虑到事实本身的争议，把事实展现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把谎言揭露，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另外司法也扮演着规劝者的角色、吸纳不满的角色。作为法院的法官，在整个司法过程中，有责任非常公正地去对待双方当事人，要想方设法通过司法过程，让理性占据上风。法庭上再也不需要动刀动枪，大家要把事实证据、法律规范展现出来，这种展现本身其实就有一种逐渐抑制、减少冲突和矛盾的效果。司法的过程本身特别重要，这样的过程要展现给人们一种对于司法中立性的特别需求。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做律师，香港一个案件请他做专家证人出庭，向香港法官解释大陆的法律是怎么回事。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审了7天，他每天都要上法庭，回答法庭对他的询问。他后来对我说，法院对双方当事人都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都是非常说理的。一个人把不满表达出来，心里就会好得多。有了这样的法院，老百姓还要上街干嘛？

经济观察报：香港的司法制度过去是英国人建立的，现在大多数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是中国人。

贺卫方：这样的司法系统，可以很好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整个的司法判决必须让大家觉得，司法判决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调查的基础上的，法官是可以信任的，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律师在代理案件的时候，大体会知道法院会做出怎样的裁判，而不是完全不可预期。我们有太多的判决让人们觉得匪夷所思，往往是因为背后有权力在操纵着法官，法官也只能这么判。所以，公正的司法离不开司法独立。如果简要地做个总结，现在的司法改革之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可以套用那句话，是改革进程中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本身有问题。

市场化与法治唇齿相依

经济观察报：与司法改革一样，其实这两年对中国经济改革也存在“向何处去”的争议。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严厉的质疑，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那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比如吴敬琏等——就受到了许多批评。同样，在司法改革上，主张司法独立、司法专业化的学者——包括江平教授，当然也包括你在内——也成为批评指责的对象，说你们倡导的司法改革完全和“人民”背道而驰了。

贺卫方：市场化与法治唇齿相依，所以现在面临同样的指责是毫不奇怪的。现在存在的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而是完全相反，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是市场化还没有达到彻底程度造成的问题。同样，现在存在的司法不公等问题，也不是司法独立取向的改革方向有问题，而是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是司法不独立的结果。真正的司法独立，真正的司法责任的清晰化和明确化，司法权运行中的中立、透明，都没有做到。司法改革在不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要走回头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另外一条路、过去走的路，是走不通的一条路。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所以搞市场经济；人治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搞法治。

经济观察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法治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二者在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

贺卫方：如果司法不独立，一切都靠权力运行，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昨天看到一个报纸做了调查，广东地区60%的商人经常需要在法律之外做一些工作，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市场经济内在的指标是有良好的法治。你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商人如果财产没有安全感，会是什么样？如果市场经济没有良好的法治作为保障，这叫什么？起码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司法独立是不是本身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人说，如果法律独立了，没人管了，法官们更是为所欲为了。

贺卫方：这种说法是对司法独立概念的误解。追求一种独立的司法体系，绝对不是追求一种专制的、恣意的、为所欲为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需要进行权力范围的清晰界定，绝对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法院的司法权力，一定是在法律规定的严格的范围内对纠纷和案件进行处理的机制，它能做的事情是有严格限制的，而不是说把它的触须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独立绝对不意味着一种权力毫无章法地行使，虽然是独立，绝对不是独立于法律。“法律在法官之上”，所有的权力都是在法律之下的。最近我到瑞士的一个小城市参加一个研讨会，看到街中心有一个正义女神的雕像，是16纪的作品。正义女神一手持一把剑，一手提着一个天平，她的脚下有四个人物，都不到她的膝盖那么高。这四个人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四种类型的政府：教皇、国王、法院院长、苏丹。四种统治者都要在正义之下、在法律之下。

经济观察报：这是一个绝妙的象征。

贺卫方：它向世人宣示：法律不仅仅约束行政，也约束司法权，司法者本身也必须在法律之下。司法独立也必然明确地界定法官的责任，独立意味着权力的完整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完整性。就是说，当法官完整地行使司法权力时，也必须完整地承担做出司法决策的责任。如果司法裁判是错误的，责任必须受到追究。所以，那种“如果法律独立了，法官们更是为所欲为了”的说辞，是过甚其词甚至是完全荒谬的，是对司法独立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误导性的解释，有意识地让公众产生一种对司法独立的恐惧。我们从来不讳言，我们的确在走向司法独立，在推动司法独立，但是我们远远没有进入司法独立的门槛。我到过很多法院，很多法官也有司法独立的观念，很多法院院长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有一点司法独立的意识了，但是还在门槛之外。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司法独立刚刚起步，现在又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一方面追求专业化，另一方面要强调“司法的民主性”、“大众司法”，相互矛盾冲突很厉害，使得司法独立的追求大打折扣。

经济观察报：畏缩不前。

贺卫方：甚至还往后倒退。现在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地说成是因为司法独立的问题，这个前提就有问题。另外，一个国家制度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权力，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主导这个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法律的权力，还是法律之上的权力？如果总是在法律之上还有一种权力，法治就是一句空话。

经济观察报：司法不是权力的一个工具。

贺卫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历史表明，是法律，而不是警察。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对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一些人那里，司法就变成一个替罪羊。

贺卫方：其实，司法不独立，就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在权力面前，法院左右为难，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漂流中保地位。如果法律机构的权力是边缘化的，怎么可以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经济观察报：处于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司法改革不能耽误，但是需要各种配套改革措施，否则司法的独立只能是空谈。

贺卫方：要把司法看作整个社会变迁的一部分，需要对司法权力周边的环境逐渐加以改造。以前我们有一种想法，寄希望于司法改革能够成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种想法多多少少有一些幼稚和天真。

经济观察报：你的感慨和一些经济学家也是不谋而合的。吴敬琏曾经说过，80年代后期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时候，觉得有一天真的实行市场经济就一切都好了，可是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化改革目标后，才发现还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别，所以他也感慨当初的天真。

贺卫方：大家不期而遇吧。当初的设想在逻辑上倒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通过司法权力更合理的建构、法院组织的改造和法官素质的提高，让法院越来越公正，人民有了纠纷就到法院判决，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法治社会，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这个过程。但是最后发现还是做不到，整个体制把你拽住了。有一些学界的同行也很幼稚，他们认为司法单兵突击无法与更大的权力抗衡，只有把人民拉到自己这边来，才有更强有力的后盾，才会变得更加有利，所以力主把“人民”的因素引进到司法中间来，强化“人民”对司法权进行真正的监督。在一些人的误导下，公众对司法专业化和司法独立难免心存疑虑。

不要冀望于收获和播种同时进行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是在学界里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民众里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因而造成了今天中国司法改革的种种问题。

贺卫方：我同意你的分析。国家法治建设的方向，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认真讨论。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媒体和学术界需要努力的方向。学者不要把学术作为一种依赖于权力运行的活动，学术就是学术，大家认认真真进行讨论，把似是而非的东西搞清楚，非常重要。

经济观察报：中国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法律人能够在哪些方面来推动社会进步？

贺卫方：其实有很多偏向技术性的事务，比如说更有效保障公民的财产安全、交易安全，建立更加合理的合同保障、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更加规范，等等，法律在这些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努力。法律职业素质的提高，还有很多空间。这些年已经有一些成果，法官、检察官的群体素质还是在提高。

经济观察报：陈忠林教授恰恰不同意这点，他说如果你做一个调查，民众肯定说这些年法官的素质降低。

贺卫方：我觉得他的说法不正确。今天建构一个法律职业，并不是建立一个雷锋式的群体，法律职业并不是要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要为自己的客户保密。这种做法看起来跟社会公认的道理有偏离，但是这样的职业非常重要，构成了一种平衡其他社会因素的力量，这样的平衡使得社会不至于出现大一统的状况。我认为法律职业的建构还是应该朝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去努力，去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这条道路并没有错误，一个真正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司法群体，他们的语言，他们某些职业伦理的规范，偏偏是人民不大理解的。英国、美国的情况都是这样，他们绝对不会说为了让人民喜闻乐见，而把法律的语言的专业性去掉。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司法改革的路径是有怀疑的，他们认为西方的法律制度放在中国是不合适的，一些司法腐败就是和生搬硬套西方的法律制度有关。

贺卫方：我觉得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个非历史性的判断。他们完全看不到西方制度是更加符合现代性的制度。当我们引进的那些制度进入到完全水土不一样的环境，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需要慢慢地跟本土文化进行结合，这种结合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马上就可以生根开花，马上就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是需要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另外，我们要对如何达致我们所希望的目标有一种更加清晰的把握，手段和目标之间要有一种协调，关键的是，推动这个过程的人们应当是法治论者，绝对不是反法治的。

经济观察报：他们要认同法治的价值。

贺卫方：问题在于怎样走向法治？在运用什么手段上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某些手段将使得法治目标永远达不到，这就需要认真的讨论。很多外来的东西其实不完全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比如说独立的司法制度，就具有普世价值。如果天天说这是美国的制度，那是德国的制度，看不到其普世的特征，就会迷失在中西古今之间走不出来。某些人动辄说某些制度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情是什么？我们的百姓不要求正义？不要求公平？我们不是这样的国民。有人说我们发展不平衡，哪个国家平衡？你具体到一个村子里，村东头和村西头还不平衡呢。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张国情的特性。

经济观察报：国情论是一些人的法宝。

贺卫方：法律制度引进来的过程中必然有变异，是一个双向变异，外来的东西引进来改造了我们，我们也改造了它们。这个过程中必然有本土化，再强调国情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法学教育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法律人的共同体，有些法学家走上从政岗位，知名律师拥有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这好像并没有给公众以更大的信心。

贺卫方：我有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话，“从事一项最艰巨的事业的时候，不要希冀于收获和播种同时进行”。和一百多年前比起来，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得够大。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在穿越“历史的三峡”，他估计2040年前后中国能够走出“三峡”，他是比较乐观的。在跨越“历史的三峡”时，我们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走着走着觉得走不通了”的感觉，甚至有“往后倒退”的感觉，我是研究法律史的，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不算什么。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纬度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乐观的。

贺卫方：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法律专业化、职业化这些观念具有不可逆转性。毋庸讳言，这些观念代表着一定的利益，法律职业本身能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一定跟这个群体的利益有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接受法学教育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法治道路有着非常清醒而彻底的认识。这个基础奠定得非常坚实，一时间的风风雨雨很难改变大的趋势。有时候乍暖还寒，但春天的脚步是挡不住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的朋友也有从事律师的，他们却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很让人沮丧。

贺卫方：有些人在一些小地方法院打一些刑事案件，的确要搞关系，如果我们更全面地看，更细致地分析不同的侧面，不是都那么悲观。中国暂时还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用渐进改革的方式来逐步解决。今天最关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要两条腿走路，两手都要抓。既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要看到在司法的具体制度和技术空间里，法律界可以做的事情依旧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因为某个特殊症结而难以解决，不要把政治症结想象得太大、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