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2008年度自由写作奖启动评选的公告

（2008年7月10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自2002年起创设并颁发自由写作奖。现本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1名（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2008年度本奖项奖金为3000美元。

二，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精神，具有突出表现和创作实绩的中文作家个人或群落。

三，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个人及民间文化机构团体，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获选理由。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即有效。

四， 本奖项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自由写作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余世存、杨炼、马建、王一梁。

七， 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2008年7月11日晨0时起，至9月10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组），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者。

十，独立中文笔会将于9月底以前公布本年度自由写作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受奖。

十一， 本年度为第6届自由写作奖评选，前5届获奖者分别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和廖亦武。

胡适与鲁迅，注定是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在20世纪前半叶复杂的的历史坐标上，他们早已被符号化，邵建先生是个认真的人，他从小接触鲁迅、受鲁迅过滋养的，进入中年却成了坚决的“胡党”，以“拥胡反鲁”的立场知名于世，他的这本书《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最能够代表他的性情、文风、学术取向，这是一本思想史著作，从思想史的维度对鲁迅与胡适进行比较，并对鲁迅有许多犀利的毫不客气的批判，而世人眼里的鲁迅更多的是文学史中的鲁迅，难免会对作者的这一价值立场产生误解。生活中的邵建，在精神气质上其实更接近鲁迅，而不是胡适，虽然他自己努力向胡适学习，向胡适靠拢。就是这本书的论述风格，我们也不难发现，推着整个著述往前的是一股“气”，是一种内在的激情，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作者缺乏理性，缺乏逻辑，恰恰相反，作者有很好的文本解读能力，分析很细致，而且处处讲究证据，写法也很讲究，技术上几乎无懈可击，但是，我仍然从中读出了那种言外的不平之气，作者的真性情还是在其中毕露无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做翻案文章的用心。惯于和各种各样的文人论敌打笔战的鲁迅，终于在他身后遇到了一个不好应付的对手。

我曾读过许多鲁迅的论战对手当年的文字，他们的文字在鲁迅的凌厉攻势面前，常常不堪一击。我也读过后来去了台湾的女作家苏雪林写的那本书《我论鲁迅》，通篇都是对鲁迅的不敬，但是从头到尾读下来，也找不出多少有分量的足以击倒鲁迅的事实依据。鲁迅生前论敌似乎遍于国中，却仿佛常胜将军，这是我们这些吃着鲁迅偏饭成长起来的人，从教科书中得出的一个模糊印象。历史的事实是，包括胡适在内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意与鲁迅对阵，不愿意选择与鲁迅交锋的姿态。在一个天下未定于一尊的时代，他们能包容鲁迅，包容一个住在上海租界坚持社会批判的鲁迅。这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常常被忽略了，就是像胡适这样的人，是不愿挺身回应鲁迅，在这方面浪费笔墨的，这有周策纵的回忆可证，到晚年，鲁迅去世多年，胡适说过鲁迅是自己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正面批评他也好，侧面讽刺他、挖苦他也罢，他都一概不回应，不仅如此，当他的学生苏雪林在鲁迅身后写信抨击鲁迅时，他还给了她很重的批评。

对于鲁迅，单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是不够的，鲁迅更是属于文学史的，他的审美探索，他对人性的洞察，他极富概括力的那些人物形象，他的独一无二的汉语表达方式，这些都令人产生敬意。如果能把鲁迅和胡适放在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在他们的文本之外，从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中国动荡历史的关系，来看待这两个人物的选择，他们的影响，可能我们会获得许多新的感受。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对国民党的历史，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等等都没有获得可靠的事实，就轻易下了判断，这样的判断与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会相去甚远。即使只将他放在思想史上来审视，光是停留在文本解读，恐怕也会显得简单了些，比如说鲁迅晚年的向“左”，但鲁迅晚年的朋友李霁野回忆，他去世前，曾对延安来的冯雪峰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1934年4月30日，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鲁迅全集》第12卷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97页）。这和他对苏联的向往，对左翼的热情几乎是矛盾的。我有个隐约的感觉，作者在论述胡适时明显要比涉及鲁迅时来得从容，来得自然，一提到鲁迅，作者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不满的感情。这种不经意的情感影响了作者对鲁迅更客观、更冷静、更好的论述。

在胡适与鲁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两种不同的精神资源，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当年胡适可以容得下鲁迅，我相信今天热爱胡适的人们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也不会容不下鲁迅。与研究和崇拜鲁迅的一些人不容易质疑鲁迅、批评鲁迅不同，研究胡适、热爱胡适的人应该能容纳鲁迅，包括他的缺陷、他的瑕疵。在鲁迅和胡适之间，说到底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读鲁迅的同时不妨读胡适，喜欢胡适的同时，也不妨继续喜欢鲁迅。我非常欣赏作者对胡适的态度，并不因为心仪胡适而一叶遮目，对胡适的缺点视而不见，不愿正视，而是照样的给予客观的评判。这是胡适能认可的态度。有人批评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只是“教条自由主义”，而在胡适那里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生活，不是用来划地为牢，或者论战时用来攻守的武器，换言之，不是一堆死的概念、说辞。要向胡适学习，仅仅靠读书、靠学术研究是学不到自由主义真髓的。胡适一生也没有像西方那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那样，写出有什么系统的自由主义专著来。

鲁迅的文风和胡适的文风，鲁迅的为人和胡适的为人，甚至鲁迅的面容和胡适的面容，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点。对此，作者有个很好的说法，胡适是阳光，鲁迅是闪电，闪电以它的锐利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阳光不在黑暗中穿刺，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照亮。我也曾用过一个比喻：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能醉人，水淡而无味，但更加不可或缺。前者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后者则提供普世价值。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维度，不是非此即彼。本来，这两个人，他们提供的不同价值，不成为问题，只有当胡适被否定、鲁迅被放大成万能的知识分子之神之后，这才成为问题，现在要做的是还原真实的胡适和真实的鲁迅，这本书的意义也在这里。只有回到历史的本身，看清楚他们曾走过的脚印，我们才有可能超越胡鲁之争，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作者 王朔 人民文学出版社

据王朔自述，写作“毁了我的家庭和生活”，它是一个诅咒，已经成为摆脱不开的生活方式。最新长篇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即是此种创作野心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它用未来（三十年以后的2034年）的视点来描述这个世纪最初几年的生活，展开了一个探寻追求生命意义、情感价值的主题，具有复杂生活的质感和碰触人心的温度。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仍然是对女性读者的，这决定了王朔讲话的方式和敞开的程度，是一种关怀的照拂的姿态。好多话要说，但听的这个人得是有一些生活经历的，“结过两次以上婚的”。一上来就有安抚人心的温情，已经历经人世的创痛，洞悉一切包容一切，是博爱的也即神的立场。只在有准备的读者面前，王朔才展开了他独有的犀利直率的言说，围绕“沮丧、自杀、崩溃、死亡、宗教、灵魂”等关键词，王朔好像在回应两千年前屈原那绵绵不绝的《天问》，用一个人（作家方言）的生与死，生动演绎了生活和人、死与不朽的大命题。

伤痛与迷失，与生俱在。这是王朔言说的前提。早在《看上去很美》里，从早期的童年经验里，男童方枪枪已备感孤独、迷失与一再迷失之痛。“第二天方枪枪发现自己还是个孩子，躺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床中，又落到李阿姨唐阿姨手里，不禁失声痛哭”，“方枪枪看着下午阳光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周围一切店铺招牌皆为陌生，猜是一座城里却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如何会在这儿，为什么一人站在街头哭，刚才他最后的梦境是在保育院午觉起床，天光气氛与此刻衔接得天衣无缝，绝对是一睁眼故土故人皆抛，顷刻间孤零一人在万里天外”。肉体之永远堕落和局囿，精神之无限飞升和广大——再没有比王朔描写的此刻更令人魂飞魄散了。在《谈话》里，当方枪枪成为方言，在迷失之途一路踉跄，肉身无可挽回地走向一条不归路，方言的灵魂发言人——北京老王说：“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这张老脸，带着一世的酒色财气，脑门上刻着两个字：坏人。洗也洗不掉。”“为什么迟迟不死，就是不愿意相信每个人都是镀在痛苦这一底片上投影到人生大银幕上……我知道电影院放映出来的都是经过剪接的人物，一张脸后面还有几万几十万尺胶片……看看剪接前的我，素材中的我……换个接法就是另一种面貌。也许能发现我不是放映出来的这个我。”

一定有无数个时刻，肉体渴望回归灵魂，返回那无与伦比的高度和美丽轻灵的姿态。王朔描述过那种极致的体验和幸福：“我们都是上帝，人这一生，是我们精神分裂时的一个浮想。”在《致女儿书》里，他如此安慰女儿：“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在宇宙洪流中，受到我们的邀请，欣然下车，来到人间，我们这个家，投在我们怀中。每个瞬间都是一幅画，美好的，死亡那一刻也是如此。”“我们为人之前都是在画中。永恒是一幅无涯的壁画，我们是其中的一抹颜色。”活着是一种偶然，死去也并不可怕，那是另一种存在，从彼处来又回到彼处去。那个时候，“是在一种共同的感怀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有那个世界的广阔视野和广阔情感。非要说和人类情感相近，就是喜悦……持续不断的喜悦，永不衰减的喜悦，雕刻在喜悦中。”（《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王朔在这里打破了人类的一个终极禁忌，即对死亡的巨大恐惧。与其害怕死担心死，不如习惯死，了解死，他的做法是“拆掉了生和死之间这堵墙”，活着已经死去，死去仍然活着，就达到了来去无碍的自由境界，出离了人间，脱离了人的局限，虽然还带着人的躯壳，但归来时已有了全新的世界观。如此，才会有《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里表达的对生命和人间的脱离了世俗利益的纯然审美的关照和巨大的情感联系。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怀着对人类的巨大温情，怀着对人的局限性、人的宿命的巨大悲悯，对生和死做了新的了断，进行了他寓言般的宣告。作者神游八荒，心骛极仞，任意穿越异度时空、生死两界，恣情洒意地成就了这部集超验、前意识、梦境、回忆、妄想等极致经验和诡异笔法于一体的小说。其巨大的心理空间和复杂意识内容令人叹为观止。

人中之最卑贱者，痛苦中之最痛苦者，孤独中之最孤独者，羞愧中之最羞愧者——一个甘愿下地狱的人，一个把灵魂交付出去的人，一个承担苦难和羞耻的人，一个自觉罪责与不幸的人。方言和老王，这个人的两面，怀着巨大的痛苦和快乐言说。在恣意的言说中，人的存在及价值被无情击碎，又从荒芜中重新矗立。几度颓丧又几番振起，生命顿然失色然复又绚烂万丈，魑魅魍魉人间，一书功成万骨枯。在此书中，《致女儿书》刚写了两节，《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完成了第一部分。我感觉王朔今后的创作将会继续在“作废的几万几十万尺胶片”中剪出种种的真我和非我。

忏悔才刚刚开始。

北京奥运会还剩下最后一个月，中共当局急于公布出席京奥的外国领导人名单，预报将有80国首脑前往北京，创下最多外国首脑列席奥运会的历史纪录。

中共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连续用两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来评说法国总统萨科奇出席京奥一事。7月2日，听说萨科奇出席京奥，又提出新条件（会见达赖喇嘛），《环球时报》估计此君“不来了”，就以《奥运期间，中国网民不欢迎萨科齐》为题，声称近90%中国网民反对萨科奇出席京奥，意即：我们不希罕你来。

但到了7月4日，又听说萨科奇决定出席京奥，《环球时报》又急忙换上另一个标题《反华势力哀叹抵制北京奥运彻底失败》，声称：萨科齐转变态度令西方反华势力恼火。在这里，究竟谁是“反华势力”（实为“反共势力”）？是萨科奇？是法国政府？还是别的什么人？连口不择言的中共本身，都莫衷一是了。

事实上，今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萨科齐出席京奥，就以中共同达赖喇嘛对话为条件，之后，中共被迫与达赖喇嘛的代表接触和对话两次。正因中共屈从了法国政府的压力，才让萨科奇改变了态度。

回观中国，既然抵制和反对萨科奇出席京奥的中国网民（代表中国民众），高达近90%，动辄指控外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中共当局，为何不顺从民意，径直给萨科奇吃一记闭门羹？反而如释重负，表示欢迎？按照中共自身的逻辑，等于中共“伙同”法方，倍加“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按照“爱国愤青”们的逻辑，中共前后不一的乖戾表现，等于任意玩弄中华民族的感情，出卖中国民众。从这一情节上，说中共“卖国”，毫不为过。

实际上，为了达到让外国首脑出席京奥的目的，中共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展开大量幕后活动，达成大量台下交易，主要以牺牲中国主权和利益为代价。

日本方面。首相福田康夫一直不表态出席京奥，直到6月18日，中共与日方签订了有利日本而不利中国的“东海协议”之后，福田才松口表示要出席京奥。此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细节是：福田以节约能源为由，将乘坐军机而非政府专机，前往中国。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中共曾主动向日本政府提出，日方向中国运送救灾物质，可动用自卫队军机。但消息遭日本媒体提前曝光，在中国国内民众的反对声中，相关计划被迫取消。6月底，受中共邀请，一艘日本军舰进入中国访问，这是中日战争后的首次。

二战后，美国与联合国曾对日本制定“和平宪法”，规定，日本军队和军备不能派驻海外，只能用于自卫（故称“自卫队”）。近年，日本借用反恐名义，频频测试外派军队和军备的可能，并有所突破。

基于日本侵华历史，日本军人、军机、军舰进入中国，成为高度敏感话题，往往勾起中国民众的惨痛记忆，挑动中华民族的敏感神经。故而，在此之前，双方并无军事交流与往来。

今年，中共主动要求日方派遣军机进入中国，是有意向日方示好；消息走漏并遭到中国民众反弹之后，中共又邀请日本军舰进入中国；借出席京奥之机，福田乘坐军机前往中国，是中日两国当局的又一个台下交易：采用暗渡陈仓的障眼法，日本军机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领空。

最重要的是美国。中共苦心经营，换得布什总统多次表态要出席京奥，最后甚至抛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不出席等于公然冒犯中国人民”。这是布什总统的明显口误，至少言不由衷。对那些拒绝出席京奥的民主国家诸如德国、加拿大、奥地利、波兰、捷克、爱沙尼亚等国首脑们，他们不过是坚守自由与人权立场，表达对中共暴政集团的蔑视，他们何曾“冒犯”中国人民？不过是冒犯了中共而已。

中共当局与美国政府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交易，换得布什当局如此“偏爱”？一种可能是，布什下台前，适逢美国经济衰退，故而要求中共暗中买单，比如，要求中共签订更多采购合同或购买更多美国债券（这对于不受民众监督、可绝对支配中国资源的中共政权，完全不成问题）；另一种可能是，布什将在离任前攻打伊朗，要求中共配合，至少不出头反对，不构成障碍。

交易毕竟是交易，专制中共不可能换得民主美国对它的“真爱”；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也断不可能放弃民主与人权理想。就在布什确认出席京奥的同时，美方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共加入G8”（八国工业集团，成员需同时是工业大国和民主国家）；美国宣布制裁津巴布韦独裁政权的新措施；美国继续谴责缅甸军政权。

和从前一样，美国政府继续走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钢丝上，谨慎地维持平衡。美国对中共的容忍，就如美国先后对德国纳粹集团、日本军国主义、苏联斯大林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以及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容忍一样，都只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表面的而非实质的。战略容忍之下的战略等待。

外国首脑出席京奥究竟有多重要？恐怕只有中共高层人物们，才心知肚明。80国首脑出席京奥，是中共高价换得的一份“外交成绩单”。

而在国内，从大雪灾到大地震，从抱怨没有预报到抗议豆腐渣工程，从藏人示威到瓮安暴动，从物价飞涨股市暴跌到北京刀客斩杀上海公安……危机四伏，惊恐不断。此时此刻，中共只有把希望建立在外国人身上，利用众多外国首脑出席京奥的机会，向国际展示“中国崛起”（实为“中共崛起”），更向国内民众展示中共政权“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利用奥运搞政治，中共玩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以至于，连国际奥委会都看不下去，公开对中共发出批评和警告（6月27日）：停止将奥运政治化！

天怒人怨的2008年，无疑是中共末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转折点的内涵就是，具有决定性数量和影响的中国人，开始转向希望加速中共末世的进程。瓮安事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点破了这个内涵。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由来已久。尤其是自六四以后，更少有人真心为这个政权的道义基础辩护。但是，多数国人对于中共合法性危机的态度，却经历了充满矛盾的演变过程。六四的时候，北京和一些大城市闹得那么厉害，但八亿农民完全持旁观态度，他们看不见学生和城里人的抗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政权坏到了应该采取激烈手段来推翻的程度。著名的农民代言人李昌平最近指出，八十年代农民上访的数量很少，只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乡镇政府几乎天天都有喊冤叫屈的农民。越级上访者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从上级批转下来的信访件，每月都有上级党政机关命令乡镇政府派干部进城接上访者回乡的事情发生。”

但是﹐当内地农民一步步陷入困境的时候，不少人却迎来了自己的好时运。一大批人﹐包括不少一贯对中共没有好感的能人和精英分子﹐正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发了财﹐升了官﹐出了名，过上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富裕生活。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共产党的鄙视﹐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不希望中共像苏共那样猝死﹐引发清算和混乱。于是﹐上自江泽民，下至村干部，一切有机会从中共末世的盛宴中分到一杯羹的人﹐大都持这样的心态：虽然总有散伙的一天﹐但希望这一天晚点到来﹐希望这场宴席不要太短，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江泽民是这场盛宴最大的获益者﹐他迟迟不愿离开主持的席位﹐几乎到了触犯众怒的程度。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如意算盘﹐也是延长这场盛宴的寿命。这一点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看得很清楚：胡锦涛从来没有打算触动官僚的既得利益﹐他的“保鲜教育”﹐以喜剧的方式向共产党的官僚们传达了友好的信息﹐而温家宝的“宏观调控”也始终把壮大官僚资本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尽管胡温的第一任期﹐人们听到了许多“入耳”的好话﹐但现实是﹐“官肥民瘦”的趋势在加速发展﹐没有足够大的外部冲击﹐中国专制的政治平衡还是很难被打破。

2008年﹐以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的全球通胀﹐是对中国日益脆弱的官民关系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温家宝对此非常清楚﹐但两难之下﹐他还是选择了舍民保官的基本方针。半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和民间社会为承受这一冲击付出了与官府不成比例的巨大代价。且不说几千万股民的资产损失﹐就实体经济而言﹐绝大部分低息的银行贷款还是给了国有部门﹐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靠高利贷维持或关门大吉。当官员们的汽车无节制地消耗大量补贴的汽油时﹐私营的客车司机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排队加油﹐而不是在路上行驶。当国际上的粮食价格已经两倍甚至三倍于国内价格的时候﹐中国农民的粮食却严禁出口﹐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卖粮难。政府粮食部门盘算著逼现金短缺的农民低价售出粮食﹐到秋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出。

当多数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的时候﹐权势和鹰犬部门的官员不仅毫发无损﹐还以所谓阳光工资为名加薪﹐又以通胀为名大发福利。更令百姓难以容忍的是﹐为了北京奥运的门面﹐政府加大了对上访人员的迫害和压力。一句话﹐面对来自外部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中共官僚集团把所有伤害都放在民间﹐而把所有的好处都留给官府。

6月13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的非常会议表明﹐中共已意识到民间的不满在急剧上升。有报道说﹐会议宣布﹐中共秋后要开始整党﹐也就是说﹐胡锦涛终于意识到﹐再不拿官僚开刀﹐中共就有崩盘的危险。

瓮安事件的意义就在于﹐没有人认为这个发生在西南一隅的事件是一个孤立和个别事件。贵州省委书记也不得不承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重要的是﹐四名主要负责官员被撤职﹐宣布了中共末世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中共高层为了维持政权﹐不伤及官僚阶层的利益已经不可能。今秋开始的整党﹐究竟是好官整坏官﹐还是坏官整好官﹐谁也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官僚们的日子将不好过﹐因此﹐会有更多人加入到希望中共末世早日结束的大军之中。

一：54个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及使用情况审计结果。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07/04/content_15954264.htm

没 有完全的免费和强制政府必须做到免费，就没真正的义务教育。我说过，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至今没有真正的义务教育，那些普九义务教育达标的说法 都是文饰之词而已。因为政府是纳税人所养，所以教育投入的主体必然是政府，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理当如此。城市的义务教育挂羊头卖狗肉，而农村很多地方的 教育经费更是被挪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都没有教育投入热情，因为这些不是热衷官帽和GDP的官员们所乐于 去做的。做教育这样的百年大计，对他个人的升迁没有什么用，甚至有妨碍，这才是没有真正的制度监督之下的官员对教育漠视的真正因由。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 育投入，乡镇占78%，其他是省级财政，而中央政府只占2%，这里应该倍受批评的是中央政府。乡镇所占比例太大，于是出现许多乱收费，同时增加不少教育欠 债。更加重要的是透露出一个让各级政府暗中效法的理念是，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缺乏真正的热情，一个合法的政府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是它题中应有之义，而 不是将此看作是对民众可有可无的施舍，这样一来农村义务教育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海口3名八旬老人横卧马路 抗议派出所占地。http://news.qq.com/a/20080703/003472.htm

从 这个例证，大家也不难看到杨佳为何恶性袭警的内在因由了吧。现在一些公安机关为恶、不少警察行凶，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他们手中所掌握的不受制约的权力， 他们对纳税人傲慢的态度，无处不在的对民众颐指气使的做法，使得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和警察的信誉大为降低。民众对公安机关与民警也许是恐惧的，但民众对这种 无法无天的公权力的厌憎态度与日俱增，才会出现与此种强权力的机关与人事共存亡的暴力事件。一个国家不仅保护不了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无法保护公民的合法财 产不受侵犯，更无法使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能够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反而使他们所得的财产没能得到合法保护，所以公安局被民众指为母安局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的公安局在一些时候不是为了公众安全，只是为了母安（党啊，亲爱的妈妈）而已。为了母安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母安而公不安，将来难免激起更多针对公安机 关和警察的暴力事件，兔子急了咬人都是可能的，这对一个社会来说绝非福音。

三：靠什么防止个别人报复社会的邪恶企图。http://www.stnn.cc/life_op/200807/t20080704_807203.html

掌 握公权力的机关与个人，由于没有真正的良好制度制衡，他们为恶的倾向与次数大大增加。而且由于没有传媒的良好及时有效的监督与报道，所以他们继续有恃无 恐，为恶的次数累积叠加，造成了民众怨声载道。再者，这些强权力机关与个人由于没有有效监督，长期以来与民争利，蛮横霸道，使得历来胆小怕事的中国民众也 只有采取非法暴力手段，奋起一搏。他们想用合法手段，可是合法手段如到法院打官司，也被有权力的人上下其手；他们想上访，可是上访后被围追堵截，被四处踢 皮球，甚至被黑办。待一切无法走通后，他们只有华山一条路。当大家都只有华山一条路——利用血酬定律去血拚的时候，才会出现众多的群体事件以及像杨佳这样 的伤害性事件发生。真正要阻制一些民众报复社会，那么制度革新、权力受到真正的制衡才是上佳之策，任何过于相信暴力的所谓统治，必然遭致权利意识觉醒的民 众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可能就会包括其中的“邪恶企图”。胆小怕事的民众越来越多的“邪恶企图”是怎么来的，是值得权力拥有者思考的。

四：香港传染病通报机制出事了。http://www.stnn.cc/singtao_ed/200806/t20080630_804605.html

香 港是亚洲一块老牌的自由民主之地，它的发展和变化一直为世界各地所关注。由于九七年的回归，加以我常到香港进行一些交流，对香港各方面的关注与日俱增。事 实上，一个社会的变化，当然可以从大事上见出许多变化，但我们应该见微知著，因为许多变化是从不知不觉的点滴变化开始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香港正在沦 陷》，就是从许多小事上来观察的。发生紧急的卫生疫情，应该及时透明地公开一切，俾使民众知晓一切，快速与官方合力防范疫情扩散，使得整个社会快速控制疫 情的影响。但香港卫生署这次处理肺痨上的缓慢与迟顿，与前不久特首曾荫权任命几个副局长的事件也表明香港官方对民众的傲慢，在与日俱增。前次事件以曾荫权 道歉而终，而此次卫生署的简慢与迟缓，却似乎没有相应的人来承担责任，这也说明问责制度在香港遭遇相应的挑战。

五：记者披露部分领导赴灾区慰问异化为公款游。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5/094315876768.shtml

中 国官员由于不对民众的利益负责，且民众对他们也没有选票的制约，所以他们对民众的傲慢无礼，恐怕也名列世界前矛。由于毋须对民众负责，所以当他去为民众办 点事的时候，就前呼后拥，邀约一帮媒体为自己捧扬，进行无耻的自我表扬，中央政府主要由国家级媒体表扬，而地方政府则由他所掌控的地方媒体表扬，这种表扬 就是无耻的市恩心态在作怪。政府救灾也罢，灾后重建也好，或者办其他民众之事也好，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不应该受到媒体的表扬，纳税人已经用你不错的薪酬表 扬你了，你还要开动一切传媒来自我文饰，就难免一些官员会做秀会表演，会藉别人的痛苦，公藉民脂民膏来搞公款旅游。记者披露部分领导赴灾区公款旅游，既然 真相在握，媒体也报道出来了，为什么这样的作秀官员不能得到有效的惩处？不能有效地惩处这样的官员，官员的作秀表演、公款旅游，就会前去而后继，无穷无 尽，而使得灾难对民众的损害雪上加霜。

六：卫生部要求部分手术酌情暂缓 保血液供给奥运。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356439.shtml

面 对国际社会，中国官方总说反对将奥运会与政治挂钩，但当他们面对国内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把奥运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开一个奥运会，使得中国民众的生活多方 面包括从衣食住行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特别举办地北京，现在至少不适合中国民众居住，所以北京本地人也在适时准备“出逃”暂避。奥运会如果只是按体育精 神和市场经济规律来办，那么应该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不相抵触，可惜的是对民生民权不注重的政府，却好大喜功、为争一个国际面子，不惜牺牲民众利益，而一些机 构在参与奥运面子工程的时候，与民争利，造成了不少的民怨。为了保证外国人的安全而不惜牺牲本国人的利益，这样特与友邦，暂缓家奴的恶习，背离纳税人养政 府的初衷。外国人来中国参与奥运比赛，有许多地方也是耗费国人的钱，国人却在此时不仅要耗掉无度的税款，而且还可能生命受到伤害，这样的政府你说他邪恶都 不为过。

七：绵竹救灾样本调查：政府将NGO纳入救灾体系。http://leaders.people.com.cn/GB/7455803.html

抗 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大批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志愿者机构及个人，付出了相当的心血与热情，他们的努力，媒体没有像样子的报道，政府也没有较高的肯定，这是不 公平的。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开动自己控制的媒体，进行“伟光正”的市恩表演，将他们应该做的份内事，说成是施舍，搞成市恩，用英模表演团来进行愚弄麻 醉，不去反省问责，有效地转移民众的批评视线，这便是灾后政府控制媒体的常态。事实上，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机构）和个人，对政府的救灾不力不仅有拾遗补阙 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对政府的救灾过程中的不足产生了对比作用，让民众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区别。再者，一些志愿者机构与个人也从现场发来了一手观察，给政府 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建议，从而让更多的人知晓一些真相。此文讨论了灾后重建中志愿者机构和个人的作用，论证了政府和志愿者机构及个人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 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应该充分赞赏和肯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机构的迅速成长，同时也为公民的爱心表达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提供更多的帮助，使 得整个社会通过此次灾后重建得以健康稳固地发展。

2008年7月7日8：10分于成都

2008年5月24日，晴

昨晚抵家，已凌晨两点，倒床便睡，至中午还魂。

闷头整理采访，过滤与《纽约时报》傅好文（howard w.french）时断时续的交谈，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昨晚，我们风尘仆仆自都江堰回成都，寻一川菜馆子刚落座，嘴战就开幕了。

桌子比较大，傅好文与我正对面，左右是其他人。老范的录音笔始终在我的下巴底。我们喝了两瓶红酒，平均两口酒的缝隙，傅好文就要插入一个问题，并且是出其不意的。我们再次讨论了刚出版的英文《底层》，人物和细节，一个接一个，非常微妙。

英文《底层》开篇就是《吹鼓手兼嚎丧者》，傅问：这样的特殊职业在中国有多久？我答：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吧。小时候，我在乡下，就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吹鼓手和嚎丧者。傅问：你遭遇的这一位，他还活着？我答：已经过去10余年，不晓得。如果他活着，该有80多了。傅问：有可能找到他吗？我答：他住在江油境内，离北川很近呢。这次大地震，那边死伤无数，如果老先生还在，就算奇迹了。傅问：是吗？他还在为死者吹唢呐？我答：尸体都堆成山了，他为谁吹唢呐？又为谁充当假孝子？说不定老先生正为自己哭呢。傅问：自己哭？很有意思。廖，你的书中写了很多死亡，赶尸体的，为尸体整容的，麻风病，100岁的和尚，在天安门被枪杀的，为什么？中国人都生活在死亡里吗？我答：对对。要不中国为啥有“行尸走肉”这个名词？热闹的大街，电视，报纸，充满着行尸走肉。老祖宗孔子也说“未知死，焉知生”。大地震一来，我又得忙碌了，我就是干这种活儿的。我会写出一本地震后的《中国底层》。

大家都笑了。我又补充说：除了死亡，当代中国人没啥可敬畏的。傅说：是吗？那么强权呢？我说：强权也是建立在恐怖，也就是死亡威协之上。傅说：所以你一直写底层，没有权力的人们，这样危险小一些？我说：是的。但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历史还是文学，都要真实一些。傅说：为什么？无权力者不会撒谎吗？我说：人天生就会撒谎。但弱者撒起谎来没有底气，很容易露馅儿。而权力是谎言的翅膀，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体中国人都相信啊。傅说：如果有一天，让你采访高官，比如省长，或更高的中央领导，甚至总书记，你愿意吗？我说：不太愿意。傅说：商人呢？比如董事长、总经理之类？我说：不太愿意。傅说：为什么只写底层？害怕挑战？我说：电视和报纸上，天天都有你所说的那种成功者或主流的采访，杨澜你晓得吗？眼睛有点问题的富婆，专门开你所说的煽情专栏。傅说：我指的不是CCTV。不是中国的一个上层访谈的标准。他们不值一提。我在非洲呆了10年，曾把一本法文小说翻译成英文，后来又做《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后来又做《纽约时报》的记者。我渡过军政府时期，渡过天天政变时期。我采访过蒙博托，还采访过中非的小皇帝博卡萨，非常可笑，对本国人民很严厉，对外国记者没什么，很随便。我写了很长的文章。我说：蒙博托和博卡萨，在中国名声非常大，据说博卡萨吃人，还用人肉冒充熊肉招待外宾。傅说：我没听说过。而反对他的人，说什么都可以。我是记者，我会用我的办法挖出有价值的东西。其他同行，只要有头脑，也会这么做。知道卡布钦斯基吗？他做得更地道。我说我不知道卡布钦斯基，但我知道西方人，比如你，傅好文，在自由的环境长大，可以自由选择现在和将来做什么。你们的人生很主动，反政府，随便；游行示威，随便；你小时候喜欢革命毛泽东，更随便，只要不搞爆炸。中国人可不行，比如我，六四之前写诗，同所有的官方作家一样，企图通过纯文学之桥走向世界。不幸的是，我写下长诗《大屠杀》，坐牢4年，一下子被抛入社会最底层，此后的岁月，我就一直同我书中描述的人与事打交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坐牢、做政治犯、做异议作家，包括离婚和吹箫，都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傅说：是吗？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可你为中国底层写了这么多书。我说：我很晚才意识到必须要写下去。我曾经想逃跑，想得发疯，我已经去云南西双版纳踩过点，本来花两三万，就能偷渡过去。可事到临头，我却下不了决心。我使用汉语，我的职业使我下不了决心当永远的流亡者。于是就一次次申请护照，十几年，我申请了9次，官方都死死卡着。傅说：这和你的文字有关系吗？我说：当然嘛，出不去，又不能逃跑，只好埋头苦写。于是就成现在这样子，于是我们就只有在这儿见面。我的文学、音乐和政治老师，都应该是共产党啊。我担心哪一天离开了它，自己将成为有自由无激情，甚至无价值的废人。

大家都笑。傅好文却说：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有机会采访到高官，你会去吗？我说：一般情况我不会去，因为如我这种智力和阶层，很难迫使他讲出真话。而没有真话的访谈，太无聊。除非高官一栽到底，坐牢了。我曾经和重庆市委书记的秘书一块坐牢，大家一放松，就无话不谈。傅好文说：廖，我不认为你的智力比高官底。我苦笑道：如果我有公开采访高官的智力，就不会坐牢，更不会倒霉这么多年了。

大家又笑。傅好文摸出像机，对旁边的小金说：我能给你拍两张吗？小金点头，可担心光线太弱，因为整座两层楼的饭馆，就剩我们这一桌，服务员已关掉大多数灯。酒早喝得差不多，胸中的块垒仍未浇下去，于是我抽出箫，幽幽吹了一段。

尽兴了，都明白了，只有服务员们窃窃私语着。金琴耳尖，听出她们在议论：地震期间还能上大馆子吃饭，不错嘛。吹这种死人调调干啥子哟？

2008年5月25日，晴转阴

应我的请求，老范自上海发来网址，我查看了刚刚从傅好文嘴里得知的卡布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去年逝世的波兰人，前年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最后阶段，并最终败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战地记者。了不得。

卡布钦斯基说：“20年前我在非洲，看到一场场革命和军阀混战，看到一个战争又一个战争。事实上，历史正在制造当中——真实的历史、当代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个人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是，我没有遇见任何一位作家、诗人或者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他们在哪里？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什么连一个作者都不在场？我想，回到欧洲能找到他们，他们可能在家，正在写自己身边的事儿：男孩、女孩、笑、隐私和婚姻——几千年来我们反复阅读过的故事。我们某一天读到的获得法兰西奖章的小说不真实。因为没有一本属于我们的现实——经过多次篡改又被我们改写回来的历史，没有一本！

我读得心潮澎湃，立马引为知音。可惜大陆没有他的翻译书。

2008年5月26日，阴间多云，有雨

我迷上了卡布钦斯基，一口气下载了关于他的许多文字。可惜是二手货，介绍文章也都是国内人写的，新闻套路害死人。

但是从中仍可以读出，卡布钦斯基模糊了作家与记者的概念，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路子。难怪瑞典文学院的保守老头们选择了中规中矩的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卡布钦斯基“在市镇上走一整天，不与人说一句话，他宁愿选择细心去看，去听，去感觉。他说：要把自己变成一部摄像机，什么都吸入脑中，即使谣言，也不放过。因为，谣言也代表了一种集体投射，只要大多数人相信，那就会如‘事实’般发挥影响力。他也不爱写笔记，我们也不会看到他与被访者纠缠于难解的问题，或奋笔疾书，记下答案，再逐字逐句引述被访者的言论。不，他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他偏偏能够准确把握事件或争议，立体呈现在读者眼前。”

——忍不住大言不惭，跟我的手法很像嘛。我在《最后的地主》之《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里，就说过“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我的朋友苏晓康大约担心此种东西会被挑剔的业内人士抓住辫子，还特地在序言里发明了一个词：转述。再转述。

如傅好文所说，我没采访过暴君，而卡布钦斯基的代表作就是《皇帝》，写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曾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指出有“多处失实”。为此，卡布钦斯基辩解道：我为什么要当作家？为什么要多次出生入死？是为了做一些猎奇性的报道吗？还是为了挣薪水？不，于我而言，作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召唤。如果不是发现有些关于历史和人类自身的问题非解决不可，我不会投身到这么大的危险中去。

我没有如此大的雄心，所以面对质疑，我往往退缩和沉默。无尽头的孤寂使我依赖时光，想象它能澄清一切，其实时光在某种意义上，跟人性一样靠不住。非常惭愧，我属狗，脊梁骨虽然没打断，可受伤了，一遇敏感的政治天气，就隐隐作痛。其他人呢？那些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知识分子呢？真能忍耐住莫名伤痛，彻底做一个刘晓波描述过的“被关押在自己家中的自1o

《上海警局一文》是苏律师兄写的，我就不表扬他眼光独到了，其实有脑子善思考者不难发现其中疑窦：

如没打人没理亏处，上海警方花着公帑北上至京和杨佳家人面谈，这么负责这么拿人当人的警察，世所罕见。

如没打人没理亏处，上海警局为什么愿掏1500块钱赔款，扶贫吗？

生育能力有没有问题，警察说了不算，睾丸说了才算。所以，杨佳应该申请医学鉴定。不过专家们昧着良心鉴定的事太多了，昧着睾丸鉴定也极有可能。

 

上海警局应该在扯蛋上多下点功夫

北京的小伙子杨佳袭击上海警局，这事儿要是放在白色恐怖年代，他就成革命英雄了。壮烈牺牲了，建国后被评为烈士当属无疑。可惜，他生不逢时，错过了好时代。废话少说。日前上海警局告破杨佳袭警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好多细节。瓮安少女李淑芬投河自杀案，除了俯卧撑之外，李淑芬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到现在人们还不得而知。不知道动机，等于案子没破，因为溺水身亡谁都知道，但这不能说明李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上海警局就不同了，发布会不仅详细披露了那几个笨蛋警察是怎么被一刀刀捅死的，还披露了杨佳作案动机这一重要细节。一看就是大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比瓮安那穷地方的警局文明多了。但我觉得他们的功夫欠火候，至少还得在扯“蛋”的问题上多下点气力才行。

传言说，杨佳的蛋子儿被上海警局弄坏了，失去了生育能力。对此，上海警局矢口否认，并说自己处理自行车盗窃案并无不当，完全依法行使职权。但他们表示，杨佳在该案结束后，曾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区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以及电话费用总计一万元人民币等“无理”要求。今年三月，闸北督察支队有关人士曾两次到北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但都不被理睬，因此，杨佳对上海警局怀恨在心，寻机报复。这理由似乎说得过去。但就为了几个投诉的电子邮件，警局便把上访变成下访，总让人感觉有些蹊跷。群众一有不满意，就千里迢迢下访去，还干点正事儿不？上海警局真的这么好，闲着没事儿的也可以学学杨佳给他们发个邮件试试，看他们是否到你家里“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因此，警局千里下访，肯定是为着相当重要的事儿而去的；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应该说清楚。为了杨佳的蛋子儿的事儿去北京，不是没有可能，至少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

现在，散布杨佳蛋子儿被弄坏消息的人已经被抓。瓮安6.28事件中风言风语那么多，瓮安警局都没抓散布“谣言”的人，上海是中国文明程度较高的都市，为蛋的事儿，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嘛？想必这“谣言”一定动了上海警局的蛋子儿，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甚至疼痛了。

扯来扯去，杨佳的蛋子儿怎么着了，终究还是个问题。不动人家的命根子（或者相当于命根子的事儿），人家就去杀人，除非他是精神病。别指望人人都是秋菊、就知道打官司要说法，杨佳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正处于发情期，蛋子儿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对于本案来说更为重要。因此，要彻底闹清楚杨佳的作案动机，上海警局必须在扯蛋上多下些功夫才行。如果要彻底排除血案发端于蛋子儿的问题，警局就应该主动公布自行车案件以及去年去人家里的会商细节，同时，还应该允许众多媒体参与扯蛋才行。

不扯蛋，蛋子儿的事儿扯不清楚。本案即将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应该对杨佳的蛋子儿好好鉴定一番。否则，杀人的真正动机将永远是个谜团，六条冤魂也将死不瞑目。

来自：苏律师blog

与夷是宋宣公的儿子，宣公临终时舍与夷而立其弟做国君，有人认为，这是宣公的知人之明，他知道弟弟贤明而儿子无德。宋国是商汤的后裔，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宣公的做法使得宋国和平稳定的国策维持下来了。宣公的弟弟子和就是宋穆公。公元前720年，宋穆公临死时召见大臣孔父等人，做了一件重大决定，穆公向孔父托孤，要求他们辅佐与夷。孔父表示大家都愿意辅佐穆公的儿子公子冯，但穆公不同意，说他不能让先君宣公的贤德埋没下去，他不能死后见到兄长无话可说。穆公甚至当即命令儿子离开宋国到郑国生活，穆公在当年八月去世后，宣公的儿子与夷顺利当上了宋国的国君。

但这个与夷当了国君后，不思报答父辈们的恩情和良苦用心，反而因为堂兄弟子冯还活着而寝食难安。有了这一心结，迟早会被人利用。很快，前719年，弑君篡位的卫国州吁为了平定国内的不满，想将矛盾转嫁到国际上去，就决定攻打郑国。他派人到宋国游说与夷出兵，与夷还傻乎乎地问原因，卫国的使者就把他的心思点明了：我们打郑国，正是要帮你除掉心腹大患啊。宣公、穆公两朝开创的和平的周边环境就此被打破。与夷即位之初，诸侯列国中和宋者甚多，宋、卫相睦，陈、蔡、燕与之；礼仪之邦的鲁国两度与宋国修好。但这种国际关系很快被与夷葬送了。

如果不是因为一件小事，以宋国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之仁，与夷的国君之位还会稳稳地坐下去。前711年的冬天，与夷的亲族大臣、宋戴公的孙子华父督在路上遇见了执政大臣孔父的妻子，据说他“目睨而送之”，评价说：“美而艳。” 就是这一件小事，引起了宋国政治的大地震。

第二年春天，发情的华父督出动私家部队攻打孔父，杀了孔父而霸占了他的妻子。与夷听到此事，很生气。华父督害怕与夷会处罚他，先下手为强，就派人把与夷杀死了。

因为与夷做国君，从前720年到前710年，“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十年时间，宋国卷入了十一次战争，民众不堪忍受。华父督利用这一国内情绪，宣扬说，这是负责军事的孔父要开战的。到他把与夷也杀死时，就把公子冯从郑国接回来，立公子冯做国君，这样一来，既利用了宋穆公的声望，使国内民众觉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又跟郑国搞好了关系，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但在夹缝里生存了多年的公子冯也没有学到父辈们的长处，反而跟他寄居的郑国交恶，从与夷跟郑国开战算起，宋、郑两国的战争延续了四十多年。

而对与夷这个人，无论当时后世，人们都轻轻放过了。公子冯做国君后给与夷盖棺定论，谥其为“殇”，这个谥名是凶名、恶名。但宋殇公的恶却并没有得到清理，殇有横死、夭折的意思，也有无主之鬼的意思。与夷的一生为“殇”，显然更应该是无主之鬼的意思。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小人、恶人只有抽象的指称，而无具体的分析，细致的审断。与夷的品质有哪些特点，似乎很少得到界定。他因穆公之恩上台，却对穆公之子、自己的堂兄弟穷追不舍，不肯放手。用现代政治的语言，即使公子冯真是他的竞争对手、心腹大患，他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思路来解决，即延续宣、穆二公的光荣，把宋国治理得更好；甚至他可以把公子冯请回来，把商、宋的共和传统发扬光大，使兄终弟及的禅让政治向竞选的政治突变。但这个十足的小人在小人之路上一头走到黑。卫国公子州吁弑君篡位，人人皆以为不义，但与夷却跟他沆瀣一气，联手伐郑。

为了个人的权位与虚荣，与夷穷兵黩武，搞得宋国民不聊生。为了一时的利益与需要，与夷背信弃义，终致众叛亲离。而这个无能自主的小人喜怒皆形于色，连卫国的使者都看得出来，更何况大奸大恶者华父督呢？他看不清自己的力量，华父督的乱行让他公然一怒，结果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知青回城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看见其中一些变味的历史记录。

传统的历史书写里，总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动。知青史本来不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它借助文学的形式，以伤痕为内容，以控诉为目的。这类文学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像北岛等人就不承认“伤痕文学”，认为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宣传。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文学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记录了一些小人物被卷进荒诞运动之后的悲惨命运。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记录突然改变了方向。历史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时候知青一代正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的控诉者中不少人变成了成功人士。他们回眸历史时，觉得与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绘得凄凄惨惨，还不如打扮得壮怀激烈。于是一股“青春无悔”的热潮席卷全国，“伤痕文学”中的苦难记忆被成功人士的温情怀旧取代，他们通过展览、影视、回访等方式缅怀自己的动人青春，甚至一些餐馆也因为打扮成当年的模样而生意火爆。

任何历史都是叙述者的建构，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中“话说当年”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色彩。遗憾的是，那些失败者往往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青春无悔”。历史有时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当年“上山下乡”的那１６００万知青，个个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导演、企业老总、政府官员，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混淆个人记忆和社会反思、审美立场和制度规范。在个人记忆中，任何人的青春，无论何种处境中，都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寂寞而彷徨的青春、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都可以变成记忆中或艺术上审美的题材。但是从社会发展上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荒唐的运动。曾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以一代人的青春来应付“文革”中破坏生产、“红卫兵”组织斗争导致社会混乱及大量失业的危机。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其实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们的学业被中断，去到陌生的农村，为农业生产出的力，跟农村为了安置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起来，当然是得不偿失。而他们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回城之后也没有用场，被认为是损失掉的光阴。

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回城之后的拼搏奋斗，为了“夺回”这些损失掉的光阴，他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个国家都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亢奋状态中。他们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时代。但是这些并不能归功于他们在“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证明，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显然会更好。

那一场运动的开始，很多年轻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主动去到农村，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政策强迫驱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被绑架了的时候，他就难以避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对绑架者产生感情和依赖。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一些阻碍正好来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彻底反思“文革”就会否定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