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成熟男人的隐秘
在成熟男人的记忆里总有一块不时常被触动的地方，那是关于恋爱的故事。男人不像女人靠回忆支撑住生活的一角，所以，那种记忆更像被大雪困在某个地方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时的遭遇，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泛出一片淡蓝。
那是诗般的幻觉，那是梦般的诗意。
某年月日，他被热情的女子所约，要到一片茂密的杨林中娓娓而叙。春秋时的陈国都城外，就有这么一个细节；到了北宋，这个细节又出现在著名文人欧阳修的笔下。如果不是《陈风·东门之杨》，欧阳修断然写不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传世佳句。《东门之杨》一诗说：
东门白杨多挺拔，
叶儿茂盛沙沙响。
约好黄昏幽会，
耐等星儿东上。（12：5-1）
东门白杨伟岸，
叶子低声咏叹。
情人相约黄昏后，
星儿灿烂我心欢。（12：5-2）
当春秋的星儿变成宋朝的月亮时，欧阳修就写下了《生查子》一词，其词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是一首记忆重叠的好词，历史的记忆成为欧阳修文学功力的一部分，星光下的“情人相约黄昏后”变成了月色中“人约黄昏后”。这样的历史记忆是由于文人们各自的偏好形成的，比方说苏轼选择了与欧阳修不同的记忆，更愿将“在水一方”换成“在天一方”。另一种记忆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它具有“共同记忆”特征，但本质上还是“很私人的”。欧阳修把去年的约会变成了今日的惋惜，因为今年已是“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的情状了。
我们今日的记忆也是有选择性的，因为有春秋陈国诗人的星儿与北宋欧阳修的月亮，我们差点忽略了唐代崔护的“人面桃花”。现在看来，大概是因为崔护《题都城南庄》一诗游览之兴浓而约会之意少的缘故。
这是一个关于分类的学问，是统计学专家的事情。我们不去碰它。
但是不管是黄昏的星月还是明媚春光下的桃花，都与情色记忆有关。崔护去年时看到人面如桃花之艳的佳人丽容，而今年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迎风”。
不见伊人，确实会带来深深的惆怅，如果唐朝的桃花与北宋的黄昏深藏于“私人记忆”该有多好，而且现实即今天许许多多成熟男人的隐秘世界大多会有这么一束桃花或一掬月光。是他们不善表达还是不愿表达？大概是后者吧。然而，如果唐朝的桃花与北宋的黄昏都不曾出现在纸上，成为一种属于历史的共同记忆，那么今天的我们怎么会分享古人情怀的机会呢？
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呀！？
在这个不为人注意也不是“历史公案”的矛盾之外，崔欧之辈实际上选择了更加“文明”的记忆。他们将性记忆隐藏起来，让我们不得不跟从他们的“舆论导向”。好在，诗经产生的先民时代里早有诗人给我们打下了“伏笔”，如《齐风·东方之日》所云：
朝日出东方，
那个女子好美丽，
就在我的卧房里。
在我卧房呀，
悄悄与我行云雨。（8：4-1）
月在东方白呀，
那个女子好漂亮，
离经院门旁。
送到院门旁呀，
悄悄分手爱永长。（8：4-2）
关于这首诗，经典的诗经学解释文本《毛诗序》说是“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对于这种政治化解释，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因为这明明是诗人对自己大胆幽会的一种事后追述即美好的回忆。称其“大胆”，是因为他们的幽会已不是《鄘风·桑中》与《陈风·东门之杨》的经典模式，而一变为室中的云雨，从而它又印证了《郑风·风雨》所述幽会场所的非偶然性。但是，古代的诗经学家们却不管什么幽会场所变化的考证，只是如何对《毛诗序》那样的正典进行“锦上添花”也即画蛇添足的诠释，如明代金石学家、藏书家朱谋玮（系皇室远支）在其解释诗经的专著《诗故》中说，《东门之杨》是国君与大大之妻私通的宛转记录。更有甚者，如清代考据家（还是位数学家）牟庭在其诗经学专著《诗切》中竟然说，这是一首讽刺处世与为政失礼行的诗篇，即“刺不亲迎”。
明清两代成就的学者还如此牵强附会，把诗经中幽幽的人性清香全给污染。本该“美人赠我金锗刀”，他们偏要搞成“美人赠我蒙汗药”。殊为可笑。
12．2有衣如无衣
人的一生中往往会有感情出轨的时候，而不管你是否付诸“实际行动”。但是，在感情世界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夫妻之间在“视觉疲劳”之外更有价值的感情却是在一方亡故以后未亡者的思念。
“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这句名言不仅仅适合于青年时代的感情经历，也不只是中年的成熟体验，而更适合于老年人孤单一人时的内心世界。很可惜，这个现象时至今日仍未被心理学家们所重视。我们无意置喙于心理学家的食槽，还是从诗经为自己找依据吧。纵观国风暨整个诗经，悼亡之作有三首，《邶风·绿衣》、《唐风·无衣》与《葛生》，其中《绿衣》与《无衣》均为男人悼念女人的作品无疑。
按诗经各国风产生的约略顺序论，邶风早于唐风，因此《绿衣》一诗当是中国悼亡文学的开山之作。诗曰：
一袭绿色衣，
衬有黄衣里。
心中有忧思，
此忧何时止！（3：2-1）
一袭绿上衣，
配有黄下裳。
心中颇伤感，
此感无法忘。（3：2-2）
目睹绿丝线，
贤妻巧缝织。
今日人已亡，
谁谏我过失。（3：2-3）
从面前的一袭绿色上衣到与其相配的黄色下裳，再回到绿衣的针线上，心理活动可谓细腻，这在以朴直为特重的诗经中是少见之作。由于如此细腻，以至于后世诗经学家们认为它是女人所作，如朱熹认为这是卫庄公的贤妻庄姜的自叹之作，即庄公被宠妾所迷惑而冷淡了庄姜的比喻。这样的牵强附会自然来自于《毛诗序》的影响，所谓“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云云。对于另一首悼亡诗《唐风·无衣》，毛诗与朱熹的说法亦是往政治方面附会，此处自不必再叙。《无衣》比《绿衣》写得简短，更注重由身体感觉所产生的情绪：
难道我没衣服穿？
尚有七件。
每件不如你亲缝，
舒合身段。（10：9-1）
谁说我已没衣服？
尚有六套。
每套都不如你所做，
温暖又轻巧。（10：9-2）
没经过丧妻之痛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绿衣》和《无衣》中两位男人睹物思人的伤感，但是我们仍能看到人类联想力的微妙性。一个男人面对一件一贯钟爱的绿衣，而今已舍不得再穿，因为给他做衣服的伴侣已亡，如果衣服破了，就不会有合心的人给缝补或重做一件新的。由此，他想到了亡妻。或许他如今天很平常的朴实农民，对窗外的妻子喊一声：“当家的，我这件衣服该洗了！”但是呢，当他习惯性地发布完命令之后，却猛然想到执行他的命令的“当家的”已经与他两世为人。面对此衣，他只有呆呆地发愣，许多往事涌向心头。此时的他已经颓坐在土炕上，两眼对着双脚，两行热泪流出眼眶，热泪变凉滴在了脚面上。
另一个男人也许比面对绿衣的人“心硬”一些，他的衣橱里还六七件衣服，甚或在妻子亡故后他得到更多的生活关怀。但是，他是一位具有浓重恋旧心理的男人，面对亡妻生前给做的衣服已穿破的情景，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衣服可穿！
有衣如无衣，这种感觉绝非一日而生，他对亡妻长久的思念已经不再用眼泪表达，代之一声粗重而简短的叹息：“唉！”
12．3归你身边相伴
活着的人终究要死。死去的人可以长眠地下，活着的人则要每每垂泪对绿衣，如果绿衣带不来如后世李隆基那样的“忽闻海上有仙山”似的幻觉，就不如一个人到墓地上去与长眠者进行心灵对话。《唐风·葛生》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酸枣树被葛藤压，
蔹草覆盖坟地。
我心爱的人葬在此处，
谁能陪你地下休息？（10：11-2）
比之于《绿衣》与《无衣》说话者的男性身份，《葛生》并没有说明悼亡者的性别，但这并不妨碍后世读者随着诗中的叙述而被它缠绵的哀思所吸引，生出同情来。诗将冬夏两季强烈的气候差异纳入其中，给人产生更强烈的变化感觉，从此寒暑易节乃至秋冬渐变成了我们文明中的“怀念因素”：
夏天烈日，
冬季苦寒。
我有百年之后，
归你身边相伴。（10：12-4）
如此彻天之悲反倒使人觉得这不是一个活人对一个死人的叨叨絮语，反倒更像悼亡人被推拒在门外而产生的忧怨。期盼走入生死两世之门，成了悼亡者的一个切切心思。它所带来的后世影响绝不亚于奔放的情色话语，或者说粉红的情色话语中有了缠绵悼亡的淡蓝，使诗经更具有人性化色调。纵观后世，悼亡之作又无不带有“两衣之风”与“《葛生》痕迹”。
图12：隔绝之后
图解：现实生活中的“孤独细节”往往引起艺术家们的注意，孤独感逐渐扩大化为“广义的悼亡”。
图源：清代画家改琦《晓寒图》（局部）
西晋的潘岳（247-300）《悼亡诗》中有云：“抚衿长叹息，不觉泪沾胸。沾胸安能己，悲怀从中起。”正然是“两衣之风”吹起的思绪。
唐代元稹（779-831）在《离思五首》之四中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此中的花丛之说正然是“《葛生》痕迹”。
按二人的“人生中值”算，相隔五百三十余年，其悼亡思绪如一脉相承，诗经的影响呼之欲出。应当说，潘晋二人作为时代著名文人与政客，个人政治品质都不算好。潘岳投靠权臣贾谧，与石崇、陆机等为贾氏集团的“二十四友”，并且他主导了皇后贾南风陷害司马氏皇位继承人司马遹（即愍怀太子）的政治阴谋。此事被后世视为人品与文品不统一的重要案例，如元代的元好问讽刺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安仁，是潘岳的字。拜路尘，则说他为谄事贾谧，竟向贾谧车队过后的尘土行垂首之礼。但是把潘岳的个人品行放到魏晋时代体制内文人几乎全部没有节操的背景中去看，倒也情有可原。对于爱情的忠贞不二，又可弥补他的政治品格方面的缺陷。他十二岁与妻子订婚，到二十九岁结婚，其间十七年不曾变心。要知道潘岳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绝世美男之一，在当时他的车子行车路上，争睹他相貌、羡慕其文采的女子们是要往他的车子上投水果的，以示“粉丝”之情。
潘岳怀念亡妻绝不是矫情而作，因为无论是他在十七年的漫长等待中还是在婚后的夫妻生活中，他均对妻子一往情深。他在十九岁时，曾有《内顾诗》道：“驰情恋朱颜，寸阴过盈尺。夜愁极清晨，朝悲终日夕。”
对于元稹的政治品格，我们无须多占篇幅。他作为唐代后期的从政者一方面交结宦官排斥政敌，又一方面被另外一帮政敌所诬陷，在宰相之位干了一年，被赶下台。
在元稹之后二百三十多年，作为悼亡作品的文学大家苏轼则没有潘元二的政治品格瑕疵，尽管他也深深地卷入文人党争。他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梦记》，不仅在艺术水平与表达境界上超过了潘元二人，而且把“《葛衣》痕迹”浓重地复现在中华文明的长轴画卷上。他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不相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如说我们羡慕潘岳爱情美满的话，那就更该同情苏轼的梦境犹凄凉。一个失去爱妻的人，连往坟上看一眼的机会都不易得到，实在是让人不敢想象时代生活的残酷！“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是何等地荒诞，而正是荒诞本身才构成了时代本质之一部分。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考证苏轼在入梦之前是否读了诗经，也不知道是否忽然吟起潘元二人的名篇。就人文怀情而论，我们似乎也没必要陷入考据癖当中，因为毕竟老先生还有他的梦。
我们浩浩汤汤的现代生活中还有如此真切动人的梦么？
几乎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