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清晰记得十几年前在太原高增德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完整台湾《传记文学》合订本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亦喜亦惊；喜的是台湾传记文学的丰富和水准，达到了很高程度；惊的是如此规模的学术建设，竟是私人出版机构完成的。把这些杂志合订本细细看过后，当时也曾起过建议内地出版社设法引进的动议，但没有一次成功。这次看到成批引进的内地版《传记文学》杂志社的部分产品，感到这实在是对学术界和读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虽然目前引进的几种传记，多数作过删节，甚至删节较多，但在目前情况，这样的处理，读者会非常理解。
传记文学的发达水平，实质是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体现，严格说来，传记文学的繁荣建立在开放这个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中史传文学的发达程度，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相关，所谓“董狐之笔”，这是良史产生的基本条件。
台湾《传记文学》追求的理想，就“传记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重在“传记”，所谓“文学”只是对“传记”文笔的一种要求。我个人理解，台湾《传记文学》的传统中，是“传记”第一，“文学”第二，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依赖前者存在。这种“传记文学”观念和中国内地流行的“传记文学”明显不同，从学科角度观察，台湾《传记文学》在史学领域，而内地的“传记文学”一般放在文学领域判断比较恰当。台湾《传记文学》类同于中国内地的“文史资料”，虽然因为两地政治制度的差异，在总体上体现出的风格还不同，但在史学层面，它们是一个类型的史料。当年唐德刚评价办《传记文学》杂志的刘绍唐时曾说，内地编辑的政协“文史资料”就相当于台湾的《传记文学》，这个评价大体是不错的。
“文史资料”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目前还没有人特别加以研究，其实它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了“民国历史”，在当时历史处境中的回忆者虽然可能因环境限制，在真实程度上不好和台湾《传记文学》对等比较，但两种史料互相比较阅读已成为“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以政治任务形式完成的学术工作，由于它的系统和连续性，事实上成为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学术工作。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当年就把“文史资料”作为了解历史真相的一个主要方向，原来《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在他的回忆中就反复强调过“文史资料”对他的影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今天还作为研究和一般阅读的书很少，但“文史资料”是少有的例外，在这一点上，它和台湾《传记文学》获得了同样的命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4月，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一次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对这一段特殊时期，周恩来给政协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征集文史资料。“文史资料”的编辑，不同于党史、国史和地方史，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和政协渠道，征集和出版“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提供别人不太重视或不大了解的许多内容，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周恩来提出，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完整地记载下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当时“文史资料”的主要撰写者，是各地的政协委员。那时的政协委员，大多是中国各界名流、社会贤达，他们当中既有军政界的名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很多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些人更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而写作的回忆文章，可以匡正传统正史的缺失和谬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政协“文史资料”的出版，不但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在外国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欧洲的著名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中，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料。政协“文史资料”比台湾《传记文学》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它的广度，现在县级以上的政协都编辑出版有“文史资料”，行政级别越靠上越完善。省级以上的政协“文史资料”都比较成系统具规模，而县级“文史资料”，因为靠近地方，有些情况为外人所不知，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资料使用的一个原则是，越靠近研究对象的史料，一般说来也越丰富越比较可靠。现在因为有了李永璞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46卷，附总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研究者可方便使用“文史资料”，台湾有《传记文学》，内地有“文史资料”，这是史学界可以引为自豪的一件事。
无论《传记文学》还是“文史资料”，都非常注重人物传记的选择，就这个问题的一般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我想这也是黄山书社乐于引进“传记文学丛书”的一个理由，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眼光，我认同他们的选择。从个人阅读感受来说，我判断传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则是：
一、先西后东，先旧后新。这里的“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以可以把香港和台湾包括进来。同样的传记，我要先读西方的，先读1949年前的。
二、自传尤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地位不应当动摇，因为自传是我们了解传主生平的原始起点，应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自传。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记尤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三、第一本传记尤先，此后的传记靠后。因为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第一本传记一般都很短，越写越长是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爱好，我的阅读经验是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当然这不是说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料来源角度判断传记的完成过程，大体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越往后越容易。
台湾《传记文学》传统中明显优于我们的地方，是其对口述历史和自传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基本追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内地版“传记文学”丛书先行引进的几本传记中，以自传为首选的缘故。
“传记文学”：为历史存资料 替文学开新路
丁杨
——————————————————————————–
2008年初，《闲话台大四十年》等四种装帧素朴、开本适中的传记图书悄然现身内地图书市场，封面上竖排繁体“传记文学”字样仿佛印鉴，很多内地历史学者（尤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看到出自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之手的这四字，自然会想到在内地、台湾乃至世界范围民国史研究界以权威、丰富、详实的民国史资料闻名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由花生文库策划并在内地推出的“传记文学丛书”（黄山书社出版）即源自这份杂志及相关图书，截止目前该丛书已问世五种，8月还将有三种出版，内地历史研究者及更多普通读者可借此感受《传记文学》的魅力。
这份由近现代史学者刘绍唐于1962年在台湾创办的杂志，45年来已出刊554期，加之其副产品——“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共250种，足够摆满一整书架，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誉为“民国史长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纪念《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实为对这份杂志的价值中肯的评价。
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成露茜社长介绍，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带给知识分子更大的表达空间，以“严肃的态度与轻松隽永的笔调”为写作标准及“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为主张自我期许的《传记文学》那时诞生可谓水到渠成。
中国人少有写自传的传统，成露茜认为，一是“为贤者所讳”，自己写自己纵然忠实也怕有自炫之嫌，二是“为智者所讳”，写自己难免要涉及同时代的人，易惹纠纷，“有了以上顾虑，许多人觉得不写也罢，因此造成历史上的许多空白。自己生前不肯写，死后别人写不像，这真是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传记文学》的出现对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办一份持续不断而作风正派的传记文学刊物，来纠正若干不合时宜的观念，推动与扩大传记文学写作的影响，这正是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的初衷。创办伊始，《传记文学》遵循着“以轻松隽永之文学笔法写严肃之真人真事”的选稿标准，可读性与史料性的一致令其在台湾不仅为历史研究者所看重，也为众多普通读者所喜欢。陶希圣、梁实秋、赵元任、唐德刚、柏杨、余英时等作者从另一侧面凸现该杂志的水准，保持每期杂志内容品质的同时，由此衍生的“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也在1964年问世，首本“丛书”为刘绍唐亲自编写的《什么是传记文学》，首本“丛刊”则为王云五的《谈往事》。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主编、花生文库总经理王瑞智是2004年考虑引进出版《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只做几本难成规模，于是向成露茜表示，“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在内地把《传记文学》的理念反映出来，延伸这一图书品牌在内地的影响”。“我就像跑马圈地一样，和《传记文学》签了将近50本书，还争取到从《传记文学》杂志中选编一些未曾结集出版的内容。”创刊至今，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及其相关图书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如何选择，选择什么就成为王瑞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选书的标准，一个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个是传记涉及的人物是否为内地读者所熟悉，文本是否好看。有些作者虽然内地读者未必熟悉，但有必要了解，且书中内容很有趣，我们也会选择，比如叶曙的《闲话台大四十年》。”
由于某些原因，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势必要对台湾《传记文学》及其图书的原有内容加以适度删节，对此王瑞智表示，“书中内容的调整和删节都会和成露茜沟通，已经出版的五本，内容删节都不大，但会对读者说明，如《问学谏往录》的‘出版说明’中就提到这一点”。整本书引进之外，花生文库方面还对《传记文学》未结集部分精挑细选编辑成书，比如已经出版的《我与故宫五十年》就是王瑞智根据当年那志良在《传记文学》上的连载内容编选而成，该书推出后深受内地读者认可。花生文库非常看重“传记文学丛书”在内地的品牌积累，王瑞智不仅对选题内容严格把关，还邀请知名装帧设计师翁涌为丛书量身定做风格独具的“外衣”：纯白封面，鲜红“传记文学”Logo，书名首字繁体图案横跨封面、书脊和封底。这些都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被更多内地读者所熟识，进而促进这套丛书的口碑和市场反响。
《传记文学》虽然保持着上佳的史料、学术品质，但毕竟有面向市场的商业性，思考“读者想看什么样的文章及文章的内容和表现”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成露茜告诉记者，“有剧情张力的文章受编辑偏爱，而剧情张力在内容的呈现往往偏向文中人物的逸闻趣事、回忆感想及生活细节的丰富描述”。这些内容成为《传记文学》的文本特色，令大量近现代中国史的学术文章以其为史料来源，也影响了《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文化特色。“原本为读者着想的商业考虑，不料意外成为重要的史料特色。”成露茜欣慰地表示。她特别回忆起自2000年任《传记文学》社长以来所出图书较为畅销的有女作家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等，“另外，推出的两本新书《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让‘传记文学’展现出更多的出版活力。”记者从花生文库了解到，《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将由黄山书社于近期推出。
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较《传记文学》初创时已有很大不同，王瑞智分析，当下台湾和内地读者对这类文本的态度并不相同，“两岸的读者情况有些时空置换的感觉，台湾读者现在对‘传记文学’这样的内容渐趋降温，而内地读者近年来对此的热情反而温度升高，这也是我们引进推出这些图书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传记文学》现在面临的难题不只是读者群的换代，作者的日益减少也是个问题，“《传记文学》的作者一大半都是当年从内地去台湾的，其中很多都曾是政治、文化、学术界的名人，他们经历丰富，文笔生动，但这些人陆续离世，他们的后代也大多移民国外”。成露茜并不否认这一点，“面对老读者的期许、新读者的需求，设定传主的对象除了在传统的党政军以外，增加文化、专业认识及为台湾贡献心力、留下纪录的各式人等，对这部分历史补白，将《传记文学》数字在线化等，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已出和8月将出
——————————————————————————–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已出
《我与故宫五十年》，那志良著，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历经故宫博物院成立、部分故宫国宝迁赴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的那志良在书中所叙，展示了故宫文物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命运起伏。由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三十六卷第四期起第三十八卷第六期止连载的那志良关于故宫的文字结集而成。
《问学谏往录》，萧公权著，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政治学者萧公权从家庭婚姻、治学门径、人格修养等方面，在书中追述其一生求学、教学经历，反映大半个世纪的学界风云与时代风貌。原书1972年1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杨亮功著，2008年1月第一版，22.00元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反映了杨亮功所在年代学术思想的智慧之火，是中国早期教育蜕变的珍贵史料，原本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五四》则是记载五四运动的最早出版物（1919年9月出版），依据的原本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改版。
《闲话台大四十年》，叶曙著，2008年1月第一版，16.00元
“台湾病理学”之父叶曙娓娓道来的“台大外史”中可见胡适、傅斯年等名教授风采，记述当年台大的知识群体活动，既是对台湾大学学术体制的介绍与剖析，也是对校园神韵与人文情怀的怀念。原书1989年2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
《王映霞自传》，王映霞著，2008年3月第一版，26.00元
这本自传对王映霞与郁达夫的爱情纠葛、民国生活有生动写照，书中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如胡适、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交往与介绍，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该书依据的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版本。
8月将出
《在中国二十五年》，[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著《留美杂忆》，钱存训著《跃登百老汇》，黎锦扬著
读《传记文学》琐记
宋文佳
——————————————————————————–
我与《传记文学》的最早结缘，大概是在十六七年前上大学的时候。90年代初期很流行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我喜欢唐德刚描述的那个在潦倒中不失可爱本色的胡适，也喜欢他半文半白，俏皮而不失幽默感的文风，顺便也就知道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丛刊，因为我们读的内地版就是从那里引进的。可惜的是，那次阅读唐德刚，并没有把我引入进一步阅读《传记文学》的大门。
后来上研究生，对有关清华的学人感兴趣，断断续续又与《传记文学》续上了缘，记得曾在杂志上看过连载的《蒋廷黻回忆录》，读过丛刊中梁实秋的《谈闻一多》，复印阅读了有关潘光旦的多篇回忆文章。
如此又是几年过去了，1997年底学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传记文学》丛刊中的萧公权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我很快购得一册。那时的学术敏感度还不高，没有能力从中捕捉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但对书中讲的一个观点倒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意是说，萧先生认为，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固然不错，但在假设和求证之前应该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没有这个阶段，可能提不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还要回过头来向“放眼”看过的，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自己为什么对这一点印象独深？大约是胡适的话太有名，常有人“说道”它，批判的有，辩护的也有，萧先生的观点看来比较周全，说出了一个有经验的学者的肺腑之言吧。
后来读到余英时先生的一本书，他说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大家庭的子女都被名教纲常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人人都非反叛不可，激烈反对家庭言论者的思想言论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个人的遭遇；没有同样遭遇的人的看法则不同。他举的例子是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里谈到的经历：萧父母双亡，在一个旧式的开明家庭下长大成人，颇受益于早期的家庭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基础上，他认为五四健将攻击中国旧家庭有点偏激。余先生的结论是：“由于只有受了委屈的人才会呐喊，而没有苦痛经验的人则保持缄默，所以在‘五四’时我们往往只听到前者的声音。”在深佩余先生的洞察力之余，又不免有些懊恼，自己明明是看过萧书的，五四时期《新潮》杂志上那些痛骂“家庭万恶”的文章也看过，但自己居然储存了这么多原料，没有凝结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吧。
1997年夏天，我应约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史家随笔”丛书选编过傅斯年卷，名为《出入史门》，在选文前面我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前言”，后来蒙好多熟人抬举，说是写得有点文采。其实我自己也还是有遗憾的——就在我交稿后的几个月，我又查阅到《蒋廷黻回忆录》，看到一段话：“《独立评论》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独立评论》花了许多时间撰稿。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旦撰写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同是历史学家的蒋廷黻，对傅斯年的时论说了这么中肯的评论，引到我的文章里不是很有说服力吗？至少要比我这个后来人高谈阔论强得多了。
转眼又是多年，直到今年春节时读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其中有一篇为《传记文学》杂志创刊20周年写的《“以一人而敌一国”》，读后才深刻地领会到《传记文学》的价值，才在观念上把《传记文学》与内地的文史资料选辑联系起来。这篇文章也许是谈《传记文学》史料价值最准确、最深入的一篇，此前我不能说对它所说的观点毫无认识，但无疑是比较模糊的。这些年我对《传记文学》浅尝辄止，追根溯源，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识的不深刻，如果早些年读到唐文，可能我的阅读史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我甚至发愿抽出半年时间通读《传记文学》与文史资料选辑，即为唐先生大文所刺激而成。
就在读这篇文章之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验证它的机会。今年春天我重读了一遍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对有一段话很感兴趣，说的是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听当时名重一时的哲学家杜威演讲，杜公实在不擅此道，“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我想听众当中定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听得十分吃力”。读后不禁联想到1962年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一篇回忆，潘写的是杜威五四时期在清华的五次演讲：“……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潘文写作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文风中往往多自我批评，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物、思想、制度等多轻蔑之辞，多年前我颇怀疑对杜威的描述是否有点过甚其词，读了萧公权的叙述，这个疑问顿时焕然冰释了。杜威五四时期在中国呆了两年，借助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一大批有名的中国弟子的风头，到处演讲，后集成《杜威五大演讲》出版。前人往往盛赞杜氏演讲的影响力如何巨大，实用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如何风光，这大概是单纯从文字表达上看杜威，如果把他演讲的效果因素也考虑进去，或许就更全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