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和他的伪文化研究

中华文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积累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从来不是一个停滞固定的、突然出现的、结构简单的事物。可余秋雨却把 “中华文化” 抽象化,简单化,人格化,当烂膏药到处乱贴,动辄说 “中华文化” 这样,“中华文化 ” 那样,好像“中华文化”就是他余秋雨的个人意志,个人感觉,就是他本人。他提出不少荒谬的命题,四处招摇。其中,他的关于“中华文化” 的 “三个智慧”,也称“三个不喜欢”:“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失控,或无序”,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信口捏造之一(有另文驳斥)。

凤凰网文章《我不认为中华文化本身是封闭的存在》报道,余秋雨说:“ 我不认为中华文明现在会成为阻碍科技发展的原因。我不认为中华文化本身是封闭的存在,本身不封闭,怎么阻碍外来文化?只有封闭才会阻碍。 ” 这就荒谬得很,绝对化得很。中华文化,照余秋雨看来, 要么本身是“封闭的存在”, 要么本身不是“封闭的存在 ”,二者必居其一。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宋代以后数百年的发展呢?中华文化中有哪些方面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因素呢?比如儒家轻视科学技术、抹煞商业的思想,传统文化中对万事万物不加深究,一概以阴阳五行解释世界的思想, 重视圣人之言即经书,并将其宗教化,科举制度和官本位的思想,等等等等,这些妨碍科技和社会进步,本来都是客观存在,可以深入研究,但是都被余秋雨的绝对化和主观主义抹杀了。

余秋雨告诉我们,他不认为“中华文化”云云,这就到此为止。理由呢?他没有证明。他也不能证明。

余秋雨耸人听闻地说:“我最担心的是当代未转型的文化,不是孔子、孟子的文化,而是极”左“思维,虚假思维。 ” 这话更是奇怪得很,给人的印象,好像只要是孔子、孟子的文化,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如今哪里有单纯的 “ 孔子、孟子的文化”? 如果孔子孟子的文化能使中国自动转型为现代化的社会,那南宋也不会灭亡于蒙古了。好像“孔子、孟子的文化”这个万应灵丹不在别处,就在连文史常识都闹不清、开口就错的“文化大师”余秋雨的口袋里。说余秋雨先生是当代的“ 新儒家” 吧,余先生是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声明过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儒家六经,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初启蒙思想的批判与反思,他又懂得什么?他连“致仕” 都能解释成“做官”,更弄不清“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岂不是“发昏章第十一”?太不自量力了?

事实上,“中华文化”,是历史的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各个民族的互有差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不断冲突、交融、吸收、变异,更加上外来文化如中古的佛教,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渗入与影响,经过了痛苦的蜕变与扬弃,这才逐渐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形态。这个文化形态中,仍然存在着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如汉族与藏族、蒙族、维吾尔、西南诸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着共同的部分,也有着不同的部分。因此,说到 “中华文化” ,无论古今,任何人都必须以历史材料,具体地加以分析,谁也不能笼而统之,简单化,乱贴狗皮膏药。

“中华文化”,像余秋雨说的,本身就具有“开放”或者“封闭”这样绝对的单纯个性与倾向吗?完全不是。中华文化是纷繁复杂的,其中某些事物是本土生长,有的是外来输入,外来输入的又经历了一个本土化、也就是和本土文化互相结合,产生新质的过程。再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各朝、各个历史时期,政教不一,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有开放的时刻,也有封闭的年代。一个朝代之内,早期、中期、晚期往往也不一样,本来就不是单纯的一层不变的状态。而聪明过了头却不怎么读书的余秋雨先生,提出这样一些大而空的问题, 再自己下一些大而空的结论,什么“三个智慧”(三个“不喜欢”),什么“我最担心当代未转型的文化,不是孔子、孟子的文化” ,“文化大师”完全没有史实的证明作基础,把结论建筑在“我认为”上,这不能不使人认为,余秋雨的空疏不学,决定了他只能靠玩弄概念的“空手道”骗人。

余先生危言耸听,一副为“中华文化”忧心忡忡的样子,其装腔作势令人发笑。“文化”,既是大地与民族的产物,又是本土与外来的结合,它同时又是一个在传统的基础上自生自为的东西,从来不接受任何 “文化大师” 的“文化指令”,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主宰的。余秋雨连什么是“中华文化”,都还是一笔糊涂账,他担心什么?谁又要他担心了? 他说 “我最担心的是当代未转型的文化,不是孔子、孟子的文化,而是极‘左’思维,虚假思维”,真是虚伪到了极顶!

什么是“极左思维”?不就是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那一整套吗?不就是“四人帮”大搞特稿的那一整套吗?不就是你余先生在“四人帮”写作组写的出卖良心的文章的那一套吗?什么是“虚假思维” (这又是余秋雨的一个新发明!)?不就是你余先生的这一套假大空的“文化”理论吗?现在你打着“文化”的旗号,以“文化大师”自居,以当代孔子自命,你建立话语霸权,通过利用各种媒体,包括你的博客,以及“百度?余秋雨吧”等网站,竭力打扮自己,吹嘘自己,鼓励青少年对你的个人迷信,以及无知者对你趋炎附势的谄媚吹捧;什么质疑、批评你的反面意见,你一概拒绝,并且倒打一耙,两次把批评者告上法庭,索取巨额经济赔偿;你一直坚持说“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年,与中央的“十年内乱”的结论大唱反调,一再为红卫兵、造反派文革中的暴行进行开脱;你涂改、伪造自己的文革历史,甚至编造自己参加了“文化重建工程”的神话,你把谎言从国内说到了国外,你一次次把对你的善意规劝与批评称之为“诽谤,造谣”,诬陷批评者受盗版商“指使”,一棍子把他们全打成“文化杀手”与“文化盗贼”,你甚至恶狠狠地扬言,要让他们“一个个倾家荡产”……所有这些,是不是“极左思维”呢?“极左思维”在哪里?其实就在余秋雨先生的身上!

有的批评者说余秋雨:“一会儿‘文化’,一会儿‘文明’,要知道这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存在差别的不同的概念,我不知道他是搞不清楚两者的区别, 还是口误, 总而言之是混乱。 他完全缺乏逻辑的论证。 ”有的读者说:余秋雨“ 又是什么‘中华文化’、‘ 封闭的存在 ’这些大而空的概念,烦死人了! ”我认为,这些有勇气的质疑,这些对余秋雨的伪文化研究,这些不同的声音,无疑是极有价值的清醒之言!它们说明了读书界、文化界人士,以及年轻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清楚认识到了余秋雨的 “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场欺骗(正像余秋雨指责学术界的),是他的生意经,他的商业游戏,是他发展个人经济的手段。 余秋雨一直玩弄空洞的概念,他对“文化”,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不仅没有像样的文化学理论体系的支撑以及学派的传承,而且他在构成中外“文化” 的每个具体的学科领域,包括戏剧史, 他完全缺少坚实的基础,余秋雨所拥有的,只是花言巧语,语言泡沫!一句话,他对众多领域根本是外行,他只能凭他的小聪明,浮光掠影,随意抓住一点表象就乱加发挥,乱下结论。 他以旅游代替科学考察和文献发掘,有意混淆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的区别。至今为止,他的关于“文化” 的肤浅结论,不仅毫无科学理论的价值,而且是极为轻浮可笑的。

余秋雨面对热爱中国文化的大众,面对在中外文化知识上有着强烈渴求的青少年读者,他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他所说所做的,只是一种媚俗的“文化”表演,一种自我“文化大师”的“姿态”。这种由于他本人不学无术加上名利野心所导致的一系列“文化”姿态,不仅一文不值 ,而且十分有害,因为它在冒充学术,鱼目混珠,危害严肃的真正的科学研究 .

草  虾:闸北血案(1):吴志明凭何封口嫁祸杨佳?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闸北政法大楼之内有10条警官被杀;上海官府声称抓获一名嫌犯杨佳,所以应该叫做“闸北政法大楼血案”或者“闸北血案”。那么,[杨佳袭警案]这个名词就很不法治,用意在于误导公众。该案其实是包含了多个案件:

闸北政法大楼的非法建筑案

闸北的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的串通舞弊案

闸北公安局的十条警官被杀案

十条警官及其家人向雇主索赔案

闸北公安局的滥权扰民案

杨佳受害上访维权案

杨佳涉嫌纵火案

杨佳涉嫌斗杀警官案[注意:斗杀而非谋杀!]

杨佳母亲有权指定律师却被侵权案

郏啸寅作为可能的证人被非法逮捕案

杨佳是无罪的,在他被公正的终审判决之前。所以,该案目前的难点有两个:1,闸北政法大楼之内的真相,到底为何、发生了何事?2,如何维护杨佳的人权,保障获得公正的审讯和审判?

很多朋友赞誉杨佳为大侠,又说他必死无疑,发起公祭,凭什么?这首先是侵犯了杨佳的人权。据上海官府的正式发布:9点40分……杨佳交代,他点燃酒瓶,一是为了引开保安,更是为了“把此事的社会影响搞大”;被擒后……还不到上午10点。杨佳……只是说来分局“看看”;而那把剔骨刀,他说是在21楼捡到的;上海市公安局就闸北袭警案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称……杨佳遭警察殴打致残是谣传,发帖人郏啸寅已经于昨天凌晨在苏州被抓获。

可以看出:杨佳进入闸北政法大楼的动机是上访;郏啸寅可能是同情他的证人却被非法逮捕。假如闸北警方说得是真的,说曾经[依法审查]杨佳的单车问题,并两次派人去北京愿意赔偿他1500人民大币,那么这世界上还有冤案么?两名警察两次专程赴京的旅差费也不止1500元吧?

《上海警方通报袭警案情》的两名作者:之一是[记者潘高峰],所在新民晚报的业主是上海市政府,是闸北公安局的顶头上司;另一为[特约通讯员忻文轲],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宣传干事。出场客串的律师谢有明,隶属于闸北政法委下属的闸北司法局,也是上海官府的门客。他们的眼光和语调笔调都是服务于上海官府的,都是侵害杨佳的合法权益的。

《上海警方通报袭警案情》全文6千3百字[其中案情介绍2千字,警方分析1千字,律师吹风1千字,附录打残辟谣3百字,查车录音2千字],全文竟无一个[杀]字,这是为什么?此文不见于上海的解放日报,却在北京吹风,又是为何?

十条警官被杀,怎一个“袭”字了得?比如在路上向警官扬一把沙子扔一个酒瓶,比如草虾12岁时用弹弓打中警车驾者的眼皮,也是袭警,但能否等量齐观于10条警官被杀?所以这篇《袭警》,一方面刻意淡化社会背景为一件孤立的恶作剧,一方面又把北京大学生游客杨佳先生罗织为一个冷酷嗜血的魔鬼。

华人公众习惯于相信官府的说法到迷信的程度,然而首先不容欺骗的却在官府内部高层。比如公安部党组会议上,其他的副部长们以及列席的北京局的就在发问了:“孟部长,这,们各局各所都查过了,咱北京小伙子杨佳没有任何前科,怎么好好的到了上海就偷你们的自行车?是不你们上海的自行车是仨轱辘?还是钱钟书说的[上海那地方,好好的人进去就变成了畜牲]?好家伙,那年六四那么一场大战,共和国卫士也就14名,其中7名38军的还是翻车造成的,怎么你们上海,是不是一下就想申报10名共和国卫士?咱政法委周永康书记是无锡大阿福,怎么你们上海的同志眼睁睁都被捅喽,都是无锡大阿福?”

公安部长孟建柱,原是上海的农委书记,后到农业省江西当过省委书记,所以现在在公安部内被私下称作“孟学农”,也不敢轻易答复这些警界老行尊,只好拨通红机子问他的小兄弟上海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小爷叔,格个闸北哪能回事体?格帮逼秧子瞎讲阿拉挨饿,交关难听,侬帮帮忙,发布新闻好弗啦?”

吴志明在上海刚放下这电话,又接到广东同行的电话:“吴生,早晨!你地上海点么回事遮?我地广东只有打死左大学生,没被人地斩左10条差佬格哦?你地系么星期一一朝早饮多左讲大话?系么边个大耳窿揾条刀客揾你地揾返银纸啊?”

赤那大陆目前的警政状况恶化,直接原因是江泽民上海帮导致的恶果。2002年,公安部长一职由消极镇压法轮功的贾春旺让位给周永康,再给孟建柱,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交换结果。以公安部和武警为主力的政法委,以及宣传委,在党内地位不太重要,所以保留给江系势力,但也是江系最需要的,因为1989年以来江系机械官僚上海帮及其各地各业的同党,拼命攫取经济利益,造成的维权事件主要都是针对江家帮的,造成江系残余在党内高层的被动。

连着两任公安部长周永康孟建柱,都是上海帮大将,特别是周永康出身于油田专业。我们知道,赤那大陆的油田由于天然气引流输送技术不够,经常要主动“纵火”烧掉天然气。也经常有天然气自燃的井喷,要用砂子灭火。惯会“纵火”“灭火”的油田出身的周永康,就成了江家帮的总镖头。但他不懂警务,只会习惯性的把警员的生命当作砂子使用,造成不断的警员伤亡事故。这与江泽民的小马仔刘剑锋不懂飞行却担任民用航空局长造成多发的机毁人亡事故,道理是一样的。最近瓮安公安局长申贵荣先生的披露,已经证实了多年的滥用警力于民事纠纷,是近来群发事件警方受损的直接导因。

吴志明的上海政法委直接听命于周永康的中央政法委,他们肆无忌惮运用手中警力参与党内高层斗争。例如,陈良宇案,中央纪检委的专案组,竟在上海遭到吴志明手下的狗仔队的围追堵截包抄监视,能说没有违犯党纪国法?能不遭到党内的指责纷纷?去年,纪检委书记吴官正遭到报复,直接借口是他在山东提拔的段义和的爆炸案,现在闸北血案也成了周永康孟建柱吴志明的梦魇。

辽宁的工人死在钢水包里,山西的童工死在黑窑里,四川的学生死在教学楼里,上海的警察为什么不能死在政法大楼里?首先承担责任的应该是造成险恶环境的雇主,是不是呢?现在,吴志明手下的第一重镇闸北政法大楼的黑盖子,就要揭开了。

周其仁:人民币被低估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周其仁教授的演讲。

主持人:我们继续讲通货膨胀,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工资的问题,涉及到柴米油盐的问题,我们物价上涨特别是CPI的支持,四分之三左右来自于粮价,而能源的价格上涨据某些权威机构解读又是由于生化原料的价格上涨,这样的话,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画面当中,希望嘉宾解读一下,在下半年当中,我们的价格是否能有适当的回落还是发生像越南那一幕惨不忍睹通胀达到20%以上,假如政府的干预力度大,通货膨胀到滞胀。

周其仁:我是来拿书的,现在变成什么都能谈的。通货膨胀清楚地指出什么在涨,通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不是指任何一个货物,不是指猪,也不是指粮,也不是指石油。所以通货膨胀这个词,多数中文词翻译成英文都不大容易翻好,但是通货膨胀是一个例外,也许跟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吃过这个东西的苦头有关系。因为我们有蒋委员长那个时候通货膨胀,很离谱,每月CPI增长超过50%到70%,北大有一个老教授季羡林,我去看过他,他跟我讲他过去的故事,说他当学生的时候是蛮好的,很少一点钱就过得不错,等他读书出来以后,当了教授就惨了,就赶上蒋委员长拉票子,每月领到工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跑步买粮食,跑得慢跟跑得快粮价是不一样。也许是这段经历使我们对通货膨胀有了解。

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说概念翻得好,因为直接讲到问题的根本,多数人讨论通货膨胀,大家干差到物价,看到猪肉涨了,粮食涨了,工资涨了,粮价涨了,多数人讨论通货膨胀是从物价的角度,这个词告诉我们从货币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因为现在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而是个别水平,个别商品价格在变动,专家们做了加权处理以后,发现2007年以来是物价总水平的在上涨已经达到了8%,现在回落到7%。

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流通中的货币,就要问这个货币从何而来,现在货币都是法律不可兑现货币,我们货币不是经营,不是以经营为储备的票子,我们不能拿人民币到央行去换黄金的,换不了,我们货币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都是同样的性质。就是有政府信用在发的票子,没有实物储备,没有商品储备,就是国家的信誉在储备,乱发,国家政府就要垮台。

如果说物价总水平上涨是通货问题,通货是政府控制的,通货是政府在发,所以这件事情跟刚才的题目有关系的,市场经济的这种类型当中,政府到底起什么作用,其实政府除了好好地保护产权,帮助履行合约,非常重要的就是把货币环境搞对头,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在很多时间内,政府要好好管好货币,是非常有难度的。

第一,发货币是很隐蔽的通货膨胀税,偷税会引起反感。通货膨胀刚开始多发一点钱,谁也不知道,所有人像刚刚喝酒一样的感觉,好极了,因为票子一多,公司就赚钱,公司帐面就好看,投资价值就提高,投资者就愿意放钱,投资者觉得自己本事好大,我的很多学生都给人指导怎么投资股市。最开心就是政府,因为我们税收是按现值收的,只要整个货币偏多,税收就会涨得很快,所以通货膨胀早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引起警惕,就像弗里德曼是货币的大师,他有一个比喻,通货膨胀刚起来是喝酒的感觉,刚开始喝的时候,票子多了,累计到一定时候,一定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他得诺贝尔奖的货币的成果最主要的一个命题就是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不要试图到个别的商品里找到原因,你去找猪,猪说是因为饲料贵了,你去找饲料,饲料说化肥贵了,你去找化肥,化肥说石油贵了,人工贵了。你找世界上,世界说中国进口石油最多,是你们把石油价格拉起来。这一圈找,把我们都会找丢。

不好意思可能媒体很喜欢这样找,因为这样可以占据大量的版面,卖掉很多报纸。那样永远找不出大头,你说哪个东西没有成本,所以农业部长最生气听见说CPI上涨就是因为食品上涨,生产食品的那些生产资料不在CPI里,化肥长的这两年,可比农产品涨得快多了。农业部长就很生气,等于赖在我头上,农业连续四年丰收,怎么能说这一拨通货膨胀是食品推动的,像这样的争论永远会吵下去。

回到中文这个词真是有贡献,到通货率找原因,检查一下中国通货的发行记录,看五年、七年,我们GDP增长当然创造了世界的记录,去年调整以后,达到12%,但是查一查广义货币发行的增长率,22%、21%、18%、19%,2004年发现过热,几次做决定把广义货币增长率控制在16%,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年做到过。上个月,广义货币的增长量是18%,这件事情是不能谦虚的,由于这个,由于这个,这都是粗发的原因,染耳病恰巧猪有瘟疫,促发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一定会同时有别的东西价格下落,只有在货币偏多的情况下才会变成蔓延之势,肉涨、粮涨,奶涨,人工涨。这两个问题首先从基本概念上分清楚。

货币是政府控制的,那政府这几年控制货币为什么控制不到位。以我30年的经验来看,今天超发货币的根据跟过去几年有差别的,改革前中国是农民国家,税收机制不发达,生产效率低,计划体制,所以要搞重化工业,要搞国防工业,基本的办法是超发票子,计划经济主管领导人讲话出问题就在这里,超发票子就是搞建设。就是央行发票子,财政扩大开支,最后人民银行爆炸,最后从票子里弹掉。

第二是80年以后开始改革,包括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一步,原来是低价系统,工资也低,所以物价也很低,当你释放价格,反映供求的时候,这个物价要上涨,上涨会刺激农民多种粮食,城里人怎么办,城里人工资还没有涨。团结工会怎么来,就是食品上涨闹出来的,88年闯关,邓小平发了狠话,没有闯关,没有办法就是补贴,80年代以后财政赤字很大一块就是补价格。财政没有办法从税收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发票子解决。

第三个是93年一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底层,但是约束机制没有下去,基层的商业银行乱发贷款,倒过来逼中央银行扩大货币发行。这是引发朱?基93年调控的,因为CPI达到24%。

最近五年仔细查,这四个原因一个都没有,政府没有财政动机增发票子,政府也没有用增发票子来调整物价改革,现在也没有基层银行倒逼中央银行发票子,查来查去什么原因?就是汇率机制,在汇率机制上的改革滞后,本来94年汇改确定有管理的浮动的市场为基础的汇率,让汇率反映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率,反映我们的进口、出口对不同货币的需求,到底需要多少美元,到底需要人民币,这也是市场来定。

93年汇改完了以后,先把人民币狠狠贬了一下,大概我们在1:8.27水平上,不巧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周围国家货币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中国人民币不要跟着贬值,今天可以讲这个话,其实人民币先狠狠贬了一下,人家叫我们不贬,我们说我们不贬,中国树立大国形象就是从经济上看这就是重要的。不贬就由原来有管理的,有浮动的市场汇率变成盯住汇率。从94年、95一直到2005年持续十年没有变。CCER有一个研究这方面的经济学家叫宋国青,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十年不动汇率,宪法改了好几次”。

汇率是一个灵敏的相对价格,那这个事情好处就是刺激中国的外需,因为汇率已经促进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换句话说,生产率提高以后,对美国交换筹码提高了。四亿几件万就可以换一架飞机,但是汇率是未经宣布的固定汇率,我们还是用五亿件衬衫去换一架飞机。汇率一定会大,大了以后,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多,人家买你的东西大大超过卖给你的东西,在中国很多年没有外汇的情况下,有顺差,要外汇结余好事情,现在好事情把中国害了,因为事情过了一定的量,因为所有的外汇进了中国不能在中国花美元,要有中国银行把美元收进来,把人民币放出去,放多少,有人把汇率定的,一美元进来8.26几人民币出去,这就是我们市场货币偏多的根据。

央行做了大量的对冲操作,发了央票,试图把过量的流动性收回,现在看来不可能完全收干净,收不干净的货币就是这拨通货膨胀的基础,加上偶发因素。所以我们以为是2007年以后才有通胀,这只不过我们用CPI来度量通货膨胀,2007年以前如果我们在做认真观察经济生活的人,早就发现我们的价格货币太多流动性泛滥的征兆,比如房地产过热什么意思,股市从一千多点到六千多点,普洱茶怎么能卖这么贵,哪个投资不疯长,这里每个商品都有个别原因,加到一起就是货币偏多。只不过2007年开始,这种累计的过量货币开始冲进消费者领域,加上马耳病,一加上就引起公众和决策者的关注。通货膨胀从根上解决,根本的问题是走向中等发展中国家,有一件事情,企业、公众、舆论、政府要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在货币问题上要有自我约束的技能。

吴冠中:真正的艺术家都在苦难中成长

如今,吴冠中2007年新作展正在全国巡展,吴冠中为展览撰写了一篇题为《近照》的简短前言:“老人走向遥远,虽渐远渐小,却背影清晰。有人追去摄其影,老人猛回首,被摄了前胸。他笑说:我的衣饰及肌肉都是透明的,你恰恰摄了我的心肺。这里展出的,是其血淋淋的肝胆、心脏。”——这,也是现实里的吴冠中。

衣服是半旧的,绛红色衬衫,藏蓝色鸡心领毛衣,深灰色裤子,运动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元楼,简单的家具,略显狭窄的客厅。一切朴素得与他的名气是那么不配。4月29日,89岁的艺术大师吴冠中在北京方庄的家中,与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签订了捐赠协议,将66幅绘画作品无偿捐赠给上海美术馆。

本次捐赠的作品都是吴冠中精心挑选的代表作,包括《鲁迅故乡》等30件油画、《狮子林》等36件彩墨作品,时间上涵盖了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各个创作时期。这也是吴冠中迄今为止向国家文化机构捐赠作品最多的一次。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表示,上海美术馆将专门开辟吴冠中作品展厅,长期陈列吴冠中的捐赠作品。2009年1月,上海美术馆将举办吴冠中诞辰90周年作品回顾大展,全面展示他的绘画历程。

捐赠协议签署完毕后,吴冠中接受了本报采访。

我的画不是遗产,我的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国家

记者: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作品捐赠给国家?

吴冠中:我摸索了几十年,画了很多画,也许是有一些成绩吧,我要把更多的代表作捐给国家。这些作品需要让历史去检验,几十年后,我的作品如果是垃圾就会被淘汰,如果是宝贝就会被留下来。

我的儿子在新加坡,过去为了便于在国外展览,很多作品一直存放在新加坡,这次跟上海美术馆签了捐赠协议,会运回来。我常跟我的孩子们讲,我的画不是遗产,我的钱、房子你们可以分掉,但是作品我要送给国家。我到年龄了,已经快90岁了,再不捐我就走了(笑),捐了我就轻松了。

记者:曾经一段时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您的艺术,您甚至想把作品放到国外去?

吴冠中:当年,我考取公费留学的名额,去了法国巴黎,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当时我觉得旧中国黑暗腐败,对艺术不重视,心想,到法国我就能“飞黄腾达”了,我就再也不回国了。可是,有一次,我看到凡高写给他弟弟的话:“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你也可以开花、结果。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种到故乡的泥土里去,你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再在巴黎道貌岸然地浪费年轻的生命啦!”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了,后来,经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我选择了回国。我希望回国后,能让真正的艺术在国内生长。

有段时间,我觉得西方博物馆是保存我作品的主要地方。但是,这些年西方的艺术发展得不快,还基本保持原地踏步。大英博物馆、巴黎赛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等,都给我办过个人作品展,我也留了一些画给他们,但现在恐怕还存放在仓库里。每个国家都重视自己本国画家的作品,美国重视美国的,法国重视法国的,日本每个县(相当于我们的省)的博物馆都收藏本县画家的作品……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要他们把你的画做大展、长期展出,不大可能。西方的博物馆不可能保护我的画,只有排斥。那么,把画放在他们的仓库里,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改变了想法,我要把最好的作品放在中国的博物馆里。

记者:到目前为止,您一共捐赠给国家多少幅作品?

吴冠中:截至目前捐了100幅以上。这次再加上2005年捐的6件,现在上海美术馆有我72件作品了。将来,如果上海美术馆地方大起来,我还可能再捐。

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美术的现状?

(聊到这儿,身材消瘦、安静温和的吴冠中像是变了个人,脸色发红,声音洪亮,挥舞双手,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吴冠中:当代中国美术的现状比较混乱,误区很多,可以说是“处处是误区”,我们是生活在夹缝里面,我们要做艺术,但这种艺术又不该是西方的艺术,可是,在中国的艺术里,又有很多不是艺术而是垃圾。我们过去走俄罗斯写实主义的道路,画家画画就停留在“画得像”的层面上,这样的画,是写真,不是艺术。

搞艺术要有感情,艺术是诞生于感情的。比如,我对你有感情,我就用各种办法,用眼神、用语言、用耳朵跟你交流。我画一个东西,不是画这个东西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个东西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告诉你,你一看就有新的感受。凡高画的向日葵,不是画向日葵的肖像,而是把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向日葵组合在一起,那是一种感情,不是向日葵本身。所以,艺术就是一种感受。

记者:您一贯对美协、画院这类机构的存在,公开表达不满。

吴冠中:是的。除了中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画院。我们却有那么多画院,养那么多人,出来的作品很多都不行,因为,这类机构的设置,完全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集体下去,打着旗帜,跟老乡照相,这样做,老乡都不敢讲话了。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在苦难中成长的。诗人没有职业,诗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出很震撼人的诗,社会才关注他。美术也是这样,画家要吃得苦,才有感情和心灵的波动,这样的作品经过历史考验,才能流传下来。

记者:这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非常火热,美术作品屡屡爆出高价。您的画作在国际大拍卖行也拍出天价。

吴冠中:一次拍卖会后,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你的一幅画卖到几千万了。我说,这个就像“心电图”,不准确。我的作品到底是好是坏,要让历史来考验,拍卖的价格高低,跟我本人毫无关系。

记者:现在很多博物馆已经免费开放了,以后美术馆也要陆续免费开放,您怎么看?

吴冠中: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就怕博物馆里面没有好东西,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多半没有好东西。我们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一直都讲“关系”,比如,我当馆长了,我们关系不错,你的画我就收藏了;如果你画得很好,但我们没关系,也收不进去。所以我建议,博物馆、美术馆把所有藏品都拿出来晒一晒,让大众来投票,大家认为不好的,统统把它们拿走,这样就不会成暗箱操作了。

一个青年人学画的冲动,如果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才能让他学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文化现状?

吴冠中: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搞国学。国学要研究,但不值得普及,因为它是死掉的文字、死掉的语言,死掉的文化不能复兴。我觉得,中学生学《论语》就没有必要,国学让研究所的专家们去研究就行了。

在文学艺术上,鲁迅曾用带引号的“国粹”两个字来讽刺没有创造性的旧东西,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多好东西,而且从官方到民间一直讲“保护传统,重视国粹,在继承传统上发展”。但是,儿子不要学老子,儿子要创造新东西。美国人不讲保护传统,只讲发展,重视创新才是价值,把老东西抄来抄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吃老祖宗的老本上。

记者: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创新?

吴冠中:就是要推陈出新,把没有的东西创造出来。这过程,必须学习旧东西,把古人的智慧融化在你的脑子里,形成资料供你参考。但是,创造新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是用生命去冒险,要有殉道精神的。历史上,创造性东西多半是殉道出来的,包括科学艺术,布鲁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烧死了。学习艺术的人要献身于艺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

记者:现在每年有好多人报考艺术院校学美术,但是他们出来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您对学美术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

吴冠中:我的头一个建议,就是尽量不学。一个青年人学画的冲动,如果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才能让他学。侯宝林的孩子就是偷着学相声,都成功了,这是典型例子。眼下艺术学院的盲目扩招,只会误人子弟。

我的孩子没有一个学画画的,学画作为爱好,可以,作为专业,就尽量别干,艺术家不是“从小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现在好多孩子很小就去少年宫,很小就练钢琴,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永远成不了艺术家。只有对艺术有深厚情感,历经磨难,才能对艺术有真正感受。艺术讲求的就是“不一样”。

他们至少是民间的,比学院里的更接近人民,更接近泥土

记者:3月初,您将您的2007年新作展首展,设在北京798这样一个民间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园地。为什么到798办展览?

吴冠中:当年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觉得画画特别高贵,特别神圣。有一次,我来到蒙马特高地那个举世闻名的卖画广场,一看,全都是卖画的人。那一刻我很心痛。回到学院,每当看到同学背着画夹画箱出门,就总感觉他们都要到广场上卖画去。那滋味让我很难受。我再没去过那个广场。自此,我的观念改变了,我觉得,艺术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高贵,艺术应该是人民的,大众的。

前几年,我去过798,也悄悄去过宋庄。在宋庄,我看了几个画家,当然每个画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在努力钻研,有的人在投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讲,他们至少是民间的,比学院里的更接近人民,更接近泥土。我也是学院出身的,但我觉得我还在民间这支队伍里面,所以,后来我决定在798做展,而且我也想看看,我的作品普通百姓是不是可以接受。

记者:您关注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吗?您是否认为,中国未来的艺术力量会在民间出现?

吴冠中:有可能的。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教条太多了,框框太多了,你根本不能动。现在开放了,民间的东西冲击了死规定、死规矩。现在这拨搞艺术的,有的是炒作出来的,有的刚露出点儿好苗头,但还不成熟,比如,有的人这幅画画得还不错,但是下一幅就不行了。几幅画都画成一样的,就自己重复自己了。但是,总的来说,希望还在他们身上。

记者:您如何看待海外留学艺术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吴冠中:海外留学很重要。当你留学后,就有比较,才知道我们传统的局限。我绝对不是反对传统,我们的传统也有好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糟粕。所以,任何文化都一定要交流。

我们那个年代,留学很不容易,很多人不懂外语,西方绘画虽能看一点儿,但没有语言交流,就不能有更深的领会。绘画有很多道理,如果只是看看,就只能学个表皮,有的甚至起反作用,最后出来的作品,就像是把茶倒进咖啡里,不伦不类。真正把东西方的东西都学懂了,懂得其中的精华,是很难很难的。林风眠就将西方的现代感和中国的传统结合得很好。你只有看完西方的大师原作之后,才能和我们的民族艺术有个比较,只有比较和交流后,才能真正成才。

刘  柠:六方会谈重开步履维艰

7月10日,北京钓鱼台芳菲苑再次迎来一批“熟客”:阔别10个月,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团长会议在此举行。会谈旨在讨论落实第二阶段行动的措施与步骤,确立验证机制,进而就第三阶段行动的“路线图”进行磋商。

作为“第二阶段”的交换条件,是针对朝方实施的相关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包括宁边5KW反应堆、再处理工厂及核燃料棒生产设施)及对其核计划的“完全而准确的申报”,美国把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上删除,同时与其他5国一起向朝提供相当于重油90万吨的经济、能源援助。

以炸毁宁边冷却塔为象征,取出使用过的燃料棒等等,朝方对现有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工作被认为已完成80%;至于其所提交的申报材料中未包括核武器数量、贮藏设施及核试场所等内容,难言是“完全而准确的申报”的问题,却是在与美私下单独交易的基础上,取得了后者谅解的结果,因此从形式上,应该说是履行了程序。

对此,朝方抱怨说,5国承诺的经援实际“只履行了40%”。作为回报,美国又另行追加了50万吨粮食援助,并已开始提供;同时,不顾盟友日本的不满,毅然启动解除“支恐国家”指定的法定程序,并终止了对朝《敌国通商法》的法律适用。

但是,此次六方会谈前夕,朝政府发言人表态说:“美对‘支恐国家’指定的解除在手续上尚未生效,徒有《敌国通商法》的适用终止措施是不充分的。”这可理解为是对其“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一贯慎重立场的重申。

按常理推测,在美方走完全部法定程序,“支恐国家”指定自动解除的8月11日之前,一般来说,平壤不会有进一步的积极行动。而问题也在这里:平壤断难如布什政权所希望的那样,按后者考虑的日程表如期推进。何以实现向“第三阶段”(也是弃核最终阶段)的升级,制定双方均能接受的现实可行的路线图,无疑是此番谈判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既定中的六方外长谈判的日程亦将随之敲定。

客观上说,朝鲜没有急于弃核之必要:与任期只剩半年的布什不同,金正日总书记没有任期的焦虑。种种迹象表明,平壤内心未必没有好歹挨过布什任期的“最坏”(或“最好”)打算:如平壤的要求不被答应的话,那么最终弃核未必不会成为对付下一任白宫主人的一张牌。以前不是没有类似的先例——尽管“冻结”与“放弃”在法律内涵与可逆与否的实效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等于作为时间策略不成立。

而所谓平壤的要求,无非是美作为经济补偿措施的轻水反应堆提供、作为军事担保措施的和平协定缔结及作为政治保障措施的邦交正常化实现的3件“套餐”,此乃其不惜积15年之功于一博的最大诉求所在,也是不变的砝码,华盛顿一日不兑现,平壤便一日不弃核。对此,两者其实早就有“底线共识”。不仅如此,平壤认为,目前球在华盛顿一边。

唯其如此,漫长的博弈越接近终点,便越发险象环生。仿佛谁都知道最终的果实是什么,放在哪,但通向它的路径却布满荆棘。5年7轮的马拉松交涉,六方国家终于望见了“第三阶段”的影子,但很快发现,通向这最后阶段的楼梯却又窄又暗,每一步都步履维艰。

何兵:百年中国司法路

何兵自述

1964年生于安徽巢湖,1981年高考,庸医笔误,身高1.68米误作1.48米,本科之梦遂成泡影。所幸9年后考入北京大学,才出了一口恶气。1983—1984年在安徽肥东县马集中学任教,1985—1988年在某县团委任职,其间旦暮忙何事?打来开水自己喝。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开始所谓的法律职业生涯。1990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后在深圳多家公司工作,感觉那是一个高楼耸天、汗流成河的地界。1994—1998年在烟台大学法律系任教,彼处有海风阵阵,却无从安抚驿动的心灵。1998年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2001年起于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任法学院副院长。

我讲座的题目叫做“百年中国司法路”。这100年来,中国的司法经过了什么?又验证了什么?总结这100年的历史和经验,可能比我们去研究别的更重要。

清政府时期:法官职业化及其结局今年是2008年,100多年前的1906年,清政府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进行了一场官制改革,设立了大理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法院。离现在已经是100多年了。他们设立的大理院,就是按照民众的职业化模式来构建的。大理院的构建模式,很多理念比现代还要先进。比如说大理院的法官们是职业化的。据考证,大部分大理院的官员们都是法科毕业的,很多都是留洋毕业的。这从理念上来说是职业化的。

从另一个理念来说,它是中央化的。所谓的中央化是什么呢?大理院的官员,包括各地的审判厅的厅长,全是中央任命,不属于地方。也就是说地方各审判厅、各检察厅的官员们,他们的权限都是在中央不在地方。可以发现,100年前改革的理念都是比较先进的。

除此之外,晚清也有司法考试和考试制度。通过这样的考试制度和人事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官的职业化。今天如贺卫方教授等一系列的学者,正在鼓励着司法职业化,但我觉得,从晚清的历史来看,法官职业化并不能解决问题。

据研究,至1911年,各省各级审判厅中,大量法政留学生和国内法政毕业生,充当推事和检察官,有些担任厅丞、庭长、检察长之职,法政人主控了中央和地方审判衙门。根据黄源盛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10月大理院被撤销为止,大理院历任院长和推事共计79人,其中69人的学历背景已经清楚。69人中,留学日本法政学校的43人,毕业于美国、英国各大学法律专业的分别是5人和4人,出身京师新式法政学堂的9人,旧式科举出身的仅4人。可是大家想想,清政府的司法怎样呢?

北洋军阀时期:职业法官难挡司法腐败大家注意,研究一个时代的制度,不能从它的制度本身来看,很大意义上要看当时人的回忆。

杨绛的父亲叫杨荫杭,他在日本和美国都留过学,做过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的厅长、北京高检的检察长。他在浙江高等审判厅任上,要杀一个恶霸,但督军不同意。杨荫杭说三权分立,审判权不受干扰,坚决要杀。审判权、行政权、军权发生了冲突怎么办?就得协调。督军就去找袁世凯,告状说杨荫杭“顽固不灵,难与共事”。但袁世凯的秘书是杨荫杭的同学,对他很了解,袁世凯批了四个字——“此是好人”。但袁世凯也要买军阀的账,下令把杨荫杭调到了北京。杀人恶霸被关了几年后释放出去,此事发生在1915年前后。

杨荫杭在北京任检察长期间,又因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并不许保释一事,得罪权要。据说,那一夜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国务会议认为许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1919年,他没等辞职照准,就回到苏州当律师。

杨绛在回忆录里总结,“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杨荫杭这样一个耿直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比较少的,可谓是一个侠客。当时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同流合污,不可能像杨荫杭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司法是很腐败的。

这反映出的问题就是:靠职业法官来抵挡这些拿枪的或者不拿枪的社会利益集团是不可能的。杨荫杭是职业法官,他主张司法独立,他有理想、有知识、有文化、有情操,而且他和司法总长是同学,袁世凯承认“此是好人”,他的关系可谓“通天”。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想通过职业法官实现司法独立,门都没有,这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民国时期:职业法官与社会同流合污国民政府时期,法院的财政不归地方,而归中央,由中央司法院统一拨付。但结果却是,在1937年以前,司法院的会计长朱幹卿等三人,合伙利用司法经费囤积居奇,放高利贷,时人讥为“三猪为患”。1937后,司法行政改隶行政院后,“三猪”仍然为患。1945年抗战胜利要还都南京,司法院通过虚造旅杂费的方法,贪污公款,按官职大小大家分赃。特任官50万元,简任官30万元。这就是民国时期中央司法财政独立后的情况。

1934年夏,时任外交、司法行政两部部长的罗文干,因为反对国民党插手司法,被解除司法行政部长职务,以居正作为过渡,同年冬换成CC系的王用宾为部长。此后CC系对司法系统长驱直入,很快完成了司法的党化。国民党将司法进行党化的目的,是用司法来对付共产党。当时杀的很多共产党员,都是依国民党的法杀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秘密处决。

司法党化之后,一些职业法官,卖身求荣,依附国民党,组成特种刑事法庭,对共产党员滥施刑罚。可谓经济上腐败,精神上堕落。

既然追求正义不仅危险而且无益,职业法官们与社会同流合污势所必然。成都法院院长、重庆地方法院推事等,不顾法官辞职两年内不得当律师的规定,辞了职务就当起“黑律师”。因为法院熟人多,很能捞钱。扬州法院院长辞职后,跑到重庆当律师,对当事人敲诈勒索,心狠手辣。1946年,他又歇律师业,拿出一笔款子跑到南京司法行政部,捞个甘肃高等法院院长。

我们常说,法院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墙,那是指法院建设比较完备的时候。如果法院是腐败的,那么,法官看到的是最后一道黑暗。本来法官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墙,结果这一道墙倒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正义倒了,法官亲眼看到正义在自己的手里磨灭,所以他看到的是最后的黑暗。

民国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政治大局不稳的情况下,想进行和平的司法建设是不可能的,靠职业法官是无法完成司法独立的使命的。它对今天的启示是,指望通过法官们和教授们的努力来实现中国司法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前:人民群众进法院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司法领域要贯彻“人民当家作主”,先把国民党的法律全部废除了,但缺少专业法律人才,所以又请了一大批骨干干部、积极分子、转业军人以及革命群众到了法院。但是这些人不会审案子。不知道怎么坐在上面说话。

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通过甄别,保留了一批旧司法人员。1952年有6000名,占法院人员总数28000的22%.人民政权试图对这些职业法官进行改造,使其向人民靠拢。国民党遗留的法官懂业务,人民法官懂情感,就能实现人民和职业法官的结合。但改造的结果,国民党遗留的法官存在浓厚的旧法观点,沿习孤立办案、手续繁琐、刁难群众等衙门作风,甚至颠倒黑白……严重影响司法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当时的老百姓说:“在国民党当政时打官司要钱多,在共产党掌权时打官司要寿长。”对此,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就批评说,“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根本不关心,到处散布反动的旧法观点。有些老干部认为他们懂业务,有经验,信任甚至依靠他们,要他们带徒弟,做了他们的俘虏。不少老干部堕落蜕化,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此后,旧法人员几乎全被淘汰出局。当死守着旧法观念的职业法官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法官的职业化完全让位于法官的大众化——人民群众进法院。

到1953年,党的系统出现大量腐败的问题,毛泽东在1953年1月5日发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请你们在1953年结合整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的方法就是运动,对此我完全理解,不运动怎么办?当时组织还不健全、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坏人又出来了,只能靠运动。建国以后基本上沿袭了战争时期的军事作风,始终是“展开坚决的斗争”。

虽然有了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朴素意愿,但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那个时候法院是混乱的。董必武说,“如果各地法院、人大代表请我汇报我们法院是怎么办案的,我无可奉告。如果外国的朋友问我法院是怎么办案子的,我难以作答”。

1955年,董必武院长倡议对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量刑幅度调研,总结初稿拟定92个罪名,10种刑罚,初步统一。当时尚未制定刑法,在确定罪名、适用刑罚方面存在混乱现象。有的地方不分类,有的地方只分为“反革命”和“一般刑事犯罪”两类,有的分为三四类或八九类。犯罪不分类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犯罪了,若问是犯了什么罪啊,那你就甭管,总之你犯罪就行了。同样是这个罪,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罪名,就是各个地方随便编一个罪名。我看过上世纪50年代上海某法院的一个判决,有一个男的被判了7年,因为和女青年到电影院看电影。这属于“腐蚀革命女青年罪”。当时统计各地5500余个刑事案件,原用罪名有1460种之多,刑罚名称132多种。

1955年董必武又开始让各级法院总结经验起草程序法、实体法,可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说:“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随后,中央政法小组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因为马上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还要法干什么呢?

1967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代表时说: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砸烂公检法”。最后法院就关门了,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了。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搞司法民主化,没有落实到制度化,而且没有时间和条件制度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没有结合起来。实际上在急风暴雨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改革开放:法律要制度化、民主化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来法律要制度化、民主化以后,开始了我们的司法建设。当时恢复司法实际上还是按照行政的模式来构建的。后来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司法职业化”。职业化背景想解决的是,当时很多非职业人士到法院,所以想通过司法职业化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当初提“法官职业化”的命题的背景。当时很多的“三无”、“三盲”院长,现在我们的职业化已经实现了。至少现在不考司法资格是不行的。

当前中国司法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法官职业化不足,另一方面在于司法民主化不足。法官职业化建设中,没有配以司法民主化建设,导致职业化尚未成型,官僚化已经再现。法官职业化只能解法官职业技术问题,无法解决法官的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问题。知识不能带来道德进步,资格无助于职业操守。如何实现司法的民主化和制度化的结合,将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主要议题。

反思我们这些年的改革,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法律化、制度化,比如说物权法、合同法、企业法、破产法等等,但是我们最缺的是民主的法制化。这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的主要任务,这是小平同志被打倒之后慢慢在工厂里琢磨想通的。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说“判不判死刑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我非常同意这句话。法院判案当然要考虑人民群众感受,问题在于要看出这一句话背后所谈的司法民主的理念在改变。当最高法院院长提出法院判决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接下来的议题就是人民的感受如何通过制度的管道进入法院,这才是对的。

许霆案就是一个标志性案例,为什么法官的判决,民间却不认同?为什么会给许霆判无期呢?我认为这是职业麻木,第一次判人家无期时,可能心里会一动,第二次判人无期时,可能心里一凉,但是天天判无期、死刑,就麻木了。这不怪人,而是怪制度。法院判刑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判出来了之后人民老百姓受不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恢复这一优良传统是司法改革的重大议题。法官职业化我坚决拥护,这是大前提,但是,没有司法民主化不可能实现法官职业化。

第一,打破司法神秘主义,法院没有那么神,现在整天说法学博大精深,其实根本没有,好好学就行。

第二,司法主动走近人民,而不是封门。只有人民了解了你,人民才可能相信你,最终人民才有可能支持你。

第三,实行人民陪审,让人民群众进入,一个法官加两三个人民陪审员,瑞典就是这么做的。

许霆案如果是老百姓来判,能判无期吗?我在法院做过四年人民陪审员,有亲身体验。我在扬州中院做过很长时间的陪审员调研,让人民陪审员真的判案,他就有积极性,如果只是让他签个字,他就不干了。只有人民陪审员真正参与了,人民群众的感受才进去了,才对法官有分担压力的作用。我经历过一个案子,土地局局长喝酒喝多了,撞倒了人,结果就有人找法官说情,法官就说你们来了太好了,他可以说:“我是想帮你的,但是人民陪审员不同意啊”,这样就好办了。人民进入法院之后,为法官分担了来自于社会的诸多压力。

第四,让人民群众参与法官的遴选及考评。先考司法资格,然后公开竞选,在电视上把你的历史公告,当事人检举一下,看你有没有干过坏事,让人民遴选法官,让法律同行考评法官,让律师们、检察官们、法官们组织一个大的考评委员会,每年对法官进行考评,当然对律师们也进行考评,这就可以了。

綦彦臣:《国风十八讲》(12):缠绵往事——睹物思人多伤感

12.1成熟男人的隐秘

在成熟男人的记忆里总有一块不时常被触动的地方,那是关于恋爱的故事。男人不像女人靠回忆支撑住生活的一角,所以,那种记忆更像被大雪困在某个地方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时的遭遇,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泛出一片淡蓝。

那是诗般的幻觉,那是梦般的诗意。

某年月日,他被热情的女子所约,要到一片茂密的杨林中娓娓而叙。春秋时的陈国都城外,就有这么一个细节;到了北宋,这个细节又出现在著名文人欧阳修的笔下。如果不是《陈风·东门之杨》,欧阳修断然写不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传世佳句。《东门之杨》一诗说:

    东门白杨多挺拔,

    叶儿茂盛沙沙响。

    约好黄昏幽会,

    耐等星儿东上。(12:5-1)

    东门白杨伟岸,

    叶子低声咏叹。

    情人相约黄昏后,

    星儿灿烂我心欢。(12:5-2)

当春秋的星儿变成宋朝的月亮时,欧阳修就写下了《生查子》一词,其词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是一首记忆重叠的好词,历史的记忆成为欧阳修文学功力的一部分,星光下的“情人相约黄昏后”变成了月色中“人约黄昏后”。这样的历史记忆是由于文人们各自的偏好形成的,比方说苏轼选择了与欧阳修不同的记忆,更愿将“在水一方”换成“在天一方”。另一种记忆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它具有“共同记忆”特征,但本质上还是“很私人的”。欧阳修把去年的约会变成了今日的惋惜,因为今年已是“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的情状了。

我们今日的记忆也是有选择性的,因为有春秋陈国诗人的星儿与北宋欧阳修的月亮,我们差点忽略了唐代崔护的“人面桃花”。现在看来,大概是因为崔护《题都城南庄》一诗游览之兴浓而约会之意少的缘故。

这是一个关于分类的学问,是统计学专家的事情。我们不去碰它。

但是不管是黄昏的星月还是明媚春光下的桃花,都与情色记忆有关。崔护去年时看到人面如桃花之艳的佳人丽容,而今年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迎风”。

不见伊人,确实会带来深深的惆怅,如果唐朝的桃花与北宋的黄昏深藏于“私人记忆”该有多好,而且现实即今天许许多多成熟男人的隐秘世界大多会有这么一束桃花或一掬月光。是他们不善表达还是不愿表达?大概是后者吧。然而,如果唐朝的桃花与北宋的黄昏都不曾出现在纸上,成为一种属于历史的共同记忆,那么今天的我们怎么会分享古人情怀的机会呢?

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呀!?

在这个不为人注意也不是“历史公案”的矛盾之外,崔欧之辈实际上选择了更加“文明”的记忆。他们将性记忆隐藏起来,让我们不得不跟从他们的“舆论导向”。好在,诗经产生的先民时代里早有诗人给我们打下了“伏笔”,如《齐风·东方之日》所云:

    朝日出东方,

    那个女子好美丽,

    就在我的卧房里。

    在我卧房呀,

    悄悄与我行云雨。(8:4-1)

    月在东方白呀,

    那个女子好漂亮,

    离经院门旁。

    送到院门旁呀,

    悄悄分手爱永长。(8:4-2)

关于这首诗,经典的诗经学解释文本《毛诗序》说是“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对于这种政治化解释,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因为这明明是诗人对自己大胆幽会的一种事后追述即美好的回忆。称其“大胆”,是因为他们的幽会已不是《鄘风·桑中》与《陈风·东门之杨》的经典模式,而一变为室中的云雨,从而它又印证了《郑风·风雨》所述幽会场所的非偶然性。但是,古代的诗经学家们却不管什么幽会场所变化的考证,只是如何对《毛诗序》那样的正典进行“锦上添花”也即画蛇添足的诠释,如明代金石学家、藏书家朱谋玮(系皇室远支)在其解释诗经的专著《诗故》中说,《东门之杨》是国君与大大之妻私通的宛转记录。更有甚者,如清代考据家(还是位数学家)牟庭在其诗经学专著《诗切》中竟然说,这是一首讽刺处世与为政失礼行的诗篇,即“刺不亲迎”。

明清两代成就的学者还如此牵强附会,把诗经中幽幽的人性清香全给污染。本该“美人赠我金锗刀”,他们偏要搞成“美人赠我蒙汗药”。殊为可笑。

12.2有衣如无衣

人的一生中往往会有感情出轨的时候,而不管你是否付诸“实际行动”。但是,在感情世界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夫妻之间在“视觉疲劳”之外更有价值的感情却是在一方亡故以后未亡者的思念。

“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这句名言不仅仅适合于青年时代的感情经历,也不只是中年的成熟体验,而更适合于老年人孤单一人时的内心世界。很可惜,这个现象时至今日仍未被心理学家们所重视。我们无意置喙于心理学家的食槽,还是从诗经为自己找依据吧。纵观国风暨整个诗经,悼亡之作有三首,《邶风·绿衣》、《唐风·无衣》与《葛生》,其中《绿衣》与《无衣》均为男人悼念女人的作品无疑。

按诗经各国风产生的约略顺序论,邶风早于唐风,因此《绿衣》一诗当是中国悼亡文学的开山之作。诗曰:

    一袭绿色衣,

    衬有黄衣里。

    心中有忧思,

    此忧何时止!(3:2-1)

    一袭绿上衣,

    配有黄下裳。

    心中颇伤感,

    此感无法忘。(3:2-2)

    目睹绿丝线,

    贤妻巧缝织。

    今日人已亡,

    谁谏我过失。(3:2-3)

从面前的一袭绿色上衣到与其相配的黄色下裳,再回到绿衣的针线上,心理活动可谓细腻,这在以朴直为特重的诗经中是少见之作。由于如此细腻,以至于后世诗经学家们认为它是女人所作,如朱熹认为这是卫庄公的贤妻庄姜的自叹之作,即庄公被宠妾所迷惑而冷淡了庄姜的比喻。这样的牵强附会自然来自于《毛诗序》的影响,所谓“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云云。对于另一首悼亡诗《唐风·无衣》,毛诗与朱熹的说法亦是往政治方面附会,此处自不必再叙。《无衣》比《绿衣》写得简短,更注重由身体感觉所产生的情绪:

    难道我没衣服穿?

    尚有七件。

    每件不如你亲缝,

    舒合身段。(10:9-1)

    谁说我已没衣服?

    尚有六套。

    每套都不如你所做,

    温暖又轻巧。(10:9-2)

没经过丧妻之痛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绿衣》和《无衣》中两位男人睹物思人的伤感,但是我们仍能看到人类联想力的微妙性。一个男人面对一件一贯钟爱的绿衣,而今已舍不得再穿,因为给他做衣服的伴侣已亡,如果衣服破了,就不会有合心的人给缝补或重做一件新的。由此,他想到了亡妻。或许他如今天很平常的朴实农民,对窗外的妻子喊一声:“当家的,我这件衣服该洗了!”但是呢,当他习惯性地发布完命令之后,却猛然想到执行他的命令的“当家的”已经与他两世为人。面对此衣,他只有呆呆地发愣,许多往事涌向心头。此时的他已经颓坐在土炕上,两眼对着双脚,两行热泪流出眼眶,热泪变凉滴在了脚面上。

另一个男人也许比面对绿衣的人“心硬”一些,他的衣橱里还六七件衣服,甚或在妻子亡故后他得到更多的生活关怀。但是,他是一位具有浓重恋旧心理的男人,面对亡妻生前给做的衣服已穿破的情景,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衣服可穿!

有衣如无衣,这种感觉绝非一日而生,他对亡妻长久的思念已经不再用眼泪表达,代之一声粗重而简短的叹息:“唉!”

12.3归你身边相伴

活着的人终究要死。死去的人可以长眠地下,活着的人则要每每垂泪对绿衣,如果绿衣带不来如后世李隆基那样的“忽闻海上有仙山”似的幻觉,就不如一个人到墓地上去与长眠者进行心灵对话。《唐风·葛生》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酸枣树被葛藤压,

    蔹草覆盖坟地。

    我心爱的人葬在此处,

    谁能陪你地下休息?(10:11-2)

比之于《绿衣》与《无衣》说话者的男性身份,《葛生》并没有说明悼亡者的性别,但这并不妨碍后世读者随着诗中的叙述而被它缠绵的哀思所吸引,生出同情来。诗将冬夏两季强烈的气候差异纳入其中,给人产生更强烈的变化感觉,从此寒暑易节乃至秋冬渐变成了我们文明中的“怀念因素”:

    夏天烈日,

    冬季苦寒。

    我有百年之后,

    归你身边相伴。(10:12-4)

如此彻天之悲反倒使人觉得这不是一个活人对一个死人的叨叨絮语,反倒更像悼亡人被推拒在门外而产生的忧怨。期盼走入生死两世之门,成了悼亡者的一个切切心思。它所带来的后世影响绝不亚于奔放的情色话语,或者说粉红的情色话语中有了缠绵悼亡的淡蓝,使诗经更具有人性化色调。纵观后世,悼亡之作又无不带有“两衣之风”与“《葛生》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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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隔绝之后

    图解:现实生活中的“孤独细节”往往引起艺术家们的注意,孤独感逐渐扩大化为“广义的悼亡”。

    图源:清代画家改琦《晓寒图》(局部)

西晋的潘岳(247-300)《悼亡诗》中有云:“抚衿长叹息,不觉泪沾胸。沾胸安能己,悲怀从中起。”正然是“两衣之风”吹起的思绪。

唐代元稹(779-831)在《离思五首》之四中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此中的花丛之说正然是“《葛生》痕迹”。

按二人的“人生中值”算,相隔五百三十余年,其悼亡思绪如一脉相承,诗经的影响呼之欲出。应当说,潘晋二人作为时代著名文人与政客,个人政治品质都不算好。潘岳投靠权臣贾谧,与石崇、陆机等为贾氏集团的“二十四友”,并且他主导了皇后贾南风陷害司马氏皇位继承人司马遹(即愍怀太子)的政治阴谋。此事被后世视为人品与文品不统一的重要案例,如元代的元好问讽刺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安仁,是潘岳的字。拜路尘,则说他为谄事贾谧,竟向贾谧车队过后的尘土行垂首之礼。但是把潘岳的个人品行放到魏晋时代体制内文人几乎全部没有节操的背景中去看,倒也情有可原。对于爱情的忠贞不二,又可弥补他的政治品格方面的缺陷。他十二岁与妻子订婚,到二十九岁结婚,其间十七年不曾变心。要知道潘岳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绝世美男之一,在当时他的车子行车路上,争睹他相貌、羡慕其文采的女子们是要往他的车子上投水果的,以示“粉丝”之情。

潘岳怀念亡妻绝不是矫情而作,因为无论是他在十七年的漫长等待中还是在婚后的夫妻生活中,他均对妻子一往情深。他在十九岁时,曾有《内顾诗》道:“驰情恋朱颜,寸阴过盈尺。夜愁极清晨,朝悲终日夕。”

对于元稹的政治品格,我们无须多占篇幅。他作为唐代后期的从政者一方面交结宦官排斥政敌,又一方面被另外一帮政敌所诬陷,在宰相之位干了一年,被赶下台。

在元稹之后二百三十多年,作为悼亡作品的文学大家苏轼则没有潘元二的政治品格瑕疵,尽管他也深深地卷入文人党争。他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梦记》,不仅在艺术水平与表达境界上超过了潘元二人,而且把“《葛衣》痕迹”浓重地复现在中华文明的长轴画卷上。他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不相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如说我们羡慕潘岳爱情美满的话,那就更该同情苏轼的梦境犹凄凉。一个失去爱妻的人,连往坟上看一眼的机会都不易得到,实在是让人不敢想象时代生活的残酷!“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是何等地荒诞,而正是荒诞本身才构成了时代本质之一部分。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考证苏轼在入梦之前是否读了诗经,也不知道是否忽然吟起潘元二人的名篇。就人文怀情而论,我们似乎也没必要陷入考据癖当中,因为毕竟老先生还有他的梦。

我们浩浩汤汤的现代生活中还有如此真切动人的梦么?

几乎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余 杰: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世界公园划为访民专用区

日前,香港传媒报道了中国当局即将调整「上访」政策:在奥运日渐迫近之际,北京市继续加大奥运安全防范力度,除近日出台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安全措施外,为应对各地进京告状的上访请愿者,当局计划改变以往强制遣返的方式,将近郊丰台区的「世界公园」划为全封闭式的访民专用区,并於七月开始将全市的上访者迁入。据悉,此一做法将仿效英国「海德公园」模式,访民可在「世界公园」内举行演讲、抗议及示威等活动,以彰显当局「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同时又避免干扰奥运会。

长期以来,由於法治不彰,腐败不止,普通百姓的基本人权缺乏保障,全国各地的冤案错案多如牛毛。这些冤案错案一般都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获得公正的解决.於是,各地民众纷纷到京上访,此一「破釜沉舟」之举,来自两千年来中国百姓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告御状」的政治传统.多年来,国家信访局、高法、高检、公安部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均成为上访人员比较集中的区域。如果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去描述关於中国现实的真相,到这些地方去与访民们推心置腹地谈几天,便可以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每一个访民的背后都有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惨故事。所以,今天的中国并不缺少作家的想像力,中国社会的黑暗与邪恶,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像力。

对上访群体的强硬政策

中共当局一直对上访群体採取堵截与遣返的强硬政策,尤其不能让访民出现在一些「面子区域」。为防止大量上访民众前往天安门、中南海、中央领导人住宅、外国驻华使馆区及奥运场馆(俗称「四+一地区」)上访,影响高大全的「国家形象」,中央命令各省派警力到北京,配合北京警方的截访工作。由於上访人群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只能讲方言,北京警察听不懂,沟通和处理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地方便不断派警察到北京执行此种特殊任务。中央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如果在「四+一地区」出现上访民众,属於哪个省的就追究该省的责任,上访人数也纳入到对官员考核的项目之中。

地方官员将官位看得重於一切,自然不愿因为访民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前程。於是,「截访」成为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各地的「驻京办事处」都会出动大批人员在「四+一地区」堵截访民,然后带回驻京办,遣返回乡.驻京办不仅成为地方官员贿赂上级的渠道,更成为地方当局抓捕和遣返访民的「合法机关」。此前曾经有多家西方媒体披露,在许多省市地区的驻京办之内,设置有可怕的铁笼、地牢等,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前提下,将大量上访人员囚禁多日。被囚禁者在其中过着猪狗不如的黑暗生活,其中被连带拘禁的还有若干未成年人。这些地方比当局昔日为掀起阶级斗争而大肆渲染的西藏关押农奴的地牢以及四川刘文彩地主庄园中的水牢来,更为残酷。

访民在公园内可「抗议示威」

也许,长期的围堵和高压政策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随着吏治越来越败坏,访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奥运会开幕在即,上访问题根本无法在奥运会之前给予「彻底解决」。当局遂决定改弦易辙,转而以相对怀柔的方式处理此问题.与大禹治水一样,「疏」优於「堵」也。「世界公园方案」便应运而生了:北京世界公园位於丰台区西南丰葆路,佔地六点七公顷,公园内汇集近五十个国家、一百零九处人文自然景观,大部分景物按一比十的比例进行缩建,是亚洲最大的大比例微缩景观主题公园之一。但是,世界公园在一九九三年正式开园之后,一直经营不善,游客稀少,及至今日,已经接近荒芜。於是,有关部门突然想到,此处可以「废物利用」。据说,在奥运会期间,访民可在世界公园内的指定区域进行演讲、抗议及示威等活动,有关部门还将为其提供食物和饮水。有关人士宣称,如果世界公园真的变成「海德公园」,将是可以载入中国人权白皮书的一个傲人成就。

我和教会的教友曾经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探访,并购置了一些食品、日用品和衣物送给村中的访民。我还听说有韩国的教会长期给上访村送去馒头和稀粥。那里确实是一处「城市里的村庄」,一处被「崛起的中国」遗忘的地方。那里处处是歪歪斜斜的棚户、污水横流的沟渠,苍蝇蚊虫聚集的垃圾堆,以及衣衫褴褛的人群。作为一名陌生的外来客,你一下子便会被人们包围起来,如果你又恰好戴着一副眼镜,人们便很容易将你当作微服私访的「包青天」,充满希望地将他们的各种伸冤材料塞到你手中。这也是我在上访村中的亲身经历,我对这些同胞的悲惨处境无能为力并深感内疚。但是,即便是去上访村探访和赠送食品、日用品及衣物,都是让当局嫉恨的行动。那次我们的行动虽然成功了,但事后许多参与者受到了警告和恐吓。秘密警察们不能理解这种同胞之爱,他们抱着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认为我们「资助访民」的目的是「收买人心」和「搞破坏」。

警察们一般都把守在村落的入口处,他们的职责是拦截那些试图进入上访村中访问的外国记者。他们一看到来了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便围上去检查证件,并立即将其带离此区域,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也。以警察的知识结构,他们根本不可能思考此种「家丑」是如何形成的;以警察的职业素养,他们也完全不可能对访民们悲惨的人生经历产生丝毫的怜悯。虽然在奥运会之前,中共当局早已承诺外国记者在中国拥有採访自由,但上访村显然不包括在其中,上访村的村民仍然属於「不可接触的人」,如同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一般。

纳粹集中营的延续

访民们在上访村中的生活并不安全。当局每年都会发起好几次对上访村的大规模「围剿」。「围剿」一般都发生在两会、国庆这些「喜庆的日子」里.数千名军警和政府工作人员闯入上访村,拆除房屋,关闭水电,驱赶人员.在这些日子里,「几家欢乐几家愁」,访民们被驱赶出临时栖居的「家园」,流落到北京周边和河北的县城及乡村里,等待奴隶主们开完盛大的派对之后,再次返回上访村。所以,坚韧的访民如同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缺衣少食、臭气熏天的上访村到绿草如茵、金碧辉煌的世界公园,数千访民的日子彷彿从地狱提升到了天堂。那么,世界公园真的是他们的天堂吗?首先,从上访村迁移到世界公园,访民们有选择的自由吗?如果当局採取强制的方式,将所有访民都像牲口一样驱赶到世界公园,访民的人权与自由何在?即便世界公园里面有吃有喝,但访民到北京上访,显然不是求自己有一碗饭吃,而是各自有具体的诉求,要求冤案的纠正,要求正义的伸张。从上访村到世界公园,只是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其次,如果访民进入了世界公园,他们还可以自由地出来吗?按照中共的统治习惯,这些访民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虽然不能像毛泽东时代消灭地富反坏右那样集体消灭之,但採取此种「集中豢养」的方式,登记造册,严密管理,或许这正是「请君入甕」的阴谋.如果「进得去、出不来」,那么居住其中的访民们岂不成了没有犯罪、没有审判的囚徒,那么世界公园岂不成了纳粹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的延续?

再其次,居住了访民的世界公园既然有志於成为中国版的「海德公园」,是否可以保持「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外记者和各阶层的人士都可以随时到其中观摩、採访,各法律援助组织和慈善机构都可以介入此居住地的建设?如果访民可以独立组建他们的自治组织,该自治组织的权利和诉求是否可以受到当局的尊重?倘若如此,世界公园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中国民主的试验田,访民们则成为首先享受到民主自由的一群中国人,这也算是对他们早年悲惨遭遇的一种补偿。但是,我对此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抱乐观的期望。在世界公园的访民居住区正式建成之后,我倒是希望有机会去探访.这样的判断是很容易作出的:如果中国普通公民不能进入此处,如果外国记者不能进入此处,那么此处就是一个变相的监狱.

活生生的动物庄园

与其说世界公园有可能成为海德公园,不如说它更像动物庄园.因为它之所以诞生,是为了确保奥运会的举办.换言之,一场体育比赛比千千万万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更重要。访民在这个国度里从来没有被当作公民来对待,在上访村里是如此,在收容站里是如此,在世界公园里也是如此。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不仅访民被当作牲口一样驱使,工农大众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中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庄园.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一书中,早已预见到了共产专制制度下民众的可悲的生存状态.奥威尔在为此书的乌克兰文版所撰写的序言中,生动地描述了创作此篇故事的真正的灵感火花:「我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顺着一条小路赶一架很大的马车,那匹马一想转弯,他就用鞭子抽。我突然想到,万一这种牲畜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将无力制服它们,而人们使用牲畜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富人剥削无产者一样。」这一描写正是中国访民和大部分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写照。

──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家中

昝爱宗:且说错人民币和坏身份证

人民币有错,身份证是坏身份证,都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一旦有所堕落,就不仅仅是国家形象受损,国家添了丑闻,而且还让民众为之蒙羞。

看刚刚发行的奥运会10元钞票,正在流通,却突然可以买卖了。国法规定不能买卖人民币,我却没见中央银行叫停,也没有见公安查处,为什么?

再说,你公安不查就算了,但也不能把人民币弄错啊,你看那画面上意味着五谷丰顺的天坛,顶尖被削掉在下面,天坛顶压鸟巢下,成何体统?这样以来天不就是倒过来啦?国家不要尊严,政府不听民意,难道只有民众愿意蒙羞吗?

据7月1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奥运纪念钞在设计上出现瑕疵,在一张完整的纪念钞上,图案天坛的尖顶不在上方,而是与坛身断开,出现在下方。天坛的坛顶出现在奥运鸟巢图案的下边。只有在双连张的纪念钞中,外界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天坛尖顶。甚至还有所谓专业人士打圆场说,”天坛”的坛顶出现在奥运鸟巢图案的下边,只是设计者的一种在美学上的考虑,而不是常识性的错误。我想看过”文革”时期资料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被打到者成为”反对派”,名字必须倒着写。当时的社会常识被颠倒,为了政治正确只得倒着写”走资派”的名字,而现在我们的时代以常识为贵,你设计者把天坛的顶都给设计错了,此错何美之有?把错误当笑话看,把庄严当作儿戏,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没有记性,也是再次让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受损,让民众蒙羞。

说完人民币的错误,再说现在通行的第二代身份证是坏身份证,一个人的信息资料以往都是同一页面上,现在好了,一面有一些,另外一面也有一些,身份证是常用的法定证件,一个人无论是取钱还是汇款,开店还是住旅社等等,几乎每人每年都要复印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可身份证到了第二代,复印时就要以倍计数了,以往复印假如一年需要100张,现在就要200张,不想浪费也得浪费,谁让当初的设计者、当初的决策者就这样轻易ok了呢。

但我不得不说,这帮设计者聪明过度,有点猪鼻子插根葱——装大象了,政府行为即国家行为,代表着全民的利益,可你们为什么不征求民意呢?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眼睛必然不是雪亮而是近视的,如果当初决策部门征求专家、学者、民众代表的意见,还会轻易犯错人民币、坏身份证这样不可饶恕的过错吗?

都说人民政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关键的时候,宁愿犯错,也不愿意相信人民,这也是国家行为表现堕落、人民因国家堕落而蒙羞的原因。国家的主权不在民,而在官,这也是人民对错人民币、坏身份证失望的原因。假如把这600万张错误的人民币收回重印、把上亿张的第二代收回重新设计,我想其损失也没有将错就错更为严重。决策者们,该清醒了,既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们就不要太自作聪明、自作主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